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会的乌龙事

□    聂作平

多年以来，杏花春雨的江南就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富庶之地。地处长江之尾的太仓，今天是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在明代，则是一个辖有昆山、常熟和嘉定三县的州级行政区。但在明代，州与县的级别相差无几，以古人的观点看，太仓虽有三县，亦不过百里之地罢了。就是这个百里之地，当时却是人文荟萃的风水宝地，首辅王锡爵，兵部尚书王在晋，大才子王世贞、张溥、吴伟业，竟然都出自这里。

举凡一国一邦，当其处于繁荣——哪怕是虚假繁荣的清明时期，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稳定或相对稳定，官员大体能各司其职，人民大体能各安其业。相反，当时代处于衰落的乱世，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秩序不再稳定，动荡成为家常便饭，官员失职，人民不安其业，人性的恶如同放出笼子的饿兽。以太仓为例，当王世贞和王锡爵——甚至比他们更晚一些的张溥在世时，这里的人民知书达理，倾心教化，敬畏法律；但当时代的车轮驶过甲申之变（1644年为甲申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同年清军入关——编者注），同样是这片丰沃的土地，同样是那群歌哭于斯的人民，竟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

《研堂见闻杂录》是亲历“甲申之变”的一位没留下姓名的文人之作，书中记录了一个叫吕茂成的青年。此人幼年丧父，吃了不少苦，但极聪明，为人谦逊好学。研堂主人虽只长他一岁，他却总是以先生相称，并时常向研堂主人请教诗文。26岁时，吕茂成考中秀才，“志意发舒，高睨阔步”，在研堂主人和其他人看来，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读书人，将会如同大家预想的那样，学而优则仕，进而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但谁也没料到的是，这位青年却突然变成为患乡里的不稳定因素，以致身败名裂，惨遭横死。导致这种巨大人生落差的，表面看是一个叫“乌龙会”的民间组织，深里究，却是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把一个好端端的读书人推上了绝路。

关于“乌龙会”，得先从中国流行了两千年以上的主仆关系说起。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制度，但一些穷困子弟入富家为奴的状况却很普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少穷人常会迫于生计或其他原因，只身或全家卖身为奴，投靠到富人或官宦人家里帮忙或帮闲。当时的规矩是，一旦进某家为奴，必先立一纸字据为契约，主仆关系一旦确立，仆人终身对主人恭谦忠顺，主人则极力维护仆人利益。有不少仆人，就依靠所托身的主人，“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不济也能混碗饭吃，不至于流落街头。有明一代，这种主仆关系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社会和谐，人民各安天命的充分证据。

但大动乱的到来，意味着各种原本正常的秩序的分崩离析。在崇祯自缢而南京尚未推举出新皇帝，满清军队也还没下江南的时间段里，太仓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最能刺激的，就是各种动乱因子。那些原本安于仆人地位的穷困子弟，似乎在一夜之间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他们自发结成数百上千人不等的团伙，各自胁迫其主人交出当初订立的契约，主人一旦动作稍迟，轻则老拳相向，重则举火焚屋。至于瓜分主人财产玉帛之事，也时有发生。其情其景，就像一辆公共汽车，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大家原本相安无事。虽然站着的人想坐下来，但碍于既定秩序，也不敢公然把别人拉起来。而一旦有人带头这样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汽车上的坐者与站者，多半会发生些逆转。所以，社会就像坐公交，有座位的人号召稳定，没座位的渴望重新占座。

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给站着的人们带来了一次难得的“重新占座”的机会。如果说仆人找主人索契约、逼财产还只是预演，那么“乌龙会”的出现，则是预演后的正式粉墨登场了。所谓乌龙会，乃是“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从乌龙会的人员结构，可以看出它对现存秩序有强烈而不可抑制的冲击愿望——“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令人意外的是，吕茂成这位多年来一直饱读圣贤书的学子，竟也一头扎进了乌龙会——他很快就成了里面的三个大头目之一，身后有数百追随者。

关于乌龙会的具体情状，当年留下的史料不多。在当今一些学者笔下，乌龙会被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那么这个“革命群众组织”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首先是向诸大姓，即有产阶级索要金帛。清军渡江的消息传来，乌龙会确信地方政府更加失去控制力，于是乎，数百人手执兵器，穿上唱戏的天神服装，鸣锣呐喊，游行街头。次日，即向诸大姓索要金帛。一个叫龚诚宇的富人，属于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主儿，当乌龙会派人沿街向大户人家收取所谓军饷时，其他富人纷纷忍痛割肉，龚诚宇却坚决不肯。乌龙会“必欲碎其家为快”。当晚，数百人包围龚家，龚诚宇只身逃走，乌龙会将其住处席卷一空。这些抢来的财物，首领如吕茂成等，主持了梁山泊式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宰割。比如在勒索一户姓金的富人后，得一千余金，大部分为吕茂成与另一首领顾慎卿所得，小部分为其部众平分。打土豪，分浮财，向来是中国农民最喜闻乐见的革命形式。因为这种趁天下大乱而乌合成股的革命，既没有真正的危险性——旧政权已垮，新政权没建——还能不劳而获地占有原本高高在上的富人们的财产甚至妻女，这怎能不令草根民众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呢？

乌龙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向富人们寻机报复。有一个姓马的富人，之前得罪了他的一个佃户。这名佃户投奔了吕茂成，吕于是带上百余人，各执武器，冲进马家，差点把倒霉的马某当场群殴致死。痛打之后，马某不得不捧出白金十余两，乌龙会方才善罢甘休。

三是自封官爵，过一把老爷瘾。乌龙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此前最为畏惧的就是官人，不要说县令，哪怕几个自称可以代表政府执法的衙役，就足以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但现在苍天有眼，赐与这样一个难得的乱世，他们也就有机会自由自在地过一把“老爷瘾”了。陈瑶甫领导的是乌龙会的另一纵队，他建立了帅府，自立为帅，手下兄弟们一个个都封了官，以至于“满坐参谋，成群大将，以为觅封侯如拾芥也”。

主人和仆人，官绅和农民，他们之间肯定有矛盾，但在政权稳定时期，这种矛盾往往以双方的隐忍和克制，以及由乡规民约或地方政权的约束而得以调和。但像甲申之变后，天下鼎沸之际，所谓乱世出英雄——英雄的另一面则是混世魔王，当昔日的强者和贵者一旦处于劣势，弱者和贱者必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施以报复。

文学青年吕茂成的结局很悲惨。当清军进驻太仓时，居民和其部下一哄而散，他竟然还像平常那样飘巾长袖，就好像汹汹而来的清军也是他的乌龙会会众一样。清军抓他时，他傲然道：“我是吕茂成。”清军也听说过这么个人物，脱了他的衣服，用一竿长枪穿过他的胫骨，再把他拴到绳子上，光着屁股押到他家里，把他几个月来打土豪分田地弄来的金帛，悉数卷走。此后，清军又把吕茂成牵到一间牛棚里，将其两手缚在柱头上，取来一件庙宇里菩萨所穿的黄袍盖在他身上，讽刺说：“你不是想当皇帝吗？现在就了了你的心愿。”

对吕茂成这个曾向自己虚心请教的文学青年，研堂主人相当感慨：“吕茂成才器大佳，使操之以正，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令士。”可他为何落得这般田地呢？研堂主人的观点是：因为他两次考试名列优等，于是变得自负，加上乌龙会里其他人的怂勇，他便把自己当作了应运而生的大人物，甚至幻想黄袍加身。研堂主人的分析大抵正确，但不完整。因为他没有看到，乱世的可怕，就在于它不但使一般民众疯狂，即便是主张温良恭谦让的读书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乱了方寸。在一个疯狂被认为是正常的年头，不可能有人能置身度外地保持清醒。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有些善良的人之所以看起来善良，是由于暂时还没找到作恶的机会；有的好人之所以看起来是好人，是因为有众多外力作用在他身上。套用牛顿定律，那就是：任何个人在没有受到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外力作用的前提下，将保持从良民劣变为坏人的趋势。

第二，哪怕最黑暗的政府，也要比无政府稍好。黑暗的政府大不了多征几个税，多拆几座房，多发明几种新鲜刺激的死亡方式；而无政府带来的，却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互相仇杀与凌辱。也就是说，无政府的社会是没有赢家，只有大输家和小输家的满盘皆输的暗社会。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

□    袁南生

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交涉的政治行为。所谓外交空间，是指外交在国家机器运转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外交战略和策略是否受到国民认同，外交人员在本国是否有影响力，是否受到尊重，处理涉外事务策略选择多不多，回旋余地大不大，等等。探讨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对于拓展今日中国的大外交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空间

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随着国家的出现，外交应运而生。殷商甲骨文中许多关于“史”（使）、“史人”（使人）、“来朝”的记载，表明了商王朝时期的外交关系。西周“封邦建国”，为日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外交打下基础。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期，这是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人才辈出的时代，就外交空间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黄金时代。春秋时期各国在争霸过程中战争与外交两手并用，鲁史《春秋》所记242年，列国间战争483次，朝聘、盟会450次，这里的朝聘、盟会即为外交活动。战国时期，随着战争升级，外交斗争也更加激烈，“合纵”与“连横”为代表的两条外交路线，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长期尖锐的交锋，从而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艺术推进到一个空前的高峰。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外交思想精彩纷呈的时代，管子主张霸权秩序的外交思想，老子和平主义的外交思想，孔子主张中庸和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孟子干涉主义的外交思想，孙子的伐交和谍交思想，张仪苏秦主张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思想等，至今仍有明显的影响。“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唐德刚语）。总体来说，先秦时代的中国外交，处在中国古代外交的早期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上在中国境内的列国之间进行。

汉唐时代的外交空间

秦汉以后，中国外交以大一统外交的面貌出现，外交空间明显扩大，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进入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汉唐时期，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

汉唐时代的外交家有职有权，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最大。所谓“特命全权大使”，最名副其实的就是汉唐的使节。例如，汉昭帝时，匈奴串通西域龟兹、楼兰，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奉命出使调查此事，得知匈奴使者刚离开龟兹，当即追上，将匈奴使节一行全部杀死，因功被封为中郎将。傅介子又向大将军霍光建议刺杀龟兹王，震慑诸国，保障西域畅通，霍光认为不如刺杀楼兰王。于是，傅介子以赏赐为名，携黄金锦绣至楼兰，在楼兰王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一举将其刺死，另立其弟为王。傅介子将国王头颅传送长安，悬于北门，为天下不忠于汉朝者戒，以功被封为义阳侯。汉宣帝时，冯奉世出使大宛，途中获悉莎车国发生政变，原国王之弟呼屠征杀死候任国王和汉朝使节，自立为王，鼓动邻国投匈叛汉。冯认为如不及早除掉立足未稳的叛乱者，势必养痈成患，但上报朝廷又路途遥远。于是，他当机立断，用手中符节号令附近各国出兵，指挥兵马15000人一举平息叛乱，迫使呼屠征自杀，并择定了新国王。汉唐时代办外交者有头有脸，其职业令人向往。东汉时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在班超看来，傅介子、张骞成就的外交事业是“壮士”大业。班超出国时只带36人，却使西域50余国重新置于东汉管辖之下，疏通了丝绸之路的南北通道，保障了西北边疆及西域各族的安全。

明清时代的外交空间

明朝所处的14～17世纪，正值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西方各国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的洗礼，先后确立起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逐步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然而，从明代开始中国古代外交空间却逐步变小，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晚清。

当然，这是指整体趋势而言，并非说明清任何时候、任何领域外交空间都在变小。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经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和麦加，充分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有明一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皆为历代所不及。明成祖时，先后有苏禄等4国国王来华觐见中国皇帝。明代设立四夷馆，中国第一次有了专职翻译机构，这无疑有利于外交空间的扩大。李鸿章访问欧美，这是数千年来中国外交最高主管官员首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所有这些都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拓展了明清的外交空间。

但是，明清外交手段、形式整体上没有与时俱进，外交人员地位下降，回旋余地一步步缩小，强国外交逐渐沦为弱国外交。从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中国从开放逐步转向封闭。明政府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人海”，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屡下禁海之令。15世纪40年代以后停止下西洋。朱元璋不仅采用延长贡期、拒收贡物等办法对中外朝贡关系予以限制，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对一些海外国家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明令“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明太祖实录》卷231）。朝贡关系几乎就是外交关系的代名词，只许3个国家入贡，外交空间能有多大？虽然，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对朱元璋的这个政策有所调整，但外交空间在明清时代逐渐变小却是整体趋势。 

明清时外交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步降低。到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变得瞧不起外交官，几乎把卖国与出使国外连在一起,认为中国派出驻外使节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出使国外、常驻国外在汉唐时代司空见惯，班超常驻西域31年，出国时40岁，回国时已71岁。沈括、范成大、欧阳修等历史名人，都曾出使他国。即使到了明朝，陈诚连续4次出使西域。但自此以后，出使国外的频率越来越低。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时人皆以为耻，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亲友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对联讽刺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集会声讨他，不仅烧毁了他修复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刹上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郭出使期间，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离任回长沙，大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家乡的大街。他逝世9年后，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对他开棺鞭尸。

晚清外交空间的萎缩表现在外交人员往往成为误国行为的牺牲品。庚子事变中，真正爱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原驻沙俄公使许景澄等5位大臣，因力劝西太后不可同时对11国宣战，不可派兵攻打驻华使馆和杀害外国外交人员而被处死，5人中，4位是外交官员，行刑时，围观百姓高呼：“杀汉奸，杀二毛子！”

外国人来华访问在明清时一律被看成是来进贡的，且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明代时，外国使臣入居会同馆，日常活动受到严格限制，5天才准许出门一次，平时不许出门，并禁止外国使臣购买史书、丝绸等物。1691年，朝鲜贡使购买《一统志》，礼部奏请康熙批准，将翻译官张灿革职充军。只有外国国王奏请，清帝格外开恩，贡使才能定点限量购买丝绸等物品。利马窦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说，访华使臣“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被锁在里边。他们出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和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1517年，皮雷斯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为大使于当年到达中国，直到1520年，朝廷仍禁止皮雷斯一行接近皇宫，皮始终没有见到明武宗。明世宗即位后，下令驱逐葡萄牙使团，皮雷斯被囚，死于广东狱中，翻译也被处死。早期荷兰、英国、俄罗斯等国使团来华，并非来寻求打仗，而是希望建立正常关系，但都没有达到出使的目的。

晚清时朝贡体系在西方列强入侵下逐步瓦解，数千年来中国朝廷起到的“古代东方联合国”的作用不复存在。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俄公使还在李的病床前逼迫他签字。李悲愤长叹：“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弥留之际，“双目犹炯炯不瞑”。至此，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晚清外交陷入几乎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

1911年中国进入共和时代。以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标志，中国外交空间开始一步步扩大。目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已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关系框架，并形成立体、多元的关系网络。

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启示

回顾几千年来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是外交空间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历史上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是汉唐时代，这同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时代是分不开的。贞观时期的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这是当时外交空间最大化的有力表现。

二是GDP大小不等于外交空间的大小。宋朝是当时世界上GDP第一大国，但它的外交空间并不大，在“澶渊之盟”后向辽国纳银输绢，在“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纳贡——世界头号富国向普通国家朝贡。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日本GDP比新中国高得多，但外交空间远不如新中国大。

三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强国的关系状况与中国外交空间的大小有直接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周边一直没有世界性头号强国，这为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汉唐时代外交空间能得到大力扩展，一个主要原因是汉唐同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强国没有发生战略对抗。晚清时中国外交空间一步步缩小，则是与头号西方大国英国撞上有关。当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关系不正常时，中国外交成本就会大，外交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外交回旋余地就会缩小；反之，外交红利就要大得多。例如，尼克松首次访华后，大批国家舍台就我，我外交空间在不长的时间里扩大很多。

四是政策是否开放与外交空间大小成正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也是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唐代的开放是多方位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的开放政策在封建时代空前绝后。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担任了从三品的秘书监兼卫尉卿。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有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

