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畏变节之后
□ 散 木
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不乏中途退出革命者，其中最让人痛恨的就是叛徒。而叛徒也是千奇百怪，这除了他们叛变的原因和方式，还有他们此后的命运之谜。
本文要讲述的，是十年内战时期曾赫赫有名的原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此人出身华侨贫苦之家，阅历十分丰富，既毕业于黄埔军校，又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后在根据地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并曾一度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延安时又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林彪任校长——笔者注）。然而，这个在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十余次的红军将领（一说是独臂将军），最终因不满党内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整肃红四方面军而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反革命阵营，又继续追随已叛变革命的张国焘，成为国民党特务的一员。
变节之后的何畏，其下场和命运至今传说纷纭。有人说他“告别革命”之后又离开了张国焘，所谓“从良”——通过自学的方式，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的讲师；也有人说他脱离革命后回到家乡，隐姓埋名。
关于何畏，他曲折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
红七军的“拼命三郎”、“小诸葛”
何畏（1900～1960），海南人（今海南琼海博鳌人）。
博鳌这个当年荒僻的地方，现在已名闻天下。不过，知道博鳌（原属广东省乐会县）曾出过一个叫何畏的人，想来不会很多。何畏的家庭背景十分复杂，恐怕与此地的地理位置大有关系。
何畏的祖母是越南人。他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童年随父亲何良炳远赴马来西亚，就读于一所中华学校，成年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据说他还担任过“马共”的领导人（是当地英、荷两族中区委员），其间被英属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回到中国。
何畏回国后，先后考入厦门大学、黄埔军校。前者，他是以华侨的身份考入的，在校期间曾与郭沫若等发起创办同人杂志，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创造社”。何畏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发表过一些小说、戏剧等（见丁森《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不过，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新文学史的众多史书上，不见何畏的名字。其时，正是中国革命方兴未艾之际，自1924年国民党召开改组后的“一大”以及国共合作之后，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久，何畏就成为其中的一位弄潮儿。广东和香港的工人运动，他扮演了重要角色。随后，受党组织派遣，他被送往黄埔军校，是该校第五期步科第一学生队的学员——那是1926年3月。
在黄埔军校期间，何畏与该校的共产党人保持了密切关系。1927年5月，何畏毕业，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并在此前后加入中共。随后，他奉命潜入越南，参加了在广西、越南边境由“越共”开展的游击战争，与法国殖民军作战。
1929年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败北。5月，重新上台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广西局势，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绥靖司令。而俞、李皆非国民党嫡系，作为地方势力，两人上任后即通过有关人士向周边的中共传出信息，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的部队工作。这样，中共中央遂派遣邓小平为代表，到广西全权处理中共与广西俞、李的合作事宜，并具体领导当地党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相继派出张云逸、陈豪人、龚楚等赴广西工作，何畏也被派往广西，并被安排到广西警备大队。
广西是十年内战初期夺人眼球的地方，在那里爆发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红七军、红八军，最终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成为红色区域（“割据”）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在其领导人中，先后出现过两个叛徒，那就是龚楚和何畏。
却说何畏于1929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派赴广西从事兵运活动，又于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此后在红七军担任连长、营长，指挥消灭地方豪强及地主武装，抗击国民党部队进攻等。在战斗中，他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其间曾因作战负伤潜赴上海疗伤），又因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及时判断敌情，经常提出克敌制胜的建议，成为红七军有名的“拼命三郎”、“小诸葛”。需要指出的是，在红军早期将领中，拥有何畏那样的出身和阅历，并先后参加过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这两次著名起义的，可谓稀缺之至。
名扬“懋功会师”
1932年10月，何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此后他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开入四川，参与创建川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何畏曾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副师长、师长，而红四方面军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非常重要的一支部队，下辖4个师，约1.5万人，何畏本人也与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各师长（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等）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骨干。应该说，在根据地血与火的锤炼中，何畏表现出众。他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曾指挥过不少硬仗、恶仗，为根据地的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一等红星奖章。