“红色公主”叶向真
——凌子口述历史
□ 周海滨
凌子原名叶向真，叶剑英的二女儿。1941年生于延安。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66年毕业。曾导演电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
家里的叶帅
在叶剑英的几个孩子中，只有1941年出生的二女儿凌子自小跟随在父亲身边。
笔者第一次见到凌子是2009年12月4日，在当年的叶帅府，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后面的一栋两层小楼。小楼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甫时，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子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宁静而幽雅。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子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凌子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凌子出生在延安“婴儿潮”时期。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面向和向往真理。然而，怀揣“向真”梦想的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文革”后，她因执导《原野》和《风吹唢呐声》而闻名影坛；如今的她致力于儒学的普及教育，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位布道者。
凌子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子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子，凌子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叶剑英生前的不少工作人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叶帅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叶剑英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 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叶剑英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叶剑英都叫得出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叶剑英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凌子经常会想起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由于担心白天飞机空袭，都是集中时间晚上行军， 5岁的小向真也跟着部队撤退。一天，大卡车坏了，叶剑英背着女儿徒步行军，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 ”
“文革”中“绑架”彭真，与周总理“谈判”
“文革”大潮中，叶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住军队，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叶向真回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43年后，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的人。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确认是叶向真。
向真回忆：“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他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说到这，哈哈大笑：“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和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言语之中，叶向真非常佩服周总理，“就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称为“二月逆流”。 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重要职务。
四年监狱，叶帅担心女儿“会傻掉”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被逮捕。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叶向真和刘诗昆的儿子）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说起抓我哥哥姐姐的事，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要不是我在‘文革’中太过折腾，江青也不会那么盯着我。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叶向真被关押在9平米的单人牢房里，与外界隔绝。她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叶向真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叶帅在“文革”中为什么没倒？向真说：“叶帅没倒是因为主席要用他，很多事情，没有他的时候，主席都觉得不安全，别人信不过。”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在大节上显出做人的宗旨， “绝对没有野心，不谋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职务升降都没有意见，能官能民”。
后来，周恩来向毛泽东说：“叶帅的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这个提醒，1970年叶向真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叶向真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放出来了。所以后来江青来看我时，弄得我们上下特别紧张。 她实际上是来跟我爸爸解释，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们，我们全家就跟要逃难一样，把我儿子都关在楼上禁闭起来，所有闲杂人等不得露面。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当时我们听听眨眨眼，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她就问，你在监狱里没怎么样吧……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们赶快把孩子从楼上弄下来，那时才七岁多，让他赶快叫奶奶，江奶奶。‘叫奶奶干什么，不要搞这些，叫我江青同志就行了。’当时我们很尴尬，怎么敢让孩子叫江青同志呀……结果后来，从一些批示材料里头才知道，抓我，抓我们，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叶向真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时，父亲就想和叶向真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叶向真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叶帅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叶向真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最高领导权。叶向真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抓四人帮，他们三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帅身经百战，对秘密工作有丰富经验，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主席去世，很多人给江青写效忠信。说不定身边很信任的人已经投靠‘四人帮’了。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哪边就会90％的赢，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得天衣无缝。
叶向真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此后的一件事，没人会想到与叶向真有关。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叶剑英提出召开，会期36天。会议召开前，胡耀邦安排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稿出炉后叶剑英不太满意，就让女儿执笔写作，自己口述，刘诗昆协助。从11月25日到12月12日，叶帅修改审定的叶剑英同志讲话稿最终完成。
叶向真说，在讲话中，叶帅特别亲笔加上这样的话：“大家敢于说出过去想讲而不敢讲的意见，畅所欲言，充分讨论，解决了不少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正确认真的批评”，“这是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过的好事情，是我们事业大有希望的标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推广到全党、全国。”
《原野》的禁演与曹禺的夸奖、廖承志的指示
也是在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为凌子，回到了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子说。
而父亲对凌子的期许，是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凌子小时候对植物栽培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子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很不高兴。凌子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地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地对国家作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么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专业。20年后，凌子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原野》是凌子改编自曹禺1937年创作的同名话剧。曹禺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凌子在中戏读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与曹禺有过接触。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子将剧本交予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子说。
凌子找到自己单位中国新闻社电影部的上级领导、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当时，中国新闻社只拍纪录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将我军，说给你20万够不够”。而当时，拍摄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万元。
凌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给凌子出了个主意：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资金。“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拍出一组漂亮的镜头，拍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子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子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影片拍摄完成后，凌子再去找曹禺看片。盛情难却，曹禺到北影厂观看了尚未音画合成的样片。“看完之后曹禺非常高兴。他把能请的朋友都请去看，在北影厂连续看了7遍”。后来，曹禺还在家中宴请《原野》剧组，解释为何不对剧本回话：“当时我不知道你这个叶大小姐要干什么。我这个《原野》已经给批了一遍了，已经压箱底不敢吭气了。你又要拿出来演一演，回头给我抖落出来又要批判一遍。所以我不敢问这个事情，也没法阻止你们。”
凌子问曹禺：“那您看了之后，觉得有没有失掉原意？”曹禺夸奖说：“更凝练了，比原作好。”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子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子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子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真挚的友谊。（1967年，刘诗昆被江青定为“反革命”，为了保住向真和叶帅，刘诗昆与向真离了婚。）
令吴江没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摄真的23万就下来了。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当时廖公说，香港人对洋人的评价特别在乎，如果在外头任何一个电影节有一点响动，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样了”。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作了推荐。1981年，40岁的凌子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凌子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电影节上，我一进餐厅，演奏人员就弹起日本歌曲。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 。马克·穆勒将《原野》选入参赛片，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得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当时有关部门请工会、共青团、妇联开了个座谈会，结论是男女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教唆犯罪，宣扬有妇之夫通奸和暴力复仇。为了争取能在国内上映，廖承志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两人在电话里都吵起来了，但结果仍是只能外销，不能内销。” 凌子说，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
1982年，凌子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入选夏威夷电影节、意大利电影节、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夏威夷电影节发函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予回应。与《原野》完全相反，凌子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时隔7年后, 《原野》解禁，大量的公众才一睹禁片真面目。其实，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在内部渠道播放，作为国产内参片在休会期间播放录像带。1987年12月15日，中新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叶向真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原野》荣获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女主角刘晓庆在颁奖会上感慨：抗战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许上映啊！此时，在电影事业中几度受挫的凌子在北影退休，从此挥别影坛，隐居香港。
劝父亲：“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啊！”
1986年深秋，叶帅因病逝世。让凌子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凌子谈起父亲时说，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有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叶剑英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上世纪60年代凌子结婚时，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过9时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叶剑英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凌子想起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上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凌子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父亲刷牙蹒跚的样子，凌子在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啊，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父亲认真听凌子说完后没有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叶剑英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和普及的凌子认为：“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记得有一份法国的报纸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大概说：‘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所能够传承下来的只有他们国家的文化，其他的都是一种辅助手段………所以一个国家能留给后人和世界的唯有这个国家的文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说得这样坚决。中国人很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对自己本国的文化，反而不放在重要位置。法国人觉得很不理解。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满足，这是生活指数好坏的问题，但是文化的缺失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大事，所以我就转向文化研究了。”
相比于“文革”时期的文艺战线红卫兵领袖，凌子已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复者，其中变迁，令人感慨。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回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
“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如今的凌子在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中非常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