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奇女子”王会悟

□   陆茂清

“王会悟同志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党的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段文字，见于1993年11月18日新华社《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在京逝世》的电讯。

原来，中共一大召开时，王会悟担当后勤保障的重任。当第六次会议出了变故紧急休会后，又是她献计改址嘉兴南湖，精心策划在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志愿充当警卫，保证了一大圆满闭幕。

【会议地点定在哪里合适？】

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乌镇的书香门第，16岁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班，后入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其间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曾写信给主编陈独秀，拥护他所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及提倡白话文的主张。陈独秀回信赞许勉励。

受五四运动影响，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解放途径。通过陈独秀的关系，由上海学联介绍加入了中华女界联合会，被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委以文秘之职。她先是住在徐宗汉处，后搬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居住。

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活动方便，寄居在陈独秀家的亭子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并主编《共产党》月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筹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会悟是第一批团员。她与李达都借住在陈独秀家里，平时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由衷崇敬其信仰与学识，李达则赞赏她对新思想的追求。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爱，于1921年4月结为伉俪，婚后移居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陈独秀出于在广州发展共产主义组织的考虑，应邀赴广东担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李达、王会悟夫妻搬回了渔阳里2号，陪伴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原由陈独秀所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先由李汉俊后由李达代理。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了上海，秘密会见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达成一致意见：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征得北京的李大钊和广州的陈独秀的同意，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去通知，请选派代表来上海参加中共建党大会。

一大召开在即，东道主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忙着大会筹备。王会悟为“二李”分担任务，领受了安排代表食宿、选择开会地点等事务。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物色过好几处，但均因不甚理想而放弃。后来选中了当时人称“李公馆”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请看她的《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所言：“关于会场，我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一口答应了。”

这里是李汉俊的兄长、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宅，弟兄俩都住在这里。李书城曾任武昌首义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讨袁”、“护法”，当时住宅里只剩下李汉俊及厨师、女佣看家。厨师、女佣忠诚老实，不会多管闲事。且李公馆环境僻静，前后有门，出入方便，这些都有利于会议安全顺利进行。再则，有李书城的显赫身份作掩护，官府、军警是不敢贸然光顾李公馆的，安全系数相对高些。

一大的代表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必须有个安全的住宿膳食处。王会悟考虑再三，想到了法租界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并任团长，后来定居上海，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等创办博文女校，推徐宗汉为女校董事长。王会悟与黄绍兰因徐宗汉的关系熟识，又志同道合，借用女校好说。至于选择博文女校的理由，王会悟回忆说，时学堂放暑假，校内无人，不会引人注目，安静又安全，离会场又不远，代表们来去方便。

主意已定，王会悟登门拜访了黄绍兰。毕竟内外有别，该保密的还须保密，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来了上海，他们都是李达的朋友，托我租借女校校舍作为下榻处，如今女校放假，就请给个方便。

黄绍兰爽快地答应了。王会悟经实地察看，租下了前面一幢楼上的3间校舍。

代表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王会悟向黄绍兰再提要求：“旅行团大都是贫寒书生，就让他们在校里用餐，可节省些开销，还烦校长着人提防，以免小偷光顾他们的宿舍。”

“这倒也是。”黄绍兰当下指派一个厨役为他们做饭，又认真叮嘱厨役看好校门，不许外人进入学校。

代表们陆续到达，其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等人住进了博文女校。

7月22日，13名代表聚集在博文女校住宿处，举行了一大预备会议，推举张国焘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会议记录，还商讨了会议议程。

王会悟也来了女校，坐在阳台上边摇芭蕉扇，边注视校门及上楼来的方向。

自代表们入住博文女校起，由于“熟人”的关照，自始至终安然无事。请看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

文章中的“熟人”，就是王会悟。

【陡生变故，会议如何续开？】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餐厅开幕。参加会议的共13位代表，另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列席会议。

为安全起见，会议安排在每天晚上举行。第八天即7月30日夜间，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计划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通过党纲等决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变故降临。

据王会悟的回忆，她像往日开会时一样，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男子，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王忙问李家的厨师这是谁，厨师答是侄少爷的同学。她捉摸这事有蹊跷，就去会场报告，然为时已晚。

多个代表记得，当晚会议刚开始，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了门口，目光在代表们脸上扫视，好像在找人……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所需要的证据，只得悻悻而去。（详见本刊2011第5期，苏智良《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编者注）

代表们庆幸逃过一劫，继而商讨下一步怎么办。一致的见地，会议必须开完，但不能再在上海了。有人提议去杭州，但被多数人否决了。理由是杭州属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控制严厉，密探出没无常。也有人建议转到王会悟老家乌镇开。王会悟想了想摇摇头：“乌镇是个小地方，一下子去了十几个外地人，又都穿着西装、长衫，太引人注目了，不保险。”到底去哪里继续开会为好，众人拿不定主意，一时沉寂无声。

王会悟虽不是一大代表，却有心为他们排忧解难，发话建议说：“去嘉兴南湖开吧。我在嘉兴师范读书时，常到南湖玩，那儿大又不大，小又不小，热闹中有幽静处，游人少，利于隐蔽，离上海又近，当天可以来回。”

李达赞同妻子的提议：“南湖我也去过，虽属风景名胜，但毕竟是县里的小去处，官兵、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比较安全。”

王会悟对改址南湖的具体地点也已有了构想：“租借游船装作游湖的，就在船上开会，神不知鬼不觉。万一发生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

众代表异口同声赞成，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 鉴于大家在李公馆的行动已引来租界当局的警觉，故应尽快离沪为好。张国焘决定翌日就去嘉兴，要王会悟充当向导，并办理租借游船等事。末了问她是否晓得火车时刻，最好早点出发，一天之内把会开完。

王会悟回答说：“过年时回去过一趟，好像7点多钟吧。”她知道事关重大，马虎不得，站起来说，“这样吧，我去北火车站看一下，你们等着。”说完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去了。一个小时后，王会悟匆匆赶回，掏出记录的班次告诉大家。当下商定，第二天上午头班车出发。

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代表们跟着王会悟登车南下。从旅途安全考虑，她将董必武、何叔衡两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安排在头等车厢，其余代表则分散在几节车厢里，叮嘱他们不要往来串联，少与别的乘客闲话，以免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到嘉兴下车后，王会悟先领着代表们去了车站附近的张家弄，在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歇脚，安排他们洗脸吃早饭后，告诉旅馆账房：“这两个房间给我们留着，玩得开心的话，明天再玩。”她的用心是，假使今天不能结束会议，就要在这里过夜了，免得到时候再为住宿操心。

王会悟毕竟不大来嘉兴，趁着大家吃饭休息的当儿，找到就读于嘉兴中学的亲戚孔另境，请其帮忙租条游船。孔另境领着王会悟租了一条画舫。据王会悟的回忆：当时准备雇条大的，但他们说，要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已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雇了一条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当时把钱付清。

【麻将的妙用：“奇女子”心细如发】

大家刚走到旅馆门口，王会悟猛然想起了什么，回到账房先生那里，租了两副麻将牌塞进包里。

这一行边走边指指点点，说说笑笑，街市居民听着他们南腔北调的口音，一副初来乍到的新奇乐，只当是来观光旅游的外来客。

到了湖边，王会悟先与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登上烟雨楼，迈步回廊转悠，好像在居高临下眺望景色，实是察看周围形势，选择画舫“游览”路线。对此，王会悟的回忆文章里有载：“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

王会悟在前，代表们随后，到了雇定的游船边，她用家乡话与船老大夫妇招呼，指引代表们上了船。这艘被后人誉为“红船”的画舫，分前、中、后三舱，船头的前舱搭有遮阳挡雨的凉棚；中间是个大舱，放着一张大八仙桌及凳椅，会议就在里边举行；后舱置有橱灶等物。船的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船头船梢。

代表们走进中舱会议室，围绕着八仙桌坐下。王会悟从包里取出租借的麻将牌，“哗”地一声倒桌子上：“需要时搓一副。”众人笑着会意点头。

游船缓缓离岸，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南湖的游船上开始了。

王会悟向代表们做了个“小些声”的手势，走去船尾，告诉船家，将船划到烟雨楼东南约半里许荡漾，此处属比较偏僻的水域，游船少，离岸近。她作了探测，结果甚为满意：“吱吱呷呷”的摇橹声、“哗哗”的拨水声、水上男女老少的欢娱声，以及岸上传来的嘈杂声不绝于耳，是难以听清船舱里讲话声的。

会议继续30日晚上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程，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穿戴时髦以资掩护的王会悟，坐在船头凉棚下，悠然嗑着酱油瓜子，还哼起了家乡小调，不动声色望着前后左右。外人只当她是游客雇请的歌女，或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正在饱览“轻烟拂渚”的迷人景色呢。

据王会悟的回忆，是日天气阴沉，不大有太阳，好像要下阵雨，游客较平日里少了许多。王会悟毫不懈怠，见有别的游船靠近时，就用手中的折扇轻敲船舱壁板，舱内马上传出了洗牌声，还夹杂着审牌官司的嚷嚷。

下午一点多钟，王会悟让船老大划着拖梢小船，把预订的酒菜送到。她招呼代表们用餐，在八仙桌上摆好酒菜后，径自离开船舱，又去坐在了船头。代表们异口同声招呼她一起吃，李达还走过去拉臂催请，但她忠于职守，执意不从，并不失风趣地说：“你们是贵宾，我是站岗放哨的，实在不敢僭越。”

吃完饭稍事休息，继续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下午3点以后，天气由阴转晴，湖上的画舫多了起来，还有留声机里放京戏的。王会悟加倍警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嘟——”汽笛声传来，王会悟寻声望去，是一只汽艇，不禁担心起来。在她的概念里，快速灵活的汽艇属军警专用，于是又一次敲响了船舱壁板。代表们故伎重演，立即摆起了四方城，“白板”、“八筒”、“六万”一声接一声。

汽船正向画舫开来，“突突突”的马达声也传进了舱里，代表们也有些紧张了。他们也都晓得，备有这种新式船只的不是平民百姓。

王会悟瞟着汽艇的动向，依然若无其事地嗑着瓜子，心里盘算着汽艇上的人若来盘问该如何应对。腹案在脑中形成，随即探身舱口小声叮嘱两句：“就说玩了西湖来玩南湖，千万不要说从上海来的。”

虚惊一场，汽艇在画舫不远处穿过。听船娘说，这是城里一个豪绅的私人游艇，为炫耀其身份，常来湖里转悠，汽笛拉得又响又长。

大会继续，选举出中央局3人组合：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

傍晚6时许，代表们起立，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碧波浩渺的南湖游船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王会悟以其智慧勇气，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赢得了专家学者高度评价：“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 、“一大幕后功臣” 、“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 、“组织了一大南湖会议的有功之臣”、“一大卫士”……

【“红船”再现南湖】

根据形势需要，中共准备召开二大时，中央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筹备会务，会址的选择又颇费踌躇。原有的据点李公馆已不能再用了，陈独秀寓所渔阳里2号也曾遭巡捕房搜查，设在那里的《新青年》杂志社被查封。王会悟与丈夫李达挺身而出，将住处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作为二大会场。她再一次自告奋勇“重操旧业 ”，为二大站岗放哨。对此，儿子李心天回忆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第一天就是在我父母亲上海的家里召开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姐姐在门口放哨，做警卫工作……”

当年冬天，毛泽东邀李达夫妇前去长沙，协助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李达任校长，王会悟在该校补习班教授英文，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夫妻俩先是隐蔽上海，后迁居北平，开办“笔耕堂”书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出版马克思学说。1937年5月，王会悟想方设法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送往延安。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称赞李达夫妇“是真正的人”，随即将此书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

“七七”事变起，北平沦陷，李达去家乡湖南避难，王会悟带着子女留守家中。日伪几次逼王会悟交代李达去向，甚至关押殴打。王会悟坚不吐实，于8月下旬在朋友帮助下逃出虎口，流亡西南大后方，其间夫妻儿女失散。

1949年夏，毛泽东邀请“我公司发起人之一”李达到北平共商开国大计，对李达说：“解放啦，快把会悟他们接来吧。”王会悟于是得以与丈夫团聚，建国后被安排在法制委员会任职，后因积年劳顿、体弱多病而离职休养。

中共建党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一大文献保存到建国以后的几乎为零，而健在的不多几位代表，也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直至1970年代末，连一大召开的时间都未搞清。王会悟因此成了“活档案”，研究一大党史的专家、学者及报刊记者们纷至沓来。她不厌其烦接待，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回顾一大的细节。

嘉兴南湖上那艘闻名中外的“红船”，得以成功仿制陈列，王会悟同样功不可没。

1958年底，中央批准浙江嘉兴县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者带着模型船前往北京，经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他们去找王会悟。王会悟叙述了当年画舫的大概长度、船面布局、开会舱房里的陈设、装饰，乃至桌椅的颜色等。筹建者用心记录，重新设计制作，然后再送北京审定，董必武来了答复：“就是这种船。”于是据以放大仿制。

1959年7月1日，红船如愿制造成功，国庆10周年时正式对外展出，南湖红船从此声名远播，至今已在南湖碧波上停泊了53个春秋。2006年，乌镇兴建了“王会悟纪念馆”，也陈列有红船模型。

红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朝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扬帆起航。

睹物思人，王会悟这位红色奇女子的风采、功绩，也引起了参观者的景仰、赞叹。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蔷 薇 叶 子（三则）

□    邵燕祥

无形的辫子

有一个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动，先期征求题词。我脑子一热，写下两句话；

辛亥革命剪掉了有形的辫子

无形的辫子要拖到哪年哪月？

右写廖冰兄大师语意

廖冰兄先生的原话是：

剪掉有形的辫子是中山先生当年的丰功伟绩

剪尽无形的辫子是我们当今的艰巨任务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敬制

                    一九八六年八月廖冰兄

廖冰兄的原作，不仅字字有生气，而且在条幅正中画有一条长长的发辫，同时条幅上端画了一把打横的剪刀，差不多在齐发根处把长辫一截两断，长长的剪刀将合未合之际，我们仿佛刚刚听见“咔喳”一声——眼看着剪断的大半截发辫就要落地了。

相形之下，我写的那两行字虽取意于先生，却显得有气无力，卷把卷把束之高阁了。我没有练过毛笔字，应该懂得藏拙之道，此其一；其二则是我没有对廖老那两句极富新意又极富深意的话加以阐发，只是同义重复，鹦鹉学舌。

我问自己：老人家在1/4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两句话，我当时弄明白了吗？若当时不求甚解，那末现在弄明白了吗？我能把他“无形的辫子”之所指，说个清清楚楚吗？我能说清楚这个“艰巨的任务”现已完成了多少？哪些完成了，哪些“尚未成功”？为什么？

连辛亥革命剪掉有形的辫子后留下的“无形的辫子”的内涵都说不清，还奢谈什么对辛亥百年的纪念？

我说不清，先就表明我没有真正明白老人当年这样写、这样说的用心。我且无以拿今天的“明明白白”和“清清楚楚”来告慰廖冰兄老人，我又何以纪念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告慰从孙、黄到普通一兵的成千上万辛亥志士和革命烈士在天之灵呢？

从辛亥革命以来，几代革命先行者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确都是鲜血所染，无数青春和生命换来的。

我将回顾。我将反省。我将深思。并与读者共勉。

道德谴责无用论

对于弥漫全社会的腐败，社会管理上的弊端，我和许多人一样，常有无可奈何之感。因为像贪官的“前腐后继”，窝案串案大案特大案的层出不穷，真像是月亮里吴刚砍伐桂树，随伐随生；西绪弗斯推石上山，随上随下。

大约二三十年前，有一句流传颇广的顺口溜，谓“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指的就是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

现在想想我自己，也的确说了不少的话，不过是以时感、杂文、随笔的形式，刊发在公开的报刊上，有的发行量还不小。从我个人说是面对社会的发言，从社会舆论说也不失为一种声音。然而，多年下来结一下账，我感到真好像“说了也白说”，等于说了若干年的废话，并无助于社会现状的改进与社会道德的提升。

说到道德，我的神经颤动了一下。再三思量，就在于我说的话不在“点儿”上，因为千言万语，多只限于道德谴责罢了。

道德这个东西，属于意识形态。但我以为在人类由丛林的野蛮迈入文明阶段以后，就已有了一种超阶级、超民族、超国界的共同规约和戒条——或者也可以叫做“普世道德”。这形成了人类最基本的教养，如各个宗教都奉为圭臬的“不打诳语”、“勿欺骗”、“不要害人”……还有应该是产生于私有制以后的“勿偷盗”（即使是主张废除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也绝无肯定偷盗的言论）。因此，像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一类无限放大了的偷盗行为，以我们的见闻，似乎还没有在哪一种生产方式中、哪一个社会制度下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

可以说，对社会上各样的负面现象进行道德谴责，当然比简单的“骂娘”要理性，是正当的，为宪法法律所允许的，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收效甚微。为什么？

很简单。道德谴责的言语，对于有道德的人，即具有道德自觉的人，可以获得共鸣和呼应。然而对于没有道德、不讲道德、蔑弃道德、践踏道德的人，完全无用，他们根本没有“道德的耳朵”，他们充耳不闻。任你的道德谴责响彻云天，就跟一切牢骚、诅咒乃至乞求一样，于他们如浮云，坏事照做，恶行不改，能奈他何？！

而我们所做的道德谴责，应该主要不是说给有道德的人听的。

可悲的是，只有有道德的人讲道德，只有守法的人遵守法律。而正如多年来的普法教育只是对守法者进行，甚至是由违法者对守法者进行，多年来我们听惯了贪官作反贪报告，道德败坏者进行道德说教。事情往往这样颠倒了。

即使已经显得苍白无力的道德谴责，也还经常被有力者视为眼中钉。于是，近年来，社会上连“说了也白说”的声音，似乎也日益微弱了。

那末，我们就不再作什么道德谴责了吧。然而，除了道德谴责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找到了比道德谴责更有力又更有效的途径么？

庸官不庸

中国有庸官吗？有人说有，我说没有。

官场这么复杂，不用说智商低下，中等智商的平庸之辈也上不去。能上到一定级别，没一个不是高智商的。

高智商的人绝不会甘于平庸。

个个高智商。不过有的表现在这方面，有的表现在那方面，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

你说做官就要做事，不做事就是庸官——谁没做事？不过有好事有坏事。有的，你让他做好事时看着是碌碌无为，平庸得很，做起坏事来，却非等闲之辈。

做坏事，违法乱纪，那就不是庸官的问题，是贪官污吏、恶官酷吏之流了。

在没有误落法网的时候，谁知道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要把坏事变成好事，还是要把好事变成坏事？有的事光做不说，有的事光说不做，有的事还要装傻充愣，揣着明白说糊涂。有时候他也许故意让你感到平庸，甚至低能，念几个白（别）字，说几句昏话，便像是典型的庸官了。可他想做的事，一样也没落下，他想达到的目的，个个都如愿以偿——这叫大智若愚。都叫你看出来，还叫高智商吗？那才真叫庸官了。

那末，叫人看得出来、揭发出来的坏官，显然是庸官了，他的道行还不够呀！

不然，那是因为他时运不济，走了“背字儿”，赶在“（某个）点儿上”，为偶然性所玩弄（包括所谓站错了队之类）。与其本人庸与不庸，智商高低，有为无为都没有关系也。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美女何以去杀猪

□    毕星星

我在微博上偶尔看到一个小景：博文题目为《听毛主席话，妙龄少女杀猪去》，记载了一件旧事。1966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山西省原平县食品公司屠宰场徒工杨美玲的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贴图展示着杨美玲的杀猪表演：一个帮手按住猪腿，杨美玲持刀欲刺，周围有群众参观。另有杨美玲发言稿的影印件。发言稿显然是当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会的讲演稿。文中说，她1964年进食品公司当徒工，女孩子都不愿意学杀猪，她学习毛主席著作，破除旧思想，学习杀猪技术，很快就学会了包括过命、吹涨、刮毛、剔骨、洗粪的一整套杀猪技术，成为原平县有名的杀猪好手。

我见过杀猪，这套术语能听懂。过命，指一刀从猪的脖颈捅到猪心，将其杀死。吃猪肉要煺毛，从死猪腿上捅一个小口，对住嘴吹气，吹得猪身臌胀滚圆，旁边一口大锅，添水烧开，烫毛刮净。支起架子，挂好白皮猪，按照骨节窍门，解剖成几大块。接着就是清洗猪内脏，即俗话说的猪下水。心肝肺血糊里拉收拾了，猪肠子要一节节翻出，将大粪淘洗干净。俗话说“嫁了秀才当娘子，嫁了杀猪的翻肠子”，指的就是这个。

很明显，杀猪是一种费劲、肮脏，在常人眼里还很低贱的活儿，一般都是粗壮的男人来干。小说里、戏台上的屠夫形象大家都熟悉，五大三粗，凶狠粗鄙，满脸横肉。一个妙龄女子，还是全城的老百姓口口相传、招人怜爱、撩人心思的美女，为何偏偏要去杀猪？

——那么，美女为什么不能杀猪？

从人类脱离动物的属性开始，男女两性分工就形成了。男人打猎，女人采集，发现了贝壳之类也是女人戴起配饰。这种分工是由两性的生理特征决定的：男性高大有力，女性弱小细致。由此，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等一系列成规得以流传下来。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即使高呼女子要经济独立、走向社会，女子所从事的职业也以医护士、教师、会计、纺纱工居多。劳动强度大的力气活，理应还是男子承担。不为别的，生为女人，她的名字是弱者——以生理特征而论。

不幸的是，杨美玲从业在“文革”时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到”。领袖在召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和男子汉比高低的女性：大庆有女子钻井队；大寨有铁姑娘队；天上有女飞行员；海疆有海岛女民兵；大漠戈壁，兵团女知青一样泥里滚、水里爬。有的行业好像专门考验女人的体力，越是劳累吃苦，越要招收女工，彰显新时代女性无所不能。于是女人杀猪，顺应时代，喷薄而出。

革命崇尚暴烈，崇尚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从容，那样温良恭俭让。女人若不愿意脱离革命，就请把自己变成男人吧。杨美玲便这样走向屠宰场，成为先进模范。

从审美的角度看，杨美玲杀猪更是不可思议。

与壮美对峙，女性的美是柔美。细雨微风，杨柳婀娜，说的都是女性的特征；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在意的是女子的秀美。即便是劳动人民家庭，也会注意让女性尽量干轻活，干细活，以保持女性完美的身材和细嫩的肌肤。宽腰松胯，四肢变形，骨节肿大，粗皮糙肉，没有任何女性会以此为美。体现在行业选择，女性尽量避免从事诸如屠宰、兽医、小贩、乞丐等职业——这并非阶级偏见。由职业要求和社会评价，女性养成了十分敏锐的“耻感”。羞怯就是女性突出的性格特点。从杨美玲杀猪，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正是由劳力活开始，到粗糙崇拜，到祛除耻感，一步一步围剿女性美的。

