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日明

2016年8月，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发布了《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报告显示，全国抚养比（在职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数的比值——笔者注）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有9个省份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不到2:1，意味着不到两个在职职工就要“养”一位退休人员。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复杂，机关事业单位刚刚纳入到社保体系，原有老人仍由财政养老，社会养老保险又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三个保障层次，制度间缺乏统一的衔接渠道。目前，不管哪个层次的养老保险，筹资压力都很大，尤其是城乡居民的两种养老体制，筹资主要靠财政。而最麻烦的是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它的缴费与保障水平最高，征缴收入是全部基本养老保险的主要来源，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兜底的压力最大。

养老保险收支失衡问题凸显

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有哪些问题？首先，总体收支趋于失衡。中国职工养老体制在2005～2011年收支表现最好，收支盈余占收入比重维持在20%以上。但从2012年开始，形势发生变化，在职职工人口增速慢于退休职工。随之而来的是养老金收入增速的下滑，在养老金发放标准增速不变的情况下，巨大的财政压力由此而生，各级财政不得不通过补贴的方式维持养老金的收入。

其次，就区域看，省际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苦乐不均。京沪粤浙闽等地作为人口流入地，缴费人数充沛，2014年，广东的抚养比高达9.79，北京是5.08，相比之下，全国有7个省份低于2，其中，黑龙江已低至1.46。

这一失衡的比值，使得粤闽等地可以实施在职职员低缴费（低费率、低基数）、退休职工高待遇。按2014年数据，广东企业在职职工人均月缴费366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但退休职工人均每月养老金超过240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4%。而黑龙江的局面就没那么好看，在职职工月缴费760元，退休的每月只能领到1933元，尽管退休金水平低于全国，但财政仍要补贴缺口300余亿。

除了巨大的抚养比差异，基金的可持续性也有很大的差异，养老金收支盈余也呈现胜者全得的局面。2015年，已有20个省份的企业养老金可支付月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能发出17.7个月），其中，湖北、天津、陕西、辽宁、河北、青海、吉林、新疆兵团、黑龙江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月数都在10个月以内，黑龙江仅为1个月，养老金的发放即将难以为继。

再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的属地管理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的统筹层次大多局限在县级行政区，绝大多数省份没有达到省级统筹的层次。近年，地方政府意识到流入的劳动力是挽救当地濒临崩溃的社保的关键，据测算，上海在2010年强制非户籍人口缴纳养老金后，每年至少为上海新增300亿收入，上海的养老金收支余额自2010年起扭亏为盈。虽然上海也为非户籍人口花费了100余亿的义务教育支出，但相比新增的养老金收入，非户籍人口对上海的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

因此，地方政府开始强制要求所有在职劳动力缴纳社保，并且对非户籍人口的工作、居住、买房、落户和子女入学层层设限，以连续缴满若干年社保为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劳动力可能为了避免减分（或缴费年份不连续）影响拿户口而不敢轻易在不同地区更换工作。社保没有全国统筹、跨区域转移的困难和互相设限的结果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分割，破坏了统一市场，阻碍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改变思路，构建社保三大支柱

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虽暂时解决不了整体收支失衡的困境，但可挽救不发达地区因人口流出而造成的社保收支失衡。提高统筹层次意味着养老金要实现在全国层次上的统筹，这种做法能在全国层面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从制度层面打破区域樊篱，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全国流动。

但全国统筹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宏观看，最直接的冲突来自两方面：地区间的关系与央地关系。首先，全国统筹意味着基金在区域间的均衡使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如，将发达地区盈余的养老基金投放到养老基金处于亏空状态的地区，这势必引起发达地区的反弹。对发达地区来说，充沛的净流入劳动力，可以保证低缴费水平，对发展经济、吸引更多企业及劳动力具有很大优势，一旦全国统筹，把收来的钱补贴其它地区，发达地区还有什么激励措施去扩面征缴、提高最低缴费基数？

其次，目前养老体制是各地分灶吃饭、各自为政，全国统筹实际是中央要掌握一部分基金，对各地养老基金的管理收权，在区域之间调剂使用，显然，这也非易事。

就具体方案而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切入点主要在于：首先，全国统筹基金的资金来源和全国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标准。理论上，基金来源有3种思路：第一，中央全额出资，资金来自中央财政及央企股权、收益的划拨，现有地方统筹基金仍归地方使用；第二，地方统筹账户以后全部上缴中央，以此组建全国统筹基金的征缴收入；第三，部分来自中央，地方也将统筹的一部分上缴中央。

从现实考虑，任何一级地方政府获得了现有统筹基金的征缴与支出权限时，都没有意愿主动上缴，如果实施地方统筹全额上缴中央的方案，那地方征缴养老金的动力基本消失，养老金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连年缩水。而中央全额出资的可能性也不大，抛开现有的全国社保基金作为稳定基金，构建一个全国养老统筹基金所需的资金过于庞大，如果不依靠地方的统筹账户征缴，光靠中央财政和央企权益划拨，明显不现实，也会造成地方征缴工作的懈怠。因此有学者提出折中方案，地方将统筹账户的一定比例上缴中央，和中央出资共同组建全国统筹基金。

在基金支出方面，养老金的计发标准到底该全国均一，还是要照顾各地消费水平？这又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出资比例。

但上述方案还是囿于当下的社保框架，视野不足。目前的社保主要按条（人群）、块（属地）管理，造成了人群和地域间的不均等，其实应该转换思路，按筹资和保障水平对基本养老保险分层，其中社保第一支柱应采用广覆盖的方式，由中央政府负责筹资与支出，以税收为资金来源（可以将一定比例的统筹账户合并至税收），让所有境内居民都可以享受到较低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障（比新农保高，但明显低于职工养老）。

将养老的个人账户和余下部分统筹账户合并，构成社保的第二支柱，较高筹资标准、较高保障水平，享受税收优惠，定位为基于精算的商业保障，按“谁缴费多，谁受益高”的原则，政府应当少补贴或不补贴，同时保障缴费人的权利，不挪用他的钱去补贴他人，激发参保的积极性。第二支柱初期可以由地方政府的社保部门管理，并最终过渡至由专业的保险公司来管理，直接消除跨地转移和全国统筹的障碍。个人还可以提前储蓄、自愿购买商业化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形成社保的第三支柱。

当然，还有两个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养老金目前收支困境的根源除了老龄化，主要还因为现行退休人员当年的企业及其个人未缴足保险，由此形成历史积累不足而造成收支失衡，增加当下在职人员的缴费压力。对此，应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让国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其次，如何处理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个人账户运行20年，做实余额仅4000多亿，个人账户的处置直接决定能否将其划归第二支柱管理，这些都影响未来养老保险方案的设计。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文│陶短房

如果说，二战前，在世界范围内，是实行“君主”还是“民主”，推行君权、极权还是民权，曾令许多国家争议不绝，那么自二战结束以来，这样的争论在大多数地方业已不复存在。尽管“怎样才是民主”“应如何推行民主”“民主的模式究竟是一种还是多种”等仍难有共识，但很少有国家、政党或重要政治人物敢于公开对民主这个概念本身说“不”——“民主是个好东西”本身，已鲜有人正面质疑，至少表面上如此。

然而近年来，对民主实施效果的质疑声却渐渐高涨，且这种质疑声并非来自民主的对立面，而是来自民主阵营内部。

【“民主了就好了”么？】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民主的最强音”出现在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开罗大学演讲，呼吁全世界15亿穆斯林“有一个新的开始”，这被认为是翌年底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开场号角。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小贩事件”开始激化，并在几个月间蔓延到西亚、北非的许多国家，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和统治也门33年的萨利赫相继被赶下台。

这惊人的一幕仿佛应验了奥巴马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预言，喜出望外的欧美国家和许多国际观察家开始欢呼“民主的胜利”“第一次互联网革命”，一些人为独裁者被推翻而欢呼，更为“阿拉伯世界终于开始跟上国际化和现代化潮流而欣喜若狂”，并迫不及待地给予声援、赞助和推动，憧憬这块“五海三洲之地”的“美好未来”。

的确，一开始，一切似乎都按照“民主了什么都好”的“模板”演变，各路媒体高唱“民主之歌”，夺权者更高喊“一人一票”，推动着修宪、普选和对前统治者的清算——以至于许多人高兴之余，对“民主人士”手中挥舞的步枪和炸弹视而不见。接下来，“民主”似乎变得有些尴尬：在利比亚，“一人一票”变成“一枪一票”，这个刚实现“民主化”的新国家如今不但军阀林立、割据遍地，甚至连中央政府都有了两个；在埃及，原教旨势力上台，世俗派最终不得不借助“不民主”手段，联合军方将“民主”送回了监狱；在也门和叙利亚，“民主运动”很快露出了血腥内战的本来面目，连“民主爱好者”们都“找不到谁才是真正的民主反对派”……更让人难堪的是，正如分析家指出的，在某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即便顺利实现“一人一票”且不横生枝节，其结果也仍是原教旨的胜利，即“用民主的手段把专制选上台”。

此前在世界许多地方，民主化往往和现代化、开放化、自由化相伴而来，并通过对比产生明显的“榜样效应”，“民主爱好者”也一直以此为豪，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也不过是“民主需要过程”或“要适合国情的民主”这样的“借力打力”，但“阿拉伯之春”却在冷战后、甚至二战后第一次“全概念”出现了“民主的彷徨”——不是说“民主了就好了”么？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民主之彷徨”毕竟还发生在“荒漠地带”，人们可以用“那里的民主还不够成熟”来辩解和自我安慰，那么当民主模式在“民主成熟地带”——欧美也出了问题时，辩解和自我安慰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先是英国脱欧公投，选民出乎意料地作出脱欧决定，鉴于全民公投这种“最彻底、最直接的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就是“落子无悔”，呼吁再次公投的做法不啻为对民主体制本身的怀疑。

接下来便是美国大选了：“理想”的美国大选模式，自然是一名正统型的共和党候选人和一位温和型的民主党候选人脱颖而出，然后选民优中选优，但这一届美国大选似乎从一开始就出了些问题——共和党正统型的候选人接二连三翻身落马，原本被认为“参选纯属起哄”的“大嘴”特朗普却脱颖而出；民主党方面，在“电邮门”“健康门”“诚信门”“班加西门”等问题上已体无完肤的希拉里被左派候选人桑德斯缠斗到最后一刻。等到两党对决，希拉里和特朗普那马克·吐温“竞选州长”风格式的另类竞选，让无数选民对候选人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纲领几无印象，耳中却被灌满了人身攻击和隐私对戳。

有人评论称，如今人们既弄不清谁会赢（民调和精英评述突然“失去了准星”），也弄不清该选谁（有美国选民戏言是“两颗臭子二选一”），更弄不清接下来还会有多少令人大跌眼镜的噱头和隐私被抛出。许多政治分析家曾认为，美国两党制选举是对传统多党制选举有效的改进，如今突如其来的“测不准”摸不透”和“看不惯”，让不少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民主到底怎么了？

【民主并无“终极模板”】

其实，与某些评论家挂在嘴边的套话不同，民主并没有所谓的“定式”或“终极模板”，而是一直在不断成长中逐渐完善的。

早在公元前9～6世纪，古希腊的一些城邦制国家就推行过“直接民主制”：由全体享有公民权者投票公决城邦重大决策，如邦交、宣战、媾和、税率等，由于这些城邦国家不过弹丸之地，而拥有公民权者又只占城邦居民中的少数，因此所谓“全民”其实并不那么“全”，公投规模也不算大。随着城邦的扩大，获得公民权人数增加，这种制度渐渐暴露出效率低下的弱点，有时敌人都兵临城下，但决定战争大计的公民大会却还没讨论出个结果。鉴于此，实行共和制的大多数希腊城邦国家仿效梭伦改革后的雅典，让全体公民先选出元老院，再由元老院讨论国家大事，同时兼顾民主和效率，随后为古罗马仿效。

但设立“中间层”在很大程度上让“最直接民主”变得不再那么“直接”，广大下层公民觉得必须设立一个“一人一票、多数说了算”的机制，对元老院的权力进行制约。约在公元5世纪，罗马人通过公民大会迫使元老院接受了这种形式，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应举行一种全体公民都能参与的投票，多数选票支持的选项将成为必然选项，元老院须无条件接受。这种投票称作“Plebiscite”，是拉丁语“公民、平民”（Plebs）和“表决”（Scitum）的组合词，这就是全民公投的最初起源。

