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拍苍蝇”到“杀老虎”

从“拍苍蝇”到“杀老虎”

——战后反腐第一案姜公美案

□   阮清华

1945年8月15日，中、美、苏、英四国同时发布《四国公告》，宣布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似乎在一霎间突然降临，让人有猝不及防之感。许多人还在迷茫下一步该怎么走，更多的人则一拥而上，纷纷奔赴沦陷区“光复故土，接收敌伪产业”。一大批“土行孙”（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穿山甲”（沦陷区外围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别动队之类）、“变色龙”（被重庆政府委任为先遣军的原伪军）纷纷浮出水面，大发“接收之财”。随后， “天上飞来的”（坐飞机奔赴沦陷区的）和 “水上漂来的”（坐轮船奔赴沦陷区的）重庆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各类接收大员又纷纷登场，上演了民国史上丑陋的“三洋开泰”、“五子登科”的接收闹剧。

沦陷区的人民经历了长达八年的亡国奴生活，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期盼着中央政府早日光复故土。没想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时舆论沸腾。而远在山城重庆不能坐享“接收之财”的参议会、检察院等机构，更是要求“顺应民情”，严查接收腐败，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不得不组建清查团奔赴各地进行清查，试图向民众作一交代。

但清查团人少事多、位卑权轻，也只能“拍拍苍蝇，摸摸老虎”，最后多数案件都是不了了之。唯独上海宪兵队队长姜公美一案，却扑朔迷离，一波三折，成为战后清查反腐第一案。此案不仅成为1946年上海的十大新闻之一，甚至引起了蒋介石的亲自过问，重庆宪兵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国民政府国防部等部门纷纷介入。此案的判决结果从两次无罪释放到5年半有期徒刑，到最后突然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一改再改，出人意料且莫名其妙。此案从案发前到案发后，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尤为令人困惑。一个小小的宪兵队长，何以掀起壮阔波澜呢？

【姜公美其人及其发迹史】

姜公美何许人也？ 姜公美，原名姜万麐（读音lin），又名姜美，江苏徐州人，1913年生。曾用化名“蒋廷国”——乍一听似乎跟太子爷是亲兄弟，也许这化名太过招摇，所以他很少使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姜美被任命为上海宪兵队队长，开始改用“姜公美”这一大名。

姜公美幼年没读过多少书，只上过两年初中，却刻得一手好字，并凭此闯荡上海滩，在郑家木桥和南市一带刻字为生。郑家木桥是当年上海滩流氓、瘪三的天堂，藏龙卧虎之地，“青帮教主”杜月笙当年就是著名的“郑家木桥小瘪三”。不过，姜公美在郑家木桥没加入青帮，倒是结识了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务处驻沪负责人方骥。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党政军相继撤出东南地区，各部门留下部分力量在上海租界从事抗日活动。方骥领导的特务处就是宪兵司令部潜伏在上海的情报组。因情报工作经常需要使用假名、假印章，方骥经常找姜公美刻假印章，因此与姜相识，并将其吸纳为助手。

姜公美在方骥的培养下，很快学会了特务的基本技能，建立了许多人事关系，开始在上海打开局面。随后，方骥将他推荐给重庆宪兵司令部特务处副处长魏持平，魏持平即委任姜为中尉情报员。宪兵本来是军事警察，必须军人才能担当，但姜公美这个刻字摊主，一出道就是中尉，这在和平年代里可是多数人摸爬滚打多年后才能获得的成果，所谓“时势造英雄”吧。

不久，姜公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了一个多月又放了出来。据说因为与日本人做生意出了问题，抓起来后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没查出什么问题，只好释放了事。实际上，姜从此做起了双面间谍，一方面为日伪做事，一方面继续为重庆提供情报。既陷害过抗日人士，也给重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不无微功”。后来方骥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并杀害，姜公美接替他成为重庆驻沪情报组组长，与重庆宪兵司令部挂上了钩。