我还要说一件更悲惨的事。就在杨美玲杀猪的年月，我在一家兽医站，遇到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姑娘，她们的工作是给大牲口配种。她们每天都要伸出胳膊，通过一个长长的肉体甬道，探进草驴母马的体内，揉摸卵巢测试牲口是否发情，然后施行人工受精。一条胳膊全伸进去，脸面贴着马尾巴，在这个男人都耻于动手的地方，她们日复一日每天摆弄动物最羞涩的部位。她们也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发言题目是：《为革命甘愿掏一辈子马屁股》。

即使是最革命的革命派，也不会赞成把我们的姑娘放到这样不堪的岗位吧。中国人对男女之事的表达最为含蓄，一般青年男女都忌讳在人前谈论。引申开来，动物的性话题也忌讳放谈，如农村打麦场驴马配种，一般妇女看到了，也会脚步匆匆躲开，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把最怕羞的女性摆到这样的位置，这种恶意十分残忍。如此粗暴地屠杀女性的羞怯，是谁的创意？“文革”中这种异化女性的路径，已经将女性美彻底铲除干净。你能看到到处都是对美的撕裂，彻底毁灭，不留残片。

毁灭一切美好，在“文革”中都有十分堂皇的名头：“破四旧，立四新”，“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在全力保护他们的女人？为保护女神发动的征战朝朝代代。我们倒好，自己动手毁坏民族的花容月貌。陈毅将军诗曰：“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在全面毁弃女性羞耻心的日子里，无耻释放，冲破了底线，一任自由落体。一个民族的耻感被强行阉割，由是一切无耻得以招摇过市，一幕幕荒诞残忍串场上演，面无羞赧之色。

几十年过去了，那几个掏马屁股的女子已经杳不可闻。倒是原平在近处，打电话过去问，朋友说杨美玲还在，退休好些年了。她后来调出了食品公司，不杀猪了。

还好，她没有献了青春献终身。

朋友说，当地人都知道她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女，杀猪的美女——那当然，历史怎么能忘记这一页。

（作者系《山西文学》杂志副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党内五老：董、林、吴、谢、徐

□    刘    波

1942年7月10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诗曰：“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后来领导干部们借此诗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尊称为“党内五老”。“五老”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党的领导人对“五老”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坚强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堪称传奇的往事。

【董必武：“谍王”、法学家、廉洁典范】

董必武有着传奇般的履历：中共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党的一大；赴联合国签署过“联合国宪章”；1944年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六十大寿发来贺电，称赞他在“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了光荣的史迹”，“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又因众多的红色潜伏者曾受他的指令，有人称他为“谍王”。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主管政法工作，后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并一直兼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他不仅是革命家、政治家，而且是法学家。他学过法，懂得法，重视法。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的法制思想最为完善、系统，可谓新中国司法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董老法律功底深厚。1914至1917年日本留学期间，就读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回国后当过律师。大革命时期，他曾主持制定《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倡导依法办事，严格执法，运用法律手段为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而斗争。

董老经常告诫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维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法纪，接受工农群众控告信，查办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和动摇消极分子。

1948年9月，董必武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就职仪式上董老朗声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要创立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要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在董老的推动下，至1951年4月，全国新建人民法院891个，连同原已建立的，共有2458个人民法院。现行的法院体制、审级、上诉、死刑复核、公开审判、陪审员等制度都成型于那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老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老提出，“人民取得国家权力后，应当及时地把人民的意志用必要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他决心“建立为人民服务、方便人民的法律制度”。

1954年，董老亲自物色干部人选，使北大法律系重新恢复起来。各综合性大学也相继恢复或建立了法律系。他还推动建立了北京、华东、西南、中南四所政法学院，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也于1958年成立。在董老的关怀和努力下，建国后短短几年内，我国法学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并培养出一批法学人才。

1956年6月24日，董老出席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八大将于9月15日开幕。遵照中央的安排，董老开始准备他在八大上的专题发言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思考，他在发言稿中定下了“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主题思想。董老先后将发言稿送朱德、林伯渠、彭真、邓小平征求意见，审阅定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他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作了大会发言。第二年3月，在一次讲话中他针对国家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再次鲜明地提出：“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多年后，薄一波对董老在八大提出的法制方略深有感慨：“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董老在八大的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哲人其萎，后世继焉。至今，董老的思想仍闪烁着依法治国的光芒。

半块毛毯、“罢宴”与节约外汇。董老本人堪称清正廉洁的典范，他有一件随身物——半块毛毯，曾被传为佳话。那是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求学时从家里带出来的，一直用到逝世为止。这半块毛毯随董老南征北战，毯子绒毛磨光了，又磨出了洞，他就自己动手打块补丁继续用。

1935年，董老在延安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虽贵为校长，他却甘愿将待遇定得极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了一把，花一块多钱买了一只怀表。表又大又响，以致大家都管它叫“火车表”， 走得也不准，但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5年6月，联合国创建大会在美国召开，董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老出国时所穿的那套西装是在重庆买的，很不合身。章汉夫劝说董老换一套，于是，到纽约后，董老就托《华侨日报》的同志花25美元买了一套西装，穿着这套衣服出席联合国大会，完成了一项辉煌的使命。

新中国建立后，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一次去视察旅顺海军基地，吃饭时董老一看餐桌上摆满酒菜，便生气地罢宴。基地领导解释说是战士们潜水训练从海里捞来改善生活的，靠海吃海，这不算浪费。董老听了却说，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交给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董老目睹革命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一些干部居功自傲，滋生特权思想，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忧心忡忡地说：“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纪律。”“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1955年，董老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后，主张强化党的纪律，从严治党，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他在抗战时期就认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坏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林伯渠：理财家“给力”反腐】

曾经是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也曾经是国民政府的理财专家，最后却因为信仰，成了中共一代元老和理财专家——这就是“五老”之一林伯渠。毛泽东曾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邓小平说他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为革命理财，为革命交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林伯渠毅然脱离国民党，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下半年辗转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林伯渠先后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部长。面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证前方物资供应，解决群众生活所需。

一次林伯渠走入百姓家，进屋便闻到炖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及解决办法。毛泽东支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暂时解除了群众的缺盐之苦。

林伯渠在西安时，住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除了要做好统战工作外，他还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又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全国各地的任务。但还有一项不公开的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在1938年10月以前，从西安到延安的军车、卡车，三天路程畅通无阻，可在这之后不行了，国民党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突破封锁，林伯渠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机会接触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登门拜访，以诚相待，且多次邀他至办事处做客。万福恩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此后，万福恩经常给八路军提供方便，支持抗日事业。

西安铁路局有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与林伯渠非常要好。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书挽联，派人前去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此后，朱德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科长就安排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毕科长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八路军大量运来，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

力主边区反腐，拔除“莠草” 。1940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的年头。9月13日，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当他看到老战士肖玉璧病得皮包骨时，心情沉重，便问医生：“我们的这个老战友患的是什么病啊？”医生马上回答：“肖玉璧的病，从外表看是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行了。”毛泽东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肖玉璧。这样，肖玉璧很快恢复了健康。肖玉璧战功赫赫，身上留有90多处伤痕。出院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

当时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的处分相当严厉，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肖玉璧以功臣自居，不把反贪规定放在眼里，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受贿。后来他竟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民愤极大。 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林伯渠把肖的信转交毛时，毛并不看信，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回答：“3000元。”毛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

毛泽东听后没有回答。这时，林伯渠又说：“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林老一生积劳成疾，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邓小平致悼词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

【吴玉章：经历传奇，淡泊名利】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国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语录，出自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的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他都是叱咤风云的政坛中坚，深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赏识。如此功高卓著，吴老却异常淡泊名利，一再放弃高官职位。其风格与境界之高，令人高山仰止。

黄花岗起义的“未死同志”。吴玉章，1878年12月出生于四川荣县，1903年赴日本求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吴玉章仰慕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的成立会。由于他在留日学生中资望较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

从1906年开始，同盟会在国内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吴玉章给予了积极支持，他在日本参与了一些起义的秘密谋划，筹集经费，购置、转运军火、器材，来往联络接应等事务。

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使一些同盟会员因受挫折而消极，在日本的同盟会处于组织涣散状态，吴玉章联络各省同盟会员，不断集会，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络会议，坚持斗争。这时，他得知会党在下层社会有很大势力，就与焦达峰等商议，联络各地会党，将共进会和各省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等联合起来。1907年下半年共进会组建，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自从有了共进会，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同盟会无形中发动了更广大的群众参与革命，影响面大增，其作用后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及武昌新军中显现出来。

在刺杀载沣的行动中，吴玉章主管策划和购买武器弹药，然后由喻培伦将器具和炸药一起运至北京。后因黄复生等人目测不准，引爆炸弹的电线稍短，暗杀计划失败，黄复生和汪精卫被捕入狱。吴玉章从日本潜赴北京，营救未果。再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一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事宜。

从1910年2月中旬至4月25日，吴玉章购买大量军火，向香港运送了5批。他将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随即赶赴广州参与起义，并在船舱中撰写檄文。拂晓，船只到达广州，但城门已闭，吴玉章得知起义已经发动并且失败，官兵正在四处搜捕起义者，处境危险，只得返回香港统筹部，再持黄兴信件回同盟会总部汇报。广州起义牺牲者葬于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建七十二烈士墓，碑记中称吴玉章为“当日未死同志”。

后来中华民国成立，宫崎寅藏谒见孙中山，与孙谈起吴玉章为购运军火多次遇险而毫不居功之往事，对孙中山说：“你不要忘了吴永珊（即吴玉章）。”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酝酿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也从国外归来前往南京。吴玉章作为蜀军政府代表前往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机关工作。此时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只设五个部，粥少僧多。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见没有更高的官位给吴玉章，很觉歉然，对吴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来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拒绝了，他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个吧。”随后，居正等人先后给他送来疆理局（土地局）局长和参事的委任状，都被他退了回去。

后来，孙中山先生要吴玉章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并言：“你来得正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帮忙。”吴玉章这才接受邀请。大家都明白，南北和议已成定局，和议一成，总统府秘书处就要取消，因而，秘书处已成为“冷门”，以前有很多人到秘书处钻营，此时谁也不愿意到秘书处工作。但是吴老甘愿出来“收拾残局”。

挽救国民党，又拒绝国民党。1922年，吴玉章应邀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两年后，在不知中共已建立的情况下，他与杨闇公等20多人秘密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惨案”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提议吴玉章回川组织国民党。8月，吴玉章在重庆改组国民党，并选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当11月底率领四川代表到达广州时，他却只看到了湖北代表董必武、向忠发等人，其他各省代表还未选出。大会一拖再拖，吴玉章心急如焚，呼吁代表大会再不召开，国民党就有解体的危险。于是，由谭平山提议，吴玉章临危受命，出任大会秘书长。此时距大会召开仅20多天，吴玉章坚持不改日期，安排大会专刊，电催各地代表，有条不紊地组织会务。1926年1月1日，大会如期开幕。宋庆龄、何香凝专门致电感谢吴玉章，说他拯救了国民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吴玉章与贺龙住在一起，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起义发动后，随贺龙指挥部南征，转战赣、闽、粤，参与了部队的指挥、后勤和群众工作。起义失败后，他搭民船去香港。后与刘伯承一起，经上海，前往莫斯科学习。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与林伯渠一起潜心攻读马列主义和中国土地问题。

吴玉章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像汪精卫那样以“宁为鸡嘴，不为牛后”为人生观，谋取高官厚禄。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玉章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越发坚定了。

1938年7月，国民党被迫答应召开国民参政会，吴玉章奉中共代表团电令，赶往武汉，任国民参政员。8月离开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年底，蒋介石亲自出马，约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等六人“恳谈”，希望他们到国民党中做“强有力的骨干”，不必跟着共产党，并说共产党不去，他死不瞑目。辩论持续很久，蒋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正色说：“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律己甚严，以办学终其一生。解放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吴老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又有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经验，曾打算在外事部门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吴老被任命为校长。吴老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使命，以古稀高龄，意气风发地主办着这所新型大学。

周恩来总理曾打算安排他担任更高的职务。吴老一再向总理说明，他乐意担任人大校长，这对他已经很合适了，请总理不要为他的工作安排再花费精力。

吴老生活俭朴，照他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他住在北京东四六条39号的普通四合院，由于基底没有下水道，室内经常潮湿，房间又阴又暗。屋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一次，李宗仁先生要见他，就因为房子太破旧，改在人民大会堂会面。中央领导同志要为他换房子，被他谢绝了。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视察工作，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师资奇缺，适龄儿童入学率极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

吴老81岁时还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检查，并写出《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

恰如杨尚昆在回忆吴老时所说，“吴老为革命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但却始终那样谦逊谨慎，艰苦朴素。”

【谢觉哉：“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

谢觉哉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935 年10 月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政府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他当选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长。解放初担任首任内务部部长，1959 年4 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革命生涯位高权重，却从不滥用权力，而是致力于法制建设。他强调法源于人民群众，并且身体力行，长期为民执法，为民用权，是清正廉洁的光辉典范。

“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1933年11月，时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谢老来到瑞金检查工作，县苏维埃财政部部长蓝文勋借谢老的到来大摆酒席，遭到谢老当场严厉批评。杨世珠、蓝文勋十分尴尬，神色慌乱。这酒席更让谢老产生怀疑。经进一步清查，果然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吞蚀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计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多元。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他们贪污集体的大洋4000多元。

谢老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地痛斥杨世珠、蓝文勋：“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块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官污吏！”接着他又代表中央责令杨、蓝停职检查，并将唐仁达逮捕法办。谢老将他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听后同样十分气愤。谢老当即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谢觉哉与项英、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其他贪污腐化行为也要受到严厉惩处。

毛泽东称赞说：“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决定给予杨世珠警告处分，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

随后，全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活动。清除了一批贪腐分子，苏区政府风气为之一新。当时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这可以说是共产党进行的第一场惩治腐败的廉政风暴。

1939年，谢老任陕甘宁参议会副议长。当时，我抗日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实行的是“参议会”的组织形式和“三三制”的组织原则。随着“三三制”的建立和实行，谢老对如何纠正过去那种习惯于党政不分的领导方法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党政本来是可分的，因为党是党员的，政权是人民的。党员虽然是人民，但人民大多数不是党员。他主张克服党政不分，要从改变以党代政、党直接干涉政权的做法入手。

谢老进一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的建议，并请求党中央“将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复信，高兴地指出：“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1945年6 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谢老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发给各解放区参议会的政府通电，正式使用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表述——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自此开始付诸实施。薄一波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

“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新中国成立后，谢老担任内务部部长。他一到任，就发动群众战胜灾荒。他几下山东、河南等重灾区，到灾民家吃棉花籽饭，到黄河决口处视察修复工程。每到一处，都强调要将救济粮款直接发到灾民手中，不许饿死人。

1958年春，谢老以年老体弱多病，难以胜任现职为由，向中央递交了《请辞部长职务书》。中央仍在董老担任国家副主席以后，推荐谢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本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工作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人也劝他：“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何必花那么多气力呀!”谢老却不这样想，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怎么得了呀!”

1962年5月，谢老视察西安，抽查法院案卷时，发现“王为业反革命案”有可疑之处。案卷上写着：原审三原县法院，以王犯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谩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判处王犯10年徒刑。王犯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犯有期徒刑20年。投狱劳改后，王犯还不服，抗拒改造，法院又增刑4年，共24年。该犯仍然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人民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老仔细研究材料，认为案子有问题。他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而且判得这样重。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

针对办案中“宁左勿右”的办案人员，谢老语重心长地说：“……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有人来翻看这个档案，他要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向毛主席写封信就犯了罪？他向最高人民法院告状，你们也不把状子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而把它扣压起来，这样做不行嘛。”在他的坚持下，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业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为了表示对此事负责，也为了不让有关同志受到连累，谢老特地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

谢老绝不赞同封建社会“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腐败做法，他对侄子、儿女一向严格要求。1950年1月，他在湖南的两个儿子子谷、廉伯想在春节前进京看望父亲, 苦于没钱买车票,写信向父亲求援。不料, 谢老也拿不出这笔盘缠。谢老在1月21日给儿子写信,建议他俩把来京的时间推迟到秋后。想来秋收后，打了粮，有了钱，“光景会好一些”……

正如习仲勋等中央领导评价的那样：“谢老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

【徐特立：长征路上年龄最大的红军】

国父孙中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试问，若在漫漫的中国革命史中寻找“中国革命教育的先行者”，又该是谁？翻阅“党内五老”，读者对于徐特立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他年轻时断指血书撼清廷的刚性，以及与毛泽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美谈上，却鲜知徐老1895年开始从事乡村教育，就一直不断地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壮举。（断指明志一事由来：辛亥革命前夕的一天，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演讲，讲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主权和人民时，激昂悲愤的他拍案捶胸，忽然猛地转身，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师生们的面，“砰”地一声砍断了左手一节手指，鲜血顿时溅染衣衫。接着，他用断指在白纸上写下八个血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呼声雷动。徐特立的断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编者注）

“10年破产读书计划”。1877年，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的贫民家庭。早年丧母的他在读完六年蒙馆之后，便为自己的前途而苦恼，一心想找个职业。辍学两年后，18岁的徐特立幸运地找到了一份教蒙馆的职业。

由于受康梁维新革命思想的影响，年轻的徐特立开始意识到只有变革思想才能救中国。他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读书，却苦于家中无甚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书价又很昂贵，而他教蒙馆的第一年所得俸金只不过3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加到20串，仍难以购置书籍。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下定决心，在20岁那年做出了“10年破产读书”的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可买25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10年，把书读通，这样也就势必破产。

“10年破产读书”计划执行到第8年即1905年，徐特立刚满28岁，家里经济就濒于破产了。为寻求新知识与新出路，徐特立来到长沙城，考入宁乡速成师范班。在这里，他既学到一些科学知识，也开始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五四运动这一年，年逾四十的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已是很有声望的人物，但他欣然抱着寻求新知识的愿望，到法国勤工俭学，努力学习法文，学习科学知识。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党人遭到疯狂屠杀。面对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反动派的拉拢、利诱，毅然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徐老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此方法深深影响了弟子毛泽东。毛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积累了足足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六十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长征路上扫文盲。1934年，当红军开始长征时，徐特立已是57岁的老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竟义无反顾地随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向渺无人烟的雪山草地进发，从而成为红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长征老兵。为了让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多识字，在行军途中，徐老想出了许多办法。他在前面战士的斗笠上写几个字，就成为后面战士们的活动识字板。日子久了，战士们识的字也就多了。他还让先头部队把路边宣传鼓动标语写大些，以便于战士们在行军途中辨识。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徐老正式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着手发展边区教育事业。

徐老还教战士们学拼音文字。有些年轻女战士调皮地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他耐心地解释：“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习嘛！”朱德和康克清后来曾写诗称赞徐老：“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

徐老说：“我是新文字运动（即拉丁字母拼音法）的积极推行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扫除文盲，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我们一到陕北，就办起了一个文盲师范。招收的都是文盲半文盲，教给他们新文字，只要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即可成功，毕业后便担任小学教员和识字班的先生了。”文盲师范的创办是扫盲史上的创举，是徐特立对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称赞徐特立：“创立文盲师范，开展冬学运动”是让“西方的教育家都会感到气馁的世界上最艰难的教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1968年11月28日，老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党中央评价他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称赞他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则直呼徐老是“当今一圣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同盟会走向共产党的张云逸大将

□    张光东/口述    周海滨/撰文

张光东  少将军衔，共和国开国大将张云逸之子。

周海滨  文史学者、口述史专栏作家，《家国光影》、《我们的父亲》等

             口述史新著引起较大反响。

有人这样评价张云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工资级别最高，是唯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谋长。

张光东，大将之子，1946年出生于山东临沂，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他的家中没有奢华的摆设，四合院里还住有其他人家。2009年、2010年张光东数次向我们娓娓讲述父亲那惊心动魄的大将之路。

“父亲54岁的时候才有了我。”性格爽朗和善的张光东说：“我很遗憾，我在父亲身边的日子实际上不多，也因为那时候小，很多事情没有去体会和观察。”

张光东对父亲的形象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张云逸去世后，“要筹划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今天，我再去看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经历过的那些大风大浪，才真正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非常敬佩他。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家，父亲那一代人非常好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在儿子眼里，父亲张云逸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烽火往事，自己与父亲又有哪些亲情往事？张光东的思绪一下子投向了南方——海南，父亲在那里出发。

【“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谋长”秘密入党】

1892年，父亲张云逸出生在海南文昌的一户贫农家庭。父亲的经历很艰辛，当时家里很穷。听他讲过，十几岁的时候，只有一双我奶奶给做的布鞋，出来基本上都是打赤脚，只在有点场合的时候才穿布鞋——怕穿坏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很早就出来闯。一个参加了同盟会的同乡看到父亲很聪明，就把他带出海南，来到广州。他的革命事业也因此开始得较早，16岁加入同盟会。1926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包括父亲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他们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有一百个理由不干革命。干革命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和民族独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谋幸福。父亲说参加革命不是人逼的，是他们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此放弃了一切优厚的条件，也放弃了很多唾手可得的东西。他们看到了当时虽然力量微弱，但确实是为了人民幸福、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辛亥革命成功后，父亲参加了培养革命干部的黄埔速成班，和叶挺、薛岳是同学，同期的许多同学后来都成了革命的风云人物，父亲就曾同蒋介石一起，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

父亲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和国民党许多元老级的人物都有交往。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在父亲所代表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因为他资格老、有威望，大家很尊重他，谈判自然也很顺利。

【“和李宗仁打了一辈子仗，打了一辈子交道”】

在父亲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敌后，新四军在前线。共产党占领的地方国民党不甘心，一直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叫共产党不要搞那么多兵。新四军到了江北，军长李宗仁也说新四军不要再发展。我父亲当时就反驳说，要抗日，就要有力量！父亲还和廖磊说：“你是安徽省主席，你应该在合肥干，你怎么跑来这儿，就是因为你没力量，你打不回去！蒋委员长怎么在重庆办公？也是这个道理。”

1965年，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国，父亲专门前去接机。李宗仁要来北京南池子看望父亲，父亲就特意在服务处换了一套新家具。当时我因为上学，未能亲眼看见李宗仁。但听父亲的警卫员讲，李宗仁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父亲认为，李宗仁从美国回大陆，到家里做客，此事保密性很强，要求家中所有无关的人一律回避。

