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从改变文风到改变作风
□ 朱鸿召
政权性质决定着政府的说话方式和公文风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环境下创建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积极探索中国社会的善治之道。抗日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是其鲜明特色和显著成就。曾是鲁迅弟子，鲁迅去世后为十六名抬棺青年作家之一的周文，来到延安后，从抗日民主政权应该亲民善政、普及并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认识出发，提出改革政府公文程式，目的是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进而又提出改变文风，警惕革命政权中日渐滋长的形式主义、会议主义、事务主义倾向。这些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被列入整风内容。
公文改革：让人一看就懂，一听就懂
1941年10月30日至31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载周文的署名文章《谈谈公文改革》。他从革命政权应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一般的公文程式“大体上还是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具体表现为：它是有严格等级观念的，状呈表疏对应不同对象，措辞用语下对上用“等因奉此”，上对下用“等情据此”，平级用“等由准此”，等级分明，规矩严格；它是反大众的，始终使用官话书面语，老百姓的生活语言不能直接进入官方文案系统，必须“代言”、“代书”；它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是一回事，公文又是一回事”，经常出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敷衍搪塞行为，对百姓冷暖漠不关心。为此，周文建议，“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里边，对于那种公文，就有彻底加以改革的必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一律用“报告”；是大众的，应尽量接近白话文，口语化；还应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甚么事就写甚么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写”，要让识字的老百姓一看就懂，不识字的老百姓一听就懂。
周文的建议很快得到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同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周文担任政府秘书长，兼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在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外，着重解决公文改革的具体落实问题。
1942年1月15日至16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文拟订的新式公文草案，涉及15大类、18种形式，并规定公文里的文句，“一律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只要口头讲得出的，都可以照直写上去”。（《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该草案已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并正式通过。
10天后的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边府战字〔1942〕第130号”正式文告，命令执行新式公文程式，停止所有旧公文。“如果在2月15日以后还有不依照实行的，就要给予一定的处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前有倡导，后有惩罚，且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新式公文在陕甘宁边区顺利地推广开来，并逐渐推广到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共的领导下，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主政治，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当时政府对内对外的公文，基本上沿袭旧有程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这种旧有的公文程式，固然保存了典雅精致的文化礼制信息，但拉开了与普通人民大众的识字水平与理解能力的距离。晚清时代，甚至出现“绍兴师爷”这种职业化的官府幕僚，专职处理政府公文。文牍主义装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掩盖了渎职懈职行为。改革后的新式公文，简洁明了，务求实效，很快被老百姓所接受和拥护。从延安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伴随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这种新式公文程式进入新中国，沿用至今。
改变文风：寻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公文，是一种文字化的政府话语方式。政府工作人员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语言，不仅与政权属性相关，而且与一个时代的思想作风、文化作风相关。周文在倡导并主持公文改革的过程中，深刻观察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文风问题。如果说公文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官府的衙门作风，那么，改变文风则主要针对西式欧化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
周文担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期间，亲自主持对通讯员习作的修改点评。他举过两个例子，其一是：“平常，我总以为病是一种苦难，是被日子处罚着像一个受着重刑后没有了任何希望的亡命者。”这是通讯员可洛的文章《病》中的实例。单从句子来看，算得上组织严密，没有问题。但这么长的句子，语义曲折，阅读拗口，一般中学生都不容易懂。周文建议将这个浮华的句子改得朴素一点：“平常，我总以为害病是一种极大的苦难。一病了，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囚犯似的，绝望地过着日子。”这样修改，一般大众也许还不大容易懂，因为文字表达的生活情绪是属于新式知识分子的，但比原文更接近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也更顺畅些。