1944年，姜公美获得日伪上海第三期清乡军事行动计划草案，并发给重庆，受到嘉奖，于1944年7月被召到重庆受训。到达重庆后，姜公美晋升为宪兵上尉。姜在重庆住了9个月，在此期间，国民党正好准备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并放出传言中央委员可以“自由竞选”。重庆宪兵总司令张镇为了竞选中央委员，到处托人。他得知姜公美是杨虎（上海警备司令）的学生，且与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关系密切，杨、吴手下都有很多选票，于是委托姜公美与杨、吴联系，请求支持。事情成功后，张镇大喜，对姜公美也更为亲近，姜公美因此得以与宪兵最高司令建立起直接关系。

【红得发紫的“封条大队长”】

1945年夏，意大利、德国先后战败投降，日本的投降也指日可待了。为提前准备日本投降后的接收工作，宪兵司令部派姜公美随同吴绍澍等同回上海进行地下工作。7月中旬，一行人先转道福建，尚未到达上海就已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宪兵司令张镇立马任命姜公美为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长，要求他尽快赶到上海设立队本部，组织接收事宜。

姜公美连夜赶到上海后，便去拜访杨虎夫人田淑君，不仅借住在田淑君提供的房子里，而且迅速利用田淑君以及洪门李炳清等人的帮会势力，将一班伪警察、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组织起来，接收了伪警察局的300支手枪，正式拉起了一支宪兵队伍，划上海为六区，组建六个宪兵支队管理各区。姜公美8月24日晚到沪，无一枪一卒，26日就正式拉起队伍开始办公，效率不可谓不高。尤其是杨虎的一班弟子，成了宪兵大队的核心，外界称之为“杨家将”，在上海一时呼风唤雨，好不得意。姜公美组织好人马后，再通过接收解决枪支问题——有人有枪，在乱世就是枭雄，尤其在战后上海这样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

姜公美是最早进入上海的接收大员，其时，除了蒋伯诚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以及吴绍澍作为上海市党部主任、三青团上海市主任和上海市副市长两个接收大员外，姜公美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滩大佬了。姜公美一朝大权在握，除了继续与吴绍澍保持密切联系外，根本不买其他人的账。此时宪兵大队的封条满天飞，姜公美的大印则盖满每一张封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条大队长”，霎时间红得发紫。

战后初期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非常混乱，直到9月底，由重庆国民政府任命的各路接收大员才纷纷到达各接收区域。管辖上海市等范围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9月份抵达上海；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9月9日才出现在上海，而这时距日本公开投降已将近一个月时间。各种各样的接收机构各自为政，开始了新一轮的接收争夺战。有时候一扇大门上就贴有无数个接收机关的封条，到处引发冲突，甚至刀枪相见，情况十分混乱。

【“都是豪车惹的祸”】

姜公美的宪兵大队，从迅速拥有几百名队员、几百条枪，到遍布大上海的六大宪兵支队，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姜公美从上海滩上的无名小卒，到只手遮天的宪兵大队长、接收大员，也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姜公美在上海把手伸向每一个地方，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地大肆查封各类机关、企业；且与后起的各接收机关、接收大员产生了尖锐矛盾。其实每一个接收机关、接收大员，不仅都是手握一定权势之人，而且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支撑着，谁都不是省油的灯。姜公美志得意满之时，不仅百姓怨声载道，更得罪了不少权贵，大祸临头只是时日问题。   

案件发生的缘起是一辆豪车，据说是当时上海滩最好的汽车，本来属于汪公馆（汪精卫在上海的家），却被姜公美捷足先登，先予接收并自用了（另一说是新新公司总经理、有通敌嫌疑的李泽孝敬给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李及兰看中了姜公美的豪车，想要姜低价转让给他，正踌躇满志的姜公美坚决不肯脱手。