在残酷的争霸模式下，不论“最直接民主”“元老院民主”还是起修正补充作用的全民公投，都逐渐凸显出效率低下、许多参与者虽手握表决权却缺乏相应知识、素质的问题，这导致寡头政治、僭主政治的抬头和中世纪领主体系、王权政治的崛起，民主机制则在工商业发达的自治城市和城邦共和国中保存着火种。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西欧社会的世俗化，民主先是自英国宪章运动起，通过代议制这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崭新模式复兴，继而在18世纪由法国卢梭派倡导“公民的民主权力不能由他人代理”，奠定了普选这一共和式民主的基础，而古老的全民公决模式则悄然在深山中的瑞士复兴，并延续至今。

不难看出，原始民主的式微乃是因为其成长过程中无法适应当时的格局；近代民主的复兴则因民主逐渐成熟、完善而得以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民主萌芽所需的土壤与民主种子相匹配。

19～20世纪前半叶，进入壮年期的民主体制再度遭遇信任危机：似曾相识的“效率瓶颈”“民众素质悖论”重现，但国际政治风云和地缘政治矛盾却较罗马末期更残酷、复杂，包括法西斯体制在内的各种“非民主潮流”应运而生，而民主自身则在波澜壮阔的战争与和平间艰难地自我更新。

战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走上了不同的更新道路：美国通过强化两党制、推行“赢家通吃”的选举人制，意图兼顾民主和效率，并建立了联邦制和总统制相结合的独特行政体系；法国在经过痛苦的摸索和反复后，以半总统制和单一制的独一无二模式创立了法国版的新式民主政治；德国、意大利等二战中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则惩于昔日集权的教训，坚持实行总理制及议会责任内阁制，不惜牺牲部分行政效率以确保民主意志的充分发挥。与此同时，最古老、最原始、最直接的全民公决模式也以崭新的模式浴火重生，被广泛用于解决争议性、棘手性问题，或对任何政府、政党和政治势力而言都不敢自作主张的大政方针进行取舍定夺。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顾两千年来民主体制发展、成熟的曲折历史不难看到，每过一段时间，民主体制就会因逐渐表现出对“变化了的世界”的不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甚至否定。当它通过不断成长、完善，再次表现出对大环境的适应，并体现出其优越性时，这种质疑、否定也就不攻自破。如今遇到的“民主之彷徨”，不过是这一历史循环的又一次轮回——相对以往历次（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的程度明显要轻得多。

【对症下药才是出路】

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如果静待民主机制“自适应”，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多时间去等待，经历更复杂曲折的过程，以及付出更昂贵惨重的代价。因此，唯有主动修正、完善，才能让民主机制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更迅速、平稳，让“民主之彷徨”为时更短。

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要对症，则先需望闻问切，找到“民主为什么在这里突然不灵了”的症结所在。出现这样的彷徨，其实很多时候源自我们对民主、对不同环境认知的模糊、混淆和陌生。比如“阿拉伯之春”，很多人始于对“民主的胜利”欢呼雀跃，终于对“民主的混乱”不知所措，这实际上是错把一些“疑似民主”当成了民主。

什么是“疑似民主”？在中东特殊的氛围里，政治、经济、社会、家庭、教育都远未实现“配套”的近代化，保守势力仍能通过一整套体系控制普通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并将自己的行为模式、道德规范和世界观固化为当地约定俗成的“当然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不明就里者很容易就会将这种畸形的、被操纵和扭曲的民意当成“民主的意志表现”，将这种在“有毒土壤”上长出的“一人一票之花”误认为是“民主的花朵”。

真正热爱民主的朋友必须达成一个共识——社会的近代化、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化，是民主“种植”“培养”和“自生长”的阳光、水和空气，没有这些养分，“民主之苗”不可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更不可能开花结果。

而对于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乱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成熟民主社会的民主之彷徨”，则必须看到，战后的“成熟民主”同样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生长周期”。在这个周期里，“民意与效率”的平衡一次次地摇摆，最终在许多国家（尤其美英）达到精英话语权和草根票决权的微妙平衡。即精英通过掌握话语权（包括话题设置、“政治正确”的约定俗成、“游戏规则”的制订和修改，以及氛围的设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掌握民主的导向，而草根则满足于在精英精心设计的模板下闪转腾挪，个体上可能有差异，但总体而言符合精英设置的大潮流。而在民主相对成熟的美国，精英的规则更通过两党制—选举人团制和院外机制的不断强化，让个体的杂音更难干扰精英大潮流的走向和趋势。

然而，随着后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草根对精英设置的“模板”愈发不满，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和选票不仅仅是理论上存在而已。但精英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草根的声音或不重视，或虽重视却找不到合适的观察窗，日积月累，其结果自然是各种民调、预测的失准和“卡梅伦式误判”。坦率地说，不论希拉里或特朗普都意识到“零售政治”的重要性，也有意识地竭力取悦草根，但他们及他们背后的团队并不真正了解草根们切实关心的关键性话题。

显然，精英话语权和草根票决权在新时代里又需要一个“再平衡”的节点了。此时此刻，新老媒体、观察家和研究者必须比后知后觉的精英们更早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推动后者从定式的惯性中早日清醒，让这种“再平衡”少花些时间和代价，唯如此，“民主之彷徨”才能早日告一段落。

????????????????????????????????（作者系旅加学者）

    一座繁荣、富庶的“人类学的奇境”，在日军占据的800多个日子里，却变成了修罗场。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终于以异常惨重的代价收复河山，一个细节是：吃饭时，某连队伙夫挑着饭食上战场，却无人前来食用，原来，这一连队的官佐竟全部阵亡……

文│聂作平

【日军入侵前的边城生活】

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猛烈碰撞，形成了一座长达500余公里的山脉——高黎贡山，这里峡谷纵深，山势陡峭。在这种典型的山区，那些分布在山间或河畔的大大小小的平坝，便是上天难得的恩赐，必定成为人烟稠密的村落和城镇。坐落在高黎贡山脉中段的腾冲，就是这样一座边城。

由于地处滇西要冲，从2000多年前的西汉起，腾冲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国内的最后一个驿站。历史上，作为滇西军事要地、商贸重镇和政治中心，腾冲管辖的地盘比今天大许多倍，就连如今管辖它的保山以及邻近的德宏和境外的缅北大片地区，都曾是它的属地。腾冲府、腾越卫、腾越州、腾越道、腾越厅，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所指向的，其实都是自民国以后名称及行政级别再没变化过的腾冲县。

公元1639年夏，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在滇中一路西行，千辛万苦地抵达了腾冲，这是他生平足迹最远之地，也是他记忆最深之地。温泉、火山、雨林，以及奇异的民俗民风，这些都让徐霞客感到新鲜，而高山怀抱中腾冲城的繁华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因之宣称“此城又迤西所无”，这句话后来演变为对腾冲的历史定位：极边第一城。

有两座在战火中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建筑，可以说明腾冲曾经的重要性。其一是英国领事馆。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设在别国的大使馆，一般是在首都，而领事馆则大多设在重要城市。在一个县设领事馆，这在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腾冲地处由中国进入中亚和南亚的桥头堡位置，与英国殖民地缅甸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英国人自然认识到腾冲的重要意义。

其二是腾越海关。作为边疆省份，云南与多个国家接壤，近代共设有三个海关，即蒙自、思茅和腾越。从清末到民国，腾越海关年进出口货物总值从数十万海关两至数百万海关两，极盛时期的1920年更是高达560多万海关两。如今的腾冲也有海关，只不过不论是管辖区域还是交易的兴旺程度，都不能与那时同日而语了。

在腾冲，有一句广为人知的俗语：“穷走夷方富走厂。”穷走夷方，是指生活无着落的时候，就到缅甸为主的东南亚国家谋生；富走厂，是指要想发家致富，就到缅甸的玉石厂和其它矿山冒险一搏。原来，地处高黎贡山区的腾冲，耕地少而生齿众，无法从土里扒食的穷人或是企图做大做强的富人，都有着沿古老商道深入到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图发展的传统。以腾冲下辖的和顺镇为例，这个中国著名的侨乡，全镇人口只有5000人，在海外的侨属却多达1万余人，分布在缅甸等十余个国家。

历史上，那些“走夷方”的腾冲人，在外发达者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大抵都有“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观念，在外发达之后，首先要干的事就是衣锦还乡。因此，这些富翁在将大把大把的银子带回腾冲时，还带回了各种各样的洋货：从压面机到牛皮箱，从照相机到缝纫机，从文明棍到博士帽，从留声机到电影放映机，从手摇发电机到婴儿车……大山里的腾冲，其实曾是中国最时尚、最洋气的城市之一。

眼睛盯着外面世界的腾冲人，还把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带回了腾冲，使得腾冲真正与世界接轨。在和顺，有一家被称为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创建于1928年，由于捐书捐款者众多，图书馆在14年后进一步扩建。民国时期，馆藏图书就达2万余册，并藏有包括《武英殿聚珍全书》《九通全书》等多种珍本、善本。崔永元曾经调侃说：“和顺镇的人不务正业，经常把牛放在山上吃草，自己跑去看书。”

1934年，腾冲医生尹大典在缅甸行医，偶然在英国商人家里看到无线电收音机，当即购买后捐给和顺图书馆。和顺图书馆通过收音机收听新闻，并据电讯编印《图书馆三日新闻》油印小报。七七事变后，为唤醒民众，宣传抗日，小小的腾冲竟然创办了多家报刊，如《腾越日报》《腾冲周报》《怒江旬刊》《抗敌月刊》《边铎》《晨暾》等。这种文化的自觉和后来基于文化自觉的民族自强，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有着厚实的经济基础与人文传统。

日军入侵前腾冲的繁荣与富庶，不仅有大量照片为证，还有一位著名的外国人曾在游历之后，写下了对这座极边古城的印象记，这个人就是埃德加·斯诺。

1930年底，斯诺经滇越铁路来到昆明，于次年3月2日随马帮到达腾冲。他在发表于1939年9月15日纽约《太阳报》的文章中写道：“路上从腾越过来好多马帮，驮着棉花、罐装奶、鸦片，偶尔也有加强警卫的骡子，驮的是玉石和银子。”“我不会忘记，从南门进城以后，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走，街上好像空无一物，却是全云南最清洁的街道。”“突然之间，当落日西沉到蔚蓝色的山峰下面，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骑马走过城门。她走近我风尘仆仆的坐骑时，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然后又将头俯至鞍前鞠了一躬。我高举帽子，挥舞致意，她以年轻女皇的风姿骑马而过。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腾越。”

3天后，当斯诺离开腾冲时，他已对这片原本陌生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以至于他暗中许下诺言：“我下了决心，总有一天还要重返这块人类学的奇境。”然而，此后斯诺再也没有到过云南，更没有到过腾冲。即便他真的回来，他也再见不到留在梦中的那座古老城池了。就在他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这座极边第一城便在战争中化为焦土。

【刺刀下的高黎贡】

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皮靴踏进了这方中国人的乐土。

进入腾冲的是日军第56师团。日军入侵中国之时，曾有过3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但即便随着武汉、广州的陷落，日军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切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线，也并未使国民政府投降。当时，中国与国际沟通的路线有三条，一是滇越铁路，一是滇缅公路，一是西北的新疆路。随着战局的发展，尤其是1940年9月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和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和苏联签订秘约，中国只余下了唯一一条国际交通线，那就是滇缅公路。依靠滇缅公路，大量美援输血般地进入中国，支撑起抗日局面。为了彻底击败中国，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得手后，开始布局入侵滇西，以便切断中国最后的国际通道。

1942年4月底，日军第56师团攻占缅甸东北重镇腊戌。5月3日，国门畹町失守，次日芒市、龙陵相继陷落，与之成犄角之势的腾冲，势必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此时，腾冲城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云南王龙云的儿子龙绳武时任腾龙边区行政监督，是腾冲一带的最高军政长官。在敌军到来之际，龙公子首先想到的不是守土有责，而是他本人和大量财产的安全。他一面急电其父，要求把他调回昆明；一面组织大量人力，将他在职期间搜刮的财物悉数运走——几十年后，龙绳武接受采访，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回忆录里他对抗战一笔带过，至于当年放弃职守，携财狂奔，更是只字未提。龙绳武逃跑后，腾冲最高长官为县长邱天培。上行下效，当天夜里，邱天培也带着家眷，在自卫队和警察的护送下逃离了这座不祥的城市。

1942年5月10日上午，日军第56师团146、148联队各一部分组成的“黑风部队”292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这座极边第一城。

富庶的腾冲肯定让入侵的日军窃喜不已，单是从腾冲商会和盐局获得的物资就丰厚无比：计有大米3000余驮，花纱、布匹、洋货9300余驮，药品87驮，玉石30驮，杂货790驮，食盐无数，价值国币8200余万元。更为重要的是，至此，怒江以西的滇缅公路两翼重镇均为日军控制，中国唯一一条国际大通道业已不存。令日本人想象不到的是，尽管滇缅公路的丧失，曾令蒋介石忧心如焚，并一度作出了如昆明失守，则国民政府迁到西昌继续抗战乃至到印度组织流亡政府的打算，但并没像日本人推测的那样，被迫回到谈判桌前接受城下之盟。更让日本人想象不到的是，滇缅公路中断后，中美两国的勇士们竟联手开辟了一条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的名为“驼峰航线”的空中走廊，从而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飞行最艰难、牺牲最巨大的航线。如今，腾冲将其机场命名为“驼峰机场”，正是对这条曾经关系到国运的空中走廊的纪念。

