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的好处

□   滕朝阳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很多人把做官作为首选职业，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不论时代的指针是指在11世纪还是21世纪。

做官虽也是一种职业，与别的职业却有一种大不同，那就是握有权力。官员拥有权力本不成问题，问题是手中的权杖若不受制约，再加上头顶无星空，心中无律令，则会在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为所欲为，权力派生的好处由此层出不穷，用阿Q的话说：“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古人教育子弟读书求上进，管用的办法是强调读书可以做官，而做官的好处则足以使人头悬梁、锥刺股。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一回，教书先生王仁正是如此开导自己的学生，即东家方必开的老三：“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巴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问：“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王先生说：“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追问：“到底有什么好处？”王先生说：“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哪里来呢？”那老三虽只是个孩子，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口虽不言，心里也有几分活动了。

这段文字真妙，妙就妙在一个小孩竟会对“做了官就有钱赚”发生兴趣和共鸣，可以说揭示了清末一般读书人的价值观念。这也不是小说家言，千百年来做官就有这许多好处，如此教化，等于是做官从娃娃抓起。在《官场现形记》问世前二三十年，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发表了《劝学篇》，却是劝人为学问而学问，即使生活困苦，也一样“可以学习文明事物”，若“青年学生学问尚未成熟，便遽然求做小吏，以致一生沉沦于微职”，那“就像把做成一半的衣服押在当铺里赎不出来一样”。由此亦可见，观念之先进落后，并不必然取决于时代之先后。

如今，做官的虽不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凛凛，使百姓畏之如虎，“坐堂打人”之事也颇不多见，出门“开锣喝道”早成历史陈迹，但从前的好处却未必衰减。看上去不再有的好处，有的不过用新瓶装了旧酒，有的则推陈出新。即以“有钱赚”而论，被揪出来的贪官，敛财动辄数以千万计，已使旧式的官僚难望项背。前些年，一个县委书记公然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有些事是只能做不能说，说了就要倒霉，但嘴上不说的，也不见得就不在心里奉发财为圭臬，更不见得就不上下其手。“官念”如此深入人心，做官的好处又使人如此眼红，也就怪不得不少家长仍以“做大官”来鞭策孩子。

不过，旧时代做官的，也颇有些好处没有赶上。比如，如今一些官员的一项好处是“黄色收入”，这应是从前没有的，即便有，也不如现今普及。“黄色收入”乃民间说法，规范的表述是“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国外政界人物，也屡有绯闻，却鲜见因此而有损公众利益者。热衷此道的官员，用公家资源为情人埋单，可谓“人同此心”，有的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的不能干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过，动用公家资源投桃报李，或转其为公职人员，或加以提拔，或扩大其住房面积，与真正的两情相悦而出轨，到底还有不短距离。个中官员或以为个人魅力堪比西门大官人，每天都在饕餮新鲜刺激的爱情。然则官人官人，首先是个“官”，其次才是个“人”。古今中外的风月场中，“人”的魅力何曾压倒过“官”的魅力、“钱”的魅力？

《官场现形记》印行十余年后的1916年，已进入了民国的新时代，陈独秀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惟中国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 所谓“国民之常识”，所谓“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读来竟全无隔世之感。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红卫兵的打人与道歉

□   赵   勇

读邢小群老师的《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里面有访谈贺延光的部分。邢老师问：“文革”初批斗老师是不是你领头？贺延光答，他没有领头参与批斗过老师，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年纪小，很自卑，对自己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我是一个观望者，既没参与，也不知道制止。为什么不制止？因为那是‘革命行动’”。而他分析自己没参与打人，深层原因与父亲的教育有关：“我父亲在社会上刚乱的时候就警告过我，说：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是不虐待俘虏。现在社会这么乱，有的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父亲对我讲别的道理，可能没有用，但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起作用的。因为我从小就把当兵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所以打人的事我从没参与过，这真的应该感谢我父亲。”

我对这段文字感兴趣，是因为学期末时，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辗转与我联系，说要写关于红卫兵的期末论文，有两个问题想对我做一访谈：一、为什么红卫兵打人？二、为什么打人之后不道歉？本来我是没有回答问题的资格的，因为我既没当过红卫兵，也没对红卫兵现象作过专门研究，但我还是回了封长邮件，陈述了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大体如下：打人在“文革”期间可能首先意味着“政治正确”，具有某种合法性，所以红卫兵小将们面对他们的批斗对象，往往会诉诸武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期的仇恨教育、斗争哲学有关。众所周知，以前奉行的是斗争哲学，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既然要斗，就要斗出一个结果，就会不择手段。这种哲学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到教育机制当中，成为一些课文的内容（如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等），从而让“阶级仇，民族恨”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所以以我的推测，红卫兵打人并不那么简单，这种行为应该是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的肢体化反应。

另一方面，暴力美学借助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对青少年构成了一种长期的熏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他们的无意识领域。钱理群曾写过《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其中分析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中斗争的场面，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这种强暴的美既然已成新的美学原则，也就意味着暴力经过美学的包装不但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具有了某种示范性和观赏性。与此同时，暴力美学又借助于文学作品、电影、连环画等媒介，开始向日常生活渗透，以致成了人们追求模仿的样板。

除此之外，我还谈到了青春叛逆期的心理特点。当一个社会比较正常时，那种与父母较劲、向社会叫板的逆反心理还会约束在理性的河床里，而不至于酿成灾难。但当全社会都非理性起来之后，借助于这种社会氛围，逆反心理不但会变成一种心理宣泄，而且还会得到某种保护。于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武装下，打人便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

这位学生想让我挖掘一下打人的深层原因，我想我也就只能挖掘到这种程度了。而与第一个问题相比，第二个问题却不太好回答。我首先想到的是，打人之后道歉，其前提是他们能认识到此种举动极端错误，如果不承认这是错误之举，道歉也就无从谈起。我之所以想到这一层，是因为张承志曾用日文写作并出版过一部《红卫兵时代》。关于这本书，他曾写下如下文字：“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赞颂。”（《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这意味着张承志在反思红卫兵现象时主要是在肯定。这当然不是说他也在肯定“打人”正确，但问题是，如果一些人也像张承志那样去正面评价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甚至有一种“青春无悔”的情感色彩，那么道歉与否在他们那里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其次，当真相大白之后，他们或许会觉得委屈，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也大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荒废了学业，而且因为后来的“上山下乡”而受到变相的惩罚。法国学者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指出：“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如果当年批过斗、打过人的红卫兵意识到他们已被变相惩处，自己的负罪感或许就会减弱许多。

如果排除以上两种情况，打过人而不道歉的心理就会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打人者若干年后但凡有了“良心发现”，便会意识到当年的“革命行动”既让自己蒙羞，也让自己负罪。道歉本来是减轻道德重负的一种方式，但道歉本身又使自己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将因此从“匿名”的幽暗中走出，经受众目睽睽的拷问。或许正是这种颇为矛盾的心理，使他们选择了沉默。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已经有人打破了这种沉默。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学生写道歉信，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程璧老师“请罪”，一时成为话题。44年后，年过花甲的学生向86岁的老师道歉，舆论普遍认为是“带了个好头”。道歉者因此获得了某种心灵自由，程璧老师回信中那句“你们也是受害者”，也让许多人感动。然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背后，我依然看到了隐藏得更深的问题。细读那两封道歉信，申小珂当年虽是看管“黑帮”的“典狱长”，“但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而只是言语“教训”。而另一位学生胡滨则引申小珂另一封来信，说出了他率先道歉的原委：“‘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的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

如此看来，这两封道歉信之所以能写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动过粗、打过人。而打过人者，或打人致残致死者（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虽然也经受着心灵的煎熬（申小珂在信中说：“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但若是真的站出来道歉，或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而现在看来，有这种勇气的人少得可怜甚至几近于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很可能涉及人性、道德乃至文化层面更幽深的部分，而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似乎更不容易。

当然，我也想告诉这位同学，“红卫兵打人”是个全称判断，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大事件背后个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比如，贺延光当过红卫兵，却没打过人。虽然这种“没打过”不是因为道德自律，而是因为那种特殊的“家教”，但无论如何，他没有滑入负罪的深渊。如果当年的红卫兵都有这种家庭教育，且这种教育能起一些作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到那种程度。但问题是，当国将不国时，家风、家教、家规等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乃至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变成“大革文化命”，显然就是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人伦秩序开始的。而贺延光能在那个时代心存敬畏，大概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宏聪师：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追寻

□   王家声

恩师吴宏聪先生去世周年日近，我想念他，心里总有写点什么，以作纪念的冲动。但摊开稿纸，多年的求学、求教、相处、相知，一时竟不知从哪里讲起。

这也许就是“人之常情”吧。走得近了，接触多了，反而不知道如何叙说一个人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眼中的宏聪师】

我是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中大中文系读书的，那是一个时代氛围、政治氛围、学术氛围都大不同于现今的年代。宏聪师那时担任系副主任之职，兼教我们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其时，系主任为学界权威、民主人士商承祚先生，老师实际上统领着全系的行政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说实话，那时他可能对我还没什么印象呢。但作为师者，他的教学极受欢迎。在课堂上他充分显示了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学术功底和过人的口才，我至今记得老师讲授《阿Q正传》，说到阿Q、小D和吴妈的“相互关系”时，那种眉飞色舞、令全场为之雀跃的风采。同学们都笑出了眼泪，他自己也笑出了眼泪。当时我想，我这辈子有老师一半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于愿足矣。

然而，那时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教育革命”风云涌起，政治运动、下乡劳动一个接一个。宏聪师作为系领导，看得出他也在左支右绌，穷于应付。可每当下乡“誓师”出发，由宏聪师上台讲话时，他总会以自己特有的风度和风趣，去努力化解周遭凝重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氛围，让师生们感到重压下的某种轻松。故此，一旦看到由他来作动员，礼堂里便会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期待的掌声和阵阵骚动——师生们喜欢听他说话，而不想听那些刻板的大道理。现在回想起来，他尽管必须勉力执行某些东西，必须认真去做自己认可或未必认可的一些事，他也尚无法从路线、方针上悟出什么，但他何尝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作着艰难的挣扎呢。

中大是广东“文革”的重灾区，上了辈分的老教授，哪个不挨批斗——在礼堂、在教室、在惺亭。运动初期，宏聪师也未能例外，但相比之下，他受到的冲击还不算大：关于他的大字报并不多，即使有，个中材料也未伤“筋骨”，更没有为他开专门的批斗会，而且，好像“两大派”都没怎么打扰他。我和我周围的同学认为，是老师的“知识分子气”、达观明智的待人处事方式（他从不在派别斗争中“瞎掺和”）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得以躲过一劫。在那个疯狂的年月，要整起一个人来，理由还不好找吗。有道是：“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看看那些平日里的“狠角色”，在运动中有几个能得幸免？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改革开放让中国和中国的教育得到了解放，宏聪师也和中山大学的广大教工一起获得新生。他担任了中大中文系主任，并招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研究生，我有幸于1979年秋季考取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宏聪师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掌管着一所名校的一个大系，带领着一个导师组和几个研究生，不知疲倦地工作，仿佛在拼命补偿失去的时光，而他的才华和特长也因此得到充分施展。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文系是中大也是国内的名系，当时有商老、容庚老、王起老、黄海老等一批名家，这“几老”有“中大橱窗”之称。系里中青年教师亦不乏佼佼者，他们均处于上升期、爆发期，一个比一个厉害，而宏聪师负起“双肩挑”之责，把这批“老、中、青”才俊之士“打理”得妥妥贴贴，让他们的潜能尽可能得到释放，在教书育人、学术科研上不断做出佳绩（而不是去“内耗”）。这一点，宏聪师有十分独特的建树。

放眼域内，有学术造诣、有学术建树、受学生欢迎、受同行追捧的专家学者教授不可谓不多（这正是所谓“千军易得”），但其中一些人，一旦兼上行政职务，往往力不从心或居心不正，要么埋头实验室，置行政工作于不顾；要么以权谋私，据有学术资源以自肥。当下高等教育之所以备受诟病，除了许多做法违背了教育自身的规律之外，校、院、系一级缺乏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军人物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故近日不少院校的院长、校长向全社会公开表态要做专职的院长、校长，不作旁骛。我由此想到，宏聪师也许还不能说是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学者，但是，他作为学者中的领头人，作为某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为这个群体的成就耗尽精力和心血，甘为“人梯”，竭力把同侪和弟子推上群峰，这种高尚品德、重要贡献，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拿到今天，这样做的人简直是“稀有动物”。而当下，尤其在校园里，缺少的正是这种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奉献出来的人（这正是所谓“一将难求”）——当然，他们还必须有宏聪师的人格魅力、凝聚力和知人之明。