李及兰是堂堂黄埔一期生，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上海地区最高军事统帅机关，李副司令认为他有权管辖沪上各驻军、警察和宪兵单位。淞沪警备总司令由上海市长钱大钧兼任，而钱大钧与李及兰是连襟兄弟，故放手李管理司令部所有事务。在李及兰看来，上海宪兵队就是其属下的一个小单位而已，这区区小队长居然如此不识时务，简直是大逆不道。姜公美以为有重庆宪兵总司令张镇和市党部主任吴绍澍撑腰，且自恃沦陷时期抗战有功，如今又是上海滩接收第一人，没把重庆来的副司令放在眼里。

然而，世事无常，现在是“重庆人”的天下，“土行孙”、“穿山甲”、“变色龙”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再不乖乖听话就只能自取其辱了。10月12日，钱大钧亲自下令警备司令部将姜公美的整个宪兵大队缴械，并将姜公美缉拿归案。本来民众对姜公美的举报信就如雪片般飞来，只是大家忙于发接收财，无暇顾及反贪这一档子事，何况“接收起家的俯拾皆是”，反谁呢？谁来反呢？但现在此人不识相到如此程度，居然连堂堂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要辆车都推三托四，是可忍，孰不可忍？！本来宪兵大队就是乌合之众，正好将其解散，还可接收一批武器装备；同时也向舆论表明，警备司令部可是按民意办事，有贪必反。

姜公美的宪兵大队，其成也快，其毁亦快。

【四堂会审，扑朔迷离】

正当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捕姜公美并进入侦查阶段之际，重庆宪兵司令部总司令张镇亲自打电话给钱大钧，要求由宪兵司令部审理此案，接着马上派姜公美的顶头上司魏持平来沪提人。宪兵向来独立行事，不受其他单位管辖，姜公美奉张镇之命来沪接收，而且在张看来，姜这两个月的表现可圈可点，其接收成果有目共睹，何罪之有？怎么能让外人审判自己的爱将呢。再说张镇与钱大钧都是蒋介石侍从室出来的人，大家也算是兄弟一场，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钱大钧接到张镇的电话，自然只能让魏持平提人了。姜公美到重庆后被偷偷释放，有人劝姜出去避避风头，但姜自以为已经平安无事，不肯离开。

可能因为钱大钧对宪兵司令部不予审讯的做法极为恼火，于是干脆直接将案情告知了蒋介石。随后蒋介石又命令军政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把姜公美逮捕起来，并押回上海交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重新审讯。

此时，报上陆续公布了姜公美的一些所谓罪状，如“纵兵殃民三起”，“擅自释放罪犯九起”，“非刑拷打五起，侵占公物一起，盗取物资两起”以及其他舞弊共七宗罪。并有传言说姜还接收了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泽的两亿元伪币和汽车一辆，作为姜帮李开脱罪责的报酬。1月14日，报上公布侦查组查获姜公美的隐匿物资：棉布大小107件，约三千疋，另有432疋；肥皂68箱，橡皮车胎134条，内胎一箱，棉花113件，木棉154包，西药26箱，糖133包，螺丝板头38箱，其他颜料、生丝、火柴、蜡烛、硫磺等为数极可观。

钱大钧为示公平，特电邀陆军总司令部派员会审。该案名义上由陆军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审，陆军总司令部的李申之成了主审官，淞沪司令部军法处长曾照贻参与会审。第一次会审没有判决，审讯过程中争议颇多。

2月7日，警备司令部、陆军总部、军风纪巡察团和宪兵司令部联合组织特别法庭，对姜公美进行四堂会审。军风纪巡察团和宪兵司令部的介入，使得案件的审判更显复杂。会审时，有关姜公美的罪状并没有调查清楚，甚至具体犯了哪些罪行各审讯者都心中无数。就在这次会审期间，苏浙皖区敌伪物资处理局新查获被姜公美查封之黄鱼10280斤。