五是主流民意走向同外交空间大小有密切关系。善用主流民意有利于扩大外交空间，反之，外交难免被主流民意绑架，回旋余地减少。因发生徽宗、钦宗被俘的“靖康之变”，宁战不和，宁战不谈，报仇雪恨成为南宋有朝一代的主流民意。忽必烈称帝后，希望与南宋正式议和，郝经奉命出使南宋，竟被南宋拘禁15年！后又派出5批使者，在当时元强宋弱、蒙古人对欧亚进军节节得手、咄咄逼人的态势下，谈判显然有利于宋争取时间，然而，后5批元使进入宋境后，在路上竟被“爱国”的宋人们一一“餐肉饮血”了。对元廷使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留给宋廷的选择除了战场上见，没有任何外交空间。宋民不愿韬光养晦，争取时间以作准备，当然只有整体上的“玉碎”，也就是亡国了。蔡东藩说得好：“最可笑的是边境守将，还是仗着一柄利剑，乱杀外使，一误不足，及至再三，哪里不益挑敌怒，自速危亡呢？”（《宋史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六是外交成本大小不等于外交空间大小。外交上多投入，一般来说，当然有助于扩大外交空间，但二者不能画等号。外交史上花冤枉钱的事例不胜枚举。清廷为接待英国使团耗费白银85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然而，大把银子不仅没有扩大外交空间，还使列强发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马嘎尔尼语），对后来的中英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中国对“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曾提供巨额援助，驻阿大使耿飙当时就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耿飙回忆录》中说：“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0000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中国外交空间因此扩大了没有？历史已有答案。

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是我外交空间扩大的表现和结果，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外交回旋余地，同时自然会激起国人重拾汉唐外交旧日荣光的雄心。当然，在扩大外交空间方面，中国现代外交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研究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规律，把握中国外交空间扩大的有益启示，办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大外交，是历史赋予国人的神圣使命。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    施京吾

他经历了1911和1949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鼎革，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极高地位，这让他与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有直接交往的机会。他沉浮的一生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写照。

在我相当年轻时，曾与一位年纪相仿的朋友豪情万丈、异想天开地打算写一部儒家思想流变的专著，在提纲中小兄弟俩狂妄地表示：“冯友兰说他对传统理学的继承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从而开创了新理学。那么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照着讲’，也不仅是‘接着讲’，而是‘重新讲’。”——启发来自冯友兰先生，思想资源却属于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尽管认识到中国文化需要重新诠释，总体上却是持批判乃至否定态度。

冯友兰是中国近代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辛亥之变，中国进入现代史纪元，冯友兰恰逢其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新理学的创始人、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又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

冯曾自撰一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不仅可以作为他学术思想的注脚，亦是他人生履历的注脚。他经历了1911和1949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鼎革，因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和极高地位，又让他有了与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领袖直接交往的机会。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冯友兰在波涛滚滚的历史巨浪中沉浮。他的一生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写照，具有标本意义。

【家学深厚，出类拔萃】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冯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学醇厚，冯友兰并未在门馆开蒙读书，接受的是家塾教育。起点本来就高，加之资质聪慧，自小就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04年，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到湖北的武汉方言学堂任职，举家迁徙。此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动荡剧烈，旧学没落，新学兴起，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在武汉期间，年仅9岁的冯友兰接受的依然是家庭教育，因冯台异任职新式学堂，又将新学堂的教育方式带入家门，冯友兰由此打下西学基础。

不久，冯台异调任湖北崇阳县知县，成为当地的父母官。1908年冯友兰13岁时，父亲因病暴卒于崇阳任上，打乱了冯友兰的生活轨迹。他遂回到唐河老家，在继续了两年家塾教育后，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州公学，接着又考取了武昌中华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这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两所中学。此时，民国纪元已经开始。

公学教育以新学为主，这对已拥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冯友兰知识结构的调整，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对照西方的逻辑体系，冯友兰对中国文化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中国的教员们却无力解释这些问题。冯友兰遂向其班主任李登辉表示今后要学哲学。哲学，在今天不过是一门学科罢了，但在当年，哲学之堂奥深不可测，乃圣贤之学，班主任李登辉当即作出判断：“你要当孔夫子呀。”冯友兰心志，堪比鸿鹄。

【西行游学，眼界开阔】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这是当年中国唯一开设哲学课程的学校。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哲学生涯。

当时的北大可谓人文荟萃，各种观念在校园内碰撞激荡，既有坚持守旧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又有崇尚新学的沈尹默兄弟以及马裕藻、钱玄同等。1916年底，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更成北大校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俱成北大名师，这使得冯友兰“觉得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其时，梁漱溟仅比冯友兰大两岁，胡适也不过长冯4岁，虽然胡适并未向他直接传授学业，但治学方式已令冯友兰“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1918年6月冯友兰北大毕业，回河南做了一年教师。1919年6月，他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并接受胡适建议，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感受最深的，大约是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正立足于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生活基础之上，因此，他提倡文理并重。

冯接触了大量欧美哲学家的原典，更倾心当时风靡一时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从柏格森的哲学意图中发现了中国哲学之短：“以‘心’下手研究的人民，一定不知道什么是精密的确定，不知道或然、不能与确然、必然之分别。”在后来的哲学生涯中，他弃“心学”而拾“理学”，创建了“新理学”，有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义，使之精密化、逻辑化、体系化之意。

1923年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8月归国，立刻进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任文科主任，此后又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冯友兰应邀投奔清华任秘书长和哲学教授，与金岳霖、杨振声、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巨头”。年仅33岁的冯友兰开始了他人生最富华章的阶段。

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校秘书长，意味着冯友兰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于次年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写作。

【宣讲唯物，锒铛入狱】

1930年5月22日，罗家伦辞去清华校长职务，冯友兰则被推选为文学院院长，并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轮流主持清华校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哗然，群情激奋，清华学生不仅组织南下请愿团到南京政府请愿，吴其昌教授甚至前往南京绝食请愿。此时，主持校务的冯友兰一面组织各种致电、捐款抗日行动，一面又要抚慰学生。在由其执笔的劝释布告中写道：“知识即权力。此言可深念也……无论中国亡与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如今日牺牲学业，异日何能担当大事？”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清华大学开始了梅校长和冯院长主治的格局，一直维系到1949年方告结束。正是这18年的时间里，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的写作，宣告冯友兰哲学体系的成功建构。而他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笔者看来，是在已形成体系中的一种视角转换。

1933年，冯友兰获出国休假讲学机会，因国外出入关手续复杂，他不满欧洲各国之间的分离状况，访苏的经历更让他对大一统念念不忘。

20世纪30年代有一股世界性的红色浪潮，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人们对市场经济投下怀疑的目光，而苏联的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不凡成就，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苏联观摩，如纪德、罗曼?罗兰等，而中国亦有胡适等。同为访问，观感却大不一样，纪德发表了《访苏联归来》，罗曼?罗兰则写下《莫斯科日记》，对苏联的“成就”均有所怀疑，中国学者则多半信以为真。究其原因，实质是中西学者拥有的背景各不相同。冯友兰亦对苏联的成就表示赞赏。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可以阅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又有所认识，苏联的情形更使其动心。回国后，他多次撰文、发表演讲，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以及在中国哲学中的应用。

冯友兰没有想到的是，此正值国共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之一，他的表现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为由，于1934年11月28日将其逮捕。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梅贻琦、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立刻出面营救。实际上，冯友兰与共产党素无瓜葛，他的演讲及文章也多是学理上的阐述，这种“逮捕”行为弄得国民政府相当尴尬，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出面，下令释放冯友兰。第二天，冯即回到清华大学办公室。事后，鲁迅在12月18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写道：“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他了。”但冯本人反而相当低调地处理了这一事件，除如实介绍自己的被捕经过外，并未对当局进行任何指责。冯友兰毕竟是儒生，在他精神内部起作用的依然是忠孝礼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毕竟是学理上的，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恰恰是为了保存最核心的价值观，这如同他宣讲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学理上是一致的。

不过，冯友兰对左翼运动还是抱有相当同情，如黄诚、姚依林、蒋南翔这些左翼激进学生都受过他保护。

【开创学派，独步联大】

在那个年代，冯友兰是国家意识比较强烈的一位学者，他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抗战时期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抗战爆发，西南联大成立。山河破碎，冯友兰的心境颇为黯淡：“兵败城破日色昏，抛妻舍子别家门。孟光不向门前送，恐使征人见泪痕。”正是其心境写照。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此时的他更加勤勉，《贞元六书》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的学术地位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西南联大由三所名校组成，大教授们济济一堂，即便如刘文典般的狂傲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为陈寅恪，一为冯友兰，而他自己与唐兰各占半个。

长期盘踞云南的“云南王”龙云，与国民政府长期存在矛盾，中共则利用这种矛盾宣传反蒋，云南的左翼势力相当强大。当时国民政府是一个威权政府，虽然战事吃紧，但教授们依然希望政府能开民主宪政之先河。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于1943年联名请愿，敦请蒋介石进行宪政改革，分权立宪走民主化道路。信由冯友兰执笔，言辞相当恳切，信中写道：“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并言：“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蒋介石读到此信，被冯友兰的诚恳态度感动，“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即复信表示同意实行立宪。抗战结束后，乃启动民国立宪大会实施宪法。雷海宗曾对冯友兰说：“即便你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遗憾的是，这封信却失传了，实在令人遗憾。好在，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碑文》，后人大可从中感受到冯友兰的不凡气韵。

抗战末期，全国被漫长而艰苦的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前方兵源吃紧，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动员令，号召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战第一线。冯友兰自然积极支持政府号召，其子冯钟辽就是一位抗战将士。随着抗战结束，西南联大的使命也告结束。1946年8月，冯友兰再度赴美讲学，此时国内已陷于内战之中。冯友兰本可以留在美国，但在他内心深处起作用的依然是文化本位主义，在他看来，不论哪朝哪代，“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这种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直到政权交接之后。

经过一年半的游学，冯友兰于1948年3月回到北平，9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时的国民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嗣后，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任落到了冯友兰身上。国民政府溃败，大部分师生没有离开大陆，对于清华的教授们来说，背井离乡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庭、事业或许也将跟着离散，如此状态下，他们接受了新政权。1949年1月10日，军管会前来接管，冯友兰及其同事的命运走上新旅程。

总的说来，在国民政府期间，冯友兰对政府有批评，有指责，有抗议，但更多的是合作和认同。这并不奇怪，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那个时代取得的；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也是在那个时代确立的，那时的国民政府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法统。冯友兰在昆明期间，每至重庆讲学，都能受到蒋介石的接待宴请，冯母去世时，蒋介石还亲笔题词宽慰。冯友兰的这种待遇，后来被造反派称为“御用文人”，属于“反动之极”。

军管会接管后，冯友兰依然按旧时的规则行事，与军管会的合作很不密切。一方面他对政治并不热心，要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负使然：即便是新政，自己也该能派上用场。以至于中共定都，周恩来向他征询意见，他给周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从学校的观点看，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

【政权鼎革，命运逆转】

新旧交替的冲突，使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感到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了。他逐一请辞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就给予批准，并表示冯的思想“跟党不合”，对他提出“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的明确要求。冯友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哲学史。很快，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态度却相当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见本页左上角——编者注）

从此，冯友兰开始“进步”了。

他于1950年1月在《新华日报》发表《一年学习的总结》，说总觉得自己“也是向上发展中”，认为自己“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但问题不仅在于他是否知道自己“以前的不进步”，还在于他需要知道，到底“进步”到何种地步才算是真正的“进步”。

往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迅速摧毁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显而易见的变化对冯友兰当然有所触动，他想努力迎合革命。此时，他虽不复旧时风光，但也没有被彻底抛弃，土改、人代会、出访还都有他一份，只是这些活动都必须以自我否定为前提，而不再是讲学、传授。1951年9月，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缅甸访问，印度德里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可印度人不了解中国的政治行情，授奖的依据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结果外交部指示冯友兰自己出面“澄清”。无奈中，冯友兰不得不当众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结束对印缅的访问已是1952年1月，国内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清华大学借此对冯友兰展开全面批判。他在民国时代的所作所为俱被视为“反动言行”，冯友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经过反复批判，他否定自己历史的调门越来越高。

随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9月进行院系调整，全面照抄苏联模式。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被聘为“四级教授”，这既是对他学术的否定，也是对他的考验。冯友兰对此自然是不满的，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尚能“辅新命”，尚能用新思想解释旧历史，在学术上并没有放弃。到1954年，他的教授级别又被调整至“一级”，并担任了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次年又被聘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生活的稳定和学术地位的恢复，使他产生了归宿感，而“新命”已定，冯友兰渐渐熟悉了这种生活。在各种不间断的批判中，他既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不论是昔日师长还是朋友，让他批谁就批谁，党号召批谁他就跟着批谁。尔后，他还有了多次面见毛泽东的机会，虽然毛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居高临下，对他却不再咄咄逼人，特别是1957年“反右”前几个月，冯友兰与毛泽东有两次见面的机会，这竟然让冯友兰产生了可以与毛共事的感觉：“毛泽东叫我参加党的会议，这就是认为可以共事了。”

“可以共事”的心情是愉快的，即便毛泽东表示：“好好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冯友兰也没有发出什么“右派言论”。既然可以共事，那就是同道中人，怎么可以拆台、指责呢？

这当然不意味着冯友兰在学术上认同了“唯物主义”的表达方式，在1957年1月的哲学史座谈会上，他依然认为哲学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于是他发明出一个“抽象继承法”，表示不能一概而论地反对传统文化；在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认为哲学史研究简单化了；在4月的“鸣放大会”上，他又说：“毛主席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想学术问题应由教授决定。”他的这些表态被认为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结果遭到毛泽东制止，这显然拉了他一把，冯友兰躲过了“反右”的打击。

【屡遭批判，诚惶诚恐】

反右运动刚结束，又接着开展了以“反冒进”为主旨的“反浪费反保守”双反运动。尽管冯友兰颇为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但他的表现并不能让那些更加积极的人接受，冯定、吴传启、侯外庐、胡绳这些在思想文化界具有相当影响的人，都以各种形式对冯友兰进行了批判。特别是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上，陈伯达对冯友兰进行了点名批评，认为冯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批判“还不够”。冯友兰在左支右绌中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从表示“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到承认自己的“新理学”是“反动哲学体系”，直到1959年写下《四十年的回顾》，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否定，说自己的“四十年”是“站在破坏着、死亡着、旧的、反革命的东西的阵线上，反抗创造中的、生长着的、新的、革命的东西”。《四十年的回顾》出版后，冯友兰将该书寄赠康生，康生表示：“觉文章甚茂，责己谨严，多引人入胜之感。”

自1949年冯友兰与中共有了交集之后，就始终处于被批判的位置上，一直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他就像漂在水面的葫芦，一会被摁下，一会又浮起。而冯友兰在民国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又不时得到网开一面的“照顾”，以显示对知识分子的宽宏，这使他虽然受到批判，却没有失去工作。经过历年的批判，冯友兰的学术思想起了重大变化，他要用新时代的新思想重写中国哲学史。1960年3月教育部决定由冯友兰个人重修哲学史，这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由来。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这算是给冯友兰极高的待遇了。经过5年的工作，到1965年，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成为1949年以来唯一一部个人写作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此外他还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并于1963年11月受到毛泽东接见。

在这5年中，冯友兰的心态也有了微妙变化，他从主动自我批判开始转向主动讴歌这个时代，并主动采取“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方法”进行他的“哲学研究”。

但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全面爆发，冯友兰再次被揪了出来。1966年6月5日，冯友兰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8月26日被抄家，工资被冻结，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接着住所又被占领，一共住进了5户人，连御寒的衣服都取不出来。秋季，他只好披着麻袋去开批判会。冯患有前列腺病，接受批斗时还拖着尿瓶子。1968年9月，冯友兰已是73岁的老人，又被隔离审查，不过，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之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的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根据资料，此为毛泽东讲话大意，原话并非如此，因篇幅，仅作说明——笔者注）这一讲话固然刻薄，但对冯友兰来说则相当宽厚，形同救命。

