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高尔基
□ 徐元宫
提起高尔基，人们会联想起“革命海燕”、“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些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世人的记忆中。然而，他复杂的一面至今鲜为人知。
【公开表达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不满】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对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同时，对大批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镇压。高尔基对此极为愤慨，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抨击：“我要站在他们（知识分子）一边，而且宁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我明白了，‘红色的人’和‘白色的人’一样同是人民的敌人。”1919年10月，他在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再次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要知道，在白匪那边几乎没有什么正派人，没有一位学术巨匠，他们都还在我们这边，而且不是为搞阴谋，而是真诚希望新制度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工作，而且是在凭良知工作！”“将吃不饱肚子的老科学家塞进监狱，去挨那些沉湎于自己的权势而发呆的白痴们的拳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不叫事业，而是野蛮行为。”在信的结尾，他对列宁反唇相讥：“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会常常不能自持，紧握您的手，您也是一位缺乏自持力的先生。”
此时的高尔基也对《真理报》进行抨击：“形形色色的小野兽在《真理报》的教唆下”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
高尔基认为，取缔其他党派报纸和新闻自由是可耻的犯罪：“我发现，《语言报》和其他资产阶级的报纸被用拳头堵住嘴，只是因为它们同民主派（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自称——笔者注）是敌对的，这种做法是民主派的耻辱。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惧怕敌人批评？难道立宪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的头衔不相称的。”
高尔基甚至公开表达了他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他在1919年10月6日写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信中抗议道：“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我在信的结尾声明：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
高尔基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新政权的不满，托洛茨基称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的一文渗透着“猥琐庸俗的偏见”，列宁则认为“高尔基与共产党的分歧日益加深”，布哈林也向列宁抱怨：他看了高尔基发表于《社会主义通信》的文章后“非常生气”，本想在报纸上骂高尔基一顿，又觉得还是应该跟列宁“商量一下”。
或许因为高尔基的前妻安德烈耶娃，当年在作为俄国分裂派富豪大笔遗产捐赠遗嘱执行人时，曾给予处于困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以经济上的巨大援助；或许因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高尔基尽管经常冒傻气而令人恼怒，但基本上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不是新生政权真正的敌人，总之，列宁对高尔基还一直比较客气，对他时常提出的释放被捕知识分子的请求，也曾给予过关照。
然而，很显然，这位“始终在政治上最没有主见而且容易感情用事”、“把全部精力花在听取那些不健康的知识分子不健康的埋怨上”的大作家，会妨碍布尔什维克红色恐怖的实施以及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因此，列宁曾多次建议高尔基到外地和“下面”去走走，“去观察”。正是在列宁的多次建议及其他因素影响下，1921年10月16日高尔基离开了祖国前往德国，后来长住于意大利。
【与斯大林的“主仆关系”】
在斯大林的力促下，高尔基于1928年5月回到苏联，官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索尔仁尼琴把高尔基的回国归结为他的“谬见和糊涂”以及“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高尔基在索伦托（意大利南部城市，1924~1928年高尔基曾在此居住——笔者注）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亚戈达的自愿的俘虏。”亚戈达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重要负责人——与其说高尔基变成了亚戈达的俘虏，倒不如说高尔基变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权自愿的俘虏。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一书中引述了高尔基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封信，在提到斯大林时高尔基说：“没有机会……和主人谈，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儿来，我明天到他那儿去。”这鲜明地揭示了斯大林和高尔基关系的实质：两人是主仆关系。