2月10日，会审继续进行，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审讯团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所有会审都未公开，其时舆论普遍对此不满，认为该案案情重大，民怨极大，应该公审。会审结束后，连判决结果都未予公布，只说需要呈请最高当局核准，方可判决。

但同日主审官李申之却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姜公美案已经查明，各会审法官均认为其罪嫌不足，应“宣判无罪”。李申之此举无疑是想通过舆论影响对姜案的判决。但此时舆论对于姜公美没有丝毫同情可言。李申之这一莫名其妙的举措，不仅把审判组内部的分歧暴露出来，而且导致舆论哗然。   

15日，钱大钧发表谈话，认为李申之在审判未终结之前，在会审人员意见并不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宣布疑犯无罪，“殊有未合”，尤其在案件尚未核准之前，擅自在报端宣布姜公美无罪，更属违法。“现值委座莅临沪市，本部自当将全卷呈请核阅后，再行遵批办理”，显然，钱大钧试图再次利用蒋介石的权威来推进对此案的处理。16日，蒋介石在上海看过钱大钧提交的有关姜案的卷宗，认为审判过于草率，下令重审。

【愚人节的预言】

吊诡的是，自从蒋介石指示重新审理姜案后，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姜案却突然没有了任何消息。许多报纸不断发布消息，猜测姜案可能什么时候重审，但是每次都未能准确预言。

1946年4月1日，《申报》突然发布一条独家新闻：“姜公美今日枪决”。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这只是记者利用愚人节之机发布假消息，借以表达民众的意见。但这一消息一度使民众信以为真，因为大家实在希望政府能够公正惩处贪污、渎职之接收大员。消息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也很难堪：姜案两度被宣布无罪，如今又突然无声无息，早已引起了民众的多方猜测。

第二天，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侦察组宣布了清查姜公美查封物资之部分情况。侦察组先后在江西路荣华仓库，抄获大量布疋西药及车胎等；在外滩八号华通仓库内，抄获糖、油、木棉，在十六铺茂泰冷气堆栈内抄获冷藏鱼类，估计约值数万元，现由宪兵二十三团派兵看护。事实上，以上物资早已查获，且民众也早已知晓，如今之宣布只是具体提供了地点而已，并未多透露有关姜案的任何细节。这些物资只是宪兵大队查封的，并贴有姜公美署名的封条，不能全算贪污、隐匿，但法庭对这些事情并未加以澄清和调查。而且，由于这些物资一直处于查封中，未作出适当处理，不少已经霉烂，白白浪费。

4月25日，警备司令部终于发布消息，准备下周重审姜公美。5月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始重审姜案。姜公美对法庭提出的所有控告均予以否认，声称查封物资都已经移交第三方面军，自己只是依法办事，并未有贪污舞弊行为。但在审判过程中，姜所提出的各项证人都不肯出庭作证。姜之所谓证人，大都是他宪兵队的下属，这群乌合之众早已跑的跑，逃的逃，谁也不肯在这关键时刻露面。法庭无法传讯其证人，只能依据调查的情况定罪。5月30日，审判长谭煜麟宣布本案已经判决，正呈请最高当局核示中。

当时最高法院先后宣判了很多汉奸案件，所判刑期在两、三年者居多。许多人因此认为，姜公美最多也就两三年罢了。然而，似乎突然之间峰回路转，10月16日，上海各大小报纸突然铺天盖地都是有关姜公美被执行枪决的消息。原来姜公美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半，并已获当局批准，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但是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突然接到总参谋长陈诚电令：“被告姜公美应改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仰即遵照，并将执行日期连同照片具报备查。”警备司令部接电后立即于16日将姜公美从提篮桥监狱提出，押赴宋公园，执行枪决。