冯友兰侥幸存活，翦伯赞则无此幸运，因为“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的速可眠，自杀身亡。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教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籛；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絪；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崑；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文革”蹉跎，进退失据】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处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即向毛泽东致信表达谢意，更将这种感情浓缩为诗文：“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实际上，从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类作品已不断出现趋媚倾向，到“文革”中晚期则登峰造极。连绵不断的批判，对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革”前的历次运动是对头脑的清洗，“文革”则意味着要对生命作出抉择，何去何从，冯友兰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自1949年以来，冯就是被批判的对象，谁能够经受住长达十几年的批判？后来那些挖苦冯友兰的人，是否想过自己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渴望过“解放”、渴望过“为国家”工作？这和冯友兰的区别到底又有多大？只有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冯友兰属于浑身是“罪”的人，其负罪依据是他的历史、他的学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有意思的是，每每施以援手的又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缔造者。“解除劳教”后，冯友兰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深痛多前罪”的冯友兰派上了大用场。

林彪事件发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批孔。作为年近八旬的“老运动员”，冯友兰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批判对象，成为“众矢之的”，为此，他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分别为《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毛泽东读后表示支持，《光明日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使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形象冉冉升起。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研究小组，后改为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的“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被安排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这对其他人来说自然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了。其实别说冯友兰，即便是“梁效”的执笔者又何尝摸得清中国政治的真实方向？

此后，冯又写出了一系列尊法反儒的文章，并在上述两文的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亲阅其文，对冯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在众人受难之时，冯友兰却能不断受到最高领导关注，经常发表一些诗文，诸如《咏史二十五首》、《韶山颂》之类。他鹤立鸡群的姿态引来议论纷纷。

【重述学术，书生本色】

大出冯友兰意料的是，当他自以为跟上形势时，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遭到清算和彻底否定，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自然要遭到诟病。他再度被打入另册，成为别人笔下的“四皓”之首：“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冯友兰承认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可算诚恳。回顾冯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判、迎合，始终以自我批判为主，特别在“文革”初期，也奉命写了一些别人的材料，但总体上没超出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作为。曲折中，还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做人的底线。想起他在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能够远离政治就好一些”，然而最终他不仅介入政治，还介入得如此之深，令人唏嘘。

所幸，对极左的彻底批判总算使历史往正道上挪动了一步。冯友兰虽然受到一定的诘难，但终究还原了书生本色，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以85岁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6卷，却不再出版第7卷，而收入《三松堂全集》的第7卷亦删掉了第77章的后3节——在这3节里，冯友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毛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发动“文革”的行为“荒谬”。

冯友兰在94岁高龄时自撰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并自注“上联勉行，下联言志”。而笔者的解读却刚好相反：上联言志，下联践行。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以95岁高龄谢世，给我们留下煌煌十四卷并不齐全的《三松堂全集》和浮沉的一生。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41年夏苏军惨败的不解之谜

□   述   弢

严秀老先生曾撰文谈及发生在1941年的咄咄怪事：希特勒全面进攻苏联的前一周，苏联塔斯社正式发表声明，称德国决不会进攻苏联，且言之凿凿。以下是1941年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声明（有删节）：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三日电〕…… 英国及外国报纸开始盛传下列谣言：“苏德行将开战”…… 谣言中坚称……德国开始在苏联边境集中军队，意在进攻苏联…… 谣言坚称苏联方面开始加紧准备对德作战，并集中军队于德国边境…… 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如下：第一，德国并未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及建议缔结任何新协定。鉴于此，苏联方面认为此种谓德国意图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谣言，全无根据。至于将德国分遣队由巴尔干调赴德国东部及东北部（现正调动中）与其他动机联系，对苏德关系并无意义。第三，苏联根据其和平政策，遵守并愿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文，故谣言所谓苏联准备进攻德国一节为伪造与挑拨。第四，红军后备军之露营训练，以及行将到来之演习，除意在训练后备军而外，别无其他目标，故认为红军此举为仇视德国一节，其荒谬程度固无待言。

但现实扇了塔斯社一记响亮的耳光。塔斯社辟谣痛斥英美挑拨德苏关系后的第8天，即1941年6月22日的3时30分，德国对苏军阵地的猛烈炮轰和对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的空中袭击全面开始。请看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

德国用于进犯苏联的兵力为181个满员师（每个师14000～16000人），合计550万人；火炮47260门；坦克3710辆；飞机4950架。

苏军应对进犯的五个边境军区的兵力为170个师（每个师均缺员，仅有5000～8000人），合计290万人；火炮34700门；坦克1800辆；飞机1540架。

德军兵力是苏军的1.8倍；火炮为苏军的1.25倍；坦克为苏军的1.5倍；飞机为苏军的3.2倍。不仅如此，一方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志在必得；一方则是高枕无忧，毫无戒备，坐以待毙。

战争开始后的18天内，德军往东推进了450～600公里，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里面有装满燃料、粮食、弹药等物资的200个仓库。苏军有28个师全军覆没，还有72个师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官兵，损失惨重。由于执行任何情况下均须坚守阵地的命令，开战后仅半年，苏军被俘人数即达490万，约占整个战争期间被俘人数（540万）的90%。

1941年6月22日，这个最可怕和最悲惨的日子，几乎给每个苏联家庭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且留下许多无法解答的问题：

德国在半年的时间内陆续在苏德边境集结军队，为什么斯大林对于侦察机关、军队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反复警告不屑一顾，行若无事？既然集结在边境的苏联军队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对于防卫、进攻和撤退均毫无准备，那么，他们原来是准备干什么的呢？

为什么德国飞机屡屡侵犯边界，在苏联上空飞行，却不准将其击落？实际上起了涣散军心作用的塔斯社1941年6月13日的声明为何要发表？

同苏联签订了两年互不侵犯条约的德国，为什么要在1941年6月22日撕毁条约？

为什么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号军事指示严令各部队不得因受到挑拨对可能出现的攻击予以还击，无特殊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而第二号指示则明令禁止苏军跨越国界？

为什么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苏联边防部队没有炮弹、子弹和燃料？此前为何不准他们占领边境沿线的前地和设防区？为什么6月22日苏联政府守口如瓶，直到敌军连续轰炸和发起进攻8小时后，苏联人民才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

为什么最先宣布这一消息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为什么直至1941年7月3日，苏联人民才听到他的讲话？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索金系1939年生人，曾任无线电研究所所长。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幼童，其父尼古拉?奥索金曾在苏德边境服役，任重炮营营长，当时所在部队驻扎在距边境约30公里的夏季营地。每当回忆起战争，尼古拉不知为何总是对战争初期避而不谈。1955年儿子问起此事时，尼古拉说，怎么会发生1941年6月22日那样的事情，谁也搞不清楚，唉，怕是没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了。不料当时16岁的儿子口出狂言：等我长大了一定得搞清楚。父亲听后，唯有苦笑。

2007年10月，俄罗斯时代出版社推出《伟大卫国战争的重大秘密》一书，书的副题为“战争爆发的新假说”，一时洛阳纸贵。书的作者正是奥索金，这是他多年来持之以恒，潜心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书中援引大量档案材料，试图破解1941年6月22日这个不解之谜。那么，他心目中的谜底究竟是什么呢？作者提出了如下的假说：

希特勒明白德国单枪匹马无法战胜英国，便建议斯大林也参加登陆英伦三岛的战事。德国登陆作战的兵力不足，苏联则拥有5个空降师、400架运输机和大量货轮，可轻而易举地通过铁路和运河将军队送到北海。苏德谈判于1940年11月12日至14日在柏林举行，从表面看似乎毫无结果，实际上苏德高层已达成了秘密协定。斯大林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德国的帮助下，让苏军途经波兰和德国开赴北海之滨（同时德军也应途经苏联开赴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到达北海后他再决定进攻方向——或同德军一起进军伦敦，或同英军一起进军柏林。斯大林认为这样一来，苏联就可以在欧洲西部，而不是在本国边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凡是对这场无需任何战斗即可挺进北海的绝妙战役可能起破坏作用的一切，斯大林统统封杀。他曾严厉警告将军们，凡对德军稍有挑衅者，小心“脑袋搬家”。

然而，希特勒也明白斯大林可能从西边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于是德国也决定采取保护措施：苏联军队和军事装备均应通过铁路、河流和运河转移，不得携带弹药（弹药另行运送），军事装备须拆卸部分设备（如去掉火炮瞄准器，瞄准器随后运送），不得加满油料（仅灌上坦克或汽车上下铁路站台或驳船所需的油料）等。1941年6月20日，苏联军队就是这样开始运往北海的。

与此同时，苏方也按照同样的条件开始将德军运往中东。然而，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空军却向乘坐火车在苏联领土上行进的德国部队，以及苏联机场上停放的德国空军飞机投放弹药和油料。因此战争的第一天，苏联后方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德国空降兵”，天空中出现了涂有红五星标记的德国飞机（根据协议带有这种标记即可畅通无阻）。而开始转移和准备转移的苏联边境部队，在战争的第一天即失去了战斗能力——因为没有弹药和燃料。这成了苏联红军1941年6月22日遭遇意外惨祸的主要原因。

在此次大运送行动的准备阶段，苏方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保密措施，不仅限于信息方面（闻所未闻的综合假情报），而且包括设备方面。苏联的列车编组本应在苏联境内行进的，后改为在欧洲宽度的铁轨上行进，以免转载或者到边界更换轮对。对德国的列车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尽管如此，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是获悉了德苏正密谋策划针对英国的联合行动，立即责成英国侦察机关将希特勒的党内副手鲁道夫?赫斯诱骗（也许甚至是绑架）到英国。在赫斯的帮助下，丘吉尔说服希特勒相信斯大林正在准备袭击德军，并且同希特勒商定英德两国于1941年6月22日凌晨联手对苏联发动袭击。然而真到那一天，丘吉尔又欺骗了希特勒，并且宣布全力支持苏联。结果，1941年6月22日德国单枪匹马地对俄作战（违背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切勿同俄国作战”的遗训），而且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违背了一战统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切勿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遗训），这就意味着德国必败无疑。

乍一看，德苏进攻大英帝国之说似乎离奇古怪。然而作者十分仔细地对大量文献和回忆录进行了分析，他仿佛是在用马赛克碎片恢复整个画面。诚然，其中尚有不少模糊之处。俄国国防部卫国战争期间的全部文件均已解密，但外交部、侦察机关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尚未见世，而1941年6月22日以前的文件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作者对于战争前夕斯大林和苏联军队的种种怪异行为，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同时也揭开了若干讳莫如深的历史事件的神秘面纱。他在书中援引了足以证明他的结论的重要事实，现列举几则如下：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平生第一次亲自前往车站送别外国客人——日本外长松冈。而且第一次拥抱外国客人。最让人惊奇的是，他一把搂住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伯爵的肩膀，说：“我们还得做朋友，您现在应该全力以赴！”还同德国驻苏武官克列布斯紧紧握手，说道：“我和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朋友。”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向军事院校毕业生发表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到敌人是谁，却突然宣称苏联将要进行的不是防卫性战争，而是进攻性战争，全国已经为此做好准备。宴会进行中，他还打断炮兵学院院长西夫科夫将军提议为和平（“为爱好和平的政策”）干杯的祝酒词，提议“为战争”和“在战争中获胜”干杯。

1942年2月20～27日，在德军占领的姆岑斯克市举行了苏德两国侦察机关最高代表的会晤，主题是立即签订和约（类似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约）。斯大林为苏联代表团团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梅尔库洛夫所起草的建议提纲第三条中赫然写道：在部队转移之后，苏联武装部队将在1943年年底前准备同德国武装力量开始针对英美两国的联合军事行动。

1941年5月14日，希特勒在致斯大林的密信中说，准备从6月15日～20日开始将部队从苏联边境往西运送的工作，密信最后说：如遇我手下将军之挑衅行为未能避免，务请保持克制，切勿采取反击行动，务请通过您所知晓之联系渠道告我。只有如此，方可达致我与您明确商定之共同目标。

作者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担心挑衅、呼吁克制以及禁止在发生冲突时采取反击行动，都是这封密信在起作用。斯大林不折不扣地履行了他对希特勒的承诺，于是1941年6月22日，战局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德军的轰炸于凌晨4时开始，德国大使于3：30至4：45之间向莫洛托夫递交宣战备忘录，戈培尔于6：30通过广播向德国人民朗读希特勒关于战争开始的文告，里宾特洛甫于7：00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向全球转播，苏联却迟至中午12：15才向苏联人民宣布德国入侵。

尽管苏德联手攻打英国一事属于绝密，但从当时留下的文献中仍可找到蛛丝马迹。例如1941年6月16日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在致航空工业部部长的便函中这样写道：

为了充分供给国防人民委员部空降兵部队，[19]41—42年必须提供如下数量的滑翔机：

1941年：一、5座陆地滑翔机500架。二、11座陆地滑翔机1000架。三、11座水上滑翔机200架。四、20座陆地滑翔机300架。

1941年共2000架。

1942年……

从中可以看出，苏军当时正在积极为通过巨大的水路障碍作准备。

平心而论，亚历山大?奥索金这本书的确引起了很大轰动，他提出的假说也似乎证据充分，值得重视。但毕竟年代久远，当事人早已作古，有关档案又未完全解密，无法提供苏德联手攻打英国之确凿证据，因此这一假说还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尽管如此，作者毕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以及大量的珍贵资料，让读者可以重新审视70年前那场不该发生的惨剧，并从中得出结论。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央编译局编审）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千年外交与中国传统文化

□    袁南生

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始终影响着中国外交，中国千年外交也反过来影响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和为贵”、“和而不同”、“?-和万邦”的理藩大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则，至今对中国外交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主流传统文化影响千年外交的基本走向】

几千年来，对中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是如下四种文化——

首先是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以至于统一成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他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其次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四大文明古国都以农耕立国。虽然中?-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济结构，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上面讲到的大一统文化的出现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如大型水利工程依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和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王朝侵入中?-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因在于东西方?-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再次是礼制文化。礼制文化决定了朝贡体制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体制。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而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因而，其外交导向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国历史悠久，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相对稳定，民族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礼制文化。几千年来，礼作为中国千年外交的思维逻?-与行为准则，呈现了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一直是东亚国际体系的文化基础，决定了古代中外关系的非对等性。因而，中国历代王朝办外交时，很少具有平等意识。周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外关系纳入华夏礼制的轨道，从而使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延伸到中外关系领域。朝贡体系重礼仪和象征意义的特征，从先秦到明清，一直没什么改变。在传统关系中，对外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古代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 

最后是仁义文化。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例如，襄公的“仁义”之举，被毛泽东看成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仁义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 。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 。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汉书》卷78）仁义外交的典型代表是曾国藩，曾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锦囊”。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

上述四种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千年中国的制度文化，是支配中国千年外交的意识形态。这些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

【非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

非主流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制度文化，但对中国千年外交的影响不可低估。非主流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如潜规则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对外交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如下三种——

一是权术文化，也叫做权谋文化、谋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国家。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冯梦龙说：“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外交离不开谋略，历史上许多谋略家就是外交家，如张仪、苏秦、诸葛亮。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外交思想最丰富、外交家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谋略著作出现，中国外交也演绎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大剧。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不等于权术，更不等于诈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的事确屡见不鲜。权术文化中外都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西方权术文化的代表作。中国讲权术的书不少，如《六韬》、《三略》，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文化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认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面，十分准确。权术与封建专制相伴相生，包括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结党之术、游说之术、狡辩之术等，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玩弄权术者行为和思维均具有两面性。《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权谋最为成熟的时代。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越国在灾年向吴国借粮一万石，第二年说选择最好的粮食归还，吴国竟然相信越国，将其留作种粮，哪知来年播种颗粒无收，?-来还吴的是?-过了蒸煮、永远不会发芽的粮食，使吴国遭受严重饥荒。唐太宗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例如，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故意断绝和亲关系以促使汗国内部分裂。当时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夷男发觉被?-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卷110，《契何力传》）源远流长的权术文化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生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实践理性”。