父亲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中央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的幕僚刘仲容联系，从而联系上李宗仁、白崇禧。6月上旬，父亲辗转飞抵桂林，与李宗仁会面。

这时候的李宗仁正面临蒋介石的经济压迫，蒋操纵纸票，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白苦无办法应付，急于寻求外援，当得知张云逸抵港后，就诚恳催促父亲入桂。

1937年6月12日，父亲与李宗仁、白崇禧举行第一次会谈。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李、白“抗日情绪还高”、“并愿共同对外”、“李对蒋还不满。我以抗日前途为要相劝，彼表同情”。

这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也因受蒋介石的欺压，自知无力单独抗蒋，想联络各方力量抗蒋自卫，并派张斯可作为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父亲同张斯可见面会谈。

1937年6月16日，父亲在给“毛、朱、周”的电报中透露，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李原则上已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与桂方几个高级干部讨论具体方案。父亲多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父亲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父亲留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其后父亲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最终，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这期间，父亲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同意国共合作抗日，最终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 2月至5月，李宗仁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台儿庄战役进行中，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与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台儿庄作战。在台儿庄会战激烈进行时，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破坏了薛城至韩庄的铁路，迟滞了日军行动。

父亲曾说：“和李宗仁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不跟风，不违背良心，不怕扣帽子】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几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这大将的军衔还是授给别人吧。”但毛泽东说：“张云逸同志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形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南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功勋卓著，受之无愧！”（1929年12月，张云逸与邓小平、韦拔群、陈豪人等同志在广西百色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编者注）毛还称赞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在党内多次斗争中，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父亲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就是没说。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心里有数。他是很有原则的人，有自己的思考，不会人云亦云。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呀！” 1931年，临时党中央搬到苏区，父亲是副参谋长。当时李德等人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以正统身份否定游击战。父亲那时在红军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正是游击战。

1936年末，父亲到延安。当时父亲去抗大听课，每次去收获都很大，毛泽东的课每课必听，但是博古讲的联共党史，父亲没去听。

对于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父亲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次，大约是1959年，我放学回家，听见邓子恢叔叔和父亲在客厅说话，我听到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是胡闹”这样的话。邓子恢私下被人称为“老右”，指他偏重于实事求是。这个和父亲比较相似，所以他们成了比较好的朋友，邓子恢经常来我家串门聊天。

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已74岁，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因此没有被流放、坐牢。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父亲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他没有屈服于当时的压力，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怕被扣帽子，坚持原则，不让步。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他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有一次，有人说徐海东是黑后台。我妈妈在饭桌上讲“听人讲徐海东反毛主席”，父亲勃然大怒，把筷子都摔了，说“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也不吃饭，转身走了。

父亲认为应该坚持“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的原则，不能枉杀无辜。在整风运动中，一个同志犯了错误，组织上要枪毙他。父亲说：“让他当伙夫去，还是不要杀的好。”“文革”时，父亲被“扫地出门”到广州从化，他说：“想出来当个公社社长也好啊，干点实事……”他心里有数，不说出来，政治上不幼稚。

“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父亲就在桌子上摆了两块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 “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父亲就先念语录，然后回答问题，造反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由于父亲做过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文革”中“造反派”曾向他索要，但被父亲拒绝了。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会议第二天，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试图让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父亲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有人和父亲说，你发言吧，再不发言就晚了。父亲依然不发言。当时每天都有会议简报。谁知第二天主席发话了：发言的人都做检讨。

1980年代，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母亲，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感情地和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跟风。

【“懂经济的军事家”】

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海南岛举办了父亲的生平展。其中展览了1961年父亲写给文昌县县委书记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现在要鼓励多种粮食，不仅要，而且要种经济作物……生产队的归生产队，个人归个人，这样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我们这是搞资本主义吗？不，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我的看法，你们看，怎么样？”对此，《海南日报》还做了专题报道。

父亲的经济眼光很独到。有人有这样的观点：股份合作制可能源于父亲办的山东青州卷烟厂的合作创新。他们讲：“谁说现在才有股份制，当时张云逸搞烟厂的时候就有了。”

抗日战争时期，身为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父亲提出办个烟厂，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当时新四军资金有限，便以注资的形式，入股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民办烟厂——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创办了新四军资产与民族资本合资经营的新群烟草公司。由于生意兴隆，新四军所建烟厂又以兼并的形式，将原先的合资厂变成了一个分厂。当时合资办厂和合并经营的时候，父亲采取的正是股份经营的模式。

现在看来，父亲那时还有点品牌意识。刚办烟厂时，很多人认为用原来烟厂的香烟名字，贴牌生产就可以。但父亲认为我们要有自己的品牌，于是，牵头找《淮南日报》的人帮助起新名字，最终香烟被命名为“飞马牌”。飞马牌香烟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走俏，成为大家争相购买的国货。当时的产量大约是日产2000条，每天工厂外都停着马车，排队等待装箱运货。敌占区有规定不许购买飞马牌香烟，人们就用白纸包起来买卖。

每年春节，总有一批广西人到上海过年。这些人就是曾经从上海举家搬迁到广西，参与新中国广西建设的上海广西人。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我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建国后，父亲是广西省委书记，而且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当时的广西家徒四壁，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于是，初到广西的父亲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从上海把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了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连根拔起。一批上海人也就这样安家在广西，投身建设了。按照父亲的思路，广西的工业基础很快就建立起来。

父亲在任时，办了不少现在看来使几代人受益的大事：

比较一下解放以前的中国省区版图和现在的地图，很明显地看到：解放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就是一个内陆省区。父亲向叶帅从广东要了一块海，就是湛江海域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计划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从今天的经济形势看，这片海为广西的发展创造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不仅成为今天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一个“龙头城市”，还为广西对外开放提供了便利的出海通道。特别是现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已落户南宁，北海、钦州开始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很多以前修的建筑和搞的项目如今都被拆除了，以新换旧。但在广西，父亲主持修建的广西机场还在使用。他当初说：“修这个机场就要眼光远一点，不仅要有，还要是国际大机场，要面向世界。”现在看起来，当时的决策是很明智的。在广西第一座大桥企划建设时，很多人对父亲坚持邕江大桥要建成四车道很有意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大桥因过窄而改建——邕江大桥就不会，它现在仍是南宁市的主要交通命脉。

【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

父亲告诫身边工作人员，要亲切待人，不能给人以距离感。父亲要求不管什么人来找他都要热情接待。一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父亲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由于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父亲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有多么重要。

父亲到山东农村做调查工作，一行人来到老乡家聊天。老乡们看到首长来视察，就赶忙拿出大瓷碗，拿抹布往碗里一擦，准备倒水招待。身后的警卫参谋便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父亲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自己与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

我现在去山东，去父亲以前到过的地方，还有老乡记得他，说父亲个头不高，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警卫离得远远的，交流起来方便。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谈得来。他们确实是真心愿意与群众接触。

父亲住在南宁市桃源路３号时，常布衣外出，进入小市场与市民聊天，或者去农家与农民谈心，没人知道他是广西最大的官。有一天，父亲去柳州，路上看见两个农民在山上打柴，就下车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谈了起来。这个时候，广西还有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大量特务和土匪。警卫见到农民手持砍刀，都很紧张，但父亲仍谈笑自如。

父亲的秘书张广华回忆说：“将军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好，平时就像我们的长兄一样，特别和善，我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他讲。”张广华得了肝炎，组织上要把他调离父亲驻地。父亲说，“病是在我这里得的，养好了病再走！” 父亲坚持没让秘书回家，还买回了水果、糖等补品给秘书，直到他养好了病，才让他回家。

父亲的另一个秘书王毅，以前在白区工作，因为潘汉年事件被牵连为“特务”。父亲知道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和秘书讲他要被调离。临走，父亲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并亲笔在背后写了字作为留念。听说，王毅回去不久就被抓了起来。

父亲没有生女儿，但是我有好几个姐姐。全国解放后不久，父亲想起一位烈士的遗属，就派人去烈士家乡寻找他的女儿张念环。念环姐姐小小年纪就被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解放后是父亲把她从广州找回来的，在我家一呆就是十几年，她一直叫我爸“父亲”。上大学时，姐姐把男同学写给她的信拿给我父亲看，问我父亲的意见。琼崖纵队创建人之一冯白驹同志的女儿到北京上学时，也吃住在我们家，情同一家人。

【“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咱可不能做那种人”】

1946年，父亲54岁的时候，我才出生。哥哥张远之比我大20岁。父亲和母亲离多聚少，从广西百色起义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差不多10年一直没有联系。1937年父亲从中央出来做统战工作，那时候才通过地下党知道母亲在做地下工作。

父亲算是老来得子，所以父母对我特别宝贝。那年，父亲正好在山东指挥作战，很难抽空照顾我，我跟着母亲，吃山羊奶长大。父亲非常疼爱我，但不是溺爱，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求我和普通人一样。

父亲到北京工作后，我从外地转学来京。有人提到条件比较好的八一小学，父亲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这样离家也近。”父亲交代说：“不管在什么场合，你不要透露自己是张云逸的孩子。你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咱们可不能做那种人。”

从小学到高中，我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着母亲的名字。直到1965年，我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才开始在履历表上填父亲的名字。父母那年非常高兴。父亲要求我当好兵，但没有长篇的说教，而是通过一些小事，传授给我当兵的实际经验。比如报到前，学校发了被褥、包袱皮，但没有枕头，打背包时，母亲给我放了一个小枕头在里面。父亲检查时拿了出来，并告诉我，当兵的人没有带枕头的，都是把换洗的衣服放在枕套里当枕头。父亲还教我打背包，教我怎样当兵，怎样生活。

父亲还经常写信给我，信的开头都是“吾儿”，但是突然来了一封信，开头是“光东同志”，让我很震惊。父亲说，你入党了，我们就是同志了，他要求我接好革命的班。这封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四川一个大山区的研究所去搞计算机，一去就是4年。当时父亲年纪很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但他对我说：“你到总参三部去工作很好，但要注意保密。”他只对我提了这个要求。

这个工作不是很自由，四五年里才回了两次家。1973年，父亲生病，我到301医院去看他，父亲看着我半天没说话，问我“你能回来吗？”那句话一讲，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后来当我调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病得很重，我们已经没法交流了。

1974年是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来医院探望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父亲当时说话已很困难，但依然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目送小平缓慢退出病房。11月19日，父亲逝世，享年82岁。

父亲希望我做个“接班人”，他说，“你一定要继承革命传统，你不要来挖我们的祖坟。建设一个国家，就像盖幢大楼，大家都要加砖添瓦，最后当你看见大楼建成时，你也一定会觉得很高兴。”

当时想得不深，其实父亲的意思是不要痛恨、丢掉传统，他在高瞻远瞩地教育后代。

由于父亲工作太忙，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等到我长大进入哈军工学习，就离开了家，和父亲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写信。一直到1973年我才回到父母身边，而父亲第二年就去世了。回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好好和父亲谈过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到了今天，再去看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经历过的那些大风大浪，才真正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本文参考了《张云逸军事文选》、《张云逸大将》等资料，谨致谢意。）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郭沫若：写与不写的纠结

□   冯锡刚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郭沫若留给了世人《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三部历史剧作，另一些创作计划却由于“种种原因”付诸东流。归根结底，是时代、性情和环境决定了郭沫若的“写”与“不写”。

一

1957年4月17日，郭沫若在给他的忘年交，正在上海中学读书的陈明远的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三人行》和《李岩》，我现在都不想写。因为时代变了，我对他们的关心也不如从前了。以前我没有把他们写出来，我倒有点失悔。写文学作品，尽管取材于历史，总是和写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联的。这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倾向。

毫无疑问，年仅16岁的陈明远一定在信中表达了某种期盼。

先来说说有关《三人行》的创作设想。早在1940年，“厅务闲闲”的郭沫若就对王安石“怀抱着一种崇敬的念头”。这年夏间，他为友人题词：

余于古人最钦佩王安石，不仅诗文独具风格，即其学问道德政治事功无不出人一头地，宋以来小儒咸菲薄之，直可谓群犬吠日。

1943年，郭又应福建上杭某青年求字而“信笔书此瞬间心中所感”：

要想成为一个人，不是容易的事，总要不虚度此生，对于社会有所贡献，才能算是一个人。我近来很佩服王安石，觉得他和屈原一样有一个悲剧的身世。他的文章道义都可以风徵百世，而被道学家辈所诬蔑。他的政治设施和军事布置，如不被伪君子司马光所隳堕，宋室何至南渡以迄亡，元人又安得入主中土？然而千年来知此者殆少。不求人知，但求尽力作一个人，王安石是一位真儒者，我愿意以他为模范。

此间，郭沫若作过几次关于王安石的讲演，也写过几篇短文，而留给世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大约就是收录在《历史人物》中的《王安石》。1947年7月，郭沫若为行将出版的《历史人物》作序，称“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研究王安石亦然：

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拿来写成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级，苏轼代表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

1943年前后，正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井喷期。在他心目中，王安石较之屈原简直可称为完人。然而，人们读到的只是假口屈原的“雷电颂”，却未能一睹“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语）的风采。创作自然有其不确定性，然在笔者看来，郭沫若当时未能乘兴写出《三人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苏轼的定位。要将自幼喜爱且气质相近的旷代文豪处理成“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确有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郭沫若作于1939年秋的寺字韵组诗十三首“其四”中，称许苏轼 “蔚成苏子才如海”、“赢得千秋万岁名”。诗虽作于1940年代之前，但显见郭在研究王安石的同一时期，对苏轼衷情未改。1944年2月为夫人于立群书此诗，在跋语中有“东坡精神固长留于天地间也”之叹。后来还将此诗书为横幅以赠友人。

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三位历史人物作代表人民、地主阶级与游移两端的文人这种类型化处理，除去学术家的史识这层因素，多半是政治活动家的现实情怀使然。

到了1947年7月，国共内战已然如火如荼，郭沫若在序文中旧事重提，并称王安石提出的“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倒土豪劣绅，使耕者有其田”。这位年前曾在沪宁道上呼号奔走的政治活动家似重燃旧绪，然而终究“没有动手”。究其原委，除了情理的两难，恐怕还有环境的变迁。学术家、文学家、革命家兼具一身的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和闲居重庆6年，分别经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绝非偶然；反观1926年的“北伐途次”和1946年的“南京印象”，则成为其“革命春秋”的写照。前后迥异，多系环境制约。

10年之后，陈明远写信旧事重提，郭沫若以“时代变了，我对他们的关心也不如从前了”回应，表示对《三人行》的断念。

1950年代，确是“时代变了”。此时的郭沫若对苏轼的情感似也发生了变化，引以为据的是作于1962年2月的《儋耳行》，以与苏轼对话的构思，嘲讽“此翁似达却似顽”，“摭拾佛老牙慧玄。半是半非自信坚，无奈珠黄不值钱”。

时代、性情、环境，三者缺一不可，《三人行》就这样失之交臂了。那末身处1950年代的郭沫若“关心”的是什么呢？

二

自1943年春创作《南冠草》，到1957年4月回复陈明远，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已中辍整整14个年头了。在1955年10月致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吐露了这样的心声：

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看来只好等我退休以后再去亲近文艺了。这也是为国为民所作的个人牺牲吧。

就在表示对王安石他们的关心“不如从前”两个月后，反击“右派”罡风匝地而起。郭沫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发表了许多拥护中共、谴责“右派”的言论，其中最出奇的是对“言者无罪”的驳难：无罪的言者无罪，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即“莫斯科会议”）。令世人瞩目的是，并非中共成员的宋庆龄和郭沫若居然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与会，目睹了毛泽东代表中共在《莫斯科宣言》上签署的历史性一幕。

1958年12月下旬，《人民日报》报道：郭沫若、李四光、钱学森等300多名优秀分子“经过党支部的认真讨论和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天后的1959年1月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郭沫若的《学习毛主席》，表达了对领袖知遇之恩的感戴。并非巧合的是，仅隔了一个月，郭沫若即以一周的时间，创作出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又并非巧合的是，在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发表《替曹操翻案》的史论。在接受《戏剧报》记者的采访中，郭沫若明白无误地表示：

蔡文姬被迎接回国，只是作为一个典型：通过她可以代表很多的人。蔡文姬能够被赎归汉，不是只靠金钱，还是靠曹操的文治武功才能争取回来的。这个事件是典型的，可以通过它来表扬曹操。

这样看来，《蔡文姬》与《替曹操翻案》仿佛是一而二，二而一了。这就是郭沫若在“时代变了”之后的“关心”所在。这年“五一”节，郭沫若在改定《蔡文姬》的同时，写了题为《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长序，在重申“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的同时，于开首有一段至为重要的文字：在引用了福楼拜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推衍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之后，特别强调：《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察觉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

郭沫若在1950年代中期，为《金文丛考》重版作序，回顾流亡日本作古文字研究的生涯，生发“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拯救了我，使我临到了沉溺的危境，而没有遭遇到灭顶之灾”之叹。这就不难理解《学习毛主席》与《蔡文姬》的内在联系。看来，是批准加入中共使郭沫若迸发创作激情，化而为散文便是《学习毛主席》，凝之为剧本则是《蔡文姬》。郭沫若在这年初夏出访北欧时，私下里曾对驻北欧某大使径直表白：写《蔡文姬》就是为了歌颂毛主席。因此，才会将曹操治下的文姬归汉沿途写得安定繁荣，生民康乐（在最初的发表稿中，甚至颇有以屯田制比附人民公社之意）；才会将曹操写成被普天下民众讴歌膜拜的“太阳”；才会对曹植歌颂其父“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民望如草，我泽如春”的辞藻表示欣赏。

同样并非巧合的是，郭沫若在参加莫斯科会议后不久，1958年1月为侯波所摄的《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题照，内有“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的诗句。1959年6月，又为《毛主席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的摄影题照：

世界大团结，明星何煌煌！

北辰居其所，地上建天堂。

太阳也好，北辰也罢，总之在1958年个人崇拜之风再起后，郭沫若以得风气之先的政治敏感，不断以诗文表达对领袖“五体投地”的崇拜之情。

三

1944年11月，毛泽东致信郭沫若，在称赞其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希望继续努力”的同时，亦表达了“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之意向。于立群在《难忘的往事》中说：“毛主席在信中所说关于研究太平军经验的问题，郭老始终放在心上。在重庆时，他就曾想动笔，但因资料不足，未能实现。六十年代初，郭老积累了一些材料，准备动手，由于种种原因，计划又未能实现。” “种种原因”虽语焉不详，但恐非“资料不足”。就在“准备动手”的同时，郭沫若在一首涉及太平军的诗中有这样的概括：“惜哉萧冯奋战死，金陵内讧自刳肝。翼王西走大渡河，天险飞渡奈无船。天朝十误良可叹，纵有陈李难成全。”郭沫若自然明白，毛泽东1944年提议“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意在鉴戒“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而今“时代变了”，领袖意不在此，又岂能不识时务。

人们在1960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读到的是郭沫若于这年1月上旬创作的四幕历史剧《武则天》。郭沫若在这年8月写出《我怎样写〈武则天〉？》的长文，内中标举宋之的（剧作家，曾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编者注）创作于20多年前的同名话剧与正由上海越剧团上演的《则天皇帝》，对其传记式的写法不以为然。“我是把徐敬业的叛变作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事件来组织我所选择的事件和任务。我把地点局限在洛阳，把事件局限在……六年间。我尽可能追求着人、地、时的三统一”。这确是郭沫若高明的地方，其实这种艺术构思出于更深的用意：“我所写的武则天只写出了她六十岁前后的六年，可以说是她最成熟的时代”，“武后执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经济和文化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沫若在致忘年交的信中，引用该剧导演焦菊隐的话，认同这部历史剧“全力表现了盛唐气象”。 在七分人祸蔓延九州的1960年之初，郭沫若出于比附现实的需要，“全力表现盛唐气象”，显示出这位政治活动家的“关心”所在。《武则天》通过上官婉儿和骆宾王这两位著名文人的感化，不但意在彰显武则天的文治，更着意颂扬这位最高统治者的人格感召的魅力。其中武后与骆宾王所说的这样一段台词，曲折地表达了郭沫若的自我期许：

朝廷今后要加倍地尊重农时，务尽地力，奖励耕织，重商惠工，广开言路，重用人才，要使四海如同一家，万邦如同一族。要使普天下的人都能够安居乐业，长享太平，文治光华，昭被九域。你们会做诗文的人，应该好好体贴这些意思！

骆宾王受到鼓舞，以昂扬的气概作答：

我骆宾王决不辜负天后陛下的期待！

以平定徐敬业叛乱为中心事件不仅是为使剧情紧凑，冲突强烈，更有借古喻今的用意。郭沫若说过“以裴炎暗射彭德怀”这样的话。这表明以平定徐敬业叛乱为作品主干，不仅出于展示武则天雄才大略的需要，也是出于刻画时任宰相、与徐敬业里应外合的野心家裴炎面目的需要。（对裴炎作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是有争议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整肃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此后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中，集中于批判彭“反对三面红旗”，并未涉及其他。然而，内部传达的文件中则开列出诸如“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魏延式的人物”之类的“罪状”。奉毛泽东之命，周恩来作过彭与毛30年来“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专题报告。对于这些内情，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自然得以与闻。历史剧当然不是简单的比附，但作者“以裴炎暗射彭德怀”，确实道出了创作的深层动因。

在经过了两年多的反复修改之后（郭沫若在此期间致阳翰笙、邵荃麟等行家的书信中一再强调“主要是把武则天加强了”），以“翻案何妨傅粉多”的艺术追求，将武则天塑造成“现代政治家”（陈毅语），单行本于1962年9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周恩来对过分美化武则天虽有微词，但毕竟能体会和认同作者借古颂今的用意，故在北京人艺演出第一百场时莅临观看并致贺。郭沫若在书赠焦菊隐的五律中有“喜闻还乐见，努力辅明时”的勖勉，“辅明时”自然也是作者的自我期许。

四

就在为《武则天》的定稿而煞费苦心的时候，1962年5月，郭沫若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开始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的创作准备。这一年是郑成功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300周年纪念。郭沫若于这年1月18日赋七律一首：

