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死因之谜及其他

□   何仁勇

以往，在大陆出版、上映的《红日》、《南征北战》等影视文学作品里，他是刚愎自用、作恶多端的国军将领；而在近年问世的一些历史传记作品中，他又是英勇善战、为国尽忠的抗日名将。要了解民国传奇人物张灵甫的一生，还得从头一一道来。

关中书生

1903年张灵甫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村一个家境殷实的农家。八百里秦川奔来眼底，三千尺黄沙漫卷西风。在此种自然环境中成长的许多关中人性格豪爽。张灵甫也是如此，小小年纪就成了“孩子王”，并在求学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灵性。一路从小学读到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成绩都是“杠杠地”。在省立一师读书期间，张灵甫遇见了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人物——曾与孙中山齐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这是怎么回事？

张灵甫除了学习成绩好之外，还非常喜欢书法，自读私塾之后即练笔不辍，习得一手颇有功力的碑体字，渐渐在学校乃至西安城有了名声——校方甚至为他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几十年后，张灵甫的同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还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件事，“张灵甫与我同窗四年，写得一手好字”。）

就在这时，于右任到省立一师视察来了。

于右任是革命先驱，也是书法大家。当他得知省立一师有位学生把何绍基（晚清书法家）的字临摹得惟妙惟肖时，就想认识一下。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于右任面前张灵甫并不露怯，当场挥毫写下几幅大字。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就能写出如此雄劲的书法，令于右任惊叹不已：“好字，好字。后生可畏！”

在这之后，于右任与张灵甫成了忘年交。多年以后，当张灵甫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于右任做了他的指路人……

1923年，张灵甫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学校谋了一份教职。金鳞岂是池中物，他一边教书，一边认真考虑起自己的前途。后来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居然一考即中。那一年，张灵甫刚刚20岁。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思想最活跃、文化最多元、运动最频繁的地方。走在未名湖畔，到处都有人在慷慨激昂地演讲、辩论，热闹得跟过年一样。不久，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当吴佩孚正在前方指挥酣战时，作为讨奉第三路军司令的冯玉祥却悄悄率领军队班师回京，实行兵谏，一举扣押了“总统”曹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政变发生后，冯玉祥通电邀请孙中山来京共商国是，又把“总统”曹锟拉下马来，还将早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赶出故宫。几套“组合拳”一打，北京政局为之一变。

这一切对张灵甫影响太大了。此前，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示威，口号喊得山响，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可几年过去，贿选“总统”曹锟还是稳坐钓鱼台，一点皮毛都没伤到。倒是冯玉祥一声令下，北京城就一夜“变天”。现实给张灵甫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而吁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强暴，非破坏不足以言建设……”

恰在这时，张灵甫发生了“经济危机”。他依父亲之言离开了北京大学，当然他并不是真要回家种田，而是开始了“投笔从戎”的第一步。

投笔从戎

在经过短暂的“驻豫军官训练团”生涯之后，张灵甫于1925年秋天来到了广州。由于于右任的介绍信，他成功报考了黄埔军校四期。

不过，他在黄埔军校的日子没有想象中顺利。黄埔军校是军事院校，理科很重要，偏偏张灵甫重文轻理，在甄别考试中成绩较差，被编在预备军官团二团二连（成绩好的学生则进入军官团）。凑巧的是，另一位日后赫赫有名的学生，也被编入预备军官团二团，但在三连。嗯，他就是林彪。

1926年3月8日，黄埔军校举行了第四期的开学典礼。张灵甫与林彪、刘志丹、胡琏、袁国平、李弥、唐生明等人站在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以这一刻为起点，张灵甫开始了他长达21年的戎马生涯。 

张灵甫生性好静，学习期间表现得并不活跃，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但他在这里潜心学习军事课程。黄埔前几期的学生所接触的大人物、教官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如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邵力子、周恩来、张申府、萧楚女、恽代英等，都曾给他们讲课或演讲。另一方面，张灵甫在政治上完成了转型，成了蒋介石的忠诚拥护者。

杀妻悬案

1926年10月，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在北伐和对红军作战中，张灵甫因英勇善战，从基层军官开始，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3年，经人介绍，他与来自四川广元的女学生吴海兰结婚。不久，女儿出生了。一家人过着其乐融融的小日子。

事业爱情双丰收，张灵甫的前途看起来那么美好。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张灵甫举枪杀害了结发妻子吴海兰。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有疑点。

一种说法是：张灵甫所在的胡宗南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军打仗。战事紧张，张很少回家。时间一长，难免冷落了寓居西安的妻子。一次，在前线作战的张灵甫突然得知妻子有了外遇，怀着百般滋味于1935年春节请假来到西安，并带着妻儿回老家省亲。在老家，张向妻子询问此事，妻子缄口不言。张灵甫气急败坏，战场上刀口舔血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昔日认真、沉着的书生性格。狂怒之下，他对枕边人举起了手枪……

坊间另有一种说法：张灵甫不是怀疑妻子有外遇，而是怀疑她可能是“共党间谍”，直接导火线则是妻子拿走了自己的军事文件。究竟哪种说法才是真相？不得而知。但当时陕西一带确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而且据张家后人回忆，张灵甫1935年冬回家休假时，头几天与妻子吴海兰再西安形影不离，很是快乐甜蜜。回乡下老家后，才发生悲剧……

杀妻后，张灵甫若无其事地回到部队继续当他的团长。可是，吴海兰的家人把状子告到了宋美龄那里。正在与宋美龄一起鼓吹“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一听，勃然大怒。自己的学生无故杀妻，那还了得？于是，立刻吩咐将张灵甫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张灵甫本应被判处死刑，由于当时身患重病，侥幸逃过，后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

万家岭大捷：“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

人生的黄金时代，却突然身陷囹圄，那段日子张灵甫连死的心都有了。正在这紧要关头，抗日战争爆发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集结最精锐的部队，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人的进攻，打破了蒋介石的“绥靖”梦，让他不得不考虑抵抗问题。

这时，黄埔三期生、非常欣赏张灵甫军事才能的王耀武向蒋介石进言，请求释放张灵甫。蒋介石应允了。张灵甫方得以返回部队戴罪立功。出狱后，张灵甫进入王耀武的51师，担任153旅305团团长，奔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会战中，张灵甫身先士卒，获得了士兵的尊敬。战后，张灵甫又率305团参加南京保卫战，驻扎在雨花台附近的华严村，与日军18 师团血战数日，直到接王耀武命令才率部突围。因作战有功，张灵甫被提升为 153 旅副旅长兼 305 团团长。

张灵甫的“成名作”，是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万家岭位于江西省德安城西北20余公里，是一些高低不平的山脉的统称，其峰不险，其貌不扬，但在74年前却是中国军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

1938年8月，日军第11军106师团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中国守军奋勇抗击，日军受挫。9月底，日军106师团第123团、第145团、第147团和前来增援的101师团第149旅团深入万家岭地区——这就为中国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啃下106师团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10月7日，万家岭战役正式打响。中国军队第4军、第66军、第74军向敌军发起了总攻。日军虽然身陷险境，仍具备相当强的战斗力。为了歼灭106 师团，就必须拿下已被敌军先行占领的高地——张古山。张古山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王耀武率51师久攻不下，无计可施。74军军长俞济时告诉王耀武：“张古山我不管了，反正两天后，我要上张古山向薛岳报告战况！”讨论作战方案时，众人都觉得张古山不好打。就在这时，张灵甫突然发言了：“师长，张古山就交给我吧！”“你有什么绝招？”王耀武很吃惊。张灵甫侃侃而谈：“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吧？魏国大将邓艾率领精兵从阴平（甘肃文县）出发，经过七百里杳无人烟的地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出其不意地直捣蜀国心脏成都。我们也可以依葫芦画瓢，大军继续正面进攻的同时，挑选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爬上去进行偷袭，一定能够起到两面夹攻的作用。”王耀武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

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攀岩爬树，悄然突入敌军后背，全歼山上日寇，一举拿下张古山。疯狂的日军在飞机配合下又夺回了张古山。张灵甫当夜趁天黑再次夺回阵地……如此反复拉锯，双方鏖战五日五夜。其间，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边下令101师团不惜一切代价支援106 师团，一边打破飞机不夜航的惯例，不分白天黑夜对张古山狂轰滥炸，妄图炸出一条血路。张灵甫部伤亡惨重，他本人也多次负伤。但张灵甫挺到了最后。

由于张古山的胜利，终使日寇 106 师团在万家岭几乎被全歼（只有师团长淞浦中将带几百残兵逃脱），这在整个抗战史上是唯一的一次——万家岭大捷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抗战三大捷之一。新四军军长叶挺称赞道：“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

遗憾的是，尽管取得了万家岭战役的胜利，但在整个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过分强调“寸土必争”，与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节节败退。到10月下旬，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万家岭战役虽然成果巨大，可现在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

当时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委派剧作家田汉前来采访张灵甫等人，以他们的事迹为蓝本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除此之外，田汉还挥笔作词，与著名作曲家任光一起创作了74军军歌：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这首激昂如战鼓般的军歌，如今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雾中，但当年，它曾鼓舞了无数热血青年奔赴前线奋勇杀敌。

“中国第一恐怖军”的瘸腿将军

抗战期间，张灵甫历任153旅旅长，58师副师长、师长，一直做到74军副军长。74军被日本人称为“中国第一恐怖军”，几乎参加了对日作战的所有重大战役，其顽强、勇敢的作风令日本人很是头疼。

74军之所以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与张灵甫息息相关。张灵甫被盟军观察团称为“中国最能打的将领”，绝不是靠耍嘴皮子吹出来的，而是在战场上真枪实弹打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张灵甫沉默寡言、气定神闲，可一旦上了战场，就成了“拼命三郎”。淞沪会战时，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他光着膀子从战壕里跳出来，抓起机枪就朝敌人冲去。在他的率领下，中国军队打退了日军的七次冲锋。

张灵甫在74军有个外号，“张瘸子”。这不是嘲讽，而是部下私下里对领导的昵称。1939年南昌会战爆发，3月底日军占领南昌。张灵甫率队到南昌西边的高安作战冲杀时，意外出现了：右腿膝盖被日军机枪扫中，摔倒在地。开始张灵甫并没有意识腿伤的严重，想简单包扎之后继续指挥战斗，部下只好强行把他送下火线，到后方医院治疗。

子弹打中右膝，造成严重骨折，加之战场上包扎匆忙，没有注意消毒，导致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医生决定截肢。张灵甫急了：没了腿以后还怎么打仗？他掏出手枪，拍在桌子上跟医生说：“锯腿还不如先一枪打死我！”医生也没办法。就这样拖拖拉拉治了半年，才在蒋介石的特批下，送到香港治疗。

张灵甫在香港玛丽医院接受了英国专家的诊治，手术相当成功。医生向他保证，只要静心接受治疗，完全能够痊愈。可张灵甫却在休养的关键时刻决定提前出院回到战场。医生以为张灵甫担心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其实，张灵甫是在报上看到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才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出院。“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张灵甫对医生说。因为提前出院，拆掉石膏之后，张灵甫右腿膝盖关节变得僵直，再也不能弯曲。坐着的时候，只能一条腿弯一条腿直；走路时，也只能直着右腿走路，成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瘸腿将军”。

抗战结束后，张灵甫被任命为整编74师（即原74军）中将师长。

孟良崮何以成为张灵甫的“滑铁卢”？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第二年3月，蒋介石集结重兵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张灵甫的整编74师从南京开拔苏北，两次涟水之战后，74 师连连获胜进入山东。5 月，张灵甫部接令由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

但这一次，张灵甫遇到的是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和粟裕。面对24个整编师的咄咄逼人，陈毅和粟裕决定要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猛虎掏心，从敌人阵线中割歼其主力重兵集团——他们的目光盯住了有蒋介石“御林军”之称的张灵甫74师。

5月13日黄昏，华东野战军第1、第8纵队利用地形掩护，穿插入74师纵深，割断了74师与其他国军的联系。到15日拂晓，第1、第6、第8纵队分别攻占了垛庄和万泉山，完全截断了74师的退路。至此，华野9个纵队共20万人将张灵甫部围困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区内。总攻开始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在5月16日全军覆没，张灵甫阵亡。

为什么孟良崮会成为一代抗日名将张灵甫的“滑铁卢”呢？

首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棋局。当张灵甫得知遭遇华野主力后，迅速作出反应，把74师带上孟良崮。张灵甫犯傻了？当然不是。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走了一步险棋：以自己为诱饵，吸引华野主力部队围攻，为国军主力对华野进行反包围创造有利条件。应该说，张灵甫这种“中心开花”的战术没有问题。事实上，当74师退到孟良崮后，蒋介石曾调集10个整编师增援74师，对华野形成了战略反包围。因此，陈毅和粟裕下令要尽快解决74师，否则战局难料。只不过，张灵甫一方面低估了华野的进攻能力，一方面高估了自身的固守能力。结果，“中心开花”成了“四面楚歌”。

具体分析一下，张灵甫的失败几乎是一种必然。首先是孟良崮本身的客观条件所限。孟良崮其实就是一个石头山，顶上寸草不生。张灵甫的机械化部队在上面无法构筑工事。遇到对方炮火攻击，连隐藏遮挡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四处逃窜，白白挨打。有人提到孟良崮易守难攻，这话不假。不过，20万人攻打4万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孟良崮在防守上还能称得上优势吗？

其次，友军支援乏力。74师被歼时，离张灵甫最近的是黄百韬整编25师，距离3公里，李天霞的整编83师距离5公里。这么近的距离为什么没有援救张灵甫呢？不是友军不出力，盖因山区地方直线距离近，但要翻山越岭就不是三五公里的事情了。

第三，众所周知，孟良崮战役包括淮海战役，很多山东民工自带干粮为解放军运炮弹、子弹，国民党部队则只能靠自己解决。在经历巨大的战场消耗之后，张灵甫的74师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第四，情报信息失灵。情报是战场的灵魂，国民党在这方面严重处于下风。在山东战场，包括整个解放战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举个例子，1947年5月12日，蒋介石主持制定了作战方案。这份作战方案还没下达到参战部队，就被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通过地下党送到了解放军手中。所以有国民党军官哀叹：“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再举个例子，最初陈毅、粟裕等人的攻打目标不是74师。解放军获得一份密电，得知74师是攻打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主攻部队，迅速改变作战方案，转而攻打74师。反观国军，虽然也曾收到解放军6纵队活动的情报，但不重视、不核实，导致6纵占领了垛庄，截断了74师的退路。

6月9日，陈毅与在孟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国民党第74师将校军官举行座谈会。当将校们谈到第74师失败的原因时，陈毅很坦率地说：“……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一到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将校们一时无语。

张灵甫之死的几个版本

关于张灵甫之死，坊间说法不一。

第一个版本，是被解放军一名排长当场击毙。1987年8月25日，曾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任参谋的金子谷，在《文汇报》上发表《记孟良崮战役》一文说：“战役接近尾声时，我6纵穿插部队一个排，冲进张灵甫躲藏的山洞，张灵甫举手投降，排长恨敌心切，端起冲锋枪将他击毙。”曾在孟良崮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政委的江渭清也持相同看法。

第二个版本，是投降后被解放军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所杀。刘统的《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详细描述：“……张灵甫等均被生俘。在押解途中，6纵特务团的干部见到张灵甫，旧恨新仇涌上心头，头脑一热，开枪击毙张灵甫。”这个“6纵特务团的干部”，很多人都认为是指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但何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说法。

第三个版本是自杀身亡。国民党方面一直坚持这种说法，并据此进行宣传。据说，当时张灵甫见突围无望，便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蒋介石，告知欲“自杀成仁”的决心，另一封给妻子王玉龄，嘱其抚养幼子，并安排随从参谋逃出送信。1947年8月由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编印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一书也表示：“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7000余名外，其余官兵15000人悉数被俘。”

第四个版本，是死于乱枪之下。这种说法来自于何凤山。他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时的经过。1947年5月16日下午，何凤山率特务团一营攻到了74师指挥部洞口。劝降无果，即命令向洞内攻击。过了一会儿，听到洞内有人喊叫：“你们不要打了，张师长已经被你们打死了。”何凤山立即率人冲进洞内搜索，张灵甫已经被击毙了。

随着历史资料、档案的逐渐公布，越来越多的证据否定了“自杀”说。孟良崮一战，张灵甫若未身亡，被俘后会有怎样的选择、怎样的人生结局……

张灵甫的死因还曾引起陈毅的关注。战役结束后，特务团害怕承担“违反我军俘虏政策”的责任，一度向上级报告，说张灵甫是“自杀”。对此，陈毅震怒，要求调查。经过调查，陈毅在5月29日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严肃地指出：“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报告说是自杀的，我们……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

无论如何，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曾为抗日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华野方面对他进行了厚葬。遵照上级指示，由6纵副司令皮定均牵头筹划。6纵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亲自主持安葬仪式。古树下，摆放着一口花400元买来的“豪华棺材”。下葬时，被俘的9个国民党将校要求送别，皮定均同意了。他们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号啕大哭……

红颜遗恨

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外界处于相对封闭的状况。普通人出国固然很难，国外华人要回国也不容易。在当时，能够自由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华人仅两位——一是杨振宁教授，一是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

张灵甫与王玉龄的结合堪称传奇。

王玉龄是湖南长沙的“富二代”。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在南京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一位姓张的处长无意间说起在长沙知名度很高的王家小姐：年轻、漂亮，而且很有个性。张灵甫产生了兴趣，就亲自跑到长沙去见识一下。

这天王玉龄在理发店理发，遇到了一个“怪蜀黍”：他踏进店门，径直走到王玉龄身后，从镜子里直勾勾地看着她。王玉龄从没见过一个男人这么看人，就横了他一眼。这位“怪蜀黍”就是张灵甫。

“后来张将军告诉我，如果不是横他一眼，而是冲他笑，他就不会追我了。因为当年喜欢他的女人有很多，我横他一眼，他可能觉得我很特别”。多年后，王玉龄如此陈说往事。

张灵甫展开了爱情攻势。1945年，17岁的王玉龄与42岁的张灵甫在上海金门饭店结为夫妻，轰动一时。婚后，两人居住在南京，过了一段平静而甜蜜的夫妻生活。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当年8月，张灵甫率部队从南京投入华东战场。在战场上的张灵甫还时常给妻子写信。王玉龄回忆：“我记得很清楚，他从不把战场的硝烟和死亡写在纸上，相反，他的信总是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在打仗的时候，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讲我们家的那个院子里的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恐惧。”男人的铮铮铁骨和丈夫的似水柔情，均在张灵甫身上得到体现。