二是暴力文化，即崇拜暴力的文化。按理说，外交是打嘴仗，同暴力不沾边，但外交史上确实留下了暴力文化的斑斑血迹。韩非子说，“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尉缭子》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其半，威加海内” （见《汉书?艺文志》），公然鼓吹血腥屠杀，令人发指。几千年来，“暴力斗争哲学”在中华大地上始终有深厚的成长土壤，逐鹿中?-、王朝更迭总是伴随着大砍大杀。专制制度催生出一代代暴君、暴官和暴民，虽然他们在国人中比例不大，但足以使暴力文化代代相传，其影响有时超过主流文化、制度文化。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有关杀戮和暴力描写的。《三国演义》既是三国外交演义，更是如何最多、最快杀人的阴谋演义；而《水浒》讴歌的英雄义士行为，多出于私仇而很少公愤。他们开人肉包子店，杀无辜路人以作入伙投名状等等，以杀人为乐，在杀戮中感受快意。李逵救宋?-，抡起板斧，不管男女老少一并砍去，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他杀黄文炳，类似于凌迟，后来，在明朝酷律环境下，凌迟竟发展成为一种残忍的艺术。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357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身上。千刀万剐剔下来的“肉”，不少被用作下酒菜，闻之令人毛骨悚然。中国外交史上也不乏血写的篇章。春秋时期，晋国不仅无礼扣押郑国国君郑成公，而且杀了前来求和的郑国使者，从此，违反“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一国际法的现象不绝于史。宋亡国前夕，元主连番下诏，痛斥宋权臣贾似道接连扣押和杀害元使。虽然连克镇?-、南京等，元主仍复遣尚书廉希宪、侍郎严忠范奉国书出使南宋，有意与宋继续议和。到了宋界，宋边将张濡，不分皂白，竟将身为侍郎的使者袭杀，将身为尚书的使者押送到宋廷。元丞相伯颜遣书质问，宋廷遣使答报，只说是边将所为，未曾禀报。伯颜再遣张羽为使，同宋使一起返宋廷，不想到了宋境，又被杀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外交人员巴夏礼一行39人被咸丰皇帝下令扣为人质，尽管恭亲王奕信誓旦旦地作了“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的保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但3日后交还人质时，生还的仅18人，其余21人归还的全是伤痕累累的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的尸体被大卸八块。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办事，被清军杀害；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时，被清将?-福祥乱兵击杀，尸体被肢解，抛在路上。义和团揭帖有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腾腾杀气，字字血气。无人质疑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是爱国者，但郭因“一 ? 二八”事变的交涉，王、施、顾甚至蔡元培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却被国人殴打、恫吓。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描述说：“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新中国的外交也受到暴力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发生了围攻苏联大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另一方面，张闻天、刘晓、章汉夫、孟用潜、潘自力、王炳南、陈家康、许建国、罗贵波、徐以新、姚仲明等副部级以上外交干部都领受了“斗争哲学”的厉害。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常务副部长章汉夫、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副部长陈家康、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许建国被迫害致死。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刘晓被整得精神痴呆，副部长王炳南被弄得家破妻亡。正部长级干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挨斗时，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十多个人被?-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哭丧棒（用白纸包的木棍），在台前跪成一排。孟的高帽子里安装了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孟在游斗时走了一半路就已晕倒。外交部被整成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的头号重灾区，全部参加运动的有4000名干部，被抓的竟达1700人。（马继?-：《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三是关系文化。可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关系的价值。中国关系文化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人们必须建立各种关系来得到他人认可、谋取自身利益，通过关系建立的获利能力不少时候会远超诸如能力、业绩、敬业精神等方式。关系文化对古代外交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把建立血缘关系作为外交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亲外交。汉匈和亲时，汉廷想的是，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皇帝与单于的关系是翁婿关系，哪有女婿打岳父的道理呢？单于死后，公主生的儿子继位为单于，皇帝与新单于的关系是外公与外孙的关系，岂有外孙不孝顺外公的？唐代?-历三次和亲高潮，越到后期，越是真的皇女帝妹外嫁番邦。唐与吐谷浑、吐蕃、回鹘通过和亲分别建立了甥舅关系。以回鹘为例，“唐朝继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以后皆因之”。（《宋史》卷490《回鹘传》）二是将国家关系作为家庭关系来处理。例如，石敬瑭引契丹为援，夺取后唐天下。石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上书，表示称臣于契丹，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当时石45岁，耶34岁。1004年，宋辽议和，确定两国为兄弟关系，宋为兄，辽为弟。1164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由称臣改为称侄，金主为叔，宋帝为侄。宋亡国前，宗正少卿陆秀夫等奉诏与元和谈，情愿称侄纳币，否则降称侄孙。就是说，只要宋不亡国，可以称元祖为叔叔，再不行，皇帝做元主的孙子也行。三是外交上不是用人唯才而是用有关系的人。明代外交一大弊政就是出使朝鲜的使者基本上由宦官充任，为什么呢？因朝廷大宦官基本来自于朝鲜，“在宦官干政的背景下，由他们出使朝鲜，乃顺理成章之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奉使之机，百般勒索，大发横财”。（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四是外交和国防战略让位于哥们义气。最典型的是“桃园结义”所体现的?-湖伦理在蜀国国家体系中凌驾于法度、军令之上。赵云谏道：“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三国志》卷36）刘备哪里听得进去。刘关张抱团，一再破坏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给蜀造成重大损害，这是蜀在三国中最先亡国的根本?-因之一。

【传统文化的某些缺失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但不可能包罗万象，受主流文化、制度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其缺失的一面。

农耕文化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成了农本文化，由此导致重商文化的缺失，使严格意义上的?-济外交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空白。朝廷不会动用外交资源促进市场的繁荣，为中国商人走出去保驾护航。商朝商业非常发达，春秋战国时各国也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司马迁语），不少人发了大财。孔子的学生子贡“家累千金”，富而从政，曾出任鲁国外交高官，陪同鲁哀公参加过与吴国、晋国的盟会。然而，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后成千古名言。商鞅、管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商人为小人，以?-商为缺德。秦始皇把各地12万商人迁入咸阳，明确将“重农抑商”上升为国家意志，开了以国家力量轻商抑商的先河。秦汉征徭役，政府视商人为罪犯。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之衣，不得带兵器，不得骑马，不许乘车，本人及后代不许做官。朱元璋规定商人只许穿布衣，农民才能穿纱绢锦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重商文化的缺失导致“耻言利”，朝廷对外交往不仅不以?-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济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有时甚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什么！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导致中国失去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被远远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后面。

契约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出现不重视条约关系的现象。没有条约关系，就没有现代外交。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契约的核心价值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周时“书契”、“万民约”、“邦国约”概念的存在足可证明。《礼记?学记》有“大信不约”的话，说大信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不一定靠契约。但是，这种“大信”不等于契约文化，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是单方许诺、立誓。“大信不约”的“信”能否实现，靠的是良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而契约文化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靠的是运行机制，重视的是条约关系，因而相对稳定。这种信用将全社会所有陌生人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普遍性。契约文化不可能在小农?-济和专制政治的土壤中产生。也许正因为李鸿章缺少契约文化精神，他在外交中对自己屡打“痞子腔”，老用“痞子手段”洋洋自得。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1863年，戈登率队与淮军合攻苏州，数月无功，伤亡惨重。戈了解到守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不和，便建议诱降纳王，拿下苏州。建议为李鸿章采纳，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定降约，约定郜谋杀谭献城降清，程与郜指天为誓，“既往不咎”，程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等刺杀谭，开城门?-清军入城，清军入城后，不仅诱杀了8个降王降将，而且诛杀了数万毫无戒备的太平军将士。杀降激起了戈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他的信誉，?-不可遏。戈大骂程学启，与之断交，又提着洋枪找李鸿章算账，逼得李四处躲藏。列强驻上海领事馆代表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与此相反，清廷却明确支持李鸿章并责备戈登“不明事理”，连主张“诚信”的曾国藩也称赞说：“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据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这个例子说明，儒家的“信”与契约文化不是一码事。

妥?-文化的缺失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离不开谈判，没有妥?-就没有谈判。但是，妥?-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礼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维定式使中国历史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常态，往往不承认对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没有双赢的概念，过去中国大部分谈判是在兵临城下了才谈，会出现开价的价位与对方底线相重叠，没有回旋余地。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妥?-”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调多方面关系，平衡各种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妥?-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以保障长远利益的外交艺术。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公元1004年，宋真宗亲征契丹，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宋在胜利情况下与辽达成“澶渊之盟”，约定两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同时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财政收入为15000万贯。北宋平均年财政收入在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可兑一贯?-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财政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战时军费比平时军费高1300万贯。“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不构成丝毫压力，而年30万的岁币对于?-济拮据的辽来讲，则可解决大问题。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促进了汉辽?-济文化交流，北宋?-济也迈向了封建社会的巅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澶渊之盟对宋而言是丧权辱国的和约，辽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这种看法，典型地表明了中国妥?-文化的缺失。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于丰富现代外交战略思维的营养，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不利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文化的缺失加强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以丰富中国当代外交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基础。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水与雪：沈从文的生与川端康成的死

□    李扬帆

可以说，沈从文比川端康成痛苦万倍。死不一定是肉体的寂灭。沈从文活到老死，虽再无文学建树，但成就了伟大人格，他重新定义了人世间最痛楚的“死法”，做出了湘西人最决绝的“抗议”。

精神自宫与肉体自杀

生比死更难。

1972年，川端康成自杀的时候，沈从文正在?-历人生最大的政治风暴，当年他因身体?-因正从湖北干校回北京治病。

川端康成获得“诺奖”后陷入极度空虚。其弟子三岛由纪夫自杀之后17个月，川端康成在日本古都?-仓自己的工作室含煤气管自杀，未留只字遗书。但他早在1962年《自夸十话》里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沈从文也曾选择过死，那是1949年初春。

1949年3月6日之后，沈从文第一次试图自杀，被家人发现，制止。3月28日，沈从文在极大的恐慌中自戕，用剃刀把颈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导致沈从文自杀未遂的，是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极端恐惧。这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以及更早一些的芥川龙之介的自杀是不同的。中国文人往往因外部世界的剧烈变迁而自杀，自王国维至老舍，不计其数。日本文人之自杀却体现出强烈的内向性。

沈从文自杀的具体诱因，是以郭?-若为代表的力量对他的思想批判。

1948年3月郭?-若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沈从文遭到“致命一击”。文中申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 

“道童”们已?-在学校挂出了大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47岁的沈从文再也撑不住了。正应了他1940年说的那句谶语：“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沈在此前早就思考过自己的悲剧人生。他心仪屈?-，在《湘行散记》、《湘西》中?-常指点当年三闾大夫放逐的踪迹。“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与事实对面，神?-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到个人所能·-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我只是·-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 “我想呼喊，可不知向?-呼喊！”（《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此之前，沈从文见过了太多的死。1931年前后是他身边亲友相继发生死难的一年。稍早些时，既是朋友又是亲戚、与沈从文曾?-共同在陈渠珍手下做事的连长满振先，在桃源被捷克式机枪撂倒。这位湘西后生读过《曾文正公全集 》，曾?-令沈从文很是羡慕，从此想当职业军人。接着在1931年元旦，沈从文得到两个死讯：父亲在前一年11月于家乡病故。继而是年底，他的好友年仅25岁的张采真在武汉被斩首示众。柳亚子诗云：“霸才无命奈伤神，燕赵悲歌张采真。”

4月，共患难的好友胡也频被捕杀。沈从文后来写下了长篇回忆散文《记胡也频》，其中说道：“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这年11月，沈从文的另一挚友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这位年轻诗人曾是沈从文坚定文学信心的推动人，也是他生活上的支持者。

接下来，沈从文的弟弟沈荃被镇压。沈荃早年投身军旅，毕业于黄埔军校，1937 年 11 月任国民党陆军 128 师 764 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嘉善战役，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重新投入抗战，当时沈从文恰从长沙?-过，亲眼目睹了三弟集合士兵开赴前线的场景。抗战胜利后，沈荃任职于南京国防部，授中将军衔。但由于不属于蒋介石嫡系，沈荃在部队中郁郁不得志，不久即返回家乡凤凰，并参加了凤凰的和平解放，1951 年底被判处死刑。一年后，沈从文才间接知道弟弟的死讯，自身难保的沈从文对此无可奈何。黄永玉的《这些忧郁的碎屑》中曾对沈荃的人生最后一幕有过描述：“在河滩上他自己铺上灰军毯，说了一句：‘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指了指自己的脑门?-?-打这里吧?-?-”（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 2003 年版）历史证明这是一桩冤案，1983 年沈荃被重新确定为“起义人员”，获得平反，家属得到了 500 元的赔偿。

在这些重重叠叠的死亡面前，沈从文最终还是选择了生。只是这一选择太残忍，他以放弃写作为条件给自己选择了生。尽管在后来的记述中，他多次强调自己并不为这一选择感到后悔，然而，?-都知道，这是违心的话。他选择生其实是精神上的自宫。这精神上的自宫远比肉体上的自杀更为惨烈。他一直是一个讲真话的湘西孩子，文学创作是其生命的意义所在，不去创作，生命即无意义。忍辱负重的内心之外，其实只留下皮囊而已。

1949年8月，沈从文病情好转，由郑振铎介绍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9月8日，沈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我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和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信中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惋惜”。 （沈龙朱口述，刘宜庆撰写《我的父亲沈从文》，《名人传记》2009年第4期）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常还在混乱痛苦当中，恐怕出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斯文扫地之时，沈从文撒了谎，生平唯一的一次撒谎。他太在乎了，所以不去提及那个生命的价值。

唯一能说明沈从文晚年真实心境的，是他1961年未写完的遗作《抽象的抒情》，开篇即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一次唯一的抵抗，一次绝望的抵抗。文中说：“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以上被专案人员用红笔在?-稿上?-线）社会发展到一定进步时，会有这种情形产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时候?-?-”（《长河流不尽》，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沈从文要活着，因为他要看到生的他者。对他者的关心，是其肉体生存下去的依据。“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 的观念和欲望, 来作朴素的叙述”。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钻了十数年的故纸堆，留下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水”与“雪”的不同选择

川端康成也曾见过太多的死亡。他一生中有两个绰号：“参加丧礼的名人”、“搬家的名人”。意谓他从小到大，参加丧礼最多，搬家最多。先是父母双亡，继而失去兄弟姐妹，16岁时抚养他的祖父也去世了，后来又有自己的朋友（三岛由纪夫）自杀。而此时，他写作的能力也到了身体的极限。

偏偏从来就不参政、逃离政治的川端在1971年3月却做了人生中最后一次错事：他帮助曾?-臭名昭著的前警察头子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起初，他是绝对不同意此事的，但在佐藤荣作首相、福田赳夫大藏大臣的劝说下，他竟然同意了。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是：秦野章“正因为当过警察头子，他更了解人间的罪与恶，痛苦与灾难的实情，所以他可能对人更温情，对人更施行慈悲和仁爱的政治”。于是川端康成以年迈之躯走上街头为警察头子?-选票，遭到文艺界的极大惊愕和非议，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他再次遭受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给他笼上了死亡的阴影。

把自己的肉体掐死的，是川端康成。把自己的精神掐死的，是沈从文。沈从文是湘西人，他要霸这个蛮。

真正见过死亡的人是不容易死的。真正的死是一种社会的巨大的死亡气息，是改朝换代和千古巨变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毁灭性打击，这些，川端康成没有遇到。日本之战和战后巨变，无法与中国社会之巨变相提并论。自太史公肉体遭宫刑至沈从文精神自宫，显出中国文人忍辱负重之大义所在。自芥川龙之介自杀至川端康成自杀，显出的却是日本文人极度悲观的人性。

