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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孙中山“资社互用”思想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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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本刊特约记者苇一

 

   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孙中山《建国方略》

孙中山的判断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

《同舟共进》:此前杨老师提到,要在此次采访中重点阐述孙中山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为用”思想,为什么?这一思想有哪些重要价值呢?

杨天石:孙中山提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为用”的思想很重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此前写文章阐述过孙中山主张对资本主义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谈过“相互为用”,但着墨不多,意犹未尽。

首先,孙中山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是两种“经济能力”,即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种动力。这一思想价值很大,因为它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过去,我们常讲,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腐朽、没落阶段,但直到今天,应该承认,这种状况还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其生产力一直在发展,还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吸收和采纳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若干成分。

社会主义国家呢?原来的老大哥苏联解体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前进、发展,生机勃勃。这又是为什么?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吸纳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既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又有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反观前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所以,同样是社会主义,中苏两国的命运完全不同。

其次,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也符合近期和中期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若要进一步发展的话,未来肯定要继续吸纳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中的优良成分;而社会主义中国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也肯定要吸收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中的合理、优良的成分。我认为,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世界发展趋势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时间段有多长,我说不好,可能几十年,也可能二三百年,甚至更长。

世界经过近期和中期的发展后会怎样?孙中山没有讲,但他有一个提法叫“新共产时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什么时候进入这一时代?孙中山也没有具体说。我想,它应该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设想相似。可以预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新共产时代”到来之前,世界的发展模式必然是:既不是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两者“互相为用”的发展模式。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到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些北欧国家,有些研究者将它们的发展模式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当然,这些国家仍是资本主义,这一点没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吸收了不少社会主义的优良、合理成分。一次,一位左派日本学者跟我聊天,他说杨先生,尽管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我们也有不少社会主义成分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又叫战时共产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城市里没有商品流通,实行供给制,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整个社会没有一点资本主义成分,干净得很,纯粹得很。但是,从1917到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搞了三四年,搞不下去了,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力下降,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社会停滞。列宁看到这个状况,果断地把战时共产主义废除了,改为推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允许外资输入,允许本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苏联才得以渡过危机,社会获得发展。但到了1927年,列宁已去世,斯大林上台,新经济政策被废除,苏联的发展模式日趋僵化,终于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应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反面教训。

孙中山是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知识的革命家

《同舟共进》:我注意到,与孙中山同时代,很少有人能想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为用”这一点,这又是为什么

杨天石:相比同时代其他的革命家,孙中山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周游世界,有广阔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孙中山成长于美国檀香山,去过英、法、比利时等多个国家,在日本更是住了很多年,这种周游列国的经历,在中国近代革命家中可谓凤毛麟角。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得以具备世界眼光和现代社会知识,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在游历中,孙中山既看到了资本主义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一面,也看到了资本主义丑恶、黑暗的一面,比如残酷剥削工人,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级斗争激化,工人运动频繁,社会党、无政府主义党方兴未艾。这些,都被孙中山一一看在眼里,引发他的反思。与此同时,孙中山还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侵略和掠夺,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是怎样欺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

由于上述原因,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西方列强的老路。我这样讲,并非我美化孙中山,他在1905年撰写的《民报》发刊词,就是这样的一个宣言。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尤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末轨”,什么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末路”。孙中山的这段话,意思是说,即使我们学西方学到家了(媲迹),但那是人家走过的“末路”,终究不会成功,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以前对孙中山的这句话不够重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孙中山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孙中山心中想的是中国不能跟着西方的脚步走,而应走一条不同于甚至是超越西方的路。用他的原话讲,便是:“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这就是说,中国倘若实行他主张的民生主义的话,那便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祸害”还没有在中国发生之前,避免这些“祸害”,到那时,西方人必然会瞠目大惊,他们会感慨自己已经掉队了,落到后面了。应该说,让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时完成,“毕其功于一役”,这里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寻找与欧美不同之路,企图超越欧美,这其中又有非常深刻,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尽管孙中山憎恶资本家、资产阶级,不愿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集中在他那最有名的八个字里,即“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他说:“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文明中优良成分我们要拿过来,坏的成分不能要,这是辩证思维,形而上学头脑的人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

他对未来的预见是相当准确的

《同舟共进》:在那个时候,中国就只有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吗?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清末民初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种社会思潮,或社会模式。其中一种便是托尔斯泰主张的农业模式。托尔斯泰曾给辜鸿铭写过一封信,信里托氏将中国的农业社会描述得近乎完美,认为儒、释、道三教也同样好得不得了。他主张中国不要学西方,而要保持自身的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应该讲,这是一条保守、封闭的路,是一条主张中国永远保持中世纪状态的道路。如果中国真的一直沿着这条路走的话,势必永远处在落后、贫穷、挨打的状态。

第二种模式是刘师培等人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受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人数很少,是近代中国极左思潮的源头。他们不以追求自由为目的,而以追求完全平等为目的。如何实现这种完全平等?刘师培有一个最有名的学说叫“人类均力说”,又叫“均力主义”,就是说,同样劳作,有的活很累,有的活却很轻松,苦乐不均。为了追求完全平等,那就得苦乐活儿轮流干,一段时间干苦活,另一段时间干轻松活。什么时候干苦活,什么时候干轻松活呢?他主张按照年龄来划分。他甚至对人的一辈子作了一个设计,20岁以前干什么,20岁到25岁干什么,25岁到30岁干什么,50岁以上又干什么。据说,这样就消灭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完全平等”了。刘师培的设计在农业、手工业社会里是可能实现的,但放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里是妄想。

综合比较,我觉得,在晚清时期出现的不同社会模式设计里,孙中山的选择:既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吸收其优良、合理成分,又避免其“祸害”,是可行的、相对正确的。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革命,是了不起的伟大功绩。但是,应该承认,孙中山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确实建树不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过短短几个月,到后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偏安一隅,加之内部矛盾重重,始终未能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孙中山的思想里有着诸多光辉和深刻的内涵,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中获得启迪和智慧。

《同舟共进》:孙中山主张“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把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推动人类文明的经济能力,他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是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吧?

杨天石: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按照这一思路,资本主义就没有几年生命力,可以大搞世界革命,不需几年时间,人类就会迎来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红彤彤的世界。从孙中山的著作看,他从未有过类似的估计。

孙中山懂得,一个政党制定政策,不能单纯依靠自己的良好愿望,不能只想着把最好的、最完美的东西拿过来,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他在事实上主张,一个党的政策要建立在国情和社会实际的基础上,有些东西可能很好,很理想,很美满,但放在现实国情下却做不到。例如,孙中山以列宁搞“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说明,俄国曾经按照“马克思的办法”做,废除资本主义,但最终的效果并不好。他说,俄国既然如此,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贸然完全废除资本主义,自然更加行不通。因此,孙中山只主张“节制资本”,而不主张“消灭资本”。应该讲,这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思想的政策设计。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采用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外开放,实行混合经济,公私并存,因此取得了今天的巨大成就。应该说,孙中山主张对资本主义“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提倡多种经济、混合经济,他对未来的预见是相当准确的。

最好称孙中山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同舟共进》:听您刚才讲的,实际上孙中山思想中包含很多社会主义成分,但我们却一直称孙为“资产阶级革命家”。

杨天石: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持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孙中山最好称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或“平民革命家”。

在我看来,在近代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才可以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代表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他们主张,企业家是社会的中坚,私人资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要同西方进行商战,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则明确表示,要以保护资本家作为“第一义”,以保护劳动者作为“第二义”。1905年到1907年,革命派和改良派两派辩论,其区别不仅集中在“革命”和“保皇”上,而且涉及代表资产阶级还是代表平民大众等问题上。

当时,孙中山、朱执信和廖仲恺等革命党人,都主张搞社会革命。梁启超则说社会革命不能搞,社会革命搞起来,那些穷鬼、乞丐就要起来,到时候就天下大乱了。还有,革命党人主张普选权,认为选举应该不受财产和文化限制,梁启超则明确反对,认为若不设限制,搞普选的话,议会、政府里将充斥着穷光蛋和大老粗。可以看出,在那个阶段,康、梁是资产阶级代言人,而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等则试图代表更广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多年以来,我一直称后者为“平民革命家”,或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近代中国,特别是戊戌维新以后,废科举,兴学堂,大批年轻人出洋留学,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是此前中国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以出卖脑力和知识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当权派,在社会身份上属于“平民阶层”,或接近“平民阶层”。其中虽有些人附庸于清朝政府,或附庸于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始终以“平民”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驱使他们投身革命的动机是救亡,是民主,是将中国从列强瓜分和封建压迫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自然,他们在设计未来社会的模式时,易于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孙中山正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我觉得,与其将孙中山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如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为妥。

列宁对俄国三代知识分子作过分析。列宁讲,俄国有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列宁称之为“贵族知识分子革命家”,代表人物是赫尔岑;第二代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代表人物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第三代则是共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列宁等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

参考列宁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划分,我将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大体分为四代。第一代是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等洋务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第三代是以孙中山、黄兴、廖仲恺和朱执信等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第四代是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共产知识分子。

将孙中山看成是“平民革命家”或说“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也可以比较圆满地解释孙中山的一些主张。第一,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曾在《与友人书》中写道,社会主义是他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的。1905年,他更直接跑到比利时,要求参加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表示中国要吸收西方的生产方式,但同时要避免西方的毛病。

孙中山一生中得到的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支持并不多。辛亥革命前,国内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投身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不赞成他的武装起义方案。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一度附和革命,但对孙中山的“激烈”主张不放心,很快选择了袁世凯。其后,孙中山到处旅行、演讲,宣传“社会革命”,但也到处遭到反对。他的旧日战友公开声明“近日吾国实业衰落,急当奖励资本家以开发富源,不当以社会主义过为遏抑”,明确地要和孙中山分道扬镳。1913年,他发动“二次革命”时,遭到资本家们的普遍反对。1924年,广东的商人们更发动“商团叛乱”,反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固然,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但其参加者大部分还是一般工商业者。假如孙中山是所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述情况吗?

1915年,孙中山给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写信,希望赶快派人来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曾经讲过,1915年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孙中山就希望中国能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民报》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战友朱执信发表文章大骂资产阶级是“掠夺盗贼”,后来孙中山本人也大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制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将大骂资本家的思想家定为“资产阶级”是不是有点冤?

某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表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不错,孙中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孙中山生前曾表示过要当“工人总统”。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会不会跳起来反对,我看不一定;但将他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估计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遗产

《同舟共进》:孙中山晚年不止在一个场合表示,他提出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为什么采用了民生主义而不用社会主义这个说法?

杨天石:在英文里面,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译法。为了让中国老百姓易于了解,孙中山选用了民生主义这个词。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民生主义容易理解。一说民生主义,大家都明白,那是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困难的是,作为“民生主义”核心的“平均地权”四个字,当时连廖仲恺都不懂。

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以今日中国为例,我们说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解决什么问题?核心还是要解决民生问题,要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讲究公平、正义,归根到底是要解决民生问题。

《同舟共进》:您在文章里曾提到,孙中山有一个提法叫“先民权,后民生”,原话是“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关于这一点,您能不能多作一些讲解?

杨天石:这个思想很重要,为什么?要搞民生主义,首先要解决民权问题,就是让人民有权,让这个国家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孙中山一辈子,他提倡的一套政策始终在中国没能行得通,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权力,孙中山终其一身都没有真正掌控政权。“必民权主义实行,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那意思是说,首先掌握政权,而且这个政权还要掌握在人民手中。如果政权不掌握在人民手中的话,而要发展资本主义,那就可能是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家族资本主义了。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有许多合理的成分。有些思想,我们过去忽视了,走了弯路;有些思想,在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有些思想,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因此,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遗产,需要一个再认识、再研究的过程,这里不能多说。至于其局限、不足,应另文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

 


周天勇:破解东北困局要靠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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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本刊特约记者凌绝岭

 

    近年来,曾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地区经济表现欠佳。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东北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三访东北;李克强总理更曾在东北考察时直言感到“揪心”。工业萧条,经济增速堪忧,不良贷款率高企,劳动力流失严重,有媒体甚至形容“每年走掉一城人”……东北经济在转型中遭遇瓶颈。为此,我刊专访了周天勇教授,希望能为破解东北困局提供一些思考。

东北经济下行的三大新原因

《同舟共进》:近年来,关于东北经济的讨论越来越多,其实国家在2004年时就提出了振兴大东北的战略,但成效并不明显,整体进程缓慢,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我说点新话,别人都说体制不行,思想观念不行,那都是老生常谈。我觉得东北这一轮经济下行除了原来的老原因外,还有以下几个新的原因:

一是建国以来,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国内别的地方的城市化水平都非常低,但东北的城市如辽宁、吉林的城市化水平就相对高很多。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相反,越是农村、城市化水平越低的地方,生育率就越高。再加上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国企和单位职工,尤其是城镇里的国企和单位,因此,“一孩制”在东北实施得相对严厉,它的生育率所受到的抑制自然就比其它地方大。东北不像云南、贵州等地,一是因为该政策在云、贵农村的实施要比城市松一些,可能是“一孩半”;二是云、贵农村人的比例高,城市人的比例低,所以农村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比较小。

总的来说,东北的人口生育率低,同时人口又外流,因为生育率低市场就不活跃,需求不旺,房子自然也卖不出去,所以它经济萧条,经济越萧条,人就越往外流动,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而且从目前看,全国总和生育率约1.5~1.6,东北三省大概就只有1左右,这是第一个新情况。

第二个原因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全国重化工业的传统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东北工业就是重化工业、装备工业,尤其是“重”字头的装备工业,重化工业阶段结束了,东北经济肯定往下跌。主要是什么引起的呢?就是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即22~44岁的人口减少,减少以后,对房子、汽车的需求减少,就导致全面过剩的情况出现,比如钢铁、有色金属、造船、煤炭、水泥、石油化工、其它建材等全面过剩。这个过剩又是怎么引起的?如果我们不进行计划生育的话,大概会多2.7亿人口,也就是政策“计划掉”了2.7亿人。这2.7亿人如果正常诞生的话,他们带来的需求会使上述的产能继续发展一段时间,可能10~15年,但这段时间现在没有了。

住房和车也过剩。现有的住房存量,光是城镇存量就能装10亿人口,实际上是过剩的,只是分配不平均。至于汽车,留在农村里的老年人是不会再买了;城镇的老年人,受年龄限制,技能和反应能力都下降,自然就不去学了。现在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把农村老人、城市老人以及买不起车的人,算作销售对象是不合适的。这些需求的减少导致工业化很快就结束了,工业化产能全面过剩,这对东北重化工业的影响特别大。

本来东北也还有一些资源,比如石油,但由于中国大宗商品需求减少,工业化阶段结束,不要那么多油了,这些资源的价格就下降了。一桶石油的生产成本可能就得60~70美元左右,但现在都卖40美元一桶了,可见东北辽河油田、吉林油田特别是大庆油田的油价都失去了竞争力。这是第二个新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东北国企的比重较高,国企遇到新环境后,没有适应过来。这些国企的生存条件是什么?大规模制造、大资本、特大型企业、标准化生产,我觉得这四点就是重化工业的特点。为什么国企只能在大资本、大生产、标准化下,以特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生存?因为它的体制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没办法消化,如果规模特别大,哪怕体制成本高一点,也可以用规模来消化掉。现在问题就是规模化生产的重化工业大环境没了,大规模生产钢铁和煤炭,大规模生产装备制造业……这些市场需求都没了,所以这些大规模企业现在的状态就变成了大量集中银行坏账,大量集中冗员,大量集中无效资产。

我觉得在工业化结束后,还以工业化特点存在的那些国企肯定就遇到麻烦了。它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当前的客观条件对国企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互联网。对于“互联网+”经济,国企的适应性比较差。二是分布式能源。分布式能源的出现和推广意味着旧有能源的需求下降,比如风能、电能和其它能源价格越来越低,就不需要电网了;使用可再生能源就不需要煤了,这对一些国企的冲击很大。三是技术更新频率太高。国企一来自己缺乏创新动力,二来跟不上新技术变化的频率。四是现在讲求个性化、定制式生产。以前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出来,不管市场需要不需要,生产出来大家都能要,但现在不同了,比如我现在需要一台红色的空调,你得给我定制式的,那原来的大规模生产线可能就遇到问题了。所以新经济对国企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但国企转型慢,决策慢,怎么适应新经济?老经济的条件没了,新经济又适应不了。这就是第三个新的原因。

总结一下,我认为第一是人口问题,第二是工业化阶段结束,第三是工业化阶段结束,国企不适应,国企比重高的地方自然不能适应。我认为东北经济下滑根本上就这三个原因。

《同舟共进》:为什么国家投入也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周天勇:一个地方人多的时候,总需求是由人来形成的,你给企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个需求是投资形成的。第一我觉得一个地区得有一个循环,要弄清楚投资通过什么办法使人获益,早些年是通过创造就业。比如说修公路、搞基建和生产钢铁、煤炭、石油,因为消费需求多,投资就会加大,建设规模扩大以后,人就领了工资,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有人购买了。整个过程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生产是一个循环链。但现在这个过程存在两个问题:由于人少了,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逼得建筑企业、工厂越来越少地用人,国家投资下去的那些创造财富的分配链就没有摊到个人头上。换句话说,以前只要劳动就创造财富,我应该能分配得到,但现在是机器创造财富,国家投下去的钱,比如原来这条公路上用10万劳动力,现在改用机械了,肯定用不了原来那么多人,假设就用2万人,那就相当于80%的消费需求减少了。第二就是人口增长少,人口外流更加导致消费总需求萎缩,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太高,大部分收入流就只到资本环节,而没有到劳动环节,所以再多的投资下去,消费、投资和生产之间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也不会形成良性增长。

国企改革需要破釜沉舟

《同舟共进》:您刚才也提到了国企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国企为东北发展带来的效益越来越小,有些甚至成了负资产,对此您怎么看?

周天勇:国企的效率本来就低,看起来辉煌的时候是因为被规模经济的成果掩盖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首先,它得到资金的价格几乎要比民企低一半,实际上占用存款人转移的利润,价格不合理。第二,很多土地都是划拨给它的,私企要拿到土地是要招拍挂(指我国土地使用权的四种方式: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编者注)的。第三,它基本没有创新动力,机制不到位。国内企业很多决策都是领导决定的,不是那种投资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的,领导一届换一届,一任董事长、总经理就几年,几年后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今天去创新,创新的成果是给下一届的,那我为什么要推动技术研发?像德国很多是家族企业,前后维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技术创新就是它的筹码,所以它们能把一项技术做到非常精致,但是国企缺乏这种动力。再加上国资委考核的就是保值增值,去创新的风险很大,或说不算我的营收,那我去创新干什么?所以创新的效率比较低。第四,工业化结束的时候,它的低效率转化为坏资产或不良资产,主要表现为:一是它的总装备产能不足,本来开工75%或80%才能赚钱,现在开工率降到60%了,那就等于亏损了,越没有收入就越没有钱去改造,越没有钱去提升水平,所以技术就越来越落后。二是银行消耗大量贷款后,大宗商品价格变低,突然销售量下降,东西卖不出去,就往银行转嫁了大量的坏账,在银行那里形成了一堆坏资产,银行还得去展期(指借款人在向贷款银行申请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延期偿还贷款的行为——编者注),有的还老不还,这样的坏账越积越多。三是从人的角度讲,原有的大量劳动力无法消化。本来在企里,企业不行了人就流动起来自寻出路,市场退出的成本低,依赖性小。但在国企里未必是这样,比如我把你招进来,你本来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但进来以后,你逐渐变成了一个“体制人”。不得不说,体制容易弱化个人的创新动力、竞争能力、学习能力。一二十年后,这个企业突然不行了,就形成了一堆技能比较落后、观念比较陈旧、没有学习精神、没有竞争精神的劳动力资源。从这三个角度可以预见的是,如果销售不行,规模化失去优势,一些国企就变成了僵尸企业,可能就是插着管给它输液它就活着,管一拔它就死了。我个人觉得随着这种局面的发展,东北的僵尸企业会越来越多,僵尸企业效率很低,消耗资产,而且要去产能就相当于是去经济增长,所以东北经济还会继续滑坡。

《同舟共进》:您认为东北国企可以自救吗?