张灵甫死前10天，王玉龄生下儿子。后来母子二人随国民党一起去了台湾，随后又远走美国。

周恩来对张灵甫的阵亡甚为痛心，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张灵甫是自己的学生，应该把他争取过来。1973年，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获知王玉龄寓居美国，于是邀请她回国访问。经过反复考虑，王玉龄终于踏上了离别已久的故土——打动她的，当然有中共的诚意，但足以让她重回故土的，恐怕还是与夫君张灵甫的“没世难忘恩爱情”。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跨世纪大案德雷福斯案震撼欧美

□   楚   梦

德雷福斯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1898年被误判为叛国。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与当时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一道，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12年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恢复了德雷福斯的名誉，捍卫了人类良知，维护了法国的国家荣誉。

1998年1月，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表讨伐法国军方胡作非为的檄文《我控诉》100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希拉克致信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信中说：

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它是个严重庞大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了国家的原则。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因为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它自己和解……

希拉克这封信代表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对正义和公正的支持。希拉克不是第一个坚定支持德雷福斯事件受害者的法国领导人。早在100多年前，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就自觉地站在了德雷福斯和左拉一边，与当时法国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合谋”，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斗争，终于恢复了德雷福斯上尉的名誉，维护了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荣誉。

从天而降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的一位犹太裔实习军官。1894年10月15日，一个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降临到他头上，参谋总部统计处（情报局）以叛国罪逮捕了他。

事情的起因是一纸没有日期和署名的备忘录：9月底，法国安插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女间谍，从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废纸篓里捡到了一份被撕成6片的文件。女间谍将这份可疑的文件交给了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统计处亨利上校手上，经过粘贴后确认：这份备忘录表明写作者正准备向德国间谍提供法国军队的最新情报——这意味着法国军队中隐藏着一个德国间谍。这一信息让法国军方大吃一惊，立即开始了秘密调查工作。亨利和统计处5名同事很快将目标锁定为最近接受训练的德雷福斯上尉，主要依据是“笔迹有点像”。统计处很快向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进行了汇报——两位将军立即认定德雷福斯上尉就是德国间谍。陆军部长向总统和总理汇报相关情况时，好几位政府官员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建议就此打住，以免影响法国军队的名誉。外交部长阿诺托就认为，指控基于一纸从外国大使馆偷回来的未署名文件，其合法性不仅大为可疑，还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可梅西耶并没有听从外交部长的建议，他们很快从法国银行请来了一位专业笔迹鉴定家，对截获的文件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进行比对。当鉴定专家认为文件中有多处且重要的差异时，陆军部长又请来了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被共和国总统称为“完完全全的疯子”的贝帝荣进行笔迹鉴定。贝帝荣作出了德雷福斯笔迹与备忘录吻合的结论。于是，厄运便降临到了这位梦想在军营大展身手的犹太裔军官头上。

尽管德雷福斯否认叛国，声明备忘录上面的字迹根本不像他的，甚至没有试着模仿他的笔迹。但负责审判的帕蒂上校及参谋总部人员仍一口咬定他就是间谍。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由参谋总部帕蒂上校和皮卡尔上校负责询问和审判工作。德雷福斯的辩护人（妻子露西、兄长马蒂厄及律师德芒热）因意识到秘密审判的危险性，上书总统请求仲裁，但佩里耶总统拒绝介入军事案件（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很难约束军方权力）。

秘密审判开始后，辩护律师在军事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指出备忘录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根本不符，但军方的回答竟然是德雷福斯是将自己的笔迹与妻子、哥哥的笔迹混合，构成所谓“自动伪造”。1895年1月6日，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进行了“拔阶”（一种羞辱与惩罚违法军人的刑罚，当众拔去军人的军服、军用器械等）处罚，很快将其押解到法国西海岸的一个孤岛上服刑，至1899年9月特赦。德雷福斯被大部分法国人当作共和国的敌人，受尽侮辱、谩骂及身心的巨大折磨。尽管其间有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是受人陷害，少数有良知的知识人利用媒体的揭露批评，希望公布所有相关文件，进行公开审判，但陆军部长以公布相关文件会带来外交麻烦甚至战争为由拒绝公布，也拒绝改变德雷福斯有罪的立场。

当时的法国，由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等原因，让很多国民感到羞辱和愤怒，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烈，民族主义思潮趁机抬头。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浪潮，除了宗教的原因外（圣经上说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他们对犹太人拥有的巨额财富及对金融的控制也有着强烈不满。德雷福斯事件极大地迎合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德雷福斯事件的制造者都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加上军方出于维护军队声誉的目的，一直置客观事实于不顾，让事件愈演愈烈。

左拉的积极介入与“知识分子”的觉悟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皮卡尔上校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之后。

1896年3月，德雷福斯被流放至魔鬼岛一年后，新上任的统计处长皮卡尔上校通过艰苦的调查后发现，给德雷福斯定罪的备忘录出自一个叫埃斯特哈齐的有赌博恶习的匈牙利裔步兵营军人。他的笔迹与废纸篓里捡来的蓝色便条的字迹十分相像。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亨利涉嫌伪造证据。皮卡尔向参谋部长和副部长汇报后，却被早就知晓这一秘密的参谋总长布瓦代费尔调离巴黎。正如事件的关系人、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施瓦茨科彭后来所说的那样：皮卡尔若证实德雷福斯无罪而埃斯特哈齐有罪，那么参谋总长、陆军部长等人就有罪，军方及法国的声誉就完了。皮卡尔虽是反犹分子，但他效忠司法的公正甚于效忠军队同僚及对犹太人的憎恨，1897年6月，他利用回巴黎休假的机会向朋友透露了这个惊天秘密。皮卡尔的朋友向参议院副议长克斯特纳转述了这一发现，这位副议长向总统和陆军部长提出了对德雷福斯案件的疑问，但没有得到积极反应。克斯特纳公开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这引起了外界特别是新闻界的警觉。德雷福斯的兄长马蒂厄得知这个秘密后，与律师德芒热合作写了一封给陆军部长的信，并刊登在1897年11月16日《费加罗报》上。

获知德雷福斯事件惊人内幕的著名作家左拉加入到德雷福斯阵营。 9天后，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舍雷尔?德雷福斯》一文，呼吁公开真相纠正错误，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不过迫于压力，1898年1月10日，军方还是对埃斯特哈齐进行了秘密审判，结果是无罪释放。（后疑犯逃往英国，并在报刊撰文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料间谍，受亨利指使陷害德雷福斯。）在埃斯特哈齐被无罪释放48小时后，参议院拒绝了克斯特纳参加副议长改选；同日，新任陆军部长以皮卡尔泄漏秘密信息为由将其拘捕。同时，陆军总部亦逮捕了亨利，他在狱中对伪造备忘录一事供认不讳，后来在狱中畏罪自杀。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因此辞职。

就在同年的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的讨伐檄文《我控诉》在《曙光报》发表。该期报纸印刷30万份，上市后即被抢购一空。左拉在这封长达万言的写给共和国总统的信中，对军方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隐瞒真相、陷害无辜、践踏法律、纵容邪恶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并指名道姓地控诉前陆军部长、现任陆军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的具体责任人。左拉还对弥漫于法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气愤地说：“几名军官运用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他呼吁：“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激起了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极大反响，让德雷福斯案成为全面的政治与社会事件。军方立即对左拉展开了报复，以诽谤罪判处左拉及《曙光报》总经理佩雷斯一年监禁与3000法郎罚款。左拉被迫流亡英国。

尽管左拉受到了权力的疯狂报复，却让法国知识界觉醒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人如纪德、普鲁斯特等聚集在左拉的旗下，开始了寻求真相与维护正义的斗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广泛运用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平正义并努力把真相告诉社会。

知识分子们利用媒体展开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维护法国核心价值的运动。法国知识分子的正义行为不仅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媒体支持率也由过去的2%上升到44%，同时还得到了欧洲社会的广泛支持。

政府与知识分子“合谋”的解救行动

德雷福斯的家人开始上诉，要求重审案件，还德雷福斯清白。这一请求得到了当时的总理布里松的支持，他冲破重重阻力，任命了一个与他意见相同的陆军部长，并在内阁会议上决定，重审由非军事法庭进行。由于法律程序相当复杂，外长德尔卡塞指责庭审进程“好像蜗牛那么慢”，反对重审的人则指责庭长和法官企图合谋释放德雷福斯。随着支持重审的布里松内阁下台，新总理迪皮伊反对重审，重审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

但德雷福斯的家人、律师和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气馁，这时一个意外给重审工作带来了曙光——谨小慎微的总统福尔因中风死在情妇怀中，他被反对重审者称为“忠诚的仆人”。（其实，福尔并不是丧失了良知的官僚，早在1895年他就向自己的私人医生透露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并非因为备忘录，而是基于法官审议案情时呈交的一些文件，为了国家安全，这些文件不能让被告或辩护律师查阅，案件中存在一份没有公开的秘密档案的质疑得到证实。）总统继任者卢贝基于对正义的坚守，快速启动了重审程序。卢贝因此遭到一些极端势力的强烈反对，甚至有部分人企图推翻政府。但重审工作仍然开始了。1899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主审法官经过庭审调查后认为：“深入调查后，我本人的结论是，备忘录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齐所写。”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要求法院宣布1894年的判决无效，并且送德雷福斯到新的军事法庭重审。

德雷福斯阵营的初步胜利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极大仇恨，他们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众反抗司法公正，挑起种族矛盾。某民族主义报刊说：德雷福斯若判无罪，每一个爱国者都有责任杀死他。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总统受到数百人包围和攻击，支持总统的群众组织近十万人的大游行……内阁被解散，总统借此任命支持重审的议员鲁索为新总理——5年前正是他将德芒热律师推荐给了德雷福斯家人。最高法院的裁决让流亡英国的左拉得以回国，被关押了11个月的皮卡尔获释出狱。6月下旬，德雷福斯的身份已由囚犯改为候审的拘留犯。

1899年8月7日，第二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重审。这个为期4周进行过29次庭审的“世纪大审判”极其艰难。军方再次散布德雷福斯赌博和结交女人的谣言，前陆军部长梅西耶及军方仍坚持德雷福斯有罪，并再次以会导致国际危机和战争为由拒绝提供相关文件。为反击军方，法国政府的多名部长表达了对德雷福斯的声援，并请出了前总统佩里耶，这位前总统在法庭上，以铁的事实驳斥“公布证据将会引发战争”纯属谎言，辩护律师则以事实论证了德雷福斯的无辜。

当人们以为德雷福斯胜利在望时，情况却急转直下，第二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有罪，只是附加了一句：“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

这个判决引起了法国和欧美世界的震惊，左拉在《曙光报》撰文：“当有关雷恩法庭的相关报道刊登在《全文》时，人类臭名可憎可恨的纪念碑也随之存在……”几乎所有外国舆论都支持德雷福斯，荷兰报纸形容其为“本世纪最大的丑闻”，美国新闻界称其为“极端的暴力与明显的恶意”，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称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为“侮辱理智常情”。

9月11日，史学家雷纳克在《世界报》公开倡议特赦德雷福斯，卢贝总统开始有些犹豫，认为马上特赦意味着谴责军方司法不公，担心事态恶化，但在短暂的犹豫后便马上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觉得维护公平正义比什么都重要。9月11日晚，内阁一致同意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对于特赦，德雷福斯阵营内部有人认为，特赦表示了对军事法庭判决的否定，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有人则认为，接受特赦就等于承认有罪。但不管怎么说，德雷福斯终于获得了自由。

1899年9月19日，在总统特赦令生效的当天，德雷福斯公开发表了“清白宣言”：

共和国政府使我重获自由，但没有尊荣，我便什么都没有。我仍然是那可怕的司法错误的受害人。从今天开始，我要继续追讨赔偿。我要让整个法国知道，在最终的判决中，我是清白的；直到没有任何法国人将别人的罪归咎于我，我的心才会平静。

卢贝总统也感到这样的处理很不完美，但面对强大的军方势力，他也有些无能为力。于是，他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干预，授意德雷福斯阵营发动外国支持力量不断对军方施压。一时间，米兰、罗马、伦敦、布鲁塞尔、纽约等欧美大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反对法国军方的示威活动。他们还倡议抵制1900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与此同时，法国大多数民众都站到了德雷福斯一边，法国军方受到了空前孤立。

但遗憾的是，法国军方并没有在事实和压力面前改正错误。1903年，在当时的总理孔布、国民议会议员饶勒斯的支持下，又一次开始了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工作。司法部长决定将德雷福斯案交最高法院而不是军事法庭审理。重审工作花了两年多时间——从1904年3月至1906年7月。在德雷福斯上尉被捕差不多12年之后，最高法院宣布不利于德雷福斯的指控已不成立，雷恩判决无效。

其实，按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是无权判决有罪或无罪的，只能否决原判并把案件发回原法庭重审，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德雷福斯还有被判有罪的可能。最高法院利用了法律上的一个巧妙点：当原判被宣布无效，而被告又没有仍未解决的刑事指控时，最高法院便有权作出决定，无须驳回原法庭重审。德雷福斯仍然希望由他的同僚判他无罪，但他害怕政府也担心第三个军事法庭可能再判他有罪。不久之后，军方根据国民议会的一项法令，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阶，并提拔他为少校。

这一跨世纪大案终于以比较圆满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差一点毁灭了作为公平正义的法国价值。好在有左拉等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好在德雷福斯及他的家人永不放弃的决心，好在法国政府中存在一批捍卫人类良知的官员。他们勇敢无畏的行为，不仅解救了德雷福斯及其家人，也解救了已经模糊是非的法国知识界，解救了被民族主义分子绑架的法国。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可怜腰细是吾徒”

——陈寅恪激赏的史学天才张荫麟

□   刘    超

1933年上，陈寅恪给傅斯年写信力荐一位青年：此君“言归国后不欲教授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陈公一代巨擘，何等严谨苛责之人，竟如此举荐，足见此青年之了得。

盛赞张荫麟的，陈寅恪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前此十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的同事梁启超就已领教过这小子的气派了。有天晚上，梁做中国文化史演讲，一上台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问：张荫麟是哪一位？张当场起立致敬。梁启超之所以点名张荫麟，是因为张写信去质问他前次演讲中的某一问题。梁启超自来就是个受争议的人物，被批评从不稀罕。但“张荫麟”却是个新鲜名字，他习惯性地以为又是某位教授前来“踢馆”了，但没想到来人居然是个小毛孩。这时的张荫麟，年方十七，是刚进清华的新生。这两位岭南老乡的会晤，也被认为是“新史学”开端期两大高手的切磋。

【“清华二麟”之佼佼者】

张荫麟生于仕宦之家，幼年丧母，与父亲、弟妹相依为命。是时家境殷实，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他幼承父教，早早奠定了宽广的基石，支撑日后恢宏的学术大厦。民国十二年，他考进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入学后仅半年，就于1923年撰成《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发于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对梁启超考证《老子》是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批驳，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学衡》与清华关系本就密切，此番编辑又以为作者是清华的国学教授，遂予发表。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给予揄扬，叹曰“此为天才也”，将来必有成就。于是便有了课堂上那次历史性的会面。清华师生大为震动，自此，张荫麟一举成名。当时《学衡》与北大的《新青年》对垒，身在清华的张荫麟遥相呼应《学衡》，成为其骨干作者，亦成为学术史上极重要的“学衡派”中最年轻的后起健将。

民国十五年夏，张父去世，家道中落。及此，张荫麟不但自己的学费来源断绝，还必须兄代父职，负担弟妹生活、求学的费用，境况极其窘迫。师长、朋友纷纷表示愿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他却执意独立谋生，婉谢了众人的美意。从此，他更发愤写作，弟妹们生活、求学的费用，便靠其稿费维系。

那次讲演之后，一位比张荫麟高三个年级的学长注意到了他，那就是贺麟。两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人称“清华二麟”。两人的共同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有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二麟”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1925年秋，贺麟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张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贺虽为总编，但所写文章总要先经张看过后才发表。有次贺的文章被张批驳得体无完肤，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又有一次，贺为清华学生会起草文言文的宣言，张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又说你的古文太缺乏根底。贺只好偏劳张起草，自己则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清华学术带来了新气象。张荫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吴宓初到清华，开了一班“翻译”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课堂上经常只有三人，那就是张荫麟、陈铨和贺麟，故被称为“吴门三杰”。日后，“三杰”各有杰出成就：贺麟成为有国际声望的哲学家，中国康德、黑格尔研究的“当然权威”，还一度成为重庆“中央训练团”的特邀讲师（另有冯友兰、钱穆、萧公权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帝王师”；陈铨成为哲学名家，还是名重一时的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张荫麟则更不消说了。 

【不作“酷评”的批评家】

在水木清华的园子里，少年才俊们本就普遍用功，张荫麟更是过人一等。在清华的几年，张荫麟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在与梁启超叫板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等知名报刊发表作品40多篇，这些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报刊。张荫麟的文章才识兼备，锋芒毕现，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在盛产英才的清华历史上，可与比肩者，唯钱钟书而已。变幻莫测的历史还来了一个有意思的偶然：钱钟书履足清华之时（1929年），也就是张荫麟离开清华园之日。同一年中，同样少年成名、与乃兄张申府并称为“国宝”的张岱年，也踏足清华园。一批才华耀眼的人扑面涌来，那是多好的辰光呵！

清华文坛素来活跃，那时虽已无闻一多、梁实秋等健将，但仍有朱湘、陈铨、柳无忌等好手。张荫麟则文史哲并举，尤以科技史研究与文化批评见称，成果卓然，嘎嘎独造。在《所谓“中国女作家”》中，他对以冰心为代表的当红女作家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发表作品常要特地标明“女士”，且附上玉照；她们之招人耳目靠的多是“女”，而非“作家”。她们的作品多为“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的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此语一出，着实让当时一批漂亮的“女作家”们难堪。

比这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学术界的诸多讨论，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则，他对其他师辈如胡适、周树人，年长而负盛名者如顾颉刚、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甚至恩师陈寅恪，也是如此。“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张之评论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但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张荫麟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乡贤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一再“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他还指出郑振铎的文史研究中有“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时称名著，他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取舍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他乃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张是“批评”家，但绝非“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地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的诸种不善，却仍敏感地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极为鄙夷，却盛赞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重大贡献”。