沈从文宽容了这个世界，虽然不理解世界为什么那么不纯。他体验的是唯美中的人性，人性中的唯美。

写《边城》的这个湘西人是质朴、灵动和可爱的；而写《伊豆舞女》的这个日本人，是阴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沈从文和川端康成成为中日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代表。

给予沈从文智慧和动力的是湘西，是湘西的水。湘西使沈从文变得与“时代的召唤”格格不入，因为他“爱了人类”。《边城》中的老船夫和翠翠，还有一条黄狗，便是以水为生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而川端康成也以同样灵动的文字作《雪国》的开端：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所不同者，沈从文属水，川端属雪。水长流，而雪消融。于是，两人在这里便分野了。其人生也便如水、如雪。一个活了下去，为的是把人生解释得“庄严与透入些”；一个自杀了，为的是“无限的活”。

水是灵动的，是以不朽，不灭，不死，生生不息。雪是消融的、瞬间的生命，走向的则是寂灭。

川端康成的前半生深受军国主义之害，他也曾选择逃避，钻入古典中吸取营养。个人的不幸也多次降临其身。然而，没有湘西，没有颠沛流离，没有“改朝换代”，没有“道童”?-家8次，没有60多次的违心检讨、交代，没有斯文扫地?-?-苦难都曾降临二人身上，但湘西的水救了沈从文；伊豆的雪，却灭了川端康成。

（作者系文史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汗漫学屠龙，绛灌学屠狗；屠狗位通侯，屠龙不糊口。

——景耀月《读史感言》

两个陈布雷

□   羽   戈

【“恃才放旷”的另一面】

相比蒋介石，陈布雷的形象更能代表宁波人：矮小、瘦弱、眉目清秀，斯文而聪慧。他的家乡慈溪毗邻绍兴。他后半生所从事的工作，近乎绍兴师爷，只是他的性情，有师爷之谨小慎微，而无师爷之刁滑奸诈。如王芸生所回忆：“陈为人谦和拘谨，待人接物，向无疾言厉色。每见陈为蒋侍座，低眉垂目，敛手侧座，必有询问，才答数语。那种恭谨严肃的样子，令人看了透不过气来。”这种恭谨，或如左舜生所言的“极端谨慎”，杨玉清所言的“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身处琼楼最上层的陈布雷的自全之道。

陈布雷自视为何呢？他的回忆录里，说及自身，总是一片谦辞。他对自己的定位，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则，是“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草草劳人”一说源自《诗?-》，?-文为“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草草”者，忧心也。他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甚至死于忧患，自谓忧人，当无不可。他还说：世人视我为愚人、庸人、妄人，或者批评我孤僻、骄傲，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这是我的短处，是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的一种习性而已。换言之，蒋介石在陈布雷50岁生日时所赠的“?-泊明志，宁静致远”，乃是他的局限，而非他的志向。

读陈氏回忆录，才深深明白他的苦衷。?-来在中老年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青少年的陈布雷；在幕僚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报人陈布雷；在那个恭谨、衰弱如荒烟蔓草的陈布雷之外，还有一个负气、疏狂、濯污扬清、慷慨激昂的陈布雷。究陈布雷之本心，他更愿意做哪一个呢？他这一生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他想做哪种人，走哪条路，大多时刻都不由自主。这一半是因他陷入了时代与政治、伦理与文化的激流漩涡而无法自拔；另一半，则因他的性情之柔弱，不得不迁就某些外力，反过来，外力如千钧重压，令他无以挺身，他的心灵在重重禁锢之中愈加柔弱。中年后的他，就像是一片摇曳于政治寒风中的秋叶，其命运完全托付于他所献祭的事业。

晚年的陈布雷有多么萧索，少年的陈布雷就有多么昂扬。1900年他10岁，开始读那个年头最新潮的《时务报》，“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14岁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潮》等。同年10月，父亲令他参加慈溪县的童子试，他心中十分不愿，却不敢违命，于是去考场敷衍一番，结果151人应考他排在第151名，被父亲痛斥一顿。他不服，去参加宁波府的第二场，高中第一。从榜尾到榜首，可见他的少年心性之蹈厉奋发。从宁波回家的路上，风雪交加，父亲的朋友孙以文对他说：“不患蹉跌，患不能自奋。”30多年后，他还清晰记得。

中年后的陈布雷一向谨言慎行，侍立于蒋介石身侧，像一幅布满尘灰的静物?-。殊不知他极具演说之才。17岁那年，他在宁波府中学堂读书，开同学会，以学生新道德为题，他登台演讲，想来是过于尖锐，而为守旧的同学所嫉恨，为随后的学潮埋下了引线，他竟因此被迫退学。据他回忆：“余斯时年少气盛，自视若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会集，辄自登坛，好评骘人，尤力诋彼时学法政者之志趣卑下，至谓法政学校不关门，民国必无治日，以此甚招当时父老之忌。”此处需交代一点，民国初年对法政及其教育的重视程度，相比今日不遑多让。1912年，浙?-一省就有7所公立与私立法政学校，律师事务所的招牌甚至比酒店还多。在陈布雷看来，政府的管理跟不上，则难免泛滥成灾，故要极力抨击。

陈布雷有一位老师，姓冯，名幵，字君木。此人名头虽不如其弟子陈布雷、沙孟海等人响亮，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与陈训正（屺怀）、应启墀、洪允祥并称“慈溪四才子”。这陈训正，正是陈布雷回忆录里无处不在，堪称他一生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的“大哥”。陈布雷的四姐于1912年嫁给冯君木当继室，所以陈与冯的关系十分亲近。冯君木见陈布雷锋芒太露，便教导他说，“少年时炫露才华，只自形其浅薄”；而且，陈布雷的身体一向不佳，如果奔走政治，用不了数年必将过劳而早夭，努力学问，才是正途。这是对陈布雷的当头棒喝，他三省其身，从此不在公共场合轻易发言。

可惜，冯君木的话，陈布雷只听进一半。冯君木谆谆告诫他不要涉入政治之河，他却在38岁那年，不远千里，从上海到南昌，见蒋介石，入国民党，一头扎进了政治的不归路，至死无力回首。

【“分裂”的报人】

“慈溪四才子”中，陈布雷与陈训正、冯君木过从甚密，但将他引上新闻之路的向导，却是另一位才子洪允祥（佛矢）。

1910年，正在浙?-高等学校读书的陈布雷忽发意气，针对铁路国有问题给名重天下的杨度写了封信，同时寄了份给洪允祥。当时洪允祥和陈训正在上海办《天铎报》，于是将陈布雷此信刊出，并勉励他继续投稿。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赏识与鼓舞。由此，“余倾向新闻事业之心益坚”。

陈布雷的新闻生涯，可以1927年为分界线，分成藕断丝连的两块。从1911年起，他先后效力《天铎报》与《商报》，同时为《申报》、《国闻周报》、《时事新报》等撰文。此时的他，可谓纯粹的新闻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虽有政治倾向，却无政治立场。1927年他加入国民党后，曾担任浙?-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翌年辞职，回上海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党内同志创办《新生命》月刊。但是，此际之陈布雷，犹如去污浊的妓院走了一遭的良家子，肉身与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他已?-丧失了中立化的新闻立场，成为党指挥笔的政治喉舌，他所写的评论，单从标题看，如“国军编遣程序大纲”、“编余士兵之遣置问题”等，便可知他在为?-说话，对?-说话。新闻生涯之后期的陈布雷，能否称得上“新闻人”，还是一个疑问。

《天铎报》时期的陈布雷，所写文章，多为短评，两三百字，宛如投枪。彼时宋教仁在上海主持《民立报》，陈布雷常去请教。宋问他：何以来报界做事？陈答：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也——此言倒非谦辞，22岁的他纵然才华横溢，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其视野、识见等仍稍嫌青涩。

陈布雷在《天铎报》只是小试牛刀。1920年他重出?-湖，任《商报》编?-部主任，这才是他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他撰写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民国要人叶恭绰曾说，如今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北方唯有颜旨微（《益世报》总主笔），南方唯有陈畏垒（布雷）。陈布雷将此言写入回忆录，可见他十分得意于叶恭绰的评语。当然他要谦虚一下，说：论文字识解，在南方我不如张季鸾，在北方我不如颜旨微和陈博生。前半句应为他的心里话——他对张季鸾是真心佩服。

陈布雷曾评论张季鸾的文字：“?-?-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张季鸾“有感情，有活力”的文字，有时如烈酒，能直捣读者胸腔。?-南才子出身的陈布雷则文字俊雅，言述之间有一种雍容不迫的大家气度，令人读来如饮清泉。从宣传上讲，自然以张季鸾的文章为佳；以作文之道而言，陈布雷则更令人倾心。

这一时期的陈布雷，虽然对三民主义与国民党颇有赞词，却未丧失一个新闻人的伦理与操守。正因心中无私，他议论政局才能鞭辟入里，笔走龙蛇。他的时论侧重于说理而非鼓呼，常能用一二言语，阐明扑朔迷离的天下局势。如1926年6月，张作霖、吴佩孚北京会晤，陈布雷称他们此前的关系为“卿不死，孤不得安”，此时的关系则为“意气各不相下，而形势各不能相上”，因此才有会谈、合作之必要和可能。然而，张、吴携手，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理念，而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敌人，而且是“假想敌”。故陈布雷断言，赫赫一时的传心殿会晤，“不过为将来第四次大决裂之序幕”；传心殿一夕歃血之盟，可为两大军阀预行送葬之礼品。试看此后之历史，张、吴从虚情假意的合作，到坐山观虎斗，再到彻底破裂，只用了大半年时间，陈布雷的预言竟一一应验。

晚年的陈布雷曾慨叹，写文章并非一件乐事，“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这里的文章，则谓为蒋介石代笔之作。《商报》时期的报人陈布雷，必定不作如是观。那时他在寸纸之上纵论天下，视诸侯角力如群蚁争食，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笔底隐隐有风雷激荡之声，这种写作是何等凛冽，何等快意。不必说《张吴会晤以后将如何》、《孙传芳主和之索隐》等名篇，便是《东南大势之前途》等平庸之作，都是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他那些年的回忆录，决然不同于此前的悲感无端与此后的满腹幽怨，因心态奋发，连身体都康健异常。

1928年，入《时事新报》重作冯妇，陈布雷已沦为一个分裂的报人。他的时论，转为政治宣传，以革命救国为立场，以阐述“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为主流。虽依旧“言辞警辟，文采斐然”，但其立论，一味追求政治正确，框架之下，笔若千钧，再无扪?-而谈的自由与快意。据他回忆，他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因报社只有他和王新甫两个国民党员，其他同事或对革命无信仰，或反党甚烈。他自己承认，此期之撰述，不及《商报》之勇敢，好在“中央诸公”表示了认可。只是，当报纸的读者不是国民大众，而是“中央诸公”，陈布雷是否还能对“报人”之职问心无愧？

1929年8月，陈布雷辞离《时事新报》，此后遥望来时路，却是烟尘漫漫。尽管在陶希圣眼中，担任浙?-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仍然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度”。然而，一朝执掌权柄，他对舆论的态度必然发生反转。公权力与独立的新闻，从来就不能相容。对新闻的审查与控制，是专权者的通病。1931年10月1日，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他对舆论界讲话，鼓励全国舆论界“不惮贡献逆耳之忠言”，同时却要求不能“指摘政府，非难政府，或恣为辩难以窘倒政府为快心”——这二者简直如鱼与熊掌，何以两全？

1948年，卜少夫主办的《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文章。虽然陈布雷读完此文“觉得也并没有甚么”，却仍脸孔一板，建议“少夫兄”“凡涉及外交及足以损我政府人员之尊严者”的稿件，“务尽量避免之”；“有政治毒素”之稿件，必须审慎处理。

此时的陈布雷，已沦为新闻的敌人。他背叛了青春，背叛了此生的志业，背叛了“每思引退、重作记者”的梦想。

他死后，李宗仁挽曰：“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杨玉清挽曰：“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二语相反相成，清晰呈现了潜伏于陈布雷生命幕后的两面与两难。这种分裂，正是那些在文学与政治的千古迷局中垂死挣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

【“计划内死亡”】

陈布雷的一生，如一首枯瘦的诗。这首诗并未写完，59岁那年，他的墨水枯涸了，他的灵魂已?-无力投笔。死亡于他，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问号，一个沉痛的惊叹号。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于南京。他的死，一度流变为一桩疑案。他的死因，自然不止一端。最大的凶手，无疑是政治。早在1912年，冯君木就预言并千叮万嘱，劝他不可奔走政治，理由是他的身体之弱。这其实只是表面上的?-由，更深层次上，陈布雷之不宜从政，仍在于他的儒生心性，与·-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生活格格不入。纵然他的性情在时代风沙的磨砺之下，从少年的激扬转向了中年的深沉，但他那颗纯净、忧患的冰心，至死未变，未能解冻而融入世俗的横流。反过来讲，心若变了，他就不会自杀了。

为什么说陈布雷是儒生，而非现代知识分子呢？可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为证。诚然，他加入了国民党，数十年来一直阐释、宣传三民主义，但这于他而言，始终无法构成一种政治信仰。他投身政治，乃是感念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1928年，蒋介石与他谈话，问他愿意担任何种职务，他回答：“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重，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这已足够坦白。所以王芸生评道：“他（陈布雷）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的‘忠’是‘妾妇之忠’。”刻薄一点说，就是“愚忠”。

1938年初，国民党开始打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就陈布雷而论，你不能说他不忠于三民主义，不忠于国民党，只是在他心里，领袖就是主义，就是政党，或者说，领袖高于主义、高于政党。他的政治伦理，他的政治信仰，系于人，而非理念。

陈布雷的出身与所受教育，?-养了他的身份与心性。不像同时代的鲁迅、胡适等，他从未踏出国门一步，在宁波府中学堂、浙?-高等学校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之点滴，并不足以改写他的思想背景。他的启蒙者陈训正、冯君木等，从精神谱系上看，皆近于儒生。这便注定了陈布雷的政治之路，只能蜿蜒于儒家政治学的伦理天空之下（张治中说：“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缺乏远见”）；以及他的死亡，更多是出于“士为知己者死”。59岁的他自觉油尽灯枯，对恩主再无用途，欲退隐而不得，更不便尸位素餐，只好一死了之。

中国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穿透了陈布雷的生命。他的回忆录只写到50岁，然而这50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是生存于忧患之中（如他死前二日自述“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他的忧，用程沧波的话讲，乃是公忧，“君子有终身之忧”。“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这些话，固然有所誉美，却写出了陈布雷坚守的心志。君子之忧，与他的生命悲剧，相互成全。

程沧波另有一言，说陈布雷的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后世论陈布雷之死，往往将其刻写为一头走投无路的困兽，一个向隅而泣的畸零人。但陈之死虽为莫大悲剧，实在不宜以消极积极论之。死亡的引线，从1927年他饮下政治的毒?-之时就已?-伏下。死是一种必然，何时死，如何死，则是一种偶然。我们称之为悲剧，则因陈布雷在一个最悲壮的年头，选择了一种最悲壮的死法。

当悲剧的黑幕一层一层缓缓?-下，陈布雷的自戕显得极其平静。他死前一夜，写了十封遗书，上呈蒋介石，下遗副官，连自家亲人都分门别类，夫人一封，诸弟一封，儿女一封。身后事，在致二秘书的信中，列为十则，详尽备至。其中流传最广的应是呈蒋介石的那两封遗书，不过在笔者看来，最能折射陈布雷心性的则是致副官陶永标：

?-?-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

陈布雷死前，连区区一个副官的未来都筹划好了，可见他的周全和温情，更可见他的自杀之理性、冷静。他并非遭遇了什么剧烈的刺激（史家尝将他自杀的诱因归罪于蒋介石的责难），一时心血来潮，陡然寻死，早在1942年、1943年、1945年，他便数度作自杀之念，并已有所准备，“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不妨借用雪珥先生的一个说法，他称辛亥革命为“计划外革命”，陈布雷的自杀，则可谓“计划内死亡”。