台湾自古属中华，汉族高山是一家。

岂许腥膻蒙社稷，不容蟊贼毁桑麻。

千秋大业驱荷虏，一代英雄赐姓爷。

三百年来民气壮，教他纸虎认前车。

也许是看到郭沫若近几年创作《蔡文姬》和《武则天》显示出宝刀不老的势头，也许是这首发表在2月初《南方日报》并在《文汇报》刊出手迹的《郑成功光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向世人展示这位文坛泰斗兼史界班头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八一电影制片厂认定，郭虽从未“触电”，但仍为剧作者的最佳人选。郭沫若当然清楚，话剧剧本与电影剧本终究有很大区别，何况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无论是重庆时期的《屈原》和《虎符》，还是近年间的《蔡文姬》和《武则天》，都非命题作文。这主客观的两层因素，显然是对创作的极大制约。但这位颇具雄心的文坛大佬还是欣然从命。他在当年年底剧协召开的座谈会上谈了创作过程：

八一电影制片厂向我出了这个题目，让我来做。他们给我送来了许多关于郑成功的史料，以及许多怎样写电影剧本的理论书籍,一大堆，要我来读。八一厂为我服务得真是周到。他们还为我放映了许多中国的、外国的电影，他们在尽力培养我写剧本。我受到这样的待遇真是感动。我如果不交出作品,真是对不起他们……

这是郭沫若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电影剧本, 也是最后一个剧本，甚至从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叙事文学作品。

写作这部10万余字的电影文学剧本费了两个月时间，于10月间完成初稿。这在郭沫若创作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此前创作的8部历史剧，没有一部超出5万字，写作时间大体在5到10天之间。这表明，郭沫若写《郑成功》确实勉为其难。作品于次年春季发表在《电影剧作》上，但没有引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的反应。其时，虽适逢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标新立异，鼓吹“大写十三年”，但文艺界大多数人包括掌门人周扬并不以为然。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甲午风云》，次年上映后获得广泛好评。令人不解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对这部出自名家又是应其邀约而创作的剧本，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作者去世后，1979年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不久，《文学评论》刊登读者来信，呼吁文艺界关注这部出自文坛泰斗的历史剧压轴之作，但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人们对有特点的作品会产生说三道四的兴趣，而对平庸之作往往无话可说。《郑成功》纵然出自名家之手，却并未产生“名家效应”。相反，从阅读心理的角度看，对名家的期望值越高，则失望愈甚。虽然《蔡文姬》和《武则天》不能算是优秀作品，但终究体现作者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郑成功》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大致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这是一部“遵命”之作，主题单一，意境平平。全剧写郑成功攻打南京失败，转而克复台湾以为抗清复明基地的过程，缺乏紧张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主角的郑成功，既未能置于外在冲突的中心，亦无从领略这位历史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简而言之，无“戏”可看。其次，作为浪漫主义的剧作家，郭沫若的长处在于丰富的艺术想象，生气贯注的主观情感的宣泄，以及富于诗意的场景描写。而这一切在《郑成功》中很少体现。除了某些特有的遣词造句上的个人色彩，颇难见出其独具的艺术风格。再次，文体的更换，使得这部冗长的剧作既失却话剧紧凑集中的长处，又未能发挥电影时空转换的蒙太奇效用，甚至在不少地方采用的是小说、散文的叙述手法。

这样的一个故事性既不强，人物性格又不鲜明的冗长的本子，确实很难引起读者（如拍摄为影片则为观众）的兴趣。

自然，要说一无是处则太过，至少在那个年代《郑成功》能将剧中一位西方神甫处理成正面形象，还是颇为不易的。但这毕竟无从改变整体的艺术水准，艺术规律也并非靠着勇气就能改变的。

五

郭沫若以横溢的才情和弥满的精力，在78岁高龄的1970年，居然写出了近20万字的《李白与杜甫》。因着某种契机，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郭沫若仍能胜任《李岩》的创作。

1972年1日，人民出版社再版《甲申三百年祭》，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确是将“九一三”事件称作“文革”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为这次再版，郭沫若“做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这自然无从反映作者斯时斯地的心境。倒是他和于立群生养的长子为我们提供了令人深长思之的历史细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此时的“后悔”其涵义当不复1957年的“失悔”。毛泽东解读《甲申三百年祭》，意在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郭沫若的本意或重心却不在此，而在李岩的悲剧命运上。

激发郭沫若创作欲望的，是李岩和红娘子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运动的悲剧结局。细读这篇近两万字的史论，不难看出论述的重心所在。作者以近乎2/3的篇幅围绕李岩的身世、经历、谋略及悲剧命运落墨。作者对李岩的至高评价，集中在这句上：“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李岩的悲剧，正是由历代农民起义的规律性结局所决定的。这篇史论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感情深沉的论述：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

《甲申三百年祭》的结句是：“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当年《中央日报》主笔、《中国之命运》的捉刀者陶希圣，攻击郭沫若“以‘李公子’自命”，这固然是过甚其辞，却也独具只眼。郭沫若虽不致如此愚妄，然而对李岩的悲剧命运，确有心灵之感应。

郭沫若于1940年代中期未能写出《李岩》，除了“非写成上下两部不可的”构思上的原因，多半还是对表现李岩悲剧命运是否合时宜的踌躇乃至顾忌。郭沫若在“文革”中对子女所表露的“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的殷忧，证明了当年对李岩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绝非杞忧，实有先见之明。但要让这位对领袖“五体投地”的文坛大佬借古讽今，显然是强人所难了。因此，这位精明的政治活动家可以对子女表露“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心境，却绝不可能“吾其九死犹未悔”地创作《李岩》；这位洞明世事的学术家可以通过《李白与杜甫》入木三分地剖析李白的“觉醒”，却决不会藉再版《甲申三百年祭》的契机，不仅作“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1950年代中期，因着“关心不如从前”，《三人行》和《李岩》都不想写；1960年代初，准备研究太平军，由于“种种原因，计划又未能实现”；及至1970年代初，虽有赓续《李岩》的契机，只是徒唤“后悔”而无可如何。这样，在“时代变了”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留给世人的便是《蔡文姬》、《武则天》和《郑成功》。

归根结蒂，郭沫若的性情决定了他的写与不写。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什么迅速溃败

□   茅于轼

国民党坚持抗战八年之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坚苦卓绝，坚持到最后，赢得了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非同小可的胜利。我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中国人受尽了屈辱和欺侮，八年艰苦抗战，以牺牲上千万军民为代价换来了胜利的荣誉。抗战中虽有一些腐败，但并不严重，否则抗战的仗就会打不下去。抗战中有近百位将军为国捐躯，包括张自忠、佟麟阁等，说明了对日抗战有很强的凝聚力。

国民党这样一片大好形势怎么会急转直下，把大局输给了共产党？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探讨过。其实这里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吸取。

在我看，原因是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腐败，以至于不可收拾。国民党派出的接收大员进入原来由日本和汪精卫伪政府控制的沦陷区，建立国民党的政权。此间发生大量的腐败，丧失了民心，一泻而溃千里，势不可阻。

沦陷区的百姓在日本兵的铁蹄下生活了七八年，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他们天天盼国民党凯旋，自己能重新做一个有主权的国民。可盼来的国民党却是一群腐败分子，只知道伸手要钱、要权，不关心民间疾苦，还看不起沦陷区的百姓。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只占有全国一小部分国土。当时的一线城市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兰州；大片繁华的东部地区，武汉、桂林、长沙、广州全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更不用说上海、南京、北京、郑州和东北广大地区。胜利之后，国民党要派出大量官员去沦陷区工作，但它根本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干部。接收大片沦陷区任务之重大是可以想象的。伪政权要接管，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处，地方秩序要维护，汪伪的货币要改制，日本人要遣返，生产要恢复，税制要建立，还要防止共产党的渗透，这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可是接收大员来到一个地方，首先是占据最好的房子用作自己的官邸，接收伪政府的财产供自己享用，委派自己的亲人出任新建政府的各级官吏。各式各样想当官的人（包括从国管区和沦陷区来的人）贿赂接收大员，买官卖官层出不穷。汪伪政权在七八年占领期间经营了巨大的资产，胜利后这些资产成为“逆产”，全部要没收充公，在这产权变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可乘之机。接收大员多半利用逆产改制的机会，将一部分资产据为己有。手里有权，又缺乏监督，腐败是必然的。接收大员纷纷忙于自己的私利，把要紧的事都放到了脑后，这引起当地百姓的极大不满。

国民党政权把接管沦陷区看成是一个敛财的好机会，规定伪政府所发的货币兑换成国民党的法币的比例是200比1。而实际上当时的购买力之比远远高于此。这导致沦陷区百姓现钞和银行存款大幅贬值，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招致普遍的民怨。国民党控制区的货币可以在沦陷区大量抢购各种商品，实际上是压榨当地百姓的财产。为了满足兑换法币的需要，政府大量印制钞票，赶运到广大的沦陷区。由于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沦陷区的百姓更是一片怨恨情绪。

国民党又错误地认为沦陷区的百姓都是不爱国的人，而自己以抗战胜利者自居，凌驾于沦陷区百姓之上。把伪政府官员都看成卖国者，其实死心塌地做汉奸的只是极少部分，大部分职员只是为了求生，混口饭吃，心里还是向着国民党，把他们当成卖国者是极不恰当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当局把当地学校的学生叫做伪学生，伪学生转成正规学生要经过甄别。国民党实际上把国统区的百姓和沦陷区的百姓分成两种不同的人：胜利者和投降者。这种区分不但存在于国民党的官员中，也存在于国统区的百姓中。从重庆来的百姓到达沦陷区往往自视甚高，看不起当地的老百姓。这极大地伤害了沦陷区百姓的自尊心。从人口数量讲，沦陷区的人口超过国统区的人口。把这样大的人口群体视为外人，就把自己彻底地孤立起来。

抗战胜利本来给国民党一个巨大的机会，利用胜利的大好形势，建立为国为民的政权。可是由于在沦陷区接收中出的问题，国民党在政治上逐渐失去民心。同时共产党声称将要建立一个没有腐败的真正民主的新政府，逐渐争得了民心。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国民党本应内部严加整肃，挽回民心。可它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是共产党捣乱造成的，必须给予反击。于是加强舆论控制，不许报道负面新闻，最后甚至暗杀同情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也有消息说是国民党内派系之争，给国民党帮了倒忙），结果彻底丧失了民心。共产党以微弱的力量发展壮大，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

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作者系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夺取政权：中共的“神算”

□    罗平汉

1948年，毛泽东曾预言：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从实力对比看，是国（民党）强共（产党）弱，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基于国共人心的向背，明确提出蒋介石是能够战胜的，并多次对战胜蒋介石所需的时间作出预计。

从“参股”到“控股”：“计划用五年解决”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中共鉴于当时的形势与国共力量的对比，曾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应分两步：“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当时中共主张建立的联合政府，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共还只具有“参股”的性质，也就是使中共就全国性政权而言，从在野党（局部地区是执政党）转变为执政党之一。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一贯立场，及其对联合政府的反对态度，中共还一度有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自己另起炉灶成立政府的想法。

中共七大不久，抗战胜利，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放弃了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设想，致力于推动联合政府的成立，而这样的政府能否建立，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态度。当时，中共方面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是抱有诚意的，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积极推动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在国共谈判中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中共甚至计划将中央机关迁到江苏的淮阴，其中一个考虑是中共领导人参加联合政府后往来南京开会方便。但是，蒋介石最终以全面内战回应了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

当时，虽然在实力对比上，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强大得多，蒋介石对打败共产党似乎也很有信心，认为国民党有空军，有海军，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这些共产党根本没有），因而可以速战速决，很快解决共产党问题。毛泽东则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认为蒋介石集团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是完全可以打败的。1946年7月20日，即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制定了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略方针，而国民党凭借其人力物力上的优势，一度占领了中共控制的部分解放区。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蒋介石为这一“胜利”冲昏头脑，悍然召开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所谓“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的召开，等于彻底堵死了各党各派与国民党共建联合政府之路，不但为中共所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民盟等中间党派的拒绝。到这时，联合政府已彻底行不通，中共也就决心通过打倒国民党建立由自己领导的全国政权。当然，这个全国政权虽然是中共领导的，但并非为中共所独占，而是包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7年7月，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争形势日渐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开始预计战争进程，并首次作出了5年解决国共战争问题的估计。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是有可能的。说5年，用不着讲出来，还是讲准备长期奋斗，5年到10年甚至15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用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打倒蒋介石。

虽然毛泽东估计有可能5年打倒蒋介石，但他并不认为中共此时已具备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条件。1947年春夏之际，林彪曾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7月25日复电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

基于形势的变化，也基于鼓舞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信心，1947年10月10日，也就是南京政府的国庆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且公开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中共首次倡导成立排除国民党反动派在外的民主联合政府。

显然，中共于此时所提的联合政府中，将居于领导地位——不再是“参股”，而是“控股”了。

“爬坡”与“下坡”：吸取江西中央苏区之教训

中共中央在“双十宣言”中虽然发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但并不等于说成立联合政府已摆上了议事日程，这只是中共与各党各派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向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还说，从现在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

在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仍认为条件不成熟，会议为此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的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二、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这说明，毛泽东一方面科学地预见中国革命的高潮将迅速到来，中共即将迎来执政全国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当年在江西时期过早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面积人口都很有限，虽然模仿苏联组建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但这些机关有的仅具有象征意义（如外交人民委员会）。既然已是一个“国家”，自然就有了相应的疆域，作为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红军，就承担了守卫疆土的责任。如此一来，使原本灵活作战，尤其善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无法进行外线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自身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会乘机占领苏区（这将意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没有固定的疆土了）而不敢离开根据地。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就已经不单是从军事上打破敌人“围剿”的问题，而是在反“围剿”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扩大这个共和国的疆域，至少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共和国的疆域。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冒险主义，反“围剿”后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都是由此而来。正因为害怕这个共和国的丧失，故而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踏步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亦不敢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在越来越被动的形势下，要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唯有战略转移即长征一途。历史证明，过早地建立中共领导的全国政权，并不利于革命进程的推进。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进一步提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

虽然中共中央并不打算在1948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向前发展，中共还是开始了执政全国的准备工作。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与中央工委会合途经山西临县三交镇时，曾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是我们“爬坡”到顶点，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在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同月，刘少奇在中央工委会议上也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准备和争取全国的胜利，不应只在口头上、思想上、精神上来准备，而且要在组织上、政策上、干部上、机构上、具体办法上来准备。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此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

“铲地基”到“起房子”：“已完全有把握战胜国民党”

到1948年6月底，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发展到280万，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战争开始时的1：3.37，变为1：1.3，并且经过新式整军风运动士气高涨；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已经具备攻坚作战能力。解放区的面积已达到1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全国人口的37%，在广大的老区、半老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判断，再过三年左右就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了。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中指出：“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所说的5年左右打倒国民党，是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算起的，预计到1951年中便可完成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的任务。对于这一问题，他在为会议作结论时又补充说，所谓蒋政权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也不要紧，蒋的力量80%在江北，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把他打倒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到了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他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毛泽东文集》第5卷）

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并且指出：“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1948年10月31日，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致林彪、罗荣桓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敌47万人，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更为重要的是，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到这时，国民党的全部军队包括陆海空军、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部队和后勤机关在内，只有290万左右的人数。人民解放军则增至300余万人。毛泽东认为“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基于这一估计，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提到了议事日程。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中共新一年里的十七项任务，包括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1月8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于是，中共加紧了“起房子”即执政全国的准备工作。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筹备新政协，就是其中的重要准备。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潜伏：“红色卧底”郭汝瑰

□    卢    荻

语云：“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卧底”之特殊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1907年，郭汝桂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谁又能料到，这个男孩后来竟成为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最大共谍”。

投身黄埔军校，秘密加入共产党

1919年，郭汝桂随父亲郭郎溪前往成都，进入省城读书。1925年底高中结业，其堂兄川军师长郭汝栋建议他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郭汝桂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将“汝桂”改成了“汝瑰”。

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随着北伐捷报频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郭也随军校一部前往武昌。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任职，是郭汝瑰的老师，郭深受影响。 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因为是郭汝栋的堂弟，袁镜铭告诉郭汝瑰，这个身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拥兵自重，与武汉国民政府（仍与共产党合作）对立。一天，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把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办公室，通知他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吴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这时，郭汝瑰的堂兄、傅秉勋的妻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杨森为司令），拥有两师一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交代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5人，由武汉溯江而上，返回四川。来到郭汝栋的驻地涪陵后，他们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表面上表示不会支持杨森，暗地里却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郭汝瑰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被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但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继续留在郭汝栋部。

尽管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到处腥风血雨，但郭汝瑰对党的坚定信念不改，仍为入党努力。1928年5月8日，在重庆綦江县任驻军连长时，郭汝瑰由同学袁镜铭介绍，终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二十军军长郭汝栋率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年七八月，郭汝瑰所在的一团调往平汉路花园、广水一带护路。此时，袁镜铭已离开郭部，专任地下党平汉路方面的交通。一天夜晚，袁前来联系已升任郭汝栋部独立旅一团三营长的郭汝瑰，要他率所属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由于通讯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郭中弹负伤，被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被调到黄州二十军部担任参谋。而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也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郭汝瑰再次中断与组织的联系。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设法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干净，并派亲蒋的陈孟熙等黄埔生前来主持政治部。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为了应付蒋介石，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以为去日本可学点对革命贡献更大的真本领，没想到要等15年之后，才与党组织再次产生联系。郭晚年回忆说：“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不爱金钱，屡立战功，蒋视之为“军界精英”

1931年底，郭汝瑰与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回到上海，他与三名学生被推选为代表，前往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几经周折，进入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校址在南京，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杨杰。杨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不久，蒋介石自任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校务实际仍由杨主持。郭继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郭入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继续深造，还未毕业，就被推上教学第一线，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共合作抗日。郭汝瑰见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曾粤汉推荐，1937年5月到湖南常德陈诚所属的十八军第十四师任参谋长，不久就到蒋介石筹办的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将官队受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奉命随第十四师参加华北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调集近百万主力部队，自任司令长官，在淞沪地区与入侵日军激战。第十四师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第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畏敌，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要副师长代理，副师长也不愿干。师长于是让郭汝瑰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郭汝瑰率部在上海郊区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数十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喊“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危急关头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身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遗书写得慷慨激昂，令人涕流。郭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阵地仍未丢失，到奉命撤退时，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这一仗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他一件毛衣。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从此成为闻名全军的战将。郭随军撤退到武汉不久，被任命为陈诚嫡系部队五十四军参谋长。

淞沪战役后，郭汝瑰备受陈诚赏识；武汉会战时，善于战役谋划的郭汝瑰更令陈诚刮目相看。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直言：“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会战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成为暂编新五师师长。

新五师是由各地山寨武装、土匪武装新编的杂牌部队，众将官谁都不愿意前去训练和指挥，担心丧师失地而丢官舍命。郭汝瑰运用官兵民主的方法训练和指挥新五师，实行经济、军事、生活“三公开”，并身体力行，雨夜里常与士兵共同守卫在最前线的牛棚内，教授如何以五人为一战斗分队的方式，“巧攻”敌方中心阵地，大量消耗日军精力与火力，切断敌军供应线。他鼓励官兵像兄弟同胞那样同住同吃同杀敌，谁消灭一个鬼子，他就授予谁抗日英雄的大奖。1942年2月16日(正月初二)，郭汝瑰指挥国军杂牌新五师，出奇制胜，打败了日军王牌师，夺回长沙战役中最重要的阵地飘风山岭至汨罗江防线，俘虏一批日军和枪炮，创造了抗日保卫战中的经典战术，使日军1942年春节占领陪都重庆的狂梦成为噩梦。在会战中，郭汝瑰因指挥得当，以弱胜强，受到当局的嘉奖和青睐。驻陪都重庆的中外各国新闻界，也连续数周宣扬了郭汝瑰的奇迹。

1942年10月，郭汝瑰回重庆参加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研讨如何对日作战的高级国际军事会议，受到四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后来英国还请郭代表重庆政府去英国讲授30天的破日军“神奇”战术课。郭离别新五师回重庆时，爱国人士慰问奖励他五千银元，他却未要一个，全部拿来奖励士兵。当时，郭汝瑰不爱金钱的“神奇”性格在国军上下越传越“神奇”。宋庆龄女士多次用英语向外宣传郭汝瑰是“无野心无私心”的将军。

不久，郭汝瑰又被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蒋兼任团长）副大队长，成为蒋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与董必武秘密会面，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郭汝瑰进入国民党上层，有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的机会。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认为它“行尸走肉，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于是与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渐行渐远，“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

1945年5月，郭汝瑰在军务署偶遇黄埔五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他们曾是党内相熟的同志。郭汝瑰一见老友，忙将他拉上车，开到冷僻之地，表露了想找到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任逖猷说自己入狱后，已经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但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 “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联系。”任廉儒是任逖猷的堂弟，郭以前在涪陵时经常与他见面。两三天后的晚上，郭汝瑰的寓所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是当年涪陵相识的任廉儒。郭对任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言：“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任廉儒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他表示一定向党组织转达他的愿望，请他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情报，从此就不再避讳了。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任廉儒对郭汝瑰说：“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对董老（董必武）说了。你愿不愿意会他？我会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去。次日，郭汝瑰得以与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剪烛夜谈。

1946年3月17日傍晚，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廉儒家与董必武、薛子正等人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叫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只要党容纳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郭汝瑰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在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郭汝瑰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与调停的国共谈判。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战争准备之后，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蒋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任命郭汝瑰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上演了一场“一年三迁”的闹剧。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就是蒋介石嫡系与杂牌，以及嫡系内部派系之间权力的重新洗牌，因此，一些反对陈诚的人乘机鼓噪，散发传单，攻击郭汝瑰是陈诚网罗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节节溃败，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每周都召开一次大战研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极高级的军事会议，郭汝瑰很少有机会参加。但郭汝瑰深知目前是关键时期，一定要设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虑再三，郭汝瑰给陈诚打电话：“听说苏联要出兵东北，这是不是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啊？”陈诚起初不明白，郭接着献计献策说：“这样一来，军政、军令两部的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了。”陈诚明白了郭的意图后，回话说：“言之有理，要不这样，正好明天开大战研究会，你跟我的侍从参谋一起参加旁听吧。”

就这样，本来不该郭汝瑰参加的会议，郭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会场。会上的机密情报很快被送到与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交通员任廉儒的手中。据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忆：他(郭汝瑰)有8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就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凤凰卫视《卧底将军郭汝瑰》）

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此后4年，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为止，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中共提供了100多次核心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份特殊贡献。一次，任廉儒问郭汝瑰：“新六军战斗力很强，怎么办？”郭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1948年10月，国民党新六军被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歼灭。