【留洋赴美的热血书生】

张荫麟是粹然书生，但生逢风云激荡之政治年代，亦有一腔热血。“五卅”风起，清华学生会为邵飘萍的《京报》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者即张荫麟及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人。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获5年官费留美的机会，旋即赴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深造。到美后，张荫麟先攻读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得到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他每月可领到清华的80美元生活费，但为了省下钱来，一日三餐都自己动手。由于经常下厨，对烹饪也颇有心得，他发明了一种用美式烤炉烹制中式“叉烧”的方法，做出来的“叉烧”美味可口，为大伙儿的食谱增色不少。当然，这个书虫的最大嗜好还是书。对于衣着他从不讲究，平常穿的总是那两套西装，简直是数年如一日。他把生活简化成了两个选项：吃饭或买旧书，因此每月几乎能把生活费的一半寄回国内，令同仁们望尘莫及。

这期间，身在西半球的张荫麟，始终不曾忘却另一个半球上的那片土地。他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之强烈，丝毫未变。抵美后不久，他又写出一篇《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寄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他还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该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而郭“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 的社会进化论，并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之处。“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张氏之思路，迥异于常人，足见其史识超拔处。

1931年，冯友兰以《中国哲学史》（上）轰动学坛，蜚声中外，也成为学界大佬。陈寅恪等对此也多有褒扬。张荫麟却老实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史实错误，还批评该书忽视读者的感受，“直用原料而没有消化”，“普通读者不容易得到要领”。他还强调说，不能仅凭“吾从周”、“吾其为东周”这些话的“票面价值”，便认定孔子是守旧复古者。他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系统地、扼要地阐明；二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思想的发展，其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等。张文有理有据，冯友兰修书致谢。

【为高中教材呕心沥血】

民国二十二年秋，沐浴了4年欧美风雨的张荫麟提早结束了留学生涯。提早回国，原因之一是他很早就恋上了做家庭教师时教过的一位小姐伦慧珠（伦明之女）。之后苦苦追求，但女子并不搭理，使他饱尝伤痛。此时女子又继续和他通信交往，他当然想早日回国去办婚书了。

因陈寅恪的鼎力推荐，他获得了教职。但他并没有去汉花园（北大），而是重新回到清华园，任历史、哲学两系的双聘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内行人知道，“隔行如隔山”，要跨越一个行当有时简直比登天还难。但张荫麟跨行了，而且游刃有余。他的主要兴趣在中国古代史，但在1935年，他居然发表了《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这就逐步逼近了他融会贯通的治学理念：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从科技史到思想史，到哲学社会学，完全打通。时人惊叹道：“这不是天才，绝不能有这样的成就！”很快，他便由讲师升为教授。

张荫麟身居学院高墙之内，但眼光常越出高墙之外。1934年上，有人发表《当前历史学家的责任》，张荫麟立即撰成《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应道：几代人都吃尽了教科书的苦头，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教本都是从神农黄帝三代一直到宋元明清，“一笔流水账，满纸人名、地名、年代和战争”。这样的教本只能使学生对本国历史畏惧、厌恶、麻痹、淡漠。“学生们国史知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因此，“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对于如何创造较为理想的历史教材，除了正确完备的资料外，他特别提出了几点：一要有个性；二要有可读性；三要科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交融兼备。他认为要将史观隐含在历史叙述中，使史料与史观之间“有若无”，达到出虚入实的化境，才能使“润物细无声”。

也许正是此文，引起了著名“大炮”傅斯年的注意。不久，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聘人主编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其中《中国通史》请傅斯年担纲。傅当年不曾接纳张荫麟来北大，此番则转荐了张荫麟。

是时日军步步紧逼，国难越重，人文素质教育越发吃紧。首当其冲的，是对青少年一代的通史教育。作为一名史学家，国难之际何以救国？他认为只有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启迪民智，唤醒大众。为这区区一本高中教材，他动用了颇为豪华的阵容：张本人亲自执笔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汇划一。为开出一种新体裁，使史学走出象牙塔，融入民间，这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在表述方式上，他以简洁浅显的语言娓娓而谈，使学生始终对历史学习保持强烈的兴趣。

从1934年接受委托，到1940年《中国史纲》出版，张荫麟一共花了5年多时间全身心投入，但也才完成了东汉前历史的编纂。而这5年也正是他年富力强、最富创作力的时期。编此书时他感叹：“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然而，其意义也非同一般。及至1937年1月，当部分章节率先在《大公报·史地周刊》披露时，即有读者主动投书报刊，称读之感到无限的快慰。按说，大手笔写小册子本非难事，尤其是像张荫麟这样的清华大教授。但张极为重视，专门向清华告假，一心编纂。这段时间他仍住在清华的教员住宅区。就在这期间，他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写一篇文章时，他都要一口气完成。因为写作总要数易其稿，他常常就几个晚上不睡，硬撑到文章完成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或进城逛书摊，或找朋友谈笑顽嬉。这几近疯狂的工作方式，使他的健康日益受损。

【为婚姻“献上花圈”】

那是个文化的时代，也是“革命加恋爱”的时代。张荫麟在学术上前进，也在感情上前行。1935年4月，一纸婚书终于将他与伦慧珠绑在一起。然而，这不是段幸福的婚姻。婚后第二天，张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儿，张才明白自己走错了。下午吴晗去看他，但见他满手是泥，蹲在地上垒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吴纠正说是花篮不是花圈。张也发觉不对，但嘴上还是倔强：“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朋友给他起一外号，叫“张长文昏公”。他无法赖，也给朋友挨个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他还挖苦吴晗，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吴晗也照样还他一嘴。没想一语成谶，仅三五年后，张就为自己的婚姻献上了花圈，也为自己的人生献上了花圈。

1937年，七七事变。北国狼烟四起，张荫麟在战乱中只身脱险流落南方。教科书工作已进行两年，长篇完成了大半；猝行之际，竟没有带走一个字。这当然对他日后的撰研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不久，浙江大学聘他住在天目山禅源寺短期讲学。尔后，随着战火逐渐往南蔓延，浙大几度迁校，张荫麟也辗转南移。联大在昆明开学后，张荫麟受聘为教授，前往昆明任教。彼时，他惊悉吴晗也到了昆明，且设法誊录了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一部分。张见这录稿，欣喜若狂，立刻在吴家安营扎寨，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和自序。终于，他完成了第一册的定稿，也即教科书东汉以前的部分。为防意外，他只好将已完成部分先行出版，这也是他有生之年唯一正式出版的作品。

这段时间，他一边上课，一边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第八组（文化组）的研究员。民国二十八年初，一介书生张荫麟居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于是接受重庆军事委员会政冶部的邀请，担任顾问。在该处小住时，他受到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礼遇，并拟定宣传工作纲要，编印了一册《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但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徒充顾问，只资清谈，因觉事无可为，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

这次短暂的从政经历，使他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彻底失望。他随即严厉地口诛笔伐，写下了《论修明政治的途径》，但因言语激烈，生前始终无处发表。文章略谓国民党统治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然而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当然，这一切，也只不过是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而已。

【移师浙大：天才的绝唱】

张荫麟在联大本就因“大佬”太多而略感压抑，在遭受了失败婚姻的打击后，乃决意离开。在此前夕，他费时多年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终于出版。料不成，名字居然被印成了“杨荫麟”。这薄薄的小书不幸成为作者终生的绝唱。

长久以来，完成一部理想的通史都是无数史家的毕生梦想。张的恩师、老辈翘楚陈寅恪就希望能穷毕生精力，写一部《资治通鉴》式的中国通史。不幸因着战乱、目瞽而落空。年轻一辈之殿军张荫麟也有此志。陈当然热望其成，并始终关注。而另外一位久负盛名的通史高手钱穆同样对张荫麟备极推许。钱“常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然而，张也未能如愿。 

史家多注重经验而缺乏哲思，而哲学家则每嫌玄虚。内行都知道，通史的独特神韵就在于“通”，其最高目标即“精神”与“体系”的融通、境与意的完全圆融。然而“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有人说，近代迄今，中国通史成百上千，但其中的上乘之作，也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钱穆的《国史大纲》，一部是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剩下半部就是张氏的《中国史纲》。之所以是“半部”，乃因其未完成。因着他洋溢的史才、精湛的史学、卓越的史识，他的通史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平静冷峻有似吕著，而文采飞扬则不减钱书。试看其第八章第四节《项羽在关中》之一段：

刘季到了咸阳，看着堂皇的宫殿，缛丽的帷帐和无数的美女狗马珍宝，便住下不肯出。奈不得樊哙和张良苦劝婉谏，才把宫中的财宝和府库封起，退驻霸上，以等待各方的领袖来共同处分。他又把父老召来，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人民大喜，纷纷送上牛羊来犒军，刘季一概辞谢不受。

在论析晚周的时代风貌时，张未作刻板的分析，而是来了个漂亮的比喻：“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以全新的思路，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的境界，实现哲学、艺术与史学的圆融，这正合于张荫麟所崇敬的太史公之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如此，顾颉刚惊叹：此书一出，便已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纪元。胡适从来就恨不得把“学衡派”横扫干净，但他还是情难自禁地非常看重《中国史纲》。         

1940年初，浙大迁至黔北遵义。秋，张荫麟受张其昀之邀，再次来浙大，主讲历史系最难的一门课——中国通史，后年聘为国史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导师。

张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但他平日身体很好，极少病，乃自信至少可活七八十岁。抗战期间，他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更坏。自打离开昆明到了遵义，他就出现了精力短绌、神志不旺的征象。由于长期对自己健康疏于管理，更由于长期的过度操劳与感情创伤，张荫麟的身体日益衰弱。及至1942年，终有一日，慢性肾炎发作了。校方全力以赴，四处寻医问药。可惜环境极其恶劣，缺医少药，病情日重。然而即使在生病期间，他还在为他的《中国史纲》拼命，致使病情不断恶化，很快药石罔效。最后，他肾功能衰竭，全身浮肿。病痛的折磨令他难以忍受，常号陶大叫。弥留之际，他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朗诵时，声音悲凉，诵后似感舒畅，默然无语。也许，至此他已泯视生死、得失之束缚，无喜怒之萦怀，将天地与自我合一。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末，徐徐气绝。

那是在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时。秋意微寒。

噩耗传至昆明，联大故人大恸。校长梅贻琦长叹：他要是在西南联大大概不会死吧。

追悼会上，吴宓物伤其类，他声泪俱下，哽咽难语。遥想当年张新婚时他曾赠有贺联，更是情不能已，便做挽联曰：“玉碎珠沉怜尔我，麟伤凤逝黯人天。”在日记中，他动情地写道：“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且未卒业而殂逝，亦与任公同。”

张瞑目后，被葬在遵义老城南门外碧云山天主教墓地。浙大复员回杭后，他的孤坟被遗忘在遵义郊外，冷落于荒烟蔓草中。至于他所钟爱的许多藏书，则在北平自生自灭。

东莞，石龙镇竹园街。

这是条长148米、宽4米的小巷，里面有锈迹斑斑的铁门，有粗壮的圆木栅栏，一些人家的门框上挂着小块“护宅神位”牌，黑乎乎的电线和横逸而出的阳台遮蔽了小巷上空的天光，让人产生了恍如走在幽暗的历史隧道中的幻觉。

一位少年摇着单车铃铛从小巷深处弯出，打破了停滞的时间的宁静。这就是当年孕育过张荫麟的地方。只是，这里一切都已物人皆非。时光是用来遗忘的。在无涯的时光的荒野里，有太多的物事发生过，又有太多的人和事被淡忘了。便是四近那些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最老最老的原住民，也全然不知这小巷中曾走出那样一位人物。百余年前生于兹长于兹的那位不世奇才，已完全被历史的烟尘所封存。当年的一切，已了然无痕。     

谨以此文纪念张荫麟逝世70周年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

□   贺越明

2012年8月23日是唐纳先生的忌日——离他逝世，已经整整24周年了。

“唐纳”这个名字，知悉的人应该不少。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去国多年、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成了普通民众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曾经“为情轻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报章上出现了不少介绍唐纳其人的文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总括而言，这些文字中，除了曾与唐纳共事的几位老报人的回忆有些真材实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风捉影，辗转抄袭，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间一本号称以“纪实手法”写成的《唐纳浮沉录》，将其主要的人生经历几乎描绘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大都出自虚构。 

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唐纳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离表面的真实也越来越远。唐纳生前对此习以为常，虽有怨愤也无可奈何。国内某家刊物曾发表一篇涉及唐纳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    

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唐纳夫人陈润琼编选的《马季良（唐纳）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对著者的生平事略介绍：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苏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少时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苏州中学。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佘增涛（史枚）、项志逖（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亦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因唐纳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电通的导演看中，获邀在喜剧片《都市风光》中出演男主角李梦华。他虽是初登银幕，却演得相当出色。正是在电通拍摄《都市风光》时，唐纳与来自山东青岛、本名李云鹤的蓝苹结识并相恋，在不久后发生了耸动视听的婚恋风波，成为报刊花边新闻中的男、女主角。

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对风波的前因后果记述甚详：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来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但是，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1937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后来改名“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当年向夏其言传输的革命理想那样，是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潜伏”的报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政党之前（甚至之后一个短时期），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甚至在红色根据地或革命队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远赴海外的唐纳，从未有过公开党员身份的机会。从一些涉及唐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着共产党人才会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参与妇女运动的童礼娟写有《和许广平相处的日子》一文，说1946年春节过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下，她和几位同志一起参与筹建上海妇女联谊会。许广平、胡子婴等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了扩大影响，妇联会要办会刊，因没有经费，开头用油印机印了两期，不够理想。许广平出面联系到《时事新报》的半个版面，党组织安排她去协助许广平做些具体工作。有一次，她应许广平安排到许家与马季良（唐纳）见面。“那天我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些先到，稍后，马季良来了，他中等个头，穿一身灰色西装，学者风度。我们就在前半间靠窗口围桌而坐，主要是许先生和马季良交谈，我只在一旁听着。许先生很谦虚，不时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点点头。最后大家商定，副刊半个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为《妇女生活》，因已有《学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这样，可以保持名称一致。”文中提到，《时事新报》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办，这个副刊的稿件刊出后没有稿酬，排版看清样等工作由她去报社处理。她又说：“《妇女生活》出了几期，许先生又联系到《联合晚报》，这次是许先生写了张字条让我直接去联合晚报社找主编冯宾符，冯和我谈了些具体事情，刊名为《妇讯》……”还说：“《联合晚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张报纸，因是晚报，都是上午去报社工作。由于许先生坚持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编辑方针，因而这两个副刊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读者。”

《联合晚报》本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报纸，而《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相同的宣传作用。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妇女界左翼领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唐纳与她的合作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前述居欣如的文章也提到唐纳进入《时事新报》之事：“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传进步主张。”唐纳能进该报主持笔政，凭借的是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先后同学的关系。该报有一次报道军人和警员在戏院互殴的丑闻，军警双方扬言要来砸报社，唐纳马上请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这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潜伏”，类似事例不少。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据郑永欣的回忆文章《石头古城“逐鹿”记》所述，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幕后牵线并出任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徐铸成有关香港《文汇报》缘起的回忆文字，有几个大同小异的文本。还有一个版本，顺带说到了唐纳当时从香港到上海的任务： “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当我百无聊赖、‘甲胄生虮’的时候，忽然一天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报纸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来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诉我，此来是奉派护送华岗同志过沪去山东解放区的，‘顺便给你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机关报，李济深属意徐铸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华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7 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唐纳此行是为了护送他去解放区而路经上海，冒着一定的风险。这说明，他这时担当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所以，徐铸成才“愕然良久”。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赴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沪赴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即使称唐纳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汇报》的催生者，也不为过。2012年7月，香港老报人容若在《明报月刊》撰文称，香港《文汇报》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控股”的报纸，唐纳是“该报组班的幕后牵线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无可置疑。

【与潘汉年关系非同一般】

徐铸成是无党无派的职业报人，任上海《文汇报》时对同事中谁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清楚也无意了解。但到香港《文汇报》时期，他结识了过去闻名而不相识的夏衍和潘汉年，也认识了张建良，与这些共产党人接触日多。他在回忆文章《香港〈文汇报〉创刊初期》中说：“潘汉年同志经常关心《文汇报》的情况。他的工作很忙，要经常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经常和我见面，我有事和张建良同志联系，或请马季良同志转达。”这是已经写出来的。笔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时，还听他讲过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掌故，其中说到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潘是老大，张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纳的这两位“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的不凡功业，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广为人知。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从中央“特科”开始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把公开的统战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既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领导人。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但其本名“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据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在沪港与唐纳两度共事的《文汇报》退休编辑任嘉尧，也在《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的文章中提到，唐纳和袁牧之、郑君里、赵丹志同道合，是结拜兄弟， “又与潘汉年义结金兰”，但没有提到张建良。前述潘、张、唐“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后来报社设宴，为唐纳饯别并合影留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记述此事时还说了一句：“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

任嘉尧在《故旧忆唐纳》中也谈及此事，说唐纳心头有难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称，唐纳私下告诉一位年轻的编辑：“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证诸与江青熟识的郑君里、王莹、赵丹、郁风等人“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唐纳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不过，这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以避江青之祸来解读唐纳出国之举，无疑是最正常也最正确的，但现今看来过于简单化，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蓝苹”的第一个男友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从青岛出狱辗转到北平，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历练，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1958年2月病故。虽说他在工作上曾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显然与江青无关。又如，导演章泯后来回到妻儿身边，解放后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安然无事，于1975年去世。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写有《回忆三十年代初期的苏州革命斗争》一文，回顾了同学少年时期与唐纳、史枚等人从事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的往事。对于唐纳，该文有个脚注：“离开苏中后，唐纳继续为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远去海外。建国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此注说出一项事实和一项猜测，事实是：潘汉年说唐去美国系他派遣；猜测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对他加害。对这种猜测无需赘言，而事实如果确凿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之离港赴美与潘有关。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至于唐纳本人，可谓公私兼顾，两全其美。潘汉年对吴大琨说的那句“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是他当时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地位所限，对并不完全知晓内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场，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断言，如果唐纳当年像同事们一样回到内地，十有八九会在1955年潘汉年一案发生时遭受牵连。受“潘案”波及者数以百计，遍及各地。而以唐纳与潘汉年关系之密切，必定像张建良（华克之）那样被逮捕并判刑。即使侥幸活着等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说，唐纳若在国内，其厄运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经降临，而这与那时还“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没多大关系。这样看，客居海外的唐纳终究还是幸运的。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终年74岁。