周天勇:我觉得东北的国企没有特别大的魄力自救。假如说某一天企业宣布这是负资产,有人愿意接手的话就都给你们,你们有能耐就做好,没能耐就破产、失业,国家再给保障就可以了,但不能给贷款和财政补贴了,相当于甩给市场了,这样就有可能自救。我认为国企改革是破釜沉舟的事,这种僵尸企业眼看着资产就没了,如果不真正放手,就很难救活它们。

《同舟共进》:东北央企数量也不少,如何处理好央企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能也是影响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周天勇:央企和地方的关系是这样的:比如对从事石油开采等的企业,中央管得还是比较规范的,但东北央企都属于资源型企业,大规模工业化阶段一结束,不管它属于地方还是中央,结果都一样。第二,央企和地方经济有的时候关联性比较小。比如说石油开采完了我就拿走了,剩下的就看企业和地方能不能融合发展经济。一些企业连运输、勘探都自成体系,和地方的融合程度确实比较差。第三,有可能难以形成产业链。地方管国企也可能有漏洞,比如一些地方企业最后也演变成不良资产和违约。

《同舟共进》:上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朱镕基总理主政期间,也曾对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东北的国企推行了改革,当时的国企改革对东北经济有帮助吗?

周天勇:那时的国企改革是这样的:冗员太多,工资上升,成本上升,如果不减人,就会把企业的利润给吃掉了,就会转盈为亏,所以当时采取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的16字方针。一是采取了减人的办法,那时候减人成本相对较低,一个职工给几万块钱他就离开了。二是那时的改革还进行了重组,一些大中型特别是大型国企的不良资产通过银行坏账给剥离掉了,有一部分企业原来划拨的土地入账了,因此降低了负债率。但中小国企基本上就是走出售、股份合作制、拍卖这种路子进行消化,消化完就剩下大企业了。这个改革大概在2000年完成后,三年脱困后又给了它们一个新规定:1997~2007年十年时间里,国家没有向它们要利润,它们的贷款利率本来就低,土地又几乎是白进账的,这就对它们输了很多血,我个人估计这个输血量全国可能有20万亿左右。后来遇到工业化,需要盖房子,需要钢铁、水泥、石油,这些东西需求量特别大的时候它们就活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它们又活了一段时间的原因。东北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导致东北从社会、政府、国企到一线职工,统统都依赖国家,以为我这儿要发展国家就要给钱。其实越靠给钱的地方就越是发展不起来,反而有些企业到了地方上,只要给它们政策,让它们到市场上去竞争,也不用给补贴,反倒发展起来了。东北招聘环卫工还有硕士生去应聘的,人们宁可在体制内扫地也不想在体制外打拼,依赖国家的心态是很麻烦的。三是东北经济是政府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经济,地方政府太强势,管得太死、太多,且设置了很多容易寻租的环节,地方营商环境不佳,不仅当地私企发展不起来,外地私企也不到那里投资,这是很大的麻烦——没有资金流入,光有人口的流出和市场的流出,一个地区还有什么发展动力?

《同舟共进》:为什么东北没能像江浙地区那样出现很多民营经济?

周天勇:江浙一带中小企业比例本来就高,东北的比例本来就低。东北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这种经济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如果政府给钱,让企业去补一些去产能的窟窿,比如说安置职工,债务破产等,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帮助。但对于债务破产等的大规模的情况,政府也不便干预太多,否则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大。比如现在东北特钢的债务违约问题,实在坚持不住就把债权人都找来,几家银行进行协商,如果银行都不愿意继续贷款,就走破产清算流程。但要继续活着,它就会变成僵尸企业,银行总得补贴、展期,没完没了,其实关键是企业的未来会怎样,债转股重组以后能不能活过来。国家要支持东北发展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去运作。

东北亟需突破性改革

《同舟共进》:也有一种观点说东北的经济可能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差,觉得东北资源丰富,发展历史长,再加上还有一些产业工人的优势,只要有相应的战略,东北完全有可能触底反弹,您怎么看?

周天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东北现在面临的不是战略问题,是体制问题,没有大力度的改革、突破性的改革,可以说它是很难反转的。包括中国的改革也是一样的:中国的改革在“文革”后期第一次下行后,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把经济翻上来;第二次下行后,是靠1992年市场经济的突破力度翻上去的,开放外资到中国办企业。第三次下行后靠着加入WTO这样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清掉了很多法律法规上的障碍,新一轮外资和技术进来了,推动了中国增长。可以发现,每一次下行后,都是依靠大力度的体制改革而不是战略性调整才起来的,尤其像东北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突破性的体制改革是难以回转的。

《同舟共进》:对于东北经济该如何走出困局,您有哪些思考?

周天勇: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性改革就是产权的改革。东北的土地、林地、宅地、耕地,在国有农场不变或集体土地不变的情况下,要确权给农民,确权给个人;而且各种土地,包括城镇的土地和房子,使用期限要延长,不要限于50年、70年,要大胆建立永久制度。这样的改革所需的力度堪比1978年和1992年。

举些例子,比如东北还有些未利用的土地、盐碱地,国家可以放手让人们去尝试开发,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只要成功改造了,这片土地就长久归你使用,肯定会有人愿意尝试。再比如东北的国有林子,现在需要那么多林业工人去维护,国家还得出育林补贴。其实不妨换个思路,国家只规定不能随便砍树,保证树的成活率和蓄积量,林子还是国家的,但可以让维护者长久使用,维护者可以去投资、去护林,国家每年发放一定的护林基金帮助维护者办林下经济,开发旅游,这样林子就会活起来。

东北有广大的盐碱地和未利用土地,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要把生态变成经济,就要通过产权改革的办法,吸引人去投资。就像美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一样,一亩地大概1美元,国家收1美元,土地就是你的了,你来开垦,自负盈亏。比如我现在有几百万,原本想移民用的,如果留在国内投资,以往吃香的制造业都过剩,假如国家政策可以放活一点,实行这种制度,在不改变国有或集体性质的情况下,让开发者长期使用,允许交易、抵押、出租、入股、继承,肯定也有人愿意尝试,比起出国从头开始打拼,我还不如干脆改造20亩地。

第二,像东北这么特殊的地区,人口增长缓慢,政府应该考虑把义务教育延伸到幼教托儿所,一直保障到初中或高中,完善的义务教育保障或优惠政策才能刺激人们生育。

第三,一些教育领域、养老服务业可以适当放开给社会投资,在制造业过剩的情况下,要开放新的投资领域才能吸引资金,市场才能活起来。

《同舟共进》:2016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就去了东北沈阳。她当时提到东北地区正在经历的结构性改革,德国也曾经历。比如德国鲁尔工业区就从一个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的旧工业区,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服务业及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区。您觉得东北可以如何参考鲁尔的经验?

周天勇:我去过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当时也是英国最大的工业地区,主要是钢铁、造船、煤炭业居多,和德国鲁尔地区差不多,现在也转型了。我认为可以参考以下两点:

第一,允许人口外流,但社会保障要跟上。工业区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原来的工人有些人就迁移流动了。我觉得现在东北的人往外流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煤矿、水泥、钢铁、石油不行了,原来的那些工人应当往更需要劳动力的地方流动。苏格兰工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30多万,我1998年去的时候已经下降到60多万,减少了一半。我觉得东北的情况也相似。但要看到英国的社保是全国性的,人口可以随便转移,身后的福利是跟着人走的;此外,英国也没有户籍因素的障碍,今天我在苏格兰,明天我带着孩子到其它地方上学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说明,国家在社保的接续、孩子的教育等方面必须跟上人口流动,保障提供。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比如英国的格拉斯哥擅长生产精密仪器,造船业就可以转为制造游艇,东北工业也是一样,要转型,首先是市场经济转型;二是企业不要只是纯国有的,要转变为接受市场经济信号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才能适应转型。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的建设不是政府主导的,而是企业主导的,企业要接受市场,以市场为主体,市场中的主角也不是国企,而是股权结构合理,治理结构合理,对市场信号有反应,能在市场上竞争、生存和发展的企业。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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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群

 

1919年夏天,一位体貌清瘦、近乎秃顶、浓眉大眼的中年“洋人”,或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频繁出现在北京城郊。每到一地,他时而用仪器观测,时而徘徊思索。最终,他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画了一个圈。几年后,一所环境优美的现代大学在这里拔地而起…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北京大学“这个校园,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这个“洋人”传教士叫司徒雷登,他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被尊为“燕京大学之父”。

迎难受命

1918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筹划合并。在时人看来,合并后的校长人选,非司徒雷登莫属。

司徒雷登1876年6月生在杭州,父母是来华传教士,全家都会说流利的杭州话,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司徒雷登11岁回美国读书,17年的在美学习经历,使他对西方文化熟稔有加。1904年,司徒雷登偕妻子返回杭州。从那时起,司徒雷登随父亲到各地布道,并曾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担任教职。辛亥革命时,兼任美联社特约记者,接触过孙中山等中国高层政界人物。司徒雷登的才华和人品在中外人士中有着良好口碑,如“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所说:“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

1918年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指令,让他去北京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北京这所合并后的大学是个“烂摊子”。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的校舍已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新校址设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学校师资很薄弱,经费更是奇缺。司徒雷登后来回忆:“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

司徒雷登经过一番犹豫,最终迎难受命。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正式出任这所合并后的大学的校长。他成立了由蔡元培等5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敬一博士建议,以北京古名燕京,给这所大学起了个新名字——“燕京大学”(下简称燕大)。他还说服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在当年并入燕大。在维持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司徒雷登雄心勃勃,以世界名校的标准谋划燕大的未来,并为创建和发展燕大呕心沥血。

奠基燕园

发展燕大,必须另起炉灶,开辟新的理想校园,这是司徒雷登上任伊始便着力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不辞劳苦,和同事几乎转遍了北京的城郊。司徒雷登相中的地方,是清朝权臣和珅留下的淑春园,此时这块地属于陕西督军陈树藩。1920年夏天,司徒雷登专程远赴陕西游说陈树藩。督军感其赤诚,最终以6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产卖给燕大,还把其中1/3的款项捐作奖学金,亦即司徒雷登只用4万元买下了海淀区这块243亩的土地。后司徒雷登又陆续从载沣等人手中购入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等园林以及周边民房、民地,在1920年共计达到780亩。

校址确定后,接下来就是校园的设计和建造。司徒雷登在杭州度过童年,江南山水园林的秀丽牢印在他的记忆中。来到北京后,北方园林的宏伟气度更是深深吸引了他。而美国大学现代化的设施,也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司徒雷登主张,燕大校园(下简称燕园)要做到中西合璧:建筑群外部风格应是中国古典宫殿式样,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其内部功能则应采用最先进的西式设备,跟上世界文明潮流。

1921年,燕园开始动工兴建。1926年夏,燕大各院系正式迁入新校园。徜徉燕园,湖岛相伴,山水相依,红墙灰瓦,雕梁画栋,人们无不为燕大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妙设计而感叹,如胡适所说,燕大是“有着全世界最美的校园的大学”。司徒雷登自豪地说:“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铸就名校

蔡元培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毫无疑问,建立名校,仅有漂亮的校园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讲台上要有大学者,有名师才有名校。为此,司徒雷登广揽一流教师来校任教,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司徒雷登为燕大罗致了各类学术人才,燕大名师云集。

为了进一步提升燕大的学术水准,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苏里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建立了联系,得到了这些名校的支持。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在遗嘱中声明,其遗产的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合组一个机构执行这项计划。司徒雷登为争取燕大与美国名校合作的机会,连续几年与执行该遗嘱的美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和律师密切沟通。1925年秋,他专程赶往美国同哈佛大学做工作,燕大初步展露的学术潜力和司徒雷登的人格魅力终获哈佛的认可,两校达成建立“哈佛燕京学社”的协议。学社的建立,极大促进了燕大的发展。

司徒雷登深知,思想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才和铸就名校的充分必要条件。建校不久,他便为燕大确定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认为大学的核心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职责是独立自由地探求真理,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为了确保燕大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司徒雷登淡化了其教会大学属性,他不过问教师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唯才是举。从1922年起,废除了学生参加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规定,逐渐不再把宗教作为必修课。司徒雷登鼓励师生立足中国,“与社会和国家发生密切关系”,他甚至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成为“中国人的大学”,但他同时又要求师生具有国际视野,把服务本国社会和世界进步潮流相结合,他强调“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司徒雷登淡化了学校的宗教色彩,坚持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才给燕大提供了超越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人才养成环境,使该校“出现人才的比重高于中国任何一个大学”。

在司徒雷登的苦心经营下,燕大历时十年左右便由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跻身中国名校行列。到1929年,燕大成为院系和门类较全、师资雄厚、环境优美的综合性现代大学。燕大虽只有33年历史,其间还饱受日本侵华战争干扰,但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在不到一万(9988)名毕业生中,为中国培养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名工程院院士,各学科领军人物超过100人。著名校友包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奖的黄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著名女作家谢婉莹(冰心)等。

“乞讨”筹款

燕大成为名校,谈何容易。燕园宏大的工程离不开经费,燕大雄厚的师资也离不开经费,那么经费何来?燕大乃私人教会大学,没有政府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靠私人募款、捐助。

司徒雷登亲自出马为燕大筹款,他约有一半时间用在募款上。可以说,燕大的建设资金,主要是靠司徒雷登以其毅力和魅力向美国教会和富人化缘而来的。从1922年起,他频繁远涉重洋去美国募捐筹款,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他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富豪捐款。从1922至1936年,司徒雷登在美国为燕大共募得2000万美元。在中国国内,司徒雷登也不放过一切筹集款项的机会,他一次次拜访政府首脑、名人贤达、实力人物,征得段祺瑞捐款3000银元、张作霖捐款5000银元、冯玉祥捐款7000银元、孙传芳捐款2万美元等。1930年代,孔祥熙担任校董事长时也资助过燕大。司徒雷登还发起过“百万基金运动”,仅校友就捐出32.2万元。

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司徒雷登曾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在美国,他耐心谦卑地向各种可能给予捐款的人做说服工作,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为了筹款,他不得不放下个人尊严,“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乞求”。他一度被这种低三下四的“乞丐”生活折磨得神经衰弱,“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一次总是在旅程完结时消失”。

钱来不易,司徒雷登自然看重每笔钱的用项。燕大各项经费的用度,都有严格的规定和细则,每笔款项都尽量发挥最大效率。在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教育会议上,教育部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各大学经费用途比较之效率以燕京大学为最高。”

爱校如家

司徒雷登为燕大募得巨款,但他本人素无积蓄,生活简朴,“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即使在1946年到1949年任驻华大使时,他也要从1000美元月薪中拿出大部分捐献给燕大。

司徒雷登的“校长官邸”也充满家庭氛围。这座位于燕园内湖边的建筑,是用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所捐专款建造的,但司徒雷登化私宅为公用场所,经常在这里接待来宾、召开会议。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此举行,1929年6月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就是在这里由司徒雷登主持的。每年6月24日,燕大师生也必定踊跃而来,为他们尊敬的校长祝贺生日。这里长时间没有名字,1931年校友在此聚会时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

司徒雷登如同长辈一样对待学生。他每年都要在开学仪式上和每位新生握手言欢,并在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在燕大初期他能准确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人数增多,他也努力做到这一点。和司徒校长对话交流,如沐春风,曾为燕大学生的冰心深有感触地回忆说:“这几十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司徒雷登对教职工的生活关爱有加。1936年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说:在燕大这个大家庭中“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燕大成为团结抗日的大家庭。“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率数百名燕大师生游行示威,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燕大学生参加赴南京请愿抗日活动,从美国返回的司徒雷登“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1937年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以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护卫燕大。他在燕园升起星条旗,并在大门贴上公告,声称此处系美国财产,受治外法权保护,日军不得擅入。但凡有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他必与日方交涉,迫使其放人。燕大不仅为沦陷区学生提供了继续求学之处,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在司徒雷登支持下,燕大为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人才,他指示校方承担路费,并在临湖轩为出征的学生设宴饯行。冰心回忆说,她和吴文藻曾找司徒雷登商量,欲借其汽车把去大后方的两名学生夜送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犹豫答应了。在他支持下,燕大也为抗日后方提供了很多抗战物资。如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借司徒雷登专车,把29军撤离平津时未及搬运的6皮箱军用器材,分3次运往西山交给八路军。司徒雷登认为师生的抗日活动是在践行校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当天早晨日本宪兵就闯入了燕园,在西大门悬起红十字旗,燕园成了日军伤兵的疗养院。从此,在沦陷区坚守了4年的燕大被迫暂停。当天日本宪兵逐楼逐室抓捕了30余名抗日师生。次日,正在天津为燕大募捐的司徒雷登被捕并被押回北平,旋即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押往日军设在山东潍县的外侨集中营。在这里,司徒雷登被囚禁了3年零8个月。

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出狱次日便赶回燕大,重建校园。人们看到,历经近4年的牢狱折磨,老人家衰老和瘦削了许多,那套曾经贴身的白色西服已明显宽松,但其谈吐和风度依然,给人信心和希望。10月10日燕大复校,司徒雷登在主持开学典礼后又飞往美国为燕大筹款。

司徒雷登说过:“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时《燕大周刊》刊文说:“司徒先生自己虽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他所愿望的是全世界的自由与平等,他所企慕的是全人类的博爱和平,他不愿让公平屈折,他不愿让真理隐藏……”司徒雷登爱校如家,正是源自这位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

黯然离别

1946年6月24日,燕大临湖轩热闹非凡,隆重庆贺司徒雷登70岁生日。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描述说:“这里一大早就贺客盈门,至于贺信、贺电和礼物两三天来早已不绝于道,其中包括南京的蒋委员长和共产党的叶剑英将军送的。”但司徒雷登没有想到,这是他在燕大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避免国共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调处国共纠纷。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鉴于司徒雷登洞悉中国事务,没有党派偏见,在中外人士中广受爱戴和尊重,经马歇尔提名,1946年7月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继续调停国共关系。

司徒雷登接受了这一任命。他在递交燕大的辞呈中说:“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它有关方面利益……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在递交辞呈之后,他又在学校茶话会上说:“今日燕京的问题,实在与中国不可分割,能出去帮忙使中国渡过今日的难关,实际上仍是为燕京工作。”燕大政治系主任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总之,司徒雷登同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按其意愿,是为了中国的和平和燕大的发展。

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获得广泛欢迎。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博士极其尊敬,热烈欢迎他就任美国大使。邓颖超在上海答各界人士和记者提问时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很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以极大的希望。”

司徒雷登履职后,以促成中国和平为己任,以古稀之躯奔走各地,试图说服各方组建中国联合政府。但一个主张博爱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司徒雷登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最终爆发。司徒雷登为此深感自责:“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但司徒雷登仍在南京“坐着不动”,他本着发展中美关系的长远目标与中共代表(黄华,燕京大学毕业生)几次接触,还通过民主党派陈铭枢、罗隆基等与中共联系,对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去北京一晤的邀请他也欣然接受。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7月2日美国政府复电司徒雷登,否决了他北平之行的建议,要求他务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再次提出去北平的请求,美国政府电令其立即返美。1949年8月司徒雷登登上回美国的飞机,与生活了50余年的土地黯然离别。几天后,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从此,司徒雷登短暂的大使经历,遮蔽了他27年的燕大荣光。

归葬杭州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仅3个月便中风不起,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13个春秋。他的夫人艾琳早在1926年6月病逝于北京,她的墓地是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他的出生在杭州的独生子杰克,此时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微薄,无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因长期生活在中国,在美国没有住房、社会保险,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发给他的600多美元。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保姆,他常年寄居在多年的秘书、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病中生活和护理全赖傅泾波及家人悉心照料。

司徒雷登早已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据傅泾波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曾经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卧室墙壁上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司徒雷登一生的事业和心血都给了这个国家,他的父母、妻子、弟弟也葬在中国,中国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他怎能割舍对中国的留恋?1955年8月1日,他立下了一份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它任何地方……”

但此时的燕大早已不复存在。随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院系合并到北大、清华等院校,燕园也成了北大校园。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去世,享年86岁。他的葬礼是在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中结束的。

为完成司徒雷登归葬燕园的遗愿,傅泾波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还在1986年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1986年8月,中国驻美使馆给傅泾波转来北大公函,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所写,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临湖轩。正当傅泾波准备来华,并定于次年5月4日举行仪式时,“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上书)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笔者注)。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说,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1987年4月,中国驻美使馆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

1972年,曾兼任燕大新闻系讲师的斯诺去世,他的一部分骨灰运抵中国,安葬于燕园未名湖畔。但作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却未能获此“殊荣”。有燕大校友感慨地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1988年,傅泾波带着未竟之愿在美国病逝,临终前嘱托其幼子傅履仁定要将司徒雷登之骨灰送归中国。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1995年退役后出任麦道公司北京总裁,他还是美国华裔百人会的会长。经过他的多方努力,在司徒雷登去世46年后,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穿越浩渺的太平洋,回到他深爱的中国,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真实与谎言:是谁预测了美军仁川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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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

 

    朝鲜战争已过去60多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军队以重大的牺牲和伤亡为代价,使美军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挫折。这场战争维护了中国的安全,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信。但是,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情节,至今尚未公开,以致社会上流传了许多不实之词。作为历史研究者,有责任澄清历史真相。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对战争初期的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军方对美军的这一行动,是否有过前期的预测?我们根据历史档案,做一个回顾。