【宏聪师与我及《同舟共进》】

2004年秋冬之交，我被广东省政协聘任《同舟共进》杂志总编辑。其时，宏聪师已不在任上。12月下旬，师生俩在省政协礼堂举办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40周年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老师以他一贯的风趣惊讶地问：“你怎么在政协干上了？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我说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误打误撞来到这里的。他当即鼓励我要好好干，干出点名堂来；并让李鸿生学兄给我俩拍了一张合影（见附照）。自此，我就一发而不可收，在《同舟共进》一干将近八年。我为老师立了户，每期杂志寄送给他，请他指点教诲。开始，工作局面一度很难打开，干得很艰辛，但我记着老师的话，以“攻坚克难”的勇气，带着一支小小的队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杀出了一条血路，使《同舟共进》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这期间，老师在不同场合不断给我打气，不断地肯定《同舟共进》“既有可读性、敢说话，又不失分寸”，“要注意这本杂志。这是一本在国内不可多得的刊物”。这一切，让我深怀感激而且不敢稍有懈怠。鉴于教育积弊甚深，百姓意见很大，两年内，我们连续做了三期抨击教育尤其是高教弊端的“专题策划”，包括《失落的大学精神》《什么是大学》《把脉教育》，撰稿的大都是国内和海外名家，问题提得很尖锐、大胆。刊物一出，在文教界、在政协委员中反应强烈。宏聪师看后赞许说，做得好！早就该攻一攻教育了，这样下去会“校将不校”的。同时又叹息：“说是要说，但问题很难解决。”看得出来，老师的思想一点也不守旧，他很看不惯现在的“校园病”，但又莫可奈何。可是，他一直在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

这些年，宏聪师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和我主编的《同舟共进》。每年春节、中秋前夕，我时常去看他，而他一见我，就会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同舟共进》，谈到其中的哪篇文章如何精彩，如何切中要害，并鼓励说这个刊物已经独树一帜，你功不可没。印象中他多次重复了刊物某期所载的毛泽东在批判胡适时说的一句话：“到21世纪，再给他平反吧！”可见他看得很认真、很细。后来，老师的目力和听力渐渐衰减，与人交流都要用颜色笔写在小黑板上。但他见我来到，往往会一下子兴奋起来，变得“耳聪目明”，甚至离开小黑板也能听清我说的许多话。其时照顾他的姪女说，他今天特别高兴，所以听觉也比平常灵敏了。宏聪师告诉我，现在眼睛不行了，连电视都没法看，《同舟共进》只能看看标题了。他拿起一册新近收到的刊物，指着首篇的标题《改革应当宽容失误》说，你看，就是应当刊发这样的文章，光看标题，就知道这样的言论是当前最缺少的。这些年我所以能在这块阵地上坚持和坚守，为社会、为读者做一点事，实在离不开老师的时时策励。

【宏聪师坚守和追寻的是什么】

看过很多纪念文章，都提到宏聪师待人谦恭有礼，很讲礼节礼貌，送客必送到楼下大门口，而系里许多教师包括青年教师，不管住多高的楼层，他都要亲自登门造访、回访，从没有怠慢过哪一位同事、友人。我自身就多次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些天，我在感怀宏聪师的同时，常常想起他的这种特有的风范，并一再思索：这难道仅仅是在坚持一种“古风”，或者履行读书人的“礼仪”吗？

此时，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岳父刘逸生是个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他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三国小札》等古典通俗读物曾滋养了不止一代读者，而他的学历只是“高小”。在这方面，他确实是个“另类”。毕业后我在出版社工作，续编了他的《艺林小札》《史林小札》《事林小札》，六种书合而成为“刘逸生小札系列”，出版后在读者中受到好评。出书后我邮寄了一套给宏聪师，很快便接到他的电话。老师在电话里十分恳切地说，刘逸生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广东、在国内堪称杰出，而且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做出成果，并普及到大众之中，影响面非常广，我们一些大学老师和他相比，应当感到惭愧。我连忙说，岳父只是报社勤杂出身，靠的是勤奋苦读，自学成才，没受过高等教育，和大学老师没法比。他当即严肃地讲，刚才说的都是真话，并非客套，并郑重地让我转达问候。事后，我把宏聪师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岳父。岳父听后沉默良久，感慨地说，我们这些没有学历的人，在高校往往是被人瞧不起的，想不到你这位老师这样抬爱，他确实有知人之明。我以为，刘逸生先生此语，是对老师的“的评”。这两位素未谋面的知识者如今都已故去，但他们的心应当是相通的。

是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只要别人做出了一点点成绩，有一点点可取之处，就会马上受到他的褒扬和鼓励，他甚至不遗余力地在人前宣传你的工作和你的成果，让你想停下脚步都会感到对不起他。中文系里很多老师都有这个体会，我个人对此体会尤深。宏聪师的爱才、惜才之心和扶助人才之举，在今日校园里尤为难得。

想到这里，我好像一下子豁然悟通了：宏聪师所想所做的，难道不是在追寻教育界“逝去的传统”和“失落的精神”吗——他无力改变现状，但他可以呵护传统，可以用富有自身个性色彩的人文关怀来抗拒精神的坠落。他是在顽强地坚守自我，给周围的人们也给后辈学子做出一个范例。我以为，这正是宏聪师高尚精神、可贵品德和名师风范之所在，同时，这也是我们期待母校传承的“校魂”。

闭上双目，一年多前宏聪师追悼会的场景再次浮现眼前：花圈林立，哀乐低回，大屏幕上一次次现出老师的雍容仪态和熟悉的笑貌，李萍副书记用低沉的嗓音回顾着老师的生平……我脑子里忽而现出老师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情景，忽而现出老师家中会客厅里谈笑风生的一幕，忽而现出在中山一院ICU病房，我与黄天骥老师、陈平原学兄在他耳边用力呼喊“吴老师，吴老师”而他浑然不觉的那无助的一刻……都过去了。宏聪师安详地躺在玻璃棺中，神情自若，一如往日。他好像在说：你们好自为之吧。

安息吧，老师！我们都明白了。当您知道中国的社会在进步，中国的百姓在向好，中国的教育不会不变革，您心心念念并一直坚守的精神家园将会有大批弟子和后学在执着地坚守……您，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2012年9月24日改定

（作者系本刊总编辑、编审）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清末，建福宫那场大火

□   金满楼

火灾后不久，溥仪突然下令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除少数留下，其余立即出宫……

1923年6月26日傍晚，故都北京刚下了一场透雨，初夏清风吹拂。入夜，临近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依旧音乐袅绕，一群来华的洋人在饭店顶楼登高乘凉，他们一边远望紫禁城夜景，一边享受着难得的东方异国情调。临近午夜时分，当大多数居民都已沉沉睡去，一束火光突然从紫禁城西北角冲天而起，并很快形成一片火场……

【面对大火，束手无策的溥仪】

事后调查，最初起火的是神武门内建福宫花园的德日新斋，随后迅速蔓延至花园内的其他建筑。据目击者、英国人艾琳芙回忆，大火燃起之后，他们“包了一辆人力车，出发去现场看个究竟。街头挤得水泄不通，人力车、汽车、人潮似乎都冲着同一目的，赶往紫禁城的北门。到了神武门，大家突然停了下来”。

除最早发现火灾的洋人外，北京内城消防队、紫禁城禁卫军、北京市警察、意大利使馆消防队及邻近民众也都蜂拥而至，警察总署薛之衍、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等人也已赶到现场。人声嘈杂中，神武门守卫却不敢擅自打开城门，原因是“未奉谕旨，外人不许入神武门一步！”

1912年清帝退位后，溥仪关起门来做“皇帝”，紫禁城仍是“小朝廷”的天下。当内务府大臣绍英最终在紫禁城西边的一座宫殿里找到溥仪时，大火已延烧近一个小时。此时的溥仪，脑子里还装着“没有皇帝恩诏，外人一律不得进宫”的观念，一番犹豫后才颁发“谕旨”，特许各路人马从东墙的一个侧门入宫救火。

火灾在西边，入口在东墙，这里距建福宫花园有三里路之远，这条路线也是紫禁城的四个入口中最迂回的。等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早已错过了救火的最佳时间，这时的建福宫花园俨然成为火的海洋，参天的松柏成了一棵棵火树，静怡轩、慧耀楼、吉云楼等建筑在人们的眼皮底下逐渐坍塌、消失。

更糟糕的是，宫内没有自来水，而水井早已干枯多年，消防人员根本找不到水源。情急之中，有人建议把水管接起来，汲取神武门外筒子河的水，但那里距离火灾现场足足有四百米的距离。等筒子河的水沿着软管慢慢流到建福宫时，这点水对救火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无奈之下，意大利使馆消防队建议拆除火场临近房屋，以隔断火道，避免更大的损失。事已至此，溥仪只能同意。直到次日七时，火灾才被最终扑灭，但此时的建福宫花园早已成了一片颓垣败瓦，除石地台和石地基外，大火吞没了所有东西，包括柱子、墙壁、椽子、横梁，还有里面的一切物品，就连临近的中正殿，也在当晚一同化为灰烬。

明朝正德年间，乾清宫被一把大火烧毁，据说那位好找乐子的朱家皇帝看了看火势，说了一句颇为淡定的话——“好大一柱冲天火炬呀！”相比之下，清朝皇帝就没这么淡定了。据艾琳芙回忆，溥仪当时看起来茫然失措，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人们为小皇帝感到难过，他只是一直站着，被亲信包围住，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然而，他还能想到为消防员提供茶点以维持体力。于是，有人捎来了茶水、啤酒、饼干、糕点和水果”。事后，溥仪还命人给消防队与警察送去六万银元作为酬劳。

黎明前，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赶到了现场，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我看见皇上和皇后站在一堆焦木上，黯然凝视眼前的景象。几位亲王也抵达了现场。内务府的官员对灭火之事一窍不通，却煞有介事地对着秩序井然的消防员吆五喝六。”

庄士敦说的内务府官员应为绍英，他是当晚指挥救火行动的主要官员。但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救火行动基本以失败告终，受到惊吓的宫内太监更是毫无章法地来回奔跑，间或从阁楼中胡乱取出一些家具或装饰物了事。

【建福宫究竟有多少珍宝？】

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1740 年），整座院落从建福门起，以抚辰殿、建福宫、惠风亭和静怡轩四座重要建筑为核心，依次构成四进庭院，楼、堂、馆、阁、轩、室、斋均以游廊相连，错落有致，曲径通幽，既有江南园林之精巧，亦有皇家禁苑之优雅。

建福宫初建时，拟为乾隆皇帝“备慈寿万年之后居此守制”之用，后因故未行。作为日常休闲游乐、吟诗作画之所，乾隆本人非常喜欢建福宫花园的清秀典雅，常陪太后和皇后来此休息赏景。据清代文献记载，建福宫花园里的许多匾额和楹联均出自乾隆手笔，其诗作中也有十余篇与建福宫有关，其中一首云：“腊雪犹然鸳鸯瓦，东风全不发绫花。愿将建福宫中福，赐与寰区万姓家。”后来，清宫定制每年嘉平朔日（腊月初一），皇帝在此宫开笔书福，以贺新禧。

建福宫还有另一个功能，即储宝之用。乾隆在世时收藏的古玩珍宝都放在建福宫里，以备不时把玩。宫里还供奉有不少金质法器、藏文经版、瓷器彝器等，称之为皇宫宝库，实属名副其实。乾隆驾崩后，其子嘉庆皇帝命令将建福宫收藏的珍宝玩物全部原样加锁封存，一直到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数朝，建福宫宝库都不曾启封，也未经查验。由此，这座宝库究竟有多少珍宝，谁也说不清。

直到1922年，逊帝溥仪打开了其中的一座库房，这些珍宝才重现天日。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官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的玩物……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实则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不止千种。”

大火过后，溥仪脑中也是一片混沌：“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来的一份糊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由于所储珍宝不曾清点，火灾损失一时难以查明。目前可知的是，大火共烧毁建福宫及周边房屋三四百间，延寿阁、广生楼、吉云楼、凝辉楼、敬慎斋等所储藏的古物、大藏经、数千件大小金佛与金质法器等，包括中正殿雍正时制作的大金塔一座、全藏真经一部和历代名人书画，均毁于一旦。此外，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还有溥仪结婚时所收的全部礼品，也都在大火中化为乌有。

一个多月后，内务府派人清理火场，由于金佛、金塔烧熔后渗入地块，京中某金店通过关系以50万银元买下了灰烬处理权，据说后来从中炼出金子17000多两，大发了一笔横财。之后，内务府又将金店捡完的灰烬用麻袋装好分发给内部官员。后来施舍给雍和宫、柏林寺的两座“黄金坛城”，据说就是从这些灰烬中提炼得来。烧剩的尚有如此之巨，当时的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火灾起因：宫内太监监守自盗？】

建福宫大火的起因一向众说纷纭，但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是雷电引起的火灾，因为当天正好下了一场雨，不过火灾发生时并未发生雷雨天气，因而此说大体可以排除。第二种说法是油灯失火，当时紫禁城内虽已采用电灯照明，不过由于安装成本等因素，仍有很多房间与院落使用油灯，油灯使用不慎，引发火灾是常有之事。

第三种也是事后官方公布的说法，即电线失火。大火扑灭后，负责保护清室安全的步军统领聂宪藩曾发布通电称：“本月26日夜12时，神武门电线走火，由德日新斋（即敬胜斋，因其悬挂匾额的题字为‘德日新’，因而又被称为德日新斋——作者注）内延烧。”据说，当时紫禁城里经常放电影消遣，而电影机、电灯房就设在德日新斋，负责管理的太监缺乏用电常识，漏电失火也有可能。另外，当时宫里设有一座小型发电厂，专供宫内照明之用，但电线质量及线路铺设都存在问题，之前也常发生漏电走火现象，只是未酿成大祸而已。

最后一种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即宫内太监监守自盗，为掩盖偷窃行为而故意纵火，这也是溥仪一直坚持的观点。溥仪曾在回忆录中说，自从打开建福宫宝库以后，他便经常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