《江青传》一书在结尾部分交待了与传主有关的几位人士的结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曾返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叶剑英、罗青长的不寻常接见】

唐纳首度返国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对人说，唐纳初抵上海，即与其夫妇见面叙旧，又在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就去了北京。唐纳确实极为低调，不光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约见，想必有他的考虑。

那么，唐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办了什么事呢？局外人很难揣测和判断，但多年后终于有个让人见出端倪的线索浮现。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这样超乎寻常的安排，在他而言，即便不说是“认祖”，也可算是“归宗”了。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对这位一生多彩多姿并在多个领域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能否彻底拂去笼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雾纱，这要期待有关档案的公开之日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历史能否戏说

□   张宏杰

一

因为雍正在电视上出现得过于频繁，以至于有人问“四阿哥该不该这样忙”，更有人问，历史到底应不应该“戏说”、“穿越”、“玄幻”……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幼稚，就好比问餐桌上能不能摆凉菜：“戏说”、“穿越”、“玄幻”都是正常的创作手段，正如凉拌菜只是一个食物品种，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事实上，中国文学有强大的戏说传统，四大名著中有两部是“戏说”之作：《三国演义》是戏说《三国志》，《西游记》是戏说《大唐西域记》。西方也有很多精彩的戏说之作。如《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基本上就是依照莎剧来戏说莎翁。导演约翰·麦登说：“其实没有必要把莎士比亚拍得那么沉重。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决定来个‘戏说’，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努力。”穿越剧、玄幻剧，完全可以拍，可以拍得天马行空、才华横溢，可以拍得非常有水准。

现在的电视剧，问题不是出在形式，也不是出在题材，而是价值观。也就是说，关键是怎么样去戏说、穿越和玄幻。比如著名的系列电影《哈利波特》，从形式上说，可以称为玄幻或者魔幻。但其实它是一部成长电影。整部《哈利波特》主旨就是两个词：爱与成长。虽然是一部非现实题材的作品，但它却致力于表现哈利从儿童到青年经历的成长中的阵痛：艰难的逃亡生活，和最好的朋友争吵，至亲好友的惨叫和死亡……虽然形式上是魔幻，但是作者对于哈利的心理描写非常真实，因此很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共鸣，在带给他们娱乐的同时，还有助于他们在成长中获得勇气。电影的另一个主题是爱。《哈利波特》中最伟大的魔法，不是其他，而是“爱”。为什么伏地魔不能战胜哈利？因为“他不懂什么是爱和友谊”。在《哈利波特》中，最终是爱击退了愤怒与仇恨，这符合人类的主流价值观。

而我们银屏上的“穿越剧”、“玄幻剧”，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逃避主义”。一个男孩穿越回古代，发现自己落在美女堆里，人人都喜欢他，爱他，他什么努力都不用付出，就获得了财富、地位、美女。一个女孩穿越到过去，也成为所有男人追求的对象，众星捧月，享尽荣华富贵。

前一段出现这样一条新闻：有几个小学生集体自杀，为的是穿越回清朝，去做格格。显然，逃避现实，逃避人生中的困难和复杂，对这些课业沉重的孩子非常有吸引力。我们不必对这些影视作品进行太多的道德批判，但毫无疑问，这种逃避主义是没有营养的，它是一种白日梦，是一种成年人的童话。每个人都有做白日梦的权利，问题是，白日梦其实可以做得更精彩，给人带来更大的精神享受。

更让我触动的是在网上看到一部叫《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的很有影响的连载小说，和哈利波特一样，它也是一部“成长小说”，不过它讲的内容，是一个叫谢文东的男孩子，如何从原本老实、听话、成绩优秀但被人欺负的好学生“成长”为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谢文东从成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黑道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胜者王，败者寇，谁强谁就是道理，谁赢谁就是天王。这也是千百年来永不改变的道理！”“正义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为了发展，为了强大，就必须要放弃良心和所谓的正义！”它很直接地教育读者，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变成坏蛋。它在网上极受欢迎，已经被改编成网络电视剧，还被标记成“大型励志电视剧”。它的作者也获得逐浪网2007年最受欢迎作家金奖。

《坏蛋是怎样炼成的》并非玄幻，而是“现实题材”。因此，一个作品的好坏，主要并不取决于它的形式、题材。适度的戏说、影射、反讽、戏仿，有助于让历史人物脱掉过于僵化刻板的面具，未尝不是好事。我们需要重视的，不是形式，而是它的才华、技术和价值观。

二

文可以载道，也可以不载道，但不能载毒。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电视剧不一定都要高高在上地教育人，但是必须有价值观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宣扬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暴力崇拜。不能挑战自由、平等、正义这些人类都承认的共同价值。要向人性中的善靠拢，而不是被人性中的恶吸引。有一位朋友说，看多了中国的历史剧，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就会干两种事，一是上床搞女人，一是下床搞政治，男的都想当皇帝，女人都想嫁给皇帝。男人活着为了争权,女人活着为了争宠。这无疑是不正常的。

影视剧的本质就是娱乐，不能对它期望值太高，不能要求每一部都能提升人的灵魂。就像一些垃圾食品，没什么营养，有人愿意用它打发时间，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谁也不会允许里面有三聚氰胺。不论是物质食品还是精神食粮，最低限度是可以无助于人们的健康，但是不能危害人们的健康。

好莱坞电影虽然数量那么多，但如果总结一下，所弘扬的价值无非就那么几种：正义战胜邪恶，个人英雄主义，纯洁的爱情。好莱坞的爱情，基本上都是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歌颂自由的、纯真的，打破地位、等级的伟大爱情。他们绝不敢赤裸裸地表现对高富帅的崇拜和对矮穷丑的蔑视。好莱坞电影总是提倡对不同种族、文化的包容，提倡对友情、自由和信念的褒扬，追求正义、平等和民主。如《野战排》这类战争题材，反思的是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好莱坞电影能保持价值观的正常，是因为在那里，并非资本一家独大。资本、信仰、法律约束、公民团体、舆论监督共同作用，使“三俗”文化虽然也有存身之地，但空间很小。美国用法律来管理文化市场，操作非常简单：对节目进行分级，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任何电视不得播放含有下流语言的节目。公民、社会团体是限制电视节目低俗化的重要力量。家长团体和未成年人保护团体对政府和媒体形成压力。

而我们，越来越像资本主导一切，其他都是“托儿”，乐于以挑逗民众的趣味(暴力、情色、名人隐私等)为诱饵，从中牟取经济利益。在资本决定一切的市场里，好的作品很可能无法存身。比如小成本电影《钢的琴》，现实主义题材，拍得不错，但因为不是商业大片，几乎没有影院愿意放映。

因此，从根本上说，电视剧的价值观问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现在太多的影视产品和流行读物，津津有味地讲述厚黑学的生活方式，讲述一些人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得成功。那些宫斗戏，从头到尾渲染阴谋文化，醉心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心表现如何用阴谋和权术去取悦男人，获得权力。这些作品大量出现，是因为那些看宫斗戏看得津津有味的人，往往上班的时候就生活在办公室兵法之中。那些在作品中宣传说只有变成坏人才能成功的人，在生活中有过这样切身的感受。还有一些帝王戏，赤裸裸地宣扬人治意识，暗示只有出明主、出铁腕人物，才能拯救大众。这是对大众帝王意识、奴才意识的迎合。影视剧的价值观变化，是社会环境恶化的表现。

心脏病的症状有时会表现为胃痛，但是你要按胃病治就麻烦了。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制度层面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把全国的编剧都集中到北京，办个培训班，请几个讲师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回去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三　

当然，在讨论能否“戏说”这个话题时，必须说明一点：有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或自我标榜为“正史”，或摆出“正剧”、“严肃”的架势，实际上却任意穿凿附会，以现代情节剧的模式裁剪史实、篡改历史，过分追求娱乐化、商业化，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观众选择看“正剧”，主要是为了了解这段史实，这些电视剧提供大量错误的历史，显然是对观众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

是否有可以让公众完整地了解过去，但又没有因迎合大众而丧失史学写作的品质和品味的剧本？美国有两个奖项在历史学家圈中影响很大，一个是著名的普利策历史类奖，另一个就是历史悠久的Bancroft奖（班克劳夫特奖）。美国写作者中，有一种“公共历史学者”，英文称谓是“public historians”。他们受过严格和良好的专业学术训练，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对象是大众和其他专业人士，讲的不是所谓的Popular History (大众史学)，还是正经的、严肃的历史知识。这种作品，有着巨大的需要空间，因为一个健康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有历史、有记忆的民族。我们不能让历史成为一片混乱的、错误百出的记忆。

现在，我们影视剧市场的问题也许不是戏说太多，而是正说太少。在我们的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很多题材受限制太多。如果正面的、严肃的、反思批判历史的作品不能出现，那么出现在屏幕上的，只能是一些垃圾产品。四阿哥雍正同时出现在这么多电视剧中，却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形象。它们深情演绎雍正皇帝的雄才大略、儿女情长，但为何没有一部电视剧敢于反思他钳制天下人思想的事实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拉美的“腐败文化”

江时学

有一个关于拉美政府官员腐败的笑话是这样说的：拉美国家A的部长去拉美国家B的部长家作客。A国部长问：“你的工资怎么能买得起这样高级的别墅？”B国部长指着窗外：“你看，那里有一条高速公路。”A国部长问：“是有一条，好像刚建了一半，没有工人在施工，是不是停工了？”B国部长说：“对，修了一半，没有资金了。”A国部长问：“资金哪里去了？”B国部长答：“剩下的50%的资金被我用来买这个房子了。”几天后，B国部长去A国部长家作客。B国部长问：“老兄，靠你的工资，怎么能买得起如此豪华的别墅？”A国部长指着窗外说：“你看到那里有一条高速公路了吗？”B国部长睁大眼睛，却没有看到公路，问：“我只看到农田一片，还没有开工吧。”A国部长说：“还没有开工，因为没有资金了。”B国部长问：“还没开工怎么就没有资金了？”A国部长答：“100%的资金在我银行卡里。”

其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腐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根据透明国际“2009年腐败认知指数”（CPI），排在世界前30名的拉美国家只有4个（巴巴多斯、圣卢西亚、智利和乌拉圭），10个国家在第100名之后，其中海地排名倒数第10位。

在拉美，许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腐败分子。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巴西前总统科洛尔、尼加拉瓜前总统阿莱曼、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秘鲁前总统藤森、哥斯达黎加前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巴拉圭前总统马基等人，都因从事腐败活动而丢掉“乌纱帽”、被起诉或入狱。

“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领导人不能以身作则，政府高级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遂仿而效之，竞相从事腐败活动。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也充满了腐败。透明国际认为，拉美与非洲齐名，是世界上司法腐败最严重的地区。

拉美腐败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世界银行在1997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写道：“国家拥有进行高压统治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既使其获得了一种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干预的权力，也使其拥有一种进行随意干预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与只有政府才能掌握而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为公共部门的官员或他们的亲朋好友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获取自己的私利提供了良机，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就会层出不穷。”

如何制约公职人员手中的公权？制度肯定是最重要的。在拉美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和非政府组织试图推动本国的法制建设，将反腐败的重点转移到预防，但阻力很大。如2001年，巴拉圭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起草了一个有助于遏制腐败的法律草案。根据该草案，政府官员应公开其私人财产和其他一些能被民众监督的重要的个人信息。议会虽通过了该法律，但其内容与非政府组织提出的草案相去甚远，根本不能发挥遏制腐败的作用。巴拿马的立法机关和总统分别在2001年12月和2002年1月通过了《巴拿马透明法》。根据该法律，新闻记者和公众可以容易地获得政府官员的有关信息，以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然而，许多人认为，《巴拿马透明法》形同虚设，仅仅是当局为了改善巴拿马的国际形象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记者和公众并不能享受该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

官官相护导致处罚力度小，也是怂恿腐败的重要因素。2007年，巴西议会参议长雷南·卡列罗斯被指控接受了一家建筑公司的贿赂。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卡列罗斯提供了大量证据。警方对这些证据的真伪进行调查时，卡列罗斯的支持者宣称，警察的调查违反巴西法律规定的议员拥有的豁免权。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胆量，因为从事腐败活动对他们来说不会带来任何成本。巴西法官协会的有关人员指出，豁免就是使那些腐败官员免受处罚。这是巴西难以遏制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拉美，因为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所以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较高。容忍度越高，从事腐败活动的人就越肆无忌惮。反之，腐败分子会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中有所收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实现拉美公民的民主》（2004年）一书中指出，2002年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在回答“只要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为一定程度的政府腐败付出代价是否值得？”这个问题时，12％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同意”，29.9％表达了“同意”，不同意的人占35.6％，非常不同意的占22.6％。换言之，非常同意和同意的人占将近42％，反对腐败的人仅占58％。

有一篇论述阿根廷腐败问题的文章写道：“在阿根廷，谁都厌恶腐败，但是谁都离不开腐败。当交通警察要对你罚款时，没有一个人不会立即给他一点小钱（coima）。”

这就是拉美的“腐败文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过，如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拉美的特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腐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

□   陈为人

阎锡山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史、军事史乃至哲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辛亥革命中，阎锡山主政的山西是第二个响应孙中山举义的省份。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严峻对峙的夹缝中，阎锡山化左右为难为左右逢源，直至孙、袁都把他认作自己人，官至山西大都督、一等侯同武大将军；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中，阎锡山周旋于蒋介石、冯玉祥等势同水火的军阀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箭双雕一石数鸟，上演了现代版的“捉放曹”；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阎锡山在日、蒋、共“三颗鸡蛋上跳舞”，见风使舵游刃有余；直至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危如累卵，阎锡山在生死抉择关口，仍能瞻前顾后全身而退，留下“五百壮士殉田横”的耐人寻味的历史疑团……

阎锡山的人生经历成为回眸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折射点。

【在孙中山、袁世凯之间首鼠两端】

阎锡山在自己《早年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自白：“出国之前，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所谓五大宪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留日期间，阎锡山不仅广泛结交同盟会革命党人士，还与孙中山有了直接接触。在听完孙中山的一次长篇演讲后，阎锡山反复体味讲话精神，后来他曾多次提到：“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觉的德慧，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时代的前边，领导革命，遂能一呼万应，全国同心，不久实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孙中山对于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高度评价。1912年9月19日上午，太原各界在文瀛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由北京前来山西，在太原逗留了两天三夜。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唯一一次莅临山西。这段史实，成为阎锡山日后的政治资本以及不断向人炫耀的话题：一、孙中山与阎锡山单独合影留念；二、孙中山手书“博爱”条幅赠阎；三、孙中山私下里特别嘱咐阎：“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山西这一块根据地。”

然而阎锡山在辛亥革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可说是“举孙中山的旗，打袁世凯的牌”。

朱建华在《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描述了阎锡山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强对峙中的首鼠两端：

阎锡山深感仅有孙中山这条渠道还是不够的，必须直接打通和袁世凯的关系，才能取得袁的信任，他挖空心思，物色了一个合适人选。此人为董崇仁……从此，阎锡山就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采取依附袁世凯，以保其都督地位的政策。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私下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民政。”阎锡山听到了有人转告的这句话，一颗颤抖的心才安定下来。

阎锡山在孙中山与袁世凯南北两大板块的冲撞中，终于化“左右为难”成“左右逢源”。

王振华在《阎锡山传》一书中（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对阎锡山在袁世凯称帝前后的表演进行了描述：

对袁世凯称帝一事，阎锡山是有看法的，因此开始时动摇不定，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后来劝进风声日盛，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他权衡利弊，反复斟酌，认为不管办什么事，只要有利于巩固他在山西的独尊地位，有利于保护他的既得利益，就得去干，否则就会自掘坟墓……于是乎，积极加入了“劝进”合唱团的行列。

阎锡山因劝进有功，袁世凯登基称帝后，加封他为同武将军，一等侯。

得到袁皇帝的“圣赐”，阎锡山深以为荣，深以为得计。笔者前不久在阎锡山五台原籍看到，阎当年在河边村故居“都督府”的后面，建了一座红楼，共三层，飞檐凌空，青瓦红壁，取名“得一楼”，以纪念被封“一等侯”。这座楼高出都督府，登楼远望，河边村尽收眼底，由五台县进入河边村，老远即可望见“得一楼”。 阎锡山还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牌楼，上面镌刻着“同武将军府”。时过境迁，阎锡山此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经历中抹不掉的劣迹。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委任阎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已到，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于6月3日宣誓就职，“城头变幻大王旗”，把北洋军阀时期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阎锡山说过这样的观点：“政务识见要识势。势，外力也。乘势而行，势为我助，难者亦易；逆势而行，势为我阻，易者亦难。但势力有宜乘其头者，有宜乘其腰者，有宜乘其尾者，乘之不当，效力并减。”阎锡山还说：“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以上诸般言论，也不妨看作袁世凯对自己辛亥革命十数年来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内心独白。

【与蒋介石、冯玉祥周旋一箭双雕】

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政治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大剧。阎锡山在这一政治历史舞台上充当的角色及其表演是耐人寻味的。

《蒋介石与阎锡山：30年的周旋与斗法》一书中，对这一历史场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南方混乱之机，改变拉阎打冯的策略，同时进攻阎冯，并且分化阎、冯内部，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冯玉祥的日子也不大好过……阎锡山正在憋着一肚子闷气，积极利用太原兵工厂大量生产武器弹药，同时，也从日本购买大批武器，整编军队，准备伺机与张作霖再战。因此，这时冯玉祥拉他共同拥蒋复职，正合阎锡山的心意。阎立即复电，称冯此举为“大公无私”……

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冯、阎联合请他出山各有自己的打算，也是各揣心腹事。但是，眼下也只有依靠冯、阎这两支军事强大的势力，才能借以发展和稳固自己的权势。权衡轻重，经过一番考虑，在他接到阎、冯电报之后，便立即从命，遂由日本返回上海，与阎、冯二人沟通联络，准备大干一场。

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1928年2月走到了一起。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再度会面，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三个同床异梦的人走到了一起，一时间海誓山盟，真犹如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了。