不宣而战的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意外。

朝鲜半岛的分裂是美苏冷战格局造成的。美国率先划定三八线,将统一的朝鲜一分为二。麦克阿瑟操纵了南朝鲜的大选,率先成立了韩国政权。为此,苏联支持金日成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始谋划统一战争。

1950年4月,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商议统一的具体行动。这些事情都没有向中国方面通报。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关于这次会见,中国方面的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我们只能从苏联解密档案中了解一些情况。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了他的苏联之行,说斯大林已经同意朝鲜方面实行统一的计划,但是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毛泽东的同意。

虽然毛泽东早就知道朝鲜在准备统一的行动,但他还是对金日成通报的情况深感意外。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着手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金日成的行动势必影响中国方面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中止会晤,请苏联大使向斯大林核实。斯大林的回电表现出一个政治人物的老谋深算。他支持朝鲜进行统一战争,却巧妙地退居幕后,不与美国公开对抗。他把中国领导人推上第一线,承担最终的决定权。毛泽东对此肯定是极为不满的,但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朝鲜又是亲密的朋友,从国际主义出发,都是不能拒绝的。

中共中央领导人再次与金日成会晤。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没有公开。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进军西藏和解放台湾两大军事行动正在积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不愿意看到朝鲜爆发战争的。但是,现在中国要被推上前台,冒着与美国冲突的风险来支持朝鲜进行统一战争,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胡乔木非常肯定地说:“现在,有人说在前苏联档案中发现了什么材料,说朝鲜战争是我们让打的。可以肯定,这是胡说八道。中央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实讲,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

因为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金日成回国后,不再向中方通报消息。中共中央在5月下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计划。台湾方面风雨飘摇,蒋介石在准备再次流亡。没有想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

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三条命令:1.命令麦克阿瑟将军以所能动用的全部武器弹药供应韩国军队。2.使用远东空军和海军撤出在韩国的美军顾问团及其家属。3.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声明不容许中国共产党人攻击台湾,也不允许蒋介石的军队进攻大陆。

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要求讨论武装干涉朝鲜问题。在苏联代表缺席、没有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会议通过美国提案:“建议联合国成员为韩国提供足以击退武装进攻的援助,以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一个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并主动进入台湾海峡,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中止。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此,中国政府不能不采取紧急对策。

未雨绸缪的战争准备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朝鲜局势的发展。6月3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召见柴军武,面授机宜。

柴军武(成文),河南遂平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从事情报工作,建国后转到外交部工作。考虑到柴军武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并对美军有一定的了解,周恩来决定派他去朝鲜,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周恩来对柴军武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临行前周恩来对大家说:现在美国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他强调指出: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关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当天夜里,柴军武等就登上了去朝鲜的列车。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请求召开会议,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美国提案:在朝鲜成立统一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推荐总司令,授权在朝鲜使用联合国的名义参战。次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从这天起,朝鲜战争由国家内战转变为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与此同时,7月7日北京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防患于未然,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朱德、聂荣臻、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萧劲光、杨立三、许光达、滕代远、李涛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以第四野战军的38、39、40、42军集结到东北边境。

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原定司令员粟裕有病,不能赴任。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5兵团领导班子组成,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参谋长解沛然(方)等指挥部队北上。7月底部队到达东北边境后,邓华立即派人到朝鲜境内侦查,搜集情报,考察地形,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此时,战争似乎对朝鲜人民军极为有利。韩国和美国军队撤退到朝鲜半岛东南角的大邱、釜山地区,收缩兵力防守着一隅之地。朝鲜人民军几次突破洛东江,但是都未能全面突破美军和韩国军队的防线。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弹药和粮食的补给越来越困难。在火车、汽车大量损失的情况下,朝鲜后方动员大批老百姓,用人力在夜间向前方运送物资,仍不能满足前方需要。在前线的人民军战士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体力大大下降。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多数部队减员过半。眼看胜利在望,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却难以保持战争初期的锐利,攻势明显减弱。到9月初,大邱、釜山战线出现僵持局面。

这时,麦克阿瑟在酝酿从人民军后方大举登陆的行动。登陆有两个地点可以选择:一个是汉城西边的仁川港,一个是全州西边的群山港。群山港距离釜山要近得多,港口条件也好些。但麦克阿瑟选择的是仁川。他认为:1.鉴于朝鲜人民军主力90%集中在洛东江前线,从这里登陆最容易达成突然性。2.仁川地区人民军防御薄弱,估计仅有2000人。3.从这里登陆可以拦腰切断人民军后方补给线及其退路。4.从仁川登陆可以直趋汉城,政治上影响极大,可以一举扭转战局。8月12日,麦克阿瑟下达仁川登陆预备命令。

8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仁川登陆计划。日本的各个军港顿时忙碌起来。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情报陆续传到朝鲜和其它地区。中国方面从各种渠道获得情报,并对此高度重视。

邓华对战争初期局势和美军登陆的预测

在安东13兵团司令部,邓华他们不断接到我方使馆和考察人员传来的情报,也在研究对策。以我军目前的装备和战场情况,究竟能不能打,有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指挥员,压力是很大的。经过周密的考虑,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联名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

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信中分析我军地面部队人数占优势,政治觉悟高,勇敢耐劳,并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敌军装备技术好,火力强,并有大量的飞机、火炮、坦克配合,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空中力量,可能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信中也指出了朝鲜的半岛多山地形对我军有很多不利之处,还表达了对后勤供应的忧虑。

对朝鲜战争局势的预测,信中不但预见到朝鲜战局可能出现逆转,而且指出了敌军可能在平壤或汉城附近登陆的可能。“朝鲜战局正日益走向稳定。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并以局部反击来巩固其滩头阵地。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击。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战争已走向长期性”。“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为以一部分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一小部兵力于现地与我周旋,抓住人民军主力,其主力则在我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

关于我军参战的时机,信中说:“参战时机与地区,待敌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这样就减少了对海上的负担,缩短了供应运输线,我空军离基地也更近。在群众条件来说更为重要。因出国作战,人地两生,风俗习惯各异。尤其语言文字不通便给了我们很多困难。如在北朝作战,为我基本地区。我若努力争取团结群众,便易于取得群众的谅解和帮助,可以减少我出国作战的一些困难,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林彪非常重视前方指挥员的意见,9月2日把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批示。

这封长信显示了我军指挥员对朝鲜战争初期局势和敌我双方力量客观、清醒的估计,尤其是对美军可能在侧后登陆的意图,把握得相当准确。应当指出,这封信没有畏惧美军的意思。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战前的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到敌人的优势和我方的劣势,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否则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当年林彪指挥四野作战,算计是很周密的。虽然在全局上是国民党军占有优势,但具体的战役上我军总是集中几倍于敌军的优势兵力,求得歼灭敌人。现在面对美军这个强大的敌人,我们没有现代化作战的经验,也没有空军和优势炮火的支援,究竟能不能打胜仗,确实不敢吹牛。正是本着“慎重初战”的态度,13兵团指挥员才写信给林彪,强调空军和炮火支援的重要性。

这封信对林彪的思想肯定会有影响,正是由于这封信反映的情况,中央在决策出兵时特别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的问题,并由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交涉。

柴成文预测仁川登陆

当时,毛泽东对朝鲜战局还是乐观的,他相信朝鲜人民军有力量取得胜利。9月1日,柴军武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朝鲜情况。为了使中央更具体了解情况,他写了一个《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呈毛泽东。《提纲》详细介绍了朝鲜人民军各阶段作战的经过、部队情况。柴军武对朝鲜人民军的顽强战斗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但也看到朝鲜方面对战争的估计上有失误,主要是战前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不准,对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足。柴军武在《提纲》中预测:“这时期的敌人除用大力阻止人民军的前进外,并积极布置反攻。将陆战队第5团调回日本,拟组成陆战师,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它地区登陆。英海军陆战队占领月尾岛、德积岛,为登陆进行有利准备条件。并用大批飞机破坏友方运输线。等待继续增援,以图反攻。”

毛泽东非常重视柴军武的报告,9月8日批示:“周(恩来)阅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阅,退聂(荣臻)。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13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柴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征求金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

柴军武从朝鲜回来,已经把仁川登陆的可能性看得比较清楚了。朝鲜方面是否也有这个估计呢?当然是有的。为了防备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组织了以崔庸健为司令的西海岸防御司令部,加强从仁川到群山的防御工作。但是朝鲜方面承认:“当时,西海岸防御司令部所属的部队,大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组织的部队。”真正的战斗部队都被牵制在釜山前线不能脱身。如果朝鲜方面能估计到麦克阿瑟使用的陆海空三军兵力有多少,那就至少要抽出4个师来防御仁川方面。釜山前线又会兵力空虚,沃克也会乘机反攻,这就是仁川登陆前朝鲜人民军所面临的处境。但是,朝鲜方面没有估计到美军的真正兵力,仁川的防御是很薄弱的。

1950年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中部的仁川成功登陆,出其不意地对前已进占朝鲜南部90%地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形成了南北合围之势,朝鲜战局突然逆转。

雷英夫的回忆录

邓华、柴成文给中央的报告,都是亲笔书写,有现存档案为证。但是,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突发惊人之语:仁川登陆是他预测的。

1991年4月,雷英夫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片断》一文中,称1950年8月23日即与总参作战室同僚“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晚,我从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回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后,把大家研究的结果向总理作了汇报”,周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要周带雷马上到他那里去,又问雷是如何研究这些情况的,雷答“就是按照毛主席历来教导的实事求是的办法,大家解放思想,对抗作业,七嘴八舌,然后得出结论”。雷的说法被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采用,随之广为流传。

1997年出版的雷英夫口述回忆录《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对其“重大发现”又有新的发挥。雷说,8月23日凌晨,他向毛汇报:“我们对9月到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3个最佳时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落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时间选定在9月15日。”毛听后即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

我们翻遍抗美援朝战争档案,没有看到雷英夫在这个时段的任何文字资料,也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命令”。雷是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的人,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仅用口头汇报就能让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吗?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历史学者余汝信注意到雷英夫前后回忆细节的不同。前者说是“解放思想”“七嘴八舌”,然后得出的结论,并没有预测登陆的具体时间;后者不仅有具体时间,且还有非常详尽的水文、潮汐资料,令人生疑。

历史的真相

随着近年来国际上关于朝鲜战争档案材料的逐步解密,雷英夫的“发现权”越来越被人怀疑。军事科学院的卢建东质疑雷英夫向毛汇报的有关仁川的水文、潮汐资料的出处:“当时,我军测绘部门只是一个处级机构,人员很少,也不可能掌握一个外国港口的水文、潮汐资料。”正因为我军对海洋知识缺乏了解和必要的资料,才导致1949年三野28军金门登陆作战的失败。中国沿海的情况都不清楚,雷英夫怎么能了解朝鲜沿海的水文资料呢?

卢建东指出:雷英夫的资料出处,是抄自国防大学1990年翻译出版的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著的《朝鲜战争》中的有关内容。

1950年8月23日,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美海军部专业人员提供了仁川的水文地理资料:1.根据水文资料,仁川港的潮差太大,最高潮达10米;低潮时海岸形成5公里长的泥滩,登陆部队难以上岸。2.高潮在整个秋季只有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三天出现。在这三天中,第一次高潮时间是6时59分,第二次高潮则要等到19时19分。这意味着两次高潮之间的时间内,美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第一批登陆部队能否坚持一整天等待第二批登陆部队增援,没有把握。3.进入仁川港只有一条狭窄的“飞鱼海峡”,一只船沉没,就可堵塞整个通道。4.仁川港没有可供登陆艇直接上岸的滩头,沿岸筑有4米多高的防波堤,使坦克和车辆登陆增加了困难。听完汇报,谢尔曼海军上将的结论是:“如果把一切可能的地理上的和海军方面的不利条件都列出来的话,那么仁川是样样具备的。”

但是麦克阿瑟坚持在仁川登陆。他说:“你们所提出的论点中有关不能付诸实行的方面,在我看来,恰恰有助于保证这次出奇制胜的因素。而出奇制胜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的因素。”

麦克阿瑟虽然下定仁川登陆的决心,但美军对仁川的详细情况不甚了解。为了保证登陆行动的成功,他派海军情报官员克拉克上尉前往仁川进行实地侦察。克拉克上尉潜伏到仁川附近的灵兴岛。他利用夜间几次接近仁川,考察地形和水文情况,并收买当地百姓,侦察仁川人民军布防的情况。9月9日,远东司令部发来指令,要他核对美国人和日本人测量的潮汐资料哪一个准确。他肯定地回答:日本人的资料是准确的。克拉克潜伏侦察了14天,没有发现朝鲜人民军有大规模增援仁川的迹象。空军的侦察和摄影给了麦克阿瑟同样的答复。

由此可见,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前,是利用了日本人留下的水文资料,加上实地侦察,才掌握了确切的仁川潮汐、航道和地理情报,掌握了这些情报之后,仁川登陆才得以实施。那雷英夫又是从哪里得来的仁川潮汐规律的情报呢?卢建东指出:“当年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的材料与同一天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的材料竟如出一辙,不仅日期、时间分秒不差,而且都特地加注了一个日落时间,甚至连文字表述也相同。可惜,回忆录的作者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东京美军总部,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东京时间,而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北京时间。作者把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公布的资料,作为当年在仁川登陆前向毛泽东汇报时所作的‘预测’,却忽略了应当减去一个小时的时差。”

这就真相大白了。邓华、柴成文当年的信件和报告,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是他们预测了美军可能在朝鲜后方登陆,甚至具体到可能在仁川登陆。9月15日,他们的预言得到证实。在朝鲜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后,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决策。由此可见,中国军人是智慧的,绝不打莽撞仗和无把握之仗。在参战前,各级指挥员和外交人员未雨绸缪,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正因为有了这些准备,在遭遇美军和韩国军队时,志愿军才能打得如此勇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打得美军如此狼狈。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雷英夫的说法因其身份,造成了朝鲜战争历史研究的混乱和误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8章关于仁川登陆的记述,采用了邓华给中央的信和柴成文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美军登陆和仁川登陆的预测,对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志愿军的参战准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没有采信雷英夫的说法。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本刊编委)

 

 

大陆脚,走台湾:我所经历的两岸史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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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

 

2016年4月中旬,“互动与新局: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在台北举行。举行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台湾选举结束,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已成定局,台湾的主办者预感到两岸关系将发生变化,史学交流难免要受到影响。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30年来的两岸近代史学交流进行一次回顾,对未来有所展望。

经过近30年的交流与磨合,举办一次两岸近代史学界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已是相当容易的事情,然而,这次会议却遇到了一些“意外的麻烦”:会议的主办单位由台北“国史馆”更改为“中国近代史学会”,经费遇到困难,会议地点临时更改等等。最后与会的大陆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中山大学桑兵等。

忆往昔,学者们对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界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筚路蓝缕,从对立、隔膜走向交流、融合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台湾学者陈三井以诗的语言“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海峡春潮,从此千山可任行”,形象地概括了两岸史学交流的各个阶段。但话题转到未来展望时,与会者普遍有着不确定的忧虑,而台湾学者更有“往日盛景不再”的担心。

会议结束时,主办者将在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起步阶段作出贡献的邵玉铭先生(曾任台湾“新闻局局长”、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请到现场,希望他的经验能对未来有所启迪。不意,邵先生开口就说,接到邀请后本不想来,因为根本没想到两岸关系会退到今天这一步。他以男女关系来比喻两岸关系:“双方因误解而结婚,因了解而离婚。”邵先生的感言,出乎组织者的意料。言者伤心,闻者唏嘘。

学者们的预感果然没错。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上台后,两岸政策大幅度后退,“国史馆”馆长由绿营学者吴密察出任,即风传“国史馆”档案将不再对大陆学者开放。7月底,“国史馆”以书库搬迁为名,宣布“闭馆”一段时间。7月28日,“国史馆”更宣布,自8月1日起将依照相关规定调整“数位档案检索系统阅览事项”,其要害就是以“平等互惠原则”为借口,取消了大陆、香港与澳门学人申请查阅台湾典藏档案的资格,换言之,要对大陆学者封锁“国史馆”等处的资料。这是陈水扁执政8年都未敢采取的措施,蔡英文上台不到3个月,就做到了。

近期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表明,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的各个方面都在紧缩。可以断言,陈三井先生所乐观展望的两岸近代史学界交流“春江水暖,山登绝顶我为峰”的盛景,短期内不会到来,反而会步入一段停滞甚至倒退的“冰河期”。

在此时期到来之际,将笔者多年来参与两岸近代史交流的所见、所闻、所为作一简单回顾,不无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个人经历是学界交流的沧海一粟,难免有诸多局限,片断回忆更难面面俱到。但个人经历或许比全面总结更真切,亦能有以一斑窥全豹之效。

【我教过的台湾大学生】

访问台湾时,我在不少大学做过学术讲座,自然会接触到大学生。2007年3到7月间,我受聘为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一个学期里完整地承担了两门课“1930年代的中国政治研究专题”(研究生课程)、“民国史史料研读”(本科生课程)的教学工作,与学生有了许多直接的接触,对台湾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的生活、学习态度与水平,有较深切的了解。

在体制编制上,台湾各大学的历史系更接近西方,专任教师数量通常在20位左右,明显比大陆少。除了专任教师课时较多外,他们也会从研究机构或外校聘请些兼职教师来开课。政治大学在台湾高校中名列前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居领先地位,政大历史系是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他们有目的地利用“中华发展基金”聘请该学科的大陆学者担纲客座教授。众所周知,两岸在历史认知上的分歧,尤以近现代史为最大。我经过一番犹豫,决定完全按照在大陆授课方式设计,让台湾学生了解大陆教授的思路与研究方式,并接受相应的知识与训练。幸而,政大方面完全尊重受聘教师的意见。

“民国史史料研读”是本科2至4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目标是同学能通过该课程的训练,掌握史料的搜集、辨别,形成史学价值判断和正确利用史料的综合能力。“1930年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是研究生课程,目标是通过学习、讨论,使研究生对193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般状况与特质有较深入的了解,掌握学术界对1930年代研究的基本信息,并能够举一反三,掌握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规律。

根据课程设置,本科生课程以教师授课为主,辅以课堂讨论与参观。研究生课程则以课堂讨论为主,教师布置课目与参考书,有2~3位学生发言,其他人补充,教师归纳总结。坦率地讲,我的备课与讲课,都比对自己的学生上课时要格外认真些,毕竟要体现大陆教授的水平。授课效果也还不错,学生大体能认真听讲与讨论,特别是研究生讨论时,他们谈自己见解时,还会同时提出一些问题,教师必须“释疑解惑”,与其互动。

台湾的家长与学生也有很强的“名校情结”,考生非常希望能进入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等名校。各学校主要通过高中生的“大学联考”成绩录取学生。优秀学生选择到海外读书的也不在少数,早年台湾流行一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意即选择在台湾读书的,台湾大学是首选,赴海外的,则多数去了美国。现在学生、家长的选择有多元化趋势,但大抵如是。因为要考高分,故台北的种类补习学校、补习班遍布各处。1990年代后期起,台湾有个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大学数量骤增,而台湾家庭生育“少子化”问题日趋显现,考生不增反降,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高等教育泥沙俱下,大学生平均水准降低。据说,有些排名靠后的学校因为连生源都是问题,要求教师必须去拉学生,拉不到学校规定的数量,考绩就会受到影响。“真是斯文扫地”,有台湾同行对我说。

但台湾的硕士研究生录取方式值得大陆高校学习。首先是各校的考试时间错开,考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其次是录取时都张榜公布,同时公布“正取”与“备取”两份名单,正取的若不来,则从备取的依序递补。从程序上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我所接触到的研究生,生活都较独立,即使家在台北的,也往往搬出来租房住,如此导致经济上有压力,他们便纷纷在外寻找各种兼职,可势必又影响到学业。硕士读4~5年,博士读6~7年的,不在少数。

天下老师大概都有个“癖好”,就是不自觉地拿自己的学生与“别人家的”学生比较。我观察之下,发现政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与浙大学生差不多,都能按照事先的要求看书,发言中规中矩,但很难说是特别认真地去思考,只有少数研究生的提问是例外。

在与台湾同行的交流过程中,他们总会问我在台教书的观感,尤其是对学生的看法,我据实以告。有位教授说,他去大陆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里总是坐满了学生,“你看,我们的图书馆里,有几个学生?”他的结论是:“台湾学生哪里有这么好,他们不用功,跟大陆学生没法比。”我解释说,可能与两岸学生的住宿条件不同,大陆学生住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一般看书都会找阅览室,台湾学生自己租房子住,有私人空间。

台湾学生比较懂礼貌。期末考试结束那天下午,我收好考卷回到自己的研究室,突然有人敲门,是3位学生,其中一位学生拿了精致的卡片(上面夹着花)。他们说是来感谢老师的。学生递上的卡片上写着:

陈老师:

    谢谢您这学期的教导。在您这门课中,学习到许多即使念了四年历史系,可能都未必学习到的民初史料知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您的上课风格,本来很爱缺课的我,这学期一次都没缺席过您这堂课,因为真的很有趣!缺课让人觉得是种损失啊!GOOD!