高尔基回国后的一系列表现证实了索尔仁尼琴的判断。高尔基回到苏联需要接受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权的效忠。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庆祝斯大林五十大寿活动开始逐渐形成的，此时斯大林对党内各反对派的斗争已基本胜利，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进展。此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加剧，而在这一过程中，高尔基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28年5月从意大利回国后的初期，高尔基在其政论文章中提及斯大林时，叙述还比较客观：“斯大林同志说……”，而不久，高尔基笔下的斯大林就被冠以“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第二个列宁”。1933年1月16日，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对斯大林的称颂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以深深的欣慰和赞赏之情读了您在全会上所作的有力而睿智的讲话。我完全相信，它将激起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同样有力的反响。在它平静而又严谨的形式下蕴含着如此响亮的惊雷，仿佛您将过去建设岁月的隆隆响声注入了讲话中……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维埃联盟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即列宁——编者注）的人。”也是在这封信中，高尔基建议将即将举办的全苏喜剧竞赛的奖金“冠以斯大林的名字”。高尔基的吹捧让斯大林很受用，在回信中斯大林说：“谢谢您的热情话语和‘赞扬’。无论人们怎样神气十足，他们对于‘赞扬’还是不能做到无动于衷的。很清楚，作为一个人，我也不例外。”此外，高尔基还对给千万苏联人造成无尽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进行了讴歌。
1929年夏，高尔基参观了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并于随后发表了相关文章。促成他此行的主要原因，是《地狱岛》一书在英国出版，书中披露了苏联劳改营大量惨无人道的事例，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苏联当局“认为最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辛?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最好的驳斥！”
有关方面费了很大功夫才说动高尔基去走一趟。此时，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高尔基表态。苏联当局自然等待高尔基驳斥国际上的“污蔑”和“造谣”，劳改营的囚犯及其亲属们等待他揭露真相并展开营救，国际社会则在期待他说出实情。结果，“他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高尔基的这一表态严重损害了他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他已经嬗变成了一个驯服的“合乎时宜”者。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了高尔基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文章指出，极其狡猾的敌人利用饥荒来反对我们，富农利用暗杀、放火等卑鄙手段威胁集体农庄的农民。文章因而断言“我们仍处在国内战争的状态之中”，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此时的苏联国内状况定性为“仍处在国内战争的状态”，既表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位“始终在政治上没有主见且容易感情用事”的人，至少在当时，他相信了实际上是人为捏造的一个个案件的真实性。伟大作家的上述文章和态度，正好被当局利用来扩展“打击敌人”。1938年7月，时任西伯利亚西部军区军事检察官的М.М.伊绍夫，向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汇报了用非法手段获取犯人口供的有关情况，可后者的回应却让他瞠目结舌：“我们不打算姑息人民的敌人，我们打人民的敌人一顿耳光并没有什么坏处。请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斯大林在签署命令时也时常引用高尔基的这句话。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成功整肃也曾借重过高尔基的帮助。被斯大林称作“捣蛋的左撇子”的“拉普”的解散，就是在高尔基的倡议和帮助下完成的。“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俄文简称，是20世纪中期成立的苏联最大的左翼群众性文学团体。高尔基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而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的“拉普”已成为发展苏维埃文学的障碍。他倡议取消“拉普”，成立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的文学团体和派别，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成为该机构的负责人。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后，所有的作家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到这一机构中来，各种各样的文艺主张和纲领统统被取消。不久，美术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建筑师协会等也接二连三地成立，这些机构如同作家协会一样，设有书记处、党委、代表大会，知识分子被牢牢地自上而下地管制起来。
鉴于流亡国外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时常出版严重损害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形象的著作，斯大林迫切需要编写出几部有分量的历史著作来进行驳斥，高尔基担纲了这一重要使命。针对俄国内战时期的白卫将军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一书在境外的强烈反响，斯大林决定出版一套苏联自己编写的“内战史”，一则驳斥境外的污蔑，二则为自己巩固权威、建立丰碑。高尔基为编写这套“内战史”倾注了心血。1931年8月，他在一封写给时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鲍里斯?帕夫洛维奇的信中强调了这套《国内战争史》的编写目的和编写原则：“我们编写的并不是军事战略教科书，而是政治作战史”，“也就是说，工作的主要重点不在战争，而在战争的意义，在阶级斗争。之所以必须选用个别的作战片段，是为了渲染、修饰、使文章生动”。在1933年6月29日写给明茨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强调了编写原则：“自然，如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说，‘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但由于“我们的历史是还没有结束的作战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历史最为主要和基本的真相所在”，所以，“我想，无论是在谈到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以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极其审慎地加以叙述，以便不要让僵尸还魂，而是加速它们的最终化为灰尘。”