而在这时，洋帝师庄士敦告诉溥仪，他所居住的地安门街上有许多家古玩铺，铺子老板不是太监就是内务府官员，里面卖的大都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东西。听到这个消息后，溥仪心里极为不爽。民国以后，逊清皇室经济上每况愈下，入不敷出，而军阀统治时期社会动荡，紫禁城内同样人心惶惶，加上溥仪并非管理能手，因而宫内太监偷盗成风，这些人经常把一些小物件如玉器、铜器、书画等藏在衣服里，拿到离故宫最近的古玩市场后门桥去卖，以防发生变故的话自己有个安身之所。

后来，宫里的偷盗行为愈发猖狂，据溥仪所说，“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给人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效果”。火灾发生前，溥仪曾命人将建福宫的清朝历代皇帝画像和行乐图依次取出拍照，但有几次太监竟支支吾吾，不能取来；而在此之前，溥仪命拿某件宝物来欣赏，太监们也是一脸心虚，溥仪越发怀疑太监们有偷盗行为。

在庄士敦和身边亲信的怂恿下，溥仪决定彻底清点建福宫珍宝，以杜绝后患。但令溥仪等人意想不到的是，清点工作刚刚开始，6月26日晚即突发大火，不管是清点过的还是未清点的，所有珍宝一概烧光。对此，溥仪曾不无愤怒地说：“我刚想查太监偷盗珍宝的罪状，他们就烧毁了建福宫花园毁灭证据！”

类似事件，历史上其实并不罕见。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三十二年，尚衣监丢失御前珍珠袍一件。上震怒，命司礼掌印太监陈矩拷究。后查明系内府盗窃，私攘过多，难逃大罪……付之一炬。以失误上闻，不过薄责而已。前些年电视剧《天下粮仓》中也有类似剧情：乾隆元年，京中派吏下去巡查，孰知地方粮仓早已空虚，为防贪污败露，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竟纵火焚仓。这一切伎俩，无不异曲同工。

火灾发生后，北京报刊曾做如此报道：“星期日紫禁城某些建筑失火，现在已开始点查详列清单。据说幼帝已下令详细清查被焚去两座宫库珍宝的数目……前几年一个同样性质的例子，北海公园的万佛楼，因为常被太监等人盗窃宝物，为了消灭证据，突然失火焚毁。现在万佛楼已变成一片瓦砾的空院子，就在九龙壁之北的那一个地方。”文史专家朱契也在《明清宫苑建置沿革考》中说，“起火原因，人言言殊，当以点查内宫古物，宫监惧罪纵火一说，较为可信。”

清宫太监偷窃宝物另有两个旁证。1950年代“三反五反”期间，故宫清查偷盗行为，据说在宫中一些枯井中找到许多瓷器、古玩等器物。据推测，应为当年宫人将宝物盗出后，因一时无法带出宫外，于是将其暂匿井中，然后徐图分别携出。

另外，乾隆收藏的古玩字画中，有一幅宫廷画家丁观鹏所画的袖珍精品《伯牙抚琴图》，画上“高山流水”四字系乾隆亲笔。乾隆驾崩后，这幅画和其他藏品一起封存在建福宫静宜轩。按常理，《伯牙抚琴图》应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但令人称奇的是，这幅画竟然在近百年后毫发无损地出现于某拍卖场上。（当然，除太监偷盗出宫外，也有可能是溥仪、溥杰兄弟以赏赐名义运出。）

 由于事发突然，大火原因和所受损失目前已无法查明，不过这次的火灾引发了另一场大事件，那就是溥仪驱逐太监出宫。离大火仅20天（7月16日），溥仪突然下令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除三位太妃、溥仪、淑妃等所在的5个宫各留下20名以供驱使外，其他太监全部立即出宫。这次举动，引发了紫禁城的一场大地震并让整个舆论界为之轰动。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溥仪请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将军派他的部下和亲信带军队来保护紫禁城。”驱逐行动相当成功，在军队的监视下，上千名太监只能默默接受命运，不到一个时辰，这些人带着随身小包裹从神武门黯然离开了服务多年的紫禁城，从此流离失所。从这个意义上说，延续千年的中国太监制度终于在这一刻寿终正寝。

至于溥仪，此时正想找一块空地修个网球场。火灾之后，这片火场倒正好派上了用场。两年后，溥仪同样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建福宫原址寥落多年，后于1999年复建，这也是至今故宫中唯一被国务院批准的复建工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诽谤”的两重性

□   许家祥

很多事情都有两重性，“诽谤”尤其如此。我们通常认为，“诽谤”是贬义词，即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的意思。其实，“诽谤”还有另一含义。在古代，“诽谤”就是“议是非”，提意见，指过失，是一个褒义词。对待“诽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把它视作洪水猛兽，不让人说话，甚至杀言官、禁偶语、设腹诽罪、搞文字狱；二是把“诽谤”当作“明得失”的镜子，视为珍宝，从谏如流。

前者如西周的周厉王。他暴虐无道，远贤人亲小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国人没有不议论他的。周厉王知道后大怒，派人找来巫师，令其监视百姓，只要巫师告发，即加杀戳。百姓敢怒不敢言，“谤言”少了。周厉王高兴地告诉卿士召公：“吾能弥谤矣！”召公说：你这不是平息诽谤，而是禁止人民说话。接着警告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不听，暴虐依旧。过了三年，人民纷纷造反。周厉王仓皇逃至山西霍县，最终病死在这个荒僻之地。

后者如唐太宗李世民，不失为开明君主，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一日，他嫌群臣上奏之事不完全真实，欲加贬斥。魏征谏道：“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只可听任他们去讲。若是所言善，则有益于陛下；若是不善，也无损于国家。”唐太宗马上接受，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对。”

对待“诽谤”的态度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周厉王因为暴虐又不让人民说话而激起民变，“夹着尾巴逃跑了”。而李世民广开言路，献言献策者很多，上下和谐，政通人和，出现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因之被誉为“千古一帝”。

古代如此，今天亦如是。当今之世，凡是视“诽谤”为友，倡导民主，实行言论自由，允许百花齐放的国家，多是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草民可以“诽谤”政府，可以批评总统。前任德国总统武尔夫就因为帮助朋友办事、压制新闻媒体而被民众“批”下了台。而美国则在年复一年的“美国衰落论”的“诽谤”声中树立了危机意识，激发了进取精神，自上世纪初以来，一直将世界第一的位置保持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

北京天安门前有一对汉白玉柱子——华表。它挺拔的柱身上雕刻着精美的龙和云，与金碧辉煌的故宫浑然一体。古时没有举报信和“网上曝光”，便在交通要道和朝廷上树立“诽谤木”。“诽谤木”又叫“华表木”，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后来的邮亭、传舍也用它作标识，名曰“桓木”或“表木”。古时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诽谤木”，具有“意见箱”的作用。今天，华表的柱身由木柱发展成了汉白玉，外观漂亮多了。遗憾的是，其内涵在新形势下并没有多少变化。在一些地方，“意见箱”有或没有都无所谓，有也是摆设，而吹喇叭、唱赞歌、抬轿子则成了时尚。

 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诽谤”与“被诽谤”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被诽谤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主圣则臣直”，“被诽谤者”有雅量，“诽谤者”便有胆气，正所谓“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征敢谏之臣，要倡导“诽谤之风”，必须从上做起。但还要看到，光靠“君主”的品德远远不够，关键靠制度，好制度可以使厌恶“诽谤”者接受“诽谤”，发达国家“诽谤成风”，主要是制度使然。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变迁，抨击时政的“诽谤”是治病“良药”，也是最好的防腐剂。“诽谤”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让广大民众不因说真话而受到伤害，才是国家和政党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根本。

（作者系军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

□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美国著名政治讽刺网站“洋葱”2013年2月刊出了一篇煞有介事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落后于美国高中生”。“报道”称，根据“国际教育评估协会”在麻州核桃山发表的最新报告，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开始落后于美国高中生。

“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警示信号”，该“协会”的发言人说。“很简单，如果他们小学三年级学生受到的教育只相当于美国的高中教育，将来他们怎么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优呢？”“报道”接着说：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和新几内亚的10岁到12岁年龄组的儿童，其数学和物理考分也开始稍稍落后于美国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个结果在这些国家引起了普遍的担心，很多人对自己国家小学基础教育的质量产生了严重的疑问。

“报道”进一步说，中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很多中国人呼吁对基础教育全面改革，对教师实行更严格的考核，延长学期，增加更有效果的教学材料。中国教育部负责人袁贵仁说：“坦率地说，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扭转这个趋势。”否则，“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13岁的孩子为上美国的大学做好准备呢？”

政治讽刺挖苦到这个地步，表现了美国文化深刻的幽默感。“麻州核桃山”这个地名暗讽美国东部教育重镇主张与国际接轨的自由派文化精英，而把教育明明很落后的“新几内亚”和韩、日、德等国放在一起，则是对这些“先进国家”的搞笑。但其中最“受伤”的，当然是中国，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用分数和名次拔苗助长的社会，最具有讽刺性的还属要把8岁的孩子送到美国来读大学——忙了半天，中国的小学成了美国大学的预备班。

【学生数学成绩差——美国的国家形象】

讽刺归讽刺，美国中小学生数学成绩差，已在国际上定格为美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几乎每过一年半载，国际新闻界就会报道在最近的国际竞赛或国际评估中，美国学生或名落孙山或总体排名在很多国家之后。与美国学生形成对照的，往往是中国或总体来说东亚的学生，还有新加坡和西欧等一些国家的学生。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国小学生的数学教育拿到美国来应付初中是没有问题的。

在美国国内，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公共讨论的话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竞争更多地反映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给了不少国家后来居上迅速超越美国的有利条件，实际上，美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比冷战时期更复杂、更激烈。在这种国际竞争中，国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人口整体的智力发展无疑是个长期因素。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美国人不是不懂，但具体落实到数学教育上，几十年来不进反退。

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度，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学科（数学尤甚）为何长期以来一直较差，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学科在国家范围内的整体水平差，一定有它制度和文化上的原因，反过来也如此，就像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数学比很多国家的同龄人要强，其原因何在一样。这和人种没有关系，东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以数学强著称的国民并不特别聪明，除了极少数天才，多数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笔者对数学教育完全是外行，但在美国社会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美国教育界对在数学教育中应怎样改革或提高，是有很多具体专业的讨论的，外行难以置喙。例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美国数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不清楚：小学、初中和高中究竟应该让学生掌握多少数学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含糊不清。有的说美国数学教育的一个倾向是重过程轻概念，老师只要求学生一步步按照过程来演算，而不是从整体概念上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思维受到限制，容易觉得数学就是牢记那些法则，难以培养对它的兴趣。这里，我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长时段、制度性和文化性的原因提出一点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读者参考。这里的讨论只涉及美国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一般的水准要高于公立学校，但它的对象主要是精英家庭和对宗教有特别要求的家庭的孩子，总体上只吸收百分之十几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不是这个国家教育体制的主体部分。

【联邦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飘渺”的存在】

首先，我想说不光是数学，在小学甚至初中的知识灌输和方法培养的整体强度（指教的压力和学的效果）上，美国学校都要弱于中国学校。数学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整体上观察才说得清楚。很多亚洲和东欧国家的新移民来到美国后，常常会通过自己的子女在美国学校中的表现获得自信甚至优越感，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数学和科学上成绩一般高于美国本土的学生。很多人因此会认为美国孩子懒，被宠坏了，美国老师工作不努力，或认为美国孩子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尤其表现在数学上，等等。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不是都没有根据，但问题是如何理解。

从制度上说，由于联邦制把教育权基本下放到了州，美国的教育在国家水平上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目标，尤其在面临世界性竞争、迫切需要有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时。美国联邦教育委员会主要起一个协调的作用，只为各州的基础教育制定一些建议性的目标和原则。它的权威和知名度，更不用说掌握的资源，远不及中国的教育部。在“举国一致”的发展模式中，中国教育部的意志可以一直贯彻到小学的教室，而站在美国小学教室里，联邦教育委员会只是一个“飘渺”的存在，真正受重视的是本州的教育总监和本州的议会。在联邦制下，美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和相对保守的州之间，在教育目标和财政支持上存在着实际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州，各个市县的公立中小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这从各地（州市县）从税收中提取作为教育经费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来。

制度原因之二，是美国公立学校本身的问题。举个实例，对美国中小学尤其是小学有一定了解的华人家长，都会觉得教师布置的作业量远远不够。很多时候，小学四、五年级的小孩回家后，家长根据中国的习惯问有没有家庭作业，回答竟然是没有。其实，我接触到的很多美国家长对此也很不满。不少华人家长因为文化差异、谋生压力等，平时无暇了解美国社会，不知道其实美国家长对小学教育的松垮现状可能比他们意见还大。

美国初等教育对学生的压力不够可能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第一，教师在美国这个职业竞争很强烈的社会中有些例外，它既是铁饭碗，但待遇又不和业绩挂钩，学校内部教师之间不像中国那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各项考核中看成绩比名次。第二，教师有教师工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工作积极性，造成了对学生的低要求。与中国学制相比，美国的小学本来全年上课的天数就不足，而且每天实际上课的时间也要缩水一两个小时，但很多公立学校还找出理由来设立“教师进修日”等名目，放学生回家。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公共舆论对公立教师整体很有看法，认为他们由于缺乏竞争而懒惰，不肯在提高教学效果上下功夫。在美国左右和自由保守两派的对立中，教师无疑都倾向于前者，是民主党的票仓，这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而保守派一直呼吁从法律上削弱教师工会的权力，减少保护，增强竞争。