祝您回大陆的途中能一路顺风,永远身体健康愉快!

学生:政大历史二×××敬上

笔者从教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选课学生专门到办公室来谢师的,有点小感动。就与他们多攀谈了一会儿,鼓励他们要志向远大,胸怀开阔,争取到大陆求学深造或发展。

等到判改本科生试卷时,出现了棘手问题:31份卷中,有2份实在糟糕,且此二人的上课出席纪录也不好,应判不及格。我询问政大的教授该如何处理,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一般不会给学生不及格。正踌躇时,在另一间大学任教的朋友为其它事打来电话,我便询问,她毫不犹豫地说,考得不好就给他“宕掉”(不及格)。我听取了她的建议,最后给两人不及格。之后,才明白为何两位教授给的建议不同:在台湾,私立大学是按学分收费的,学生课程不及格,必须缴费重修。公立大学则无此规定。建议我“宕掉”学生的,正是私立大学的教授。

【在台湾查档案的经历】

大陆近代史学者去台湾,很大的动力是,那的档案利用起来较为方便(现在写此文章,可能要改为“一度较为方便”)。我赴台湾,有时是专程去查档案的,有时是利用开会与讲学之便,抽空去查档案。杨奎松以前写过一篇《在台北看档案》,有许多地方谈到两岸档案机构的对比,至今在网上流传。我只谈在台湾查档案的感受。

台湾典藏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档案机构有些分散,杨奎松列了六个:“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近代史所档案馆、史政局、“外交部”“调查局”。其实还有不少,如台湾文献馆等。我常去的是“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近代史所档案馆这3家。

“国史馆”是典藏政府机关档案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历任“总统”“副总统”的档案均藏于此。1990年代,蒋介石的个人档案移交给“国史馆”,并很快开放,更使得“国史馆”在学界声名大振。我去“国史馆”主要是看蒋介石档案。馆内的大部分档案是可以复印的,但蒋档一直不能复印,只能带电脑去录入。最早开放的是原件,查阅者必须戴上馆里提供的橡胶手套与口罩,以保护档案。

档案馆负责阅览的几位女士,对大陆学者很友好,查档中的任何问题,她们都乐于帮助。那时大陆的机关普遍有“门难进,脸难看”现象,所以对“国史馆”工作人员的印象极深、极佳。因为去一趟确实不方便,通常是要整天在那里看档案,“国史馆”最初是有工作人员小食堂的,查档者也可以蹭午饭。后来食堂取消,改由饮食公司送午餐便当,工作人员与查档者自行选定。大家每天进馆第一件事,就是先选订午餐便当,工作人员也会为我们提供菜品及口味方面的建议,很是热情。

因为特殊的机缘,我是少数能进入蒋介石档案库房的史学工作者,大陆学者应该是唯一的。2007年我在政大客座教书,有门课是“民国史史料研读”,经由政大校方联系,我带学生到“国史馆”参观,了解档案的收集、典藏保管与利用的全过程。馆方十分好客,由一位处长出面接待、介绍。最后是参观设在库房8楼的B802室“蒋中正总统文物特藏室”,特藏室内就是神秘的“大溪档案”。上电梯时,处长要刷卡才能启动,到达楼层后,我作为带队教师要登记签名。处长介绍,特藏室是“国史馆”最核心的部分,库房除了恒温等基本条件外,墙体与门也经过特殊处理,与银行金库完全相同,库房的锁需要两人分持的钥匙同时启用才能打开。

进入特藏室,里面有张图简要地说明蒋介石档案从大陆运台的基本线路。处长介绍说,蒋介石十分注意个人档案的保管,1949年春他下令由南京运到上海,再由运送黄金的船运到台北,先存放在台湾银行的金库里,之后才移到大溪,成为著名的“大溪档案”。蒋介石1949年抢运到台湾的最重要的东西有三:黄金、故宫文物、他的档案。黄金与故宫文物人所共知,但档案的事很少有人提及。蒋介石档案最后是从“阳明书屋”连同书橱一起移交给“国史馆”的,所有文件都装在原先的书橱中。

处长特意介绍了一个特殊的书柜,里面有个架子。蒋介石在世时,即使是获准看其档案文件的人,也不能接触文件本身,必须由保管人员翻好,放在架子上,关上玻璃门,查阅者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完一页后,再请保管人员帮助翻页。2010年左右,“国史馆”的阅览室搬到闹市区的长沙街,蒋档也完成了数字化扫描,阅览起来方便多了。

“党史馆”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是个位高权重的“部级单位”,罗家伦、秦孝仪等当过主任。2000年国民党选举失败后,机构大幅度改组,“一切为了拼选举”,“党史会”降为文化传播委员会下属的“党史馆”,目前专任人员只有主任1人,日常阅览等工作要聘请工读生来维持。因为这样的变化,学者有时会为称其为“党史会”还是“党史馆”犯愁。有台湾学者指出,国民党对抗民进党最大的资本,就是国民党是个有光荣历史的百年政党,马英九没有眼光,压缩党史会,等于是“自宫”。

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是台湾最正规的一家档案馆,管理水平很高,开放规则也最明确。我在近代史所档案馆查阅的,主要是朱家骅档案、外交部档案、陈诚日记、陈之迈日记等。

朱家骅是浙江人,担任过教育部长,与浙江大学及竺可桢关系密切。我在他的档案中找到抗战时期与竺可桢的往来信件,便向档案馆提出高精度彩色复制,经请示主管所长后,获得允许。这批信件,成为浙大档案馆的校史展品。

在近代史所查档有段难忘的经历。2012年9月,我在台北参加会议,报告的是篇关于蒋介石与陈诚的论文。评论人陈三井教授指出,论文资料上有缺陷,为什么用了蒋介石的日记,而不用陈诚日记?我已查阅过“国史馆”档案的全部目录,显示没有陈诚日记,便在回应的环节中据实以告,说陈诚应该没有日记。晚餐时,陈永发教授告诉我说,陈诚有日记,没在“国史馆”,家属捐给近代史所档案馆了。我大喜过望,立即决定改签机票,推迟一天返回,去近代史所档案馆看。次日,我赶到时,档案馆还未开门。工作人员告诉我,陈诚的资料刚刚扫描结束,查阅需要馆长批准,不巧的是,馆长当天请假,要所长批准。我只好到所长办公室碰运气,黄克武所长那天有安排,一早就到了,他批准了我的申请,我荣幸地成了第一个阅读到陈诚日记的学者。当天,我一直坐在档案馆阅读、打字录入。到下班关门时,只出门喝了两次水,共录入了6000余字。

我将抄录的陈诚日记内容加到一篇已二校的论文中,很快发表出来,近代史所有陈诚日记的消息就在学界传开。但杨天石教授到档案馆去查阅,却遭到馆长婉拒,理由是与家属有协议,只先扫描,暂不开放。杨教授质问:“陈红民不是已经看过了吗,还发表了论文?”馆长才发现,是黄所长不了解协议细节,给我阅读是个错误(对我而言,当然是个美丽的错误)。之后,在几次场合,杨天石教授都批评近代史所档案的开放尺度不一。好在,2015年夏天,陈诚日记公开出版了。

“小马哥”蜕变史:五见马英九】

第一次见到马英九,是1997年在哈佛大学。那年马英九以台湾“法务部长”资格到纽约参加世界禁毒大会,会后以校友身份顺访哈佛大学(他是哈佛法学院博士),应邀到费正清中心演讲。

那时,我是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对马英九只是耳闻。一位来自台湾的燕京图书馆女工作人员,兴奋地逢人就说,小马哥要来演讲,他在台湾如何如何受欢迎。那天中午她拉我去听马的演讲,演讲场地不大,挤满了听众。马英九深受一些台湾女性的欢迎,老天爷把“大众情人”的所有要素都堆到了他那里,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优渥的家世、名校的教育背景、高大的身材、英俊的面庞、彬彬有礼的仪态。

哈佛毕业的马英九深谙美国的演讲文化。演讲开始,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问听众:这是什么?大家茫然,他说这是一包可卡因。然后又问,多少钱一包?大家又茫然,他说,在纽约10美元,但在台湾是5倍至10倍的价格。这就是为何台湾毒品泛滥的原因。由此开始,他讲解在台湾开展“扫黑专案”的背景与措施。他的演讲娓娓道来,意气风发,间或还穿插些幽默,让听众笑声不断。主持演讲的费正清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柯伟林教授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注意这位台湾政坛的新星。

第二次见到马英九,是2005年10月底,我赴台参加“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此时国民党已沦为在野党,会议规模不大,只专门邀请了5位大陆学者,加上在台访问的,只有8位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也悄然转型,强调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的关系。

会议进行时,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正忙得两脚朝天,一方面在应付选举,一方面他老爸马鹤凌正病危住院,但他还是在26日抽空在午餐时间来到会场,简单演讲。经过挫折洗礼的“小马哥”多了些沉稳,但依然帅气逼人。马的口才确实好,辩才滔滔,他从国际法的角度入手,讲“开罗宣言”后台湾回归中国,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他说马上要去医院探视老爸(次日,马鹤凌便过世)。离开前,他与大陆学者一一寒暄、握手。马的人气真高,他与大陆学者合影时,不少在场的台湾学者、学生,尤其是女性,都拥上来。

第三次见到马英九,是2010年12月2日,中正文教基金会等主办的“《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研讨会”,在圆山大饭店敦睦厅开幕。会议代表进入会场时,要进行简单的安检,看来是有重要人物要出场。因为马英九来,台湾的重要媒体都到了,在会场后面架起了长枪短炮,阵势很大。

相距5年,又见马英九,他已贵为“总统”。马英九的演讲从蒋介石到台湾后对于“选举”的一份批示开始,延伸到国民党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利用演讲为现在的国民党加分。

据我现场观察,这5年间,马英九是有所变,又有所不变。变的是,脸上多了沧桑,言行有些拘谨,甚至是刻板,他也想表现轻松点,如赞到蒋介石坚持写了55年日记,就调侃了一句:“惭愧,本人没有这样的毅力。”但脸上的轻松稍纵即逝。不变的是,他态度仍然谦和,举止彬彬有礼。他进场后,先与在前排就座的嘉宾(多是前高官)与资深学者握手,再上台。演讲前,先向大家鞠躬。演讲结束离开会场时,再与前排的嘉宾握手,从另一个方向退场,并与两边学者握手。我正巧坐在边上,得以和马“第二次握手”。

岁月流逝与政坛历练,消灭了一个阳光有活力的“小马哥”,留下一个有些政客味的马英九。

第四次见马英九,是2012年的9月13日。我赴台参加“国史馆”主办的“中国近代国家的型塑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台湾官方为纪念辛亥革命、建立民国100周年而开。我们到达“国史馆”时,看到门口有安检仪,就知道是马英九要来开幕式讲话。

那段时间,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发生激烈争执。刚开始第二次“总统”任期的马英九,开幕词主要围绕钓鱼岛展开。他说,1895年前钓鱼岛就是中国领土,日本侵占钓鱼岛,“没有国际法上的效力”。他认为对钓鱼台应采取的正确作法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马英九特别提到40年前,蒋介石在海外“保钓运动”兴起时对留美学界的表态,在主权的立场上,“寸土片石,在所必争”。马英九真不愧是演讲高手,在这个政治宣示性很强的讲话中,他既表明了台湾当局的立场,又十分自然地展现了自己作为法学博士的学养与曾参与“保钓运动”的历史。无论从演讲的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难以挑剔。

但从外表上看,马明显老了很多,讲话也不如原来流畅。真是“岁月催人老”——当年小马哥今何在?

第五次见马英九,严格说起来是一次会议两次见面。2015年7月6日,我赴台北参加“战争的历史记忆:抗战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国史馆”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会场设在圆山饭店。说来有意思,20年前,大陆纪念抗战是在7月7日,台湾在9月3日开会。20年后,大陆宣布9月3日举行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台湾就提前到7月7日开会,两岸总是不同调。

会议通知,6日晚6:30在二楼有个招待会,7日上午是开幕式。我6日入住后,先去圆山饭店的游泳池游泳,临近6:30时,我穿着休闲装到二楼,以为是个普通的晚餐,没想到安检仪在门口,再看进入的人,都是西装领带。正疑惑间,办会人员招呼:“陈教授,快进去,马英九就要到了。”原来,晚上是个非常正式的招待会,除去会议代表,还有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与帮助过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等,马英九率“行政院长”等政坛高官出席。我身穿T恤坐在那里,有点扎眼。马英九的演讲是礼仪性的,只有几分钟。但他上主席台之前,与演讲结束,均与前排的资深学者们握手致意。

7日上午,研讨会开幕,这是一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除了历史学界的代表外,还有档案与博物馆学界的许多代表。马英九到会致辞,他从世界、中国大陆与台湾三个层面,谈了纪念对日抗战胜利与光复台湾的意义。在世界层面上,8年抗战不仅拯救了中国,也帮助盟国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中国大陆层面上,马英九强调是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了抗战胜利,“八年抗战由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参与辅助”。这样的表述,比起以前完全否认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甚至污蔑中共“游而不击”“扰乱后方”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台湾层面,他历数日据时期台湾不绝如缕的抗日活动,称赞他们的爱国行为。马英九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都应该忠于抗战历史,永志不忘。”这与此前习、马新加坡会面的精神是一致的。马英九表示,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是基于“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的信念。“我们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谴责侵略;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追求和平”。

据透露,这篇讲稿是由几位重要的历史学教授撰写的,他们一直忙到凌晨。

这次讲话时,马英九在台湾的执政已经7年,时间上快赶上8年抗战了,他的声誉直线下降,民调显示甚至比陈水扁还低,当时就有人断言,次年的“大选”国民党将大败。从当年人见人爱的“小马哥”,成了天怒人怨的“票房毒药”,马英九只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

我认为,马英九外形帅、家世好、学历高、清廉正直,但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充满了打乱战、拉帮结派、有手腕善用潜规则的人,马英九只能败下阵来。他能当好谨守分际的公务员、大学教授,但绝不是政党领袖的合适人选。

“小马哥”的“蜕变史”再次说明,时间是把无情的杀猪刀,政坛是个惨烈的搏击场。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信与疑:鲁迅如何看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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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刚(文史学者)

 

    十月革命发生后,鲁迅对苏俄曾抱有怀疑的态度。不过,很快鲁迅就开始青睐苏俄。1920年代末期,鲁迅的思想日益左倾,他对苏俄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这种对苏俄的歌颂,在1932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鲁迅甚至一度想前往苏俄参观。然而到了1934年,看到苏俄肃反的消息后,晚年的鲁迅又对苏俄有了新的疑虑。

从怀疑到歌颂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鲁迅对新生的苏俄抱着“冷淡与怀疑”的态度,据他后来回忆,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宣传”。到了1919年,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公开赞扬苏俄的“过激主义”。在杂感《“圣武”》一文中,他写道:“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可见,仅仅两年之后,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缘何有此改变呢?这一时期鲁迅对苏俄有好感,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源于他对苏俄的判断。当时,鲁迅认为苏俄的革命对穷人是有益的。那时,鲁迅看了几本西洋人关于苏俄的游记,游记中有人赞颂苏俄,也有人斥责苏俄。对此,鲁迅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最终鲁迅的判断是:“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是坏处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与这段话异曲同工,1926年鲁迅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作为知识分子,鲁迅向来是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一边的,因此,当他对苏俄的革命作出如此判断时,他歌颂苏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鲁迅赞颂苏俄,还因为苏俄革命中的一些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相似。

对当时中国的现状,鲁迅是主张改革的。1925年4月8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来到,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由此可见,出于对改革的急切期盼,鲁迅对从苏俄传输进来的“党军”模式是颇为青睐的。文中虽然遗憾国民党开军官学校太晚,但黄埔军校毕竟建起来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黄埔军校虽说是军校,但它与以前的军校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党校。后来,凭借这一党校建立起来了党军,通过党军,建立起来了国民党的党国。

1925年鲁迅对苏俄式党军的青睐,也可见他对苏俄的欣赏。之所以如此,源于鲁迅自己的理念。苏俄式的革命,在目的与手段问题上,向来主张目的优先于手段。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一点上,鲁迅也是认同的。1925年5月3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鲁迅是一以贯之的。1933年,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一文中,鲁迅还曾写道:“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这也就是说,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鲁迅忽略了程序正义的问题。

第三,鲁迅从怀疑苏俄到赞颂苏俄,还与他的“代价论”思想息息相关。

作为苏俄文学的翻译大家,鲁迅常谈到革命成功后文学家的悲惨命运。1927年10月,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写道:“……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描述了革命后作家的命运后,鲁迅接着写道:“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革命后让作家活不下去的革命才算是真革命。为了赢得真正革命的胜利,作家与知识分子有必要牺牲自己。这就是鲁迅的“代价论”思想。作家与知识分子为何要作牺牲呢?这与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有关。

写下《革命文学》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可见,出于对改革的急切期盼,鲁迅对从苏俄传输进来的“党军”模式是颇为青睐的。文中虽然遗憾国民党开军官学校太晚,但黄埔军校毕竟建起来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黄埔军校虽说是军校,但它与以前的军校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党校。后来,凭借这一党校建立起来了党军,通过党军,建立起来了国民党的党国。

1925年鲁迅对苏俄式党军的青睐,也可见他对苏俄的欣赏。之所以如此,源于鲁迅自己的理念。苏俄式的革命,在目的与手段问题上,向来主张目的优先于手段。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一点上,鲁迅也是认同的。1925年5月3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鲁迅是一以贯之的。1933年,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一文中,鲁迅还曾写道:“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这也就是说,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鲁迅忽略了程序正义的问题。

第三,鲁迅从怀疑苏俄到赞颂苏俄,还与他的“代价论”思想息息相关。

作为苏俄文学的翻译大家,鲁迅常谈到革命成功后文学家的悲惨命运。1927年10月,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写道:“……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描述了革命后作家的命运后,鲁迅接着写道:“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革命后让作家活不下去的革命才算是真革命。为了赢得真正革命的胜利,作家与知识分子有必要牺牲自己。这就是鲁迅的“代价论”思想。作家与知识分子为何要作牺牲呢?这与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有关。

写下《革命文学》一个月之后,也就是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鲁迅要牺牲知识分子,成全民众,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平等的过于热情。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张力,当两者冲突时,鲁迅宁愿牺牲自由而成就平等。关于这一点,他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写道:“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能先取其一的。”

第四,鲁迅对苏俄青睐有加,还与他单方面的信息来源有关。这可以通过张友松的回忆中看出来。两人曾就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问题有过交流。张友松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是苏俄内部的权力之争。鲁迅对此不以为然,并很快拿出了一本揭露托洛茨基叛徒行径与丑恶嘴脸的小册子给张友松看。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张友松对苏俄的判断无疑更接近事实真相。鲁迅的判断失误,无疑过于轻信这些小册子了。在当时,鲁迅是完全可以看到有关苏俄另一面的相关信息的。不过,鲁迅对这一类的文字嗤之以鼻。

第五,鲁迅不相信有关苏俄另一面的信息,与鲁迅的左翼立场以及思维方式的特点有关。

在杂文中,鲁迅经常表现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思维特点。这也典型体现在他的苏俄观上。1932年,鲁迅为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在阐释资本主义国家为何要进攻苏联时,鲁迅指出那是因为苏联“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歼灭这工农大众的意见”。同样在这篇序言中,鲁迅还认为“苏联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而这一时期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时期,无数的人因此死亡。鲁迅为何有如此判断呢?他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给出了自己的逻辑论证:“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思维误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迅对苏俄的错误判断。

正是基于以上诸种因素,鲁迅对苏俄越来越青睐,写下了不少赞扬苏俄的文字,不过,晚年的鲁迅,对苏俄又有了不少疑虑与警惕。

从赞赏到疑虑

鲁迅青睐苏俄的高潮是在1932年,这年4月,他发表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5月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两篇文章都是对苏俄的歌颂。此后,1932年6月24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写道:“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胡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由此可见,1932年的鲁迅,不论是在公开的文章,还是在私人信件中,都在为苏俄辩护。不过,这并不代表鲁迅就对苏俄持全盘肯定之态度。

1932年8月,鲁迅翻译了日本人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这篇文章披露了“1931年斯大林直接控制意识形态之后出现的更加专制的文坛局面”。对于翻译文章,鲁迅向来有个习惯,就是在这些译文之前或者之后写前言或者后记。但对于此文,鲁迅什么也没写,人们也就无从揣测鲁迅对此的态度了。不过,到了1934年,鲁迅明显对苏俄有了疑虑。缘何有此转变呢?