【盖棺犹未定论】

姜公美突然被执行枪决，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姜公美自己无疑更是连做梦都没想到。中国人一般讲盖棺定论，但姜公美盖棺而无法定论。当时报纸就议论纷纷，认为姜案拖延日久，变故丛生，令人生疑。而且姜公美到底犯了哪些罪责，始终未有正式之披露；即使是报纸上由记者们发布的消息，有多少是真实的，法庭也未予以证实或证伪。姜公美查封的物资移交后当局并未认真清点处理，在当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的时候，却任由庞大的物资霉烂，白白浪费，更是引起民众之不满。

熟悉姜公美的人大多认为姜公美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姜公美到上海，住所都是借杨虎夫人田淑君的，姜死后其妻子儿女都是别人抚养，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他手下的宪兵大队的确有许多人趁机大发劫收财，他自己也有些问题，但与其他诸多大小接收官员之贪污舞弊情节相比，姜公美或许罪不至死。

在国民党接收沦陷区贪污腐化层出不穷之际，蒋介石下令组建接收清查团奔赴各地对接收工作进行清查。这些清查团对接收大员基本上不敢触动，时人谓之只“拍苍蝇”，而不敢“摸老虎”。武汉清查团接到一封署名为“接收同仁”的恐吓信，其文曰：“清查工作适可而止，拍拍苍蝇摸摸老虎，接收起家俯拾即是，沽名钓誉监察检举，得过且过何必啰嗦。淌来之物干尔鸟事，淘金得计可以休矣，再不滚蛋谨防炸弹。” 这封信无疑道出了当时接收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湘鄂赣接收清查团团长仇鳌当晚就离开武汉回湖南去了。清查团这种“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做法，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不满。

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战后接收早已怨言满天，清查团又无功而返，更导致收复区民心丧尽。美国特使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接收腐败深恶痛绝，早已忠告蒋介石下狠招治贪腐。而此时内战重开，蒋介石迫切需要美国的全力支持，因此不能不在反贪腐问题上稍微有所行动。李及兰虽然离开淞沪警备司令部，但他与陈诚关系十分密切，最终通过总参谋长陈诚之手，下令处死姜公美，时人多谓此举仍是因为李及兰的影响所致——姜公美似乎罪不至死，但他又必须去死。他是上海第一个接收大员，也是第一个被抓起来的接收大员，还是第一个被枪毙的接收大员。姜公美案因此成为1946年上海十大新闻之一，也成为二战后清查接收反贪第一案。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对城镇化的建议是“六位一体”：扩大土地供应，扩大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产业与城镇化同步，鼓励创业和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六位一体”推进城镇化才是全面的推进，要不然我们实现了房地产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土地财政城镇化，最后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没有就业，导致两极分化，再过十年二十年，城镇化搞完了，没有财政了，留下一堆问题，那就麻烦了。

必须撤销地级市，盘活三农全局

彭真怀：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大中小城市的发展问题，靠市场力量协调，目前在中国是根本做不到的。建国以来我们一直靠行政力量推动城市化。比如四个直辖市所获得的资源、政策和项目资金就比其他省会城市多，北京市就比其他三个直辖市多，副省级城市相对来说又比地级市多，省会城市比普通的地级市多，一般的地级市则完全靠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是做不到的。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城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的过程。第二，小城镇逐步扩大，成为小城市乃至大城市。第三，人类社会发现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大城市的人口开始向小城镇疏散。我考察过美国、德国、韩国，它们99%的所谓城市，就是small  town（小城镇）。包括美国在内，并不是靠大的城市群带动，大的城市群靠资源集中起来以后，不是靠市场力量推动，这一点我们务必搞清楚。所谓市场推动产城互动根本不现实。