一张合影照片里，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大的三个军阀坐到了一条板凳上：三人都正襟危坐，蒋介石居中，冯玉祥在左，阎锡山在右。蒋一身戎装，是他平时笔挺而刻板的样子；冯身躯魁梧，但衣着随意，粗布简装简直像个憨厚朴实的农民；阎与蒋一样，也是一身戎装，但眼光中透出老谋深算、韬光养晦。然而，即便坐同一条凳子之时，三人也是“同凳异梦”，各有各的算盘。此后，当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后，他们马上因为“分赃不均”，同室操戈，兄弟阋墙。

阎扣冯联蒋，冯部求助于蒋灭阎，阎又痛哭流涕向冯道歉并联冯倒蒋……其后中原大战局势的演变尽人皆知。这样一支各怀鬼胎的乌合联军，失败已然是注定的了。其实在开战之初，冯玉祥就说过这样的话：“阎的保存心过重，太不能牺牲，屡次要他出兵，他总是一味推诿，投机取巧。”

在关涉政权的问题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盟友。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逼迫孤身出洋。他在蛰伏大连时写下这样的自我反省的日记： “不为威迫易，不为情迫难。不为利诱易，不为善诱难。错成德之良机，失做事之势利，非迫于威利，乃动于情善。不错良机可以为君子，不失势利可以做豪杰。”

阎锡山判断事物的准绳就是对自己是否有利，他在日记中写道：“说理求对，愿为做事求利，离开做事求利，深求说理对，是凿也无用。”阎锡山还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一对廊柱上，镌刻着阎亲撰的一副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阎锡山的工于心计，是否正应了《红楼梦》中那句诗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日、蒋、共“三颗鸡蛋上跳舞”游刃有余】

 抗战时期，有着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局势。地盘犬牙交错，阵线阴差阳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联合又对抗，今天貌合神离明天分道扬镳。日、蒋、共、阎打着各自的算盘。其中阎锡山的殚精竭虑苦心孤诣更是表演得淋漓尽致。

胡敏、述江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不倒翁”》一文中，对抗战时期的阎锡山作了这样的描述：

形势使阎锡山深陷困境：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红军东征提出的三个口号是：筹款、扩红、赤化——笔者注），冲击着他的封建专制；蒋介石策划河东独立，面临着鸠占鹊巢的危险；日军加紧进犯察蒙绥，直接威胁山西。此时，阎锡山认为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拥蒋反共”……二是“亲日反共”……三是“联共抗日”。 

此后，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成立牺盟会、决死纵队。再后，又与中共翻脸，发生了双方决裂的十二月晋西事变，展现了一条阎锡山与共产党之间起伏跌宕的交往轨迹。而事变后，阎锡山与红军划线为邻相安无事，形成了抗战时期一种独特的战争态势。

赵承绶在《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本活动的情况》一文中，披露了阎锡山“脚踩两只船”与日本人暗中勾搭的情况。赵承绶与王靖国是阎锡山在军界的左膀右臂，他的亲历回忆无疑具有权威性：

1940年11月间，有一天阎锡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作了一次时间较长的谈话，大意是：“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拢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阎锡山一向是讲他所谓的“中的哲学”），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赵承绶的文章中，还详细地描述了阎锡山与日本人之间遮遮掩掩的几次谈判。

阎锡山说：“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他殚精竭虑从保全自己的目的出发，选择了一条“拥蒋联共抗日”的三合一道路。“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阎锡山成为政治场上的变色龙、民国官场上的不倒翁。

【“两害相权”：生死关口的走与留】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历史的进程同样把一个生死关口摆到了阎锡山面前。

阎锡山信奉儒家“中庸之道”，也推崇儒家“忠孝节义”。孟子有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948年底，经过临汾、运城、晋中几大战役，太原已成一座孤城。阎锡山仍准备作“困兽之斗”。他派遣杨爱源、王怀明到北平请求增援。北平一些有故旧关系的山西籍军政人员，劝阎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均遭拒绝。阎锡山表示自己“要做历史上的人物”。阎锡山还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棺材板，表达以身殉城的决心。阎锡山还把继母送出太原，说是怕继母在最艰难的时候出来动摇他，影响他固守的决心。

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之后，举棋不定的傅作义打来电报寻求对策，阎锡山回电说：“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解放军攻克天津，活捉陈长捷后，阎锡山让他在北平的代表转告傅作义：“事到危难宜坚决，遗憾全由俯就成”。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他在第二天拍电报向阎锡山表白自己的苦衷和矛盾心情。阎锡山一方面召集高干和基干开会，要他们“成功成仁”，“不走北平道路”，并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一方面又在回电中建议傅作义牢牢控制军队，如若不能遂意，就设法逃到太原。阎锡山在北平的一些旧部，也纷纷致电阎，希望求得他的同情。阎锡山回电报说：“到你们知道是受骗的时候，你们还要来找我。”

籍贯定襄的阎锡山亲信吴绍之，是绥靖公署的秘书长，他私下和同僚们议论时，并不掩饰自己的和平论点。他说先生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共产党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一些同僚鼓动吴绍之向阎锡山进言，吴绍之摇头叹息，悲观地说：“日本人吃高粱面——没有法子。”　

北平解放不久，蒋介石让贾景德拍来电报，表示太原从大局上看绝难长久支持，建议阎和军政干部们乘飞机撤往西安，军队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但这一建议被阎锡山拒绝，他仍然坚持固守孤城。面对渺茫的前途，山西省新闻处处长杨怀丰对阎锡山说：“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南京对挽救大局，是没有办法的。”一向极为自信的阎锡山说：“南京没办法咱有办法，一线光明在太原。”阎锡山还提出所谓的“以城复省，以省复国”，命令歌剧队大演战国时田单指挥火牛阵以城复国的故事来振作士气。在日益孤立的情况下，阎锡山的一些部下和朋友都劝他离开太原，阎锡山均表示自己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誓死不离太原。他还在办公室里贴了条幅，上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

往前追溯，早在抗战时期，阎锡山就曾发出这样的誓言：“我愿与全体同志在山西做牺牲者，不愿在豫、陕做个流亡者。”当南京失陷，阎锡山坚定地提出了“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在克难坡领导晋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为此赢得了蒋介石颁发的“模范战区”的称号。

然而，这个信誓旦旦要与家乡故土共存亡的阎锡山，却在城破之前全身而去。对此，半个世纪以来有着种种说法。

在此之前，阎锡山曾有两次飞赴南京的先例：1948年12月28日，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述职，4天后回到太原。1949年2月14日，经青岛再赴南京请求援助。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向部属们讲述了被新闻媒体传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大闹总统府”的事情。当时，阎锡山要求代总统李宗仁解决太原守军的武器粮食，否则自己回去也没有用，在总统府自杀就是了。阎锡山的坚持，终于促使李宗仁答应给予太原支援，从湖南、四川空运大米。

张增庆是阎锡山的侍从医官，是随阎锡山逃离危城的少数几人。他在《跟随阎锡山飞离太原以后》一文中，对阎锡山为何没有返回做了这样的解释：

……南京会议后，他（阎锡山）请李宗仁派飞机送他回太原，李宗仁说：“蒋总统虽引退，但他仍是国民党总裁，你既来南京，不到奉化拜望总裁，多有不妥。”于是，我们又随阎飞往奉化，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蒋经国十分客气，口称“阎伯伯”，搀前扶后。在溪口拜会蒋介石后，阎锡山请蒋介石派飞机送他回太原，与太原共存亡。蒋说：“莫急，莫急！先回南京，过两天我还有大事相商。”就这样，我们曾数次往返于南京、奉化之间，每次蒋介石总说还有许多事要商量，阎锡山急如坐针，常私下唉声叹气。我和侍从长张逢吉跟着多年，大胆地劝慰他：“蒋总裁可能料太原难守，为阎长官安危而有意挽留。”阎锡山说：“你们年青人懂什么，没有太原了，这里还能有我阎某的一席之地吗？是死是活，回去才是。”

阎锡山的秘书长李蓼源在《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中，也记述了阎锡山试图从南京返回太原的种种努力：阎锡山飞离太原后，战事一日三变，东山争夺战结束之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能够控制太原的各个机场，飞机从此很少降落，运送物资主要依靠空投。四野炮兵第一师高射炮部队抵达太原后，从四月初开始用高射炮封锁太原上空，也断绝了阎锡山回家的路。太原守军发去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就此断绝了阎锡山的回归之途。

被阎锡山收编留用的日军军官城野宏，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录着：阎锡山曾在四月初飞回太原并在上空盘旋了一个小时，但因为炮火封锁无法着陆而返回南京。当时各航空公司均不愿冒着炮火在太原着陆，阎锡山希望好友博瑞智想办法帮助他回到太原，博瑞智以民航队不愿牺牲一架飞机为辞婉拒。阎锡山提出购买一架飞机，博瑞智又说不愿因降落而牺牲一位飞行员，时年65岁的阎锡山于是又提出以降落伞空降太原……阎锡山后来在回电中说：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

阎锡山信誓旦旦的“杀身成仁”，究竟是在作秀还是确实出于信念？几十年来，人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李维新在《解放前夕各阶层思想动态拾零》一文中，记载了阎锡山这样的细节：

阎锡山把一贯道的扶乩生王某请到家中扶乩。乩语是一首诗：“市中有虎费人猜，虎生两翼天上来。鸿雁不知何处去，晋阳城里笑颜开。”有人传出隐语是贵人自有天相，陈纳德的飞虎队将飞临太原，为困境中的阎锡山解围。（《山西文史资料》第61、62辑合集）

阎锡山一向迷信，从扶乩算命颇能反映出他彼时彼地的矛盾心态。

在阎锡山河边旧居，笔者还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在那段时间，“阎锡山通过在南京的山西老乡，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贾德春和辛亥革命始一起共事的同事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说项活动，推荐阎出任行政院院长，以借机离开太原”。

刘存善在《阎锡山传》一书中，对阎锡山那一时刻的心态情绪，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描绘：“形势越来越紧张，一向老成持重的阎锡山一反常态，见人就发脾气，批公事就骂人。没有什么重要公事，连高级官员也躲着不愿去见他。3月29日中午下班之后……突然接到阎要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2时左右，人员到齐。阎锡山来到会场，满脸笑容，一腔和气，随即让秘书长吴绍之宣读李宗仁的电报……”原来是李宗仁邀他前去“商决党国大事”。

这封电报对于阎锡山来说，可谓正中下怀。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可以作为佐证：阎锡山在飞临南京之前，已先期安排他的老助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到上海清理山西财产，转运台湾。看来，阎未雨绸缪用心之深，对“后事”早已有了考虑。

客观地说，也许阎锡山两害相权取其轻，确也曾悲壮地作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但俗话说：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千古艰难唯一死”，当真正面临生死悬于一线，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一枚硬币抛向天空，落下来时已决定了命运。

【“中的哲学”与“横竖政治”论】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制订战略策略和采取行动的理论根据。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终以“生”（生存、存在）为最高母理，然后用“二”的分析法分析各种矛盾，“执其两端而叩其中”，在“恰好”之时，采取行动，尽量使矛盾的不矛盾，以利于自己的存在。阎锡山在1937年的日记中拟写一副对联：“对在中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履中踏对。”

阎的一生提倡过多种名目的“政治”，而最能反映其政治性格的是“横竖政治”。他的“横竖政治”论就是“把政治放在民间”，即把政治触角伸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头上。阎锡山就是用这一观点，对山西实行了三十八年的统治。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许多著名人士都称阎锡山的“中的哲学”为“骑墙哲学”。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台湾，终年77岁。他生前就挑选了墓地，墓前有个巨大的“中”字，大概也是象征着其人生“中的哲学”：“发于仁，归于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郭沫若与毛泽东《词六首》

□   冯锡刚

1962年4月，郭沫若应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的邀约，为拟于该刊5月号发表的毛泽东《词六首》撰写诠释文字。

事情的起因是：这年年初，《人民文学》编辑部致信毛泽东：“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有无讹误，也不知您是否愿意将其发表，请您指示，并请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毛泽东接信后，直至4月间才明确表示同意发表，并应约为《词六首》写了一则小引（在4月24日复陈白尘的信中有“要我写字，似乎可以”等语）：“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这则小引的墨迹以插页的形式与《词六首》同时发表在该刊5月号上。 

毛泽东在时隔三个月后答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请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好猜度，但编辑部有配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用意则很明确，故郭沫若撰写的万言长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开宗明义：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二十周年。《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和系统化，这不仅为中国的新文艺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并为世界各国革命的文艺家所十分重视。今年各方面正在筹划如何来纪念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二十周年，主席同意在《人民文学》五月号上发表他作于三十多年前的六首词，实在是文艺界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可以预想到：读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会如何狂欢，如何受到鼓舞，在文艺活动中卷起一个宏大的新高潮。

正是怀着这种“受到鼓舞”的心情，郭沫若着手诠释文字的写作。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初记录是4月23日致秘书王戎笙的信：

主席这六首词中，如一首，“军阀重开战”，大概是指蒋桂之战吧？1929年军阀之战颇多。“直下龙岩上杭”，此项如决定，便可决定前者。第三首，“过大关”，是否大庾岭？“下吉安”在何处的山？“八百里驱十四日”是在何时？

第六首，关于黄公略的牺牲有无更详细的记载。六首看来是攻占长沙事。

以上请您帮忙查考一下。革命博物馆或许有资料。

据此可知，陈白尘在邀约郭沫若撰文时附寄的《词六首》原稿，毛泽东并未“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在后来发表的文字中，郭沫若首先考证的是创作时间，这样原排序第六首的《蝶恋花》依次排在第四，题目则以词牌指称。郭文的考证为后来毛泽东编辑诗词集时拟列题目提供了依据。作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这正是郭沫若的专擅。

郭沫若的这篇长文由两大部分组成，即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应景文字和对六首词作的诠释。正是由于词作者未标出各首的题目和创作年月，郭沫若在5月9日收到小样后立即致信毛泽东：

我应《人民文学》的需要，写了一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因为《人民文学》要在十二日出版，今天才送了小样来，没有来得及先送给主席看看，恐怕有不妥当的地方。闻《人民日报》将转载，如主席能抽得出时间披阅一过，加以删正，万幸之至。

时在北戴河的毛泽东收到郭文的小样后，不但仔细审阅了全文，而且饶有兴致地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一段长达六百余字的释文。

在前半部分纪念《讲话》的文字中，郭沫若为印证《讲话》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标举《忆秦娥?娄山关》，对词作是否写“一天的事”作了详尽的诠释，并引《离骚》中的句子，对“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持据释惑。郭沫若对《娄山关》持“不是一天的事”说，并表示：“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毛泽东将这一段长达800字的释文悉数删去，在叙述了遵义会议后至二月间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相关史实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当改写的小样送回北京时，恰值5月12日《人民文学》出版的这一天，而《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在转载《词六首》的同时也转载了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如果说《人民文学》因着按时出版而不及刊用毛修改的文字，那么《解放军文艺》7月号转载郭文时依然如故，就难以“不及”来解释了。事实上郭沫若恰好在该刊转载时加写了一则附言：“这一段，在《人民文学》与《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把原词讲错了。现在加以改正。”（“这一段”指解释第六首《渔家傲》中“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的文字。）是缘于《解放军文艺》转载时的整整两个月间未及看到毛泽东的改文？应该不大可能。郭沫若亲属回忆，改文是很快就送到郭沫若案头的。是刊用改文可能透漏出自毛泽东手笔而有诸多不宜？似乎也不至于。以笔者的理解，就《娄山关》的本事而言，毛泽东的改文自然最富权威。但从艺术赏析的角度看，郭沫若提出究竟是否写“一天之事”，本身就无关宏旨。这里正用得上郭沫若1958年在解释《清平乐?会昌》的一封书信中所说的一段甚为通达的话：

……对于诗词，读者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有解释的自由的。读者在诗词中可以创造新的意境，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各人的解释可以不必相同，甚至可以和作者的原意不一定完全若合符契。

要说是出于这样的心态而置毛的改文于不顾，郭沫若在关于“枯木朽株齐努力”的“这一段”文字上的改是为非，又似乎否定了笔者的推测。郭沫若最初的解释是：

“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看似乎两方面都可以包含。请看，词的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这是把云也拟人化了，俨然在同仇敌忾，怒发冲冠，白云都在努力，木株应该同样在努力。这当然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群众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

陈毅在《人民日报》上读到郭的释文后，以当年参加过白云山之战的经历告诉郭：当时红军在白云山上，敌军在山下，由三路进攻。红军从山头攻下，粉碎了敌人，真犹如飞将军自天而降。直言郭解释错了。于是郭沫若即以《“枯木朽株”解》为题，另作新解，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中“枯木朽株，尽为害矣”，认为“枯木朽株齐努力”是说腐恶的敌人都在拼命。郭沫若没有顾及毛泽东是仔细审阅并有大段改写的，这无疑意味着认同对“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最初解释。1964年初，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了口头解释，明确答复：“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帮我们忙。郭沫若获知这一信息，后来在“文革”中答复一些高校和出版社的询求时，一再按毛泽东的本意作了解释。1967年6月13日致北京大学某《毛主席诗词》注释编写组的信中的答复，最有意味：

“枯木朽株”这个词，最初见于邹阳《在狱中上梁孝王书》，比司马相如《谏猎疏》还早。

“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准此，主席词中的“枯木朽株”不是恶意，可解为“老人病人都振作起来，一起努力”。供参考。

郭沫若在根据陈毅的解释而改是为非撰写《“枯木朽株”解》时，征引司马相如的《谏猎疏》中的“枯木朽株，尽为害矣”；在获知毛泽东的本意后又凭借比《谏猎疏》还早的邹阳《在狱中上梁孝王书》。而恰恰在最初的解释中，既未征引邹阳书，又未凭借司马文，倒是合乎解诗之道的以诗心解诗。

毛泽东审定的《词六首》在1962年5月发表时，只是以岁月先后编次，并未标明具体的写作年月，更未标明题目。这六首词，除了第二首《采桑子》未涉及具体的史实（但依据编次，郭沫若考证了写作的时间），其余几首依据史实，均作了确切的考证。这与一年后毛泽东在编辑自己的第一部诗词集时所标明的题目完全吻合（或许毛之标题借助于郭之考证）。《毛主席诗词》刊本所标写作时间，亦与郭之考证相合。这大概是《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对各首词的具体诠释中，除第六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对“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改是为非的翻覆外，其余各首多少也有可资一谈的插曲。