首先,鲁迅对乌托邦世界并不抱有幻想。对宣传的“黄金世界”,鲁迅并不感冒。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他写道:“……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由此可见,对于苏俄革命“预约”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是怀疑的。1924年9月24日,鲁迅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不少。1925年3月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写道:“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

由此可见,鲁迅的斗争,并非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鲁迅的这一思想,无形之中也就拉开了他与建立在革命乌托邦世界上的苏俄的距离。

其次,苏俄“同路人作家”的悲惨命运不得不让鲁迅对苏俄有所疑虑。1932年9月,鲁迅在《〈竖琴〉前记》中写到了俄国“同路人”作家的命运,他写道:“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之流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下了勃留梭夫,惠垒赛耶夫,戈理基,玛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第三,鲁迅对苏俄产生疑虑,与苏俄的肃反运动有关。1934年,苏俄的肃反运动达到顶峰,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对此,许多报刊都有报道。鲁迅收藏的《东方杂志》中就有对这一情形的详细描述。对此,鲁迅不可能无动于衷。看到苏俄的肃反运动之后,鲁迅当然对苏俄有了疑虑。当时,他曾质问冯雪峰说:“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

此外,由于对苏俄的疑虑,鲁迅也多次取消了访问苏俄的念头。1934年,萧三邀请鲁迅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此,鲁迅婉言谢绝了。

1935年冬,胡愈之邀请鲁迅前往苏俄治病,鲁迅再次婉言谢绝,其中有个理由就是:“我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我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适宜。”后来,胡愈之曾回忆两人交谈的情形,当时,鲁迅对他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这里,鲁迅谈到了自己营垒内部的蛀虫,这也是鲁迅警惕苏俄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左联内部也发生了种种令鲁迅不愉快的问题。当时的左联,其实也就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支部。这个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总部,当然设在苏俄。通过中国左联内部的情形,鲁迅当然也会想到苏俄的内部情形,由此对苏俄产生疑虑,自在情理之中。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34年之后的鲁迅,在公开的文章中,还有不少歌颂苏俄的文字。不过,在与熟悉的朋友的私人谈话以及私人书信中,多有对苏俄的怀疑与忧虑。鲁迅的这一举动,倒是非常类似罗曼·罗兰。这位法国文豪一开始对苏俄充满希望,然而,当他踏上苏俄的国土之后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在公开场合,他继续发表了许多赞扬苏俄的文字,但是在日记中,他却写下了苏俄的另一面。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倘使1930年代的鲁迅踏上苏俄的国土,他也很可能成为罗曼·罗兰而非纪德吧。

 

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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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跌破8%之前,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了33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GDP的增速达到了14.7%,其后开始下行,至今近9年之久。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速还会有上升到8%的可能吗?增长率下行是否已触底,连续下行的时间还会持续多久?

笔者认为,没有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内在特殊流程和机理的认识,就无法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内在原因有清醒的认识,更无法把脉和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

2012年开始的经济增速下行,其形成既有人口变动这样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国民收入中非国有经济和城乡居民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致使其投资和消费能力越来越弱这样的原因;还有2012年前后旅游、教育、健康、购物等消费外流,制造业和房地产向外转移和投资外流等漏损原因。这些原因共同作用,造成了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

人口收缩老化带来巨大消费塌陷

2013年,我在思考2007年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时,猜测可能是人口增速和结构出了问题。当时我提出,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会出现人口规模长期萎缩的境况,青年人减少使经济活力下降,养老负担沉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远期低迷的趋势。但这种假设没有得到经济学分析的证明。

经济学家们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就人口流动迁移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人口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等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献。因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另一个人口原因,就是其正常的流动和城市化过程,被城乡户籍管制、住宅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社保体系、农村耕地、林地、宅基地财产权力等方面的体制所梗阻,导致增长损失和乏力。

一个国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快速及爆炸式增长,其形成的人口积累,在30年后的一个阶段中,会助推该国快速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反之,一个国家初期就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速,则可能导致人口储备规模不够,出现严重的经济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社会时,将失去足够青壮年人口规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长的人口储备积累是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起步,未来几十年内经济从低增长到高增长,最后推动其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重要爆发力;而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缩,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和老牌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经济的动态增长看,长达35年之久的超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导致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老年化,特别是22岁到44岁消费、就业、创新和创业主力人口的萎缩,加之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扭曲,导致劳动力供给相对和绝对减少,总需求持续疲软,以致生产成本上升和供给全面过剩。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相当多的制造业相对于东南亚、印度、北非等地区,失去了比较成本优势,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外转移。结果既使制造业的投资建设放缓甚至萎缩,又使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下行,还使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货物出口增长再现负增长。

从国内的产业及其消费需求看,由于22岁到45岁经济主力人口的猛烈收缩,导致住宅和汽车等消费的突然萎缩(有人认为汽车按照发达国家的万人拥有水平,还有上升空间。但农村人口大部分是老人,城市人口老年化程度更高,这两部分人口对汽车的需求愿望和能力都较低);而住宅和汽车需求的放缓和疲软,致使与此有关的钢铁、煤炭、水泥、有色冶金、建筑材料、家具、家电、机械制造、橡胶等关联和配套制造业、建筑安装工业等全面过剩。

由于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虽然2015年城市化水平还只有56.1%,农村中目前还有6亿人口,但其中老龄化的程度已非常高,不能指望这部分人口向城市迁移;虽然城市中有务工劳动力人口近2.8亿,但由于城市中没有他们的住宅、公共服务和社保,其中相当多人到了中老年时还是要回到农村。这样的经济后果是:未来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失去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能;城镇的住宅生产供给过剩,而其需求却流回农村;由于农村收入,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收入和保障是城市的1/3,甚至更低,未来不但不可能再指望这些人口成为汽车和住宅的消费主力,就是普通的消费水平也比城市老年人口低得多,形成巨大的消费塌陷。

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大格局变动

这样扭曲的局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大的格局和趋势,形成了以下重大影响:

首先,传统工业化发展阶段提前10到15年结束。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GDP增速在跌破8%以前,经济增长从1950年保持至1997年,长达48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4048美元;韩国则是从1960年保持到2002年,长达43年,从8%速度掉下来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12094美元。而中国1978年时,官方高估汇率后的人均GDP为244美元,黑市汇率为人均39美元,即使乘以购买力平价3倍,人均GDP大约为120美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只有17.9%;从那年开始计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8%以前的时间,从1979年到2011年,只有33年,跌破8%的那年人均GDP为当年汇率价5447美元。正常的工业化阶段,一般是一个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发展区间。可见,从人均GDP看,2011年时,我们并没有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收入水平;从时间看,我们与韩、台相比,工业化时间缩短了10到15年。

其次,产业提前转移,但准备不足。由于国内产业过剩,特别是制造业利润较薄,提前逐步地向国外转移,特别是2015年以来,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外转移,且中国对外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从2016年开始大于境外对华非金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然而,由于工业化的时间缩短,各方面准备不足:1.品牌和渠道积累不足。从品牌积累和市场渠道方面看,以往国内许多制造业为国外品牌代工生产,国内积累的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国际销售渠道和网络也没有成熟。2.产品质量和性能方面的问题。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工业化短了10到15年,粗放性大规模化生产转型和过渡的时期不长,从标准水平到工匠精神,再到有质量和性能的产品,没有形成精细化制造的秩序和过程。3.主体还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往大型国企和私企走出去,是为了寻工程和找资源,或修路筑坝,或寻找和投资油气田和铁铜等矿区;而小微企业走出去,主要是投资和兴办餐饮、小旅馆、加油站、超市等,这部分面向国外的投资者有可能移民,投资有去无回。主体上看,主要是国企出去,或大中型的私企走出去,没有形成中国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体制。4.走出去的软实力不足。在文化融合、宗教交流、新闻舆论、企业形象、民间组织、契约谈判、规则制定等方面,中国的经济外交以及走出去的企业都缺乏准备,经验和竞争力不足,因软实力不强而失败的投资和项目不少。

再次,受阻的城市化和不能市民化的半城市化。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转变的必然过程。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大部分在农村,而成为现代化发达国家的案例。1.城市化受阻淤积庞大的农村中老年人口。由于过去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了数亿人当年没能及时地从农村逐步向城市转移,而失去了提升教育水平、成为产业工人、城镇创新创业、知识代际传承、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升级等机遇。而这样庞大的人口,现在成了农村的中老年人口,就知识、技能和资金能力而言,他们不可能再向城市转移,不可能成为购买住宅和汽车的消费能力人群,可以说是人力资本含量最低的人群,无法成为继续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一些经济学家在计算未来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因素时,忽视了这群人口的特殊性,将城市化水平、每万人购买家庭汽车水平等,简单地与日、德、韩、台等地比较,推断中国若达到它们的发展指标,国民经济还有巨大增长潜力。这显然是错误的。2.城市化的回逆。由于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农村没有财产性收益,大部分农民工因城镇中的房价太高而不能购买务工地的住宅,许多城市不向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服务,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和接续,并且参保率较低,进入城镇务工的许多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他们中相当大的比例,青年时从农村出来到城镇务工,为子女的教育、婚姻和在家乡建房或购房挣钱,而到了中老年失去务工能力时,再回到农村养老终生。也即中国的城市化,相当多的人口流动,是农民工青年进城,老年回到农村,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这部分人口不可能成为买车和买城镇住宅的经济主力;回到农村后,与城镇老年人口相比,消费水平也要低很多,形成消费需求塌陷人群。3.城乡空间上的二元分层,又被转移到城市中,形成人群之间新的二元分层。相当多进城务工的80后和90后,以及今后的00后,他们与其父母相比,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挣钱以自己生活消费和积累为主,汇回家乡的钱越来越少;他们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土地可能流转了,或农村中没有他们的宅基地、耕地、林地了。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回不了农村。然而,由于他们买不起城镇住宅,其子女得不到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保障薄弱并没有以房养老的可能。这些没有完全市民化的新农民工人口,其收入水平、财产拥有、公共服务享受、社会保障、消费能力等方面,与城镇户籍居民相距甚远,形成城市内人群的二元分层,实际上是将原来城乡地域上农民与市民的二元分层,转移到了城市之内,形成了新的二元分层。

最后,服务业发展阶段提前到来。从中国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看,过去由于上述户籍等诸方面的障碍,使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高度相关,因此服务业发展也滞后;建国后60多年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阶段,都推进工业的现代化,使得工业化超前。然而,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缩,加之人口流动受阻造成的住宅、汽车和其它消费塌陷,使得工业全面提前过剩。而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再加上青少年人口劳动的非体力化和消费观念方式的改变,诸如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信息网络等消费增长较快,国民经济服务业化阶段提前到来。然而,这些领域大多被垄断,管理体制僵化,计划经济和行政化色彩较浓,在准入、资本、经营等方面没有完全向社会开放。

总之,工业化阶段的结束使制造业增长乏力,投资收缩;城乡人口、土地、资金双向流动不顺畅和要素利用不能盘活;服务业领域体制障碍很大,投资不能正常进入;后面再提到的,新的增长领域,又没有被开拓。这种大格局的变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下行。引起这样大格局变化的基础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剧烈变动。

未来“L”型经济仍将持续

对于2016年一季度的经济形势,有关政策研究部门的权威人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国民经济增长既不是“V”型,也不是“U”型,很可能是长期“L”型。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没有特别的措施,未来国民经济增速将长期沿着“L”型滑行20年左右,2036年能否东山再起,主要还是取决于2016年以后人口生育和增长的势头。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即1994年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从经济角度对这种滞后关系进行解释:由于人口20岁左右进入劳动年龄,其增长率上行还是下行,将扩大或收缩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规模;要租房购房,扩大或减少对房屋的需求,导致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扩张或收缩;要结婚生子,就会扩大或减少对日常生活、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庭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因此,20岁左右的人口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及产业规模等决定经济增速上行或下行的重要因素有着重大影响。

0到14岁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看,2000到2010年间平均每年减少了881万人,分别影响教育各阶段的人口消费。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35年,各级学校在校生绝对数减少才能停止下来。其经济含义是,进幼儿园的困难将得到大大缓解;近中期看,小学、初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它消费急剧萎缩;高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它消费进入萎缩期;“十三五”期间,大学年龄人口的教育和消费开始萎缩,并在未来的“十四五”“十五五”期间越来越严重,直到“十六五”时才能稳定下来。假如国内居民越来越多地送子女出国留学,则中国大学教育以及这部分年龄人口的消费将迅速陷入萧条。

有学者研究表明,人口的老龄化也将严重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表现为“来得早”“来得快”、城乡倒置、地区差异明显、性别差异显著、与家庭小型化伴生等方面。到21世纪中期,几个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指标会快速上升,例如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8.8%上升至2055年超过28%,老年抚养比从2010年11.9%上升至2055年超过50%,年龄中位数从2010年34.6岁上升至2037年超过45岁,并长期保持高位。

基于对未来90年中国人口的预测,这些学者通过分析还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潜在负面影响的强度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很高等级。(郑伟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人口快速和严重老龄化,使得住宅、汽车、信息网络、文化娱乐等活跃消费人口规模收缩,人口的创新能力相对萎缩,养老成本上升,影响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且老年人口的去世使住宅市场过剩而影响房地产投资和建设,进而从多方面形成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

这里要提出一个重要范畴:经济主力人口,指20到45岁区间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均是最富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减少。因此,他们是一国经济活跃和繁荣的主力。中国“人口坑”减少的2亿多人口主要介于1到45岁左右,其中经济主力人口规模有1亿多。这1亿多经济主力人口的过快收缩,是目前钢铁、有色冶金、煤炭、水泥和其它各种制造业全面过剩的重要基础性原因。而1到19岁人口进一步减少,意味着未来进入社会成为经济主力的人口也是不断收缩的。一个因果逻辑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经济主力人口规模收缩而形成的较大的“下拽”压力。

如果没有特别的改革、技术进步和创新、开放和走出去等战略方面强力措施推动支撑,?2016~2020年间,经济增速将从7%左右跌到3%左右;2021~2025年间,更进一步从3%左右降低到2%左右;而2026~2035年,经济增速可能徘徊在1.4%左右。中国国民经济将进入如日、韩、台一样的经济长期低迷增长阶段。区别是,日、韩、台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并且先老而后能否顺利实现富裕的风险和难度加大。

无法忽视的高体制成本和对外漏损

我的研究还发现,这一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原因,除了人口老龄化和收缩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内在原因。

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主体——企业,其劳动力成本以外的成本负担也日益加重。

第一,GDP的分配中,政府所得的比例越来越高,说明企业经营的负担中,税费越来越多(一般在35%到38%之间),侵蚀了企业的利润。有企业家对比,在中国,各种税收不断,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例如广州的一家物流公司,运送一批货物到海南,总收入为1.9万元,但利润仅有216元,其中上税需要1260元。而美国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业,常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内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中美制造业真实成本对比》,腾讯财经2016年1月26日)种种税费使得一些企业向总和成本,特别是税费率较低的国家转移;一些企业亏损难以为继,停产或倒闭;一些企业不再投资,不再招工,不再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

第二,许多民营实体经济融资难,且资金价格在2015年前快速上升。国企得到的贷款总和利率(包括各种费用)在5%到6%之间,有实力的私营大企业目前则在10%到12%之间,中小微企业在14%到18%之间。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大部分是银行先将贷款放给中间渠道,如信托、国企财务公司、小贷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再转贷而得;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小微企业从民间借贷、集资、地下钱庄获得贷款,利率一般高达20%到24%。麦肯锡公司基于数据研究得出结论,目前中国经济80%左右的利润都在金融行业,这一比例可能是全球最高的;美国的这一比例在20%左右。(王力伟《JonathanWoetzel: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财新网2016年7月7日)有文献比较,近两年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国成本年利率2.5%的2.4倍。

第三,中国产品的运输、电力、供水供电等设施配套的成本也很高。2012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维持在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对于制造企业,物流成本甚至高达总生产成本的30%到40%。(钟贤柏《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的影响因素》,《运输经济世界》2013年第12期)其中高速和其它公路桥梁收费大约占1/3。有的企业家还比较了在中国与在美国办工厂的其它成本,发现:就土地成本而言,国内地价几乎是美国的10倍以上,而且国内工业用地是50年产权,美国是永久产权;能源方面,由于国企垄断、低效率和行政定价,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美国除夏威夷电价特别贵外(海岛地区没办法),其它州的电价都不贵,以德州为例,其电价折合人民币0.2元/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更令人震惊的是,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到3%。(《中美制造业真实成本对比》,腾讯财经2016年1月26日)

其次,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投资和消费向外流失过多,也即国民经济增长动力的向外漏损。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国内有关服务业质量、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和价格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加上日用消耗和小型家用品的质量和性能缺陷等原因,使旅游、健康、医疗和购物等消费需求大规模外流,导致国内需求拉动的减弱。2015年仅旅游和教育两项服务贸易逆差就高达2900多亿美元,就算其它服务贸易逆差保守估计1000多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总计也达4000多亿美元,占2015年我国GDP总额3.8%。

二是由于舆论宣传不稳定,知识和财产产权保护不力,不动产到年期后国家政策不明,加上国内制造业过剩及投资溢满,服务业没有较好地放开而投不进去,新的投资领域又没有开拓,致使国内民企投资大量外流。

三是不法资金外逃,虽然这种类型的资金是违法的,但从经济流量角度看,也是导致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随着国内反腐的深入进行以及对外逃贪官的通缉,加上对汇出汇入、互联网金融、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等渠道的科学管理,不法资金的外逃虽可看成是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下行的一大因素,但在未来经济增长下行中的形成比例会越来越小,甚至可忽略不计。

理论是简单和抽象的,但实际的国民经济运转是复杂和客观的,企业越来越高的体制成本,既有GDP分配向政府、金融、运输、土地等领域的过度分配,也有资金、投资和消费向外的流出,无论我们怎么不愿谈及,它们还是会影响国民经济增速。若离开这些症结去讨论治疗经济增长下行的办法,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自由是衡量正义的最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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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征夫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自由就是衡量正义的最高价值。

正义与真理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真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利益与责任的合理分配;真理探求人与自然、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正义支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真理是客观的,正义是相对的;真理讲理论的实证和实践,正义讲利益的协调与均衡;真理统帅科学探索和科学研究,正义统帅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真理要符合实际,正义要各得其所。

实现正义的方法有规律可循,属于科学的范畴,因此受真理的统领;对真理的探索需要让探索者各得其所,涉及社会管理领域,因此受正义的主导。所以说真理能够促进正义实现,正义也能推动真理探索。

社会管理离不开各种规则,但规则的背后是正义,正义的背后是价值观。

    在反腐的实践中,公民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值得关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普通群众作为财产所有人无需证明财产来源合法性,怀疑其财产来源不合法的,应由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供充分证据。但对官员不同,官员的财产来源受合法性怀疑时,应由官员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财产来源合法,否则就要承担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律责任。法律之所以对官员和普通群众的举证责任作不同的安排,是因为官员掌握公权力,控制公共资源,存在利用权力变现的可能性。只有官员受到更严格的规制,承担更重的责任,官员和普通群众才能“各得其所”。在这里,“各得其所”的理由是“公平”。

有各种各样的价值,所以有内容不同的“正义”。

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因为它人为地把公民分成两个部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违背了公民在法律面

前应当“平等”的价值追求。同样,刑讯逼供必须严禁,因为它用暴力和威胁手段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侵犯“人的尊严”,妨碍“司法公正”。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要坚决废除,因为它们不以法律为依据,不经审判,就可以长时间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损害了宪法权威,破坏了“法治”。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迷信和政治狂热都是背离“民主”精神和“理性”原则的,不应获得支持。

“平等”“人的尊严”“司法公正”“法治”“民主”“理性”等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帮助人们形成判断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的是非标准,构成衡量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尺度。

在所有的价值中,“自由”拥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

    “自由”既是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个体生命无拘无束,既不受强制,又无害他人的自然状态,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作为一个公民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个人健康成长、社会繁荣兴旺的前提条件,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自由”之所以在所有的价值中拥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是因为:

第一,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是从个人的自由权利中延伸出来的;所有的集体权利,包括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都是通过解读个体的“自由”来获得正当性的。那些可以称之为“人权”“权利”和“利益”的东西,最初都发源于“自由”,最终也都表现为“自由”或服务于“自由”。

第二,所有的社会管理,都是通过限制和保护自由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程度可以充分反映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而保障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政权可称为“人民的政权”。