除了制度的原因，还有社会原因，即种族和阶级差别带来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多族群和移民社会，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各个族群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富”的观念并非对所有族群的人有同样的影响。非裔和西裔人口集中的社区，学校的要求一般低于平均水平；白人和亚裔集中的地方则相反。这种局面时间长了，也就积重难返，成为教育制度中的痼疾，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性的保护。这无疑从整体上拖了美国教育的后腿。

【美国教室：孩子们的第二家庭】

除了这些制度和社会的原因，我想，美国学校教育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显得力度不够，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值得读者思考。在美国，小学教育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要比在中国小得多。走进美国的小学教室，你会感觉到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国的教室是全体学生面对老师，教室内只有整齐排列的四五十张课桌椅和老师的讲台，这样的教室在美国到了中学才会有。美国的小学教室基本是几张座椅围绕一张桌子，几位学生分成一个组，一个教室有几个这样的圈圈，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如橱柜之类）放置衣服、用具和书籍。教师也有属于自己的讲台和写字台——美国的小学教师一般是没有自己办公室的，他们和学生同享一个空间。学生的教科书不用带回家，放在教室里供几届学生轮着使用。所有作业和学生的品行纪录都放在老师的办公区域，开家长会时，家长可以随时检查。在教室里，学生除了学习，还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活动，例如给同学庆生（可以把蛋糕带进教室给全班分享），每逢情人节相互送礼物（即使是小学生），甚至做游戏等。

这样一个教室和中国教室相比，更像是一个家庭。它的功能不止是上课、做作业和考试，而是让孩子们感到这是他们的第二家庭。和中国学校的班级以某年级某班相称不一样，美国的班级是以主讲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某先生、某女士、某小姐，他们就像是孩子的监护人。教学时老师也尽量用生动的形式，包括用做游戏来进行。这样人性化的教学环境当然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学习气氛。一进中国的教室，孩子们就感觉这是一个和家庭以及邻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到了这里，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精力只能往学习上贯注，他们的观念是在教室里应该分秒必争。毫无疑问，对于严格的训练来说（用中国话说是“上规矩”），尤其是那些难以通过趣味和生动的方法灌输给孩子的抽象知识，中国的教学环境无疑更有效果。而美国小学的很多活动，在习惯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人看来会百思不解：难道这也是教育吗？这不是玩吗？这样能学到什么知识呢？

美国小学教室内的活动如此安排，是建立在“童年”这一人生阶段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上的。一年有两百多天的时间，七八岁的儿童每天要规规矩矩、正襟危坐朝着同一个方向，“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老师，嘴巴闭起来”，这从美国文化看来是无法接受的。美国文化也不能接受“生活的这一个阶段就是为了下一个阶段作准备”这样的观念，它强调人的不同生活阶段各有它独立的地位。儿童时代童稚初开，是为了享受生活而非承担压力的，哪怕在学校也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室环境如此安排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对儿童——甚至不单是儿童——最常说的话是“好好玩”和“玩得开心吗”，而不是“听老师话”或“遵守纪律”。   

这种生活态度看重人生的愉悦，当然就不利于向儿童灌输大量与他们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游乐场和竞技场的区别，也是夏令营和军训营的区别。

如此重视童年生活本身价值的“美国特色”，总的来说，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在早期教育中的效果。有些因素本身虽值得推崇和借鉴，尤其是初等教育应尽量照顾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在知识灌输和方法训练上让他们相对轻松，让其个性也获得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但这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像是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在那些不惜以牺牲童年生活拼命竞争的国家面前变得越来越负担不起。这个问题最终涉及一个社会的价值选择，就像今天为了反恐，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个人隐私和便利一样。

美国学生固然抽象思维差，但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动手能力强，团体协作意识强，这也是公认的。这两点都是在初等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定意义上是用数学成绩差换来的，这和中国学生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中国学生成绩再好，往往是一个人从小就被灌满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乐趣。美国小学生相互是玩伴，中国已经是竞争对手。中国是一个牡丹园，开满了用化肥催生和除虫出来的同一品种的鲜花；而美国是一个百花园，有不同的花色，也有灌木和杂草。

【高深的数学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

再具体来说，我想美国社会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即平等主义、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纠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数学教育的重视。

美国的平等主义体现在初等教育的数学教育中，就是迁就中等程度的学生。具体表现在不是尽量把一个班级的“普罗大众”往少数成绩好的学生那个方向去引导或施压，而是尽量照顾他们现有的程度，并把重点放在帮助落后生提高成绩上。毫不奇怪，很多中国家长对美国小学数学教学的程度之低和进展之慢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这样的数学教育当然容易缺乏生机和挑战。中国数学教育不但承认而且提倡的“心算”在美国很难受到推崇也和这个因素有关。网上有关数学教育的讨论中，一位美国网民说他小时候心算很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他的几位数学老师都要求他在同学面前一步步用“手算”把心算过程列出来，让大家都看得懂，结果他反而常常出错，后来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布?费克多前两年发表过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平等主义给数学教育带来的问题和后果。费克多的研究证明，美国数学教育失败，是因为它为了平等牺牲了效率，或者说为了普罗大众而牺牲了精英，而从长远看普罗大众也没有得益。他说很多老师有一个误解，认为那些数学天份稍高的学生总是会自己努力或一直保持这个成绩的，但这完全错了。这些学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很多人就慢慢变得和一般学生一样，到头来美国大学很多对数学有特别要求的学科常常缺乏生源。他认为近两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个也不拉下”计划也犯了这个错误。

一些刚移民来到美国的华人家长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子女的数学水平超过了美国同学，当他们要求美国老师给自己的小孩额外加点压力时，很多美国老师觉得不解——你孩子的成绩已经是班上最好的了，还要再加什么？换句话说，作为老师，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个人“达标”就行了。

平等主义就是反精英主义。与此相联系，美国也是一个有着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很多只看到美国高端科技和发达的人文学术的人可能会吃惊。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发达，而是多元化。所谓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对很多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应用价值的学科和知识，报怀疑、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教育应该多和生活相结合。美国文化虽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但它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抽象思维发展得很晚，在西方科学的“祭师”（即抽象思维）和“工匠”这两种传统中，美国代表的更多的是后者，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工匠型的，如最早的富兰克林和后来的福特、莱特兄弟等。直到今天，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人都不是在美国受初等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的。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高深一点的数学（不是算术）被看作是智力的奢侈，逻辑的游戏，让少数人去发展可以，让多数学生去花功夫则是浪费时间，长大后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前面提到的费多克教授的文章中就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合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观念，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学科的发展。

【对数学的要求：美国不足，中国过剩】

以数学为坐标，对比中美两国的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美国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比不能到此为止。应该说，如果美国是不足，那么中国则是过剩，尤以今天的“奥数”热为甚。一个不足一个过剩，说明两国初等教育的整体目标很不一样，彼此都为自己的目标付出了代价，都应该以对方作为借鉴。和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不一样，数学除了培养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外，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一门工具，所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中国初等教育的数学比美国要高深，这一方面有利于人的早期逻辑思维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的灌输和强化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又确实让孩子们的童年和少年付出了太大代价。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辛辛苦苦学得的那些数学知识在将来的日常生活中不过是“屠龙之技”，而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少还是有用的，或者只要你想发现它的用处就能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GRE一般测试中包括数学，其含义值得在这里一提。GRE一般测试有三个项目，第一即语言理解能力；第二即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即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能力，这基本是考你的算术和数学。所谓“一般测试”就是不管你考哪个专业，是必考的。中国和其他重视数学的国家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一级，人文和社科类是不包括数学的，而美国虽然之前不如你重视，但此刻却必考。考什么呢？即使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内容基本上不超过初中水平，而另外两个科目的程度设定为大学本科毕业，它们之间隔了8年的教育程度！这就说明，美国教育制度基本是把数学作为工具来看的。可以说，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证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数学知识确实不超过初中数学的水平。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虽然是实用主义，但又未尝不可以拿来给对它“始严终弃”的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参考。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抗战之“惨胜”谈起

文┃贺越明

每年从7月到9月，可称为“抗战纪念季”，其间有多个纪念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揭开全民抗战的序幕；（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成为战败国；（1945年）9月3日，因前一天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向沈阳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随后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迄今分别为84周年和78周年。即以日本宣布投降和中国抗战胜利这两个日子计，当年呱呱坠地的婴儿，现已届古稀之年，不用说抗战时懵懂无知的幼年，更不必说当年参加过打鬼子的青年，大都已经或正在老去。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目的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经历过抗战的老人而言，“前事不忘”是毫无疑问的；但对并不真正了解抗战的人们，这段历史要成为“后事之师”实非易事。

“抗日神剧”起误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银幕荧屏上充塞抗战影视剧，也附带产生了不少笑话。圈中人戏言，浙江省横店影视城超越重庆，更远超延安，成为“抗日根据地”，往往同时有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抗战剧情也越编越离奇，有的把中日军人对阵变成了武林比武。诸如此类，那场战争被这些带有科幻色彩的“神剧”扭曲得面目全非。在反映历史事件上具有直观性和感染力的影视剧，对青少年的认知作用远远超出历史教科书及其他传播媒介。面对如此泛滥和低质量的抗战剧，不难想象青少年心目中的抗日战争，距离真正的历史有多远。而且，他们当中也自然会有人产生疑问：如果抗日将士都像影视剧里那么神勇无比，而日本鬼子又那么不堪一击，抗日战争为何还要打8年之久？

其实，青少年的父母一辈所接受的教育和宣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名为军事科教片的《地雷战》《地道战》风靡十多年，加上当时的媒体一再宣传，使这一代以为抗日战争就是凭借地雷、地道这类战法打胜的。直到1980年代中《血战台儿庄》、1990年代中《铁血昆仑关》等影片上映，人们才比较形象地了解到国民党部队面对日军侵略而进行的浴血抗击。即使这样，仍然不能算是准确和全面的。

家母的故乡山西平遥县城，被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城墙环抱。据说早在周宣王时期已有该城，而现存的城墙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对西周旧城重修而成，是全国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古城墙之一。一些抗战剧需要城墙实景时，往往去那里取景拍摄。母亲晚年经常守在电视机前追看描述三晋军民抗击日寇的《亮剑》《杀虎口》等连续剧，因为剧中有她从小熟悉的巍峨、古朴的城墙。有一次她有感而发，讲起平遥城被日军占领的经过：“只有一小队日本兵，就打着太阳旗进城了，还有人列队欢迎。”我听罢大吃一惊：难道真是那样吗？查阅史料，果真如此，只是史实比母亲的记忆更丰富。1938年2月，即七七事变大半年后，不论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是晋绥军都撤得不知去向，一小队日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大模大样地进了平遥城，确实在城门口受到一些士绅迎迓。那些日本兵大概对兵力太少有些心虚，进城后又出城，兜了一圈再入城，如此反复数次，虚张声势，其实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兵。这个历史小侧面说明：军力不强并望风披靡，哪怕城墙再坚固也形同虚设，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占领。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未经抵抗而轻易沦丧的情形，几乎比比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落后就可能挨打，国民就会成为亡国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和教训！

白先勇：这一次胜利是“惨胜”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编著的画传《父亲与民国》2013年出版，里面有一帧照片截取了一个历史场景：1945年9月10日，国军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代表将日本降书呈献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现场有孙科、于右任、戴传贤、冯玉祥、程潜和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等文武高官。白先勇在读者见面会上指着这张照片解读道：抗战胜利了应该很喜悦，可是看起来他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一次胜利是惨胜，打得国困民贫。他还明确表示，抗战胜利是“不值得庆贺的‘惨胜’”。这位将门之后，一再用“惨胜”形容抗日战争的结局，不是没有道理的，正表达出他探究那段历史的省悟和识见。

“惨胜”这个说法，并非今日的创见。1945年8月中、下旬陪都重庆的报纸上，有关抗战胜利的新闻、评论大都充满喜庆的辞藻，但《大公报》社评却用了“惨胜”二字，好似“众人皆醉我独醒”，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和客观。这也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之所以说抗日战争是“惨胜”，是因为这个胜利得来不易、代价极大。自战争全面爆发起，国民党正规部队前前后后组织了二十多次会战，大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有的如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等胜仗，实际上都“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甚至更多，是以极为惨重的代价达成了战役目标，而就军力消耗而言，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胜仗，有的战役还几乎全军覆没。从整个国家看，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不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共有1000多座城市沦陷，3500万人死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这还是并不完整的粗略统计。累积这些数字的，是一寸寸遭蹂躏的土地、一个个被戕害的生命，焉能谓之不“惨”？

更深入反思，“惨胜”这个说法恐怕还有侥幸的意味。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而那之前的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给当地造成灭顶之灾；9日子夜，苏军向盘踞东北的关东军大举发起进攻，不到一周就击溃了这支强悍的日军部队。所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颇有“剑外忽传收蓟北”的意外之感，随后才陷入惊喜的狂欢之中。这之前，中日两军并未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国军赶赴日占区准备受降时，有的部队距离目的地还很远，日军总兵力仍有100多万，对战败自是口服心不服。当战场上枪炮齐喑，硝烟散去，庆祝胜利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也平息下来后，有个问题必然会引发人们的思考：这场胜利，是纯粹依靠自身的力量赢得的吗？