日军占领腾冲共两年四个月又四天。占领之初，日军官佐处心积虑，时时扮出“文明之师”的模样，比如据章东磐记载，和顺的一个老人曾告诉他，日本兵住在他们家里，冬天烤火时，屋里的木地板被灼焦了一小块。第二天，小队长给在院子里排好队的士兵每人一记耳光，并令他们向中国主人道歉。

但正像学者戈叔亚总结的那样：日本军队在哪里遭遇抵抗，他们就对哪个区域的平民施暴。日军占领腾冲的将近两年半时间里，中国人的抵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日军占领腾冲近两个月时，62岁高龄的张问德临危受命，宣誓就任腾冲县长。两年里，他以老迈之躯，八渡怒江，成为腾冲人民抗日的一面旗帜。此外，国军预备二师以及土司线光天组织的潞江自卫队等武装，也在密林的掩护之下从事游击活动，日军虽然占领了腾冲城，但城外的莽莽群山却令他们望而生畏。

战前的世外桃源，战争中却成了修罗场。从前那种商旅不绝于途，人民安居乐业的恬然一去不复返。据战后统计，被日军占据的800多个日子里，日军共放火烧毁房屋24000余间，其中有40多个自然村全部烧成瓦砾；劫掠粮食6000万斤，大牲畜50000余头，损失总计达50多亿国币。比财物损失更严重的是人民死于非命：战前腾冲总人口已达26万余，战后却不足20万。1942年5月19日，日军扫荡腾北，将逃难至栗柴坝渡口的300多难民驱至怒江边，先对妇女实施强奸，然后用机枪扫射，死难200余人，史称“栗柴坝惨案”。1943年，日军扫荡保家乡和三联乡，保家乡的9个自然村有6个村因住过中国远征军而被烧光，强奸妇女128人，死难137人。日军抓获为远征军送情报的戴广仁和张德纯，严刑逼供，用滚烫的油锅将两人烹死；一个叫寸常宝的少年被日军抓获后杀死并取出心肝，用葱姜炒熟后食用……

【腾冲之围】

当初，200多人的日军小部队兵不血刃地进入腾冲，这支主要由九州矿工和北海道农民组成的军队，想必从上到下都坚信皇军一定武运长久——1942年8月末，以日军148联队为核心的腾越守备队下乡扫荡，军官们在一座古老的建筑前合了一张影。照片上，前排就座的四个级别较高的军官各持一把战刀，看上去确乎八面威风。孰料，不到两年半时间，大地就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腾冲成为中国军队在二战期间收复的第一座县城。照片上的这十多名日军，可以肯定，他们都在两年后的腾冲之围中成了炮灰，命丧异国。

1944年4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密支那，为策应驻印军并打通滇缅公路，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上将奉命于5月发动滇西反攻。以滇缅公路为界，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从路北反攻腾冲，第11集团军由路南反攻龙陵。按日军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的设想，企图凭借险恶的地形，将远征军阻挡并消灭在怒江西岸和高黎贡山中。但1944年6月，远征军势如破竹，北线拿下桥头、瓦甸、江苴等龙川江岸的战略要地，向腾冲逼近；南线则对龙陵步步紧逼。松山佑三权衡得失，亲率主力增援南线，命令守卫腾冲的148联队退守城中，坚守到10月份，以图救兵到来。

守卫腾冲的148联队实际已被抽走一个大队，兵力约为两千余人，联队长藏重康美。他奉命将部队退守到腾冲城周边，日夜构筑工事，企图坚守待援。

腾冲境内有90多座火山，来凤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里已开发成小有名气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但70年前的腾冲围歼战中，来凤山却是远征军必须率先啃下的一块硬骨头。当年的一份《战斗详报》记载：来凤山为紧接腾冲城之唯一制高点，形似钢盔，由西北向东南巍然矗立于大盈江南岸，环抱南关，四周峻峭，易守难攻。故敌陷腾城，复即划该处为要塞区，经两年之修筑，已于该山象鼻子、文笔坡、文笔塔、营盘坡等高地筑有坚固堡垒，并于四周设置数道铁丝网，凡可接近之处，均置有地雷。

攻打来凤山始于1944年7月10，至7月27日结束，为时17天。当时，腾冲民众都知道侵略者大势已去，坐困孤城的日军的最后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成千上万的民众站在高处观看这场攻坚之战，更有无数腾冲民众，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曾参与此战，时任预备二师六团团长的方诚回忆说：“本师开始攻击之际，白发苍颜之老先生，西装革履之少爷公子们，以及许多男女学生，乡镇民众等，均争相驮沙袋、运子弹、送茶饭，并有许多太太小姐，成群结对地跟着部队后面观战，好像赶会看戏去的，此时官兵精神异常振奋，几不知是在打仗。”

7月26日，盟军十几架飞机穿云破雾，飞临来凤山上空，不断轰炸扫射并投掷燃烧弹。之后，远征军以团营为单位发动猛攻，很快拿下来凤山大部分制高点。次日，城内300余日军出城增援，几乎被全歼。至此，来凤山为远征军控制，日军全部退入腾冲城固守。关于来凤山之战的激烈，日军战史称：尽管来凤山阵地守备队为迎击进攻的敌军进行了拼死顽强的抵抗，但由于远征军一线的进攻部队采用轮换人员，连续进攻的战术，使来凤山阵地的守备队丝毫没有喘息机会，就连修复被毁坏的工事的时间也没有，终日被激烈的炸弹轰炸，死伤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强大的远征军一部分已侵入到来凤山和腾越城之间的中间地带，形势逼得守备队不得不放弃阵地。

国军的损失也异常惨重，对此，只需一个细节即可说明：吃饭时，某连队伙夫挑着饭食上战场，却无人前来食用。原来，这一连队的官佐竟全部阵亡。

火山石筑就的腾冲城墙高大宽厚，两年前，日军入侵时，驻防此城的龙绳武望风而逃，徒让极边之城蒙羞；可叹的是，两年后，当中国军队攻打这座自己的城市时，却不得不为城高墙厚付出巨大代价。

1944年8月2日，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远征军发起对腾冲的进攻，先投入了4个师，后又投入5个师。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在国军之上，再加上深受武士道精神洗脑，绝大多数都抱定了所谓玉碎的信念，是故抵抗极为顽强，远征军的进展极为吃力。依靠空中力量把高大的城墙炸开缺口后，远征军终于攻入城内，不得不和日军进行逐街逐巷甚至逐院逐室的巷战，每天只能推进几十米乃至几米。8月5日，远征军在空军掩护下清除一个堡垒群时，阵亡官兵竟达500余人。

一个参战的中国军人蔡斌回忆：“腾冲城里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一眼望去都是烈火和硝烟。断壁残垣下，死尸味直呛得恶心。在进攻的道路上，我们为了隐蔽身体，不得不扒开敌人腐烂的尸体，从一堆堆的蛆虫上爬过去。在受日军火力所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时，就只好把死尸堆起来充当防御工事，让自己卧倒在恶臭的血水之中。有时一梭子或一颗手榴弹炸在尸体上，弄得我们一头一脸臭烂的死人肉。”

吉野孝公是这场围歼战中存活下来的不多的几个日军士兵之一，他后来回忆：“敌人的炮兵阵地一齐向城内开火。空中大编队的战斗轰炸机也对城内各个角落实施反复的扫射和轰炸。城内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无数官兵被炸死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火焰喷射器吐着通红的火舌烧遍城内各战壕，从战壕里跳起的士兵，全身被火包着，像火人一样到处乱窜，身体不到十秒钟就被烧尽了，场内满是这样的尸体残骸。”

9月12日，自知大势已去的腾冲日军最高长官太田正人大尉，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文：“根据现在的情况，要想再坚持一个星期无疑是困难的。我们决定在联队长阵亡整整一个月后的明天，即9月13日，做最后的果断突击，以此消除怒江作战以来心中的郁愤，以此为最后军人的荣誉再次争光。”之后，他下令焚烧军旗和密电码，毁坏无线电台，逼死慰安妇。两天后的9月14日上午，据守三间危房的太田正人见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轮朝阳，尔后，他和部下开枪自杀。至此，腾冲之围以中国军队付出惨重代价后胜出。

尽管盟军士兵不得上前线，但腾冲之围中，仍有19名盟军士兵牺牲。当是时，制空权已为盟军掌握，盟军空军少校卢维斯曾多次驾机轰炸日军阵地，在从几千英尺到几百英尺的高空，他见证了这座雄伟的古城如何在几十天的时间里成为一座弥漫着死亡与腐朽气息的死城，他在回忆录中说：“每天从飞机上，我目睹着腾冲城在慢慢地毁灭。我可以看到一栋栋房屋在燃烧，一个个炸弹坑以及中国人的厮杀。战斗结束，每栋建筑物，每个活着的生命被系统地彻底地摧毁了。死亡的波浪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冲刷着整个城市，腾冲城已经毁灭了。”

战后的腾冲从一座繁华的古城变成一片可怕的废墟。一组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更是生动还原了历史之一瞬：作为腾冲文脉象征的文星楼被炸毁，地上一片狼藉；曾经高高在上的龙云铜像身首异处；民国元老李根源故居叠园仅余残垣断壁；英国领事馆的办公楼和餐厅夷为平地；腾冲人引以为傲的琥珀牌坊仅余1/3，孤零零地直指苍穹……

【向腾冲致敬】

从横渡怒江到攻克腾冲，几个月时间里，中国远征军经历大小战役40余次。牺牲者的鲜血不仅换来了腾冲的收复，更重要的收获在于心理上：怒江战役是7年来中国在抗战中第一次主要的攻击，战役的胜利表明了中国军队的攻击能力，在精神上可以鼓舞所有其它的中国军队；在物质上，由于供应品经由史迪威公路运入中国，加强了国军的作战能力，贡献至为巨大。

如同一个期盼已久的信号，在收复腾冲不到一年后，原本所向披靡的“大日本皇军”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天皇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其时，那些为了攻克腾冲而阵亡的国军将士的坟头，正是野花摇曳的夏秋之交。

腾冲人李根源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国年间曾做过部长并代理国务总理，抗战时，他发表《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民众抗日。腾冲收复后，李根源四处奔走，倡议为死难烈士建一座陵园，这就是如今我们见到的国殇墓园。

墓园里，一共有3346块腾冲阵亡国军将士墓碑和19块盟军士兵墓碑——仅仅腾冲之围，国军阵亡将士就高达9168名，也就是说，大约有将近2/3的烈士，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他们只是一个模糊的群体，在历史深处闪动着热血的幽光。黑压压的墓碑简陋矮小，同样采用腾冲遍地皆是的火山石。其实，火山石虽不像大理石那样名贵，却更符合这些长眠在地下的战死者，他们的人生在这里画上句号，虽在沉睡，但我们依然记得火山喷发时的那种摄人心魂的磅礴力量。

今天的腾冲因为火山，因为温泉和阳光，已然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当我在这里旅行时，温泉抚去了我路途的疲惫，远山洗去了我尘世的辛劳，而地道的边疆美食，则成为另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尽管夜色已深，但街道上还随处可见饮酒聊天的原住民或旅行者，他们面色安详沉静。如同70多年前日军入侵之前的那些日子一样，这里又成为一个自足的世外桃源。在国殇墓园的庇护下，这座城市享受着属于它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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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晓声

【电影迎来“文革”后的复苏】

197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底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2002年调到北京语言大学至今。虽已身在大学快15年了，却并没有完全不再关注中国之电影和电视剧事业的发展趋势——在大学讲文学现象时，往往也讲到影视现象。不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毕业论文选择中国影视研究方向的不少。

从1980年起，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文革”后的复苏时期，大师云集，有一千几百名员工服务于中国电影业的“龙头老大”——北京电影制片厂，但十年内最多时也就年度完成十二三部电影而已。当年任何一部新电影都要向关系单位赠送关系票，厂内各部门往往因分到的关系票多少产生意见，皆抱怨本部门的关系票不够赠送。

而编导两大主创核心部门却每每另有苦恼，即所谓“反思电影”的空间问题。

这自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却也不唯中国独有，前苏联也那样。北影因在“婆婆”们眼皮底下，纠结尤多。