第三,所有那些得到较广泛认可的其它价值观,它们要么是自由的表现方式,要么是为保护自由而存在。比如“平等”,作为社会公正的基石,它看上去像是对“自由”的限制,实际上代表着内容相同的自由选择权,或叫机会的均等,是自由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又比如“人道”,把人当人看,让人成为人,其实是个人的自由追求为社会管理划定的行为底线;还有“民主”,是为了实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自由参与权;“法治”,就是让法律来保护自由,并且让保护自由的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理性”,就是为了让自由免受愚昧和暴虐野蛮的摧残和蹂躏,等等。

第四,如果不同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自由”就是最后的裁决者,胜利永远属于在特定情形下更有利于“自由”的价值。

那些禁锢自由的价值只会被淘汰,只有促进自由的价值才能被发扬。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也是一种价值观,也作为特定时期正义的衡量标准,主导进行过利益与责任的分配,所以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但它强调的是身份,利益和责任按身份分配,突出的是等级,扼杀的是自由,所以被时代所抛弃。契约,讲的是缔约主体的意识自治和财产自主,当事人的平等缔约地位,缔约方的合作共赢,以及各方诚实有信的契约履行。因此,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自由”“平等”“合作”“诚信”的精神,其核心仍是“自由”。

可见,社会是否进步,主要看它的价值观是否在进步;价值观是否进步,主要看它是否更有利于保护和促进自由。这一点与我们熟知的对“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理想社会形态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

自由是衡量正义的最高价值。

既然自由在所有的价值中具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并且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那么,自由作为衡量正义的价值便具有永恒性和终极性,表现在:

所有那些表达正义的概念、体系和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风俗习惯,都必须接受自由的衡量,它们只有在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时才具有正当性。这也是说,所有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不是目的,这些限制只有在以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为目的,并且能切实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时才是正当的。只有自由才能最后回答道德行为是否为善举,法律规范能否叫良法,风俗习惯是否是恶俗。

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仅其目的应该限于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其限制自由的方式和程序也应当符合保护和促进自由的需要。

“每个人的自由”指的是个人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均等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追求。它不是集体自由,因此它既不是多数人的自由,也不是少数人的自由。那些无视集体自由发源于个人自由的事实,以集体自由代替个人自由,甚至以多数人的名义来剥夺少数人自由和个人自由,或为了少数人利益而牺牲多数人自由的做法,都是对自由的曲解。

所有那些未能通过自由价值衡量的对自由的限制和剥夺,以及那些以违背自由需要的方式和程序进行的限制和剥夺,包括对生命自由、人身自由、表达自由、契约自由和财产自由等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都不具有正当性,都背离了“各得其所”,都属于非正义,不管它们是否以正义的名义。

通过认识“自由”在衡量“正义”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既能够把握在定义“正义”过程中的“价值观冲突”,也能更好地识别“正义”“非正义”和“伪正义”,并能更加有效地改善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和方法。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吴宓:人间惆怅雪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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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

 

余生欲做剑南

1949年1月,长江天堑阴云密布,春寒中的珞珈山梅花盛开。寓居国立武汉大学的吴宓却无心赏梅,他发现武大的校园已不再平静,时常有士兵闯入,拿着斧子和扁担砍伐校内树木以作柴薪,甚至连盛开的梅花也未能幸免。此时,北平已成围城之势,报载:“天坛古柏被砍伐、‘弘佑天民’牌楼为军用卡车撞倒,中央公园花木夷为兵操场。”吴宓读此倍感伤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窃愿武汉长官注意,士兵勖勉,勿有类似之事也。”

1946年秋,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后,服务清华20多年的吴宓再也没有回到那里,而是接受了“学衡”老友刘永济的邀请,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据说当年弟子钱锺书归国时,吴宓曾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已同意。但待钱锺书到了联大,校方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锺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云云。吴宓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后来,清华大学复校北平后,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邀他回去,吴宓先是不快,后又犹豫不决,一是他答应了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怕对不住朋友;二是胡适的身影又出现在北平,吴宓与胡适一新一旧,做了多年的死对头。在徘徊不定的情况下,他写信给老友陈寅恪商量,陈回函“在平薪多而实不为益”,并告诉他,“华北大局应视两月内锦州能否坚守”,“书宜售出,免遭兵损”。于是乎,吴宓北上的脚步更加踟蹰:“几载徘徊不敢归,旧京风物想全非。洪流昏垫无堤障,孤岛安居有铁围。”(《旧京一首》)最终决定先留下来。

但吴宓在武汉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他埋怨刘永济“促宓牺牲奔赴”,对自己的生活饮食不闻不问,彼却“与武大当局勋旧,则仙山楼阁,高居安处,而使宓如此受苦受气”。但此时再回清华,自然不是吴宓所能为,“……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左右为难之际,1946年夏,欧阳竟无的弟子王恩洋从内江东方文教学院寄函给他,似有邀约之意。吴宓虽觉得王功名之心甚强,但学深识高,有热诚救世之心,遂产生入蜀学佛之意。他在1947年的一首《无题》诗中写道:“暂不东南西北去,日接鄂湘皖赣人。”颇有出家归隐之意。

1948年,徘徊于珞珈山深冬里的吴宓,读到了老友陈寅恪携眷南归的消息。陈寅恪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后,即转由上海赴广州,“无端来作岭南人”,进入岭南大学任教。在此前后,即有传说陈寅恪将飞离大陆,但吴宓始终不信,作为挚友和同道中人,他了解陈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陈的文化痴情是和故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断不会轻易地“去父母之邦”。

吴宓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自述“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1949年2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做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有人推荐吴宓前去,然遭到吴的去函阻止。随后,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吴宓依然却之不去;民国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并告以“中枢意图”,武汉“也将暂时放弃”,不是久留之地,吴宓以“不习南方水土”为由拒绝之。吴宓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那样一往情深,他甚至将自己的前半生完全托付了给它,无论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什么,他也不会弃之而去,如《诗经》所说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园”,他决计留下来,像老友陈寅恪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

此时,吴宓的女儿也出来相劝,要他去清华大学,他竟以“各行其是”相拒绝。吴宓当年与陈心一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儿,两人分手后,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与女儿离多聚少。1948年,三女儿吴学昭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与父亲多有接触,但两人相处似不甚愉快。吴宓1948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吴宓“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此后不久,吴学昭加入中共,改称“萧光同志”。1952年,吴宓在“洗澡”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写道:“1948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复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

谁是谁非,自有千秋史评。却说处此鼎革之际,吴宓到底意欲何往?一首作于1949年春的诗《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多少透露了他的心迹。诗曰:“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老友已作“岭南人”,自己欲做“剑南人”。观吴宓志向,值此世变,不如隐去,找个清静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随即,长江防线崩溃。4月29日,吴宓由汉口乘飞机入蜀。吴宓弟子对乃师落脚于重庆有过种种猜测。或说吴宓的生死之交、著名诗人吴芳吉葬在重庆江津白沙,吴宓死后欲葬吴芳吉墓旁;或说吴宓是先到重庆,再去成都,师从佛学大师王恩洋研修佛学,然后上峨眉山出家为僧。吴宓一生浪漫多情,且游学中西,抛却俗世于他似乎不可理解。但遭世变,找个清静地方述往圣之绝学,“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似乎更为合理。吴宓一生作日记甚详,但其所撰1949年及1950年日记各一册,“文革”前托付给其西南师院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遇祸,“一举而擅焚毁”,吴宓这段关键的转折时期终至无法核对。

湘辉学院位于北碚对岸的夏坝,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内迁于此,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由一些留川复旦校友筹建了私立湘辉学院。初到重庆的吴宓就住在湘辉学院的一间平房内,教授外语。房间不大,只有12平米,一桌一榻,陈设极为简单,早已单身的吴宓生活自是清苦。北碚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吴宓在这里兼任文学教授,一校各三天,来往劳苦,吴宓自述此乃“一生生活最苦的一段时期”。

1950年4月,两私立学院相继撤销,新政权将梁漱溟招回了北京,成为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吴宓则得好友李源澄之荐,应著名的苦行教育家柴有恒邀请,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是年6月,他作有一首《临别训言》诗,诗序里提及,学院授课值一学年告终,毕业班学生纷纷求各位教授、教员书写临别训言。诸多教师皆写了新时代、新国家之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教导,独吴宓写出四句:“每日必读书,读书欣自得,至理通今古,含情守渊默。”看得出,吴宓对新社会还不太适应,对“新国家之理论”尚不愿置一词。

1950年8月,吴宓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后到中文系)任教。这年中秋,陈寅恪写信给吴宓,仍觉川中非久留之地,劝吴宓“以回清华为较妥”,并寄诗来:“秦时明月满神州,独对婵娟发古愁。影底河山初换世,天涯节物又凉秋。吴刚斤斧徒闻说,庾信钱刀苦未求。欲上高寒问今夕,人间惆怅雪满头。”诗写得甚是直白,可见过得也不太愉快。

“忍、默、止、勤”,一样也没做到】

    1951年,吴宓的“不适应”愈发明显。

他开始对教师和学生停课一起参加政治学习表示不理解。这年3月1日,兴奋于参军和政治学习的学生们不愿到教室上课,而要求吴宓到学生宿舍为其温习功课。吴宓日记中作诗《咏教育史一首》讽之,曰:“斯巴达国古时雄,千载流风被亚东。力拓霸图修武备,为储军食重农功。半年只上三周课,博学何如一技工。歌唱游行书勿读,鲜卑伏事语当通。”“鲜卑伏事”典出《颜氏家训》:“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颜氏“俯而不答”盖沉痛其行。此时,大批学生被调往军政单位,充实干部队伍,学生入伍成为一时之尚,吴宓亦有“俯而不答”之意。

据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介绍,吴宓在政治学习时严守纪律,从不迟到早退,一直正襟危坐,专心听人发言,自己却很少说话。直至规定每人必须发言时,吴宓才掏出发言稿,郑重宣读,所说无非是些冠冕堂皇的口号。然而即便如此偶一发言,他也怕“言多有失”。1951年10月25日,他作一诗,题曰《发言》:“多此一行犹自可,发言无当悔难追。集思广益原虚样,默处深居最我宜。”然而,领导对吴宓的“默处深居”非常反感,严厉批评他不联系自己的历史经历、学术生活和实践经验……吴宓初不为所动,无论他人如何自我辱骂,自己决不丑语自诋,这是为士之底线。

1952年,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迅速兴起。1952年3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的长文,在学界引起震动。随后,冯友兰等也在《光明日报》发文表态。吴宓起初对“表态”检讨”是不屑为之的,他夫子自道:自己是不必改造的,也是不可改造的。

但吴宓作为重点统战对象,在此风潮之下,再不表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西师领导便上门做工作,启发吴宓不妨写一篇学习报告。吴宓接下了这项任务,希望以此过关。他写得很辛苦,经过数天的煎熬与奋战始得完成。在检讨了诸多观念和错误后,犹保留三点个人意见:一是传统道德不可废,孔子之书还须读;二是文字改革他不赞成;三是外语教学不能仅限于俄语。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吴宓的“洗澡”文章,题目是《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全文万余字,这也是他在1949年后所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

文章一上来,吴宓就检讨了自己的出身问题。吴1894年8月生于陕西泾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其后开始检讨自己的“国粹主义”倾向,吴是学衡派的主将,力持旧学,反对新学,在近代史上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有过几番热闹的论战。三是检讨自己的教育经历,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进了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他承认自己制造和贩卖了“中西合璧、新旧兼营”的思想毒素,例证之一便是“我在清华和联大任教近20年,在外文系毕业,在我班中上课,或同我接近的那许多学生中,几乎找不出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或多年参加革命而光荣牺牲的人”。四是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在北京,在号称世外桃源的清华园中‘藤影荷声之馆’,一直安住了十几年,过着那西洋式的享乐卫生又加上中国士大夫的清闲安逸的生活,这生活完全是效法欧美小资产阶级的。”“同时我还有一种毛病,我注重文学与生活中的男女关系,我喜谈恋爱。”

关于吴宓之“喜谈恋爱”,实在可以大书特书,吴宓被人谈论,也多由其风流韵事而引起。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1921年8月,留学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见陈心一。13天后,吴宓和陈心一结婚,随之又爱上毛彦文,“媒人跳进花轿里”,并与陈心一分手,留下一屁股情债。事实上,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与陈心一分手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几个女子,并在日记中不断比较她们的优劣。这位“当代贾宝玉”曾很认真地出过一个考题“试问宝玉和秦可卿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关系?”为了追女学生,他不仅请吃饭,陪散步,还不惜帮着作弊,替女学生做枪手。他很羡慕鲁迅与许广平的“老夫少妻”,曾酸溜溜地说:“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虽为地道的“好色之徒”,但吴宓一生为情所苦,真正追到手的不多,到头来还是孤单一个。

对于他的不安分,好友陈寅恪看得最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曾劝他赶紧找一个正经女子结婚。吴宓显然没有接受老友的劝告,这位情种直至暮年,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仍然迈不开脚步,忍不住用老眼昏花的眼神多看几眼,在日记里品评一番。

在这篇“万言书”的最后,吴宓还向组织表了“决心”:今后要多读理论书籍,“追求唯一的真理”,要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我,坚持原则,“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彻底改造思想,“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人民教师”。吴宓的这一番表态影响巨大,校方以为政绩,同事或有羡慕,他个人的境遇也随之一新。然而,他本人的真实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吴宓诗集中收有他当年写的一组五律《壬辰中秋》,第一首云:“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绝秦姿。恋旧从新法,逢人效鬼辞。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昔秦惠文王刻石求诸天神,以克制楚(怀王)兵,是为《诅楚文》,此喻为自我批判。被迫“思想洗澡”的吴宓深感痛苦。而他刚表达过要“追求唯一的真理”,此时在诗中又变成了“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真是“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寅恪诗句)。

想以一篇“深刻的检查”将自己的过去“一洗了之”的吴宓,显然过于乐观了,日常的劳动改造、请示表态仍不可免。1952年12月28日,吴宓梦见与陈寅恪联句,醒后乃作诗一首《怀寅恪》:“两载绝音闻,翻愁信息来。高名群鬼瞰,劲节万枝摧。空有接邻约,同深换世哀。昆池呜咽水,只敬观堂才。”老友间两年未通音信了,只是间接听到一些“翻愁”的信息。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因职称问题与校方闹崩,随后转去香港,已经失明的陈寅恪失去助手后,只能由夫人帮助读书写字。陈20多年来一直在高等学府出任中文与历史系合聘教授的历史,亦告结束。而吴宓在西师虽需“洗澡”,但在生活上尚获优待,1951年评薪,吴宓“独冠全校”;1952年再次评薪,吴宓被评为九级,仍属高薪。吴宓认为,这仅是因为自己资深年高,因而才“得受尊礼”。

1953年5月2日,西师俄语系为欢迎苏籍教师,特举办了一场教师舞会。吴宓被拉去共舞,心殊不爽。他不满今日之国语被俄文所同化,如伟大、英明、争取、致敬、模范、水平等字,均直译自苏俄词汇,恐“中国之文字乃真亡矣”。散会后,吴宓仿《石头记》作了一首《拟好了歌》:“万事皆空,惟有文学好。一切无关,著作吾事了。恋爱休谈,六十身已老。辛苦为人,只自增烦恼。”并书“忍、默、止、勤”四字以为座右铭。“忍”谓不动(至少不表现)感情;“默”谓不说话,不写信;“止”谓割断关系,停止追求;“勤”谓乘暇创作《新旧因缘》小说。

可事实上,以上四点吴宓一样也没做到。他没能忍住不动感情,在他1951至1953年的日记中,几乎每日都为情事所扰;他也没能严守“默默者存”的古训,有话便说,一说就错;而“割断关系、停止追求”更非吴宓所愿,他仍奔波在两个女子(一位女学生兰,一位女同事雪)中间,颠沛迷离;吴宓计划中的自传体小说《新旧因缘》也始终未能落笔。事实上,他的著作生涯已近结束,除了几首唱和与牢骚之作,几篇检讨文,以及每日必写的日记,几乎已没有其它文字存世;而即便是唱和之作,也是私底下悄悄进行的,因为普通人写旧诗,几乎等同于“守旧”“毒害青年”。

吴宓自言有三大毛病,一是大事糊涂,小事聪明;二是性格偏激,不能守其中庸;三是情令智昏。虽言“恋爱休谈”,吴宓在解放初的几年里仍情事不断。吴宓暗恋女同事“雪”,不断资助其一家,但又被一比他小30多岁的女学生邹兰芳苦苦追求,欲罢不能,并在1953年6月“情令智昏”地与其结婚。所谓“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随之后悔不迭。邹兰芳出身于地主家庭,土改时邹家被镇压,家人大多被打死;邹的两位哥哥原系国民党川军,因参与武装叛乱,被镇压后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妹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她因出身不好,且身体单薄,处境艰难。而吴宓此时正是单身,且薪资很高,又热心资助女学生,于是邹氏主动接近吴宓,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后来干脆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自荐枕席,终于使吴宓在百般矛盾中迎娶了她。但结婚不久,吴宓便发现,娶回来的不仅是个累赘,而且还是个病秧子。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每月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邹兰芳的家人。三年后,邹氏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但吴宓的“施援手”却始终不得撤回。

1954年春,吴宓作《已衰一首》,此时,他来重庆已有6年整。诗云:“已衰无志畏名身,甘隶新邦作幸民。未敢说经陈异义,尚容分俸济同仁。葫芦依样难工画,傀儡登场讵肖神。六见嘉陵春水绿,诗书尽废梦成尘。”此时的吴宓似乎有些意志消沉了,不仅不敢“陈异义”,而且还“诗书尽废”,自己聊以存世的精神寄托都已“梦成尘”。“尚容分俸济同仁”句尤值一提,吴宓几十年的日记中,密密麻麻记满了资助账目,其中包括他的亲戚、友生、同事以及邹兰芳的家人等,总计不下百数人,且有些资助是长期的。往往每月工资一发下来,他便四处邮寄,分发完毕,自己所剩无几,甚至还要靠借贷为生。

1955年4月3日夜,吴宓作有《吾年一首》,其中云:“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他觉得自己活到丙申年(即1956年)即可,不愿再高寿。他自言,古来中西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多有30、40、50已完成者,不需高寿。亦有许多名人享年七八十岁,但其后半生之四五十年,实毫无进展等于虚度而已。

【与陈寅恪的最后相见】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实施,其中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此后几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消灭麻雀”的运动。后来有生物学家建议,还是保留麻雀为好,以保持生物平衡。吴宓对此也是腹诽很多,1956年1月10日,他作有一首《报载北京已发动青少年消灭麻雀口占一绝记愤》。

“大跃进”时,学校停课大炼钢铁。张紫葛《祭吴宓》文中说,吴宓虽平时沉默寡言,只在学习发言时简要陈词,但所陈之词让人吃惊:“我深信,亩产七八万斤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仔细研究了报纸报道的材料,确认无疑:五年之内,我们定能赶上美帝,超过英国。我们必将一如毛主席的论断,十五年或者再短的时间之内进入共产主义……”此说未可尽信。1958年9月,他作有《参观重庆钢铁厂有作》,中有“众擎自具移山力,百炼真成绕指柔。新建高炉全国遍,千零七万吨能求”句。但到1959年8月,他再作《跃进》诗,却云:“跃进经年始炼钢。芸芸公社万人忙。中华伦纪家庭破,东亚文明汉字亡。”与一年前的论调完全不同,开始对“大跃进”充满忧虑。1959年9月19日,吴宓还作有一首《国庆十周年礼赞》:“一年跃进百成功,炼得钢红我亦红。兵学工农人竞奋,棉粮煤铁产同丰。已铺长轨连云栈,待驾飞船指月宫。日落崦嵫余返照,扶摇直上看东风。”全诗基本上是一首“大跃进体”民歌,竟然出自吴雨僧笔下,不能不让人生疑。果然,诗下有一小注云:“1959年9月19日奉西南师院中文系领导之命,为国庆10周年向党献礼而作。”乃奉命之作。而作于同一天的另一首《感时》诗,也许是吴宓更真实的表达:“旱荒水涝见天心,暴雨终风喻政淫。长夏禾枯人渴病,平原堤溃水漫深。急耕密植怜枵腹,芒履敝衣劝积金。强说民康兼物阜,有谁思古敢非今?”一天内,写了两首截然不同的诗,公开表态是一套话语,私下腹诽又是另一套话语,这也是吴宓解放后一贯的表达方式,他的内心里依然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尽管吴宓谨遵“默默者存”之古训,然而“虱身仍觉世难容”(1960年1月诗),一不小心就会“动辄得咎”。“大跃进”后,各地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在西师,“吃饭”遂成为大问题。在最困难时,学校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不少学生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1960年12月,吴宓讲授古汉语“况……乎”的语法结构,举例时信口拈来:“我每餐三两粮犹不足饱,而况二两乎?”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十足的反动透顶。吴被迫再次检讨,并被勒令停课反省。