周天勇：刚才彭老师说的大中小城市，人往哪里去其实是就业机会问题。比如我大学毕业了，是到县城还是到北、上、广，还是跑到省会城市去，这是人的机会问题。人往哪里流中央是管不住的，这是第一。第二，产业投资是企业行为。第三，人和企业为什么这么流动呢，有一个经济的动态平衡问题，我到这儿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风险多大，市场机会多大。这里主要是交通成本、规模经济。小城镇发展综合产业是不可能的，从经济学上讲，大城市可以发展门类齐全的综合产业，小城镇比如十万人、五万人，只能发展专业型产业城市，但是专业型的产业城市选择起来特别难。大城市也好，中小城市也好，如何布局，我认为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人的流动和企业家资本的流动、利润的追逐。这两点也有限制，比如土地指标就给大城市分得多，小城市到县城几乎就没有了，你让企业怎么去投资？他等了几年土地指标都下不来，这是体制问题。如果鼓励发展小城镇，土地指标问题要解决。还有税收，如果改成房产税，比如三万人的城市，只要有人来我这儿住，我就能收到税——然而现在不是房产税，是工业税，一定要有产业发展才能收到税，政府才能运转。

周志兴：美国的小城镇是怎样的呢？

周天勇：我2004年到那儿20多天专门研究它的财政。美国政府收入的60%来自房产税，这几乎是恒定的。我到波士顿、加利福尼亚、芝加哥、旧金山等地，了解到的情况都是这样。

彭真怀：国外是政府做了推动。我们所知道的硅谷就在小城镇，波音飞机制造也在一个小城镇，著名的奥特莱斯就在西点军校的边上。

我和天勇有一个不同之处：天勇认为人喜欢往大城市流，机会成本低，土地指标在那个地方——这恰恰说明我们做了一件错误事情，从现在开始要改变它，所以我呼吁给小城镇二十年的抚育期。

我有一个主张，新型城镇化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是国家真正安定的一个稳定器。我们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4%完全可以接受，根本不需要7.5%，不是说只有7.5%才能维持国家的良性循环。现在关键要打动领导人，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再把资源过分集中于地级以上城市了，要在国土空间上彻底改变这一不公平现象。

中国地级市的设立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必须撤销地级市。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看到地级市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有的都是破坏作用。

周天勇：我赞同这个观点。县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和设立地级市的关系非常大。

彭真怀：现在又搞了省管县，管理这个省的经济大县、资源大县，意思就是说省里要收权，不给地级市搞。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资源大县拼命想办法设立县级市——县级市就是县一级的抵抗。所以我呼吁一定要给县城和小城镇一个抚育期，请你们把地级以上的产业往县城和小城镇转，这是国家的希望，是共和国未来能够存在的基础，是真正的砖石。所有的维稳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县乡一级，维稳开支超过军费开支，这是很大的问题。县乡这级不做牢，就要天翻地覆，对城市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最终的新型城镇化，我的想法是：

第一，要盘活三农全局。到现在为止出台了15个一号文件，但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抓住“牛鼻子”，没有把农民放在心口上。农民继续贫穷，没有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农业继续困难，靠天吃饭。从原始社会以来农业一直是孤立的生产方式，农村没有规划。搞村村通，全国有226万个村庄，69万个行政村，每年拿出240亿，现实么？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如果不对农民保持应有的尊重，不对农业保持应有的敬畏，不对农村保持应有的真诚和厚道，走不长远。

第二，要引领四化同步。现在还是说“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化”，没有把重要的排在前面。首先应该是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我们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在国外开辟了7亿亩耕地，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在城市里做文章，不把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哪还有前途？

接着是信息化，工业化放在后面。目前的工业化完全是一条死胡同，没有出路，传统的工业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调了22年没调过来；新兴战略产业又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无锡尚德的破产就是新兴战略性产业的一笔糊涂账。两位老师刚才提到土地财政的问题，土地财政是什么问题？看上去问题在地方，实际根子在中央。地方政府要做事情，怎么做？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分税制，搞得各个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建立大量的办事处，因为只有中央政府可以转移支付，给谁都是一样的。

第三，要统筹“五位一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齐头并进。

归纳起来，新型城镇化就是实现“三四五”的问题，即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统筹“五位一体”。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