有的小说或报告文学，即使获了奖、影响大、好评多，拍成电影也是不可能的，比如《伤痕》。当年，老演员王澍一心要将其搬上银幕，说服我来改编。我自忖其事必属幻想，再三婉拒。最终经不住恳求，便投入了两个月的精力，结果不出我所料。

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虽都高票获奖，但后来双双接到了停拍令——它们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半了。我向有关方面写了措词强烈的申诉信，才使它们起死回生。如由白桦编剧的《太阳和人》，竟酿成了当年一起严峻的事件，现在想来，只要将“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一句剪掉，整部影片其实并不“反动”。

然而，还是有几部堪称优秀的“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巴山夜雨》《许茂和他的女儿》《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以上几部影片都非北影出品。在我记忆中，或许正因为感受到了在“反思电影”方面落后于兄弟厂的压力，北影才出品了《泪痕》和《冬天里的春天》，保住了“使命”形象。

除了《太阳和人》《活着》《蓝风筝》因“反思”分寸问题未能上映，北影也同样有一部电影《笨人王老大》——也是一部由获奖小说改编的电影，连我在北影十余年都没看到过。该片导演是我的忘年交郭维前辈，曾导过《董存瑞》《智取华山》——一位对党感情特深的电影人，被打成过“右派”，然平反后几无怨言。正因为是这样的人，虽拍了不该拍的电影，组织还任命他为影协党组书记。

《霸王别姬》的命运更加起伏跌宕，在国外获奖后，在国内能否公映迟迟无定论——据我所知，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集体看了，亦无定论。

千真万确的是，邓小平也看了。“我没看出什么大问题呀，可以公映嘛”——这差不多也是他原话，于是才亮起了公映的绿灯。

【告别“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举凡认为文学艺术应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之责任的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诗人、电影或戏剧编导，几乎都本能地涉及过“反思”题材，不曾涉及的肯定是少数。

都刚刚经历过“文革”，耳闻目睹使人悲、令人怒的事之林林总总，完全不想形成文学艺术化的作品，实在违反本能。

然“反思”深了，呈现失当，便会被批判为“缺德派”，沦为镖靶，遭到围剿。

文化艺术监管部门的同志也每每恼火，认为“缺德派”甚不懂事，不安生。若一切文化艺术门类的反思与批判蔚然成风，遥相呼应，结果对于当时遍体鳞伤的中国后果注定严峻。

故“守门员”们认为自己更加责任重大。

两类不同的“责任动物”，都觉得对方是最不可爱的人。

而政治人士们，则认为帮“反思”这个忙，文学艺术家们已帮到位了，再一意孤行就是成心捣乱了；他们得排除干扰做更要紧的事。

整个80年代，因为电影的受众面大，审查尤其严格，比之于文学，可圈可点的作品自然更为有限。

80年代末，我读过一位与我算是“同一茬”的作家的创作谈，对其中一段印象深刻：“不用谁来限制了，对于用文学的方式载超负荷的政治评判，我真的已经累了——我要对责任感说抱歉了！”那一种累，搞电影的人更有体会。

并且，到了80年代末，“反思”虽仍表浅（或也正由于表浅），但是普遍的中国人，已都希望文学艺术快来关注现实了。

故中国电影总体上与“反思”说“拜拜”，开始了现实题材的“开发热”。

【陷入低谷的年代】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电影的颓势一年甚于一年。

首先是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开始多样化以及电影院的普遍老旧——除非口碑甚佳的电影，否则人们怎么会放弃舒适家里的电视，偏去离家甚远的电影院，看一场各方面都很寻常的电影呢？

并且，上世纪90年代的青年，大抵是70年代和60年代人中的小字辈，在他们的成长阶段，人与书的亲情是主要的文化现象。他们中喜欢读书的人多，而这样的人，是不太会成为追星族的。即使有追星倾向，也不怎么会因此便非看某电影明星主演的电影。

90年代的中国，经济现状疲软，上班族已多年没涨工资，物价却在不断上涨，人们普遍缺乏进电影院的好心情——倒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们，比电影明星们更易于快速成名。某些新生代电影演员，往往也是由于主演电视剧而蹿红的。

各电影制片厂也有自身的困境——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重，电影题材越来越窄。与人们对电影水平的要求提高了相反，用一两百万拍出让人们觉得不看很遗憾的电影越来越难。而一两百万却是较高投资，儿童电影的成本基本控制在50万以内。

美国电影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在中国电影市场独占鳌头的——当然，良莠不齐，有好电影，也有垃圾片。

90年代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不少出版商因而成为最先买了私家车甚至好车的人，当年的帕萨特算是很好的车了。

90年代也是电视明星和歌星笑星的黄金年代。

90年代的中国电影陷入了低谷，几乎只有张艺谋一枝独秀——因为他在题材上的另辟蹊径。

【将人们“请”回影院】

2000年中国电影业开始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了，不然死路一条。一改，制片厂实际上就等于没了，变身为公司。许多电影人失业了，没有固定工资，还要交劳务管理费。不少长影人“流亡”到北京，成了拍电视剧的主力军。

这对电视剧行业而言是福音，故2000年以降是电视剧开始繁荣的年代。

2000年以降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大面积经历下岗“阵痛”的时期，全社会银根缩紧。但电影专业人士的加盟，有利于产生一批投资不高却口碑较好的电视剧。

到2005年，中国经济局面开始好转，民间资本积累初具规模，房地产业尚未遍地开花，政策允许电影人为拍电影而私募资金了。于是民间资本逐渐试水于电影业——美国电影能赚大钱，中国电影何以不能呢？这想法其实也是可敬的。

在中国电影的转机时期，张艺谋、冯小刚对于将人们（主要指青年）“请”回电影院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电影观众的主体是80后青年——城市青年居多，大学生次之，农村进城务工的青年也是为数不多的观众群体。看电影是他们谈恋爱的内容主项，渐渐取代了逛公园。

80后与60后、70后不大相同，他们成长阶段的文化背景大抵是声像文艺——人与书的亲密关系从这一代始逐渐分离、疏远——中国随之产生了第一茬追星族。为了迎合他们，中国电影开始探索商业成功的真相，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看过最多外国电影或影碟的一代人，要求不低，故中国电影的这一时期也是一个制作水平提升的时期。

与制作水平的提升相比，思想价值及社会认识价值的苍白也渐显端倪。

疏远书籍的电影观众，不太可能对电影抱有娱乐满足以外的需求。

然而，这一时期也还是颇产生了一些好电影——以功夫片成就显著。港台电影人的介入，使国产电影在面貌和气质上大为改观，总体而言是好的改观。他们对于中国电影市场今天的红火亦功不可没。

【更新换代的中国电影观众】

我将《泰囧》一片的出现，视为中国电影娱乐至上的时代的元年。

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是低俗的。作为一部喜剧片，几乎可以说它一点“毛病”也没有。但我也不认为它是一部多么优秀的喜剧片，比之于《大话西游》《功夫》，它在内容上显然是单薄的，也难以咀嚼出娱乐以外的滋味。

它在票房上的成功使我相当不解。后来我有些明白了——中国电影观众基本上又换了一代人，80后在人数上已不再是主体，90后成为电影院的常客了。

与前几代人相比，90后是与书籍最疏远的一代人。这样的一代人，最容易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成为电影明星的所谓“粉丝”。

从心理学上分析，粉丝并不觉得自己是被明星绑架了——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有种是明星上帝的良好感觉，仿佛明星是他们创造的亚当或夏娃。他们参与到一切关于某明星的话题热议之中，以为正是他们在决定着明星人气的涨落，自己是热门话题的弄潮儿，于是便“我说故我在”了——若有谁指出，他们不过是无形巨手推动的广告链上，别人利益目的实现的组成部分，他们便往往会因煞了自己的风景而大为光火——当然，这里所言是部分，非整体。

追星是最容易在中产阶级以下人家之儿女间传染开来的社会风习——但同时也是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佐证。而粉丝族群的主体，确乎是由低文化水平的青年构成的。学历层级越低，表现越荒唐。与80后、70后、60后中的小字辈相比，90后吃的苦少，见的家庭困状少，对父母之不容易的悯情也少。

同是粉丝，对有的人而言是娱记工作，对的人而言是第二职业，都是钱在驱动——大多数本性粉丝，往往看不明白别人的策划。正穷着的人家的儿女是不太会追星的，孝敬父母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也是不太会充当粉丝的。在已不再穷了的人家长大，从小惯受宠爱，且深受明星宣传现象浸淫的青少年，才会以充当粉丝为虚荣——而这一种虚荣是最可怜的虚荣。

葛优是50后、60后的开心果，周星驰是70后、80后的开心果。

下一代人大抵不“热恋”上一代人“热恋”过的星，正如初恋的人大抵恋“崭新”的对象，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

对90后而言，王宝强属于当红新星。《泰囧》的票房业绩，其吸引力占大头。80后、70后的身上有60后、50后的文化基因。60后、50后身上有时代的影子——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大多数人渴望与思想发生亲密接触的中国；而思想不在电影院里，在书里。

2005年后的中国，由于电脑、手机的普及，出版业开始滑坡。电脑、手机在国外的另一叫法是接传服务器，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更是解闷和提供乐子的东西。90后是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与80后有分明的代沟——电影对于他们如同超大屏幕上的电子游戏，他们对所追之星的要求也很简单——亲（或乖），多给点儿乐子，但也别太低俗，那样你掉价，我们也没面子！

故2005年后，影视明星单靠演技而不善于与粉丝进行嘻哈交流的话，人气就怎么也高不到哪儿去。而一部电影缺乏搞笑元素的话，方方面面再是上乘之作，票房也高不到哪儿去。

然而每年仍有佳片，是电影人对电影之敬爱心的奉现。

印度电影中若无歌舞，印度之电影观众便不买账；中国电影中若无乐子，当下的观众也看得不够开心。

我并不排斥喜剧——《大话西游》《功夫》都是我爱看的；《捉妖记》其实也不错。我只不过困惑于这样一点——一个民族对笑像对美食般没够的话，将来会怎样？

现在，人们对于明星们片酬甚高似颇有微词。我认为就电影而言，是谁都无权干涉的事。电影投资多是民间资本，是私钱。私钱慨予，谁又凭什么干涉呢？但我预见，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至峰值，若无题材的拓宽，至2020年，能将目前票房业绩维持为常态便很不错了，估计还会下滑——但也未必是坏事，因为那时，在题材和类型上，或许会产生出新的品种来。

【比“天价月饼”更离谱的古装剧】

    好莱坞被叫作“梦工厂”，电影院被叫作“梦空间”，是有一定道理的。

梦是脱离现实的，而人有时需要脱离现实一下，这是电影可持续存在的根据，全世界的电影都有此倾向。但电视是在家里看的，电视剧似应以现实题材为主，否则，人脱离现实的时候未免太多了。

国产电视剧，近年来争相大播古装片。2016年例外，现实题材电视剧多了，是好现象。

恰恰是古装片，成本越来越大，明星片酬越来越高。今年已突破每集500万，明年也许会突破600万。若顺其自然，3年后突破1000万绝无悬念。虽然广电总局已将电视剧的售权限制于“两星”了，但1000万劈开来卖给“两星”，每“星”的收购价却在500万。

也就是说，即使以每集1000万为上限，出品方仍可以每集2000万的成本来投入。

而绝大多数古装片，其实内容并无任何大制作的价值——往最高了评价，不过是“景泰蓝馒头”而已，或曰“金镶玉皮儿的包子”也行——此类电视剧，比“天价月饼”更离谱。

谁肯一再投入那么高的资本呢？民间经济体。

中国之民间资本，雄厚得富可敌国。也有种种基金介入——基本是高利息集资游戏，不转投就玩完。股市风险大，房地产见效慢，投资古装电视剧资金回笼快且无风险。

为什么非青睐古装片呢？高投入才有高回报。就那么有把握不亏吗？好比“炒楼花”，只要预先有两家电视台接盘就稳赚不亏。

电视台高价收购就不怕亏吗？古装片集数越长广告越多，成本越高广告招商价也越高。即使亏了也没什么，电视台总体上是赢利的，年底业绩结算才见英雄本色。

企业竞争那么高的广告费，划算吗？全国每年的广告费是天文数字，所谓广告费是一定要花掉的钱；你不肯花就会有别人抢在你前边花。花在古装电视剧方面，当下仍是最先考虑，甚至被认为是最佳抉择，广告成本大了，产品价格不就提高了吗？当然的。

近年还有什么东西的价格是没提高的呢？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利益环——雄厚而又对实业投资不感兴趣的民间资本，力挺古装电视剧之策划和出品；制作方以明星为饵，将钓钩甩向电视台；电视台是中国的“追星大佬”，既无水平判断一部电视剧的艺术价值，亦无兴趣进行判断，唯明星马首是瞻而已。它们复将钓钩甩向企业广告部门或广告公司；后者买单后，将费用摊入产品价格。再高额的广告费用摊入海量之产品后，单价的涨幅通常是毫不显眼的。