1961年,政治空气转暖。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睹物思人,已经入蜀十二载的吴宓决定出门作南北之游,去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人生有涯,对他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早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吴宓得以幸免,但老朋友陈寅恪却受到了冲击。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伯达应郭沫若之约,做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灾难骤然降临到闭门不出的陈寅恪头上,他居住的小楼被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陈寅恪愤怒了,当即表示: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后经多人游说,他仍然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得知老友的遭遇后,吴宓惦念不已,并对如此饱学之士遭长期闲置感到悲痛。虽然他自己也因为“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等主张而受到一定影响,他还是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南下看望老友。

1961年8月23日,吴宓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荆门”号轮船。8月25日抵汉口,29日离汉赴穗,30日深夜始抵广州车站。陈寅恪派出了身边的所有亲属前往迎接:次女陈小彭、林启汉夫妇,三女陈美延。一行人乘中山大学派出的专车,过海珠桥,寅恪兄犹坐待宓来相见”。

自联大一别,已逾15个年头矣。吴、陈于1919年在哈佛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经常一同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吴对陈的博学多识极为倾倒,曾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如今,“十年不见头俱白”,两个人都老了,成为边缘人,相见真是百感交集。吴宓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甚详:“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然寅恪兄精神极好……”

第二天上午,吴宓即前往陈宅与陈寅恪聚谈,陈寅恪详述自己12年来身居中大,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不改造思想,不作颂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化字,纵有攻诋者,莫能撼动。吴宓对老友多年来能够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之举动深为感佩,称其“堪诚为人所难及”。是日,陈寅恪赠吴宓七律一首《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云:“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晚上返回招待所后,陈夫人唐筼命人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在当时之社会经济条件下,能有如此之招待,足见陈氏夫妇是竭尽所有,对老友款待有加。

几天来,南粤阴雨不断。9月4日,吴宓离别老友赴京。临行前,陈寅恪赠车资,又赠以四绝句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载桑事已迟。幸有人间佳偶在,杜兰香去未移时。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钜公谩羽飞腾闭,不出卑田院里游。”这是一首直白却催人泪下的诗作。两人都老了,世事难料,前程莫测;想当年,陈寅恪在“围城”之际逃出北平,现如今家已不在,后虽屡受邀北上,但再次“还家”谈何容易。9月4日,吴宓登车北上,结束了他悲情而又给自己带来极大心灵抚慰的广州之行。

1963年10月,吴宓从陈序经口中得知,陈寅恪1962年7月入浴时跌倒,摔断了右腿。听此消息,吴非常着急,几次决定前往广州探视,但均因种种关碍而搁浅。“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似成谶语。

在此忐忑和伤感的心境下,来到了1965年。这一年,吴宓是在“批判—检查—批判”的循环往复中度过的。这年5月6日,吴宓接老友瞿蜕园来函,得知多年往来唱和的诗友凌宴池遽然病逝,吴宓为之沧然。诗友在一个个离去,吴宓的诗情也一下子黯淡下来,自此以后,我们所能读到的他的诗作已经很少了。

“八十耄即乱,整躬事咸宜”】

据吴学昭介绍,吴宓在“文革”中仍有诗作,但“至今未能寻回”,因此,自1966年至1978年,新编《吴宓诗集》只收录了他的三首诗。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这个老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幸而他1949年以后的日记终于公开出版,尽管日记被一再查抄以致残缺不全,尽管在那个年代里,吴宓的日记“有苦难言”,但这位顽强、持守、可敬的老人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记录。

1967~1968年是重庆市“武斗”最厉害的时期,西师校园作为主战场,两派之间的酷烈武斗更是闻所未闻,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死伤无数。吴宓处此炮声隆隆的环境之中,几如丧家之犬,已全无师道尊严,他以前带的两个学生还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甚至伙同造反派出手打他。某次,吴宓在街上散步,碰到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听到有人叫他“老师”,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张10元钞票,执意要送给那位年轻人。他说:“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

1969年春,因“战备”需要,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被指定迁往重庆市梁平县七里桥的一个国营农场。吴宓此时已是75岁老翁,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无法参加劳动。他试着向造反派头子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请求以“年老衰弱,不堪奔波”为由,希望“留校劳动改造”。结果,不仅未获批准,还以“偷奸耍滑,逃避改造”的罪名直接遣送去了梁平农场。1972年7月25日,吴宓已近耄耋之年,加之右眼失明,腿跛眼瞎,生活难以自理,不仅失去了斗争价值,简直已成累赘。于是,吴宓被允许回到西师重庆校区。

重新回到西师后,因校内留守人员甚少,大部队皆在梁平等地,对吴宓的监管也放松下来,吴宓自此过了一段相对太平的日子。吴宓一直很担心挚友陈寅恪的安危,1961年一别,久不通音信了。陈也是目盲、腿断,且年龄和名声比吴宓还大,处境可能更加艰险。吴宓终于按捺不住,不顾自身安危,径直写了一封信给“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近况。但信寄出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回音,事实上,早在三年前的10月和11月,陈寅恪夫妇就已先后离世了。此消息很多人都已知晓,只是吴宓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年底,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是日,他写了长篇日记,长歌当哭,哀悼老友,文中说:“宓自伤身世,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异恒悲痛!”当年陈、吴订交时,曾写下诗句“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如今老友的离世,对于耄耋之年的吴宓来说是如何的“怆神”啊。此哀绵绵无绝期,1973年6月,吴宓还曾摸索着写下这样一段日记:“六月三日  阴雨  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老友情深,莫过于此。

1963年,吴宓70岁生日时曾作诗《我生一首》,待到1973年80岁生日时,吴宓又在原诗后补了两句,全诗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人生如奔车,邮亭过眼飞。一岁母见背,冥漠任天机。十岁始入塾,慈爱依重闺。二十读书乐,三十闻道肥。四十缘情误,五十知命微。六十经世变,百事与心违。七十犹苟活,安顺待全归。八十耄即乱,整躬事咸宜。”最后两句即最新补入,“整躬事咸宜”即整饬自身,随事咸宜,有道家之淡然、漠然。其自注云,“八十耄即乱”“宓读《左传》昭公元年注云:‘八十曰耄。耄,乱也。’”“整躬事咸宜”——“此宓之决心,自己要努力做到。”

1974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小将们问他对此运动的看法,他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小将们强迫他喊“批林批孔”口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吴宓大声说:“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这回答与梁漱溟何其相似。面对压力,梁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年过80后,吴宓再次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昔日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吴宓教授,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自卑、谦恭的顺从者。

吴宓一生,乐善好施,自己简朴如古僧,视金钱如无物,纯然一传统儒者。晚年,他感叹世风日下,人之无情,“事不相助,食不相让,即虚礼亦废矣”,非常伤感。观吴宓1972~1974年日记,基本成了“资助账本”,特别是他恢复全薪之后,每至发薪日,便有多人蜂拥而至。吴宓往往分发一毕,自己手中便空空如也,再有人求为资助,他就想方设法借债为之筹措。有些自称友生者,甚至以受托保存的吴宓书籍资料为要挟,掠取金钱。

1973年10月,吴宓的胞妹吴须曼由陕西老家来重庆探望,眼前的一切让吴须曼唏嘘不已:“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

兄妹小聚后,吴宓在这年的10月7日作了一首诗,题为《示须妹》,而这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吴宓写的最后一首诗。诗曰:“多年不见亦不思,小聚亲人又别离。预嘱焚尸须有待,重逢恐是命终时。”诗中似有托终之意。然而到了1975年夏天,吴须曼再次来到重庆,劝他随她回家时,吴宓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告诉胞妹,“文革”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之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还说,有人告诉他:“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因此无论如何劝说,已成惊弓之鸟的吴宓都不肯跟胞妹回去。

到了1976年冬,生活在极度困厄中的吴宓生活全然不能自理,学校当局与吴宓的女儿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不得已,吴宓只好求救于胞妹。吴须曼再次来到重庆,为吴宓办理了一切手续,带上了几件旧衣服、几包日记和文稿,以及压在枕下的七分钱,坐火车回到了故乡泾阳。吴宓在胞妹的照顾下度过了最后两年人生岁月。

1978年元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随即被送往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抢救,三天后离世。弥留之际,他犹自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作者系文史学者)

 

 

别样解读:二战中的亚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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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

 

笔者曾问过很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不能告诉我,亚洲包括哪些国家?有人一脸茫然,有人甚至以为黄皮肤、黑头发的就是亚洲人。其实,亚洲的宗教、文化、政治、历史特别复杂,其多样性超过了其它各洲,所以,亚盟成立的可能性一直较低,而非盟、欧盟早已建立。多少年来,一说起二战,我们的视野里都是欧洲战场,而亚洲,说来说去似乎只有中国;在语言表述中,“亚洲各国”的笼统提法常常会替代具体国家,而且语焉不详。

正因为亚洲的复杂性,在二战中,亚洲各国的表现截然不同,有的成为侵略者,有的面对入侵奋起反抗,有的则保持中立,有的貌似中立实则偏向,有的与二战不沾边。最复杂难辨的大概就是那些原属西方殖民地的地方,为了反抗老殖民者,不少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及其兵民,还采取了与日本侵略军携手合作的方式,形成了二战期间独特的历史图景。

【沦陷区历史研究一直薄弱】

中国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遭日本大举入侵后,从中央到地方,军民奋起抵抗。可中国抗战历史中,沦陷区和日伪统治下的社会状况,长期以来是空白,直至近年才有一些论著问世。其实,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商务印书馆就以“内部参考”的方式出版过《通敌内幕》,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一部译作,实在不易。

抗战期间,几乎每个人、每支部队、每个党派、每个政权的表现,在初期、中期、末期都不一样。我生长在北京的张自忠路,这条路的名称曾被改过多次,从张自忠路到张思德路,再到工农兵东大街,又到东四十条,再到地安门东大街,最终又改回为张自忠路。改名的原因,就是张自忠曾被指斥为“汉奸”。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张自忠的“汉奸”恶名就没离开过他,一直到他壮烈殉国才被人们视为“英烈”。与张自忠一样,抗战期间甚至抗战之后很多年,不少抗战名将也都曾背负“汉奸”“通敌”“降将”“变节”的罪名或嫌疑,比如马占山、宋哲元、方先觉等,说他们有“汉奸”行为,确实有据可查;说他们是英雄、是壮士,也都是铁打的事实,从中足以看出历史的多面性、抗战的复杂性。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军的扶植下,就曾先后出现过多个伪政权,其参与者也各怀目的。这些伪政权及其代表人物,作为抗战历史研究,其实更具挑战性,自然也更有难度和深度。

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皇帝”是溥仪,人们都比较熟悉,不过提起德王,即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这一逝世于“文革”前夜的蒙古亲王,恐怕很多人至今未知其详。他1902年出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熟读汉文经典,擅长汉字书法,二十出头便出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33年,他与云端旺楚克亲王(即云王)联络一批蒙古王公贵族,发起内蒙古王公会议,要求“自治”。1937年以他为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1939年又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企图借日本侵略之机,像外蒙古那样,谋取独立。满蒙大批人物,借助日本侵略势力,意在恢复,是那个时代不可抹去的事实。

殷汝耕、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可以归为一类人,他们分别主持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不论名为中央或地方,实际上大同小异。这些人横跨晚清、民国、日本侵华三个时期,颇具才华和能力,却走上了另一种人生道路。殷汝耕早在清末留日期间便参加了同盟会,曾投身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王克敏在清末以留学生监督之职赴日本,还担任了驻日大使馆的参赞;王揖唐曾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梁鸿志则是梁章钜后人,梁章钜不但官至巡抚,而且学富五车,著述丰厚,林则徐称“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在这样的名门中,梁鸿志自幼就饱读诗书,而且是近代文学家石遗老人陈衍的得意弟子。民国初年,他们都是政坛名人,位居显要,但后来面对日本侵华,因为对抗战不抱任何希望,结果选择投靠日本侵略军,当然最终也都因汉奸罪致死。

与梁鸿志师出同门的黄濬,字秋岳,17岁便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最后官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1937年以通敌罪(将情报透露给日本)而与其父一同伏法。可他也有另一面,“才气横溢,诗工尤深,知名当世”。最令人感慨的是,黄濬还写过一篇《说奸细》,旁征博引,说得头头是道,不料自己最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才华横溢的人当汉奸,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一诗句是何等的壮烈豪迈,汪精卫曾是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宁汉合流”前还是国民政府里的左派。而左派和爱国志士演变为“汉奸”,那时也挺盛行,周佛海、陈公博都是中共创始人;丁默村、李士群也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梅思平在“五四”爱国大游行队列里更是慷慨激扬,但最后他们都殊途同归。从他们的经历,可窥见历史的复杂多变和吊诡之处。

【朝鲜独立运动与中国密不可分】

日本是二战期间的侵略者,外蒙当时正在苏联的控制中,而朝鲜半岛早在1910年开始就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二战前,在朝鲜半岛从事反日活动的大致分为两拨人,一拨后来在南朝鲜即韩国从政;另一拨后来均聚于北朝鲜。无论他们的政见如何,是南是北,都曾在中国多年。

1919年,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先后在海参崴、上海、汉城成立临时政府,以后三处临时政府合并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办公。日本侵华,上海沦陷,临时政府又迁至战时陪都重庆,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金九。他的手下还有位得力人才——后来的影帝金焰。金焰原名金德麟,生在汉城,其父因参与独立运动而受通缉,1921年举家迁至中国。不过,二战后,由美国支持的李承晚出任南朝鲜总统,金九即遭暗杀。

另外,许多受日本统治者迫害的朝鲜革命青年奔赴中国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和太行山区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斗争。1941年初,40多名朝鲜青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成立了“朝鲜青年联合会”,次年更名为“朝鲜独立同盟”,1946年3月又改组成朝鲜新民党,领导人为金斗奉。1945年8月,苏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令早已移入苏联境内的原东北抗联内的一批朝鲜军官,随苏军一道返回北朝鲜,以金日成为首,重建朝鲜共产党。随后,北朝鲜共产党又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权,而在南朝鲜受到追捕的朴宪永领导下的南朝鲜共产党也已撤到北方,与劳动党合并。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从延安和南朝鲜过来的劳动党成员都被清洗一空。

此外,朝鲜还有一些著名人物,与独立运动无关,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在日本统治时,几乎成为日本人的一部分。因为这里长期是日本殖民地,所以每次征战,朝鲜人都作为日军成员参战,与我国的台湾类似。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就是这样的一位。当年身为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尽心尽力,不时受到嘉奖。但后来恰恰是在他主政韩国期间,韩国经济开始腾飞,人民生活好转,他还力排众议,与日本建交,所以,至今仍有很多韩国人对他念念不忘。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也可见韩国人对她父亲的真实想法。

朝鲜和越南都曾是中国的属国,近代又分别沦为日本和法国的殖民地。由于紧邻中国,为避迫害,两国的独立运动长期在中国进行。无论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或是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或是常年在中国境内生活。有的建立家庭,娶妻生子,成了中国人的一部分;有的则加入中国军队或中国的政党(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郑律成、洪水);有的组建师团,投入战斗。可以说,两国与中国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同时,越南、朝鲜两国的共产党又都受共产国际指挥,一大批干部在苏联接受过培训,所以与苏共关系也极为密切。另外还有一些独立运动的精英分子,其价值观、宗教信仰又倾向于西方。

于是,越南、朝鲜的独立运动在二战前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带来了种种恩怨。独立之前,各种力量主要致力于独立,而独立后各方则水火不容,其争斗厮杀的程度和怨恨远超当年的被殖民时期。南北越南有亲法、亲美、亲苏、亲华等多股势力,南北朝鲜则有亲美、亲日、亲苏、亲华等几股力量,在南北分治中不断显示出各自的主张。然而很可惜,两国的亲华势力最终都被彻底剿灭,结局悲惨。

一个大国,尤其是曾经作为宗主国的大国,在属国、在邻国等拥有亲自己的势力;而一个小国,夹在大国之间,分成亲这亲那几派,古今极为正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北越和北朝鲜曾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持,而且派出大军出境,从历史上的国家关系看,这是一种义务的延续。因为近代中国军队两次出国作战,即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为了越南和朝鲜,而现代又为了这两个国家再次出征。按理说,两国无论从什么方面看,都应该与中国感情至深,可后来的历史证明,并非如此。

这种过去与现实的纠葛,耐人寻味。

【东南亚二战研究为何尴尬】

东南亚地区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大举攻入的地方,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不到半年时间,日军横扫东南亚诸国,西方国家的军队一败涂地。但不用说中国,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历史著述也很少涉及这片地区被日本侵入后的社会历史,而更多地从军事角度描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战役。

二战前的数百年,东南亚多数国家都曾遭西方的入侵,有的曾被几个西方国家先后侵占过。到二战前夕,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属于法国殖民地,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三国的王朝和王室依然保留,只不过是殖民当局的摆设罢了。今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文莱地区,曾是英国殖民地;印尼是荷兰殖民地;菲律宾曾被西班牙占领,后又被美国统治;东帝汶则被葡萄牙和荷兰瓜分。唯有泰国,当时叫暹罗,后改名为泰国,意为“自由之地”。据解释,因为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这里曾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但正是这个唯一的独立国家,在二战中却投向日本。1941年,暹罗以保持独立为条件允许日军在其领土内出入,且宣布加入轴心国,并与日本订立《攻守同盟条约》,1942年还向英美宣战。日本为了报答暹罗,曾将自己占领的部分地方转让给对方。战后,泰国与英美等同盟国达成和解,并未受到追究。

由于东南亚国家过去长期是西方国家殖民地,所以当新的侵略者来到后,他们的心理极其复杂。许多常年进行独立运动而不得其果的人,甚至以此来印证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人,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这与日本传播的一些观点正好吻合。梁英明著的《东南亚史》第14章里就提到:日本宣扬“亚洲人的亚洲”等口号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无疑起了一定的欺骗作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曾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翻西方殖民者以获得民族独立。

【为了独立而投靠日军的领袖们】

在印度支那三国,与日军携手的主要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殖民当局,但在缅甸、菲律宾、印尼,则是另一番景象。

说到缅甸和菲律宾,米尔顿?奥斯本在《东南亚史》中是这样描述的:“与在东南亚其它地方所采取的政策相比,日本人鼓励这两个国家当地的政治家成为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战中,缅甸最著名的人物是巴莫,他是博士,也是名律师,曾当选为英国控制下的缅甸总理,1940年8月却因煽动叛乱又被捕入狱。日本入侵后,释放了这位被殖民当局监禁的民族主义者,巴莫投桃报李,积极与日本合作,建立“行政委员会”,任行政长官。1943年8月1日,他宣布成立独立的缅甸国及其政府,并对英美宣战。巴莫曾代表缅甸参加大东亚会议,在会上称:在我们长期的彷徨之中,把我们从荒野中拯救出来的国家,是日本。

战后,巴莫亡命日本,1946年被特赦后回到缅甸。他曾反对殖民当局,他的所作所为算不算爱国?巴莫倒向日本,究竟是为了反殖、独立,或是卖国投敌?在他的身上,这些因素显然远比中国的汪精卫等人复杂。他最终能被特赦,而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均被处决。

说起缅甸,不能不提到缅甸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德钦党。“德钦”在缅甸语中是“主人”的意思,殖民当局统治时代,缅甸人与英国人对话、致信,都要称呼对方为“德钦”。德钦党原名“我缅人党”,因为党内所有人都在自己名字前加个“德钦”,以示对殖民者的抗争,所以又被称为“德钦党”。这个党创建于1931年,1936年初领导了仰光大学学生反对殖民主义教育的罢课,并吸收昂山、吴努等学生领袖入党,昂山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昂山素季的父亲,1939年他还被选为总书记。二战爆发后,德钦党联合其它党派成立“缅甸出路派”,受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一批领导成员被捕。后来由于在抗日问题上意见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主张与日本合作,参加巴莫政府;一部分人组织缅甸共产党,反而从事抗日活动;另一部分党员则组成人民革命党。从二战中德钦党内的分歧可以看出,与日本合作,属于反帝反殖,还是属于投敌,确实颇费思量。

从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身上,更可以看出当时面对英国殖民者和日本人时两难选择的复杂性。昂山在缅甸人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被誉为“国父”,他从学生时代就投身反英反殖的民族独立斗争,曾被逮捕,还被悬赏捉拿。担任德钦党领袖后,为了争取独立,他决定寻找外部援助。1940年8月,昂山取了个中国名字唐龙祥,在华人的陪同下,抵达鼓浪屿,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可惜未果。此时,缅甸国内的一些德钦党人已经与日本接上关系,于是,他转而选择了日本,希望在日本帮助下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