国共“屈原”“苏武”之争的背后

据一位老报人回忆，1945年八九月间，重庆新闻界举行欢庆抗战胜利的盛大宴会，各报馆的记者、编辑欢聚一堂，席间议以“日本投降的原因”为谜面，以中国历史人物为谜底。经过短暂的沉思，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亮出谜底——屈原，因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宣布已久，日本人并无降意，美国把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数日之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不是“屈原”是什么？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亮出谜底——苏武，因为宣言和公告宣布后，日本人毫无降意，但斯大林下令出兵，关东军一溃千里，日本随后宣布投降，岂非“苏武”不为功？双方的意见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是，无论哪种意见正确，都等于承认抗战的最后胜利借助的是外力啊！在感情上，尽管国人未必完全认可这样的结论。倘若没有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美、苏的致命一击，日本不会立即投降，打了8年的抗日战争肯定还要“持久”下去。但是，许多年里既出于民族自尊心，也恪于思想意识，教学或宣传涉及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对这一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这并不利于对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

抗日战争发生在1949年以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牵涉国共两党的主导权之争，叙述和宣传无疑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然而，中华民族面临强敌入侵而英勇奋起、艰苦卓绝的这段历史，是应当向子孙后代如实交代、作为镜鉴的，因而必须还原史实、尊重史实和维护史实。

近些年来，领导人在纪念抗战胜利的讲话里，作出了一些新的论断，向恢复抗日战争历史的本来面目迈进了一大步，也赢得了海峡彼岸同胞的初步认同，更奠定了国人匡正抗战史观的政治基础。正是依据这个基础，无论抗日题材的影视创作还是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览内容，如今都出现了一些趋向历史真实的变化。

毋庸讳言，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尚未做到全面和深入，有关这场战争经过的残酷和胜利的惨烈也未使现今的成年和青少年真正认识，有关日本宣布投降的直接动因更未获得充分的论定。只有展开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准确的宣传，才能有助于今人和后人形成正确的抗战史观。

（作者系文史学者）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曾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秘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三农问题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文│本刊特约记者凌绝岭

当地方治理变成了经济行为

凌绝岭：包括您在内，很多学者都将当下的基层治理形态概括为“地方政府公司化”，能否介绍一下这种“公司化”治理出现的历史背景？

赵树凯：大致说来，1970年代，地方政府就已开始出现“公司化”治理的雏形，即中央鼓励地方发展五小工业（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但受限于人民公社体制，这一基层治理模式没有充分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民有了劳动的自主权，也有了一点资金，一部分农民就办起了企业。当时，苏南农村的企业办得不错，当地农民从上海停工的工厂找来专家，围绕农业搞些加工、建材生意。1984年以前，这种企业被称作社队企业；1984年以后，中央政府发现这种地方自办企业的模式不错，于是发文鼓励地方兴办乡镇企业，并主动给地方政府提供贷款等支持。一方面，受到国家政策的激励；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对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是有考核的，所以乡镇企业的数量猛增起来。

1990年代初，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逐渐走向衰落，然后改制，走向股份化和私有化。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过去地方政府自办企业，1990年代开始不办了，那么我们是否还能称其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可以。因为政府还在直接地谋利和追求经济发展，只是具体形式有所变化而已：过去地方政府自办企业，乡镇书记是董事长，乡镇长是总经理；现在地方政府不自办企业了，它通过卖地和拆迁来谋利。

当然，现在国家也在对基层治理进行改革，比如对乡镇政府不搞经济业绩排名，招商引资考核也放松。但这些都只是政策的微调，“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仍然持续存在。

凌绝岭：这种“公司化”治理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它和我们基层政府的“公司化”有什么差别？

赵树凯：事实上，最早也是国外学者首先意识到中国的乡镇企业和一般的企业不一样，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有一种公共性，它补充乡镇的财政收入，还能增加社区福利，所以发展很快，这是从理论上讲。从实践上看，地方政府有着对GDP的崇拜，它把GDP当成了公司的生产总额。一些发达国家虽然也存在“公司化”治理，但重点体现在它对社区福利和地方财政的积极影响上。中国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则更多是一种发展主义，尤其是政府在追求GDP的过程中还损害了民众利益，比如征地。但地方官员会自我辩护，说征地是在为老百姓谋发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讲,征地拆迁也确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我们应该看到,因为缺乏对农民权利的保障,征地拆迁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损害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凌绝岭：有学者将“地方政府公司化”和传统中国的“皇权不下乡”来类比，您认为二者有何区别？

赵树凯：“皇权不下乡”主要指一种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的特点，国家权力的触角只能延伸到县。县级以下社会的日常秩序维护，只靠民间的自发力量，它跟办企业不是一回事。现在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很大程度上将基层治理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卖地和拆迁等），传统社会没有这种经济行为。

“公司化”的基层治理是走不远的

凌绝岭：“公司化”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化”不仅导致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还造成了地方和中央的冲突：最早是源于税费改革。19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只分了税权，却没分事权。1990年代后期，人民教育人民办，连盖学校都要老百姓自己出钱。中央拿走地方一部分财政收入之后，留下很多支出责任给地方，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随之深化：中央指责地方GDP挂帅，不提供公共服务，地方认为中央没提供支持。

分税制让地方政府变得很穷，于是基层政府开始琢磨怎么捞钱，一开始是对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后来则通过办企业增加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征地拆迁愈演愈烈，又加剧了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矛盾。

凌绝岭：有学者提出，“地方政府公司化”治理的好处在于，因追求GDP导致的官民矛盾都集中到地方，而不会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对此您有何看法？

赵树凯：什么叫地方？按照一般的说法，省级以下政府都叫地方，中央则是中央政府。但从县、乡两级看，它们与上级政府之间的矛盾，主要不是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更多是跟市、省政府之间的矛盾。在县政府官员眼中，省、市和中央政府往往都算成中央。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乡镇政府越来越没有实权了，逐渐成为县政府的附庸，即县乡已经一体化了，这就意味着县和乡共同构成了基层政府。尽管从制度设计上讲，乡镇政府是独立的，但从政府职权讲，乡镇已经不能称之为政府了，因为它没有财政权，也没有执法权，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县级政府的办事机构。现在的中央—地方矛盾具体表现形式有很多种，比如说省—市、市—县的矛盾等。从政府管理的实际职能和责任看，县才是地方政府的基层单位。

凌绝岭：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治理模式中还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央严格控制着地方人事；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上，有些地方政府往往只做表面功夫，中央政令难以有效贯彻。该如何理解此种中央—地方关系呢？

赵树凯：你刚才提到的悖逆现象，我认为并非政府有意设计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中央—地方的博弈逐渐发展出来的。比如工商部门，中央本来是对它进行垂直管理的，以防止工商领域出现地方保护现象，但工商部门有一大帮员工等着发工资，最后只能将其改回由地方管理。

此外，在中国的宏观政治框架下，中央既希望地方政府有活力，又担心地方失控，所以它也不想出现真正的分产分工。地方治理一旦出现问题，县委书记要负很大的责任。这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它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反映，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情况必定是要改变的，从长远看，“地方政府公司化”是走不远的。

环境在变，农民在变，基层政府怎么办

凌绝岭：同样是“公司化”治理，1980年代它使得中国乡镇经济快速发展，现在却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套治理机制在当下中国逐渐失效？

赵树凯：首先是市场环境在变。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经济凋敝，食物相对短缺，城市的国有经济又被控制得很死。在此环境下，农村先一步启动了改革开放，因为没有竞争对手，乡镇企业的产品供不应求，加上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调动，乡镇经济自然发展很快。1980年代也有很多社会矛盾，只是因为政府办企业，让农民有了更多的收入，因此官民矛盾不明显。后来，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被收入增长掩盖的社会冲突自然显现出来了。

其次是人在变。实际上不仅是现在的基层政府卖地，1980年代的基层政府也卖地，甚至直接圈地；现在政府征地还会给农民一定补偿，1980年代虽然也有补偿，却很少；现在政府征地的规模虽然很大，但1980年代地方政府征地的规模也不小。为什么1980年代没有因为征地问题而出现大量的农民抗争呢？关键在于，那时的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识很不清晰，权利意识也不强，即便自己的土地被圈走了，也不会去抗争，现在则恰恰相反。这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不仅环境在变，农民也在变。

举个例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工资条件还可以，哪怕生活和住宿条件差点，农民都很乐意应聘做工。1990年代我做农民工调查，农民工两个人共睡一张床铺，轮流睡觉，一间宿舍能住70多个人。现在呢？90后农民工对生活和劳动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工资低于三五千他们不干，或者有农民工二代干两个月活，挣了几千块钱就辞职去玩了，等到没钱的时候再找个工作。地方政府和企业老板都觉得很奇怪：1980年代的农民很好说话，年轻人也很能干，现在却一切都变了。这个变化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但实质上，近20年的社会变化程度能赶得上传统社会几百年的变化。

“地方政府公司化”导致民众观念发生变化，而民众观念的变化反过来让“地方政府公司化”显得更不合理。地方政府觉得现在的农民太刁，变成了“刁民”。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会发现这反而证明社会在进步，这种进步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面对民众的变化，政府必须适应并改变自身，不能要求民众还像几十年前一样顺从听话。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除了变成对老百姓负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外，是没有其它出路的，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必须跨过的一个坎。

凌绝岭：这种“公司化”治理近年来也被运用到了信访治理领域，也就是“领导包案”，对于这套机制，您有何评价？

赵树凯：“领导包案”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它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问责提供了制度保障。可是，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各级政府的权力边界都很模糊。打个比方，老百姓现在有问题需要向政府反映，但他不知道该跟哪级政府反映，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自然找高层领导了，这就导致北京这几年的上访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如果各级政府部门有清晰的制度化的分权，让民众明白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找上级政府，那么信访问题也就真正解决了。

另外，还需要提供切实的手段让民众履行自己的权利。再打个比方，农民面临一个问题，这时候如果他有办法管住县委书记和县长，可以通过地方人大监督政府，他自然能够安心地找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如果不行，那民众肯定会向北京跑，这时地方信访治理必然要采取“领导包案”，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信访治理始终没有法制化。

“领导包案”往往走向两种治理手段：一是强力打压；二是金钱收买。我在县委工作的时候，地方政府一遇到农民上访，就会用金钱收买的方式解决，若花不起那么多钱，就先把上访农民抓起来，乡政府的后院经常关着上访农民。所谓“包案”经常是“保证不闹”，能解决的先解决，解决不了就盯着。

让老百姓的力量能够更多地进入体制，从而制约政府——这才是解决基层矛盾乃至所有官民矛盾的最好途径。

政府的“自我革命”该从哪里入手

凌绝岭：21世纪以来，政府也在推行项目制改革，希望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将地方政府改造成一个服务型机构，您怎么评价这一改革尝试？

赵树凯：这只是技术性的制度调整，而非制度的根本变革。转移支付分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作为政策，转移支付是好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它的操作不透明，也不规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大体上有个标准，但很含糊，专项转移支付则没有标准，就看地方政府在北京的“跑部”能力。在缺乏公开透明制度规范的情况下，类似财政转移支付一类的技术性制度调整只会加剧中央—地方的矛盾。

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中央不是铁板一块。按照一般的说法，近年来进行放权改革，中央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更多地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调整。但事实上，中央政府各部门还是喜欢微观管理，也就是审批。虽然中央出台了放权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很多部委就是不放权。这就涉及政府自我改革的问题。诚如中央领导人所言，目前中央政府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来统领各个领域的改革，只有政府先自我革命了，才能在各个领域内推进改革。

可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该从哪里入手？政府改革的核心动力还是民众，中央政府改革要靠地方政府给它施压，地方政府改革要靠民众给它施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领导人不能僵化，不能抱住权力不放，而是要还权给民间社会，让民间力量参与到政府的改革里。一旦关起门来，政府的改革就跟不改没什么区别了。现有的民众参与，多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才能实现：上访、状告等，导致政府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可以逐步放开基层选举，让老百姓的力量与政府的改革力量相结合。如果要求地方政府改革，同时又不让民众参与进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可能会使得改革基层治理的目标难以实现。

凌绝岭：您提到现在基层治理改革要分权，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治理导致中央—地方分权过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基层治理改革的出路应该是让中央重新集权，提高政府效能。

赵树凯：原则上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地方政府公司化”之所以会导致现在基层治理的困局，关键还是分权分得不够，尤其是职权。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开始一轮分权，此后权力再度集中，主要是职权的集中。在此过程中，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控制越来越多，二者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多。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中央给地方的权力少；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看，政府给民众的权力少。改革的方向在于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民间分权。

基层政府治民，它的职责是管理老百姓，它不得不处理老百姓的矛盾，有时上访农民闹得太厉害了，它必须公开政务。高层政府内部就没那么简单了，高级官员有问题，下级官员基本是不敢吱声的。从这个角度审视改革问题，关键还是利用基层改革来推动高层改革。

基层干部和民众其实也有自己的智慧

凌绝岭：近年来，基层社区的治理创新受到学界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

赵树凯：现在基层社区治理有很多创新，比如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乡镇等。当我们去考察这些创新时会发现，它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于民众，正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为了化解民众中的某项矛盾，基层社区的管理者才会采取某项治理措施。最初可能只是变通措施，最后却成了创新，因为他没有采取传统的打压和强制。

政府要知道什么是历史潮流，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而不能逆潮流而动。面对日渐复杂的社会矛盾，传统的打压措施已经难以生效了，必须寻找新的治理办法。从民众的角度讲，他们必须敢于提问题，约束和监督政府。借用当年农村改革时期的话来讲，农民要敢打政府的屁股，农民要朝政府的屁股上扔扁担。政府最早也不允许家庭联产承包，但最后不还是给农民自己搞出来了吗？所以，我特别赞赏那些组织和动员农民，帮助农民树立权利观念，提高农民组织能力的行为。