于是以上诸方在一部古装电视剧尚未开拍时，每一方都已笃定获利了——或经济的，或广告的；没有亏家。

那么，观众呢？虽然每一方事先事后都要打着“广大观众”的招牌说事，其实观众是最受轻蔑的——因为并不在那利益环上，并无发言权。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观众喜欢看什么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还不是我们想让他们看什么他们就必然看什么。”

而中国电视观众中的绝大多数，确实处在被利益环上诸方合力操控看什么，却浑然不觉的状态。

倘收视率高，便成为加码炒作的条件；若收视率低，不公布就是。

故，不管观众看与不看，那个利益环一如既往运作自如。好比喷水景观，有人看，在循环往复地喷；没人看，也依旧在喷。

这便是“景泰蓝馒头”或“金镶玉皮儿的包子”始终占领电视剧主体的真相。

馒头也罢，包子也罢，若面粉是非转基因麦子磨成的，拌馅的食材也较安全，吃了总还是对人的身体有点儿益处。起码别吃撑着了是无害的。

但目前中国电视中播出的古装剧，包括口碑还不错的，内容除了呈现古代权力关系厚黑学的那点儿东西，几乎再无别的任何谈得上是文艺营养的元素。

此种东西看多了的下一代，就像成长时期吃多了方便快餐一样，偏说无害等于自欺欺人。

我曾与某电视台高管进行过如下对话：“我始终打算形成一份提案，敦促有关方面出台政策，限制电视台只许每3年购一部古装片。那么，每年仍有10部左右古装片得以播出。作为一类剧型，也不算少了。”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确实会损害别人利益，也确实并不利己。但依我想来，这样下来，天价片酬现象将相对少了，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也许就会多了，现实题材成本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这有利于电视剧行业的良性发展。”

“你为什么总是呼吁现实题材多少的问题？”

“有什么不对吗？”

    “现实有好的方面，有不好的负面。只表现好的方面，谁看？可表现不好的负面，权威媒体性质堪忧……”

“对不起打断一下，电视新闻中不也常报道不好的负面吗？”

“新闻是新闻。不好的负面，权威媒体来批评是一回事，通过电视剧表现是另一回事……”

“这我不太明白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好比反腐，官方来公布贪官污吏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丑陋行径是一回事，通过电视剧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表现是另一回事。文艺的作用有时是很坏的，坏就坏在这一点上。劝你还是省省，我知道你强调的现实题材是哪一类。婆婆妈妈的青春偶像的现实题材我们并不排斥，但你说的那种现实题材我们坚决抵制！我们好不容易将那一类现实题材挤没了，你想坏我们的事，卷土重来？”

“我没那么缺德。”

“你也没那么大能量。”

“你的孩子看你们台一向播出的那类电视剧吗？”

“你在羞辱我？我们不会为我们这样的人家购买那些剧、播出那些剧的，你假装不清楚。”

我终于清楚了，从此打消了写什么提案的念头。

不久，与我进行以上谈话的人升了官职。又不久，据说被“双规”了……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作家，本刊编委）

文│鄢烈山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是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心脏，是举行国家庆典和仪式的首选，也是美国历史上重大示威游行、民权演说的见证地。它是一处开放型的国家公园，由数片绿地和博物馆、纪念物组成，中轴线从国会大厦的台阶，经华盛顿纪念碑到林肯纪念堂，长约3000米。对于作为游客的我而言，这是美国的第一景点。

我们从林肯纪念堂出来，走不远就到了广为人知的美国“两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纪念园区。关于前者，苹果手机地图显示的英文为“KoreanWarVeteransMemorial”，并无中文翻译，可能它在掂量“KoreanWar”译成“朝鲜战争”还是“韩战”，犹豫之间干脆不译；我看不如照发音，译成“高丽战争”，两不得罪。

纪念园区由三大部分组成。最醒目的是一片开阔地上的一组散兵群雕，19名头戴钢盔、手持步枪、身披雨衣的士兵正在搜索前进。他们就是旅美作家林达在《战争纪念碑的主题是和平——建筑师札记》一文中所说的，美国人心目中“英雄儿女”的形象表达。雕像群园区内还有一小块铭牌，上刻“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林达译）

第二部分是黑色花岗岩纪念墙，分别刻有参战美军和“联合国军”死亡、受伤、失踪和被俘的人数。磨光的墙面上隐现着蚀刻的一些士兵的头部，据说这些头像，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报道中美军各个兵种无名士兵的真实照片而临摹的。

第三部分是一段纪念墙上刻的一句口号“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这句碑文显然与散兵雕塑群铭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相呼应，是对参战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士兵所作牺牲的颂扬。

我的问题来了。林达说，“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为什么——凭什么？

国家广场中轴线上一端的林肯纪念堂，台阶下是一方水池，“高丽战争”纪念园与越战纪念碑分列水池两边，有绿地连通。我奇怪，后者的手机地图显示，中文是“越战纪念碑”，英语却没有War（战争）一词。“越战纪念碑”其实也是一个纪念园区，由两组群雕和刻有阵亡将士名字的纪念墙组成。两组群雕，一是三个持枪的士兵；二是表现两个越南妇女正救护一名伤兵。越战纪念园区显然比“高丽战争”纪念园区低调得多。

如果一方面参战的美军，被美国人认为是值得纪念和颂扬的，那么，另一方面，拒绝国家召唤，宁可坐牢也不上战场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何以也成了英雄？

阿里公然对媒体发表的反战言论，震惊全美，2003年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拳王阿里》忠实地再现了这一幕。他掷地有声的话，打动了多少美国人的心，他说：“我想要自由，你们不给；我想要公正，你们不给；我想要平等，你们也不给。你们却让我去别处替你们作战！在美国，你们都没有站出来保护我的权益和信仰，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都做不到这些！”——可以说他揭露了美国自称捍卫自由和人权的伪善，他要争取的首先是自己作为一个黑人的自由（人权），他反抗的是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所以他是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英雄。

作为正直的美国人，会承认他的话确实有道理：我尚且得不到自由，凭什么要我到外国去流血牺牲，替美国政府捍卫别人的自由？之前，18岁的阿里成为美国代表队的成员，出征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赢得了奥林匹克金牌。回国后他把金牌挂在脖子上，到闹市区的一家饭店吃饭，却没有人肯为他服务，气得他把金牌扔进了大海。他说：我再也不愿意为这样的国家效力了！

1967年，地方法院以拒绝服兵役的罪名，吊销了阿里在全美各州的拳击执照，并没收了他的护照，阿里还将面临5年监禁的处罚，因此赋闲在家。但作为反战人士的代表，阿里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97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恢复阿里的拳手资格。2005年11月9日，在首都华盛顿，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授予阿里“总统自由勋章”——还是以“自由”之名。是的，捍卫民权，捍卫自身权利，也是捍卫自由。阿里争自由，显然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阿里的反战算是说通了，是以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名义。那么，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他可是白人，并不存在遭受种族歧视的问题。他那首有名的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荡》：“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一只白鸽子要越过多少海水/才能在沙滩上长眠/炮弹在天上要飞多少次/才能被永远禁止/答案，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歌词太富有诗意，态度也就显得比较朦胧。另一位反战骁将约翰·列侬1969年创作《给和平一个机会》，态度则更鲜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难道它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说的只是给和平一个机会吧……”

这个反战的理由，也可以叫“和平主义”吧？

可是，“和平”也可以是参战或开战的理由呀。

国家广场有尊纪念美国南北战争的英雄格兰特将军的雕像，我在林肯纪念堂买了一帧1864年格兰特在战场上的照片，上面题词是他的名言：“我对战争没有任何好感，我从不鼓动战争，除非为了和平。”

而宗教极端组织、反人类的“伊斯兰国”，自称信奉最正宗的伊斯兰教，他们追求的据称就是“和平”——以“顺从”为前提的“和平”，即不顺从它的，一律杀无赦。

最彻底的“和平主义”，不是“止戈为武”或“吊民伐罪”，以及“为自由而战”或“解放全人类”等含有动武理由的说法，而是反对一切战争。

美国有首著名的反战单曲《内战》，最先收录于群星慈善专辑。它指出：一切战争皆为“内战”，战争唯独“喂肥了富人，却埋葬了穷人”。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7世纪，法国的一个大主教弗朗索瓦·费奈隆就曾说“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是兄弟”（因为那年头战争是男人的事）。这支反战的《内战》出现在1990年，录制期间美国没有卷入任何军事行动，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向1960年代反越战歌曲致意的。它唱道：“华盛顿的纪念墙时时都在提醒我们/不要相信你会拥有自由/当自由的权利不在你手中的时候”——这段话很精彩。而它说“以上帝之爱和人权之名/横扫一切无所幸免”，也是有针对性的告诫。

那么，我们能实现反对所有战争的“和平主义”吗？

站在“两战”纪念园区，我不可能对身边巍巍矗立的林肯纪念堂，佯装视而不见。美国人民之所以特别崇敬林肯，是因为他带领那些正直的美国人打赢了南北战争，在给黑奴以自由的前提下，维护了联邦的政治统一性。

所以，今天当“伊斯兰国”的屠刀砍向不肯顺从它的人们时，我们难道不应该拿起武器，挺身反击吗？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欧阳修夸“宝刀近出日本国”，怎么不想想中华上国的士大夫，包括他自己，有几个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锻造工艺的改进——那是他们瞧不起的“贱业”。

文│十年砍柴（文史学者）

【科举制：国人重文轻工的“指挥棒”】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这是《诗经?淇奥》中的几句，用切磋和琢磨器物来形容君子精湛的学问和仁厚的品德。《大学》就此发挥道：“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朱熹的注解是：“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鑢锡。磨以砂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

古人说道理往往是“近取诸身”，拿身边的事做比喻。可见在上古时期，华夏族的先民已有很好的制造工艺，制造玉器和骨器精益求精。事实上，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即便很早时期的中国人也有相当高的制造技艺，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机先生就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论述了古代“中国制造”之灿烂辉煌。

但笔者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或曰制造业横向比，在唐以前领先于世界，纵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从此之后，几乎没有太大进步，不但被西方各国赶超，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就以建筑和冶金两大能代表传统制造业水准的行业为例，直到唐代时，中国至少在亚洲可傲视诸邦，日本从政治制度、文字到各项工艺，几乎都是拜中国为师。日本古城奈良仿照唐代的长安修建，于759年修建的唐招提寺是由东渡的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完全遵从唐朝匠人的工艺。梁思成评论道：“对于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没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因为中国唐代的木制建筑基本毁掉，只在山西留下了两处。

到了今天，日本有一批专司古建筑维护和修建的工匠队伍，他们多为世代父子相传，一代代孜孜以求工艺的精进，其对中国古代建筑精神的领会和工艺的继承，已然超过中国的同行。

冶金也是如此。到了宋代，日本的武士刀已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道：“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让妖凶。”这首诗感叹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的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锻造出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到了明代，日本的锻造技艺超过了它的老师中国，当时日本的将军派遣使节向明代皇帝献贡品，贡品主要有良马、倭刀、玛瑙、金屏风、扇子。拥有一本日本制造的武士刀，是上层社会值得夸耀的事情。

欧阳修的感叹其来有自，中国先秦时期，工匠对锻造技艺的追求一点不亚于今天所称颂的日本“工匠精神”。《搜神记》中有一则“干将莫邪”的传说：干将是春秋时楚国最有名的铁匠，他锻造的刀剑锋利无比。楚王命令干将为他铸宝剑。干将得令后，与妻子莫邪为楚王铸成宝剑两把，一曰雄剑干将，一曰雌剑莫邪。由于他知道楚王的性格乖戾残暴，所以在将雌剑献与楚王之前，将雄剑托付其妻传给其子，后来干将果真被楚王所杀。他的儿子赤成人后，莫邪指引儿子挖出深埋的雄剑，并说出其父的死因。赤最后完成父亲遗愿，将楚王杀死。

这虽然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反映出中国在春秋时代冶金和锻造技艺的水平之高。为什么到了宋代就开始落后于原来的东邻“学徒”呢？难道是后来的中国工匠变蠢变懒了吗？

当然不是，我们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去找答案，制度的变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因此会引起一些行业的兴旺和一些行业的衰败。或者可以简单地说，科举制是中国人重文轻工的一个重要的“指挥棒”。

【帝制时代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匠人】

干将所处的春秋和后来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轻视各类凭手艺吃饭的人，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建筑业以及木匠的鼻祖鲁班，即鲁国的公输盘，凭自己的技艺做到了楚国的大夫。《墨子》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业领袖，他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见到公输盘之后，两人进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认输了，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