第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郭沫若对创作时间和史实的考证均无问题，有意味的是与此相关的一封信和1965年撰写的另一篇，对同一首词有诠释的不同表述。4月22日，郭沫若致信陈白尘：“主席词一首中的‘一枕黄梁’梁字应作粱，我想是打字的错误。”1965年春节，《光明日报》发表这首词的墨迹，郭沫若应约撰写《“红旗跃过汀江”》的释文，其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拍案惊奇的文字：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当初实事求是地指出“梁”为“粱”之错字，而今却文过饰非，以“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开脱，甚至称颂为书法的“顶峰”，并据此附会林彪鼓吹的“四个第一”。这种得风气之先的趋时做派，真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第二首《采桑子?重阳》，据传原先上下阕倒置，出于郭沫若的建议，方以“寥廓江天万里霜”作结。此说不确，作者早在1959年10月即已改定。郭沫若的诠释重在上下阕的结句，强调词格出于人格，称赞作者的“伟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含英咀华的修养”，赞叹：“主席的作为诗人的敏感，和他的作为革命家的勇敢，在这首词里正结合得天衣无缝。”1964年春节，《光明日报》发表这首词的墨迹，郭沫若应约撰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释文，与两年前的文字相比较，强化了对于“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诠释，并以古人的名句陪衬，更以宋玉、杜甫、欧阳修的“悲秋”反衬。行文丰赡，但也见出两年来时势的变迁，批判“封资修”已成为时尚。

第三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郭沫若在致陈白尘的同一封信中指出：“又三首中‘此行何去’下应打问号，应该也是打字的错误。”这倒确实是“打字的错误”，毛泽东书于1959年10月的墨迹确系问号。郭沫若在这篇长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这六首词中“有几首我已经早就能够暗诵的”，指的正是包括这首在内的连同《光明日报》连续在1964年和1965年春节发表的那两首。郭沫若在4月23日收到陈白尘信的当天，即在22日复信（尚未寄出）的落款之后加写了几句：“谢谢您廿三日的信。初稿大可作为研究的线索，很有帮助。润色过的地方实在太好了。”所谓“润色”，当指毛泽东的修改。墨迹与发表稿相比较，有两处不同：“雪里行军情更切”改为“雪里行军无翠柏”，“风卷红旗冻不翻”改为“风卷红旗过大关”。郭沫若的长文通篇未涉及“润色”问题，对于这两处改动自然也未予评论。不过这一来倒是避免了日后的尴尬。1963年编辑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又将“雪里行军”句改回，只是将“切”易为“迫”。

第四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国际悲歌歌一曲”句，郭沫若解为“就是《国际歌》。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悲’字？因为那歌词是很悲壮的。”但是英译者有不同的理解，毛泽东的答复简洁而明确：“悲”是悲壮之意。显然是认同郭沫若的解释。出人意料的是，“文革”中，郭沫若在致北师大《毛主席诗词试解》编写组的复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关键是在‘国际悲歌’作何解释。我曾解为‘国际歌’，恐不确。应该是指第三国际的不正确的指挥。”何以又一次改是为非呢？除了不了解毛泽东对英译者的答复外，最大的诱因便是“文革”的时尚，即将一切归之于路线斗争——这样解释所要批判的便是立三路线，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正是源自“第三国际的错误指挥”。

第五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结句“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加了一条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的长注。在征引《淮南子?天文训》、《国语?周语》、《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等几则相关史料后，“毛案：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据此，郭沫若在诠释时作了如此阐发：

鲁迅的《补天》作于1922年11月，我的《女神之再生》作于1920年11月，我们的认识和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还大有距离，故我们当时还不能体会到共工神话中人类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潜在意义，经主席这一点出，就好像在中国神话中高擎起一只火炬。这会在神话传说的研究，古代史的研究中指示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对这种附会和拔高，时任《文艺报》主编的评论家张光年即以《“共工不死”及其他》为题，撰文批评：“郭老在忽视了艺术处理上的其他可能性的同时，又把共工不死联系到神话学、古史学的科学研究领域加以考察，这又可能引起科学研究上的某种误解。”张光年敢于撰文批评文坛大佬，并且这批评又涉及词作者，足见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一贯争强好胜的郭沫若，对张光年指名道姓的批评未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是郭沫若诸多诠释毛泽东诗词文字中最长、涉及篇目最多的一篇，因而也是引出话题最多的一篇。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这是郭沫若所有诠释毛泽东诗词文字中最有意味的一篇。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曾经知名的“洪广思”

□    韩三洲

1970年9月，庐山会议召开后，鉴于陈伯达用马列语录包装他的“天才论”，毛泽东号召全党学马列、读原著，以识别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各地的“写作小组”如梁效、石一歌、洪广思、唐晓文等也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四人帮”也通过自己掌控的“写作班子”炮制出大块理论文章以操纵舆论。所以，当年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小报抄大报，大报听梁效”。

这些极具权威的写作班子，名字听起来很是响亮，细细查考，大都是取其谐音而来。如权威性最高的“梁效”，就是江青控制的清华、北大“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由迟群、谢静宜主持，后来这个写作班子的成员之一、北大教授周一良还写过一本沉痛反思的名作《毕竟是书生》。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为“罗思鼎”，取“螺丝钉”的谐音，由徐景贤、朱永嘉主持；早期上海还有一个“石一歌”，即由十一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余秋雨曾是其中一员。“唐晓文”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子的谐音，意为“党校文”，由康生控制；文化部的写作班子叫“初澜”和“江天”，是于会泳亲自组建的。还有一个“洪广思”，以前只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写作班子，但这谐音是如何来的，一直想不清楚，也曾请教过研究“文革”史的专家，没有结论。

读过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的刘导生的回忆录《从容忆往》后，笔者这才猛然发现“洪广思”此名的来历。书中说，“文革”期间流毒甚广的“洪广思”写作班子，在粉碎“四人帮”后，到他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时间，居然没有人去清查。而这个名字，其实来自北京西山红光寺，因为当年市革委会理论班子就住在这里。但是，当年也是北京市委宣传组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史松，在其新近自费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一书中，则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在香山的洪光寺，因其在西山，枫叶灿灿，所以有时还用“燕枫”这个名字发表文章。书中披露，当今党史界、文史界的很多名人，也都曾在这个宣传组里面。1956年12月，岭南画派擅长画松的大家、“岭南七杰”之一黎雄才先生曾来到香山，绘过一幅 “西山红光寺”的画作，出现在2010年嘉德国际拍卖会上。可上网搜索，找不到“红光寺”，却有“洪光寺”。由此看来，刘导生与黎雄才的记忆都错了，写作组的地点，应为史松所讲的“洪光寺”，而非“红光寺”。明朝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的《长安客话》，曾记西山名胜四刹：香山寺、洪光寺、碧云寺及卧佛寺。

史松回忆，相较前几个著名的写作班子，“洪广思”形成较晚。那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问吴德，北京市人才很多，为什么不像别的省市那样组建理论写作班子？吴德这才开始行动，让北京市委宣传组着手组建，并明确指示：人民大学刚停办，人都分在北京市，其中的人才很多，可以从中物色。宣传组根据指示，决定从“文、史、哲、经、政、法”六个方面选调原人大的教师，如哲学系的罗国杰，中文系的阎焕东、经济系的陈耀庭以及《浅浅的脚印》的传主，都是那时候作为各方面人才选调进去的。写作组当年出的两本书，都是注释演绎最高指示的，一本批孔，名为《孔丘的反动一生》；另一本为《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等到号召“评法批儒”时，宣传组顺应形势，成立了“法家著作注释小组”，又从一些单位借调20多人参与此事，包括新华印刷厂、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这样一来，借调人员已大大超出了在编人员，相继成立了四个小组。

那时“洪广思”的工作流程是：上头出题（有时也出思想），小组讨论定题；定题之后，再找相关材料研读，然后交流体会，拟定大纲，报小组同意，再分头起草；等有了初稿，再经多次讨论修改通过后，由一人统稿，最后报上面批准发表。当时曾传达过这样的指示：写作小组是市委的笔杆子，不是学术团体，不存在文责自负，让你们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切由市委负责。在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对法家人物的介绍、对“法家路线”的吹捧，成为政治需要的时髦写作。当年上面曾布置下来一个任务，让写一篇借法家路线评吕后的文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间接吹捧江青的文章。小组领导大概不愿意如此彰明昭著，就将题目改成“汉初法家路线和文景之治”，写了好几遍，又讨论若干遍，最后才定稿。文章见报后，写作组曾设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轻车熟路地再来一篇评武则天的，题目是“唐初的法家路线与贞观之治”，结果看了很多书，费了很多时间，总是不太理想，迟迟难以“出炉”。正发愁之际，有人说毛主席提倡学习鲁迅，鲁迅对中国历史有很多议论，我们可以搜集起来研究，总题目叫“鲁迅的历史观”如何？把这个建议报上去，很快批准，写作组从北京图书馆拉回一车有关鲁迅以及研究周氏三兄弟的书……

宣传组下面的文学小组是最忙的，因为从来不缺少革命大批判的题目。评《红楼梦》的战斗檄文还没完，马上又投入到评《水浒》的战斗中去了。那时毛泽东的视力已经很差，可读书习惯没变，只好找北大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念书给他听。芦荻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然想了解领袖对某部小说及其中人物的看法。所以在给毛泽东读《水浒传》时，就将毛对她提出问题的回答，整理成毛主席评水浒的材料，第一句话就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有，“《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芦荻将这份材料上报给主管北大的谢静宜，谢又转交给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姚文元。姚看到后如获至宝，立即给毛写报告称：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十分重要，不仅对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对贫下中农；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不仅对本世纪，而且对下世纪，都有伟大意义。姚文元还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学习。毛批示同意，姚文元手中有了“令箭”，立即将此件印发全党，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运动。当然，姚的这些行为是有针对性的。

1975年是中国政坛起伏跌宕的一年，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开始全面整顿工作，并力求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于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主的国务院研究室便受命开办《思想战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明显与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分庭抗礼，大唱反调。《思想战线》的创刊号准备发表三篇重要文章，第一篇定名为“论三项指示为纲”，由邓力群撰写；第二篇“论安定团结”，由“洪广思”撰写；第三篇“论民主集中制”，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来写。获悉消息后，已对大批判感到厌倦的写作组上上下下无不欢欣鼓舞，除了主笔的政治小组，其他几个小组也都来参加意见，《论安定团结》成为“洪广思”群策群力的一篇文章。文章写成后，上交市委宣传组，审查了很多天，但到了主管宣传的市委领导那里，又给压下了。历经磨炼的官员们政治经验毕竟不凡，他们深知写这篇文章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较量，文章一经发表就是一枚重磅炸弹，是否发、什么时候发，要看国内政治气候和战场形势而定。果然，他们的历史经验起了作用，文章还没发出，政治气候陡起变化，另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国务院研究室”全军覆没，《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邓力群的文章初稿被查获，受到重点批判。这时，市委宣传组负责此次写作的副组长急忙跑来，连连惊呼“好险！好险”，说幸亏市委领导有水平，压了好几天没有发，要不然，就不得了啊！这位副组长一再叮嘱写作组成员：我们和他们（指国务院研究室）毫无关系！是他们来约稿，我们早拒绝了，我们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安定团结”的文章，切记！切记！对外，一个字也不许提及此事。表面上，大家都极为严肃地唯唯称是，暗地里又觉得颇具喜剧色彩。

1976年初，写作小组从西山洪光寺搬到城里市委机关。此时，正值周恩来总理去世，“四五”运动爆发，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及其造成的天怒人怨。等到“四人帮”末日到来，“洪广思”的历史任务也就随之终结了。写作组曾经的成员们，也就一个个自寻门路、各奔东西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

□    彭劲秀

在中共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且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多，纪登奎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政坛上红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毛泽东离开许昌到了武汉，他要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派人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郭小川马上到许昌调查，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这样一来，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结束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这一切，都起源于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了纪登奎的外号。这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9人发言。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老朋友”的称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缘何获得赏识？】

回到列车上的召见。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之所以获得毛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幸运地到了专列。但是，光有机遇显然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召见纪登奎和路宪文，但两人的表现和结果迥然不同——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路宪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搞群众运动。早在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大会，总结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会议期间，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起了黄敬的重视。他当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要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扎根串连、申冤诉苦，讲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等，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与会听众称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人到鄄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倍加重视，经常通知这位年仅20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有关重要会议。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虚报浮夸盛行，造成严重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中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害怕把农村搞乱，但又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不得不贯彻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迟迟不散会的办法，以延缓反右倾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

“大跃进”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往往能准确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问。如1967年9月22日的专列召见。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也是受欢迎的吧。

【与张爱萍当面冲突】

纪登奎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挨批斗，但很快就被结合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后，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红人”。 位高权重的纪登奎跟着“文革”犯错误、说错话、做错事、伤害人，可以说是必然的。

据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他兴奋地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

其实，张爱萍判断错了。毛并没有回心转意，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重新工作后狠抓整顿的张爱萍必然在劫难逃。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对张爱萍的问题，总政当然“酌处”不了。于是，由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大员召见张爱萍。规格如此之高，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也只能“奉陪末座”。

从张胜抄录的会议记录看，张爱萍的态度仍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当面发生了冲突。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 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张胜在书中写道：“张爱萍解释他当时的激愤心态：‘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在这样高的位置。’”

纪登奎的儿子曾写文章为父亲叫屈。其实，“文革”结束了，纪登奎不下来，还能站得住吗？

张爱萍比纪登奎大13岁，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纪登奎对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领导人上纲上线，后来又要张爱萍在批判大会上检讨，显然是错误的、不明智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老干部的严厉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非常正常的。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历经沧桑、劫后余生的老干部都对纪登奎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说：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纪还说“大学4年没有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不客气地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反陈老总的逆流，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程子华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谭震林、陈漫远、姚依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对纪登奎提出批评的老干部中，万里、段君毅都曾在冀鲁豫边区时期担任过地委书记，是纪登奎的老领导，对他都有过支持和帮助。在三中全会上，他们对纪登奎不仅当面提出批评，而且措辞颇为严厉，说明在“文革”中，位高权重的纪登奎没能正确对待受难中的老领导、老干部，他们对纪登奎是很有意见的。

【与“四人帮”之间：追随和矛盾】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帮”不可一世。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与“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正因如此，许世友甚至说纪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据《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纪登奎对“四人帮”确实有所追随。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纪登奎，但对他仍是信任的。纪登奎对主席的指示也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如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邓”时，纪登奎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纪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风等方面与“四人帮”确实有不同之处，后来“四人帮”也把纪登奎视为异己，有时不仅排斥他，甚至诬陷他。所以，有人说“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纪登奎与“四人帮”产生了一些矛盾。

1974年，紧随“四人帮”的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讲了“批林批孔”，还强调批“走后门”问题，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同时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矛盾很深。

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关心政治，觉得迟、谢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谢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静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中央8号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父亲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与迟、谢二人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侥幸没有挨批，但“四人帮”与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甚至对纪登奎横加诬陷。

吴德1993年在回忆中说：“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江青公然诬陷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帽子”的性质和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反映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怨恨。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与江青的矛盾自然进一步加剧。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由于纪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又兼任一段时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所以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常有接触。纪登奎曾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

尽管犯了某些“文革”错误，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感情，但纪登奎有时也冒着风险为老干部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向毛泽东坦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次“唱反调”】

1980年春，纪登奎已受到批评，做了检讨，并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就在纪赋闲在家、门可罗雀时，已获平反的李雪峰登门拜望。李雪峰见到纪登奎，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哟，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纪登奎如何“胆大”？唱了什么“反调”？

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披露，“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1966年5月，“文革”正式开始了， 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度成为政治明星。“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是不久，李雪峰卷进“路线错误”之中。当时，毛泽东对他还是眷顾的，所以李雪峰虽离开了北京，但几经折腾，仍被“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九届一中全会上，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李雪峰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所谓“华北组简报”事件。当时，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但两天半之后，“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严重问题。而且“上纲上线”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反革命简报”。于是，李雪峰又一次陷身政治斗争的漩涡。

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三大措施”，展开检举、揭发、批判、追查“华北会议”的问题，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

庐山会议后纪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九一三”事件后，纪登奎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李雪峰的问题自然归他管。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纪登奎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毛泽东听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纪登奎曾给儿子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

也有资料说，十大前夕，毛泽东提出把李雪峰当作林彪的同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恩来去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建议纪登奎去。纪登奎反映后，毛泽东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坚持将李雪峰开除出党。

纪登奎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后来听说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当一个人在蒙冤负屈的困境中，人们纷纷远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时刻，有人敢于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李雪峰的登门造访，无疑使冷落在家的纪登奎感到欣慰。对当初李雪峰获罪的“华北组简报”，纪登奎说：“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然而，纪登奎这番实事求是的话只是他后来回首往事时的“自言自语”。如果当时他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如此直抒己见，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纪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国后20多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其进退沉浮的传奇经历，让人至今思来仍感慨不已。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冰心，被忽略的女性智慧

□    张耀杰

冰心与宋美龄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的校友。由于这层关系，冰心、吴文藻夫妇抗战期间一度受到国民政府的提拔重用。1948年前后，旅居日本的冰心投桃报李，把“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之类的赞美之辞，奉献给了当年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而时移世易，1991年，冰心又把“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的赞美辞，奉献给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以说，这两句话是完整理解世纪老人冰心的一条线索。她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方式和女性智慧，被忽略了太久。

1940：冰心、吴文藻应邀赴渝参加抗战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当时还叫闽侯县的福州市。她的祖父谢銮恩是位私塾先生，与著名教育家严复和著名文学家林纾是同乡好友。她的父亲谢葆璋17岁时，随严复到位于天津紫竹林的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5年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出生时，谢葆璋已经是“海圻”号巡洋舰的副舰长。

1923年，冰心得到燕京大学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奖学金，同年8月17日，她与来自清华学堂和燕京大学的余上沅、吴文藻、许地山、梁实秋、顾一樵等100多人，由上海赴美留学。这时的冰心已经相继出版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离开北京之前的1923年7月24日，她还协助《晨报副镌》开辟“儿童世界”栏目，并于7月25日发表《寄小读者?通讯一》。“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越写越不像”的《寄小读者》于1926年结集出版，以其清浅可人的温情爱心和童心童趣，为冰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和深远的影响力。1926年夏天，硕士毕业的冰心回到刚刚迁址于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任教，同时以校友代表身份进入该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在冰心回国之前，继续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特地赶到波士顿交给她一封写给未来岳父母的求婚长信，其中郑重表示，“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