所以说，陈布雷之死绝非一个偶然事件。那些外在的?-由，譬如1948年底国运沉沦，令其万念俱灰，以死殉国等，只是外因，却难以主宰他的心魂。不然，怎么解释1945年，抗战八年胜利曙光隐约可见，举国即将汇成乐观的海洋，陈布雷为什么还想自绝于人寰？

李敖认为，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他以死所励者少，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这段读来无比熟悉的论调，像是来自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国民党的过分仇恨，严重蒙蔽了李敖的眼睛，以致他对陈布雷的“自剖”之诠释，充满了政治曲解和偏见。

将陈布雷引上新闻之路的洪允祥，有一段论生死的文字，周作人屡屡引用。洪氏《醉余偶笔》载：“《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洪允祥自称）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这是笔者见过的关于自杀最严酷的议论，用来批评被政治遮蔽了眼目的陈布雷，也许有些苛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陈布雷这一死，实在不曾改变什么，不曾救赎什么。他的后辈，依然如一群“亡羊”，徘徊于政治的歧路。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乱世蛇神”：大叛徒、大特务谷正文之谜

□   散   木

毛人凤说：“你比我还狠！”

笔者是山西人，平时对山西关注较多。说到晚近历史，山西有两大国民党特工——郭同震（又名郭守纪、谷正文）、乔家才。一般而言，特工这个特殊职业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树敌多，牵扯的东西也多，容易招致人们反感，所以，特工出身的人往往选择“shut up”（闭嘴）。可是郭、乔两位就不同了，在他们“软着陆”退休之后，却大爆“秘史”。这也成就了他们的知名度，特别是郭同震（谷正文），他一开口，媒体就要狂热一阵子。

2007年1月25日，曾有“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前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时年97岁。此前，他先后出版了《乱世蛇神：谷正文特务工作档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以及《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等口述。此前，“台湾狂人”李敖也曾把谷正文请进电视节目（与乔家才也有接触），李敖出狱后致力于反对国民党，将谷视为奇宝，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往。李敖说：过去国民党的系统里面，从蒋介石让戴笠主持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后来又演变为“保密局”，再演变为“情报局”）开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谷正文将军知道得极多”，于是，“今天我特别请来戴笠的一个老部下”，他就是“八十八岁的谷正文将军，他过去做过情报局的督察长”。而谷正文其人，“他代表另一个时代的那种典型的狂飙式的人物，他们为了革命，为了爱国，曾经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且不说李敖的判断对不对，“牺牲别人在所不惜”却是千真万确的，否则怎能被称为“活阎王”呢。

无奈，依照“剃头歌”的规律，“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对此，谷、乔两位有着丰富的经验体会。这两位特工，生前对其主子戴笠忠心耿耿，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多有辩解，也由此带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戴笠之死”的谜案，有人以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飞机上放定时炸弹，谷却认为“这是不确实的”，等等。有些故事，则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如谷、乔皆曾是“为了革命，为了爱国”而步入历史舞台的，后来种种，却让人大跌眼镜，换言之，皆可入笔者的“中共叛徒列传”（此系列正先后在《同舟共进》刊登）。谷正文还爆出一些其他中共叛徒的“秘料”，如邢仁辅（即邢仁甫，曾任八路军115师工作部长，因腐化堕落受到严厉批评，产生了对立情绪，于1943年先后投靠国民党和日军。1950年被枪决——作者注），谷正文自炫地回忆说：“他是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师长，我跟他是好朋友……”说到与中共的关系，谷自己说：“我跟共产党还是结束，只不过共产党我是叛徒了，叛逃的。”

就是这样的“叛徒”，在叛变之后做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乃至其上司“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他说：“你比我还狠！”

好一个“你比我还狠！”有人看完谷正文的回忆录后感慨：“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可以说是真正的怙恶不悛，全然是一个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这就是“你比我还狠”的“活阎王”了。在他的笔下和口述里，除过去公开披露的历史事件之外，他还一一讲述了许多“秘闻”，如他亲自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放置炸弹将何的女儿（何鲁丽的姐妹）炸死，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功败垂成，奉蒋介石旨意毒杀白崇禧等。果然“每一桩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实，读来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

“职业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郭同震于1931年考上北大，据说是要立志做学问。不过“九一八”事变后，一如当时的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郭同震也无心学习，转而投身爱国运动。据他后来回忆，他一度还成为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郭同震于抗战初任八路军115师某大队大队长，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此后折节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一名特工。又据谷正文《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所述：其实他早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就加入了“军统”，时在1935年，当时戴笠每个月派一个人与之联系。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他与北平20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队长是荣高棠（当时叫荣千祥）。此后郭奉命赴敌后开展游击工作，结果被日军俘虏。又有人称：郭是于1941年携两只驳壳枪，骑马潜逃投敌的，此后他就成为日军济南宪兵队曹长武山英一手下的特务，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再返“军统”。

“演剧队”后曾改称“战士剧社”（又称“移动剧团”），那是郭同震最后的“青春靓影”（尽管当时他的身份已十分可疑）。后来有人查访“演剧队”的老人，访者居然飞赴台北见到了谷正文，这大概是谷正文在世时由大陆来人最后一次对他的采访吧。感谢严平先生所著的《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本书记录了2006年末作者在台北采访谷正文的经过。那是在台北永康街75巷谷氏的住宅，“一团团黄色雨痕的墙上，高高地悬挂着蒋介石亲笔签名赠送给郭同震的大照片，还有沈醉所题‘正气傲骨文如其人——正文将军吾兄雅正’的条幅”。主人呢？“他白天多数时间是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根本不见客，因为我来自北京，和他在一年前又通过电话，更因为我还是受张瑞芳（电影艺术家，已于2012年6月28日逝世——编者注）、张昕委托来访的，所以对我完全是一个例外。当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时，我只能感叹岁月的蹉跎。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颧骨高耸两腮塌陷，和书柜里那张威武逼人的军人照片相差甚远；与六十多年前，移动剧团那个高大、充满活力又带着一点诡秘神情的郭同震更是判若两人。当我拿出移动剧团当年的照片时，他却好像融化了似地笑了起来，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点着照片说：张瑞芳！小三！他仔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神情好像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好像他们彼此从未分道扬镳似的。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回答：‘记得。’‘记得你演过的戏吗？’‘《放下你的鞭子》！’他立即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很响亮。他谈到自己在山西的家，谈到自己的婚姻，几乎有问必答。他说：‘我知道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我追问。‘荣千祥！’他大声说。他恐怕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荣千祥（荣高棠原名），在有着很多人的照片里，能轻而易举地就把荣高棠指出来。之后，在我问到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时，他依次点头表示肯定，在问到张瑞芳、张昕、庄璧华时他立刻坚决地否定：她们不是共产党员……奇怪的是，尽管荒煤在移动剧团时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他却肯定地说是。‘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他抬头望向我，无声地笑了，声音很低但我听得很清楚地说：‘这个你不懂。’虽然说不了多少话他就累了，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更是张昕老师想要知道的事情：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当移动剧团收拾行李装车转移时，他的突然失踪，当时他解释说是去修表了……在我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一次露出了无声的笑，接着，他看着我说：‘——那是骗人的！’这其实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我还是为他回答的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而感到吃惊。那一刻，我想问他，还有什么是骗人的……”

好一个“演剧队”里的特务！（据谷正文自己的说法，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他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正式参加“军统”是在“移动剧团”之后，而他参加国民党则是到台湾后的事。）可是他也曾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并与荣高棠、张瑞芳他们共同拥有过“青春的岁月”啊！此后他终于炼成职业特工，“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中，如履薄冰，因此养成了从不轻易喝别人的水，吃别人的东西，也不接包裹的习惯，甚至连妻子都要小心防备”。他甚至与亲生儿女断绝了来往，养女谷美信说：“他是一个很凶的人，自己的女婿有了外遇，他竟然找上门去往屁股上捅了两刀，这哪里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干的事情！”她还说：谷正文“曾经总结这一生的经验，永远都不要做老大，那是要掉脑袋的，要做老二，学会低声下气，可实际他根本做不到。不仅如此，人到晚年，他觉得是该结算的时候了，竟一反平生谨慎小心的作风，屡屡在各种敏感场合‘大鸣大放’，抖出不少尘封黑幕，这个一生经历了许多危险的人，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他的“大鸣大放”居然惹恼了李登辉，因此“常有人跟踪他”。

“演剧队”之后的谷正文，竟是“双料”特工，同时为日寇和国民党服务。“光复”之后，戴笠赋予其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17个寒暑。在那个位置上，谷正文干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我未受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不过，在共军一一五师那段时间的历练，却使我懂得‘渗透’的概念，而我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知及共产党员个性的体认，又使我在渗透活动上拥有许多便利……由于通货膨胀，我所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一袋面粉。在当时，对学生而言，这一袋面粉是一项很大的诱惑，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在亲共学生团体内发展出一个为数二十二人的情报组织。这个种子队，对我日后负责的各项反共情报任务，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

历史证明：叛徒出身的特务危险最大，谷正文现身说法。因为是“过来人”，他懂得“渗透”的道理，而当年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中共叛徒可谓多矣，有“中统”的顾顺章、卢福坦、李竹荪（李竹声）、周光亚等，“军统”的傅胜兰、胡天秋、黄雍、龚少侠等。

谷正文的“七大得意之作”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在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据说从此接替戴笠的毛人凤遂对“郭同震”刮目相看，常常委以重任，谷正文也由此成为国民党的高级特务头子。至于由谷正文经手的要案，也是他晚年喋喋不休、时时自炫的“得意之作”，不妨看看如下几桩：

一、王石坚案

谷正文称：在他经手的要案中，有一所谓“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案。这里的所谓“小偷”，即外号“草上飞”的飞贼段云鹏，谷正文用这个人观察发现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又顺藤摸瓜，抓住了总台台长王石坚。（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此后又在特务机关中担任少将——作者注）

那是1946年内战爆发之后，戴笠在北平委任谷正文为“特别勤务组”组长，后来谷正文在自述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一场斗争。他说：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这个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被捕叛变，供出了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世南、高参室主任余心清，包括两名中将及十七名少将。

谢士炎烈士（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陆军中将）正是谷正文提到的“谢世南”。谷正文回忆时说，自己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在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当谢士炎被带进刑讯室，他炯炯有神又坚毅果敢的眼神竟使得“活阎王”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起来，谷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遁走了。次日，谷正文在审问谢士炎时，先假惺惺地为谢亲手冲泡了一杯咖啡，并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则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两人以奇怪的“青梅煮酒（咖啡）”的方式拉开了这场审讯的序幕。谷正文提问：“你是领袖（即蒋介石——笔者注）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岂料谢士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的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世南，还会有更多的谢世南，那死去的谢世南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世南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好一个漂亮的回答！“活阎王”为之气沮。据说谢士炎就义时大义凛然，还曾遗诗一首赠予谷正文，而谷正文后来说自己忘了。那首诗可谓慷慨、壮烈——“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谢士炎牺牲时年仅36岁。1946年9月，谢曾参与拟订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后通过中共地下党交给叶剑英。叶以此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也是从此，谢士炎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情报员。此后谢士炎被调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多次利用参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地下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谢士炎被捕后，于1948年9月19日英勇就义。

以谷正文相对谢士炎，正是妍媸立见。

二、绑架傅作义未遂案

1948年冬，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只有傅作义集团尚在困兽犹斗。其时，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及和平攻势下，傅作义面临巨大压力，趋于崩溃，而国民党安排在他身边的特务也向南京呈报了守将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先是派特务头子郑介民飞赴北平，试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傅作义拒绝之后，南京又派来山西人徐永昌做说客，亦未奏效。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他派小儿子蒋纬国到北平做最后的拉拢工作。当时谷正文以为傅投共的心迹已明，建议动用绑架手段。然而蒋纬国胆子没那么大，唯恐这样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信不利，但谷正文不死心，在小蒋面前剀切谏言，认为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做又做得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审理，则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警示。谷正文还以为绑架一个傅作义虽不能将北平城中的七个中央军带回江南，却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队的士气。不过，蒋纬国终究不敢。

1993年，谷正文与蒋纬国会面，旧话重提，问蒋当年何以不听自己的建议。蒋纬国说：当年他到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看见傅作义心力交瘁地瘫坐在椅子上，手上拿了火柴，划了五根火柴还点不着一根香烟。傅作义问他：“如果二少爷是我，会怎么办？”当时蒋纬国一想，自己也回答不出来，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多年后，他对谷正文解释说：“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做，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张这么做。”谷正文听罢懊丧不已。

三、刺杀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案

杨杰，云南人，民国兵学泰斗，曾与蒋百里、白崇禧、刘伯承一道被称为“中国的三个半参谋长”，著有《国防新论》、《战争要诀》等。他出身滇军，先后入读云南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后又两度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北伐，又于国共内战时不满意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长城之役，时为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军与日军作战，后来还当过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

1949年，与国民党离心离德的杨杰已秘密成为“民革”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他策动云、贵、川、康地区的实力派举行武装起义，不幸被特务查知，于是他潜入云南，说服卢汉参加起义，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最后遁入香港避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痛心反省，认为导致自己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敌和对手“为虎作伥”，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而其首选的目标，就是杨杰。为此蒋介石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解决此事，毛人凤又转交谷正文办理。谷正文得令后，交由另一个特务头子叶翔之去执行，至于直接承办此案的杀手，则是田九经和韩克昌，他们也是谷正文从国民党国防部技术总队寻来的。10月下旬，叶翔之一行潜入香港，由田九经任外围，韩克昌则手持信函到了杨杰的住宅，谎称是台湾送信来的。杨杰毫无防备，让来人进入室内，韩克昌乘杨杰俯身写收条时，迅速拔出手枪，朝杨杰的要害处连开三枪，杨当场毙命。

杨杰原本是要赴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却从此梦断香港。周恩来知悉此事后，曾为未能保护好杨杰而一再自责。

四、制造伪钞扰乱大陆金融案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挖空心思对大陆进行破坏。其间，“保密局”叶翔之等拟印制一批假的人民币和港币，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金融，引发经济恐慌，此事也交由谷正文承办。仿制可以乱真的钞票可谓一门“专业技术”，谷正文突发灵感，以为在监狱里必定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一番查找，果然发现了一个名叫凌旦复的“犯罪专家”，谷正文派人将其“调服劳役”，予以礼遇，凌旦复也投桃报李，终于印制出了仿真人民币。这些假币运到大陆后，虽说给大陆经济带来了困扰，毕竟也有漏洞，同时也给一些在两岸做生意的外国人带来了损失，遭到美国人的干涉，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蒋经国为此面斥了谷正文，此事才逐渐收场。

五、侦破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共谍案”

在台湾最使谷正文名声大噪的，就是他曾口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了。他说：“情报局的系统，我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肃清大陆、北京、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匪谍，整个的案子这样子办下来，到台湾我做的也是，肃清所有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从许远东起，到他的领袖蔡孝乾，他们都是投降的。”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突击大陆”的建议和实施，即投派特务到大陆进行破坏，前后“有两千人，现在还剩下四百人”，而“突击大陆”，谷正文说：“大家知道明朝是亡于两寇，一个是倭寇，一个是流寇，那么我就是要学这个倭寇，我们不能到大陆当流寇，所以学这个倭寇。”于是他向“老先生”（即蒋介石）报告，“我们可以学当年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袭扰大陆东南沿海的方式，不断地派人上去，今天福建，明天山东，后天广东，大后天江苏……搞得中共天天魂不守舍，穷于应付。”蒋介石十分欣赏他的建议，“反攻大陆”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最终不过是徒劳而已。

在岛内，国民党特务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是因为台湾当局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开始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严密的特务监控。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了有效的破坏，其中就有所谓侦破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共谍案”。

原来，为了配合解放台湾，中共秘密交通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由香港潜入台湾，与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担任参谋次长的吴石（代号为“密使一号”）接触。吴向其提供了一批绝密的台湾军事情报，其中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以及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国民党海军空军的部署及兵力情况等，这批情报很快由香港送到华东局和北京。据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当即嘱咐说：“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然而不久之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抓获了中共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又最终抓获了工委书记蔡孝乾。蔡经受不住考验，折节叛变，遂导致岛内四百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吴石、朱谌之也在其中，并且后来都被执行了死刑。