齐国的相国管仲提出著名的“四民分业论”，即“士农工商”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分别培养，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对于工匠，他的建议是：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们的用途，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年少时就学习技术，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见异思迁。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这样一来，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

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不利于阶层流动。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

然而，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以士治国。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处”，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不利于统治。因此长达两千年，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货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

可以说，中国的工匠和商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

隋唐科举制的兴起，更使工匠群体边缘化，“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当唐太宗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自得地说了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制对有限地促进社会平等、阶层流动起到很好的作用，使平民子弟能够进入到国家的管理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评判。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应考，当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如果家有几亩薄地，能够好好当农民，便很少去当学徒，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手头宽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于是，整个工匠阶层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工艺的好坏完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敬业的态度。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种教育培训体系来批量地养成。

这就能够解释中国古代没有从工艺迈进工程技术科学的门槛。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相对同时期的其它国家水平较高，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的，没有从科学层面进行总结、归纳。如明朝的造船业发达，那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学也同样如此，中国古代工匠不懂得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纯靠经验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这个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幸运者通过一次次考试做了官，又是靠儒家伦理治理国家，一些财务、法律等专业性工作委托给师爷。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匠，他们中间即便有特别聪明的人，也只是学习师父的手艺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统地总结出现代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进而有各门类的现代工程学？欧阳修夸“宝刀近出日本国”，怎么不想想中华上国的士大夫，包括他自己，有几个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锻造工艺的改进——那是他们瞧不起的“贱业”。

【商业文化的不发达导致制造业落后】

北宋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详细记载了建筑构件模数系统，将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

但这部书只是对千年来中国建筑工艺的一种经验总结，并没有太多学科意义上的突破，李诫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这部书的编纂者叫“李诫”还是“李诚”，尚有争议。而历史上那些达官显贵、英勇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汉，史书记载是何等详细。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记载工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比例很小，像宋应星这样愿意去调查、总结工匠劳作经验写一部《天工开物》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宋能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科举失利：万历四十七年，宋应星与其兄一起入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中。此后，他们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这才有时间和精力写这类大官们不屑的“闲书”。即便如此，宋应星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总结者，不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大工匠，能实操的工匠多是文盲、半文盲，自然无法将工艺理论化。

中学历史课本对黄道婆大书特书。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黄道婆少年时流落崖州（今海南岛），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松江棉布畅销天下。这样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与推广，竟然是由一位身世坎坷的妇女完成，为何？原因很简单，读书的士人谁会去做这个？

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到了明清两代，更是由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如清代指定“十三行”）。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数百年不衰，工艺一代超越一代。而且由于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主和诸侯彼此竞争，工匠阶层和商人阶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优秀的工匠可以脱颖而出，凭手艺过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各作坊和工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与中国工匠单打独斗，甚至祖传手艺不传外人相比，欧洲的工匠较早地出现了组织化和职业化。到了“工业革命”时，英国等国有了“专利保护制度”，更是鼓励工匠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改进工艺——一个人一项技术的发明或革新可以让几代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反观中国，技艺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草民。

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传承中创新，这种传承和创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欧洲手工业行会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这也是西方现代职业教育之滥觞。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焚毁了圆明园。随同侵略军的法国公使团有一位叫乔治?德?克鲁勒的外交官写了一部《进军北京》的书，记录他在北京的种种观感，此人对中国的建筑、器物观察极为仔细。他在书中描述道：“城内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没有任何破土动工建造新房的迹象。清廷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他进入紫禁城前经过一道显示皇家威仪的拱形门：“这道门由4个木制脚手架支撑，高约15米，倒还算结实，上面有些中式的装饰和一些奇形怪状、花花绿绿的图案。这就是我们坐在扶手椅里、阅读游记时在书中看到的壮丽景象！近来，竟然有学者将之与凯旋门相比，这种东西怎能与我们国家的建筑相媲美呢？”

这位爱好艺术的外交官还去了北京的旧货市场买工艺品，看过一些瓷器和景泰蓝后，他的断言竟是：“中国人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也没有美感。”“形状对于中国人来说毫不重要，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混杂、凌乱的堆砌、色彩的冲突，这些都是吸引那些缺乏判断能力的人，令他们备感振奋，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美感和艺术品位”。

这些话当然充满着一个侵略者的傲慢与得意。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不能否定他说的是有几分道理。他所说“没有艺术概念”的中国人，当然只是制造这些瓷器和景泰蓝的中国工匠。一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而当时的英、法等国，无论是建筑、纺织，还是冶炼、机器制造实在超过大清朝太多了。这也是六千多英法联军能在通州八里桥对僧格林沁的三万铁骑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原因。

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开始提升，那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开明官员开启“洋务运动”以后的事了。清朝在1905年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近现代学制，包括兴办许多近现代的职业学校和大学里开设工科院系。许多年轻人进入采矿、纺织、冶炼、机器制造的学校和专业，比如鲁迅考入南京矿路学堂；毛泽东初到长沙还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中国制造”才慢慢地告别古代那种少有创新、单凭经验的重复劳动，有了真正意义上质的飞跃。

一些惠民工程为何不仅未能赢得民心，反而引发种种问题？为何开始时是一个“钉子户”，后来却变成一众“钉子户”？

文│贺雪峰

一

阎云祥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提出“无公德的个人”，以描述农村出现的那些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和义务的人。这种“无公德的个人”看似在争取个人权利，具有与现代社会公民相似的气质，实际上却只是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阎云祥认为，“无公德的个人”的出现是“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的结果。

阎云祥关于“无公德的个人”出现的原因还可以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人在当前农村的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除了“无公德的个人”外，还可能有“无约束的个人”“无敬畏的个人”无底线的个人”“无责任的个人”无义务的个人”“无集体的个人”，等等。这些个人只讲权利，只讲个人利益，不讲公德，不讲责任，不愿承担义务，甚至没有基本的敬畏与底线。在当前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畸形发展，实际上造成了社会不同程度的解体。“无公德的个人”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还与村庄的结构性力量有关系，与村庄政治也分不开。

二

    众所周知，当下农村男多女少，独子家庭的父母往往有更多积蓄，且相对年轻，还有比较多的剩余劳动力能为新婚子女作贡献。但多子家庭就没那么乐观了，当前华北多子家庭普遍出现了娶媳妇难的问题。为了能娶来媳妇，父母往往宁愿付出更高的彩礼，建更高大的房子，先为大儿子娶上媳妇再说。结果，就很难再有能力为小儿子张罗，小儿子就可能娶不上媳妇。即便小儿子也顺利结婚，两口子心里也会不平衡，觉得父母愿意为大儿子付出更多。许多父母为了平衡，只好尽可能为小儿子干活，但这又可能引起大儿子的不满。总之，无论父母怎么做，都是针无两头尖——难得两全。更糟糕的是，一旦父母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儿子媳妇都不愿承担赡养责任，辛苦一辈子的父母老来悲惨的处境可以预见。华北多子家族以上常见的图景源自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村庄结构性力量的衰败，没有人站在年老父母的立场上为他们讲话，也没有人维护日渐孤单的父母的权利；二是个人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只计算父母应该给到自己的好处，若有任何一点自认为该得而没有得到好处的情况发生，最后都会变成对父母肆无忌惮、理所当然的索取，不讲责任，甚至缺少基本的亏欠感；三是村庄激烈的竞争致使人们忘记了代际之间“发乎于情”的深厚的本体性感情和亲密情感。

三

农村里，更多“无公德的个人”出现在公共领域。我曾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2003年，我筹来一笔款项用以支持家乡打井灌溉。由于灌溉井的最大灌溉面积只有200亩左右，因此，井打在什么地方就显得很重要。后来，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最终决定了打井地点。结果，打井出水后，一个农民以灌溉井不能灌溉到自家农田为由，将井填埋，上万元的打井费化为乌有。

更普遍的争执出现在国家资源下乡的过程中。近年来，不少国家政策出台，为农民建设基础设施，以便利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资源下乡、项目落地，就要与一些农户打交道，比如要借道路运输、要占地堆放建材、要损害青苗、要砍树，甚至要拆除猪圈、牛栏等。在此过程中，免不了损害了个别农民的利益，受损者要求合理的补偿是可以理解的。

按理说，国家的出发点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是有益于农民的惠民工程，农民应当欢迎才是，但现在的问题是，农村里普遍出现了惠民项目落地时遭遇农民索要高额补偿的情况——要砍一棵实际价值只有200元的树，树主却可能理直气壮地要价800元，不给钱就不让砍，阻碍项目落地。而其他不相关的村民呢？事不关己，围观而已。若是国家或工程队答应予以高额补偿，这个农民在村民眼中就会立刻成为“英雄”，接着有样学样，很快都成了“钉子户”，索要高价。这样一来，国家很快就会发现，为农民做好事并不容易，做的好事越多，一些农民就越是变成“刁民”，惠民工程不仅未能赢得民心，反而引发种种问题。

这显然不只是农民个人素质或人品的问题，而有更重要的结构性理由。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敢于强调个人利益的少数人，但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钉子户”往往会受到结构性力量的强烈抑制，即便发声，也很快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利益的少数人一定是正常社会里的边缘人，否则，示范效应将会使得所有人都会想要得到额外利益，最终，社会的基本秩序就会难以维系。可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钉子户”不但没有被边缘化，还使一个“钉子户”变成一众“钉子户”，让国家项目落地变得无比困难。

四

国家资源下乡如果不是由国家直接将项目落地，而是先组织村民讨论如何使用资源，又或是以工代赈、民办公助、一事一议，只有当农民投工投劳完成项目落地的基础条件时，资源才下到村里，这样一种竞争性的资源下乡就可能刺激地方（村庄）组织起来，以获得国家资源的投入。

地方要组织起来就必须充分地动员村民，就要将村民个人的利益与村社集体的利益相统一，就要在村庄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意志或公共意志，这一意志对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现“钉子户”，这个“钉子户”若敢不顾公共意志的约束，全村村民也会有办法让他付出声誉等方面的代价。换句话说，“钉子户”的行为不会再负面传导，它代表不了全体村民，全体村民也不会变成“钉子户”。这样，通过村民动员而产生的村庄政治，就能为国家资源的落地提供基础条件了。

五

    通过资源下乡来建立村庄政治力量，让资源下来的同时将农民组织起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社会快速变迁，动员村民形成村庄政治的可能性还有多大？

没有村庄政治，好事也不好做。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文│张守涛

    民国时期的大学集中于东南沿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高校不得不西迁而损失惨重。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因为准备充分，而成为损失最少、复课最早的高校，并保障了西迁重庆后的发展、壮大。

西迁与办学

对于日军的全面侵华，从1932年就开始担任中大校长的罗家伦早有预测与准备。早在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时，他已请人订制了500多个大木箱。七七事变后，罗家伦紧急组织迁校准备工作，这些大木箱立马派上用场。全校师生分工明确，装箱打包，将图书、仪器、教具，以及航空教学用的3架飞机、医学解剖用的24具尸体等一一装箱妥当。对于学校迁移地点，罗家伦力主一步迁到重庆，确保师生安全和教学顺利进行，并在教授会上提出三点理由：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所迁地点，以水路能直达者为宜；重庆不但军事上显要，而山陵起伏，宜于防空。罗家伦的提议得到了教授会的赞同和蒋介石的允准，他的远见使得学校避免了其它大学数次搬迁之苦，成为迁移高校损失最少的一所。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开始迁移。尽管因为准备充分，搬迁总体进展顺利，但中途也不完全一帆风顺。当时已运到南京下关码头的图书仪器，因长江客运船只极为紧缺，正进退无计时，意外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鼎力相助。民生公司当时正负责运送开往淞沪战场的军队，船只从南京返航时便免费提供给了中大。罗家伦在敌机轰炸中有条不紊地指挥师生迁移，离开南京时随身只带了两只小手提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但他还拿走了一瓶在清华当校长时招待客人没用完的香槟酒，对着酒瓶发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他前脚刚出屋，后脚空袭的警报就响了。

整个迁移过程中，最为感人的要数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迁。离开南京前，罗家伦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表示能迁出就迁出，迁不出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畜牧场场长王酉亭虽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知道学校买这些禽畜花了不少钱，也知道这些优良品种在教学科研上的价值。他下定决心“不抛弃、不放弃”，连夜找来木船，装上牲畜，运过长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由于沿途交通堵塞，雇不到运输工具，运输队只得自行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犹如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缓缓前行。经过一年多、行程数千公里的艰苦长征，运输队竟然将这些禽畜一只不少地带到了重庆沙坪坝。在校门口，看着衣衫褴褛的员工，看着一只不少的鸡鸭牛羊，罗家伦感慨万千，热泪盈眶，竟孩子般地抱着这些禽畜亲吻起来，“仿佛如战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此感叹说，抗战时期有两个大学“鸡犬不留”：南开的“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大的“鸡犬不留”，却是中大员工历尽艰辛将其全部搬到了重庆。