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下辖的第12师与巴中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由何畏任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此后，这支部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又实行西征，转战千里，随即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战斗。这期间何畏参与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在他的指挥下，这支部队最后进入川西理县并建立了根据地。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长征中重要的转折性事件。当时红四方面军首长即党代表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命令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红九军军长何畏为迎接的先头部队，并任命何畏为懋功支队司令兼政委，率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西进懋功地区，横扫盘踞在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有一个安全通道。接到命令后，何畏率部沿岷江星夜兼程，一举攻占懋功，其前锋也推进到懋功东南的达维镇。是年6月12日，这支迎接部队和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下的一座小桥上（见题图）胜利会师，史称“懋功会师”。然而迄今有关“懋功会师”的历史材料中，大多只提李先念，不提何畏。而在当年国民党“追剿”中央红军的前敌总指挥薛岳的电文中，则明言何畏的红九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于懋功。
枪指毛、周，怒吼张闻天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何畏扬名的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随后又与红二方面军）的矛盾，双方将领产生了许多历史恩怨，何畏由此走上了他的人生歧路。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何畏也被视为张国焘的心腹大将。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政策，当时张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回到红四方面军的驻地理县后，张国焘却马上召集总政委陈昌浩、红九军军长何畏、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等开会，之后又立即致电中央，表示反对中央的决定，试图阻挠红军北上发展，并大搞分裂活动，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且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企图由他自己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中央总书记。29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咄咄逼人的张国焘成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成为军委委员。随后，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开始北进，而张国焘执意延宕行动，还在芦花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要求提拔新干部以充实军委。当时周恩来为顾全大局，辞去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接任，陈昌浩则进入军委常委之列。不久，因形势发生变化，松潘战役撤销，红军拟经草地北上，长征中已会师的两军重新组队分头行动，这就是左路军、右路军。其中，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行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不久后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周纯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陈昌浩担任，副主任为周纯全。
在随后的变局中，何畏扮演了十分恶劣的角色——长征途中，与余天云一起，用枪威逼朱德总司令“让贤”给张国焘。
原来，何畏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更由于深得张国焘器重，逐渐变得专横跋扈。在部队中，何畏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引起不少人的意见，但因为张国焘很赏识他，众人拿他没办法，这就形成了他的不可一世之势。何畏性格非常强悍，后来到达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曾描述：（何畏）性格倔强，脾气古怪，“夏天常见他身穿皮袍，冬天则穿短衣短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他在部队中常用棍棒打人，如此前红九军一次战斗失利，他迁怒于作战科长周希汉，周不服气，同他顶撞起来，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毙了你!”随即拔出手枪，胡乱连发了5枪……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在红四方面军盛行的“军阀主义”习气，从张国焘到何畏、余天云，莫不如此。
何畏、余天云威逼朱德总司令的事件，具体情形不详，据说事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极为重视，并对何、余进行了严厉批评。也许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当时没给什么处分；相反，中央甚至作出了极大让步，将一些重要职务任命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何畏除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外，还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委。
关于何畏的性格，还有这样一段传闻。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围绕着北上或南下的问题，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等争吵不休，随后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联席会议上，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何畏怒不可遏，竟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坐在他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并奋力向上举起，于是，一串“哒哒哒”的枪声鸣起，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也使整个屋子弥漫在浓厚的火药味中。
何畏这一次开枪，好在如同那次对周希汉一样，是发泄似的胡乱打枪，没有瞄准目标。散会后，几个警卫员匆忙跑进会议室，只见从墙上到天花板，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余个黑洞洞的弹孔。当时，神色严肃的徐向前缴了何畏的手枪，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一次例外，有意见可以争论，但中央的决定还是要坚决执行。”何畏的这一番莽撞举动，可谓红军长征途中相当危险也相当惊心动魄的枪声。