屡次提供绝密情报，差点被识破身份

郭汝瑰要求恢复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国民党官场中，坚持廉洁自守。

1946年郭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据郭相操回忆：蒋经国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都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着总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嘛，一问都没有姓郭的。这时就有一个过路人指给他看，说那边有一个卖肉的肉铺，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国防部里面的人。蒋经国就找到那个肉铺，一楼就是卖肉的案子，我们家就住在二楼。蒋经国上了楼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是我母亲、我、我姐姐还有一个老妈子在吃饭。我母亲不认识蒋经国，见到国防部的人来了，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并没有特别的热情。蒋经国当时也很震动，因为底下是肉铺，但在我们家吃中饭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蒋经国就讲，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凤凰卫视《卧底将军郭汝瑰》）

由于郭汝瑰人才难得，人品出众，越来越得到国民党中枢的赏识。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得心应手。1947年5月12日下午，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说当晚蒋介石邀请作战人员到他官邸出席晚宴，并研究山东方面的作战。20点30分，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郭汝瑰与国防部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一同出席晚宴。

这时，山东军情紧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弄得徐州方面手忙脚乱。郭汝瑰与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郭、侯二人汇报完，陈诚发言谈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蒋介石当场决定了进攻方向和目标，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一记下。　　

回到自己住所后，郭汝瑰把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用极小的字抄写在一张纸上。刚写完，正巧任廉儒来访。郭汝瑰把作战部署交给任，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这个师全都是美式装备，辖3个旅，共3.7万多人，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是抗日名将，骁勇善战。解放军要特别小心。

后来，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因知己知彼，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29日，淮海战役前夕，顾祝同邀何应钦、肖毅肃、刘斐与郭汝瑰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大家认为中原作战是为了保障江南的战略防御，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订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有关部队，就被郭汝瑰通过任廉儒报到解放军指挥机关了。

郭汝瑰频繁地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这个明眼人，就是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杜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屡战屡败，看到国军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瑰经手，开始怀疑总参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间谍，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蒋介石大怒：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时杜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杜已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报告。杜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和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杜聿明后来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回忆说:“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疑心。一次，蒋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见。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安身。

郭汝瑰后来回忆：杜聿明如何知道我与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他说：“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是谁？”我问。“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郭汝瑰回忆录》）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大赦后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一次杜聿明去探望病中的郭汝瑰，他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断断续续地说：“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国共两党的激烈谍战，由此可见一斑。

率军阵前起义，为解放大西南撕开缺口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绝境。郭汝瑰回忆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郭汝瑰回忆录》）

1948年10月以后，郭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其心愿转告党。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郭说：“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郭于是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后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随着解放军进军西南，郭汝瑰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他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也就是1949年12月11日，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宣布率七十二军起义，破坏了国民党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为解放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立了奇功。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报纸也有“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的说法。

宜宾起义后，郭汝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踏上了新的征程。

几经坎坷，重新加入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6月，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人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于是，郭又争取重新入党。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为广罗人才，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郭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1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当时，到军事学院任教的有上百名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高级将领。郭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给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虽然清楚地知道郭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但郭作为国民党中将，以前又曾是中共党员，若没有上级的态度，任也不可能解决郭汝瑰的入党问题，因此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军长，只好屈就军事教员之职，一晃就是18年。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汝瑰也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1956年6月，在肃反运动中，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教员程宗晋“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某号，并胡乱编造假材料指郭汝瑰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致使郭汝瑰于8月8日遭到隔离审查。但不管如何逼供诱供，郭始终不说假话。审问员提到郭汝瑰等“特务”在玄武湖船上召开会议一事，郭陡然想起，5月1日他不在南京，于是对审问员说：“我5月1日在临淮关演习，怎么飞到玄武湖开会呢？”不久事情真相大白。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一次帮助整风座谈会上，郭汝瑰曾直言：“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这就是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但这竟被说成“攻击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又遭批判。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总算逃过一劫。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郭汝瑰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被遣散安置到四川巴县政府所在地渔洞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北碚。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长期搁置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表达多年的入党愿望。随后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9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郭汝瑰终于成为中共党员。孜孜追求入党35年，直到年逾古稀，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1997年10月，郭汝瑰在送爱女途中意外发生车祸逝世，享年90岁。这位经历曲折的军事家，既是国共两党合作和斗争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传奇。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苏俄禁书成了中学教科书

——《古拉格群岛》命运之变迁

□   蓝英年

曾被克格勃撒下天罗地网搜查的禁书

我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了。但却记得见过这本书的时间。1980年暑假前几天，外语系一位老先生神秘地告诉我有一本书，可以借给我看，晚上到她那儿去取，但只能看一天半。

取回来一看，500多页的俄文版著作，书名是《古拉格群岛》，作者是索尔仁尼琴。我听说过这是一本极端反动的书，苏联的禁书，看这本书的人要去坐牢。出于对禁书的好奇，我当然想看看。但以我的水平，一天半内看完500多页的原版书根本做不到。我匆匆翻了翻，第二天便悄悄把书还给老先生，对她说我读起来很吃力，这本书不像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和情节，也不像理论书，加上土语、行话太多，看不懂。现在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书中提到逮捕中东路工作人员的那几句话，因为我那时正在看有关中东路的书。

1989年我应邀到苏联远东大学教汉语，这时索尔仁尼琴已在美国——1974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这一年，《古拉格群岛》在苏联出版，俄国朋友送了我一套（三本）。我先找记述中东路的那几句话。“被捕入狱的有……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通通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译文用内部发行的中译本，下同——作者注）

我把三大本《古拉格群岛》放在一边，先读评论《古拉格群岛》的文章，很多评论都提到列宁在1918年1月7日发表的《怎样组织竞赛》这篇文章。列宁在文中提到“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评论者认为这是大清洗的开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虽然，列宁在1917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里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狱‘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列宁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寻找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争的对象。”

索尔仁尼琴认为，镇压与清洗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不是始于1937年，而是革命胜利后便开始了。反对的或政权认为反对它的人如此之多，所以相应的镇压机构，如克格勃（不同时期有不同叫法），便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古拉格是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缩写，群岛则是遍及全俄国的意思。索尔仁尼琴采访全国各地受迫害人，记录了他们的遭遇。这些记录汇集成书便是《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把这本书称为“文艺性调查初探”，在卷首写了一段话：“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存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不仅是揭发斯大林暴行的书，而且是为在暴力革命下牺牲的人鸣冤叫屈的书。“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本书。克格勃撒下天罗地网，搜查参与写作和保存、藏匿这本书的人，以至见过这本书的人。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普京与索尔仁尼琴未亡人的对话

但《古拉格群岛》还是拍成胶片流到国外。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如果当局进一步迫害他，他就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他也把这本书看成保护自己的盾牌。但没等到“进一步迫害”，书便在国外出版。国内掀起声讨索尔仁尼琴的轩然大波，不少人要求严惩他。勃列日涅夫对他还算客气，只把他一家驱逐出境。但在苏联，《古拉格群岛》仍是谈虎色变的大毒草，更别说阅读了。海关人员工作出色，杜绝《古拉格群岛》流入苏联。1980年我见到的那本也是美国出版的。到1989年，形势变化，《古拉格群岛》已公开出版，读者阅读它如同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阿赫玛托娃的诗集、侨民作家苔菲的讽刺小说一样，不再受到惩处。苏联已为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那时他还在美国。后来回国，陆续出书，被尊为经典作家，2008年在莫斯科去世。我觉得这样对待索尔仁尼琴已经算公道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2010年10月26日俄《独立报》增刊上刊登了普京与索尔仁尼琴未亡人的谈话。翻译如下：

普京：您好，纳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简称纳塔利亚）。一年半前我们见过面。那次您建议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列入中学教学大纲。

纳塔利亚：我怎么觉得是您提议的呢。好吧，就算咱们两人共同提议的吧……

普京：可我记得还是您先提议的，记得您是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我委托教育部办这件事。教育部通过决议，着手办这件事。我听说您为中学读本做了很多事，缩写了《古拉格群岛》。现在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发行5000册。

纳塔利亚：10000册。

普京：已经发行10000册了？他们告诉我5000册。

纳塔利亚：……各地区教育部门争先为图书馆订购，很快就10000册了。

普京：太好了。这件事发生在政治迫害牺牲者日前夕，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我还是对您的这个想法表示感谢（这个想法最先还是您提的），为您给中学缩写这本书感谢您。

纳塔利亚：我坚信不仅中学生要读这本书，我们所有人都应读一读，作为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完成家庭作业，别说现代化考不及格，连存活、自救都考不及格。需要知道过去的一切，以免我们再被打得鼻青脸肿，再度陷入我们从中爬出的深渊。

我相信能做好这件事……我大大缩减了篇幅，但书中的精华保留下来，尽管有很多沉重的地方。我想，我们的中学生和成年人，没有时间阅读厚厚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但可以读缩写本，读完会更聪明、更坚强。我坚信需要研究这本书，至于研究的范围可由教师决定。

普京：十分感谢您，我完全赞成您的看法。这是一本非常需要的书。不研究书中所记录的现实，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不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思考未来必将困难重重。

纳塔利亚一年前就开始缩写《古拉格群岛》。据《独立报》2009年12月10日报道，记者问她，索尔仁尼琴是否同意缩写《古拉格群岛》？她回答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时美国人就缩写了《古拉格群岛》。这位美国学者把缩写的《古拉格群岛》英语本拿给索尔仁尼琴看，征求他的意见。索尔仁尼琴先不同意，后来大家说服了他。他因此想到出版俄语缩写本。所以出版《古拉格群岛》缩写本的想法来自索尔仁尼琴。纳塔利亚说是索尔仁尼琴委托她做这件事，并自豪地说“当然是我缩写，别人做不了这件事。只有我完全理解《古拉格群岛》的构思”。我读到这里哑然失笑，老太太口气太大了。我读过女高音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女作家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在她们两家都住过一段时间，她们都没提到纳塔利亚有写作能力。索尔仁尼琴的前妻在《阅读的俄罗斯》一书中更把她写得毫无文化。我没看过《古拉格群岛》的缩写本，但我相信一定有别人参与，因为中学生的读物文字一定特别规范，她的写作水平达不到。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

普京需要什么样的教科书

“这是一本非常需要的书。不研究书中所记录的现实，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不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思考未来必将困难重重”。普京的这段话是用黑体排出的，编辑强调这段话的重要。普京作为国家总理，强调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而且是通过《古拉格群岛》了解。这本曾被定为最反动的书变成中学生必读物，白云苍狗，变迁何其大也。普京肯定读过这本书，知道自己向中学生推荐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中学生知道祖国坎坷的经历，不会再怀念被宣传美化的过去，必定向往与过去决然不同的未来。普京有这份信心。

顺便说几句，2006年，普京担任总统期间，建议索尔仁尼琴为中学11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二、高三）编写一部历史教科书。但索尔仁尼琴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推荐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祖波夫编写一部“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普京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定写作大纲。索尔仁尼琴身体尚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教科书使用，后由阿斯特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苏联、俄罗斯不知出版过多少种历史教科书了，为什么普京还要重新编写一部呢？这一部与先前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不同？显然先前的历史教科书普京不满意，起码认为是不真实的。他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教科书呢？《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共两部，一部900多页，另一部1000多页，拿起来都吃力，更不用说阅读了。我没有勇气读，只得走捷径，借友人李玉贞女士的文章一用，只引用标题和小标题。标题——《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小标题共八个：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二、关于十月革命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四、关于红色恐怖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想，标题和小标题已经说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教科书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苏俄文学研究专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何防止国民财富廉价外流

□   仲大军

有一次我到天津开会，晚上要了一个100元的按摩服务。按摩女是个高高大大的东北姑娘，齐齐哈尔的，已经30岁了。一边按摩，一边聊天，这个姑娘诉苦道：原来一盒5元钱的盒饭已涨到7元，一包1.5元的方便面涨到2.8元，整天吃的全是地沟油做的饭，就这样，还要一分一厘的省，把钱寄给有病的母亲。已经谈了三个男朋友，没有一个愿意养活她那得病的母亲，已属于大龄女的她已经没有了结婚的念头——即使有了男友，也租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从她那已经平静下来的话语，我感到了一种对人生的绝望。这种连基本生存都满足不了的失望和绝望甚至表现在80后的白领身上。租房住在我隔壁的是年纪快到30岁的小两口，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一个在科学院工作，一个在联想公司，双方父母都在外地，他们到现在买不起房，不敢生孩子。改革30年来财富外流和贫富分化所产生的生存压力，都将在80后和90后这一代人身上显露出来。回想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即使那么贫穷，但有这么多人结不起婚，养不了孩子吗？社会是发展了，财富是增加了，但为什么中国仍然有这么多穷人？

中国的GDP总量30年来增长了16.51倍。从数字上看，说一枝独秀并非虚言。国内生产总值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当年产出的经济总量，这是自1980年代之后新兴的一种统计方法。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相互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很难用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统计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是本国企业的产出，不包括外国企业的产出。所以，在一个外资大量存在的时代，国民生产总值渐渐失去了用场。90年代后，世界银行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也就是说，只统计这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的经济产出，不管海外投资和海外产出。这种统计很容易糊弄那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是海外投资大国，甚至海外的投资远远大于国内的产值。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输出国，海外的投资收入可能超过国内的收入。日本也是海外投资大国，在海外的经济产出相当于国内的经济规模。不要看日本的GDP被我们超过了，日本在海外的投资，等于日本企业海外的延伸，这些产出是日本的GNP。因此，从GNP角度看，日本仍然大于中国。我国海外投资数量比日本少多了，到2009年才1000多亿美元，而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量可能已达几万亿美元了。至于美国、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海外的产值也相当可观。像英国，它的利润很多是海外投资所得，靠海外投资足以养活国内。这样一分析，便可以看出，3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GDP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把生产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增长飞速，这是资本全球性流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这种状况好不好呢？有好处，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起来，有了高楼大厦，有了现代化的设备，有了富裕的精英群体，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如果深入分析，便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最近有消息说，外资企业在中国存留的利润大约有1万亿美元，由于美元等国际货币不断贬值，这些外资利润大多选择以人民币形式存放。二三十年间，外资在中国拿走的利润太可观了。光是一个德国大众汽车，已经收回了其当年投资十几倍的利润。由于中国的经济学者得不到这些带有企业机密的数字，政府部门也不进行这方面的曝光，所以，外资企业这么多年里从中国拿走多少利润，是它们投资总额8000亿美元的多少倍，至今无人知晓。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产生了GDP，也产生了利润。GDP留给中国，利润外商拿走。这种GDP对于中国来说，只意味着微薄的工资，大头的利润流往海外。中国甚至还要付出生态和环境的成本。如果一个国家GDP中的外资成分越多，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外流就越多。前几年，天津GDP中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外资企业打造的。这几年，内资企业规模增大，才使这个比例降低到60%左右。所以， GDP再大，也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民有多富裕。特别是中国招商引资中存在着过分优惠的问题，再加上中国是个廉价劳力国家，可以使外资更多地拿走利润。多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再增大，但老百姓的生活变化并不大，其原因就在于劳动工资水平太低，很多发展成果外流了。

另外，外国投资打造的GDP，所创造的国民财富不属于所在国人民。譬如，北京、上海、广州有那么多摩天大楼，那么多工厂，其中很多是外国的资产，并不属于中国。目前，中国的存量资产可能有1/4是外资的。GDP仅仅是个流量的概念，即当年生产的经济总量，存量资产是另一个概念。外商投资的企业，资产所有权在外商，利润索取权也在外商手里。它们都在产生GDP，但创造的财富利润并不属于中国人。今天的北京上海，有多少大楼归中国人所有？上海浦东的森大厦等标志性建筑，大多是外国人投资。还有很多的工厂，深圳宝安的富士康，庞大的厂区拥有五六万中国廉价的打工仔，中国人拿走微薄的工资，台商老板拿走丰厚的利润，拥有厂房设施。今天，外国投资在中国产生的经济规模和资产规模至少占我国GDP的1/3。资产规模在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无形资产）至少也要占到我国总资产的1/3。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外资比例已经超界限了。这种状态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十分不利。譬如，1万多亿美元的外资在华利润，一旦夺路而走，将对中国的外汇储备造成极大威胁，并将引起人民币汇率剧烈动荡。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些GDP 只不过是为外资赚钱的。这些年里咱们拼命招商引资，外资大量涌进，占据了很多领域，甚至在某些行业取得了垄断地位。这样做，尽管经济搞得十分红火，但在这红火的背后，是外国人赚钱，中国人卖力气，外国人拿大头，中国人拿小头。

更为可惜的是，我国实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了创汇，出台了过度优惠外商、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这种发展方式使我国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生产出的产品大量地甚至亏本地出口到国外，补贴外国消费者了。多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贸易盈余越来越多，人民币压着不升值，国际热钱看到投机的机会，纷纷涌入中国，炒作人民币。其结果，我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如今已超过3万亿美元。拿着这么一堆随时可能贬值的纸上财富，没处搁没处放，只好放回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支援美国建设去了。据估计，这笔钱的数目至少有1.6万亿美元。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能否收回不得而知。10多万亿够我们中国建多少大楼，修多少铁路，搞多少新农村建设？如果拿去造航母，能造多少艘？一边发展，一边浪费。就说对利比亚投资吧，将近200亿美元，折合1300亿人民币，扔到里边拿不出来了。中国有句古语：“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可我们轻易就向这种国家投入这么多资金。本国人民勒着裤腰带，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攒下点钱，却拿到海外浪费掉了。这种发展方法本国人民能富裕起来吗？检讨反省2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中国走了一条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的道路。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20多年间发展起来。可中国高速增长了30年，许多国民依然贫穷。究其原因，就是国民财富大量廉价外流。这种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方式使中国吃了大亏。发达国家通过大量印钞、玩弄货币贬值轻而易举地掠走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

以上分析了国民财富外流的两种主要方式。要保住国民财富不外流，要想让全体中国人民都相对富裕起来，过上有尊严的小康生活，需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遏制外商投资，取消外商优惠政策，把失去的领地收回来。二、人民币该升值就升值，调整国内各种优惠外国消费者的政策，杜绝廉价出口的现象。让宝贵的国民财富留在国内，惠及中国百姓。三、从思想理论上进行矫正，不能再上当。30年来，外资已经在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利益代言人和亲西方精英。它们控制着舆论，影响着政府政策，散布种种不利于中国自主独立发展的貌似高深的理论学说。其目的就是与中国争夺利益索取权。四、中国要走自主研发创造的道路，不能一味盲目地用市场换技术。多少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丢了市场也换不来技术。只有在科学技术上站立起来，才能拥有财富。否则，终生将是廉价的打工仔。五、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富裕人口的征税力度，避免国内财富向国际转移，增加资产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税种。六、完善劳动群体的政治权利，赋予企业员工团结权、罢工权、谈判权。中国今后如再不进行调整，这种两极分化式的发展必将面临重大考验。 

（作者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约法三章”历史谈

□   叶永烈

对毛泽东、江青的婚姻中央究竟有无“约法三章”，笔者在台湾发现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

【海峡对岸也有人探讨“约法三章”】

1938年8月，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开始同居，11月结婚。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江结婚提出“约法三章”（以下简称“约法三章”）。

到底有无“约法三章”？这一问题曾引起争论：2001年第4期《党史博览》杂志发表阎长贵先生的文章《历史事实必须澄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对于“约法三章”表示否定。笔者则在2001年第12期《党史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也谈“约法三章”》，提出不同看法，表示目前对“约法三章”既不能轻易否定，也无法完全肯定。阎长贵先生在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杂志上再度发表《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文，又一次对“约法三章”表示否定。他的观点再次引起争议。2008年第12期《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一点补充和思考》、文史学者郭汾阳的《也谈“约法三章”及其他》，都表示对“约法三章”不能轻易否定。

关于“约法三章”，我想改换一个视角，即从台湾方面的资料来探讨这一问题。我多次前往台湾，发现台湾方面拥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例如，关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日月潭涵碧楼接见“两岸秘使”曹聚仁的史料，就是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中发现的，回沪后我把见闻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关注。同样，台湾方面也曾有许多著作涉及“约法三章”，尤其是身份特殊的崔万秋先生和陈绥民先生，曾对江青、对“约法三章”有过深入的探讨。

“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是大陆很多书刊流传的：

一、不准参政。

二、不准出头露面。

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是台湾李凤敏著《中共首要事略汇编》中的《江青事略》以及玄默《江青论》所载：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

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

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是老龙著《江青外传》（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4年版）：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

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

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随着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在中国政治舞台崛起，关于“约法三章”问题也就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

【崔万秋一直关注江青】

在台湾，对江青有着深入研究的，首推崔万秋先生。

崔万秋的经历错综复杂。记得上海老作家柯灵先生生前曾关照我，要注意研究崔万秋的情况。崔万秋有着三重身份：

一是编辑。曾虚白（《孽海花》作者）于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办《大晚报》，崔万秋1933年从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毕业后，应曾虚白之邀在上海《大晚报》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二是作家。他写过许多散文，也出版过长篇小说《重庆睡美人》，还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史》等学术著作，并翻译出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井上靖、林芙美子的戏剧、小说。

三是国民党军统情治人员。

崔万秋的前两种身份是公开的，第三种身份则是秘密的。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77年1月8日对崔万秋的真面目做了如下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担任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时，与张春桥、江青（当时艺名为蓝苹）都熟悉，他们仨同为山东老乡。崔万秋年长张春桥14岁，曾在《火炬》副刊发表张春桥多篇文章。崔万秋与蓝苹有诸多交往——这也正是崔万秋后来一直关注江青的缘由。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蓝苹、张春桥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沈醉的回忆表明，当时蓝苹与张春桥同为崔万秋的座上宾。

如果说崔万秋与张春桥只是文字之交，崔万秋与蓝苹的交往则要深入得多。据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自述，他是经导演洪深介绍，前往话剧《娜拉》排练现场，看见“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此人就是蓝苹。他与蓝苹就这样认识了。从那以后，崔万秋去观看话剧《娜拉》演出，组织、发表话剧《娜拉》的评论。为了感谢崔万秋，蓝苹打电话给崔，他俩在霞飞路（今上海淮海路）的DDS咖啡馆见面，又在锦江饭店共餐……

1937年七七事变后，蓝苹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崔万秋则到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时，由于崔万秋精通日语，以少将高级参议身份飞往上海，襄助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受日军受降事宜。从1948年起，崔万秋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政务参事达16年之久。1964年返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1967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1971年退休，隐居美国。1990年7月病逝于旧金山。

晚年的崔万秋在美国潜心写作《江青前传》，于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细读了《江青前传》，发觉除了写及他自己在上海与蓝苹的直接交往之外，广征博引，极其详尽引用海外尤其台湾方面对于江青的研究资料，对江青的早年身世进行详尽考证。可以说，如果他不是长期关注江青，在美国很难收集如此多的关于江青的报道、专著、研究论文以及国民党内部文件。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一书中，详细论及“约法三章”。我注意到，崔万秋所列“约法三章”，是关于此的种种版本中，文字最为详尽、最为严密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在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中，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是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逻辑性强，是种种“约法三章”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国民党情报人员陈绥民的记录】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就“约法三章”加了一段按语，原文如下：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于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