顺利的搬迁为中大保存了元气。1937年11月初，中大在重庆率先开学复课。八年抗战期间，中大教学从未间断，秩序最为稳定。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校区：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所在地原是一个小山丘，为保证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了42天时间完成。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击两个月，建起44幢校舍。对此，晚年罗家伦有些辛酸和自慰地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同其它西迁高校一样，中大时常受到敌机袭扰，中大森林系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师生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据中大校友、台湾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回忆：“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情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着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也美极了。”在呼啸不断的炸弹声中，罗家伦继续苦心孤诣地谋求中大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创办中央大学研究院。

在抗战艰苦条件下，中大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声誉日隆，终于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当时，中大是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也是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唯一一所拥有《大学组织法》规定的全部8个学院的大学。抗战初期的统一招生中，将中大作为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2/3。而且它还是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学，差不多占总数的1/4。当时中大师资、学科、设备等诸方面都超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据统计，1945年，中大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教学人员6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共290人，为同期西南联大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两倍；学生共4719名，超过西南联大一倍多。

抗战期间的大学生活

抗战时期，弦歌不辍，薪火相传，中大师生和西南联大、浙大等西迁高校师生一样，物质生活艰苦万分，但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师生们也得以更加磨砺成才。

当时，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两句段子。所谓“顶天”，是指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所谓“立地”，是指鞋袜破露，光脚着地；所谓“空前绝后”，是指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后，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中大每位学生发了一套棉军装。“于是，全校就看不见任何棉军装以外的冬衣。男同学的冬衣上渐渐多了些污垢，女同学则用棉军装遮住了她们窈窕的身段，棉军装变成最新款式的冬大衣了。天暖时，男同学都是一袭败色的中山装，或发白的长衫，女同学则是式样布质相同的旗袍，上面还有补丁处处，补多了宛如百衲衣”。

穿不暖，更吃不饱。“早上七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叶一碟。同学们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时就已空腹雷鸣”。中午、晚上吃的是掺有沙子、老鼠屎、稗子、稻谷等的“八宝饭”，菜多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等，难得有几片肉飘在菜面上，以至于当时有大字报写道：“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1940年以后，重庆大米稀缺，中大因购米不足，餐厅煮饭减少，学生们可怜地由每日一粥两饭改为两粥一饭。

穿不暖，吃不饱，住也住不好。学生住的是黄泥糊的竹芭屋，睡的是大通铺，几十个人乃至100多人挤在一间大屋里，拥挤不堪，潮湿又甚，再加上重庆气候闷热，很多学生都得了疟疾，肺结核、肝炎、肠炎发病率也特别高。贫病交加，很多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1943年上学期，全校休学且保留学籍者就达343人，几乎占在校生总数的1/10。

教师们的日子当时也不好过，战前那种优越悠哉的日子一去不返。随着物价不断暴涨，教授们一个月300多元的工资仅够购买一石大米，虽然政府设法提高薪金，实行米贴，教授增设研究补助费，但杯水车薪，教授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中大周刊》当时不断披露：“本校某院长购得玉米一石，磨粉充饥。”“L教授因支出日增，自己的照相机委托拍卖行拍卖。”“某职员近因面粉价廉于米价，已两月不知饭味。”“师范学院某教授在北碚复旦大学、磁器口教育学院、柏溪分校及校本部四处上课，实感疲于奔命。”中大地质系主任、兼任重庆大学教授朱森的妻子因不了解米贴规定，将中大和重大送的米贴都收下了，被人向教育部告发。教育部未作调查，即通报批评。朱森从野外指导实习回来后，胃病复发，住进医院后得知此事，又气愤又感羞辱，病情加重，引发胃部大出血而谢世。

尽管物质生活如此艰苦，但师生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并通过艰辛的磨炼，增强了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精神。

当时沙坪坝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中大更是中心的中心。学校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讲座，如文学院举办过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工学院举办科学讲座，当时影响比较大的重庆沙磁区学术讲演会便由中大主办。每周日，中大必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来校演讲，如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英国前首相艾德立，以及周恩来都曾到校演讲过。但凡有演讲大会举行，同学们都争先恐后，踊跃听讲，因而在当时很流传一句口号：“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

除了讲座多外，学校社团也众多，不下七八十个，有联络感情的，有研究宗教的，有学术研究的，有体育文艺的，有宣扬三民主义的……各大社团及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大多由同学普选代表组成，是谓“学生自治”。

校园外，师生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话剧、泡茶馆。因为当时电影票贵，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每有演出，中大学生必蜂拥而至；散场后，沙坪坝街头巷尾皆是话剧台词。茶馆文化是四川的一大文化，同学们来到重庆后也都入乡随俗，泡起茶馆来，在茶馆里看书、聊天、睡觉，享受着茶香清谈的怡趣。

活动、休闲之外，同学们也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求知强烈。“课堂上，不用点名，没有缺席逃课的，为了听课清楚，做好比重计，提前到教室，抢坐前排位子；每逢授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也不忘记笔记。如听孙本文的社会学，沈刚伯的西洋史，房东美的哲学课……同学们认为是‘莫大的享受’。理工科的学生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忘了腰酸背痛，直到答案准确为止，校园处处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求知气息”。

当然，和今天的大学生一样，恋爱也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们的一大“课程”。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的鸳鸯道上情侣成双，男生宿舍最重要的话题是女生，中渡口的牛肉面是约会女友的盛宴。王作荣和法律系的范馨香相识于大一，大二后几乎每天见面，相约游遍沙坪坝的风景。因为囊中羞涩，王作荣请范馨香吃牛肉面、看话剧，自己却不吃、不看，静静地在门外“恭候”。范馨香是当时的女生自治会会长，追求者众多，但王作荣靠着自己的文笔和“恭候”，最终赢得美人芳心。两人后来喜结连理相伴一生，合撰有《鲽情深》一书，并以伉俪名义在东南大学设立奖学金。范馨香1987年逝世后，王作荣一直没有再娶，卧房摆设包括他为妻子购买的两箱进口衣料，都搁置原处。

在活动、读书、恋爱的同时，同学们也没有忘记报效国家。1944年，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响彻云霄。中大同学和其它院校同学一样积极响应号召，只要年龄、身体合格者无不争先恐后，报名处排满长龙。中大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大受感动，特为同学从军作诗道：“日日从军势若狂，无人不道送行忙；遥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华儿女行。”同学们如此爱国报国，与中大的使命密不可分。罗家伦赋予了中大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一宏大使命，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认为中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在国难当头时应该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蒋介石亲任校长

就在中大蒸蒸日上之时，罗家伦却急流勇退了。1940年前后，重庆物价暴涨，十倍于战前，学校经费拮据，难以维持，罗家伦实感“筋疲力竭，再也不敢继续下去了”，遂于1941年7月提出辞呈。

罗家伦辞职后，顾孟余接任中大校长，但因为与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闹矛盾，很快就辞职了。之后，蒋介石竟主动向陈立夫提出要亲任中大校长。蒋介石之所以“屈身”亲任中大校长，有多方面考虑。一是中大校长地位重要，掌舵首都最高学府，但因内忧（中大当时内部有南高及东大身的校友派、清华留美出身的清华派等多个派别）、外患多种原因，校长之职并不好当，更换频繁；二是皖南事变后，中大又屡起学潮，抨击国民党，蒋介石出于“防共”“反共”需要，有意坐镇中大以稳住学生运动；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出自蒋介石的“权力欲”和“校长瘾”——蒋介石恨不得将所有的权力都揽于自身，曾有80多个头衔，且对“校长”这个职位情有独钟，希望天下英才皆为他的学生。

蒋介石虽然欲望无穷，但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真的像校长一样安营扎寨亲力亲为，所以他在担任各校校长的同时，均设教育长来主持学校日常事务。教育部也调来了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大教育长，主持中大实际事务。

蒋介石虽然是名义校长，但还是做了一些实事，为中大带来了些新气象。首先，他更新了中大的办学方针。他兼中大校长后，于1943年3月7日在大礼堂向3000余名师生训话，提出今后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蒋介石视大学为“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希望中大的每位学生“应负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要“对三民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认识”，希望中大能把“建国”视为唯一的工作。

另外，蒋介石将军人作风也带到了学校，治校如治兵。中大开始更加注重“军事化管理”，施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最初，蒋介石身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老蒋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介石“嗯嗯”两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虽改了衣装，但他的军人习性难改。某次，蒋介石在礼堂给师生作报告，想起当年自己受训的情形，便吩咐手下将礼堂凳子统统撤掉，让所有教授不管身体、年龄如何，统统与学生一同站着聆讯，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学校召开院长、系主任会议，蒋介石进屋后，有人大喊“全体起立”，大家无奈地站了起来。待大家坐下后，蒋介石又说道：“现在，本校长点个名吧。”蒋介石一个个喊名字，教授们一个个站起来，他又一下下点点头，场面非常滑稽，教授们非常不满，而蒋介石还自以为这是对教授的“恩典”。因此，后来再开类似的会，许多人便借故不来。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自主持中大29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蒋介石又准备亲自点毕业生的名，忽然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蒋介石经常到校“视察”，大约每周来校一次。他第一次到校便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处，并在食堂与教职员工共同进餐。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后来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场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时还前往农场，察看树苗花圃，饮尝牛奶。某日，蒋介石来学校时，一些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到来，惹得他很不高兴，用手杖狠狠捣了几下地面，大喊道：“校长来啦！”学生们被吓得发愣，他以为是在向他行注目礼，转怒为喜，又和蔼地笑道：“玩去吧，玩去吧。”蒋介石还十分强调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

如蒋介石所愿，他靠自己的威信和示范，还真在无形中消解了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秋天，孔二小姐（孔祥熙和宋霭龄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露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学潮。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中大教育长和训导长将学生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说学生准备以伙食为藉口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老蒋一听，说道：“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1943年11月的一天中午，蒋介石在学校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来到学生食堂正中央的餐桌前。老蒋顺手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给自己满满地盛了一碗“八宝饭”，把分到的一份青菜萝卜拉到面前“香甜”地吃了起来。他一面吃饭，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饭桌的学生壮胆回道：“一年四季，顿顿如此。”蒋介石连声说：“米质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贷金要加。”年已56岁的蒋介石那天竟吃了三大碗“八宝饭”和一份青菜萝卜。校内三青团分子乘机大肆渲染和吹捧。于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蒋“吃”了下去。

蒋介石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大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蒋兼任中大校长时，还享受着“委员长补助费”的“外快”。1943年学校支付“委员长补助费”62600元，相当于学校年度班级费。不过，蒋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中大做了一些好事，如因为战时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一年多的《中央大学校刊》在蒋的过问下得以复刊。

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中大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亲任校长后，“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这一年半的校长经历，只是让蒋介石又过了一把校长瘾，让中大稍微风光了一下，对学校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顾毓琇接任中大校长后，非常注重学术研究，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学术成就，改善教学研究和调整系科，使得学校面貌大有改观。但顾毓琇干了仅一年便辞职离校，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

接下来的中大校长是著名科学家吴有训，他希望把母校亲手打造得更加辉煌，曾对全校师生讲道：“我来中大，只凭着为母校服务这点关系。”他上任不久，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吴有训的首要任务便是繁重的复员工作。为此，他两次亲赴南京办理有关事宜。在他的精心谋划、周密组织下，耗时不到5个月，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12000多人、图书仪器设备4700余箱及私人行李近万件，分八批全部安抵南京，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赞许道：“没想到这个吴老夫子教书行，办事也这么干净利索。”复员后的中大规模已是战前的三四倍，除四牌楼原校舍外，又在丁家桥新开校址。在吴有训领导下，中大开始了新的篇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傅国涌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地上并没有天堂，所有的“天堂”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缠累和困锁。真实的教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地里长起来的。我们要在地上谈论教育，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是生命中可以体验的教育。

教育到底是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以为，教育就是触摸人类的心灵。

教育是一个过程

在探讨教育是什么之前，我想先追问历史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朱谦之先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时眼前一亮——他把历史说清楚了。

历史首先是关于过去的现在，但是现在的现在也会成为过去的现在，还会有将来的现在。人就活在现在里面。我们可以把过去的现在称为“记忆”，现在的现在就是“经历”，将来的现在就是“盼望”。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链条，人是活在这个链条里。教育，就是在这个链条中发生和展开的。

中国人对时间有很深的认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代流传下来的好诗常常跟时间有关。根据刘若愚先生的研究，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所以成为千年流传的名句，就是因为它表达了个人性的时间展望。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讲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时间展望。“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李贺的诗表达的是宇宙性的时间展望，是一种超越性的时间观念。这些诗能引起人的共鸣，因为人都活在时间当中。人不可能离开时间，活在时间的外面。