两军打乱重新组队分头行动后，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白热化，特别是9月的“密电”事件（关于此案的真相，现在争议颇大，兹不赘述——笔者注），使得毛泽东和中央迅速脱离右路军，率原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而左路军仍裹挟着朱德等原红一方面军人员。至四川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之时，双方已形同破裂：毛泽东等已另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直至胜利抵达陕北，张国焘则在四川卓木碉悍然另立三大机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此时，红军及中国革命可谓危机重重，而何畏所起的作用至为恶劣。1935年8月7日，陈昌浩派人请来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即希望由张闻天出面，以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威命令毛泽东、周恩来等挥师南下，张闻天理所当然地表示了拒绝。在场的何畏大怒，拍着桌子对张闻天大吼：“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除了惊心动魄的枪声，何畏再次“贡献”了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吼声。设想此后种种变故，譬如何畏，又譬如张闻天，回首这一幕时，将作何感想？
毛泽东和中央突然决断离队北上之际，正是9月10日凌晨3时许，毛、周亲笔署名命令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随即，红军大学师生全部出发，唯独校长何畏接到命令，迅速跑到陈昌浩那里汇报：“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回答：“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在随后的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部分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陈昌浩又问道：“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当时何畏和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力主派部队尾追，只有徐向前坚决反对。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一些与会的将领也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陈昌浩见状，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就这样，避免了红军的一场自相残杀。
踏入歧途
何畏后来的命运，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何畏的主要职务是“红大”政委。1935年12月，张国焘发出《为抗日反蒋运动中策略问题给何畏、伯承两同志的一封信》。当时红军大学有人称中共抗日反蒋宣言过于笼统，张的此信是在做一些解释。由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红军长征接近尾声和三军会师在即，以及张国焘所部因错误决断而损失惨重等原因，张国焘已明显有所收敛，开始附和中央的许多决策。
1936年末，山城堡战役之后，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红大”学员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陕北“红大”（即随后的“抗大”）校长林彪等列队迎接，毛泽东、张闻天等也与之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当然，这对张国焘、何畏等人，可谓苦涩不堪了。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翌年初，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宣告失败。显然，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进驻延安之后，中央内部开始了对张的批判，其中涉及的问题，就有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和军阀主义、土匪主义等，而这些又无一不与何畏有关联。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张国焘的问题。与会者在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大贡献的基础上，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最后通过了《决议》，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反党反中央的路线”，而其军阀主义的实质，即是“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等。《决议》同时表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严格区别，即主要责任由张国焘承担。
不过，清算和追究长征途中的一幕幕，势必会牵涉许多具体当事人。贺龙在发言时就对何畏喊道：“你是乱弹琴的人，你要老实承认错误！”会议临近结束时，在博古的提议下，原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何畏、周纯全等不得不有所表态。何畏是这样表示的：“中央宣布国焘路线的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毛泽东在最后的发言中则说：这次会议，“国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完全彻底地深刻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纯全和何畏也相同。今天的进步，国焘、何畏、纯全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这以后，可以转变到完全彻底深刻地承认错误的道路上去，也可以深刻地影响到国焘及其他人。四方面军还留有两个军在这里，还有大批干部在这里，进步的力量在这里，那在将来中国革命是很大的基础。”
按照中央的部署，延安随即在党内和红军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并迅速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张国焘路线的大会。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连以上）全部要求与会，有的还在大会上进行揭发和批判。此后，延安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部分高级将领开展了批评斗争，“抗大”就是一个斗争中心。结果，虽说大多数参加者表示拥护中央，并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由于在批评斗争中有过火的现象，伤及了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终于激起事端，致使许世友、王建安等十余名将领欲率原红四方面军的数百名学员举行暴动，脱离“抗大”。由于许多参与者的反省和举报，事态很快得以平息，不过仍有数十人受到拘禁审查。那么，何畏呢？
在《我的回忆》一书里，张国焘写道：“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如此说来，何畏还是被捕了。