另外一个例子是：“从他淌着汗珠的脸上，始终是盯着老虎钳上的零件。”这是通讯员均泽的文章《他是我们当中模范的一个》中的句子，带有明显的欧化特征，并且语义断裂，晦涩难懂。周文建议修改为：“他那淌着汗珠的脸上，眼睛总是睁得圆圆的，始终盯着手上的老虎钳上的零件。”修改后的句子语义完整，形象清楚，易于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经过如此细致的对比研究，周文认为，“‘欧化’一点并不要紧，但是要站在‘大众化’的立场来适当的采用‘欧化’语法。偏于‘欧化’，就会不知不觉的变得浮华，‘大众化’是切忌浮华的，就是切忌在句子上玩花头的”。（《欧化和大众化》，《大众习作》1941年2月第1卷第4期）对人平等，感情朴素，不玩花头，不摆谱子，思想转变了，作风转变了，文风自然就转变了。有鉴于此，周文致信毛泽东，建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改革的同时，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倡导开展“改变文风”，扭转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兴起的“欧化”腔调，秉承1930年代“左联”时期鲁迅倡导的文学“大众化”运动精神，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里开展普遍的“大众化”运动。
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回复周文：“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关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文献》（修订本），新华书店1950年版〕拉开全党整风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将周文的建议信分别转给中宣部和解放日报社参考研究，回信中提议专门为改变文风的问题召开一次干部会。一周后的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延安干部会议，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明确提出反对“党八股”，改变文风，改变思想作风。
毛泽东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潮流发展演变的高度，认为“党八股”就是“洋八股”、“洋教条”。五四新文化运动推翻了“老八股”、“老教条”，现在又滋生出“洋八股”、“洋教条”，在我们党内进而发展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其特征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藉以嚇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语言文字形式。”〔《整风文献》（修订本）〕
演讲的最后，毛泽东重提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汉语，作为一种意合语言，其句法结构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简约，灵活，自由。近代以来“西风东进”，以欧美社会文化为代表的外国文化被中国知识界大量接受并追随、模仿。尤其在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中，以加长句式、多层语义、新概念、新造词尤多，半生不熟，诘屈聱牙。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走上了一条与其初衷相背离的道路。如何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又新鲜有力的语言文字，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讲话、办事，讲人民大众听得懂的话，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
改变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终遭唾弃
1941年4月，周文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兼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加强面向更广大群众的社会教育工作。在大众读物社工作期间，周文从读者来信中了解到边区群众反映看不懂公文布告的问题。有时即使文字认识了，意思还是看不懂。于是，他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正式提出关于革命政权公文改革的倡议。
由公文改革，到改变文风，再到改变作风，周文对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在关于公文改革的文章后边，周文加注一个附录说道，公文程式的改革创新，仅仅是就事论事。说到底，公文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不能取代工作实际。“政府工作，主要的是要求实际的效果，要求迅速的适当的解决问题，而不在乎公文的形式……无论大事小事，无论远的近的，甚至近在隔壁的，都也一律照例用公文，即使他采用的是新的公文程式，他也会变成新的形式主义者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0日、31日）
找理由把工作做好，开拓创新，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主流。找理由不做事，敷衍搪塞，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温床。为开会而开会的“会议主义”，为事务而事务的“事务主义”，就是延安革命队伍里妨碍“正能量”有效发挥的两堵墙。“民主政治，不要会议是不行的，也是不容许的”，但把会场当现场，把信息当事实，把电话当对话，把计划当总结，工作流于表面文章，从一个会议到另一个会议，始终面带微笑，整天匆匆忙忙，“平均每月的会议，至少总在30次以上。那就几乎平均每天要开一次会。有一位同志的统计，他把所有大会小会都算上，每月在45次之多”。加之当时延安和边区山多、路险，交通不便，时间意识淡薄，往往一个会就耗掉一天的时间。更可恶的是，“用了事务主义的态度去对付会议。在事前没有把问题研究成熟，没有很好的很周密的布置，只是到时候，照例召集开会，以为一开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而有的参加会的人，也是事前没有什么准备，到时候，等感想，照例发言，为发言而发言，夸夸其谈一通，仿佛是为的表示他的存在，虽然有时因偶尔灵机触动，不无一点可取之处，但在大多数的时间，常常是以感想代政策。而且有时自己发言之后，离座位去晒太阳，不听别人的意见。有的人有时一天开三个会议，上午照例去发表一篇感想，下午也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晚上呢，也是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成了开会忙”。（《解放日报》1942年7月15日）这种形式主义，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浮在工作表面沉渣泛起的泡沫。
热衷于“会议主义”和“事务主义”的形式主义者，热衷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形式主义者，热衷于追求最大、最高、最快的形式主义者，其危害是沽名钓誉，在无限膨胀的工作形式中也膨胀着私利、私欲，而淡漠遗忘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如果说服务是共产党人存在的理由，那么，有效服务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效服务社会大多数人，决定了共产党人须务求实效，开拓创新。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可以欺骗一时，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终将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
延安时期的公文改革、文风改革和作风改革，从和风细雨的建议，到暴风骤雨的全党整风运动，很快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