1928年冬天，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初，他接受燕大和清华两校的聘任，回到已经改名北平的北京。燕大校方为了表示重视，把正在兴建的燕南园60号二层洋楼，指定给冰心、吴文藻居住。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冰心与吴文藻组建的是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用冰心晚年写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的话说：“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抗战爆发后，冰心一家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冰心随后又带着子女迁居郊外的呈贡县，一度担任过师范学校的义务教师。吴文藻一个人留在城里，利用英庚款为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用冰心当年写给梁实秋的私人书信中的话说：“你问我除生病之外，所作何事。像我这样不事生产，当然使知友不满之意溢于言外，其实我到呈贡之后，只病过一次，日常生活都在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中度过。”

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由此得到明显的提升和改善。据冰心1947年4月发表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第31卷第4号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介绍，“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

在这篇文章中，冰心翔实记录了自己与宋美龄的三次会见，地点都是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设在重庆郊外的黄山（又称汪山）官邸。

 三上黄山官邸，与蒋、宋见面

从重庆至黄山，先得坐小汽艇过长江，之后坐轿子登山，由宋美龄秘书钱用和全程陪同。“我独自坐在客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贵重的字画，另外还有一套蛮漂亮的家具，但房间里除了有一个花瓶以外，只在窗边挂着一张张自忠将军的照片。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墙用英语打电话的十分清晰的声音。根据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等词，可以大致地判断对方是美国人。放电话的咔嚓声一响，蒋夫人就倏然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俩握手后对面而坐。我不知是惊还是喜”。这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谈到美国母校时，两人情不自禁地说起英语，“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宋美龄给冰心留下了美好印象：“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她们一起吃了午饭，宋美龄亲自烧咖啡，请冰心吃她自己做的点心。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宋美龄正式邀请冰心到重庆工作，她认为冰心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导青年，“不能再闲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城市里了”。冰心答应将认真考虑宋美龄的正式邀请。

三天后，宋美龄派人询问答案。冰心二上黄山官邸，当面向宋美龄讲述自己到重庆工作的实际困难：孩子小、搬家难、身体不太好、办公室坐不长、丈夫正在云南进行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所以她只好决定“和原先一样住在云南，然后做点事……”

宋美龄当场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交通问题，重庆也需要吴文藻这样做研究的教授，至于工作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以后再商量，“归根结底还是希望你们两位能来”。这次上黄山，冰心得以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品茶，蒋介石“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

第三次上黄山时冰心与吴文藻同行，并且与“蒋委员长夫妇”共进午餐。回到昆明后，冰心、吴文藻稍作安排，便开始抗战期间的第三次搬家。1940年11月，夫妇二人与三个孩子还有保姆富奶奶直飞重庆，行李与家具中包括冰心睡惯的一张席梦思大床垫，由一辆大卡车拉走。一家人到达重庆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蒲薛凤，以清华留美同学的身份到机场迎接。冰心一家临时居住在顾毓琇的“嘉庐”，吴文藻随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冰心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的文化事业组组长。

晚年冰心在自称是“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的投笔之作《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却刻意遮蔽了夫妇二人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学传奇。用她自己的话说：“‘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1940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

在冰心的经营下，当年的潜庐成了重庆政学两界的重要聚会场所。住在歌乐山的冯玉祥、老舍、臧克家，以及其他政学两界的当红人士郭沫若、巴金、茅盾、史良、刘清扬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1943年8月的一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听说冰心患病后邀约老舍等人登门看望，当场赋诗赞美了冰心战乱岁月的爱国情怀：

怪道新词少，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赞美宋美龄的三篇佚文

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吴文藻的学术参与度和学术影响力由中国国内拓展到国际社会。1944年底他到美国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约请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同年11月，吴文藻回国把冰心和小女儿吴青接到东京。

1947年4月17日，冰心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发表《我所见到的蒋夫人》的同时，还在写给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女作家赵清阁的书信中，专门表示了对于国民参政会的热心参与：“参政会还没有通知，我也不知道是否五月开，他们应当早通知我，好作准备。这边呆得相当腻，朋友太少了，风景也没有什么……”

同年5月19日，冰心从日本东京回国，给宋美龄带回日本《妇人公论》编辑部的约稿信函，其中写道：“……今天由于日中妇女合作的心愿，必须确立真正的和平，请您再一次把玉稿赠予日本妇女。”冰心回国后要求会面，宋美龄很快予以接见。同年7月，冰心在南京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期间，收到宋美龄写给日本《妇人公论》的亲笔信。冰心将此信带到日本，1947年9月号《妇人公论》采用《赠日本女性》的大标题，刊登了宋美龄的中文原信、日文译文和大幅照片，并且在加写编者按的同时配套刊登了冰心的介绍文章《最近的宋美龄女士》，其中写道：“那封信不仅她读了，二十七位女参政员也看了。宋女士一边读信一边说：‘对知识性要求较高的日本《妇人公论》杂志要我写篇文章，我也想写，但实在是太忙了，恐怕写一封短信也要竭尽全力了。’这天会上讨论的大半是关于日本妇女的话题，我们谈论道：日本妇女要对中国有深刻的认识，充分的了解，就必须相互沟通，加强合作，东亚和平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大一部分落在两国妇女的身上。”

1948年1月，日本《淑女》杂志在第1卷第1号即创刊号上，隆重刊登冰心的谈话录《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并在编者按中专门介绍说：“我们从来日的谢冰心女士那儿得知了举世闻名的宋美龄女士的近况。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

冰心在这篇谈话录中，以生动活泼的口吻高调赞美了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

在冰心眼里，宋美龄是个大忙人，尽管她把自己与蒋介石的政治活动捆绑在一起，但她还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另外一些事情，譬如对中国空军的鼎力扶持，对美国代表及军事高参的关系协调，对战争孤儿的慈善抚养，组织妇女团体对伤残士兵的酬劳慰问等。宋美龄以其女性的温柔委婉与外交才能书写着一页页历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繁忙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审美品味，她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失其高尚优雅，她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活泼温和，她的言谈举止总是得体大方，她的衣着从不华丽，一年四季的色彩却又搭配得恰到好处。除了骑马之外，她一般情况都穿中国服装。“女士对色彩的协调搭配无与伦比。曾经在访美期间，女士登上了让美国女性惊欢的有名的《Vogue》杂志的封面……并不仅限哪种颜色，宋女士能根据季节、天气等不同情况，自由、大胆地搭配各种颜色，尽显其美”。

有一次，美国女记者访问宋美龄时表示：“您是我最崇拜的女英雄。”宋美龄却微微一笑：“我不是故事里所出现的那种女英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冰心在叙述这些生活细节的同时，画龙点睛地贡献了她自己的赞美之辞：“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且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

据冰心研究专家、福州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在《尘封的美文》中介绍，晚年冰心一直隐瞒与宋美龄及蒋介石之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冰心去世后的1999年冬天，他听说天津一位废品收购者手上有冰心资料，便和冰心女婿陈恕教授专程探访。在冰心“文革”时期写下的交代材料所开列的作品目录中，意外发现了冰心发表于日本《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的《最近的宋美龄女士》的线索，从而揭开了在日本寻找冰心赞美宋美龄的三篇佚文的序幕。

“遮蔽着说”与“打死也不说”

种种迹象表明，能做到左右逢源的冰心，是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聪明人。她在与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等人建立了秘密联系。对于前者，晚年冰心基于她的处世方式和女性智慧，采取的是遮蔽隐瞒的态度；对于后者，她所采取的却是引以为傲的另一种态度。

关于自己抗战时期的政治身份，冰心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半真半假、避重就轻地一笔带过：“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写作于1991年的《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一文的高调回忆：“1941年春天，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

按照冰心的晚年回忆，她和吴文藻居留日本期间，一边为国民党政府提供公务服务；一边与周恩来及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1950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在此之前，不愿意到美国留学的长子吴平，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国内。

1951年秋天，吴文藻、冰心一家回到北京。1952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了夫妇二人。关于此事，与晚年冰心来往密切的老舍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老诗人邵燕祥也在《冰心诤言   一片冰心》（《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说：“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老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争中，吴文藻先生被划为‘右派’，周恩来无力保护，却还对他们夫妇亲切劝慰。”

1958年4月，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的吴文藻，继冰心的三弟谢为楫、长子吴平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冰心在参加全国人大福建团会议时，也遭到集体围攻。危难之中，周恩来夫妇派小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年12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

1991年是胡适诞辰100周年，冰心在这一年的《新文学史料》第4期发表《回忆中的胡适先生》一文表示纪念，文中却说：“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然而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的中册和下册里，各有一封冰心写给胡适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冰心家人与胡适家人之间多有交往。另据胡适1933年12月30日的日记记载，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学会当天举行年终聚会，吴世昌雇出租车迎接胡适、周作人一同前往。“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病去世，享年84岁。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这位曾担任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多项职务的世纪老人，被冠以“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身份荣誉，极其罕见地享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葬礼哀荣。无疑，她带走的，除了几代读者的思念，还有诸如“打死也不说”的许多秘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茂堂：潜伏“中统”十五年

□    陆  昇

2007年，中央电视台8套黄金时间热播的40集谍战大剧《特殊使命》好评如潮。该剧讲述了一个“无间道”式的中共特工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单枪匹马在敌人情报系统内部奋战十多年的谍战故事。

故事发生在西安，主人公巩向光的生活原型，就是原国内贸易部（现商务部）首任副部长，曾任国民党中统局驻西北局专员、中统陕西省室主任的李茂堂。    

【中共党员变身中统特务】

李茂堂又名李自靖，化名杜清。1906年生，陕西渭南人，1921年进西安电报局开办的电信人员传习所学习电报技术，之后被派往北平、杭州、开封工作。李茂堂1926年在西安补习时，由罗承运、林达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去武汉，任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革命失败后，李茂堂回到陕西搞工运，历任中共陕西省电报局支部书记、西安市东区书记，曾两次被国民党反革命派通缉。 

1935年9月，在李茂堂赶去郑州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路上，全部与会者因叛徒告密被抓。整个陕西省委委员就剩下他侥幸躲过了大搜捕。他跑回家，呆了两天，换了一身破衣服，什么话都没说，又走了。敌人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自投罗网，别人一概无罪释放。李茂堂天真地想用自己换取其他被捕同事的自由，主动送上门去。结果，答应放的人一个没放，本来自由的人反倒不自由了。李茂堂被押送南京反省院。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派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叛徒杜衡以高官厚禄对李进行利诱劝降。李茂堂顺水推舟“上了贼船”，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

李茂堂被敌人逼着去揭发自己的同志。无奈，他只能有保留地去做些事情应付敌人。他想到了王世英曾跟他说过王超北失去了组织关系，就想用王超北去搪塞敌人，于是带着特务去上海抓王超北。据王超北说，他的被捕与李茂堂的自首有关。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而李茂堂却“陷入敌人营垒，和我分道扬镳，彼此失去了联系”。

情况报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当时代管临时中央局、中央特科的王世英执著坚信：“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叛变。”王世英让人给李茂堂捎话，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

【冒死跳伞“营救”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国民党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主和，何应钦等人主战，内战一触即发。

中统特务系统也提出众多营救蒋介石的方案，其中以李茂堂提出的“空降营救”方案最为抢眼，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甚得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赏识。李茂堂的长孙李炜京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就是要救蒋介石。到底怎么救？谁去救？老是定不下来。出主意的人很多。一个比一个足智多谋。就是没有一个干实事的。我爷爷就主动请缨，铤而走险。他说他熟悉西安，熟悉周围地形，朋友也多，父老乡亲也多，一个人坐上飞机就飞过去了。”李茂堂天生胆大，说干就干，在一个天低云暗的夜晚，真的独自登机飞去西安，在郊外跳伞下来。当时西安城内兵荒马乱，昼夜戒严，他只好藏身在一个姓武的亲戚家中。李炜京说：“亲戚不让我爷爷出门。说你不能出去，人家知道有人跳伞过来了，到处找呢，可是他还是出去了。他说不出去怎么救人？他简单化装一下就进城去了。”在西安城门口，李茂堂被如临大敌的东北军看出破绽，当场五花大绑。

东北军发现李茂堂是中统派来的特工，再三逼他如实交代南京方面的动向，李茂堂无论对方如何大刑伺候，就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李茂堂的顽固激怒了张学良，下令把他拖出去毙了。幸好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茂堂才侥幸免死。

李茂堂英雄般地返回南京，不仅徐恩曾称赞他“对党国忠诚可嘉”，另眼相待，就是蒋介石也礼迎他的归来。李茂堂就此脱颖而出，得到重用，成为中统新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茂堂在无意之中抓到刺杀韩国独立党主席金九的日本凶手。此人心狠手辣，身怀绝技，任务就是刺探军情，伺机刺杀蒋介石及其左右。李茂堂再立新功，蒋介石对他恩宠有加，连升两级，提拔为中统特训班总教官，后任中统陕西调查室副主任，成为中统特务在陕西的重要人物。

【密送“中统电报密码”】　　　　　　　　　　

1941年，李茂堂由兰州回到西安，他委托表兄、地下党员武少文给王超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可以把国民党中统局陕调室的反共阴谋资料偷出来交给共产党，要求见王超北一面。王超北即把原信交给当时直接领导其工作的中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伍云甫思考后让王超北去见一下李茂堂。王超北立即说：“李茂堂我不见！李茂堂在1935年自首后向敌人出卖过我，并带着特务去上海搜捕我，是我的死对头，我是发过誓不见李茂堂的。”伍云甫听后批评他要顾全大局。胡宗南现正准备破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而我们正苦于无法了解敌人的阴谋诡计。

后来，中央决定由王超北和李茂堂联系。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

据王超北晚年回忆：李茂堂利用他任特务头子的公开身份，向党提供了敌人的许多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例如，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是极其机密的。出席者一律用化名，本人如不能出席，不得派代表参加。然而，1945年5月1日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有谷正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祝绍周（陕西省主席），王友直（西安市长），杨尔瑛（陕西省三青团头子），李犹龙、李茂堂、陈建中（均为中统特务头子）等参加的第一次会议的全部记录，都被李茂堂搞来了。后来每次会议的记录，李茂堂都按期送交西情处（中共西安情报处——作者注）。同时，他在掩护地下党组织、保护西情处工作人员安全、破坏敌特组织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出敌人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王超北《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出版社1997年版）

【利用国民党派系之争接掌一方大权】　

国民党特务系统有“中统”和“军统”等派系。在中统和军统内部，又分为不同系统。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属于这一派的有省党部委员杨大乾、米志忠等。另一派是CC系，后台是陈立夫、陈果夫，直接联系的是二陈的表弟徐恩曾。朱系力图打击、排挤、收买CC系的人。CC系十分不满。李茂堂向王超北反映这一情况后，王、李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进一步挑起敌人的派系矛盾，以便坐山观虎斗，瓦解打击敌人，以此提高李茂堂在中统内部的地位，搞掉王季高并取而代之。

1943年春末（一说1942年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李茂堂带头发难，质问王季高为什么扣押他们向上级的报告。王季高回答不出来，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系人马一拥而入，把王季高和组训处长翟绍武打得鼻青脸肿……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蒋介石处，指名要惩办祸首李茂堂。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专机押送重庆，打入大牢候审。陈立夫、陈果夫不甘示弱，也向蒋介石告状，说王季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横行霸道，才激起下属群起反对。一时两大派斗法，鹬蚌相争。这场官司打下来，由于蒋介石与陈氏兄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朱家骅输了，陈果夫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系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

 1944年夏，谷正鼎到陕西不久，在西安办了一个集中营，关押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谷正鼎设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越狱，再由监管当局借口越狱暴动，用机枪扫射。在敌特联系会议上，李茂堂得悉这一阴谋后，西情处立即通知狱中地下党提高警惕。 果然，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并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大喊：“打死这只狐狸精！”一顿拳脚，这只癞皮狗就呜呼哀哉了。谷正鼎机关算尽，却吃了一个哑巴亏。他做梦也想不到令自己阴沟里翻船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毛泽东：

 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

1945年春，抗日形势好转，中共中央要王超北去延安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李茂堂也想去延安，解决他的党籍问题。

经再三考虑研究，认为秘密去不可能，只能明去。他们想出一条妙计，由李茂堂直接找“西北王”胡宗南，以到延安打探中共召开七大后的动向为由，提出到延安搞到中共高层的情报。但胡宗南认为危险性太大，李表示为了党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不料奸诈的胡宗南马上变脸，大拍桌子，令人把李茂堂带下去枪毙。当李从容走出门外时，胡宗南又把他叫回来，问他在枪决前有什么话要说。李脸不变色心不跳，说：“我李茂堂在胡长官领导下，为党国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要杀就杀，问心无愧，还说什么！”胡宗南说：“我担心你到延安之后，中共如对你有怀疑，突然把你抓起来，要杀你，你吃不消；同你开个玩笑，你不必介意。”李茂堂因此获得胡的信任。应胡之请，他说出自己的锦囊妙计：“我准备化名张怀中，以中央交通部邮电视察员的身份去延安，视察邮电工作。直接去找李秉昆（堂兄）。随行人员不多带，由我的堂兄李茂荣陪同。他想去边区做点生意。这样可以减少中共的怀疑。同时，让第一战区长官部给延安联防司令贺龙发一公函，叫他加以照顾。”

胡宗南听罢，连说妙计。延安也同意李茂堂等的计策。8月，李茂堂穿着笔挺西装，以中央视察员身份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而王超北则打扮成富商大贾的样子，以商人身份跟随。

李茂堂、王超北抵达延安后，中央社会部（统管情报与保卫工作）副部长李克农及罗青长、师哲等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李克农紧紧握住李茂堂的双手，欢迎他归队回家。李茂堂则百感交集、恍如隔世。“旧路青山在，游子白首归”。

王超北与李茂堂向中央汇报了西安情报处几年来的工作。在会上，李茂堂郑重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入党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李克农：“李茂堂的党籍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解决？”李克农说：“有人说不行啊，都断了那么长时间。”毛泽东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入党要有介绍人，你们谁愿意介绍李茂堂入党呢？”李克农说：“罗青长和汪东兴可以介绍李茂堂入党。”当时罗青长是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而李茂堂则是国民党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于是，毛泽东哈哈大笑：“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为了迷惑国民党，中央把中共七大的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及中央对时局的政治态度等文件，交李茂堂带回，作为在延安搜集到的共产党“情报”。李茂堂离开那天，延安新华社还发表了一条消息：国民党邮电视察员“张怀中”到延安后擅自行动，并发表攻击边区政府的言论，很不友好，本社授权声明，“张怀中”是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延安之行，满载而归。西安CC特务大小头目，以至胡宗南、祝绍周等都赞扬李茂堂的冒险之举。在国民党陕西省代表大会上，李茂堂成了大红人。CC的大小头目都把他视为不避艰险、敢入虎穴的英雄。