也就是说，在高尔基看来，历史编写的真实性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性，为了顾全政治性，“必须极其审慎地”有所取舍地编写——这套历史书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完成的。斯大林非常重视该书的写作，亲自审定了书稿，并删掉他不满意的内容。1935年8月6日，他提议召开该书总编辑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表示：“我们编写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向千百万工人和劳动者解释清楚：为什么欧洲革命未能成功，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成功了，而且并未碰得头破血流。因此，我的要求很严格。”接下来，斯大林跟高尔基等与会者就第一卷的标题展开了讨论，并先后否决了几个人的建议，强调“要定这样一个题目，让人感到革命不是人为的，它是从那个时代的各种条件发展而成的，但是这个题目又要让人感到革命是由我们党领导的”。由此可见，苏联历史的编写完全是在斯大林的亲自指挥及直接干预下进行的，而高尔基则是这项浩大工程的首席执行官。
高尔基在为斯大林效力的同时，收获了无上的荣誉和莫大的利益。正如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所说的那样，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科学和艺术、教育、出版的主要监督人，尽管“没拿公文包，但是其威风神气并不因此而逊色”，“在举行各种社会性典礼时，他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是苏维埃国家要员之一”。他获得了位于莫斯科河畔的豪华住宅和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他的别墅离斯大林的别墅很近，两人经常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斯大林会把自己的拜访预先通知高尔基，并询问后者“能不能邀请某某和某某”，其他党政要人也会应邀参加他们在高尔基家中的聚餐。
【陷入灵魂纠结、挣扎的困境】
从1916年起就开始与高尔基通信、与高尔基保持了长达20年友谊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于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携妻子玛丽娅访问了苏联，大部分时间住在高尔基家中。罗曼?罗兰对高尔基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依据两人长期的书信交往以及他本人此次访苏期间的亲身感受，在其《莫斯科日记》中翔实地揭示了高尔基陷入灵魂纠结、挣扎的痛楚及其原因：“我觉得，在他身上掩藏着深深的忧伤”，“革命使他陷入彻底的道德慌乱。起初他不理解革命。革命不可避免的残酷使他感到震惊”，“在列宁逝世后，高尔基终于听从了他人的劝说和保证，新的俄罗斯吸引住了他——从墨索里尼统治的遥远的地中海岸看来，新的俄罗斯显得更辉煌灿烂……社会生活的演变吸引着他，使他感到陶醉：昔日的个人主义者已献身于潮流。甚至可以说，放弃自己一生的使人痛苦的独立性，成为共同体伟大军队的士兵，他觉得轻松。一旦确信不疑，他就不再争辩……可是，他欺骗不了我：他的疲倦笑容说明，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死亡……他的意识深处总是充满痛苦和悲观，不过，他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就像他不流露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
当罗曼?罗兰要离开莫斯科时，高尔基前来送别。罗曼?罗兰注意到：高尔基的“脸色是多么苍白，他的眼睛是多么忧郁和温和。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软弱的人：他正在违背自己的天性行事，为了不去谴责自己强有力的政治朋友们的错误，他正在作很大的努力。在他的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任何人都对这种斗争一无所知。”
在日记中，罗曼?罗兰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尔基受到了控制，失去了自由和独立性：“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扮演了什么角色……克留奇科夫成了高尔基与外界所有联系的唯一中间人：信件、来访（更确切地说，是拜访高尔基的请求）都由他一把抓，只有他能决定谁能见、谁不能见高尔基（此外，不识任何外语的高尔基完全受翻译控制）。当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克留奇科夫转交和转达我给斯大林、亚戈达和其他人信件和话语那种闪电般的迅速，还有他们答复的迅速……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不得不认为，他与党的中央组织有秘密联系。”“为了隔绝高尔基与文学界同仁、与读者的联系，克留奇科夫作了不小的努力。必须是像高尔基那样的意志薄弱者，才能听命于分分秒秒的控制和照管。这样的控制和照管使他少操了许多心，可是，是以什么样的代价？！老熊被封住了嘴。”
【作家死亡之谜】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在莫斯科去世。从这一天开始，就一直流传着高尔基死于谋杀的传说，有的说是被托洛茨基谋杀，有的说是布哈林，还有的说是被斯大林谋杀。其中，斯大林谋杀说较具逻辑性：鉴于托洛茨基在境外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著作，流亡境外的白俄们也对斯大林竭尽诬蔑、中伤之能事，斯大林迫切需要一本由权威人士撰写的、较有分量的斯大林传记来驳斥这些不实之词，于是请高尔基承担这一使命。有关斯大林的大量材料被交到高尔基手中，材料上留下了高尔基阅读时留下的着重号、页边上所作的各种记号等痕迹。可等来等去，高尔基却因为忙于手中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而迟迟无法满足领袖的期盼，甚至连给《真理报》写一篇《列宁和斯大林》以阐明他们两人之间继承性的文章都未动笔。斯大林很清楚，这绝非因高尔基太忙没有时间，而是高尔基本身就不愿意给他立传。于是，原先时常拜访高尔基的斯大林，后来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再跟作家照面，甚至作家也打不通给斯大林的电话了。既然不再听从使唤，那么就让他消失，更何况在苏联历史上不乏谋杀的先例：或者直接用毒药，或在治疗过程中动点手脚……
与“谋杀说”相对立的是“自然死亡”说。其实，无论高尔基是死于谋杀还是自然死亡，都改变不了如下几点史实：其一，改变不了斯大林及其政体与高尔基是“笼子”与“笼中鸟”的关系。其二，倘若高尔基真的死于谋杀，那也仅仅是在量上更加充分地印证了那个时期的非人性。其三，高尔基的矛盾、纠结和悲剧结局是注定的，这是整个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既是高尔基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相较于19世纪的俄国，20世纪的苏联很难出现群星璀璨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豪、艺术大师和科学家，就是极好的证明。
（作者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