基层的干部和民众也有自己的智慧，比如我们提到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源自西方学术界的概念。我曾经去地方上做过调研，也在县政府工作过，尽管用词上有细微的差别，但“公司化”治理的问题，连最没文化的乡干部都能总结出来：“我们的政府就是公司，一天到晚就知道弄钱，一会儿卖地，一会儿办企业，一会儿拆迁，不然就没钱。”这是一种经验的概括，有时候这些基层干部的一句话，就能点破某个问题的核心。

治理变革：难题是利益问题，而非观念问题

凌绝岭：现在之所以出现官员渎职、贪污的问题，是否也和他们模糊的自我定位有关？

赵树凯：的确有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方官员身处体制里，这个体制也可以说是一种江湖，也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地方官员想把乡镇政府发展成模范政府，或者他们想出国考察，这些都要花钱，可是上面不给钱，这怎么行？政府是一套组织机制，它不可能仅靠观念来运作，不是说中央政府命令地方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就行了，那没用。

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民众闹事，政府就有必要调整战略。问题是，挣钱的活地方政府不能干，那它能干什么？地方政府运作所需的经费从哪来？只能靠中央和地方商量一个解决办法。假如中央政府只能出一万块钱，却非要地方政府去干开销五万块钱的活，那地方政府只能找老百姓要钱。如果老百姓不给，地方政府也就只能采取强制手段。

国家权力的平衡需要中央、地方和民众之间的磨合，通过博弈从而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现在，中央改革的力度、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给中央的压力强度。相对来说，中央政府感受到的民众压力要小一些，地方政府才能直接感受到民众的压力，所以，与中央政府的互动博弈主要靠地方，而不是民众。很多人去农村做调研时都发现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很高，认为中央的干部都是好人，中央政府很重视民生福利，农民之所以不得不面对那么多不公正的事情，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坏。实际上，民众不知道的是，有时是被上面的一些政策给逼出来的。所以，地方改革要靠民众；中央改革不仅靠地方，民众也要起作用。打个比方，中央想改革，有时之所以搞不下去，并不是因为民众反对，而是地方领导人反对，没有哪个农民能直接对着中央拍桌子，但农民可以对着县长乡镇长拍桌子。

凌绝岭：现在很多政策文件强调观念问题，比如转变地方官员的“官僚思维”之类，涉及体制问题时则往往大而化之。

赵树凯：现在的政府改革根本不是观念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还存在观念问题。1980年代搞大包干也算是政府改革，那时的主要障碍是观念问题，很多人认为一家一户搞生产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才是社会主义。现在的改革障碍，当然也有一些属于观念认识问题，但我认为主要是利益问题。有的是部门利益——部门想扩权；有的是官员个人利益。一般来说，没有哪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希望自己、自己的部门既没权也没钱。

现在有人不断呼吁提高认识，推动改革，这根本没抓住要点。关键得找到一个杠杆、一股推动力，所谓“打蛇打七寸”，要找到现有体制的突破口，再找到一股力量去启动这个改革。否则，光嘴上说重视改革是没用的。

凌绝岭：在“公司化”治理结构中，村干部往往成为乡镇业务的下一级承包人，也正因此，他们成了农民抗争的导火索之一。现在有人就此提议，将村组织纳入正式的科层体制中来解决这一问题，您认为是否可行？

赵树凯：这个意见有部分道理，县、乡政府在村庄里也是需要代理人的，否则政府的政策在村庄实施不了。但是，民众也得有自己的组织和代理人，否则所有的村庄组织和村干部都变成了政府的跑腿人，谁来给农民谋利益呢？

当然，如果说村干部给农民跑腿，政府给村干部钱，这是最理想的，这就需要政府从财政上制订出细则，即村干部的补助由政府财政负担，但是要有一套机制确保村干部是在给农民办事，让村干部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能拿到财政的补贴，是因为他在给农民办事，他的老板是农民而非政府。

替政府跑腿和替农民跑腿，这二者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不赞成把村干部和村庄组织全部划归正式的政府组织架构中，那样的话，农民的利益就没有人来代表了。有些地区建有社区工作站，村委会和居委会都是民众的组织，工作站则是政府的外派机构，二者是分开的。由政府负责管理的事务交给工作站干，地方社区的事务则交给村委会和居委会。

凌绝岭：有些地方通过取消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职能，从而确保地方政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型机构，这一改革措施您认为是否会有成效？

赵树凯：短期内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一旦乡镇政府不再负责招商引资，而只管公共服务，只替政府跑腿，只替农民办事，不负责发展经济，的确有利于基层治理的改革。长久来看，这个措施行不行我还不知道，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进步。

网络时代的知识者及其“话筒”

文│梁晓声

小梁：

作为《同舟共进》的编委，我将你的约稿视为要求，认真对待。几经思考，决定以书信方式完成“任务”——这种方式更接近是讨论。我们中国人一向不乏批判之积极，讨论的能力次之。我认为平心静气地讨论某事某现象，尤其应是知识者的一种能力。而中国目前之诸事诸现象，不仅需要批判的勇气，也需要讨论之风的倡导。

【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必须肯定】

关于网络，最初的说法是它“改变了世界”，而我更愿承认它“影响了世界”，对中国也是如此。“改变了世界”是很“文学”的说法，“影响了世界”才是较恰当的说法。

事实是，世界的主体状况并未因网络的产生而基本改变，只不过网络的能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越来越被充分地利用而已。

尽管我不上网，对于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却一向是看在眼里的。特别是，网络在暴露腐败现象与促进政府服务职能的进步方面功不可没。不论我们指出网络的多少不良现象，前提应是——网络影响中国的正能量必须肯定。我相信，以后也断不至于有那样的时候——网络的不良现象反而会以压倒的程度抵消它的正能量。

不但国家不会允许那样，人民大众也不会乐见那样。

你在约稿信中，用了“我们”二字。

据说中国有六亿多网民，约等于美国加俄罗斯加德、英、法三国的人口。希望如此之多的网民全体具有理性地在网上表达意见和态度的能力，未免理想主义。而今年与春晚互动的网民人数，据说竟达八亿以上。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亦歧议多多，故我用的是“知识者”三字，泛指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并且，我还要再将“我们”限制一下，专指35岁以上的“知识者”。因为，35岁以下的“知识者”尤其男性，易有“愤青”之年龄特征，这在全世界也是一样的。对于他们的非理性网上表现，教诲也罢，告诫也罢，口诛笔伐也罢，都莫如有人作出好点的示范。

故我又认为，35岁以上的中国“知识者”，最应以网上的理性表现作出示范，总不能反过来啊！

网络对于人类具有知识、信息、交流、办公等方面的综合“工具”的属性，但也有“玩具”的属性。人类是动物中玩兴最高的种类，对新事物的玩兴超过任何动物。这还不是指网络游戏——非工作需要、求知需要、购物需要、了解需要的上网本身，往往具有“玩儿”

的性质。

     网上某些垃圾内容的点击率，真实性可疑的“新闻”、八卦消息，没甚必要参予的“口水仗”，时不时搞得风生水起。语言暴力倾向、传谣，甚至添油加醋、将网络当成“脏话（注：文中“小梁”系指本刊编辑梁思慧）公共厕所”，以呈现污言秽语为快事，皆因将网络当成“玩具”而为。

我从阅读中知道——一百几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今日之中国，近十四亿人口矣。此后，我便每以中国在人口上是一个“小世界”的眼来看某些中国现象，于是不复像之前那么动辄欲掷文字的“投枪匕首”了。我们对一个“小世界”的种种要求都不能太急。

以我的眼看来，网络及其派生功能起初使国人产生的大亢奋，其实不是愈演愈烈，倒是逐渐归于“退烧”阶段了。想当初，博客风行，人自“媒体”，网站如潮涌现，给我的感觉，比“文革”时期的“战斗队”产生的还快、还多。细思忖之，“文革”也未尝不是那时的青年们觉得“好玩儿”的“革命游戏”。却也不过“玩兴”持续了两年罢了，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人极度亢奋的“玩性”也便“退烧”了。

中国之网络文化现象正合着这样一条规律——人类再是爱玩儿的动物，那也断不会对某一种玩具玩起来没够的。所以“微博”一风靡，博客顿失半壁江山；而“微信”一时兴，相当部分网民又“喜新厌旧”，趣味从电脑转到手机上了。“微信绑架”现象，由是而生。

至于“网络约架”之事，不论也罢。十三亿多人口，六亿多网民的国家，那只是个案，没有评说的必要。我认为不评说也是一种态度。

【“我们”应该怎么做】

“人自话筒”“人自媒体”以前，普遍之国人在言论特别是意见性言论方面的公开权力是极有限的，从对国事到对社会百相的评说欲望长期感到压抑。

感到压抑是普遍国人意见参予意识的觉醒；网络平台使积蓄的意见几乎得以全面呈现，长期感到的压抑也终于得以释放。这是中国网民们最初之亢奋的涡轮。

知识者亦人也，所以同样亢奋，于是网上呈现一派喧嚣与狂欢。

大多数上网表达意见者，都有一显一潜两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两种目的。显愿望是自己的意见被公认是很深刻、很重要的，潜愿望是自己这个人由此被公认是很精英、很卓越的。

此点正常——好比“文革”时期全没了文学，文学的“春天”一经到来，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太多值得写的事了，一写必一鸣惊人，好作品问世的同时即成为大作家，从此“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于是，某些人极在乎自己意见言论的点击率。倘离预期较远，则今日刚更新，明日又更新；倘反应一般，便一番比一番言词激烈；倘遭反对，便视为“论敌”，于是全力以赴地“应战”。结果往往是，不知不觉地，言论吸引眼球倒是吸引眼球了，理性的品质却丧失了。

而非理性的言论，被心怀叵测者利用传播的时候比理性言论多得多。在网络言论、文章向非理性状态倾斜的情况下，理性之言论、文章反被漠视。“竞争眼球”的局面一旦形成，知识者卷入其境，始终秉持理性是很不容易的。

又结果是——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刚被戴上那顶“桂冠”没几天，“公知”就成了贬人的话；今日才在网上被封为“意见领袖”，也许隔夜之间却被“板砖”拍惨了。

     对于“我们”在网络时代的角色定位，有如下愚见，诚呈共勉：

1．不论“我们”中谁，不论其名气多么“高大上”，或自视多高，以时时守此清醒为好——文化知识者，进言之，一切社会学科知识者，对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事实早已是历史现象，并且不会再重现。“我们”中任何一人，在网上不过是六亿分之一。在“人自话筒”的网上，“我们”的话筒分毫特殊性也无。当今的网上有一股沆瀣难散的戾气，知识者也是语言暴力喜欢攻击的对象，不管“我们”中那人多么的君子，以及网上言论多么的正确。这乃是“我们”的宿命。既是时代宿命，便当坦然认命。

2．所谓“独立之精神”，意指既不媚权贵，亦不悦“众”。网上之“群众”，与现实生活中之“人民群众”不可同日而语，往往只能以“众”言之。以上两个“不”，往往使“我们”中某些朋友陷于“横身而立”之境。这尤其是时代宿命。“我们”中有人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孤立，也不愿附在权贵的皮上，于是不由自主地取悦于“网众”，便一味地尽说脱离现实与复杂国情的网上话，结果还是使自己变成了“一撮毛”，只不过附在无理性质量可言的“皮”上了，这是同样不足取的。还莫如干脆“横身而立”，反而比较的对得起“我们”之名伤。

所谓“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指思想的过程——理性之思想的果实，才是“自由之思想”的终极目的。精神赖思想而独立；思想携精神始自由。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只不过是绝对“言论自由”，未必能结出理性之思想的果实——这是我多年来的写作心得，未知对也不对。中国目前较缺的是理性思想，我辈当奉献之，勿以为耻。

3．有能力将一己之见写成文章或书籍者，不应荒废了这一传统的发表思想的方式。比之于网络，此传统方式的好处是——虽同样看不见，但读者毕竟是有读书习惯的人。杨志遭遇牛二，林冲遭遇高衙内高太尉，冉?阿让遭遇沙威……类似的情况在作者与读者关系中较少见。并且，文章较之于网上言论，毕竟严谨一些，非“碎片化”的呈现，更有益于完整思想的表达，被篡改、断章取义甚至利用的几率小些。

中国是世界上读书人口不多的国家，为有

读书习惯的少数人服务，仍很值得。

“我们”中更喜欢网络表达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以克服作“意见领袖”的想头为明智。一名知识者，也许会因为对某事某现象率先发声，或确有真知灼见，于是一时被“网众”捧为“意见领袖”。但千万别当真。某类“网众”乃特殊之“众”，绝无耐心也无诚意拥戴什么“意见领袖”的。某时需要一下“意见领袖”，只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一种“玩儿法”，也是心照不宣的狡狯的利用。又何况，国人对现实的意见千般百种，竟能在许多方面成为“意见领袖”的人，还没生出来。生出来的都不可能是——不论本人多么想是，想是的意愿多么良好。

4．不应太任性地说和写。

    单独的一个人，除了变态，面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不论任何并非罪大恶极的同类，是不太会啐唾沫的。但善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其实是有许多“群众”向他投石头、啐唾沫的——只因为他的话他们不爱听。