11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当时西路军失败已成定局，与此同时，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又趋于高涨，对此，不仅张国焘与中央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曾受张器重和赏识的何畏也愤愤不平。最终，何畏脱离革命，离开了延安。此后，何畏的名字就在我们的红色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翌年4月的清明节，利用祭陵之机，张国焘叛逃。而此前不久，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原红四方面军将领李特、黄超，被王明、康生等以“托派分子”的罪名处决。
谜一般的结局
何畏是什么时间、又是如何逃离延安的？目前相应的细节我们还不了解。至于何畏的最终结局，至今不甚了了，大致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叛徒、特务。
经历过长征的成仿吾在《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说：张国焘出走后，成为国民党中将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而其实际身份则是“军统”少将特务、“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及国民党中组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当时蒋介石和戴笠等对他寄望很高，并曾“先后把郭潜（抗战时期，任南方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时被捕叛变）、何畏（原红九军军长，抗战时期叛逃）、徐梦秋（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时被捕叛变）召集来和张国焘一起搞‘策反’”，不过，效果极差，甚至毫无成果，“就以原红四方面军来说，在抗战初期剩下的还有一万多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叛变投降国民党的不过何畏、朱德崇（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战中在冀鲁豫区因腐化被发现叛逃）几个。”
成仿吾没有说明何畏是如何变成叛徒和特务的，相仿的还有“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中的《张国焘》一书（作者张树军），称：“张国焘叛逃后，何畏步他的后尘，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在被扣押期间，何畏致函张国焘求救。张国焘拿着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将何畏接到重庆来共商反共大计。戴笠虽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畏释放。何畏见到张国焘后，也做起了国民党的特务。”这段描述更加详细了一些，不过，仍存有许多疑点。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收录有何畏的条目，称：何畏于1937年到西安治病时叛逃，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任中统专员，又于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
以上的材料，大致可以说明何畏是早于或晚于张国焘叛变的（1937、1939年），至于他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到底是“军统”还是“中统”，也有疑问。另传言何畏以治疗和养病为由，带着腿伤离开延安，号称到晋东南去打游击，却忽然没了踪影，原来是溜到西安去了。1939年4月8日，在“抗大”检讨工作的总结晚会上，毛泽东有一句话，他说：“抗大也有一个叫何畏的，溜了。”何畏曾任“抗大”副校长。
二、脱离革命，以研究农业和教学度日。
这种版本说何畏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但郁郁不得志，有人看到他当时每日携带白水一壶、馒头几个，一头扎进图书馆，苦读与中国农业有关的书籍。日后，他居然成为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的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投江自尽。
三、潜回故乡，隐姓埋名。
第三个版本，据说是其后人讲述的。
何畏离开陕北后，潜回广州，当时他想找一个文职工作隐居下来。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与一个叫罗明新的女子结婚，生了一男一女。解放后，何畏失业，苦撑一段时日后，1956年回到家乡，即海南博鳌玉堂村，又与原配夫人曾国才（据说她与连长冯增敏一样，是第一批参加红色娘子军的战士，参加过多次战斗，并负过伤——笔者注）及两个孩子共同生活。彼时，何畏除了种地，还义务担任乡村的夜校扫盲教师。
传说三年大饥荒期间，何畏饿死在家乡。一说是因病而死，死时60岁。如此，则关于何畏去世的时间，有1949年和1960年两说。
由于资讯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威力，现在要捕捉一些历史信息已不是难事。关于何畏的下落，笔者就“得来全不费工夫”。以下材料便出于何畏后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信息，当然，还未经笔者逐一核实——
却说何畏早年参加革命而被马来西亚英属政府驱逐出境，其原配夫人曾国才（一作曾国彩）失去生活依靠，只好带着长子何达梧回到博鳌老家。此后何畏音信全无，直到1946年她才接到何畏发自广州的信，说自己在广东省救济院安老所（广州市珠光路），并已娶罗明新女士为妾，生有一男一女（儿子何达桐后居加拿大，女儿何汤月明后居香港）。大概是1955年，何畏因与罗明新发生纠纷，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与原配夫人和儿子何达梧一起生活。那时村里的大多数人已不认识他，他也一直保持缄默，从不透露在外几十年的丝毫情况。
另据采访者称，当地老人眼中的何畏，中等身体，五官端正，体格健壮，脚有伤疾，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知书识礼、知识面宽，又精通医术、能说善道，毛笔书法流利，是一个颇有文化的人。他还精通音乐，会唱歌，于是村里请他做义务教师，协助开展扫盲工作，并教授普通话。也许是自己特殊的经历，他还曾教自己的孙子及村民唱《东方红》《国际歌》之类的歌曲。何畏曾跟村里的人做过木工、泥水工。大凡社里安排什么重活，他从不推卸，唯命是听，老老实实地干，从无怨言。
何畏在部队时是个粗人，后来变了，久而久之他有了一个嗜好——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他身不离书，甚至连上厕所都看书，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非常娴熟，讲得头头是道。
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何畏身体壮实，食量颇大，生活十分辛苦。他的儿媳钟家蓉回忆说：在粮食紧张时，何畏曾教村里人摘“革命菜”充饥。1960年，何畏因病饿交加，又缺医少药，遂长眠不起。据说在他出殡那天，村里的人都来参加送葬，许多老人至今记忆犹新。又传说何畏临终之际对妻子说：他的同事都在北京，而且都是当大官的，说罢拿出一把用铜片压印有“校长蒋中正赠”的宝剑，以及一枚纪念勋章，交给了儿子何达梧。无疑，这是何畏在黄埔军校和根据地时的遗物。“文革”中，何达梧怕抄家受到牵连，把它丢弃在万泉河里。
何畏的原配夫人曾国彩，曾任广东乐会县博鳌乡第一届妇联主任，后因何畏的历史问题受到牵连，被免职回家务农。她于2003年病逝，享年100周岁。何畏的另一夫人罗明新，于1950年代初携子女移居香港，2002年病逝，其子女与海南何畏的后人保持着来往。
如此推测，何畏乃沧桑鼎革之际，叛变曾经的叛变，彻底“告别革命”，回到故土，从此隐姓埋名直至终老。但以何畏的过往，他是如何得以全身而退的呢？希望知情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