也就是说，这一“约法三章”的原始出处，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所缴获的王若飞日记。

据笔者查证，王若飞确实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崔万秋又是怎样得到王若飞日记中所记的“约法三章”的呢？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称，他所引述的“约法三章”，是源于陈绥民著《毛泽东与江青》（台湾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

陈绥民曾名陈大勋，是崔万秋的好友，他们都曾从事特殊而又秘密的工作。陈绥民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总干事——社会工作会是国民党三大情治单位之一。

陈绥民是胡宗南的亲信。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刊载了署名陈大勋的回忆文章《片断的追忆，永恒的怀念》，详尽记述他在胡宗南手下工作的经历。此外，中共党员熊向晖奉周恩来之命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在熊向晖的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陈大勋，亦即陈绥民。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夕，陈绥民奉命指挥伞兵部队空降北平，使国民党部队得以抢占北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任命的延安市长便是陈绥民。正因为这样，陈绥民在延安读到王若飞遗失的日记，也就理所当然。作为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他，注意到王若飞日记中记载的“约法三章”，同样理所当然。

陈绥民不仅是国民党情治系统高官，而且与崔万秋一样，勤于动笔。陈绥民曾就延安之役写过《延安的克复与失落》，内中写及中共地下人员如何获取胡宗南的机密情报。此外，陈绥民还在台湾出版《迷惘：台独往何处去？》（台北天人出版公司1984年版）以及《从历史看今日——共匪（引者注：原文如此）炮击金门与阴谋之分析》、《共匪十大军区的情况与动向》等重要文章。他的《毛泽东与江青》一书，可以说是他长期对毛泽东、江青进行情报收集的成果，堪与崔万秋的《江青前传》相提并论。陈绥民晚年在台湾淡江大学担任教授。

陈绥民的《毛泽东与江青》一书是1976年在台湾出版的，内中详细记述了从王若飞日记中所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时距离1947年3月陈绥民随胡宗南进入延安，已经29年。这表明陈绥民不仅精心保存了当年缴获的王若飞日记原件，而且当时还从王若飞日记中抄录了“约法三章”。

王若飞日记所记的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可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所以文字相当严谨。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倘若把现存大陆的王若飞日记加以比对，如果缺少1938年日记的话，也将间接证明那一时期的王若飞日记确实落到国民党军队手中。

笔者多次前往台湾，曾经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史研究室请益，希冀能够查阅王若飞日记原件。据云可能归入“大溪档案”。所谓“大溪档案”，收入1921年初至1949年间蒋介石的重要档案，由“总统府”机要室掌管，从大陆迁往台湾之后因存放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的大溪宾馆而得名。1979年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迁往阳明山的中兴宾馆，国民党中央的党史资料以及“大溪档案”也都集中在中兴宾馆的地下室里，从此对外改称“阳明书屋”。笔者也曾到“阳明书屋”，到了那里的地下室，空空如也。据告，“大溪档案”已再度转移。由于“大溪档案”的管理人员不多，因此查阅相关档案仍相当困难。但是王若飞日记作为重要档案，势必得到妥善保存。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笔者还将多次前往台湾。若有一日能查到王若飞亲笔所记的“约法三章”，这一悬案也就水落石出了。

当然，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以及莫斯科的档案馆日后如果公布“约法三章”原件，那么这一问题将得到最终解决。

（作者系文史学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戈尔巴乔夫之谜

□   述   弢

【人们期待出现奇迹】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1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的八十诞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发总统令，宣布授予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以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作出的贡献。戈尔巴乔夫在沉寂多年之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身为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的他，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因为改革和公开性受到一些人的尊敬，也因为苏联解体而受到另一些人的责难。那么，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和功过是非又应当作何评价呢？

1985年3月，正当盛年的戈尔巴乔夫脱颖而出，一举击败其他对手，荣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可谓如日中天，踌躇满志。上台伊始，他即励精图治，倡导改革，并频频出访，向西方发动“和平攻势”，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风云人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方面及与西方进行“冷军事对抗”方面的失败已成定局。尽管苏联体制貌似坚如磐石，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要做到闭眼不看事实已相当不易，只有希望西方不要让可怕的威胁变成现实。然而，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意味着新一轮更大的军备竞赛，那是苏联经济完全无法承受的。为了应对挑战，需要有新的举措：首先必须设法退出作为冷战战略基础的直接对抗；其次，业已走入绝境的苏联体制本身也要动一动，否则苏联可能成为世界进程的局外人，最终连本国的国家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无路可走，必须采取行动。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却正好选择了改革之路。这也绝非偶然，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人”，在他个人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苏共二十大、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曾提出创立“民族—人民的文学”口号——编者注）和陶里亚蒂的欧洲共产主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杂志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哥穆尔卡（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曾因违抗苏联意志被斯大林免去职务——编者注）和“布拉格之春”。

改革什么？从何入手？戈尔巴乔夫当初是否已有一个事先想好的激进改革计划？还是他的政策基本上系即兴之作？他在投入改革时希望事件如何进展？引退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他对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思考已久，有一个大致的计划，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进程来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应当说，他本人对这场改革的方针和规模的认识都还很模糊，这方面也没有现成的处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详细地拟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而如何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则是个崭新的课题。戈尔巴乔夫在当选总书记前，并未研究过这方面的理论。

戈尔巴乔夫决心对政治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他真心诚意地认为：如果不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采取紧急措施，不仅国家的经济，整个制度都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威胁。当然，他和他的战友还没有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具体计划。他们仓促上阵，即兴发挥，还因为受到来自全国民众的压力——人们期待出现奇迹。

【改革伊始即误入歧途】

改革之初关键的那几年，戈尔巴乔夫身上的一个特点即已显露出来，并最终导致他那尚未建成的改革大厦一朝倾覆，那就是他不愿从事千篇一律的日常工作，几乎到了厌烦的地步。他着迷的是“大事”，是宏伟的想法及扭转乾坤的决定。这样一来，他只有处处依赖负责解决日常问题的人。1985至1987年间，他所依赖的是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两人都在他当选总书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利加乔夫成为实际上的第二书记，以书记处会议主持人的身份果断地承担起管理党的机关的任务，同时还承担起草大部分政治决议的任务。授意发表列宁格勒副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那篇堪称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的文章，便是利加乔夫的一大杰作。雷日科夫身为总理，实际上将整个经济领域都置于自己的麾下。在他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连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政治阵地也放弃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与1991年之交的那个冬季。

后来，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在改革初期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严重滞后：一是将党一分为二，就是将党内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人，从官僚主义机关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改造。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出现了不协调，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非但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更有甚者，他们在这个领域简直是在往后倒退。例如，几乎在同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居然产生了两个相互抵触的决定，即《关于鼓励个体劳动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同非劳动收入作坚决斗争的决定》，后者按照过去的传统，规定了私人住房、温室等的硬性限额。当年作出的许多决定，都是在复活奄奄一息的行政命令经济。

1985年春天，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的反酗酒运动，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实际步骤是多么地考虑不周。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它不仅使国家预算出现亏空，而且催生了生产和非法销售酒类的黑手党。往后又新增了石油黑手党、铝业黑手党、银行黑手党等“弟兄”，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黑手党。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像别列佐夫斯基这样的大亨已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戈尔巴乔夫一班人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推出的总结报告，并未预言官方的世界观将发生重大革命。改革起始阶段的构想，习惯性地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并许诺回归“真正的列宁思想”，提出的原则是：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戈尔巴乔夫以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个体制，整个说来十分可靠，可以靠更新陈旧过时的体制使之年轻化、现代化，再将其与民主联姻，相信苏联精英能够以文明的方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社会矛盾并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他的幻想后来被证明也是致命的失误——无论对于老官僚疯狂抵制改革的程度，还是对改革所唤醒的新势力的权力欲均估计不足。此外，他还迷信民主万能，以为民主就像市场那只“无形之手”一样，即使在俄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尚未开化，对民主基本知识的了解堪称“野蛮人的国家”里，也可以在顷刻间成为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尖锐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万能自动调节器。

代表大会后，戈尔巴乔夫加大了力度，试图挽救愈来愈深地陷入泥潭的苏联经济，仍然希望发掘体制的潜力，消除工业和技术方面的落后因素。为此他制定了几个追赶型的发展计划，试图从几个方面同时并进，搞经济核算，搞自筹资金、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的“三自运动”，开始实行协议价格和削减国家订货。但这一切都寸步难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出在“中间环节”——官僚化的党的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官僚盘踞的机关拼命抵制改革。于是，在来自各地的“炮打司令部”的呼声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对苏联官僚的堡垒进行围攻。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本可沿着“邓小平方式”的轨道将改革推行下去的道路。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场严重的核灾难使刚刚起步的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本人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既然作出了关于公开性的承诺，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公之于世呢？戈尔巴乔夫在沉默了14天后，终于在电视讲话中坦率地说明了事实真相。自此他发现公开性可以成为重要的政治王牌，并把公开性当成民主化的主要工具。

然而民族主义情绪随即迅速高涨甚至发生爆炸。当时并非人人都意识到，在同极权主义作斗争时，不知不觉地也在同极权主义的存在形式——苏联作斗争。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族国家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家笃信“联盟”的“牢不可破”，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正是对于民族因素估计不足，为此戈尔巴乔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对派则早已意识到，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的廉价普及燃料，可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给任何混乱火上浇油。于是，便有了后来数千哈萨克青年走上阿拉木图街头，抗议任命非哈萨克人为该共和国首脑；数千鞑靼人走上莫斯科街头，要求重返家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波罗的海三国争取独立的运动渐成气候…… 民族冲突此起彼伏，搞得戈尔巴乔夫措手不及，打乱了他想为改革制定的时间表。

在经济改革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只剩下唯一的推进改革的办法：加大政治攻势。在他看来，党本身已经成为主要的障碍，因而也成了主要的改革对象。他需要苏维埃和一切非党机构向党施加压力，破除党对权力的垄断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作风。于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政治改革构想：将政治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筹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议会）。1989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如期举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本意是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使共产党人掌握各级国家权力。然而，党内的民主派、反对派头面人物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等却纷纷得手。尽管代表中苏共党员占了85%，却有30%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总的说来是20%的党组织书记落选。地方领导人手中拥有一切资源，却往往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主动提出关于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措词的建议，第六条原来是从法律上巩固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现在删去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系“领导和指导力量”、“核心”的内容。一个月后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此次代表大会还决定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成为第一任总统。

党的许多官员眼看大事不好，便投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开始形成好斗的反改革势力。大多数普通党员则纷纷交出党证或停止交纳党费，成批离开党的组织。共和国的精英也掉头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若干年后，戈尔巴乔夫承认：当时对党的官员，应当找出其他最佳的处理办法，不该把他们全都当成保守甚至反动的阶层来谴责，不该疏远他们——毕竟这都是精英啊。

【外交上的成功与国内政策的严重失误】

有论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马上转向对外政策，是想逃避愈积愈多的国内问题，其实并不尽然。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出于实际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早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政期间，时任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即意识到，苏联经济已被庞大的军事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作为第二梯队的一个成员，却无从得知军事开支的具体数字。及至他登上总书记宝座，才掌握了大概的数据，这个数据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军费开支占了国家预算的40%，70%以上的经济都在以某种方式满足军队和军工企业的需要！戈尔巴乔夫1985年春在笔记中把“结束军事竞赛”作为外交优先考虑的头号问题，以下依次是“撤出阿富汗”、“同美国和中国搞好关系”，这绝非偶然。他是充分估计到军备竞赛在使苏联经济畸形发展、最终搞垮苏联经济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戈尔巴乔夫决心改弦更张，奉行新的外交政策，向西方发动和平攻势。当时“冷战”的格局未变，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针锋相对，破冰之旅十分艰苦。经过漫长的谈判，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终于在1985年11月的日内瓦实现会晤。这次会晤虽有相互摸底、试探对方的意图，却是两国首脑直接对话的良好开端。会晤中里根突然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美国。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核裁军条约”——《中短程导弹条约》，此乃结束“冷战”的第一步。这次访问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戈尔巴乔夫热”，戈氏夫妇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当然，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颇受欢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他领导下的那个强大而沉闷的国家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莫斯科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两德统一可以提到日程上来；萨哈罗夫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准许持不同政见者回国访问；轰动一时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关于1941年悲剧的材料使苏联公民茅塞顿开。

1989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的威望达到了顶峰。198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他评为“十年人物”。次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没有亲自前往奥斯陆出席授奖仪式，为什么？主要因为国内的形势。199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外交上的成功，与他的政策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具有悲剧性的后果之间的脱节，已是有目共睹。

改革进行了三四年，经济上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状态仍在继续且有增无减，苏联成了一个全面紧缺的国度。看来，主要原因是改革的经济方面总是从属于改革的政治方面，并且背负有为政治改革服务的使命。因此，只要出现使问题复杂化的政治事件，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经济上的决定要么被多次取消，要么是推迟到局势好转时再行实施。而由于国内的紧张气氛始终没有缓解，戈尔巴乔夫就无法腾出手来认真抓经济。说来奇怪，在政治改革方面表现出极大勇气的戈尔巴乔夫，一遇到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意识形态禁忌，便莫名其妙地缩手缩脚，止步不前。比方说，他将价格改革视为畏途。面包和通心粉涨价时引起了居民的恐慌，戈尔巴乔夫贸然许诺：今后不同老百姓商量，决不搞任何提价。经济改革一再延误，坐失良机，曾有人预言“戈尔巴乔夫唯一的危险是空荡荡的商店和消费者的不满，这种不满必将引起普遍的动荡”，不幸言中。至1991年春，何处可以搞到购买粮食的外汇，已成为戈尔巴乔夫这位总书记兼总统的第一要务。

【没能逃脱“赫鲁晓夫式的下场”】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关心党的机关的年轻化，也希望物色一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家，便在1985年从乌拉尔召来鲍里斯?叶利钦。两年后，此人的政治野心已昭然若揭，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朋友甚至建议将叶利钦发落至诸如拉丁美洲的一个偏远国家去当大使。戈尔巴乔夫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当戈尔巴乔夫已无力改变国内状况时，其竞争对手叶利钦正虎视眈眈，一心想夺取他手中的权力。

1990年伊始，一股反亚美尼亚、反俄的屠杀洪流席卷巴库，戈尔巴乔夫迟迟不肯出兵，当情况进一步恶化、局面快要变得不可收拾时，他才在万般无奈之下，派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巴卡京前去平息骚乱。波罗的海沿岸那边，也是频频告急。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戈尔巴乔夫携夫人亲赴维尔纽斯，为了阻止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从苏联分离出去，他可说使尽了浑身解数，最后还是铩羽而归。

最不可思议的是，连俄罗斯也加入到这股闹独立的浪潮里来。1990年6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紧随其后，众多自治共和国和州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

苏联岌岌可危。戈尔巴乔夫竭力保住这个国家。他确信原来的苏联已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决定建立一个可以保证所有参与国的主权和权利平等的新联盟。他提出的“九加一模式” （即九个共和国领导人加上联盟总统），成了他拯救苏联的最后一次机会。1991年3月举行的关于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中，有74.5%的人支持戈尔巴乔夫。新的联盟条约草案经过反复磋商，终于敲定，只等签署了，时间定在8月20日。

戈尔巴乔夫曾向全国发出可能出现灾祸和有人可能搞独裁的警告，自己却表现得惊人地无忧无虑，并未采取任何使自己免遭意外危险的措施。他认为联盟条约的签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决定8月初去位于黑海之滨的福罗斯度假。有人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他的战友们可能会有动作，他却认为：“他们还没那胆量同总统作对呢。”临行前，戈尔巴乔夫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均应下台——殊不知克留奇科夫手下的人窃听了他们的谈话。（这几个人后来成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戈尔巴乔夫原定8月19日结束休假，返回莫斯科签署联盟条约。然而8月18日，一群不速之客来到福罗斯，这是政变策划者派出的代表团，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但遭到严辞拒绝。代表团又让他向副总统亚纳耶夫交出权力，戈尔巴乔夫拒不接受。谈话不欢而散。8月19日早上6时，各主要媒体播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的消息，并宣布戈尔巴乔夫有病在身，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主任、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政变自此开始。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任凭别人摆布，这些人还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眼下他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都取决于那些积极批评他的人，取决于他的政治对手，他只得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昨天还在要求他下台，如今却在白宫前面筑起了人墙；民主派新闻界不久前还在对他进行无情的攻击，这时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维护他。正是他们协同一致的努力制止了政变，解救了自己的总统。当然戈氏本人也属于粉碎政变者之列，因为他面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讹诈，率先毫无保留地说“不”。

政变的阴霾烟消云散。戈尔巴乔夫逃过了这些年来一直担心的“赫鲁晓夫式下场”。然而，为了这一无可争议的胜利，他也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政治损失。许多人认为，正是他应当为政变负责，是他把政变分子弄到自己身边来的。从福罗斯归来后，戈尔巴乔夫成了他的死对头叶利钦的政治债务人，多亏叶利钦的果断行动，他才得以重返克里姆林宫。凡此种种，都对戈氏的执政威信打击甚大，他已失去往日的神圣光环和永远正确的声誉。

政变使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联盟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辞职声明，黯然下台。8月政变中，他躲过了“赫鲁晓夫式的下场”，这次却没能躲过。

回望历史，20多年前戈尔巴乔夫推动民主化进程，在国际社会被誉为“改变了世界的人”。俄罗斯媒体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言论自由超过此后的任何时期。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央编译局译审）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长征落脚点为何选在陕北

□   韩三洲

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以来，先后有数次准备建立新根据地的落脚点：一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二是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三是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四是打回川陕甘地区去；五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1935年9月，刚刚在四川懋功会师3个月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产生重大分裂，发生了公然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的“九九密电”事件。鉴于张国焘有分裂党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于当日深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次日，在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中共中央指出的战略方针是：“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然而，就在10多天后的<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9月22日，历史的机遇却让中央红军选择了陕北。在岷县（今属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毛泽东从旧报纸上获取陕北也有红军的新闻报道后，党中央又一次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原先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把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样的决策，看似偶然，却寓于革命终将胜利的必然性之中。

毛泽东是从旧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的消息的，这已经成为党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识。然而，对这一重大抉择的历史细节，却有着当事人各自的表述。《毛泽东年谱》中记载，毛于9月18日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报纸杂志都找来。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已于9年前去世的、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来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邱会作（1914～2002），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在哈达铺从旧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消息的过程，也有详细的描述。当年刚刚20岁出头的邱会作，是在毛泽东逐渐恢复对红军的指挥权后，调任军委四局任三科科长的。军委四局是主管军务、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的一个行政部门，长征途中与毛泽东密切相随。邱会作与毛泽东第一次面对面相识的回忆，读来也饶有兴味。那是中央纵队从贵州遵义向怀仁前进途中，行军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时纷纷脱下衣服捉虱子。红军战士苦中作乐，捉虱子也要比大小，邱会作以身上的虱子大而获胜，别的战士不服气地说：“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长身上的虱子自然就比我们的大。”邱会作反驳说：“照你们说，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话音甫落，忽然听见上头路边一声吼：“哪个说的？到我身上捉出一个那么大的虱子来看看！”原来毛泽东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来，聚了过去。

邱会作回忆，在红军发生重大分裂之后，9月17日，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的红二师一鼓作气，拿下了敌人认为不可能丢失的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进入陕甘的通道。红军出腊子口后，来到了一个叫哈达铺的镇子，镇里有不少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所。当地人把哈达铺称为“小岷县”，是周围各地通商的口岸，有两三千居民。半年来红军战士一直住在少数民族地区，在这里看到了汉族的院落，坐在桌子边吃饭，感到特别的舒服。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每到一处，都要下面战士为他寻找报刊来看。戎马倥偬的毛泽东说：“凡是可以搞到的书，什么我都爱看！”于是，到了哈达铺，别人急于休息，邱会作却要为毛泽东收集报纸，结果在邮政所找到了一些过期几十天的旧报纸和一张陕西省通邮图。毛泽东看到通邮图，对着邱会作激动地喊道：“这件东西是个宝贝呀！”随后看报纸时，又高兴起来了，原来一些报道说在延安、保安、安塞等地，有国民党军队“剿共打胜仗”的新闻。对这些反面报道，毛泽东一语中的地说：白军在那里打“胜仗”，那里有红军。毛泽东看了一会儿陕西省通邮图说：我们在这里休整一下，就到那个人民要革命的陕北去“安家”！

据史料记述，毛泽东是1935年9月21日抵达哈达铺的，住在一家名叫“义和昌”药店的后院。22日，党中央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会议，初步改变原先要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并宣布正式成立有三个纵队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在会上讲，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时任中央红军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旧报纸上的这个消息给历尽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作为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也兴奋地对叶剑英说：“这张报纸来得太及时了，中央已决定下一步到陕北去，去找刘志丹！”

邱会作以自己的亲历回忆说，红军出了腊子口不久，就和国民党的骑兵打了一仗，红军的队伍有些伤亡，毛主席心里特别难过，千辛万苦都过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却死在异土他乡。毛主席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去墓地凭吊了牺牲的七位同志。离开烈士墓后，毛主席又去看望了伤病员，他的问候让伤病员十分兴奋。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向叶剑英说：这次打敌人骑兵，我们伤亡了二十多人，代价本来很小，但这样的伤亡我们也赔不起呀！现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两个军团了，死一个就少一个啊。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本钱，他们将来就会一个顶十个、百个、千万个。为了保存好这些“财富”，我们要尽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绝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们更大的伤亡。

邱会作还回忆，下岷山后的这段时间，因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正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人数最少、力量最弱的时候，新改编的陕甘支队也就是7000多人，所以大家的情绪非常低沉。但在哈达铺确定中央红军落脚点之后，行军路上的毛泽东却不时和大家聊天谈局势，鼓舞部队的士气，他激励大家说：我们红军这几年是下了两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冈山，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冈山不久，红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还建立了中央苏区。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经锻炼的红军，我们还会发展起来的。我们到了陕北，先要扩大地盘，那里南边有关东平原，自古以来就是成霸业的地方，我们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占领关中平原腹地，也要占它一个边。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岷山过后，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在哈达铺确定，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胜利在望，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所以才有了这年10月《七律?长征》中“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豪迈吟哦。一个月后，更有了陕北人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的热情放歌。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假如袁世凯死于1913