这时那些人像兽。

    所以，“我们”中的某些朋友，在同样遭遇下，似乎也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承受。如果所发表的意见言论或网文主旨属于理性之思想，沉默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思想便是“意见垃圾”。它既已发表在网上，时间终将证明其价值。它于众声喧哗之际的存在便是难能可贵的意义。

而网络的另一个真相是——理性的网民对于网上理性的思想表达，往往只认同了，接受了，并不非跟贴支持的。他们大抵是很内向的一些网民。不要因为他们的缄默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

理性之思想的表达，从来都不会是只受攻击、全无支持者的绝对孤立的表达。要相信某些人的支持在内心里。

但愿“我们”大家都这样要求自己：

“我们”是以说和写为己任的。不说不写，“我们”也就不是“我们”了。

“我们”之说和写，既每自诩为“己任”，那就不应该是太过任性的说和写。中国之当下，还缺希望能任性地说和写的人吗？

当为着中国的进步、人民大众的权力之依法确立和利益不受危害而需要有人大声疾呼时，那正是社会最需要“我们”之时，“我们”应当仁不让。

当正义在网络表达方式中显然已是主导能量时，其实“我们”只欣慰于此，不作追随也罢。因那时少了“我们”正能量也还是正能量；倒是相反时，“我们”的缄默才是羞耻。

当“我们”之间看法相左，意见对立时，免不了也会理论一番的。理性之辩论是谓“理论”。正确之思想更是在“理论”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辩论失去了理性而升级为“骂仗”，结果只能被看客当成“热闹”。

“理论”之所以为“理论”，“论”时的“礼”是不可不兼顾的。

骂人虽也被说成是“一种艺术”，但目前中国擅长此“艺术”的人委实多了去了。窃以为，不骂人也还是能在“理论”的过程始终秉持理性的思想原则，是比“骂人的艺术”更“艺术”的能力。所以，“理论”甚至也可以提倡为“礼论”。

如果“我们”都能以身作则，示范此风，肯定比中国的青少年从我们身上学到的是“骂人的艺术”好。那样，“礼论”就断不会变成热闹了，而看“礼论”结果的人们，便是在看“理论”之“理”是如何形成的了。

于是，看“口水仗”的看客也会少些的。

【我的预言】

我非预言家，却也还是可以预言一下的——两年或三年后，中国之网络现象将与现在大为不同。

首先是网络语言之污言秽语、暴力倾向会少。不可能完全没有，但会明显式微。同时表达意见之理性特征会增加，因而网络所呈现的公众意见会更不容漠视。因为理性之意见表达的力量是无借口可压制的。

我的预言与“政治”二字无关，所依据的纯粹是社会学观察的一己经验。

    事实上，我认为今日之中国网络现象，与几年前相比已渐趋常态。不远的将来，中国之网络现象，将可能基本常态化，即——它将主要体现为工具以及社会公器之一种，那时只有少数人还会将它当成玩具或娱乐公器。由乱象层出而渐类型归分，乃世间普遍规律。连宇宙都循此规律，网络安能例外？

    别的孩子都玩过的东西自己想尽情地玩却总没玩过，或虽玩过却没玩过瘾——这样的孩子潜意识里是不愿长大的。从前的孩子玩过几样玩具后忽然就长大了；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对上网、微信的玩兴已经不再膨胀。

     我所言的“常态化”，并非意味着网络将丧失推动中国进步的能量，此种能量，不仅不会因“常态化”而丧失，反会因“常态化”形成通过“社会公器”行使的、不可让渡的民间权力——我将之视为“试验民权”。

并且我看到，各级政府在此种权力的影响下，确实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职能改变。

    网络之“公器”能量，绝不是任何人任何方面所能阻挡的，只能某种程度地限制而已。网络意见表达这一种民间的“试验民权”体现得越文明、理性，限制的手段越无的放矢。

    网络之“公器”，也绝不是任何有领袖欲的人想在其上呼风呼雨便能那样的，充其量只能作出呼风唤雨的架式而已。

    网络既属“公器”，便是属于中国人大家的。属于大家的，当由大家来爱护，要像爱护公共环境那样爱护。

至于“我们”，更须带好头，而不是相反。

2015年2月18日于北京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作家，本刊编委）

以试点寻求改革突破

敢于先行试点突破，是地方在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及时对试点进行鼓励、支持和规范，更是中央在改革中的重要方法。

文│李永忠

改革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既决定了必须设立试点，改革才能通过抢占滩头阵地，实施战役乃至战略突破；还决定了试点必须先行，才能为全局性的改革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由此可见，试点既承担着改革的重要任务——突破，更承担着改革的重要方法——示范和带动。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或不二法门就在于：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

2015年6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蹚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的成效。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这既是这么多年来，中央对改革试点最鲜明、最突出、最深刻的强调，也是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多年前“敢闯”“敢试”“敢冒”精神的新启程、再发扬。

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因为它承担着走出困局、打破僵局、拓展全局的重要使命。上世纪30年代，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选择了陕甘宁边区（又称特区）作为执掌区域性政权的试点，仅仅13年，便将其成功模式拷贝到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了。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小岗村、凤阳县，安徽、四川等地农村包产到户试点的成功，中央将其拷贝到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举解决了吃不饱饭的问题。30年前，深圳自发地要求先行先试，经济体制改革特区的成功，中央将其复制到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因为历史证明，不试点，再宏伟的蓝图，也难以下笔；再伟大的设计，也难以施工；再正确的理论，也难以实践。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十八大前，我们之所以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即：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有经改特区，而缺乏政改试点。尽管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三个不得不”的关口，却成为当前必须正视并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当今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均可以从政经改革不同步中查到病因，均可以从权力结构改革滞后中找到答案。

试点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因为试点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归纳为“三个倒逼”，即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农村改革倒逼城市改革，以经改特区改革倒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三个倒逼”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每个倒逼中，中央都鼓励基层要“敢闯”敢试”敢冒”，基层的试点成功后，中央都及时肯定，及时推广，从而为全国的改革树了标杆、起了示范。因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试点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因为试点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如果说前三十年以解放生产力为导向，后三十年则必须以取得公信力为导向，同样要完成“三个倒逼”，即以强高压反腐倒逼纪检体制改革，以纪检体制改革倒逼党委领导制度改革，以党委领导制度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要完成这“三个倒逼”，关键在用人，带动在试点。因此，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2015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实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

中央在如此关键时刻，如此高度重视试点工作，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看到希望。如果能有像耀邦、万里、仲勋、仲夷等敢闯、敢试、敢冒的改革者在这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纲领衔主演“四个全面”的改革大戏，方能在改革缺乏动力的时代，将希望变成可能……

试点是重要任务，更是重要方法。因为无论纵观古今，还是横看中外，一个科学合理的先行试点，都具有化大为小，化远为近，化整为零，化险为夷的“四化功效”。敢于先行试点突破，是地方在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及时对试点进行鼓励、支持和规范，更是中央在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方法。

我以为，两年多的强高压反腐令相当多的人收敛收手，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必须正视，也有不少人开始出现不作为、缓作为现象。这毫不奇怪，因为有作用力，必然有反作用力；作用力有多大，反作用力通常也有多大。反腐败斗争推进有多快，关键不在于其打击的力度有多大，而在于其排除的阻力有多大。

30多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从军队纪委、地方纪委到中央纪委的一线实践和理论研究，我总结出反腐败斗争的三句话：压力在案中，功夫在案外，成功在改革。反腐败斗争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因为没有相当数量的腐败案件查处，就无法形成推进斗争所必须的强高压力。反腐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因为关键不在于腐败分子捞了多少，而在于他们是如何捞走的。而反腐败斗争的成功则只能靠改革，只知查案，不懂改革的反腐败，就是割韭菜！必须通过查案，认真发现形成腐败的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弊端，“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习近平语），我们才能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

突破在试点，示范在试点，带动同样在试点。试点能否尽快设立，迈开步子、取得突破，既是地方各级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改革的重要方法。因为，试点关乎改革成败！

（作者系制度反腐专家、本刊编委）

文│冯昭奎

在2015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创客”概念，对于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尤其是激发青年的创造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青年愿创业，社会才生机盎然；青年争创新，国家就朝气蓬勃。

但是，可以感到现在一部分人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存在着一些片面理解。例如，2015年五四青年节，《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时评认为：“对年轻人来说，只要有一台联通世界的网络终端在手，一切皆有可能。”“创新创业离不开互联网，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领域。在许多类似‘车库咖啡馆’‘众创空间’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激发出许多奇思妙想，并付诸实践，甚至以研发的产品带动了市场的需求。”类似的宣传也出现在许多其他媒体上，与此同时，说到大学生，媒体上宣传的就是如何创业，而从来不提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生产现场活跃着众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

以这篇文章为代表的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片面理解主要反映了以下3个问题：其一是没有把握好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平衡，有过度偏向信息化而轻视工业化之嫌。因为虽然信息化技术是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仍然在工业化途中的国家，我们仍要大力提高工业化水平，包括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而工业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在工业中技术革新最密集的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显然不可能靠年轻人聚集在“车库咖啡馆”之类的场所“激发出奇思妙想”，必须依靠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百折不挠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的艰苦过程才可能孕育产生。

其二是没有把握好创业与守业的平衡。我们在大力提倡年轻人创业的同时，也需要提倡“敬业”“守业”和“以厂为家”的精神。一个国家的技术体系就如同金字塔，“九层高台，起于垒土”，在日本，那些由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同一家企业生产现场锤炼一技之长、个个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经营者所组成的中小制造企业的“集群”，正是日本技术实力的基础和底气之所在。如果中国不能培育出若干个由有长心、有毅力，不“见异思迁”，坚持不懈地磨练一技之长的千万家中小制造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中国的民生产业技术（包括军民两用技术）的整体水平就很难赶上先进国家。此外，我们的一些科技宣传还没有把握好科学与技术的平衡，这就是不要过度偏向科学而轻视技术。很多青少年梦想将来做一名科学家诚然可贵，但我们需要更多青少年梦想将来当一名真正有本事的技术工人。从科技知识的传播规律看，科学理论往往是易于传播易于引用的东西；技术本领往往是易于保密难于借用的东西，正如俗话说“武艺难以文传”，技能难以从互联网“下载”，而必须依靠生产实践中的摸爬滚打和老师傅的传帮带。一个技术还不够先进的国家要发展科技，既要有一部分学者从事基础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更要有大批年轻人投身到技术开发和生产实践中来。

最近，赴日旅游购物的中国游客激增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其实，中国人到日本买的“日本制造”的那些东西，在国内大多也有相应的“中国制造”，并非什么了不得的“高技术产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偏偏喜欢去日本“淘货”？一些细心的评论者发现，日本的产品在技术上并非有什么“创新”，甚至可以说十分朴素，然而，他们能坚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脚踏实地地进行市场调查；能高度重视生产现场，长年耐住寂寞地苦心钻研；能发挥所谓“一品入魂”精神，精益求精地提高产品质量，并通过尽心尽力“做出好东西”的过程和结果而感受到极大喜悦。有日本学者把这种精神称为“匠人精神”，把精心“做东西”、数十年如一日地锤炼“一技之长”的中小制造企业群称为日本的“国宝”。日本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之所以能推出誉满全球的名牌产品（包括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所依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成为日本“技术力”金字塔最重要支撑的、持之以恒的“匠人精神”。笔者考察过日本的一家做刀片的中小企业，该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末创业时，曾制作用于切金属钢笔尖的中缝的刀片，后来他们仿佛迷上了一个“切”字，把刀片做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硬，居然可以做出比纸张还薄得多的刀刃，排成一行的几十片刀刃在每分钟3万转的旋转状态下，能迅速而准确地把坚硬的硅单晶片切成数以百计的小芯片，留下宽度仅为头发丝几分之一的切缝，而这些“小芯片”正是在手机、电脑、光伏电池乃至导弹武器等不胜枚举的电子物品上不可或缺的半导体芯片。

还需要指出，在日本，“匠人”“工匠”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匠人”“工匠”的敬业精神在社会上受到人们广泛尊重，蓝领劳动者的收入甚至超过白领，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都在98%以上，远超大学生。与之对照，中国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正在缩小，但总的来说，技术工人、技师、工程师的物质待遇相对于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仍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如何提高收入过低行业技术人才的物质待遇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做到在社会上不要形成年轻人“能进写字间的工作”就是“好工作”，“进生产车间的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整体印象。不要形成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的物质待遇不合理地低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薪阶层的整体印象。近日央视播放《大国工匠》记录片，第四集介绍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全家十几年来居然蜗居在30平米的小房子里，这确实是个问题。此外，由于媒体缺乏对科学技术的宣传和教育，加上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发展滞后和大学工科专业萎缩，导致青少年当中立志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有一技之长的工人”的孩子不足，立志长大了“要发大财”“当大款”“当明星”的孩子过多；由于全社会目光都集中在贸易、金融、“虚拟经济”领域而逐渐轻视实体经济和实业，导致社会浮躁现象蔓延；导致全国面临文化素质高、技术精湛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严重紧缺的局面，这对实现《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极为不利。

显然，我们既要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创客”概念，也要提倡能将既有的或已经被创客们创造出来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兢兢业业地做好做精，在其中注入其“魂”的“工匠精神”。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创客理念”与“工匠精神”比翼齐飞！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

