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桩旧事透出的“清华风气”
□ 杨建民
因为研读大学发展演变的情况，笔者对清华大学这所曾经文理兼备、大师辈出的一流学府关注已久。尽管1949年后清华被“改造”，可仍以培养杰出的理工科人才而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近年来，清华文科复兴，凭着深厚的底蕴，很快在全国形成影响，这是国人有目共睹的。
前不久遇见一位清华教师，闲谈间他列举了许多清华毕业的成功人才，略觉意外的是，其中几乎全数为官员：某部长、某书记、某副主席、某省长……基本没有提及该校凭科学发现著称于世，或以思想影响国人的学界名流。今天此种现象，并不少见。著名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12月2日就职演说中说的大家熟识的一段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中的“大师”，今人可以“大官”替之了。
笔者此前读书时，看到过一些旧时的清华轶事，记忆深刻的有那么几则，若将它们连接起来，还能形成对清华的别一番印象。
清华学生“单挑”国民党元老
1931年4月，南京政府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有人形容此为“超擢”）。此前的清华校长为“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罗家伦，因为罗年轻（任职时31岁），行事有些严厉，在任期间遭到了一些学生与教师的反对。最终，罗家伦自行辞职了之。（之后阎锡山曾派乔万选当校长，亦遭到教授及学生抵制。据冯友兰回忆：“他（乔万选）上任来了，一到大门口，就被学生挡驾，只得扫兴而归。”）
按理，吴南轩应为南京政府信任的人物无疑，可他的到来，却惹起了一轮又一轮风波，这也许是南京政府始料未及的。据亲历此事的冯友兰回忆：“大概南京的人和吴南轩本人都以为原先罗家伦能顺利地接收清华，吴南轩为什么不可以。”“在1928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是受到人民拥护的，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罗家伦本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是后进，不能说有什么威信，但是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学生领袖，他还不失为一个全国皆知的名人。可是1933年（此处为冯友兰误记，应是1931年——笔者注）就不同了……北伐的余威没有了，革命的旗帜也不能号召了。而吴南轩本人确实是无名之辈，不过他终于来了。”
由此看来，当时的大学（更遑论清华大学），校长并非政府支派谁来都能当的。除去社会各方势力的支持，个人声望和学界地位也非常重要。吴南轩虽有美国心理学教育博士学位，可在当时“确实是无名之辈”，来接收清华，资望就欠缺多了。“不过他终于来了”，冯友兰的这句话颇让人玩味，因为吴南轩几乎从进入清华的那天起，就很不安宁，这是否为一种暗示呢？据当时参加吴南轩就职典礼的学生回忆和当时报刊报道，吴就职当天，清华学生就给他和一干人等上了一课。
吴南轩的就职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山会议派元老张继监誓。这位老先生的到场，却给吴南轩开了个不大好的头。张继上台后，先大放阙词：清华建校时间已有20个年头了，有如此考究的房子，如此好的设备，一年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造就出什么杰出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各部部长中，有哪一位是从清华毕业的？这且不算，他还带有挑战性地说：在座各位有勇气的，请起来与兄弟讨论一番。
不料话音未落，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张人杰立即站了起来。他不卑不亢，向张继提出三点质询：一、此次就职典礼，本校时间定在上午10时，为何张委员你10时45分才到？二、张委员所言人才，不知是按什么标准来定的？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就来定，清华毕业的人才比比皆是。接下来，张人杰列举了科学、技术、工程、建筑等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一长串名单，然后说：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吗？其他如教育界闻人胡适及南开、燕京两校教授，也多为清华毕业者（胡适此前似与清华无干，但当时报刊报道如此——笔者注）。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政客官僚，清华却没有一个，或许是这一点招致张委员的轻视吧。三、张委员也是人，为什么与你谈话还需要勇气？难道张委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张人杰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鸣。这掌声“鼓”得张继满脸通红。可张继毕竟还是多有历练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立即向学生道歉，承认自己“失言”，给自己寻了一下台的阶梯。
同学间不关心家庭背景
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上世纪80年代又回到清华任教的何兆武先生，曾口述了一册内容丰富的《上学记》。既是“上学记”，自然颇多当时学校的情形。笔者读了，对其中快结尾的一小节格外感兴趣。小节题目为“高干子弟”：“解放以后对一个人首先要问家庭成分，问阶级，问政治。旧社会不问这些，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大追问，比如‘你们家家产多少？’或者‘你爸爸是不是处长？’那时候没这个风俗，大家也不关心这些。”