由此我追问第二个问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教育，教育是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

教育就是人类在时间变化中寻求不变的价值的过程。

教育是人类的心灵和生灵在相互触摸的过程。

教育就是有限的人类不断地向无限求问的过程。

   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的词——“过程”。从历史眼光看，教育就是一个过程。教育是一个开放式的过程，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它永远面朝未来。

心灵是教育的真正的目标

如果借梅光迪的话来说：教育就是要理解并拥有一切通过时间考验的真善美的东西。他的话与我的三句话其实是相通的，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是相同的：人、时间、心灵。人类的心灵在时间中指向真善美。从时间是什么说起，我可以继续追问：人是什么？

人的心灵超出了人的肉身，它的丰富性、神秘性都超出了人的肉身。肉身是可以解剖的，但是心灵无法解剖。人的心灵是人最本质的属性，人因为有心灵而成为人。

美国作家爱默生对心灵有这样的阐释：“世界万物的根源都在人里面，真正的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只就是造船的人。”所以，看到一只船，看见的不仅是那只船，而是船背后那个造船人和他的心灵。看到一首诗歌，看见的不只是这首诗，还看见了写这首诗的诗人的心灵。2500年前《诗经》里的句子，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会觉得很美、很感动。我们跟诗人心意相通，时间就被超越了。

心灵是教育所要指向的真正的目标。教育不是指向哪一个你看得见的人，而是指向你看得见的人的那颗心。泰戈尔曾说：“孩子们的潜意识比他们的显意识智力更为积极……潜意识的认识能力完全与我们的生活合一。它不像一盏可以被点亮并从外部调节的灯，而像萤火虫所具有的那种通过生命过程放出的光线。”这个比喻很精彩。教育就是要创造千千万万活的萤火虫，而不是造出一盏盏电灯来。电灯没有电就不会发光，萤火虫自己内部会发光，自己就是光源、光体。

泰戈尔还说：“我们的教育宗旨必须是人的最高目的，即灵魂最全面的发展和自由。”“教育的目标是心灵的自由，这只能通过自由的途径，才能达到，自由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有危险和责任的。”我对教育的理解与他的这两个说法是相通的，使用的关键词一致，强调的是过程，强调的是心灵，强调的是时间。

人文教育的滥觞

教育具有实用性，更具有超越性。中国的教育往往在实用性里打转，无论转多少年，都无法转出那个泥潭。没有超越性，教育就是匍匐在地上的，背朝着天，眼睛只盯着地上，刀耕火种，千年不动。只有背转过来朝天，才具有超越性。但是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文明。

近代以来，完整的学校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学教育为核心，人文教育并不突出，公民教育如果是有，也是道德层面或者政治层面的。今天中国的教育是科学教育压倒一切，最后变成了术的教育，可以量化的教育，知识碎片化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苛刻地说中国今天没有教育，客气地说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古代的中国有什么呢？无科学教育，无公民教育，只有人文教育。今天的人对科举制有很多看法，但我仍要给予相当肯定的评价，科举制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科举制，中国至少在将近130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高水准的人文教育。这个人文教育从孔孟老庄的传统里来，一直穿过了唐宋元明清。人文教育成为教育的主体，它的背景就是科举制。过去我们对科举制到底考什么一知半解，但实际上，科举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科举时代的人文教育以培养状元、进士、举人、秀才为目标，也就是培养社会的中坚——儒家标准的“士”这个阶层。乡试和会试的题目让我们看到主要考的是对经典的解释能力和治理国事的能力。以清代的三场考试为例。1685年会试一共要考3场。第一场考四书文、五经文。第二场考论、诏诰、表、判语。判语就是给出一个司法案例，问你怎么去处理。第三场考策论，就国家大事，包括内政、外交，让考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这是对一个人能力的全面考量。那个时代的人文教育和实用教育都包含其中，对考生的要求其实非常高。1793年，还是在乾隆“盛世”时期，也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时候，这一年的会试要考4个部分：四书文、试帖诗（五言八韵唐律诗）、五经文（规定每篇文章一部经，考生要掌握全部的经典，必须用八股文形式）、策论。到了1903年和1904年，也就是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前夜，会试内容有较大的变动，规定了文章不许用八股形式，除了四书五经，还要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1903年的北京会试，有一道关于“游学”的题目，“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益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期，有益无损策”。游学就是留学的意思，斯密氏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当时严复译出这本书不久（《原富》），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读过，连斯密氏是谁都不知道。要求考生读了亚当·斯密所论关于留学的好处与坏处，提出关于留学的看法来。这些题目都跨出了传统人文教育的范围，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

历史正在变化当中，中国人要应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需要很多国外的知识，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知道各国的政治制度。这已不是原来读四书五经就可以应付的，熟读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也没有用。人文教育于是盛极而衰，过去的经典教育已经不够用了。教育的转型就是这时候扎根的，在这以后，就不是科举的时代了。这就是时间的变化，在时间的变化中，人的心灵随之变化，教育也在变化。

以人为起点的新式教育

光靠原来的人文教育已没法应对新的变化，这是新式教育出现的大背景。1903年，京师大学堂已经创立，北洋大学堂已经创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堂已经创立，课堂上开始学英文了，开始睁眼看世界了。科举就是在这样的大势下在1905年被废除的，新式教育在1902年以后逐渐普及。

从晚清到民国，科举时代到新式教育时代的衔接还算是不错。新式教科书保留了中国良好的人文教育传统，又加入了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形成了比较健全的近代教育。

生于1881年的鲁迅，一进三味书屋，就要摇头晃脑地背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而新式教育一开始是很简单的，以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小学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为例，就是一个“人”字，与传统的人文教育根本不同，不是一上来就背诵艰深的经典。

人就是民国教育的起点，《共和国教科书》小学国文第三册第一课，继续强调人。上学就是要认识人、成为人。这篇课文的题目叫《读书》：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这些话掷地有声。如果说一年级第一课的“人”是家庭中的人，是长幼次序中的人，这里强调的人则是文明社会的人，经过教育成为人。另外，国语教科书上一篇课文也叫《读书》：

飞禽走兽，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为休息之所。其奇异者，能为人言。惟不知书，故终不如人。人不读书，则与禽兽何异？

两篇课文强调的重点一致的，就是要通过接受教育成为文明的人。可以说，这些课文都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

人不仅有个体层面，还有社会层面，“做人”还包括“做公民”。从民国诞生之初，小学课本中就出现了大量有关共和政体的课文。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共和政体》一文：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早在1917年，就出现了教育部审定的第一种公民课本《公民须知》。再过5年，公民教科书也问世了，对公民之权利、义务的阐述都十分清晰，比如什么叫自由，讲得清清楚楚。简而言之，教育就是要让一个人成为人。

叶圣陶之问

1919年，叶圣陶还是甪直的一个小学老师，他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文中提出：

一棵花，一棵草，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具备了……如今把植物比作小学生，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

教育就是播种，到底要把学生培植成怎样的人？我把这一问称为“叶圣陶之问”，私见以为，此问要比“钱学森之问”重要多了。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即是“钱学森之问”。其实，教育能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杰出的人才”，可能没太大关系。相比之下，我觉得叶圣陶之问更为关键——教育要培养出怎样的学生。我想，前面我们所涉及的公民教科书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叶圣陶之问，在那个时代是有明确答案的。虽然他这样问，但在当时即已有答案了，因为教科书上充满了这样的课文。

殷海光先生说过一句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我借用一下：“教育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从人文教育时代，到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公民教育并存的时代，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不会改变的，就是“把人当人”四个字。

从校歌、校训看校园文化

再看看那个时代的校园文化，试看江苏高邮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这是汪曾祺当年的国文老师写的。这样的校歌在民国时期的中小学非常普遍，它们常常从身边看得见的美好景色开始写起，再到“吾校巍巍峻宇”。其实他们的学校往往是平房，很少有楼房，但因为他们心目中以自己的学校为荣，所以都成了“巍巍峻宇”“连云栉比”。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也是教室矮小，脚下是泥地，顶上是草顶、铁皮顶。但西南联大却是真正的大学。一所好学校的定义，就是有好老师、好学生和好课程——没有大楼也没关系，茅草屋也可以，最重要的是老师和学生，他们才是主体。校歌的最后，才讲出春风化雨的道理。大部分其它校歌都是这样写的。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治，东西学艺攸同。

这是温州中学的校歌，这也是当时一位普通的初中国文老师执笔的，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自清。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校歌传递给我们的，是一派美好的图画。他们的写法一样，都是从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山水或人文景观开始，然后写到学校的办学理想，教育之旨归。

喜胸涤桃浪，眼豁衡云，环洲竹木自欣欣，弦歌不染尘氛。况赢得船山绝学，刚直清标，湘绮雅文，先贤遗教尽沐熏。世变正纷纭，愿诸君作中流砥柱，宏德业，矢公诚，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是衡阳船山中学的校歌，衡阳出过许多大人物，如王船山、王湘绮，校歌的最后指明了他们的教育理想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今天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时代。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与那个时代的教育最本质的区分。

那个时代的校歌也有用白话写的：

吴淞江呀，你这样美丽光明。洋泾两岸的田呀，你这样的自然和美丽。我们在这里考察、思虑，共作游戏，很感谢你们的美意。

我们是人类里的一群，人类之花快开了！我们应当快活奋励。我们愿世界：更活动，更光明；更自然，更美丽！我们应当快活奋励！

这是1917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的校歌，当时青年叶圣陶在这里教书。校歌中流露出的教育思想，今天仍然令人感动。校歌中没有一句要叫学生将来成为第一的。教育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换句话说，每个人成为唯一，而不是追求第一。

“允公允能”，是张伯苓先生为南开中学定的校训。“诚爱勤勇”，这是北师大附中的校训。“勤朴忠诚”，是天津耀华中学的校训。“勤俭忠慎”，是莫干山小学的校训。“勤俭”，是金克木先生的母校安徽寿县第一小学的校训。“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校训。“智仁勇恒”，是重庆兼善中学的校训。我最喜欢的，是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训——“诚者自成”。

可以发现，这些校训大体上是两个序列，一个序列是“勤、朴、忠、诚”序列，另一个是“智、仁、勇、恒”序列。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要让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这两个序列，就是那个时代教育所追求的目标。让学生成为有什么样品格的人，才是教育最为关心的，至于将来做不做大官，发不发大财，并不是教育所关心的。教育是培养一代大国民，是能够各守其职、各尽其道的人，而不是培养身居高位或腰缠万贯的人。教育不应在乎培养天才，不应关心产出多少个诺贝尔奖——那不过是副产品。教育关心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勤朴忠诚的人，一个智仁勇恒的人。品格才是教育指向的目标。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最初即是以培养人的品格为第一追求，也就是要触摸人的心灵。

心灵与心灵的相互触摸

教育就是人类在时间中心灵与心灵相互触摸的过程。教育是提供常人教育，教育是针对常人的，不关心学生能不能成为爱因斯坦。教育培养不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他自己的天纵之才，加上后天的努力，还有各种机缘巧合孕育出来的。接受教育的孩子是五花八门的，像树叶一样，每一片都不相同。“把人当人”的教育伦理基础，这个“人”就是常人，不是天才。只有常人教育才能成为可持续的教育、可以共享的教育。所以，要把最基本的东西跟学生分享，然后在相互的对话、碰撞、交汇中产生出神奇来。孩子充满了朝向未来的可能性，教育也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教育充满神秘的地方，就在于通过生命能量的交汇，产生出新的意外、新的美好。

聊天是最好的教育。假如你有幸遇见爱因斯坦，即便只是跟他一起吃饭、聊天，他的生命能量与你的生命能量交换过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苏格拉底的言语，是柏拉图记下来的，都是一些对话。《论语》都是孔子与弟子在聊天中的谈话。但是，孔子在“过去的现在”道出的话语，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着“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孔子闲聊间的话语，为君子订立了标准，定下了尺度，确立了规范。此后的2000多年，他们就是中国的基础和顶梁柱。

丰子恺先生有一幅漫画：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在杨柳树下，青草地上，师生在问答，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师生才是教育的主体，大楼、教室这些硬件只是辅助性的。教育无非是问答、对话、互动，也就是生命能量的交汇。老师和学生的相遇，就是生命能量的交汇。

我深信，心灵是人类的本质，教育就是触摸人的心灵，是人类在时间中心灵与心灵相互触摸的过程。你如何，这个时代就如何。不要问中国往哪里去，首先问你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是你可以决定的，中国往哪里去，你决定不了。但是你往哪里去了，中国就有可能往哪里去，因为你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