莫迪，把21世纪变成“印度世纪”？

    处于南亚地区“绝对大佬”位置的印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性大国，一直谋求在全球事务中有自己的声音，渴望成为超越南亚的世界性领导者。这也是每个印度人心中的“恒河之梦”。

文│朱元冰

马拉雅山脉西段的冰雪化为涓涓小流，之前，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的最高行政长官达喜积小成大，汇成恒河，自西向东，奔向孟加拉湾，注入印度洋。恒河，这条印度的母亲河，流淌了数千年，哺育了灿烂的印度文明。而印度教更是尊此为圣河，教徒们必须到这里沐浴方能涤荡身心。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条河遭到了严重污染，现已浑浊不堪。为此，刚任总理不久，莫迪就于2014年10月2日前往恒河畔的瓦拉纳西市视察，并提出要在全国开展“清洁印度”运动，其中恒河的治理是重中之重。这一天恰逢“圣雄”甘地的145周年诞辰，莫迪希望当甘地150周年诞辰时，即5年后，印度的环境能得到有效改善。此前，印度国大党的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曾推出“恒河行动计划”，并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收效甚微。作为虔诚的印度教徒、印度人民党的领袖，莫迪的此番举动除了本身的文化宗教意味之外，他更想表达的是他们比国大党做得更好，没有其他项目比这一举措更有象征意义了。

他能这样有信心，首先是因为在成为总理12年之久。他通过吸引各种投资，包括海外投资，带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制造业，使得古吉拉特邦成为印度最受欢迎的投资地。值得一提的是，古吉拉特邦现在已极少停电，并成为印度唯一有电力盈余的地方邦。要知道，印度的基础设施一直比较落后，停电问题非常严重，整个国家的家庭供电率不足50%。在他的治理下，古吉拉特邦蓬勃发展，GDP增加了近两倍，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因此，塔塔汽车集团董事长塔达评价莫迪：“古吉拉特邦为全国提供了领导榜样。”

得益于在古吉拉特邦出色的业绩，加之拥有多年的政党竞选与公共管理经验，使莫迪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理人选，自他参选之日起，国大党就只能望其项背。尽管优势巨大，但在竞选期间，莫迪还是坚持事必躬亲，从不懈怠，走遍了印度全国，走了30多万公里，参加了近6000场活动，掀起了一股“莫迪旋风”。

当然，胜选还要归功于他出色的演讲能力，在早期的电视时代，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充满激情的公共演讲。后来网络兴起，他很早就通过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的Facebook上多达1400多万的粉丝即是一例，他还通过RSS在线聊天平台，每天与数百万人开展在线讨论。在此背后，是他专业且强大的团队，包括一群自愿为他服务的精通科技的年轻人，当中不少还是专程从海外回来的。

近年，印度经济发展疲软，前景不明，印度人民的确盼望出现一个雄心勃勃的政府，一个能够让印度重新焕发活力的领导人。莫迪的出现符合人民的期待，所以，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66.4%的得票率成为印度独立以来在单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得知结果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半开玩笑地致电莫迪说：“你比宇宙中任何一处的政治家所获得的选票都要多。”

莫迪富有主见，是个强势而进取的人，竞选时就承诺以国际标准打造政府。在他上台后，“莫迪效应”极大地震撼了印度国内的官僚体系。长期以来，印度人习惯了节奏缓慢的生活，人们办事拖沓。比如，英联邦运动会曾于2010年在印度举行，可直到开幕前夕，很多工程都未完工，这让当时的印度政府难堪不已，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参与项目的抢建抢修。在原本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印度政府部门纪律涣散，官员们在上班时间无所事事，更有甚者躲在别处打高尔夫球以打发时间。整肃纪律之后，官员们被告知必须准时到达办公室，及时清理文件，否则将面临严厉处分。与往日相比，简直大相径庭。不仅如此，莫迪所组建的一个具有“苏式”风格的全国规划委员会还被广泛称赞。

可见，他在治理和提高政府效率方面投入了很大气力，就连反对派都很少发出质疑的声音——这在印度的政治环境中是鲜见的。越来越多印度人发现身边的变化，开始对国家前景重拾信心。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党员人数达到1亿。

这就是所谓的“莫迪效应”之一。

莫迪是位素食主义者和禁酒主义者，有高度的自律性。曾有媒体将莫迪称为“非典型印度政客”，他是印度极少数从未卷入过贪污丑闻的政治人物。清廉、高效、果断及有能力是媒体给他贴的标签，而这些标签都是印度普通政客无法企及的形容词。不过，他自己给自己贴的最大标签则是“勤勉”，并自称为“劳工1号”，这一特点在外交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

自2014年5月就任印度总理以来，莫迪已访问20多个国家，成为同期内出访最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且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都有良性互动。尤其是上任一年内即实现了与我国领导人高规格的互访。根据Hansa研究机构所作的民调显示，有70%的印度选民满意他的表现。

目前，印度有两项最基本的目标：一是保持经济发展动力，改善民生；二是保证国家安全，并提升国际影响力，二者相辅相成。因此，莫迪在外交方面的行动可谓符合国策。他在国际场合频频亮相，向全球推介印度，使之成为国际社会热捧的对象，同时也激发了印度民众的自豪感。当然，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维持印度外交政策的最佳保障是有可持续性的高增长率。”

事实上，这一年多以来，莫迪治理下的印度经济已有较好的发展势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4年印度GDP增长6.9%，达到1.83万亿美元，2015年则将攀升至7.5%。此前，印度的“双赤字”问题严重，但随着莫迪上台后，多个行业的外商投资限制得到放开，成为更稳定的长期性资金来源。这意味着此前热钱大规模抽离所造成的金融市场不稳定、通货膨胀风险高、卢比大幅贬值等糟糕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随着国际收支状况与政府财政赤字的改善，印度卢比汇率的压力会减轻，通胀风险降低，从而拉低其国内的高利率，带动实体经济的活络与发展。

在实体经济领域，作为当代印度的支柱产业，莫迪非常重视IT的发展，曾说：“印度曾经被称为耍蛇者的天堂，但是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以他们的IT技术震惊全世界。我们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数字印度’，引领印度经济。”此外，他倾尽全力推行“印度制造”运动，呼吁建立起完备的制造部门，希望以此吸引投资者聚焦于印度，把印度打造成世界的制造中心。他还提出“零缺点、零作用”的主张，即制造业应该具有零缺点，如能做到，印度的产品在全球市场都不会遭到拒绝。而且，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制造业不能对环境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当然，这也配合了“清洁印度”运动。

莫迪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在国家预算中加大了社会福利的开支。他曾毫不客气地回应抨击者说，“人们可能会批评我从红堡（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宫）谈到厕所。但是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我亲眼见过贫困。为了让穷人获得尊严，必须从现在开始。”为贫苦家庭提供水、电、厕所是他施政计划的重要部分。这为他赢得了印度底层人民的支持。

通过这一系列的“莫迪效应”，“莫迪正让昏睡中的印度振奋起来”。印度工商界对他的评价颇高，印度商会曾给莫迪政府的一周年工作评分中打了7分（10分制），因为他重新为印度打上“充满活力的高增长经济体”的烙印。基于此，莫迪自信满满地认为只需要10年就可以把21世纪变成“印度世纪”。而且，在访美期间，莫迪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大国家。

其实，早在印度刚刚独立时，尼赫鲁就提出印度必须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也是深入到每一个印度人心中的“恒河之梦”。处于南亚地区“绝对大佬”位置的印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性大国，一直谋求在全球事务中有自己的声音，渴望成为一个超越南亚的世界性领导者。

然而，“恒河之梦”的基石是国内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解决。现在，莫迪来了，的确让印度为之一振。他在国内外两个维度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取得了相当高的认可度。可是，他能否托起“恒河之梦”？美国企业研究所给出的看法是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只是比起预期，莫迪还是进展得太慢了，当然，很多先期的信号已经显现了，尤其是在降低腐败、提升政府效率、盘活外交等方面。对此，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BibekDebroy则明确指出“有些本应该在制度与机制上有所改变的事情一直都没有落到实处”。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林建刚

朱谦之（1899—1972），福建福州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到杭州兜率寺出家学佛。1929年东渡日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1932年至1951年任中山大学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喜欢怪才。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好坏，可以用怪才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在《论自由》中，密尔说：“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正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一个怪才频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千奇百怪的人，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朱谦之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怪人。

不要学位，要学问

1920年3月26日，北大教授胡适收到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的信。信很短，怪学生朱谦之写道：“我现在自决，从此以后不受任何等被动的考试了。因此很对不住先生，望先生原谅。”

朱谦之觉得考试是一种灌输式的压迫教育，决定放弃北大学位，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制度。此后不久，朱谦之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反抗“考试”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杜威先生说：现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记忆，注重背诵，注重考试。因为把知识看作可以灌来灌去的现成东西，所以用蛮记的法子灌进去，又用背书和考试的法子，来看究竟灌进去了没有？来看那些被灌的儿童是否也能像先生的样子把装进去的东西拿出来摆架子了？美国有一种农家，养鸡鸭出卖，卖的时候，常常把鸡鸭吃得饱饱的，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鸡鸭喂饱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们特地造一种管子，伸进鸡鸭喉咙里，但把食物硬灌下去，使他们更胖更重。现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装物到鸡鸭肚子里去的方法。考试的方法就好像农夫用秤称鸡鸭的重量，看他们已经装够了没有？

我朱谦之因受了这种启发，现在是宣告不受任何等的“称鸡鸭式”底考试了。

朱谦之对通过灌输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做法深恶痛绝，为反抗这种教育模式，他再也不去参加任何科目的考试，主动放弃学位。

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让他颇感困难的是生计问题。一个穷学生，在生计都有问题的情形下，身在北大却不要学位，俨然一个怪人。但胡适似乎特别青睐这个怪人，特意帮助朱谦之找了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朱谦之虽然不要学位，但对学问却非常看重。他经常去听胡适的课，听完之后，还时不时到胡适家中请教。此时的朱谦之，对周易哲学有很大兴趣，此外，对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也感兴趣。杜威来华时，他特地将杜威的哲学书系统地看过一遍，并写了一篇评论杜威哲学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还特地给胡适邮寄了一份。

虽然朱谦之热爱学问，但学问毕竟不能当饭吃。他虽然有一肚子学问，但依然生活艰难。穷困的人容易产生仇富的冲动，而要实现均贫富的梦想，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革命。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智识即罪恶

朱谦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笨警察没有抓住朱谦之，倒错把他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听闻此消息，悲愤交加的朱谦之二话不说就去投案自首了。从这一点很可以看出朱谦之作为革命者的仗义。

朱谦之总喜欢替人承担罪责。1921年，胡适的朋友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希望胡适帮忙推荐一下。胡适翻看之后，觉得写得很差，拒绝了谢楚桢。后来，易君左等人却对这本书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师学生苏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结果却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谩骂。一向爱管闲事的胡适忍不住批评了易君左。因为谩骂苏梅的文章是用笔名写的，易君左等人否认文章是自己写的。

为调和胡适、苏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谦之特地找到胡适，非要给自己背上这个黑锅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朱谦之君来，问我能否不登那个启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他就不劝我了。他又说，‘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临走时登一广告，说（呜呼苏梅）是我做的’。我劝他不要如此，因为这虽是仗义，其实是虚伪。他合十赞成，就去了。”在胡适的劝说下，朱谦之最终没有登广告。

这一时期，在跟胡适来往的时候，朱谦之极力劝说胡适出来革命。当朱谦之投案自首，进了警察厅之后，警察问起他跟胡适的关系时，他还为胡适不参加革命而耿耿于怀。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述：“到编译所，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谦之见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朱谦之希望胡适出来领导革命，遭到拒绝，朱谦之为此无比郁闷。不过，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对于知识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反抗考试制度的朱谦之，只是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并不反对知识。他不仅不反对知识，他还是知识的热烈追求者。成为革命者之后，朱谦之对知识却充满仇视。朱谦之在1921年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他还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

朱谦之的这个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胡适的重视，不过却遭到胡适的同路人鲁迅的迎头痛击。看到这篇文章后，鲁迅写下《智识即罪恶》一文，讽刺了朱谦之的观点。实际上，朱谦之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这一点上，瞿秋白与朱谦之是一致的。

被“反智论”吞噬了自己

作为知识分子，朱谦之学问欲极强，致力于知识的追求；作为革命者，朱谦之则主张“智识即罪恶”。他的命运，似乎就隐藏在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中。

在给胡适的信中，朱谦之虽然反抗考试制度，但他却是用功于学问的知识分子。而当他从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者时，对平等的追求，导致了他“智识即罪恶”的观点。在朱谦之看来，有的人有智识，有的人没有智识，这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如果追求平等，那些接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在人生起点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从这一思路出发，他没有致力于让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去接受教育，而是认为智识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因而也就成了罪恶的源泉。他与瞿秋白的这一观点，带有浓厚的“反智论”色彩。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拥有智识的人是不是也充满罪恶呢？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是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呢？从这一点出发，知识分子的“原罪论”呼之欲出。朱谦之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在后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朱谦之开始不断做自我检讨，多次批判胡适。在对知识的态度上，他和胡适不同。胡适喜欢人们叫他“胡博士”，对博士的看重，体现了胡适对知识的热爱与尊重。

1972年，朱谦之在“文革”中死去。他从青年时代就嗜好学问，此时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按照他的“智识即罪恶”的论述，“学术权威”自然是反动的、罪恶的。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他所呼吁的“反智论”一旦付诸实践，也就把作为学者的朱谦之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