不问这个，不关心这些，是怎么一种状态？何兆武先生举了几个例子：他有一位关系不错的孙姓朋友，后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这位朋友的祖父是前清的大官，何兆武一直以为是孙家鼐（孙家鼐担任过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相当于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还曾兼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后来过了很久，他才从老朋友处得知，孙姓朋友的祖父原来是大学士孙毓汶，职务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这本是很值得炫耀的东西，可这位孙姓朋友与何兆武从中学起，一直到两人成了老头，相互问起，才知道他祖父是“前朝”高官。再有一个例子，当时西南联大经济系有位女生叫王民嘉，是浙江奉化人。中学时与何兆武同班。该女生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当财政厅厅长，当然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可何兆武见到的这位“高干之女”王小姐，平时和大家完全一样，住草棚宿舍，穿普通的蓝布袍，吃饭也没有一点特殊。他们之间有时见面，王小姐还一脸腼腆，丝毫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还有，有一位谭姓同学与何兆武是中学同学，大学不同系，可很熟。这位同学去世多年后，何兆武才知道同学的父亲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可这些何兆武当时从不知道。“可见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个风气……”
没有这个风气，那是一种什么风气？“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好，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也是一种”。后来成为数学家的秦元勋，是何兆武中学的同班同学。中学时，他就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就凭这一点，同学们特别钦佩他。后来在美国任教授的数理逻辑家、哲学家王浩，是何兆武的好朋友。一次，他给何兆武讲，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著名的“五虎上将”之一，威势可想而知），可惜他的儿子不争气，在大学班上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为何？功课太糟，大家瞧他不起。
潘光旦两拒“走后门”
潘光旦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兼教务长等职。任职期间，他先后两次遇见今谓之“走后门”的事，均被其挡驾。这倒值得略加记述。
“能走”和“敢走”清华大学的后门，当然不会是一般人物。第一次“走后门”的时间大约在1936年。其时，担任安徽省主席，并于前一年被国民政府授予“二级上将”军衔的刘镇华写一信，让自己的秘书长交给清华教务长潘光旦，要求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校旁听”。潘光旦的当面回答十分有名：“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话说得意满理正，这省主席的面子没法给。潘光旦后来言及此为：以词折服。
第二桩“走后门”发生在1949年。其时北京已完成新旧政府的更迭，除了教职，潘光旦还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0月28日，潘光旦与叶企孙进城到苏联大使馆参加鸡尾酒会，与新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相遇。席间，沈钧儒谈起自己孙子到清华旁听之事。这件事，沈钧儒已转托“高教会”（潘光旦日记如此，但按照当时政务院设置，疑为“文化教育委员会”——笔者注）指令清华办理。潘光旦当即表示，此事“于法绝对不妥”。他说，清华自20年前起便不收旁听生，他劝沈钧儒“收回此种请求”。但沈钧儒“似不甚领悟……”
为此，潘光旦颇有看法，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今衡老（沈钧儒号衡山，潘光旦以此尊称）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认为沈钧儒之所以能这样做，“甚矣权位之移人也”。
可事情还没完。大约“旁听之事”不怎么好办，沈钧儒又让自己的孙子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潘光旦。其时，潘光旦并不在清华校级任职，只是任教授职务之余，兼任图书馆主任。可也许先前他任过教育长、秘书长等职，在校内说话颇有分量，沈钧儒还是找到了他。这次，潘光旦有些生气。他立即指出这样做将造成四点不利结果：高教会徇私人之托，随意指令其附属机关，终将受人评议，这是第一点不利；清华假若奉指令行事，将破坏其20年来良好之规则，这是第二点不利；沈钧儒是法律界前辈，向来以法治“领导群伦”，现在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重要职务，今天却“视一校之章则与优良习惯为无足轻重，必招物议……”，此乃第三点不利；最后一点，假若这个孩子入学旁听，同学们必将在背后议论，这是某人之孙，所以才获得这样的“特殊待遇”，为什么除他之外没有别人呢？
潘光旦将这四点告诉这位年轻人，并说让他自己考虑其中利害，希望他能“撤回申请”，回去后向沈钧儒老人陈述。这件事，潘光旦在日记中记了下来，并认为：“青年人有理想，有热情，以词折服，宜若较易，此事看来可以了结……”当然，对于沈钧儒那边，潘光旦也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至余或由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
有关清华大学的旧事甚多，可对笔者而言，这几桩旧事却意味深长。第一件，牵涉学校培养结果的认定。并不认为一个学校的学生中多出了几个官员，就该高看一眼。每个社会的分子，各种职务，科学、文化、教育……都应当受到平等尊重，服务于全社会的整体进步。人文教育应为大学的基本职责，这绝对毋庸置疑。第二桩旧事，可见一个学校该以什么为中心点。培养学术人才，开启智慧，是学校的基本要务，一切不以此为中心者，学校不“正”，风气亦不能昂扬向上。第三桩旧事，一个合格的大学，必须有独立的培养理念和管理职能，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所在。倘若你不按规矩，放任各界尤其是政界恣意干预，只能堕落为附庸，人家当然可以有理由“瞧不上”你。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不仅培养其技艺，更当养护、发扬其精神。教育的结果必须使人获得人类文明过程中产生的优秀成果，并以培养学生形成健全人格，能够和善于思考、独立判断为最高宗旨，这也许是比获得技艺更紧要的培养目标。
我们曾经有过更进步、更合理，可以长久发扬的教育价值观和符合时代的坦荡作为，所以不能认为只有后来者才算先进。这也许是我们翻阅、借鉴历史的意义所在——以上列举的几桩“清华旧事”可以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