吴石案是谷正文一手经办破获的。在谷正文带领特务逮捕了吴石后，吴石坚不吐实，为此，谷正文心生一计，使诈派人把吴石的妻子王碧奎带到自己的家里，让自己的妻子陪同她拉家常，谈话中谎称自己于吴石在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还只是一个科员，多亏吴石的提拔才升为上校，现在吴石既然出了事，自己很想帮他等。王碧奎不知有诈，受骗说出吴石与朱谌之曾多次见面等。于是谷正文报告毛人凤，坐实了吴石案。事后毛人凤好奇地问谷正文是如何破案的，谷正文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毛人凤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咯！”据说毛人凤从不开玩笑，而这个玩笑，正说明谷正文的“厉害”。

对这桩重案，蒋介石无比震惊，全程亲自督办。据说吴石在临刑前还写有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吴石被害后，谷正文派人搜查其住宅，却发现这位中将的家产仅有一根金条（四两），在场的特务连连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经谷正文侦办的“匪谍案”，一共牵连2000多人。

六、“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案

这曾是国民党特务一手造成的令人发指的大案，其中也有谷正文的身影。那是1955年4月，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拟飞赴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按计划代表团是在香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后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抵达雅加达，而代表团其他成员所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离香港4个多小时后发生空难，即因定时炸弹爆炸而失事，死难者有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

该事件，一说是谷正文在毛人凤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承干的，也是谷正文一生最得意的一次特务行动。不过，事实或与其口述自传有所出入，即其主谋应是赵斌承，谷正文是参与者，细节是国民党特务用5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一名邝姓清洁工，乘打扫之机将一枚牙膏形的塑胶炸弹放到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中，而谷正文的任务则是将清洁工带去台湾领赏。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舆论大哗，国民党特务的毒辣和残暴成为众矢之的，毛人凤却因此升为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的中将局长。谷正文面对指责竟不知羞耻，居然发问说：“我是个坏人吗？”

七、谋杀白崇禧案

晚年谷正文自述曾参与谋杀白崇禧，而白崇禧系“桂系”首领，历史上曾与蒋介石有隙，特别在李宗仁回归大陆后，为蒋所深恶痛绝。白崇禧追随国民党至台湾后，一直处于居闲状态，据说蒋介石曾密令毛人凤对其采取制裁行动，而接获任务的则是谷正文。谷正文筹划暗杀，必须保证不留下半点痕迹，于是有多次惊险的暗杀行动——有未遂的“轨道谋杀”，即在白崇禧出行时，让其所乘山间轨道车脱轨坠入深谷，所幸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被副官推出车外；有“毒杀计划”，即白崇禧因丧偶寻有一情妇，谷正文企图收买之，并嘱其将白毒死，但对方不予配合，计划也就无疾而终；此后，谷正文听说白崇禧又与一女护士相处，谷正文遂在白崇禧喝的补酒中下毒，致其毙命，其状是白崇禧死在卧室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紫，睡衣和床单也被撕得稀烂，床头还有半杯没有喝完的酒云云。

最近白崇禧儿子白先勇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内称：白崇禧的死亡不可能是蒋介石下毒。他说：“关于父亲去世的谣言传得已经好像‘间谍片’。这些说法源于台湾的一个退休特务谷正文的文章。此人自称是监控白崇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蒋介石下达的命令。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幻想。理由是，首先，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授命给他，他的级别差很远。其次，用酒来下毒也太笨了，万一毒不死怎么办？”白先勇还说：其实，“父亲在台湾没有任何实权，跟外界也没有联系，对蒋介石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谋害。而且父亲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随便弄这种事，会闹成国际事件。再有，父亲的葬礼蒋介石也去了。如果他令人下毒再去参加，也未免太过分了。”关于白崇禧的死因，白先勇认为是心脏病突发。

关于谷正文的所为，大大小小还有许多，其中曾被热传的，还有歌手邓丽君台湾间谍案、制裁李登辉未遂案等。

前者，谷正文回忆说：“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此事真伪，后来日本记者宇畸真和日本作家渡边也寸予以追踪采访调查，出版有《邓丽君的真实》一书，内称：“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即“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上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当时“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对此，谷正文还回忆说，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来自新加坡的邀请书，邀请她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其时，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与之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当时台湾仍处于军事管制的戒严令期间，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而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为了获得出境的许可，许多人也不得已地接受这一交换条件，从而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邓丽君正是如此，是被动接受而已。对此，谷正文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的情报人员，原则上与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信息传递媒介而已。”

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有过早年加入台湾共产党以及脱离台湾共产党的经过，那是李登辉于1946年从日本返回台湾之后入读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之时，正值“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后来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自视太高，与党组织和“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人不合，最后脱离而出。李登辉后来解释自己“脱党”的原因，是因为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而此前他因为自己是学经济学的，喜欢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是真正喜欢参加共产党。“脱党”后的李登辉遂与中共党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

却说到了1990年前后，有人曾欲“制裁”李登辉，当时谷正文表示：要揭发李登辉过去是共产党一事，他是愿意做的；不过他反对以武力“干掉”李登辉，因为“要杀掉李登辉太容易了”，但如何善后呢？“尤其是面对美国的不满，如何去解决呢？”

此刻的谷正文，倒是在凶狠之外多了一点“大局观”。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诺门罕之战：关东军为何惨败于苏军

□   何立波

1939年的中蒙边界，苏、日之间曾发生一场改变二战进程的战役——

1939年5月到9月，在中蒙边界诺门罕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参战双方为日本、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气焰嚣张的关东军向苏联红军发起猛烈进攻，以为将很快取得胜利，结果一败涂地。有日本学者称这是“日本陆军成军以来的首次惨败”、“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但由于诸多原因，有关这次战役的研究和公开出版物并不多见。

【关东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要了解诺门罕战役，必须先了解与战役有关的一些因素。

1904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专门成立了一支“满铁”守备队，另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活动。

1926年以后，日本加紧推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关东军里充斥着侵华的急先锋，如本庄繁、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等。从1919年成立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不断挑起事端，策划了“满蒙独立”、“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成立了伪满洲国。

1932年，关东军司令部迁至长春，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从此，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抗日军民，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资源，妄图把中国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关东军总兵力增至5个师，为日军驻海外最大的战略集团，除统治中国东北外，还担负对苏及对整个东亚地区的作战任务。

【苏、日为何在诺门罕冲突不断？】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方面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默认、妥协政策，避免直接刺激日本，引火烧身；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在苏联看来，外蒙古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很容易被日军占领，由此不仅构成对西伯利亚地区的直接威胁，且极易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造成苏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联系中断。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对绥远及察哈尔蠢蠢欲动，使苏联感到日本有进攻外蒙之野心。

诺门罕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内，海拉尔南方稍偏西180公里处，蒙古境内的哈拉哈河从此处流过。这一带地形复杂，大小沙丘接连不断，人烟稀少。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内、外蒙古边境线的划分在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确。对诺门罕地区的边界走向，满蒙双方的主张是对立的。外蒙独立后把诺门罕划入境内。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认为，哈拉哈河中心线是满蒙边界。因此，伪满军队和外蒙古边防军围绕这块方圆数十公里的地域，纠纷不断，冲突迭起。

在发动诺门罕战役之前，关东军对诺门罕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以及地形等自然条件进行周密的侦察。之后，关东军进行战略布置。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令所属各兵团司令官，一旦发生纠纷，部队应“采取果断行动”，至于后果，由“司令部处理”。

【苏联恰在此时大清洗？】

战争即将爆发，但苏联国内此时状况如何？

1937至1938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却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军队中的优秀干部。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此后一年间，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处决57人；159名师长中，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1938年6月13日，苏联远东地区内务人民委员留希科夫大将来到日本关东军总部，表示要向日本人投降。他告诉日本人，斯大林为了清除异己，在苏联大搞肃反运动，两年来已有两万多名中高级军官遭到清洗。事实上，留希科夫自己就是斯大林“肃反”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居然也受到斯大林的怀疑，最后下决心叛逃。大清洗运动也波及紧跟苏联的蒙古。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根登、军政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等一大批党政要员受到冲击，多名骑兵师长和高级军官相继被处决。听到留希科夫带来的消息，日本人既感震惊又万分高兴，认为苏蒙联军实际上已经“内耗殆尽”。

大清洗造成苏军战斗力急剧下降，指挥系统瘫痪了一半。关东军通过各种情报，总结出苏蒙军队中，有能力和经验的指挥官基本被清洗掉了，这样的军队不足为虑。在边境的暂时平静中，关东军一直在试图寻找能挑起事端的机会。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评论道：“没有1937年的事，1941年的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他对我国发生的消灭军队领导人的严重程度的评估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抗日战场战况如何？】

1938年，以广州、武汉失守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经过全民努力，中国抗战实力明显增长。日本对华作战两年多，士兵战死达22万，在华部队（除关东军外）35个师团，76％以上的兵力还得“根据形势变化增强对第三国的战备”，战力不够显而易见。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日本士兵思乡、厌战情绪增加，反战、哗变及投诚之事不时发生。1939年7月和11月，日本在华两大反战组织——“反战同盟”和“觉醒联盟”相继成立，宣告了日本法西斯“圣战”欺骗宣传的破产。更为重要的是，1939年日本国债突破200亿日元，战费高达100亿日元，战略物资奇缺，粮食供应紧张，日本战时的经济矛盾激化，开始进入“缩小再生产阶段”。

1939年下半年，也就是湖北大捷到昆仑关对峙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日本和国际三方面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也由于日本在长沙、桂南的战略挫折及敌后战略进攻的失败，日本的战略攻势停滞了。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中国南方遭遇困境，无力支援关东军。

【日军指挥官小松原是“苏联通”？】

1939年5月11日，10余名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到诺门罕西南约15公里处巡逻。伪满国境警备队认为这属于越界行为，立即发起进攻，蒙古骑兵被迫退回哈拉哈河西岸。翌日，60名蒙古骑兵再度进入这一地区，双方再度交战。

蒙军士兵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竟点燃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的导火索，使得这一地区本来潜伏的危机瞬间爆发开来。

此时关东军驻海拉尔23师团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是日军中少有的“苏联通”。他曾任日本驻苏武官，专门从事收集苏联方面的情报，对西伯利亚地区苏军的军事状况颇为了解。5月13日起，进入诺门罕的日军在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的配合下，向蒙军发起进攻。战至5月15日，蒙军撤回了哈拉哈河西岸，日军也于5月17日返回海拉尔。但就在日军返回的第二天，蒙军又踏上哈拉哈河东岸，小松原见蒙军不依不饶，感觉机会来了——正好可以想法使战斗升级，挑起事端。

日本参谋本部根据掌握的苏军情报，认为苏联红军虽然介入，但准备不足，不可能抵挡日军的进攻。日军补给线从海拉尔到诺门罕只有180公里，而苏军最近的铁路线距离诺门罕也有750公里。在日军看来，补给线超过250公里就不宜作战，尤其是苏联的大肃反运动，使得苏军指挥员多由年轻军官担任，缺乏战场经验，况且希特勒已对欧洲发起攻势，苏联的西部边境眼下也在吃紧。日本参谋本部遂决定支持关东军的计划。

5月13日，小松原派出师团搜索队和1个步兵大队从海拉尔出发开往前线。5月15日，日军搜索队与蒙军在诺门罕发生激战。蒙军不敌日军，退回哈尔哈河西岸，日军也撤离了战场。其后，蒙军又越过哈拉哈河返回诺门罕，恢复了原来的警备态势。

5月21日，日军第23师团出动1个联队，在1个轻轰炸机中队配合下发动攻击。苏军随即加入作战。日军猛攻数日不下，伤亡惨重。

5月28日，日军发起突然袭击，大规模的战斗开始。小松原派出的部队是东支队等部队，共计1.6万人，在空军掩护下发起进攻。但苏军的战车队和炮兵队协同作战，攻击力极强。向苏军侧面进攻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后退无路，被苏军战车队包围，全军覆没。5月31日，东支队狼狈撤离战场。日军被迫于6月1日撤退。

长期以来，日军当局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苏军被说成了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的水平。为掩饰窘状，小松原居然谎报战况，关东军司令部也据此向东京参谋本部报告说“彼我一胜一败”，参谋本部竟向关东军发来荒唐贺电。

【亚洲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坦克大战】

1939年7月1日，集结到诺门罕的第23师团和安冈支队，在飞机的掩护下渡过了哈拉哈河，向西岸苏蒙军阵地深入，发起第二次诺门罕战役。7月4日，苏蒙军队击溃了日军步兵主力，然后以坦克部队寻歼日军坦克部队。亚洲战争史上第一次坦克大战爆发。战斗中，日军第1坦克师团参战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几乎全被击毁。

7月23日起，关东军发起第三次诺门罕战役。日军3个远程重炮联队缺乏训练和维修保养，不但打击精确度差，重炮发射机还频出故障。而苏军大口径炮数量占优，射程较远，弹药供应充足。在苏军炮群的打击下，日军炮群没有还手之力。三天后，日军炮战以失败告终。无奈，日军只有发挥武士道精神，打肉搏战。观战的德国武官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顶多处在一战初期。

8月20日，苏军总攻部队分南、中、北三路发动进攻，步步压倒日军，形成大包围圈。8月24日后，各守据点的日军内外两面反击，试图突破包围圈，但均遭失败。日军完全被逐出蒙方所主张的国境线以外。关东军第23师团在这次战斗中基本被歼灭——总兵力为15975人，损失达12220人，死伤率高达80％。就在日军即将被全歼之际，苏军放松了攻势。趁着苏军的疏忽，日军第23师团仅存的2000余官兵侥幸逃出包围圈。

一向气焰嚣张的“无敌关东军”、“常胜关东军”名誉扫地。

【苏联制胜有何秘诀？】

在刚刚经历大规模肃反、军队精英几乎全遭剔除的情况下，苏联为何能轻而易举完胜战争狂魔日本？答案有五——

其一，苏军精通草原上的大兵团作战，关东军主要依靠步兵夜间袭击。

苏联军队继承了当年蒙古骑兵大兵团机动作战传统，坦克装甲车辆、飞机、火炮、后勤车队、重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这一传统完成了现代化。这种机械化战法在开阔的平坦地形上有明显优势。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东普鲁士诸战役就是证明。日军基本上仍系旧时代的旧战法，主要依靠步兵夜间袭击。这种战法无力与苏军抗衡。后来在二战期间，苏军攻入我国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苏军在装甲车和坦克方面占有优势，而日军的技术装备相对落后，陆军装备实力远逊于苏军。

苏联军事工业发达，武器装备先进，数量庞大，品种齐全。诺门罕战役双方投入的作战兵力大约均为5万～6万人，但双方兵力的编成、结构和使用有差别。苏军侧重机械化部队，在坦克、装甲车辆、后勤运输上占优势。火炮数量双方大体相当，但苏军大口径炮数量占优，射程较日方远，弹药供应充足，每门火炮发射的弹药相当于日军的3～4倍。

苏军坦克无论在功率、装甲、重量、火炮口径、火炮长度还是在射程、车速等方面，均比日军高出不止一个档次。在战斗中，日军第1坦克师团参战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几乎全被击毁。日军不仅坦克低劣，而且战术单调，失败是必然的。

其三，苏军最终掌握了战场制空权，影响了诺门罕战役的结局。

战役初期，双方航空兵实力大体相当，苏军飞机数量略占优势，一线配置作战飞机250架（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日军作战飞机150架，由于已在中国战场作战两年，侵略经验丰富，特别是在6月27日偷袭轰炸塔木斯克机场（蒙古境内）的战斗中，击毁击伤近百架苏军战机（日方资料称124架），改变了空中力量对比。但苏军极为重视制空权的争夺，苏军总参谋部很快调来最优秀的飞行员，并从内地转到战区大批新型伊—16战机和海鸥式战机。在激烈的争夺制空权作战中，苏军渐占上风。战争后期，苏联空军不仅在战场上实施近距离对地面的空中支援，而且轰炸了日军腹地的将军庙机场及后勤设施。由于损失了大量最有经验的飞行员，日军在空中已处弱势，制空权易手。