□    张宏杰

【他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1913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他（袁世凯）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同时代人无不对袁世凯的能力印象深刻。黄炎培回忆：“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阎锡山回忆他初次晋见袁世凯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纽约时报》）虽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来不见倦容。他处事果断，能敏锐地发现局势的要害，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在满清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新派人物”。他早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西方的羡慕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正如陈志让所说：“袁世凯像大多数并不憎恨西方的中国人一样，他总是美化西方。例如，他曾说过‘西洋无一平民不通军事，反过来说，每一士兵都曾受过教育。’”比起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他突破了“体”、“用”概念，放弃了维护中国文明传承的道义感。他的目的只是使中国富强，至于用什么手段并不理会：要知道，他是以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形象被载入历史的。

证明他是“进步派”、“改革家”的证据不胜枚举。他痛恨科举，一生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

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宋教仁被刺杀和“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袁世凯，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 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3年。正是在这3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他对秩序的迷恋】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然而，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错误：“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

从打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开始，袁世凯就不断抱怨。他抱怨自己没有权力：“查临时约法……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他声称“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而自己则承受着“棘地荆天之痛苦”。（《袁世凯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

一句话，革命后的形势在他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民主共和“办早了”、“办糟了”。当宋教仁开始进行议会斗争，试图进一步架空他的时候，他决定不再退缩，而是开始反击。他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决心在中国恢复秩序，然后再谈其他。

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这样回忆：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十一点半他吃午饭。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

可以想象能连续几年不厌倦地吃同一个菜的人，其捍卫秩序的决心。作为一个多年的职业军人，袁世凯深信秩序才能带来效率。作为一个长于实践的官员，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管理能力。他习惯于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像弹钢琴一样分出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一一处理。《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了他的政治个性：“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的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虽然袁以新派著称，喜欢西洋玩意儿，然而他却娶了九个姨太太，并且偏爱缠足女人。他让女儿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外语、体操、地理，却规定她们在家里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且为她们包办婚姻。他虽然一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却只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欣赏西洋理性，却迷恋中国经验。

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这种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然而，在袁世凯的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混乱和活力、敌对与健康的关系。

像大多数不了解西方的人一样，除朝鲜外一生没有到过他国的袁氏对西方社会的美好想象中有着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只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却没有注意硬币的另一面。他理解的共和是：“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因而共和是秩序和效率的象征，而不是像现在的民国，一片混乱。

【他自信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

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袁世凯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他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他认为：革命党人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

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中山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他开始集权】

对一个政治人物也许不应该完全从手段来评价。不论如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行政统一。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顶峰。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

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在他看来，“宪政”代替“皇帝”，就如同军队用“洋操”代替“旧式操法”，目的是增强战斗力而不是纵容“下级抵抗上级，士兵抵抗长官”。“宪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摆在中国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尽快强大起来。他希望他的宪政能迅速带来效率和团结，能让人民如同军人那样组织起来，听从他的指挥。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更新官僚队伍，他在1914、1915两年组织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县长一级的文职官员。他成立了审判官员的特别法院（平政院），来严惩腐败。他希望通过如上措施恢复官僚系统的纪律和力量。

握稳实权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行李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袁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了形走了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要一律废除，然后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

袁世凯深信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在民智未启的中国，命令、指挥是最有用的方式。在人民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举达不到它自己的目的，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驶向帝制的深渊】

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他整顿了官僚秩序，恢复了中央财政。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会是安静下来了，却变得死气沉沉。政府的尊严和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

更让袁世凯丢脸的是，1913年以来所有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他被迫承认西藏和内蒙的自治权，使得外蒙独立成为事实。而1915年的“二十一条”最终向全国证明，他的集权并没有换来在列强面前的防御力。与之相反，为了集权，他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代价。

袁世凯恼羞成怒。为什么统一后的国家没有出现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独特的诊断，病因是人民对民国的生疏和不认同。因高压统治而造成的国家机器疲劳，对国民不满情绪的恐惧，以及外交失败的羞辱，使袁世凯把帝制当成了救命稻草。集权主义的列车终于驶入了帝制的深渊。1913年以来他的一系列失误至此得到了一个不容辩解的总结性标志。

多少年来，很少有人愿意为袁世凯的帝制做一点点必要的解释：“洪宪”这个年号的意思是“弘扬宪政”。

【葬礼象征着他的一生】

袁世凯的死因从根本上说是一生事业的屈辱性失败，从表象上看是因为他不信西医。“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病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者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等到最终无可奈何地请来西医，已经晚了。

袁世凯的丧仪从另一个侧面颇为有趣地象征着他的一生。“这个仪式是新、旧习俗，中西礼仪的大混合”。“进行仪式的喇嘛们，有的诵经，有的吹奏蒙古乐器，而现代的西洋乐队却在吹奏欧洲的葬礼进行曲”。这独具特色的一幕，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袁世凯一生的之所以成功和之所以失败。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忽然想到

——文化的变异

□   陈四益 / 文    黄永厚 / 图

一

这是个文化满天飞的时代。

这是个误读文化与文化误读的时代。

二

告别了文化成为政治婢妾的时代，文化投入了金钱的怀抱。

起先是为金钱“搭台”。招商引资之际，轻歌曼舞，为商业营造一种外在的氛围。文化与金钱还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其实，也还是“为政治服务”的延续，因为经济的发展已被称为“最大的政治”。

三

招商成功了，引资签约了，经济发展了，但“搭台”的“文化”并未从中得到什么“实惠”。文化依旧贫困。失望、苦闷，弥漫一时。不甘于贫困的开始“走穴”，换点小小的实惠。

终于，“文化”悟到它自身也是“经济”，自身就是金钱。它不必低三下四替人“搭台”，它自己就该“唱戏”。这无疑是观念上的一种进步。于是，有了“文化产业”一说。

四

文化已成“产业”。而传统的文化人不善经营，很难挤入文化“产业人”的行列。文化的“产业人”大多是赚钱的高手而非文化的高手。兼而有之的高手不是没有，只是不多，所以高品位的“产品”虽有，而平庸之作泛滥。只看每年的“十佳”、“百佳”，经济效益始终是决定性因素，便知底里。

五

赚钱成了第一位，“文化”反倒成了其次。这也因为对于“文化产业家”，文化的价值，不说唯一至少第一是能否赚钱。不赚钱，没人给你补贴；不赚钱，拢不住文化“大腕儿”——“大腕儿”是“文化产业家”赚钱的工具，但看起来好像是“大腕儿”代表着“文化”。

六

大腕儿，过去叫“角儿”或“红角儿”，虽然有其本事，但多半是捧出来的。许多奇才因为没有人捧，潦倒终身不能显其名。但捧角儿要花销。所以过去捧角儿多为阔佬儿或是大佬儿。阔佬儿捧角儿靠财力，大佬儿捧角儿靠势力。财力好懂，势力则未必就是位高权重，能把持文化市场者，即有势力。最好的组合是财力与势力的结合。

先前没有这种组合，红角儿只是已成名的名角儿。有了这种组合，把无名者捧成名角儿便轻而易举。捧过一批，再来一批，是文化界之通例，并非只是演艺界如此。看起来代有“才人”，其实还是后面的推手在引导着潮流。

七

财力推手看重的是票子。戏码、畅销书、收藏乃至各种遗址、名人故里、名胜古迹，竞相炒作，以收益论价值。争捧新人，争抢死人，争造假货，争抬价格，后台的推手固然是财力，前台的叫卖则不乏所谓“学者名流”。他们在推销着“财力文化”的同时也推销着自己，而他们，正是财力推手所要哄抬的“名流”。

财力、名流、大腕儿，构成了支撑财力文化的“三角”。多数“粉丝”在这“三角”的忽悠下如痴如狂，为财力文化提供着不竭的财源。

八

势力推手的着眼点是推动文化为某种政治需要和社会需要服务。在财力有限的时期，这种推动主要靠各种鼓动、号召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在财力渐丰或财力雄厚时，就演化为定向投入和定项招标了。

势力推手不满于财力推手的见利忘义，不时会给予批评和敲打，但势力推手又缺乏文化创造的才干。于是，一方出主题、出思想，另一方赋予这主题与思想某种文化形式，便成为两大推手的合作方式。

势力推手感到指挥的灵便，何为而不乐；财力推手从中大可获利，何乐而不为。只不过财力推手对此未必有真正的巨大热情，也未必理解其思想与主题，所以此类制作虽备极华丽与热闹，但终于不能成为文化的精品。

九

势力推手的急功近利与财力推手的唯利是图，往往造就着文化的怪胎。

一些地方真古董无人保护，假古董泛滥成灾；一些地方奢靡、庸俗、丑怪、无聊的城市建筑文化，不但浪费了大量资源，也败坏着城市的文化趣味。

书刊文化中平庸、虚假、编造、抄袭、迎合已成风气，低级趣味盛行。内容的肤浅与包装的华丽，相映成趣，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十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当是呼唤巨人的时代。社会的急遽变化，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各类人物轮番登场，不同阶层人的命运浮沉交替，变幻莫测。这正是一个观察、研究、分析、体验的大好机会，是孕育文化创造的绝好时机。能否出现文化创造的巨人，端赖有志者的努力。

十一

可惜今天文化的推手，主要还是财、势两家。财以利诱，势以位招，诱惑多多，能正心诚意，真正致力于文化创造者实属寥寥。何况文化的创造，单有心还不行，还要有才干，有积累，有创造的环境与氛围。环视寰中，斯人何在？

十二

或许我们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只能有“为政治的文化”和“为金钱的文化”，但“为人生的文化”终将复归。那将是一种排除财、势的干预与诱惑的文化，孕育美好灵魂的文化，滋养一代新人的文化。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刘文典：“狂”名满天下

□    王开林

顶撞蒋介石却全身而退

1928年，刘文典出狱不久，即前往苏州拜访恩师章太炎，后者抱病接见，这是很高的礼遇了。两位以清狂高傲著称的学者要惺惺相惜并不容易。章太炎是海内文章之伯，天下学问之雄，他绝对不会放低身架去敷衍一名庸常弟子。临别前，章太炎欣然命笔，为刘文典题写一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嵇中散是嵇康，三国魏末的诗人和音乐家，曹魏宗室的女婿，对司马氏政治集团抱有恶感，坚持不合作态度。他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封建礼教视之蔑如。嵇康的养生观是“任自然以托身”、“无措是非”、“神形相亲”、“与万物和”。章太炎说“未羡”，是因为嵇康知行脱节，过于逼近险恶的政治漩涡，结果死于非命。祢衡字正平，东汉末期的文学新锐，他全裸出镜，击鼓骂曹，堪称古代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因此狂名播九州，成为史上疾恶如仇的头号典范。章太炎以祢正平比作刘文典，颇有孔融推许祢衡之意。

祢衡骂曹操是“奸贼”，不久就踏上了黄泉路，直接杀害他的尽管是刘表的大将黄祖，那也是曹操耍了借刀杀人的心计。刘文典骂蒋介石为“新军阀”，居然寄头于颈，总让人捏一把冷汗。毕竟时代不同了，草菅名士的血腥妖氛已有所淡薄。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颜面。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还将蒋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针尖对上了麦芒。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杀气腾腾，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并且发出死亡威胁。

刘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呼声随之而起，安徽学运也有余烬复燃之势。蔡元培出面力保这位早期同盟会员、孙中山的老秘书，陈立夫也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

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蒋介石的偶然之举成就了狂士刘文典的一世英名，正与曹操的必然之举成就了狂士祢衡的千古流芳一样。当然，话得说回来，倘若刘文典的学问不入流，蒋介石再怎么发飙也帮衬不了他。《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首项学术成果，用力久而勤，取法严而慎，胡适为之作序，称道它“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最精严有法”。刘文典将《淮南子》这部久被忽略和误读的古书刮垢磨光了，令学术界为之一惊，他的声誉和地位也因此确立。刘文典的独门绝学是《庄子》研究，他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起头儿貌似谦虚，实则清狂：“《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这样藏着掖着讲话不过瘾，终于他还是忍不住，放出大话来：“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文典。至于那半个嘛……还不晓得是谁。”陈寅恪为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作序，道是：“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庄子补正》成书于1939年，学术界至今允为杰构。除此之外，刘文典对《昭明文选》和杜诗也颇有研究。

校勘古籍讲求字字皆有来历，刘文典出书，校对从不假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适，坦诚相告：“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征引古人的注释，特别强调查证原文，避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

看得起陈寅恪，看不起朱自清、沈从文

诚然，狂傲者若无充足的底气，最多也只能浪得虚名，但沦为笑柄的可能性更大。狂傲者若有真才实学，他发作起来，别人未必舒服，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刘文典眼高于顶，却并非目中无物，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

刘文典最看不起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过秤——没斤没两的。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就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跑警报时个个只恨爹妈生的腿短，哪顾得上什么斯文气象？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山民”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西南联大给沈从文发教授聘书，刘文典更加不悦，当众吼吼有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沈从文讲授的语体文写作，在刘文典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好在沈从文生性谦和，克己忍让，对刘文典的轻侮之词并没有抗辩的意思。但闻一多是火烈性情，爱打抱不平，可咽不下这口气。

1943年春，刘文典受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之邀，为张母撰写墓志铭。当地士绅还玩出一个大忽悠：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心存畏惧，不肯前往。他们请刘文典去考察一番，作几篇游记，说明“瘴气”并非水土空气中含有毒质，只不过是疟蚊作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一来，消除了“瘴乡”之名，其他学者方肯前来，地方财源亦可得开发。刘文典没想那么多，只图求一大笔酬金和十两上好的“云土”，也不向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打声招呼，就擅自旷教半年，这可是玩忽职守。闻一多征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支持和同意，以讥讽的言词（“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写信通知刘文典正式收回联大寄发给他的聘书，就这样兵不血刃，将这位名教授扫地出门。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等人曾为刘文典求情，力陈老先生从北平辗转南来，宁死不做汉奸，爱国之心不后于人。闻一多却不肯让步：“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刘文典纵然放低身架，答应雨季之后回校授课，下一学年增加课时以为弥补，也扭转不了既成事实。他走的最后一步棋是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信，为自己的旷教行为作出辩解：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

过了将近两个月，梅贻琦才以短信回复，只是敷衍一番，并无半词挽留。万不得已，刘文典含垢忍辱，从此改换门庭，应熊庆来之邀，去云南大学文史系屈就教席。

有人说，刘文典丢掉西南联大好端端的教授，固然是闻一多强势发难所致，其自身的嗜好也起了相当大的负作用。刘文典是瘾君子。在北方时，他吸纸烟已到烟不离嘴的程度，上课时，烟卷黏在唇边，丝毫不妨碍他传道授业解惑。他乘清华大学校车进城，一手持古书，二指挟香烟，聚精会神，烟屑随吸随长而不除。1931年，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辅仁大学学生）参加北平学生运动，因体质羸弱，连夜挨冻，沉疴不起，呕血数升而亡。祸不单行，刘文典的两个兄弟客死湘西，老母也在故乡物化。他到云南定居不久，新住宅又被炸成废墟。这一连串变故霜雪交加，刘文典的意志日益消沉，与鸦片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孽缘。教授的薪水不够支用，他就为当地的土司、军阀和官僚撰写碑文、墓志、寿序和贺表，丰厚的润笔费只为烟灯长燃。若非磨黑云土的诱惑使他流连忘返，他也不会丢掉西南联大的教职。抗战胜利后，南迁的名牌教授鲜有不北归的，刘文典却不肯挪窝，盖因昆明的天气和云南的烟土使他寸步难移。有促狭鬼为刘文典取了个“二云居士”的绰号，倒也贴切，“二云”指云南火腿和云南烟土，都是刘文典的恋物，他是万万舍不得撂下的。

刘文典猿清鹤瘦，面貌黧黑，两颧高耸，双颊深窝，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长晒日光，实则鸦片烟为他“美容”所致。魏晋人物神傲形羸，褒衣博带，好食五服散，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瘾君子刘文典庶几近似之。

讲课出神入化，学生如入梦境

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讲课的不少，但像刘文典那样把课讲得出神入化的并不多。他深得学生的欢心和敬意，这样的效果无人可以否认，连他的冤家对头也讲不出微词。他语出惊人，教学生做文章，紧要处全在“观世音菩萨”五字，镇得学生一愣一愣的，对其深意却大惑不解。他把学生嗷嗷待哺的模样看饱了，这才揭开谜底：“‘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这个解释通达明晰，学生豁然开朗。刘文典于“观世音菩萨”五字上心得几何？他胸无城府，不够圆滑，张嘴就会得罪人，至少在“世”字上是颇有欠缺的。但这也正是他一介书生真情至性的地方。

清华教授吴宓好学不倦，只要时间上安排得过来，同侪中谁的课讲得好，他就乐颠颠地跑去当“旁听生”。吴宓服膺和欣赏刘文典的学问，总是稳稳当当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讲课，闭目时多，讲到得意处才会睁开眼睛，向后排张望，照例问一句：“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则如弟子乍闻师命而起，神情十分恭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此状是教室中的一景，不仅学生为之窃笑，刘文典也颇感畅怀，为之莞尔。

有道是：一物降一物，一物克一物。刘文典狂傲，别无所怕，却怕和尚打脑袋。在清华任教时，刘文典去香山寺查阅佛经。该寺藏书阁悬有禁条，非佛教人士，不准借读。借读者不得携书出寺，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且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阅书页，一律用寺院制作的篾子翻看，违者受罚。刘文典是名学者，寺中和尚法外施恩，准予借阅，阅前老和尚照例介绍了一通规则，刘文典无不允诺。和尚去后，他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困倦袭人，难以久撑。室内有一张空榻，他持书侧卧，片刻即入黑甜乡中，手中佛经掉落地上亦浑然不觉。半个时辰过去了，刘文典正在梦境逍遥游，忽然听见叫骂声，头面还受到扫帚扑打，睁开眼来，只见老和尚怒形于色，一边扑打，一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真是亵渎啊！”刘文典又窘又急，一面老实认错，一面抱头鼠窜。无奈佛堂四方扃闭，他既逃不出，也不想逃出，外面香客甚多，被追打更无地自容。他苦苦求饶，终得宽恕。老和尚见刘文典甘心挨打，名教授的架子丢到了爪哇国，也就当堂赦免了“罪人”。诚可谓不打不相识，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友，在清华园他还设素斋招待过这位方外之交。多年后，刘文典重提旧事，对人大谈心得：“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轻诺寡信！”狂傲之士肯讲道理，肯遵守游戏规则，这就显出可爱之处来。

教师爷诲人不倦，最忌心不对口，真要做到知行合一却殊非易事。刘文典讲庄子《逍遥游》，主张出世是其主调，可也有例外。有一次他把话题扯远了，谈到世间的不平等，忽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甚至把习惯半眯半闭的眼睛也大大地睁开。他举的例子很切近，许多人坐黄包车，与车夫的地位太不平等，这种社会现象是最要不得的。学生们都感到惊讶，在下面交头接耳，刘教授今天怎么突然入世？是不是吃错了药？下课了，同学们目送他踽踽而归，出了校门，一辆人力车赶过来，他从容入座，车夫拎起车把就向西边跑去。大家相视而笑。这种世间最要不得的现象看来短期内是消除不了的，何况车夫要吃饭胜过要平等。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开设的《庄子》课程上座率高，《文选》也有不少“粉丝”。他上《文选》课，弄出行为艺术的味道，一壶酽茶要泡好，一根两尺长的竹制旱烟袋也不可缺，文章的精义不仅是明白细致讲出来的，也是巧言妙语暗示出来的。拖堂是他的习惯，学生并不厌烦，乐得听他高谈阔论。木华的《海赋》形容惊涛骇浪，汹涌如山，刘文典讲解此赋，考问学生看到了什么特异的东西，大家凝神注目，以福尔摩斯探案的劲头寻找蛛丝马迹，结果发现整篇《海赋》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属于“氵”旁。刘文典顺势提点道：姑且不论文章好不好，你们光是看它水意泱然，就宛如置身其境，能够感觉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

有一次，刘文典破例只讲了半小时的《文选》，就收拾讲义，当堂宣布：“今天到此为止，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下星期三是什么日子？是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选择这个晚上讲解谢庄的《月赋》，可谓大有深意，老天爷也赞赏他的奇思妙想，以晴煦无云来配合。学生遵嘱在室外摆上一圈椅子，刘文典居中而坐。“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他念念有词，细细讲解，众人或抬头望月，或低头顾影，心领神会，快莫大焉。高潮处，刘文典吟诵道：“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众人击掌而和，仿佛小小的音乐会，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享受真是不可多得，做梦也不容易梦到它。

说到梦，自然是红楼梦最能养人，一众红学家全靠这部小说糊口。刘文典原本不是红楼中人，只因他听了吴宓的《红楼梦》讲座，不表同意的地方居多，于是灵机一动，也客串一回红学家，开个讲座，唱唱对台戏。刘文典的号召力不小，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一支蜡烛，一副桌椅，寒碜了点，学生席地而坐，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又何尝不是战时作风。刘文典身着长衫（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款款入座，女生斟上香茗，他满饮一杯。前戏做足了，他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太牛了，一部《红楼梦》，居然四字以蔽之。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就属意薛宝钗了。”此说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声，众人仿佛醍醐灌顶，全开了窍，《红楼梦》的主旨迎刃而解，要义也昭然若揭。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名师必有高徒，刘文典的得意门生是陶光，若论请教之勤，待师之敬，陶光的表现绝对是刘文典其他弟子远远不及的。但有段时间陶光因故未去师门走动，不免愧疚于心，他深知刘文典的脾气，不赔礼道歉恐难过关。然而事情比料想的更严重，刘文典见陶光登门请安，也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难听得很。陶光先是忍耐，但被尊师当成庸奴辱骂，着实难堪，脸色就渐渐阴沉下来，眼睛里也有了愤怒。刘文典掌控局面的能力极强，他瞅准火候，用力拍桌大吼：“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至此硬极而软，倒有些可怜的成分。陶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恩师竟把自己当成“吹牛本钱”，期望之殷溢于言表，不禁大受感动。他搀扶恩师坐下，又是沏茶，又是捶背，一面解释，一面道歉，两人和好如初。后来，刘文典出新著，特意让陶光题签。古有将相和，今有师生和，同为美谈佳话。