1945年秋末的一个晚上，胡宗南在小雁塔第一战区长官办公室主持召开“党政军警宪团特”联席汇报会议。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刘庆曾汇报说：他获得关于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匪首胖子所在地点的确切情报，决定在今晚12时动手。他已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此时，离12时还差2个小时。参加会议的李茂堂知道要抓的胖子就是王超北。他故作镇静，在会上提出一连串的突袭行动的建议，希望尽快结束会议。但中统西北局局长陈建中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胡宗南也毫无倦意。李茂堂急中生智，佯装毒瘾发作，突然弄摔茶杯和热水瓶，满嘴喷吐白沫，一头栽倒地下，吓了大家一跳。胡宗南见状，赶忙吩咐左右送他去医院。一到医院，李就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张蕴玉：“刚才听说狄仁权今晚得急病，要马上送医院动手术，你立即去照料一下，要快！”夫人一听，知道狄仁权是西情处的代号，王超北遇到了危险。她立即通过奇园茶社的老板梅永和转告王超北，及时作了转移，脱离险境。当刘庆曾十万火急地带着一群特务赶到预定地点时，早已人去楼空……

【设计巧取潜伏特务名单】

1947年10月，中统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于新局长叶秀峰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洗老长官徐恩曾的势力和培养自己的班底上，陕西方面也就大换血，以向离替代李茂堂。

1949年初，中共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荔北战役和宜川战役，胡宗南部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西安解放指日可待。此时潜伏在国民党“党通局”内部的李茂堂，已经获取国民党即将派遣大批特务，潜伏并实施炸毁西安的“焦土政策”。为彻底摧毁这一惊天阴谋，李茂堂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了一条连环计。他釜底抽薪，派人将潜伏名单中的一名特务刺杀于西安火车站。听说自己的亲信被杀，向离马上驱车赶到现场，追查打黑枪的杀手。但即使这样，也于事无补，因为他千挑万选定的那一份潜谍名单已报到南京。向离最怕惊动顶头上司叶秀峰。他快刀斩乱麻，一边严密封锁消息，对外一律说死者得了急病，一边重新起用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要他顶这个空缺。向离欺上瞒下，自以为得意，却深深陷入李茂堂给他设下的圈套。

谢维杰是李茂堂的亲密战友。他是西情处的骨干成员，而他的公开身份是中统资深特务。向离重新起用谢维杰，给西情处猎取那份潜谍名单及其背景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这还远远不够。李茂堂想要一石二鸟，除了逼迫向离以谢维杰补缺，还要进一步斩草除根。李茂堂抓住了一个可以置向离于死地的机会，他得知“党通局”陕西省通讯组二科科长王克平与向离面和心不和，让王克平带上重礼去南京见叶秀峰，状告向离瞒天过海。叶秀峰拍案怒起，当即撤了向离的职，由王克平取而代之。

这一来，李茂堂就又策反王克平。王克平迷途知返，临阵倒戈，把全体潜伏特务名单交给了谢维杰。

李茂堂还策反军统起义。据王超北说：“突击军统特务起义的工作，李茂堂作了一番艰苦的努力。到1949年5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军统陕西站组长任鸿猷将他所能拿到手的人事档案资料全部交给西情处，把他所知道的军统特务潜伏情况全部抖出。西情处已基本掌握了陕西省军统特务的分布及活动。西安解放后，李茂堂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6000多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的名单，为整个西北地区扫除了巨大的隐患。　

【兵不血刃解放西安】

李茂堂几乎把国民党的营垒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胡宗南却还蒙在鼓里，把他当做最可信赖的知己。

国民党快撤退时，胡宗南打算撤往终南山，李茂堂劝胡不要往终南山撤，意思是胡的名字和终南山谐音，不利，到那儿就死亡。胡宗南听了他的劝告，向陕南和四川退。其实，李茂堂不希望胡宗南撤到终南山，是因为离西安太近，只有几十里路，威胁太大了。

为了给解放军做内应，李茂堂向胡宗南主动请缨，由他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北绥靖公署暂留西安，统一指挥有关各方有序疏散，并监督实施摧毁西安的“玉石俱焚”计划，最后再去宝鸡与胡会合。胡宗南特意留下大批人员、物资、钱财和飞机由他调度指挥。

1949年5月中旬，当胡宗南得悉解放军已占领渭河北岸，正向西安推进，便挟持陕西省主席等人登机飞汉中。但是胡并没有听到西安剧烈的爆炸声，在西安地下党的配合下，李茂堂和西情处彻底粉碎了胡的阴谋，他们挖出了胡宗南部逃跑前埋下的炸药，使文化古城西安免遭破坏。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了一个完好如初的西安。胡宗南听到的是欢庆解放的锣鼓和鞭炮，为此他在台湾遭到国民党的审判。

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任国内贸易部第一任副部长，后因对他的政治问题有怀疑，以“他在敌人营垒染上了吸毒等旧习未改”为名，1950年12月遭到逮捕。1953年患病出狱治疗，5月在北京病逝，终年46岁。李茂堂潜伏在敌人心脏，英雄虎胆，屡建奇功，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位红色特工的传奇人生差点被尘封湮灭。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历史功绩的人——1982年3月，经中央有关部门复查，李茂堂得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之上。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

□   袁南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从古至今，许多战争都缘于对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许多重大外交活动都围绕地缘政治利益而开展。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无疑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维护和扩大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中国千年外交主要是周边地缘外交

中国千年外交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内展开的。东南方向浩瀚的太平洋、西南和西面的青藏高原、中亚荒原和北方的蒙古高原成为了古代中国人不可逾越的障碍。地理环境与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周边国家和政权。中国千年外交史基本上是一部周边地缘外交史。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中间地带”，多极世界中的亚太区域中心。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历来为各国战略家所重视。

地缘政治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老子、孙子等人的论著中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甚至早在夏商时代的“五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地缘政治体系。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家都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与西方动辄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不同，中国古代集中考察与中国紧密相关的政权的地缘关系，很少关注遥远的“战略要点”。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周边地缘外交主要是塞防外交。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东临大海，少有外患；西部高山峻岭，交通困难；南部崇山险恶，成为天然屏障；只有与北方草原之间的天然屏障作用较弱，因此，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常常成为中原王朝的重大忧患。数千年来，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三大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上东征西杀，横冲直撞，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原王朝与这三大游牧民族建立的草原王朝都发生过对抗。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唐军被阿拉伯大军打得大败。匈奴人和蒙古人则多次南下，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常常染指塞内。蒙古人、契丹人、金人等入主中原后，又受到来自塞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这使得塞防成为千年中国国防和外交的基本主线。在俄罗斯帝国控制中亚之前，虽然中亚的政治格局几经变迁，阿拉伯王朝，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及塞尔柱王朝等先后出现在中亚历史舞台上，中国对中亚地区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13世纪，中国元朝再次确立了对中亚的政治隶属关系。清朝前期，中亚许多王国向清帝国俯首称臣。进入近代，中亚地区的主导者先是俄罗斯帝国而后是苏联。19世纪60年代末，沙俄开始向中亚扩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各民族已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直到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都一直处于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俄罗斯不仅基本切断了中国同中亚历史上的直接联系，而且强占、割占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严重恶化。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中国与中亚地区恢复了直接交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古代历史上除了南宋和明朝中早期外，中国并不注重海洋地缘政治。中国海上邻国中除了某段时期的日本外，没有其他邻国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大的影响。

周边地缘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中国土地的广阔加上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奠定了三个主要地缘政治目标：维持汉民族腹地的统一；维持对非汉族缓冲地区的控制；防范外国对中国沿海的入侵。与此目标相适应，中国千年地缘外交的目标是维护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外交体系称为“朝贡体系”、“册封体制”、“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或“中国的世界秩序”等。上述提法因各国学者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上看，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特地区体系源于先秦(西周－东周)，固化于两汉，发展于唐宋，集成于明清，衰落于晚清。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清中期以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战略态势，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俄罗斯的东进战略与日本的崛起开始明显恶化。此前，中国周边一直没有世界性头号强国出现，中国同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强国从未发生过正面冲撞与战略对抗。这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鸦片战争以降，塞防、海防同时告急，不仅从北面来的俄罗斯洋枪洋炮的进攻取代了游牧民族传统的金戈铁马的进攻，而且西南有从印度威胁西藏、从缅甸威胁云南的西方头号强国英国，有从越南威胁广西、云南的法国，东北、福建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而海上的威胁更是源源不断，英、法、美、德、日、俄都有远东舰队游弋于中国东部和南部海洋，中国已成为一个四战之地。1874年12月1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史稿·李鸿章传》）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

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较差。首先，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部，与14个国家接壤，中国的邻国数量世界第一。相邻国家越多，国家间关系历史悠久，利害关系越错综复杂。其次，中国强邻环伺，北面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军事大国俄罗斯，东面是经济强国日本，南面是人口大国印度，这3个国家在近代以前对中国根本不构成威胁。再次，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的领土没有实现统一，台湾问题的存在使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的关系和现实的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处理地缘政治和周边外交问题上颇费心思。中国所处的区域地缘政治环境与英国和美国崛起时相比，明显处于不利的状况：英国四面环海，进退自如；美国海岸线广阔，远离欧亚列强，周边没有强邻。印度从地缘政治角度说，其战略优势也胜过中国，它与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隔着一个巴基斯坦，面向印度洋，扼守着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波斯湾，周边没有一个邻国会主动攻击它。

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刚好倒过来了。如果说塞防是古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那么，海防则成为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近代中国最大之痛是海权丧失致列强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使制海权落入日本手中，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实现，中国由此走向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两岸至今未统一，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伤痛。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周边地缘政治中最大的变数。近年来，中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一直不太平，一个个挑事者向中国叫板，特别是2012年以来事端不断。“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乃系相当准确的表述。在中国地缘政治问题当中，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南海问题，包括海上岛屿问题，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领海主权争端问题等。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梦想不可能通过向东延伸来实现。那么，作为唯一通道的南海，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解决自身地缘政治问题，只需要和周边国家打交道。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欧美大国的因素，英、俄、美等国接踵而来，这是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以及和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体现了美国“全球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极力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从而阻止有可能完全主导某一地区的大国的崛起，防止其挑战美国的单极霸主地位。东盟提出的所谓“大国均势战略”就是基于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战略，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有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狐假虎威，企图借助区域外的大国力量制衡中国，故意使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双边问题国际化。

 吸取中国历史上地缘外交的经验与教训

——克服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中缺乏海权观念这一致命弱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中国并不是缺乏航海传统的国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但却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马汉的海权论虽已流行了100年，不少国人对海洋之于中国的意义却不得要领。古代中国只有郑和具有海洋战略眼光，郑和航海比哥伦布早87年，七次航海，仅首次航海就有舰船208艘，舰队人员达28000人；哥伦布四次航海总共才有30艘大小船只，装备及人员配备远不及郑和的船队。郑和虽然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中国第一个航海家，然而他作为宦官的悲惨出身注定了他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帝国官僚们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让我们感到恐惧。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郑和却被召回，兵部将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航海资料销毁，舰船在海港中腐烂掉，同时下令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郑和舰队本来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等的一系列挑战，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然而，地缘战略思想，特别是海权意识的缺乏，使中国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否则当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这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国防战略中的“大陆军主义”，海军发展长期滞后，中国从未成就海上霸权。郑和若地下有知，是否会死不瞑目？为海防一再呐喊的李鸿章是近代历史上最早具有海权观念、最早看到海防重要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与左宗棠之间的海防塞防之争，凸显了中国缺乏现代海洋意识。本来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资源投放的重点，然而，李鸿章加强海防的呐喊却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中国地缘战略和外交的要义应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和民众的福祉。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总体说在历史上维持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也维护了自身的利益，朝贡体制在古代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来说总体上是双赢的。但不可否认，古代中国超过必要、合理的限度，应邻国要求出兵打仗，为邻国利益买单，影响中国自身利益甚至给中国百姓带来灾难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中国近代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屡有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弱小邻国情势变化使中国卷入与日、法、美、苏等大国间的争斗乃至战争的经历。外交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中国千年外交史上鲜有利己不利人的霸权外交，但利人不利己、花钱不讨好的赔本外交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是是非非、利弊得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非常必要。

——维护领土利益，特别是维护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利益是维护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关键。在古代中国，既有不少对失去领土耿耿于怀的事例，如大宋一直图谋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有不少对失去土地并不在乎的事例，如大清对俄罗斯割去大片领土常常并不十分在意。清入主中原，一方面使国土面积较明朝大幅增加，中国成为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空前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对海外开疆扩土不感兴趣。1753年（乾隆十八年），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向清廷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大清版图，使菲律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依托中国，得到庇护。但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岸线以外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华侨都是“汉奸”，死不足惜。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对纯属“外人”的苏禄请求根本不在意，苏禄希望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请求被婉言谢绝。1776年，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来自广东梅县的华人牵头，曾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西部建立了一个兰芳共和国。这个华人国家刚刚建国，就派人回国，觐见乾隆皇帝，想把西婆罗洲这一大块土地纳入大清版图，或变成藩属国家。但乾隆根本不想理睬这些“天朝弃民”，也不承认这个国家。兰芳共和国携手当地土著居民，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长达 107年，直到19世纪末才被荷兰殖民者所灭。试想，如乾隆当时不拒绝，现在的南海是什么格局？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接二连三失去海参崴、唐努乌梁海、夜莺岛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了。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两次提出将日本强占的琉球群岛交还中国，他对蒋介石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收复了台湾，如果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会有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作家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想不到蒋介石两次加以拒绝，罗斯福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东北亚自古以来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东北亚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朝鲜多数时候保持了对中国的宗藩关系，日本则基本上始终不承认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岛国地位塑造了日本人的岛国心态，吃硬不吃软是日本的个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实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否则，日本会敢于向你挑战，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日本一直企图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之地。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要想在大陆伸足，必先对朝鲜下手。朝鲜同中国的关系通常被比喻成“唇齿关系”，从地缘环境看，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壁垒，中国往往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保护国。古代政治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保护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利益不受侵犯，朝鲜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受到欺负时，总是向中国伸出求援之手，中国多次有意无意地被卷进朝日冲突之中。公元663年爆发的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日本完败，接着，664年、671年，唐朝先后派遣强大的海军舰队访日，明为交通使团，实际上可以说是示威，是军事威慑。日本因此谨慎起来，老实了约1000年。扩张野心受挫的日本感受到中国唐朝的强大、文化的先进，它不仅从朝鲜半岛抽身而退，而且以后不断派遣“遣唐使”。此举虽被人一厢情愿地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历史行为看，同时也是它以此刺探唐朝的虚实以便超越中国战胜中国，绝非单纯为友谊而来。万历皇帝在1592年发起了援朝抗日战争，前后历时七年，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用兵数十万，费银近800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胜利，使日本元气大丧，300年间无力觊觎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抗日援朝？万历皇帝在平倭诏书中明确说：“朝鲜失，则国门开。”万历皇帝的确具有地缘政治的思想。1840年开始，东北亚的宗藩、朝贡体制被西方列强逐渐打破，一个半世纪以来，列国纷争、大国博弈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常态。二战结束后，东北亚成为两大阵营角力的疆场。有人说：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即使主观上丝毫不想威胁日本，中国的存在就是日本的不舒服。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日本更感到特别别扭。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历史情结”。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历史性质，可以说至今没有改变。日本借助美国恢复国力后，又开始挑衅中国，“一阔脸就变”的历史习性无根本变化。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历史凸现了某种规律：日本在中日交手中失败一次，东北亚就稳定一段时间，中日随之会友好一个时期。日本在白江口海战、露梁海海战、抗日战争中败于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它就会得寸进尺。例如，日本在打赢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维持东北亚的稳定，中国必须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绝对优势，这是把握和处理东北亚地缘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

——地缘战略位置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外交谋划，可以克服地缘战略位置上先天的不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集中战略和外交资源，避实就虚，扬长避短，纵横捭阖，三战三胜，终于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强大起来后，威廉二世却让德国陷入两面作战，最后竟一败涂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上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状态，后来中国抓住机遇，排除阻力，不怕干扰，果断实现中日、中韩等建交，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地缘政治基础。这充分说明事在人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和外交谋划，良好的地缘战略优势就难以发挥作用；而处在不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时，仔细分析自己的战略环境，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和外交规划，也可以逐步弥补地缘政治环境的不足。不变的是地缘自然环境和国家利益，可变的是周边政治环境和敌友关系。敌人或朋友关系的界定，一切都在不断调整变动之中，而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外交必须围绕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来展开。国家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与保护程度，即寻求国家安全的纵深空间。国家利益边界是指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获得利益的最大范围和程度。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安全边界与利益边界基本重合。在全球化时代，安全边界向立体拓展，利益边界向境外延伸，“边界”的概念在不断拓展。传统的边界概念与领土、主权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可称为“领土边界”，这时，国家追求安全边界的行动主要是寻找、确定、维护国家的天然疆界，如山脉、海洋，甚至是人为的关隘等，古代长城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海洋已不是阻碍人类往来的障碍而是人类交流的又一新的通道，“边界”就不仅仅局限在与领土的关系上了。在全球化时代，多维的边界使安全不再只是邻国间的事，一国的安全不可能局限于一国边界之内，因此有了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的差异，有了主权范围以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以外的利益的区别。中国在21世纪要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审视中国的周边环境，构建中国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寻求和维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成为地缘政治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外交如何适应中国逐渐发展的全球利益的需要。中国现在的全球利益还很不明显，但这种利益正在成长，中国正在成为资源消费大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利益，随着全球利益的增长，中国必然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全球地缘战略。 

21世纪是“亚太世纪”，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世纪。东亚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中国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中心。这一地位将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体现在中国应当首先在亚洲崛起。中国如果不能在亚洲崛起，则绝对不能在世界崛起。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理应放在自己的亚洲近邻。复兴的内涵是什么？复兴不是要恢复当年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不等于重建以中国为朝贡对象的朝贡体系——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至少应当是恢复古代中国在周边地缘政治中那样的影响力吧？在上述李鸿章那份著名的海防奏折里，李鸿章说：“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今天，我们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回思中国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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