其四，苏军能够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日军陆、空军主力被牵制在武汉、广州战役，对诺门罕地区的日军无后继增援实力。1939年8月30日，诺门罕日军被围歼当日，日军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命令：“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在满洲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罕尽力不扩大作战，筹划迅速结束之。”

其五，指挥官朱可夫才是苏军取得胜利的直接原因。朱可夫与关东军统帅部PK，毫无疑问，朱可夫胜出。

朱可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爆发后的次年加入苏联红军，在与高尔察克白军的战斗中从士兵升至连长，后升任骑兵团团长、坦克团团长、骑兵旅旅长、骑兵第4师师长、骑兵第3军和第6军军长等职。朱可夫担任骑兵团团长时，就主张建立坦克兵团，反对按传统的办法将坦克分散配属给步兵，以发挥快速突击的作用。苏军组建第一批坦克部队时，总参谋部要选拔两名杰出的骑兵团长担任坦克团团长。斯大林确定的最后人选是：朱可夫和帕伏洛夫。朱可夫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工作，以罕见的耐心和克制态度去做那些看来是细小的事情，并以讲究方法和深思熟虑的态度要求别人完成任务，很快就把这支部队治理得井井有条。上级每次组织军事演习，朱可夫团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而朱可夫一举成名，却是在诺门罕战役之后。1939年6月2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接见了朱可夫，派他到诺门罕前线指挥作战。朱可夫曾在1938年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对日军的作战特点比较了解。

【一个日本军医的反思】

松本草平——这位诺门罕战役中的日本军医，战后写了一本回忆录《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较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争的惨烈经过。他亲身感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残忍及底层官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他的深刻反思值得一读——

1977年，松本草平在回忆录的序言中说：“38年前的1939年，在戈壁大漠北端的诺门罕，我和许多年轻士兵咽下了悲愤的眼泪，满腔的悔恨全部撒在了‘满’蒙边疆尽头的荒野上了。”松本草平对日军和苏军的准备情况有自己的分析：“（1）苏军是知己知彼，日军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苏军早就通过谍报网搜集到了日军的兵力、兵器、装备等军事情报，并进行了战前准备。相反，日军对苏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2）苏军居高临下，日军处处挨打。苏军利用哈拉哈河左岸蒙古高台的优势，一直监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依此来调兵布阵……（3）苏军张网以待，日军是飞蛾扑火。苏军利用地形地势上的优势和合理的战略战术，在诺门罕早就布置了一张网，只等诱敌上钩了。相反，日军没有战略不说，在战术上也是一塌糊涂。”

松本草平对战争的惨状印象深刻，他对战争的性质产生了质疑：“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仿佛是一群喷火的蟒蛇在这里群斗过一样，阵地上充满了焦糊味和尸臭味……面对他们如此悲惨的命运，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这打的叫什么仗啊？就因为关东军高官们为了所谓的‘帝国荣誉’，几百人就白白送了命。这哪是什么战场啊，简直就是搜索队的坟墓。”松本草平对战争的目的一直抱着怀疑态度：“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付出这么大牺牲的这场诺门罕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也是第一线全体士兵一直得不到解答的疑问和不满。由军部一部分强硬派操纵指挥的这场侵略战争，对一般的下级军官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更不用说那些已经死去的亡灵了……”

【日军有没有使用细菌战？】

诺门罕战役爆发后，日本关东军调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现代化的武器对抗苏军，其中包括731部队及细菌武器。

战争之初，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视察731部队，命令731部队以“防疫给水部”名义参加诺门罕之战。石井四郎将当时731部队所有400余人员抽调出一半组队参战，分编成两部分：一部分从事防疫给水；另一部分组成“敢死队”准备对苏蒙军实施细菌攻击。石井拟定了细菌作战的计划：一是将炭疽菌炮弹用火炮发射到苏蒙军阵地；二是使用飞机向哈拉哈河西岸投掷土陶细菌炸弹（内装鼠疫跳蚤），或感染了细菌的小动物、物件和食品；三是派出“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用细菌污染苏蒙军队各水源。

日军前线指挥官小松原对石井的细菌战方案的可行性作出评析，担心有人员被俘，若暴露出细菌战谋略，必招致苏军报复；另外日军若攻入被细菌污染的西岸地区，又将危害自身。因此，经关东军高层缜密分析研究，决定731部队的细菌战计划，只宜于在日军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实施。

7月11日，第23师团失利停战。7月12日，“敢死队”队长旋常重少佐受命带领敢死队秘密潜入哈拉哈河西岸，在河中投撒了22. 5公斤的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菌液。13日，石井四郎告知日军司令部，通知日军各部队不要再饮用哈拉哈河的水。

苏联情报人员早有察觉，通过战前大量谍报工作，在中共抗联人员的积极配合下获取了细菌战的机密情报。苏军随即作好相应的防护准备，在部队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和防护演练，还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输水管线，以保障饮水安全。日军此时还未解决好细菌武器的相关技术问题，这次细菌作战还只是实验性质，加之苏蒙军各项防护措施得当，在整个战役中并没有因日军的细菌战造成大量伤亡。

在苏蒙联军的猛烈打击下，不少溃败的日军部队没有接到关东军司令部不准饮用战区河水的命令。许多士兵在极度干渴饥饿的情况下跑到河边，捧起河水一顿痛饮，结果很快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残忍的日军为防止泄露细菌战秘密，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苏联的报复，竟下令将所有感染细菌的伤病员立即集中“秘密处理”，销尸灭迹，顺带把细菌战的帽子扣到了苏军头上。据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的数据统计，在整个作战期间，日军前线部队共有1200余人因感染细菌死亡。而石井部队却从中获得实战经验，并受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特别嘉奖。

作为报复，日军将被俘的苏蒙军士兵强壮者送进了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以求查明在此次细菌战中苏蒙军没有受损的体质原因，并将改进后的细菌武器更凶残地投放到中国战场，制造了一幕幕后果难除的人间惨剧。在二战结束前夕，日军还派出731细菌部队秘密潜入苏联边境地区，将新的高效病菌投放到各交通要道附近的池塘里。

【诺门罕战役改变二战进程？】

诺门罕战役对日本的侵略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日本决策层，有两种对外侵略战略：一个是“北进”战略，即依托中国为根据地，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另一个是“南下”战略，依托中国为根据地，占领南洋诸岛。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下”，双方争持不下。1936年8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调整了它的战略，就是“南北并进”。这是一个折中方案，可是“北进”的势头仍然很大。

但在诺门罕战役之后，日本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关东军认识到：即使日军处在补给很有利的条件下，也无法与苏军的机械化部队正面作战。如果日军深入苏联腹地作战，断难取胜。此后，日本被迫放弃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全力“南下”，侵占中国、东南亚，甚至最后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西线吃紧，东部防务减弱，对于日本“北进”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按德、日盟约，希勒特一再催促日本对苏开战。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德国再次催促日本出兵。但日本鉴于诺门罕之战的惨败，不肯进攻苏联。日军放弃了对苏发动战争，使苏联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苏联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敢于将用来对付日军的20个西伯利亚师（其中有4个坦克师）向西调动，参加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并转入反攻，与诺门罕战役的结果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被诺门罕战役改变了。

此战对关东军的士气产生了很大影响。1945年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许多部队一击即溃，这与之前惨败留下的心理障碍不无关系。

【此次战役为何鲜为人知？】

与二战中的其他重大战役相比，后世很少有人提及诺门罕之战。究其原因，一是对苏联而言，主战场是欧洲战场。诺门罕战役之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投入卫国战争，自然淡忘了远东的诺门罕之战；二是对日本而言，在其国力、军力强盛之时，占尽天时地利攻击苏联，不料却遭遇惨败，颜面丧尽，自然更不愿提及；三是对参战的伪满而言，其影响本来就有限，“满洲国”更是灰飞烟灭，也无多少记录；外蒙古虽称此役为建国后唯一一战，但宣传有限、影响不大；而对中国而言，诺门罕之战既不是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也不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果，而且中蒙边界的部分中国领土还由此被划入外蒙古。1940年6月9日，苏、日就外蒙古和伪满边界问题缔结了协约，把边界线由哈拉哈河向黑龙江境内推进了约40公里。据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记载，苏军占领了一条64公里宽、32公里深的狭长地带，是一块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中国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胜利。因此，对诺门罕之战的宣传报道不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老挝：“没关系”之国

——老挝前驻华大使维吉·欣达翁访谈

□    本刊记者  简   洁

老挝人宽厚、温和、礼让、好客、乐观，遇到问题或困难不着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觉得“没关系”。老挝人特别是女性不习惯也不喜欢大声说话，因为这会被人认为不礼貌或在吵架。老挝不管穷人富人，都有各自满意的生活方式。这个国家正在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

《同舟共进》：总的来说，中国民众对老挝了解还不多，在您看来，老挝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有哪些地方希望让大家更多地了解？

维吉·欣达翁：老挝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家，面积只有近24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老挝北部接壤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和普洱县。流过西双版纳的澜沧江和老挝的湄公河就是一条河，老挝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别看它是个无领海的小国，但老挝的位置确能为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起重要的纽带作用。老挝自然资源丰富，比如热带雨林，虽然过去20年受乱砍滥伐危害，但还是很茂密（覆盖率大约38%）。老挝的风土人情也很独特，人民对佛教的信仰非常深，49个民族有着多样的传统文化并平安和谐地一起生活。

除了上述几个特点，我更希望大家了解老挝如今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跟中国相比，老挝的规模只有它的1/40。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一位中国朋友曾告诉我，大国有大国的优势，也有大国的缺点；同样，小国也有其长处和短处。我很赞同这个说法。老挝的长处是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如果经济搞得好且管理妥当，社会发展的情况就会很理想；短处则是缺乏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缺乏有质量的劳动力，相当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边远之地并习惯于百年落后的生活习惯，全国人口大概还有1/4处在贫困线之下。这样，要发展起来是很大的挑战，很不容易。在东盟十国里老挝是经济最贫困的国家，被联合国列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尽管这样，老挝人并不悲观。我们认为所谓的短处是短暂且能改进的。老挝解放后，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的36 年来，成就是非常可喜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发扬，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如果中国朋友们还不了解老挝的政治，这并不难。简单地说，在这方面老挝和中国是很相似的。中国的政治体系里面有中国共产党，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老挝的政治体系有人民革命党，有老挝国会，有老挝中央建国阵线。可以说它们分别为相应对口的组织。另外，像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等群众组织老挝都有。这些组织，无论组织结构、领导班子的产生还是工作运转操作等方面，与中国都很相似。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两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有着共同的理想。老挝人民革命党与中国共产党一样以党的代表大会为最重要的工作运转机制，大会5年为一届。党的九大为我国的发展定下了目标，其中主要有：在5年之内（2011~2015 年）经济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国家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不低于8%，2015 年该总产值人均应该达到1700美元，贫困家户的数量大幅减少——占全国家户不超过10%，民众的人均文化水平要达到初中毕业，人均寿命要增加到68岁。总之，到了2015年老挝将基本完成民众脱贫工作并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同舟共进》：到过老挝的不少人都说老挝人民生活平和、稳定，不慕繁华，活得很潇洒。您觉得老挝民众有什么特点？老挝社会为何比较安定，没有太多的社会矛盾？

维吉·欣达翁：这个看法相当准确。也许可以这样概括老挝人的特点：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是“朴素、宽厚、温和、冷静、礼让、稳当、好客、乐观”。不少西方人给老挝起外号称它为“没关系之国”， 因为他们发现老挝人爱说“没关系”，而且老挝人的性格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觉得“没关系”。确实，老挝人做什么事情一般不会很着急，但并不是不认真。当遇到问题或困难、矛盾时，他们会以冷静、不慌不忙、慢慢来的态度对待，不主张用暴力方式解决矛盾。老挝的社会是大家互相关心的社会：假如我家里搞什么活动或有什么事情，全村的人就会主动来帮忙；老挝的社会是大家互相理解的、礼让的社会：路上遇到堵车时，很少听到人们按喇叭追赶，不管司机有多着急；还有，老挝人特别是女性不习惯也不喜欢大声说话，因为这会被认为不礼貌或在吵架。所以，在老挝几乎看不到在街上吵架打架的人。

如今世界上发生了许多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但老挝人并没有受到负面影响，也不为之愁眉苦恼，还照样慢慢地潇潇洒洒地过日子。不管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他们各自有满意的生活方式。到过老挝的人很容易看到，傍晚特别是周末，处处有人聚在一起吃喝唱跳。不少中国朋友对我说：“我们很嫉妒老挝人，你们很会过日子，你们的幸福指数比中国人高多了，真正的和谐社会就在你们这里。”

老挝全国人口中大概有98%信仰佛教，佛教在老挝有600多年的历史。它对老挝人的性格和老挝的社会安定影响非常深刻。所以，自古至今老挝每一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佛教。

如果问老挝社会为何比较安定，没有太多的社会矛盾，我认为归根到底，有以下几个因素：（一）老挝人宽厚、温和、礼让、好客、乐观的性格；（二）历史上被他国侵犯和打败不少次，有过历史的教训：“团结就生存，分裂就死亡”；（三）老挝党和政府善于治理，特别善于团结各族人民；（四） 老挝相对人少地多，自然条件好，生存资源丰富，自古以来人们就觉得没有必要去争抢；（五）佛教的影响。

《同舟共进》：中国和老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新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深化改革开放。老挝人民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改革”？

维吉·欣达翁：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经过30年漫长而曲折的斗争，于1975年12月2日建立起了新老挝——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当时，我党就决定新老挝要走向社会主义。说实在的，学过不少理论的党员干部都很难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对一般民众来说这更是难解释的话题了。当时我们只是在理论上了解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先进、最理想、最有优越性的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平的社会。但怎么向社会主义走，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对年轻的老挝而言还很模糊。事实上，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的和中国的做法老挝都试过，就是没成功。自从1986年，即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搞“全面革新”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才清楚起来。老挝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本国国情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一切为民众幸福美满的生活及建设文明公正的社会为目标，以有原则的全面革新为工具。简单地说，老挝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又积极又客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终点为民众幸福安康，社会文明公正是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维吉·欣达翁：这是中国和老挝的又一个相似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是因为中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越坚持搞越完善和成功。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得非常好，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及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期望。我也观察到，三十几年来中国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有重点、有步骤、有重要的主导思想的。在这过程中，我对几个关键问题有非常深刻的感想。首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非常关键，因为不把经济搞上去就没有出路。其次，“以人为本” 同样重要。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光说保吃保穿就难以想象怎么解决了，但领导人还想着在不久的未来为十三亿多人民造福，让人们过“小康社会” 的好生活，这很了不起。还有，“依法治国”是中国领导人的又一个重点，中国不仅人口众多，五十六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信仰，而且全国经济发展还不平衡。要保证全国各族的大团结，保证全社会及政局的安稳，也就是保证党的执政能力，不依法治国肯定不行。上述几个感想就是我觉得老挝和中国应该加强交流学习的地方。作为老挝前任驻华大使，我想趁此机会预祝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更好的成绩，预祝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圆满成功。

《同舟共进》：革新开放20年来，老挝经济有了比较快的增长，您对老挝未来的发展有何看法和期望？

维吉·欣达翁：老挝革新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经济方面而言更为突出，其增长速度确实比较快且比较稳。特别是在2006~2010年的第六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9%（计划为7.5%），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个重要成绩始终归于我党革新开放的方针政策。我们党的九大所制定在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为每年不低于8%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当然，只靠老挝自己的力量实现上述发展目标是很不容易的。一直以来，老挝受到许多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对此，老挝人民和政府很珍惜也很感恩并希望能保持下去。

就中国和老挝而言，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希望这种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健康地向前发展，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