在西南联大时，李埏曾向刘文典借阅《唐三藏法师传》，开卷即可见此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布满批注，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有趣的是，李埏还在书页中发现了一张刘文典用毛笔勾画的老鼠，好奇心怂恿他请恩师解释缘由。刘文典闻言，乐不可支，叙说他在乡下读书时的情形，没电照明的地方，点的是一盏香油灯，灯芯上的残油滴在铜盘上。某天深夜他在灯下读书，一只细瘦的老鼠忽然爬上铜盘，明目张胆地吮吃香油。他本准备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吃油是在讨生活，他读书也是在讨生活，彼此相怜才对，何苦相残呢？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立刻绰起毛笔，信手勾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页中，以资纪念。若非善良的人，绝不可能推仁及物。李埏听完，不由得感慨系之：“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1949年，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想帮他换个新环境。对于胡适的好意，刘文典敬谢不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接下来只想过过太平日子。当时，许多学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留在大陆。

上个世纪初，刘文典留学日本，与周树人（那时还不叫鲁迅）有过交集，两人都是章太炎的边缘弟子，友情并不深笃。1928年，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而遭牢狱之灾，险些坠落到鬼门关，鲁迅激于义愤，撰写杂文《知难行难》声援，算是两人走得最近的一回。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常常要亮出恩师章太炎这张王牌，顺带也就不免谈及昔日同窗，提到鲁迅时，他竖起小拇指，没作褒贬。听课的学生见惯了他的招数，对此一笑置之，竟无人探询他的真意。十多年后，这个疏忽居然有了弥补的机会，高校思想改造的刀锋越切越深，有人旧事重提，质问刘文典：“你用小拇指污辱鲁迅的险恶用心何在？”刘文典并不慌张，解释：“用小指比鲁迅，确有其事，那不是贬低他，而是尊敬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高，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这样牵强的辩解居然顺利过关，就没人掐指算算，鲁迅比刘文典大八岁，比钱玄同大六岁，比黄侃大五岁，“同窗中最年轻”的说法怎能成立？刘文典逃过一劫，竖小指比喻鲁迅的正解也就成了无解的哑谜，让考据家伤透了脑筋。

建国后，刘文典在云南大学生活得很好，被评定为云南省唯一的文科一级教授。他将鸦片瘾彻底戒绝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刘文典过关远比回京的冯友兰等人更为顺利。他承认自己缺点不少，但没有犯下罪行。他保护学生运动的领袖，跟蒋介石当面对峙，吃受两记耳光，这无疑是他雄厚的政治资本。他在大会上宣称：“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逼人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刘文典的“好日子”过到1958年即戛然而止，病魔夺走了这位学问家的生命。古稀之龄足矣，倘他再多活几年光景，恐怕就要用《庄子?天地》中的“寿则多辱”四字来譬解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忽然想到——何以为官

□   陈四益 / 文    黄永厚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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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聊斋志异?夜叉国》中有惊人之问：“问何以为‘官’？”（我本想写“惊天之问”，后来想想，“天”居高，司空见惯，或不屑听此一问；人处卑，利害相关，闻之方惊。）书中答辞也妙：“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几千年来，中国为“官”者的自我感觉或老百姓对“官”的观感，大抵如此。

二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进城，同国民党的官员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县里开会，自带铺盖，住处就在假期学校的空教室里，饭食之简易也令人叹惋。就是在北京，司局级干部也是或坐大巴，或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

据说朱总司令一日“失踪”，急得警卫团团转。还是秘书稔知老总喜爱，查找当日报上广告，料定是自己溜出去看球赛，这才在球场的人堆里找到了他——哪里有“出则舆马，入则高堂”的气息。从“官员”的作派，百姓判定：国家有望。那是一段“官员”与百姓的“蜜月期”。

三

直到“文革”前夕，杨西光已升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的教师、学生，无老无少还都是称“西光同志”；就是“文革”中，湖南省的干部称张平化也是“平化同志”或“平化老倌”；直到“文革”过后，新华社的员工无大无小称社长穆青还是“穆青同志”或“穆老头儿”。

按照先前官员的品秩，县太爷不过七品，下面的科道只算得上“吏”。现在不行了，哪怕一个县里随便什么局长，不以官职相称，就是“大不敬”。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你随随便便就给我打电话，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

“局长”很值钱——官民之分严矣。

四

官民之分严，官员觉得“官”与“民”的衣食住行样样要显差别，方能见出威风。于是，官的架子日渐膨胀。大小衙门门禁森严，出入警车开道，道路限行。官阶愈大，官威愈甚。在一处游览区，见一大官乘船下湖，湖上一切游船皆受令回避，好像那湖山就是他的私产，更不用说动辄一路戒严，一路封道，一路扰民了。前人把“松间喝道”视为煞风景之事，比起清船游湖，小巫耳。

五

“出则舆马”，又成官场常例。时代不同，舆马早已换为轿车。上世纪80年代，少数乡镇官员购买公车时，农民刺之为“屁股底下坐头牛”——在普遍贫困的岁月，使用一辆汽车的开销，差不多要一头牛的价钱，在当日农村已是惊人的耗费。现在一个乡镇四套班子，不知有多少屁股，坐多少头牛了。愈往上，衙门愈大，“公车”愈多。有车之后又要讲究品牌，捷达不行要皇冠，皇冠不行要奥迪，奥迪不行要陆虎。车品愈高，耗费愈大，而政府官员视同寻常。

或曰：时代不同了，老百姓不是也有私家车了吗？那么，既然老百姓上下班都用私车，当官的工资已比百姓为高，何以还要公家开销？

六

“入则高堂”，也要改为“入则华厦”了。最近这十几年，是各级衙门办公场所大比拼的时代。每到一处，最华丽的当数政府的衙门。比较欧美各国政府，我们一个乡镇怕也顶得上人家的市政府甚至首相官邸。据说还有人均办公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衙门。我到过一些地市，官厦的阔绰，叹为观止。中国的富庶，都堆在各级衙门的脸上了。

七

官员的威风岂止“上一呼而下百诺”。雷人官语不时出现在网上。对百姓曰：“你们算个屁呀！”代表着某类官员的“庶民观”。官员到哪里都叫“视察”，哪怕是携眷游玩；官员讲句话都称“指示”，哪怕是不咸不淡的应酬；接待都有盛宴，送行俱备赆送，下雨有人撑伞，烈日有人遮阳。美酒、名烟、“名特土产”，虽是本地风光，俱为罕见珍品。这些做派，无需远溯，同晚清谴责小说描写的竟无太大差别。官，还是那个“官”；官场，也还是那个官场，好像革了一百多年的命，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八

古今毕竟还有不同。过去的官僚，所求不过“升官发财”四字。现在的官员，更加多欲，大凡有名有利之事，样样不肯放过。譬如，过去的官员中虽也有学者，但官阶之外并无头衔，做学问大都要自己去做，自己掏钱刊印，是又赔精力又赔钱财的事情。现在不同，有了官衔，就掌握了权力，有权支配科研“项目”。大官支配大项目，小官也有小项目，真正做学问的人，倒要攀着一个官员领衔才拿得到课题。出了成果，照例官员排名第一——虽然事情是别人做的。于是，官员们在衙里做官，到下面就“讲学”，在别人写的书上署名，凭着他人的成果申报院士。外国的院士出在做学问的机构，中国不久恐怕“院士”都要出自官场了——科教兴国，成了科教兴“官”。

照我的想法，要做官，就勤勤恳恳做官，不要想当院士；做院士，就老老实实做学问，别往官堆里挤。行政事务缠身还有心思于学问吗？整日专研学问，还能勤于政事吗？问题出在当官的什么名誉、好处都想要，连带着念书人也把先当官再捞“学问”，当作“学途捷径”。.

九

追名逐利的官员，心思不在政务。只看各种问题不是媒体曝光，就是网上沸扬，这才看到官员急急忙忙出来表态、承诺，美其名曰“第一时间”。本可防患于未然的事情，何以不闹到干柴烈火绝无人问？中国的官民比据说世界第一，那么国人纳税养着许多官员所为何来？

上世纪80年代一出豫剧台词风行全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把“作主”改为“服务”，更合于时代之观念。

十

官位、钱财、头衔乃至女色无所不贪，内怀多欲，外沽虚名，凌虐百姓的官员当然只是一部分，用权威部门的语言“只是极少数人”。少到什么程度，未见公布，但其造成的局面足以败坏整个官场，使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官府的信用大为跌价。若说社会危机，窃以为唯此为大。

十一

孔子弟子问：治理国家时，“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不得已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孔子说“去兵”；若不得已再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答曰“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去兵”、“去食”的主张我存疑。无兵，无食，灭国就在眼前，国将不存，还谈什么治理？但孔子非常看重政府的信用，很有眼光。一个政府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位讲《论语》蹿红的明星说，“民信之”就是百姓要对政府有信仰。这就颠倒了主次。百姓不会对所有政府都“信仰”，而政府必须得到百姓的信任。怎样才能得到信任？不是靠封住百姓的嘴巴，也不是靠整日价自我赞扬，而要靠政府所有官员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而不是让百姓为他们做事。那些败坏着官风的官员，不会顾及政府的信用，只顾捞取眼前的好处。他们的处世哲学，有如一个法国人（且不管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五还是某位法王的情妇）所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他们比那个法国人乖巧，早为自己准备了退路：船还没翻，老鼠早已搬家了。

十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孟夫子，原因是他说了一些皇帝不爱听的话。譬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他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这些话听着刺耳，其实倒是在为君主们的天下着想。“臣”字本来象奴隶之形，后来作为官僚与庶民的通称。如果在上者把百姓视如土芥或“屁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自己被百姓抛弃。

还是孟夫子的话：“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心的向背，是一个政权的基石，权力，金钱，武力都不足恃。这道理，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懂得的。今之官员有多少人懂得，难言矣。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    阎长贵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生于1937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近8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田家英是“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自杀的高级干部，他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标志“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第一个“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还未结束时就自杀了（23日）。众所周知，田家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特别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因此，他的自杀是震惊全党的大事。

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是怎样自杀的？迄今45年过去了，这件事仿佛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而真正厘清这件事，对了解“文革”乃至高层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是毛泽东秘书，也是毛的忘年交】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 ，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田家英”这个名字就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田家英在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经常到街头茶馆宣讲抗日、散发传单，还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因此被学校开除。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特别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自那以后毛便注意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田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深得毛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身边工作，更是深受熏陶与感染——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了忘年交。

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努力适应毛泽东，与他同步工作。1961年11月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准备睡觉，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作者、出处等。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毛经常让田家英做这类事情，他都做得很好，满足了应急之需。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近年网上传播一个说法——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称：“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别人）起草的。”必须郑重指出，这个所谓报告及其内容完全是谎言。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写文章是不让别人代笔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会写文章，而且是大手笔。他自己在1964年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明确说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也希望和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例外之一，就是八大的开幕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不掠人之美，坦然地告诉大家：“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八大开幕词中有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田家英起草八大开幕词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十分满意的一句话。这句话，必将和古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一样成为不朽的格言。

特别需要指出，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立下了很大功劳。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编辑工作，还主持编辑供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同时，协助毛泽东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是田家英主持撰写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和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田家英和其他同志发现注释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确的地方，从1962年起，他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释的修订工作。田家英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田家英经历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 在思想品质上，他诚实、正派、有骨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敢于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也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田家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自杀之谜：当事人的回忆】

但这样一位好干部为什么在“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就自杀了呢？这个问题应该述说清楚，否则就成了历史上的永久之谜。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多，而影响最大、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胡乔木的说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胆子就以胡乔木的说法为例谈谈此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状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时，田家英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词句——笔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个戴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运终于降临。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状，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丁晓平的书认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责任人是江青，具体执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们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状，要他停职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才自杀。当然，作者是沿用胡乔木的说法，但事情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这样吗？江青对田家英之死无疑有责任，不过我没掌握确实材料，没法具体说明；但说到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王力、戚本禹，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详尽的说明——若不因人废言，从“法律”上讲，也应该听听“被告”一方的意见。这里顺便说一下，胡乔木说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准确，因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发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中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

（一）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检查以后，会上讨论对四个人的处理。罗瑞卿不在这个会上处理，由军委处理。大约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那时不叫专案组）处理彭、陆、杨、田（家英）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组由周恩来自己负责，陆组陈伯达负责，杨组康生负责，田组安子文负责。

（二）安子文分组的成员是我和戚本禹。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怎么谈事先没商量，是安子文一个人谈的，我和戚本禹都没说话。我认为安谈的还是相当缓和的，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安对田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这当然实际是撤职，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少奇、总理都不能决定。

（三）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让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田家英的夫人——编者注），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种污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再来看看戚本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戚本禹2002年写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驳“荒诞无稽的流言”。同时，该文也说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况：

（一）1966年5月21 （22？） 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 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

（二）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三）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

除了上述内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电话谈到胡乔木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时，愤怒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戚还说，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戚认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实际上，应该说田家英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华横溢的十分难得的中共高级干部。

行文至此，我们小结一下。

（一）从王力和戚本禹的说法中，可以看到，关于田家英之死，他们二人所说的情节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异，无关宏旨。事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胡乔木说的符合事实，还是王力、戚本禹说的符合事实？当然，我说的符合事实，是说基本上符合事实，谁也不能肯定人们事后的回忆完全准确。事实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叙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记忆不够准确。”（2011年9月6日王凡给我的信）我相信，通过本文提供的材料，关于田家英之死的真实情况，人们会做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二）从王力的说法中我们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说，在田家英之死问题上胡乔木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既然在10年前（2001年是出书的时间，实际王力所写时间应该更早）王力就指出了这件事情，而现在出版的书谈到这个问题时，根本不顾王力的指正，对此不置一词（就是批驳也好嘛），径直照抄胡乔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说法，这不应是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为。

（三）在1966年5月处理田家英问题时，本来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着去的，只是成员或随员，胡乔木却说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这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相距岂能以道里计？

【他为什么自杀】

上面所讲主要是田家英自杀的过程和情况，至于为什么自杀，谈的似乎还非常表面，没有触及实质。胡乔木说田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这是一句空洞的话头；我们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谈话，只是说中央认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他停职检讨，并没有什么“诬陷”和“侮辱”的语言。所以田家英究竟为什么自杀，还需进一步探讨。

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锐老人，因他耳聋，我大着嗓子问他：“李老，请问您：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李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没说什么。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田家英自杀除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外，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我觉得戚本禹说的和李锐说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4年10月30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曾约请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回忆她父亲田家英，曾自在谈到父亲的死时是这样说的：

父亲最后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我觉得父亲有一种极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业，他一生献给主席的热爱，觉得主席最后把他否定了。我认为这是他结束自己的最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觉得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他觉得主席对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划成敌人了。

文史学者王凡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田家英的死因，说：“我觉得是多重的，当然毛泽东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阵营，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等于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他清楚这个‘宣布’的结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怀。”（这与戚本禹说法同，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说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书中说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对，或许是笔误——笔者注）

我问戚本禹，毛泽东为什么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他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他说，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毛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田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主席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

在这次和戚本禹见面时，他还说了一个情况：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次中间休息时，总理跟我说，主席意见，要你接替田家英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我诚恳地跟总理说，我事情挺多，忙不过来，再说我的能力，怕胜任不了。总理亲切和蔼地说，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至于工作会有人帮助你的。

戚本禹说：

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听到这些话，不禁想到笔者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

若问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田家英之死 

□    叶永烈

海外经常会“精心编造”关于中国政坛的种种荒诞的政治谣言，诸如“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所写”、“彭加木出现在美国华盛顿餐馆”等，还有所谓“田家英是汪东兴指使内卫枪杀”，甚至还谣传所谓“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 2002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称田家英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这篇文章在海外广为传播。其实，所谓田家英是“他杀”，纯系子虚乌有的讹传。）

我曾采访过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死相关的当事人田家英夫人董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还采访了田家英挚友、毛泽东通讯秘书李锐。现把我采访所得的情况，记述如下。

【田家英夫人谈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我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录了7盒磁带，她很详细回忆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谈话磁带。

董边说，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这天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

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据董边记忆——作者注），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人神情严肃。“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作者注），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

关于“三人小组”，笔者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深夜，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

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电话，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董边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但知道他心里如割似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董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才过去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

夜深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是正房住家，右边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吃过早饭，快到七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并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田家英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董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回竟是与他的生离死别。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喜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静，还因为隔壁的“增福堂”无声无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一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定一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责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软禁于北京安儿胡同一号，一个班的士兵看守着他。

“喜福堂”格外安静，也由于离此不远的毛泽东住处不再人来人往：毛泽东在杭州住着，有时在上海，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在京举行，他也没有回京。正忙于发动“文革”的他，行踪隐秘，百倍警惕着“现正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要借助“文革”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他已接到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他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顿时触电似地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

下午三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董边觉得诧异，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长，怎么会直接打电话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突然事变？急急赶回中南海，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

安子文也长叹一口气：“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喜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显然是来看守现场。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剧痛之际，接到了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别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他留下了遗言，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以为是要她暂时离开这里，匆匆拿了牙刷、毛巾和一点零用钱，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个小包上了汽车。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从此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田家英的死，是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文革”狂澜的强硬抗争。他是一个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的人。因为接到久别的妻子的一封信，会当众高兴得哭起来。当他蒙受诬陷，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王力谈田家英之死】

王力是 “三人小组”成员，是重要的当事人。从1988年11月3日起，直至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癌症病逝，这8年间我曾数十次采访王力并长期与他保持书信、电话联系。1996年9月27日，即他病故前20多天，王力还给我打来电话。王力讲话向来声音清晰，但那天电话里已含混不清。此后，我多次给王力家打电话，都是王力夫人接的。在王力病逝翌日，我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他去世的消息。

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他就与我谈及田家英之死。根据那次谈话，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在上海、香港及美国报纸发表，这是自1967年8月30日被打倒之后，媒体首次对王力做详尽报道。

1988年12月7日王力以夫人王平权的名义给我写了一信：

叶永烈同志：

送上有关田家英之死引起的一些信件：

一、王力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致四川《文摘周报》的信全文；

二、《文摘周报》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刊载王力来信的摘要；

三、王力三月二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四、王力三月三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五、《文摘周报》刊载田家英夫人董边四月十日驳王力的信和逢先知的信；

六、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致董边的信；

七、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致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八、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请查收，供参考。我也希望把这些文件送请林放同志看看。林放同志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同志，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我在上海时，徐锡成、陆诒、尚丁等同志也是我一直怀念的老朋友，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这些信件能否发表？如何发表？可请上海的朋友们定夺。只是发表时要把提到的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去掉，或改用其他的说法来表达。这些话，不一定都发表。我复董边那封信，提到党的极左路线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大问题，公布出去可能有用处。不着急。决定后请赐复。

祝好！                                                      王平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

王力寄给我的8份关于田家英之死的重要文件，至今仍保存在我的手头，将来可以作为研究田家英之死的历史文献全文发表。现择其要点于下：

一、关于时间，王力称，他到田家英住处的时间，“不是1966年5月22日，而是5月21日。22日发生了另一件事”。

二、关于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王力说，“田家英为什么被迫自杀呢？这有复杂的背景。因为我从1960年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64年起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到1967年8月被江青等人打倒为止，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是很清楚的”。

王力说，“把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归咎于安子文这次谈话，这不仅对安部长不公正，而且也违背历史事实……这也贬低了田家英在同极左路线斗争中的地位。”王力还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不是安子文宣布，“是另一个人宣布并执行的”。

我在访问王力时，他曾这样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4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关锋谈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采访关锋时，他也谈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谈田家英的死因。关锋不愿意录音，再三征得他的同意，录了6盒磁带。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两篇文章，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5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5人谈话。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他们，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毛返回杭州后，召集5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好在毛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和关几乎记下毛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谈及为他编的《语录》。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经过几次三番修改后，并未送毛泽东审阅，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审阅，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康生深知如果说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江青催促道。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田家英删去了那段话，后来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篡改毛主席指示”是导致田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伯达避谈田家英】

在陈伯达去世前的1988年至1989年，我多次采访他。众所周知，他虽与田家英共事多年，但与田相左。所以他不愿意多谈田家英。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是确凿无疑的。

陈伯达早年与田家英的关系还算不错。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生了一个儿子，田家英建议他为这个儿子取名陈小农──因为长子取名陈小达，就沿用这“小”字辈，而当时田家英分管农业，所以建议取名陈小农。（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19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作者注）陈伯达同意了。

田家英十分欣赏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将“恒虑一字苟下”误排为“恒虑一文苟下”。）意思是说写文章必须慎重，一个字的疏忽都会给后世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包世臣此言，出自《与陈孝廉金城书》，即写给陈金城的信。陈金城乃陈伯达的曾祖父。

解放后，由于田家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陈伯达常从田家英那里摸毛泽东的动向。毛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以便从中揣摩毛的心思。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的关系开始紧张。陈伯达秘书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很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后来，姚洛被调走。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

【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看望了戚本禹。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来叫他吃中饭为止。

我跟戚本禹的谈话无拘无束。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尤其关于“文革”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他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戚本禹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他思索了一下，又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自己又有过那么一段曲折的历史。我的历史教训是，写文章要实事求是，这样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学家做的工作。”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道义之交”李锐的回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两度访问李锐，他称他与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义之交”。

李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决心“弃文从工”。不料，《中国青年》杂志得知李锐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要在杂志上连载。当然，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连载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相当慎重。李锐推荐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关”。于是《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请田家英审稿，然后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锐推荐田家英来“把关”，是因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李锐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田家英则喜欢给《解放日报》写文章，差不多都是经李锐之手发表的。他俩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了挚友。

1957年8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毛泽东是否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李锐，不得而知。

李锐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锐回忆说：

经常与田家英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李锐还忆及田家英一段尖锐的话：

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与田家英的“危险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采访李锐时，曾经问他，这“不幸被人听见”是指谁？李锐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锐一样有着颇深的革命资历：1937年8月16岁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18岁的她单纯而活泼，深受周恩来夫妇喜爱。然而在李锐“落难”时，范元甄居然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把田家英也牵涉其中。田家英与李锐的关系如此密切，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怀疑在庐山上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为田家英开脱，从此使毛泽东对田家英产生不信任感。田家英自杀的祸根，恐怕也就在这时埋下。

【“文革”传单中的田家英】

田家英含冤而逝之后，由于他的情况特殊，并未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造反派讲话时，才透露出批判田家英的信息。

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从戚本禹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给田家英戴上的“帽子”是“反革命分子”。不过，戚本禹只说田家英“被揪出来了”，并未说已经自杀。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当时，就连1967年7月27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提及田家英时，也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流行语”，称田家英为“反革命分子”：

我去桃园是1963年11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1966年5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

第一次公开透露田家英自杀，是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这次接见，主要是谈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周恩来说：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从当年“文革传单”中可以看出，最初是戚本禹作为“中央首长”点名批判“反革命分子”田家英，而当戚本禹被打倒之后，又成了“跟着田家英走的”了。

历史终于还田家英以清白。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杨成武的冤案也终于得以平反。

（作者系文史学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