1940年11月,昂山等人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安排下,又取了个日本名字缅田门义,前往日本。在日期间,昂山与日方商讨了“联日反英”的计划。以后,昂山等30人又分别在海南岛和台湾接受日本军事训练,其中还包括后来成为缅甸国家元首的奈温。这些人,缅甸史称“三十壮士”。他们还在泰国曼谷歃血为盟,组建了缅甸独立军,协助日军击败了英军及中国远征军,占领了缅甸。昂山被缅甸人称呼为“将军”,这个“将军”就是日军封的。1943年3月11日,应日本政府邀请,昂山随巴莫等人访日,又被日本天皇授予三级日升勋章。1943年8月1日,在日本的监控下,缅甸独立,新缅甸国建立,组成了以巴莫为首的民族政府,昂山又在其中担任国防部部长。1944年8月,见日本败局已定,昂山转而反日,以他为主席、缅共领袖德钦丹东任总书记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成立,并发布《把野蛮的日本法西斯赶出去》的第一号公告。1945年3月,昂山率缅甸国民军倒戈进攻日军,5月,配合盟军光复仰光。

再看菲律宾的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1942年5月,日军占领整个菲律宾,总统、副总统流亡美国,而绝大部分官员选择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在他们眼里,大概在殖民当局那里做事,与在日本治下卖力,没什么实质区别。1943年6月,劳雷尔出任独立准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起草宪法,在9月选举中,他当选菲律宾第二共和国总统。10月,日本宣布撤销对菲律宾的军事管制,承认菲律宾独立,随后签订《菲日同盟条约》,1944年菲律宾还对美宣战。日本战败前,劳雷尔亡命日本,日本投降后,被美国占领当局逮捕。劳雷尔1946年7月回到菲律宾后,不但被赦免,1951年还以全国第一高票当选参议院议员,1959年安然过世。

苏加诺是印尼独立运动领袖,也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上世纪50年代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99年当选印尼第一位女总统的梅加瓦蒂,就是其长女。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苏加诺曾被捕监禁、被流放多年,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爱国者和民族主义的斗士。然而,1942年1月初,日军在印尼群岛登陆,日本人不但允许印尼人悬挂自己的红白旗、高唱大印度尼西亚歌、恢复雅加达的称呼,还释放了被荷兰人关押的印尼政治犯,让印尼人担任各级官员。这些政治犯里就包括苏加诺等人。他把日军看成他个人和国家的解放者,日本占领军任命他为首席顾问,他也心甘情愿。1945年6月,他宣布印尼独立建国五项原则,日本投降后,他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总统。

【反英反殖属于哪一边】

东南亚国家在二战中都曾被日本占领,那些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出面与日军合作,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的选择,但印度并不是二战战场,其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却同样倒向日本一边。

早在1885年就成立的国大党,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甚至比以前更为激烈,而英国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按我们的历史思维,算是正义的力量,可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人并不这么看。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印度,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

美国学者斯坦利?沃尔波特所著《印度史》第22章开端便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充当了联合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催化剂,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打碎了国家大会党的希望。国家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其领袖人物,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甘地、尼赫鲁,其实还有一位——鲍斯。

1937年的选举中,国大党就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按照尼赫鲁的说法,如今印度只有两个政党:政府和国大党。国大党已经多次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向英国殖民者要求完全独立,独立的趋势渐成。不过,二战中,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的独立大势百般阻挠,其理由,用反法西斯的思维方式看,倒也很充分。那时正值反法西斯战争的关头,应该呼应这一大目标,而且英国还代印度人民作了决定,将印度也加入到对德宣战的一方。然而,国大党人却因此被激怒了,感觉他们很丢脸而且被出卖,因为他们没被征询过意见,也不愿意在没有获得绝对自治的情形下参战。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签订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其中称: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这一宣言对印度各界来说,非常振奋,但9月8日,丘吉尔却说,这并不适用于印度、缅甸和英帝国其它地区。这让国大党的领袖们难以忍受。甘地发起了文明不服从运动,掀起要求英国“退出印度”运动,强力推动了独立之势。但这些运动遭到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到1942年底,大约6万多国大党的支持者被捕,还有1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

国大党在英国面临法西斯进攻的紧要关头所做的这些,是有助于反法西斯,还是有利于法西斯?然而,印度就是印度,这里与东南亚一样,其反抗的对象就是殖民者,轴心国对英美各国的沉重打击,反而动摇了这里的殖民统治。

在国大党领袖里,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比较激进,所以常常与甘地政见相左,但也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在他的生活中,被监禁、流放的危险始终相随,可以说,鲍斯是一位无畏无惧的爱国者。在看到独立无望时,他转而出国寻求支持,而且把目光放在了英美的敌人德国、日本身上。其实这并不悖情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此时恐怕也只有德国和日本才会支持他的行动。1940年7月,鲍斯化装逃出了监狱,经过阿富汗来到苏联,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但没成功。鲍斯又搭上了前往柏林的飞机,在德国,他四处活动,抨击英国,还帮助德国招募印度军团,打击英军。1943年,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他在东京会见了东条英机,日本答应协助鲍斯,同意印度完全独立。鲍斯组建了印度国民军,并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专门与英美作对。鲍斯还曾率领印度国民军到达仰光,准备在日本军队的协助下,从缅甸进入印度,然而日本败局已定,他才没有成功。鲍斯后来乘飞机失事,死在台北的一所医院里,终年49岁。他去世后,印度人民一直将他作为独立运动的杰出代表,在独立运动中的地位,他长期与甘地、尼赫鲁并列,在他百年诞辰时,印度还发行了纪念邮票。

在东南亚各国,二战期间英勇抗日的主要是共产党和华人。这里的共产党一是受苏联指挥,二是深受中共影响,所以无不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斗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华人就开始与中国的抗战紧密相联,七七事变后更是全力以赴,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中国的抗战,陈嘉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日军侵入东南亚后,特意将华人作为自己的敌人,残酷镇压、多方迫害,而且还将华人与当地其他居民区别看待。1942年2月17日,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不久,便以肃清抗日分子为名,强迫18岁至50岁的华人集中起来,逐一“验证”,凡被怀疑为抗日分子的都被运往郊外集体屠杀,这就是有名的“验证大屠杀”。

华人的抗日斗争,一是加入当地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二是自己组织。不过,华人的抗日斗争除了要对付日军外,还要面对其他居民的敌视和冷漠,因为华人在当地掌握大量财富,与其他居民的矛盾由来已久。日军入侵之后,其他居民又多将日本当作解放者,再加上日军对华人的区别对待,更加重了很多人的排华心理。共产党和华人的抗日斗争,事实上一直影响到战后的东南亚局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东南亚共产党、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也引发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一遇经济、政治或社会事件,便会掀起反华、排华浪潮。这些民族主义者当初既献身独立运动,又曾与日军有过各种合作。所以,在东南亚,独立、民族、爱国,历史上曾长期与亲日、反华相关联。

亚洲还有一个国家也值得一提,这就是伊朗。二战爆发后,伊朗虽然宣布中立,但是巴列维王朝皇帝礼萨汗却亲德。1941年8月5日,苏军进入伊朗北部,同时英国等国军队占领伊朗南部,礼萨汗被迫退位,传位给长子巴列维。1942年1月29日,伊朗和苏英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同意盟军驻扎伊朗,为盟军提供方便,而英苏则宣布尊重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承诺在战争结束6个月内从伊朗撤军;1943年1月,美军也在伊朗登陆,美国宣布也将遵守三国同盟条约。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首次会晤,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会议”,中心议题是开辟第二战场,还就战后世界安排磋商,其实就是探讨如何划分势力范围。这一会议影响了二战以后的进程和战后的世界局势。如果身为伊朗人,从伊朗在二战中的遭遇,会得出什么结论?是反法西斯的正义吗?可自己这个非法西斯的国家,而且也非反法西斯的战场,却被多国占领,由于这种占领,在战后领土还险些被分割。

可以说,在亚洲的二战历史中,正义、民族、独立、反殖、爱国、反法西斯等词汇,对各个地方,各民族、党派、群体以及各个政治领袖而言,其概念并不一致,有的还相距甚远。英美等国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可也是殖民者;在遭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反法西斯是主要,而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里,争取独立才是它们的当务之急。对一些国家而言,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侵略是正义;可对另一些原本就没有主权的地方,反对西方殖民统治,显得更为迫切。对属于反法西斯战场的国家,赢得胜利是目标;可对那些不属于二战战场的国家,赶走殖民当局就是最终目的。所以,亚洲的二战历史极其复杂,英美法日等原本在历史中角色十分鲜明的国家,有时却变得模糊起来。二战后的事实证明,那些殖民地独立运动领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西方国家确实又卷土重来,反帝反殖的烽火再度燃烧,争取独立的战争重启,民族解放斗争依然风起云涌,其中印度支那三国,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中共一大“奇女子”王会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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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奇女子”王会悟 - 同舟共进 - 《同舟共进》的博客

 

 

中共一大“奇女子”王会悟

   陆茂清

 

“王会悟同志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党的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段文字,见于19931118日新华社《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在京逝世》的电讯。

原来,中共一大召开时,王会悟担当后勤保障的重任。当第六次会议出了变故紧急休会后,又是她献计改址嘉兴南湖,精心策划在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志愿充当警卫,保证了一大圆满闭幕。

 

【会议地点定在哪里合适?】

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乌镇的书香门第,16岁就读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班,后入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其间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曾写信给主编陈独秀,拥护他所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及提倡白话文的主张。陈独秀回信赞许勉励。

受五四运动影响,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解放途径。通过陈独秀的关系,由上海学联介绍加入了中华女界联合会,被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委以文秘之职。她先是住在徐宗汉处,后搬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居住。

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活动方便,寄居在陈独秀家的亭子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并主编《共产党》月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筹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会悟是第一批团员。她与李达都借住在陈独秀家里,平时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由衷崇敬其信仰与学识,李达则赞赏她对新思想的追求。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爱,于19214月结为伉俪,婚后移居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陈独秀出于在广州发展共产主义组织的考虑,应邀赴广东担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李达、王会悟夫妻搬回了渔阳里2号,陪伴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原由陈独秀所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先由李汉俊后由李达代理。

1921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了上海,秘密会见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达成一致意见: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征得北京的李大钊和广州的陈独秀的同意,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去通知,请选派代表来上海参加中共建党大会。

一大召开在即,东道主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忙着大会筹备。王会悟为“二李”分担任务,领受了安排代表食宿、选择开会地点等事务。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物色过好几处,但均因不甚理想而放弃。后来选中了当时人称“李公馆”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请看她的《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所言:“关于会场,我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李汉俊一口答应了。”

这里是李汉俊的兄长、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宅,弟兄俩都住在这里。李书城曾任武昌首义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讨袁”、“护法”,当时住宅里只剩下李汉俊及厨师、女佣看家。厨师、女佣忠诚老实,不会多管闲事。且李公馆环境僻静,前后有门,出入方便,这些都有利于会议安全顺利进行。再则,有李书城的显赫身份作掩护,官府、军警是不敢贸然光顾李公馆的,安全系数相对高些。

一大的代表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必须有个安全的住宿膳食处。王会悟考虑再三,想到了法租界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并任团长,后来定居上海,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等创办博文女校,推徐宗汉为女校董事长。王会悟与黄绍兰因徐宗汉的关系熟识,又志同道合,借用女校好说。至于选择博文女校的理由,王会悟回忆说,时学堂放暑假,校内无人,不会引人注目,安静又安全,离会场又不远,代表们来去方便。

主意已定,王会悟登门拜访了黄绍兰。毕竟内外有别,该保密的还须保密,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来了上海,他们都是李达的朋友,托我租借女校校舍作为下榻处,如今女校放假,就请给个方便。

黄绍兰爽快地答应了。王会悟经实地察看,租下了前面一幢楼上的3间校舍。

代表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王会悟向黄绍兰再提要求:“旅行团大都是贫寒书生,就让他们在校里用餐,可节省些开销,还烦校长着人提防,以免小偷光顾他们的宿舍。”

“这倒也是。”黄绍兰当下指派一个厨役为他们做饭,又认真叮嘱厨役看好校门,不许外人进入学校。

代表们陆续到达,其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等人住进了博文女校。

72213名代表聚集在博文女校住宿处,举行了一大预备会议,推举张国焘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会议记录,还商讨了会议议程。

王会悟也来了女校,坐在阳台上边摇芭蕉扇,边注视校门及上楼来的方向。

自代表们入住博文女校起,由于“熟人”的关照,自始至终安然无事。请看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

文章中的“熟人”,就是王会悟。

 

【陡生变故,会议如何续开?】

1921723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餐厅开幕。参加会议的共13位代表,另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列席会议。

为安全起见,会议安排在每天晚上举行。第八天即730日夜间,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计划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通过党纲等决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变故降临。

据王会悟的回忆,她像往日开会时一样,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男子,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王忙问李家的厨师这是谁,厨师答是侄少爷的同学。她捉摸这事有蹊跷,就去会场报告,然为时已晚。

多个代表记得,当晚会议刚开始,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了门口,目光在代表们脸上扫视,好像在找人……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所需要的证据,只得悻悻而去。(详见本刊20115期,苏智良《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编者注)

代表们庆幸逃过一劫,继而商讨下一步怎么办。一致的见地,会议必须开完,但不能再在上海了。有人提议去杭州,但被多数人否决了。理由是杭州属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控制严厉,密探出没无常。也有人建议转到王会悟老家乌镇开。王会悟想了想摇摇头:“乌镇是个小地方,一下子去了十几个外地人,又都穿着西装、长衫,太引人注目了,不保险。”到底去哪里继续开会为好,众人拿不定主意,一时沉寂无声。

王会悟虽不是一大代表,却有心为他们排忧解难,发话建议说:“去嘉兴南湖开吧。我在嘉兴师范读书时,常到南湖玩,那儿大又不大,小又不小,热闹中有幽静处,游人少,利于隐蔽,离上海又近,当天可以来回。”

李达赞同妻子的提议:“南湖我也去过,虽属风景名胜,但毕竟是县里的小去处,官兵、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比较安全。”

王会悟对改址南湖的具体地点也已有了构想:“租借游船装作游湖的,就在船上开会,神不知鬼不觉。万一发生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

众代表异口同声赞成,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 鉴于大家在李公馆的行动已引来租界当局的警觉,故应尽快离沪为好。张国焘决定翌日就去嘉兴,要王会悟充当向导,并办理租借游船等事。末了问她是否晓得火车时刻,最好早点出发,一天之内把会开完。

王会悟回答说:“过年时回去过一趟,好像7点多钟吧。”她知道事关重大,马虎不得,站起来说,“这样吧,我去北火车站看一下,你们等着。”说完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去了。一个小时后,王会悟匆匆赶回,掏出记录的班次告诉大家。当下商定,第二天上午头班车出发。

731早上735分,代表们跟着王会悟登车南下。从旅途安全考虑,她将董必武、何叔衡两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安排在头等车厢,其余代表则分散在几节车厢里,叮嘱他们不要往来串联,少与别的乘客闲话,以免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到嘉兴下车后,王会悟先领着代表们去了车站附近的张家弄,在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歇脚,安排他们洗脸吃早饭后,告诉旅馆账房:“这两个房间给我们留着,玩得开心的话,明天再玩。”她的用心是,假使今天不能结束会议,就要在这里过夜了,免得到时候再为住宿操心。

王会悟毕竟不大来嘉兴,趁着大家吃饭休息的当儿,找到就读于嘉兴中学的亲戚孔另境,请其帮忙租条游船。孔另境领着王会悟租了一条画舫。据王会悟的回忆:当时准备雇条大的,但他们说,要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已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雇了一条中号船,船费45角,中午饭一桌酒菜3元,当时把钱付清。

 

【麻将的妙用:“奇女子”心细如发】

大家刚走到旅馆门口,王会悟猛然想起了什么,回到账房先生那里,租了两副麻将牌塞进包里。

这一行边走边指指点点,说说笑笑,街市居民听着他们南腔北调的口音,一副初来乍到的新奇乐,只当是来观光旅游的外来客。

到了湖边,王会悟先与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登上烟雨楼,迈步回廊转悠,好像在居高临下眺望景色,实是察看周围形势,选择画舫“游览”路线。对此,王会悟的回忆文章里有载:“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

王会悟在前,代表们随后,到了雇定的游船边,她用家乡话与船老大夫妇招呼,指引代表们上了船。这艘被后人誉为“红船”的画舫,分前、中、后三舱,船头的前舱搭有遮阳挡雨的凉棚;中间是个大舱,放着一张大八仙桌及凳椅,会议就在里边举行;后舱置有橱灶等物。船的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船头船梢。

代表们走进中舱会议室,围绕着八仙桌坐下。王会悟从包里取出租借的麻将牌,“哗”地一声倒桌子上:“需要时搓一副。”众人笑着会意点头。

游船缓缓离岸,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南湖的游船上开始了。

王会悟向代表们做了个“小些声”的手势,走去船尾,告诉船家,将船划到烟雨楼东南约半里许荡漾,此处属比较偏僻的水域,游船少,离岸近。她作了探测,结果甚为满意:“吱吱呷呷”的摇橹声、“哗哗”的拨水声、水上男女老少的欢娱声,以及岸上传来的嘈杂声不绝于耳,是难以听清船舱里讲话声的。

会议继续30日晚上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程,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穿戴时髦以资掩护的王会悟,坐在船头凉棚下,悠然嗑着酱油瓜子,还哼起了家乡小调,不动声色望着前后左右。外人只当她是游客雇请的歌女,或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正在饱览“轻烟拂渚”的迷人景色呢。

据王会悟的回忆,是日天气阴沉,不大有太阳,好像要下阵雨,游客较平日里少了许多。王会悟毫不懈怠,见有别的游船靠近时,就用手中的折扇轻敲船舱壁板,舱内马上传出了洗牌声,还夹杂着审牌官司的嚷嚷。

下午一点多钟,王会悟让船老大划着拖梢小船,把预订的酒菜送到。她招呼代表们用餐,在八仙桌上摆好酒菜后,径自离开船舱,又去坐在了船头。代表们异口同声招呼她一起吃,李达还走过去拉臂催请,但她忠于职守,执意不从,并不失风趣地说:“你们是贵宾,我是站岗放哨的,实在不敢僭越。”

吃完饭稍事休息,继续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下午3点以后,天气由阴转晴,湖上的画舫多了起来,还有留声机里放京戏的。王会悟加倍警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嘟——”汽笛声传来,王会悟寻声望去,是一只汽艇,不禁担心起来。在她的概念里,快速灵活的汽艇属军警专用,于是又一次敲响了船舱壁板。代表们故伎重演,立即摆起了四方城,“白板”、“八筒”、“六万”一声接一声。

汽船正向画舫开来,“突突突”的马达声也传进了舱里,代表们也有些紧张了。他们也都晓得,备有这种新式船只的不是平民百姓。

王会悟瞟着汽艇的动向,依然若无其事地嗑着瓜子,心里盘算着汽艇上的人若来盘问该如何应对。腹案在脑中形成,随即探身舱口小声叮嘱两句:“就说玩了西湖来玩南湖,千万不要说从上海来的。”

虚惊一场,汽艇在画舫不远处穿过。听船娘说,这是城里一个豪绅的私人游艇,为炫耀其身份,常来湖里转悠,汽笛拉得又响又长。

大会继续,选举出中央局3人组合: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

傍晚6时许,代表们起立,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碧波浩渺的南湖游船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王会悟以其智慧勇气,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赢得了专家学者高度评价:“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 、“一大幕后功臣” 、“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 、“组织了一大南湖会议的有功之臣”、“一大卫士”……

 

【“红船”再现南湖】

根据形势需要,中共准备召开二大时,中央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筹备会务,会址的选择又颇费踌躇。原有的据点李公馆已不能再用了,陈独秀寓所渔阳里2号也曾遭巡捕房搜查,设在那里的《新青年》杂志社被查封。王会悟与丈夫李达挺身而出,将住处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作为二大会场。她再一次自告奋勇“重操旧业 ”,为二大站岗放哨。对此,儿子李心天回忆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第一天就是在我父母亲上海的家里召开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姐姐在门口放哨,做警卫工作……”

当年冬天,毛泽东邀李达夫妇前去长沙,协助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李达任校长,王会悟在该校补习班教授英文,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夫妻俩先是隐蔽上海,后迁居北平,开办“笔耕堂”书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出版马克思学说。19375月,王会悟想方设法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送往延安。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称赞李达夫妇“是真正的人”,随即将此书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

“七七”事变起,北平沦陷,李达去家乡湖南避难,王会悟带着子女留守家中。日伪几次逼王会悟交代李达去向,甚至关押殴打。王会悟坚不吐实,于8月下旬在朋友帮助下逃出虎口,流亡西南大后方,其间夫妻儿女失散。

1949年夏,毛泽东邀请“我公司发起人之一”李达到北平共商开国大计,对李达说:“解放啦,快把会悟他们接来吧。”王会悟于是得以与丈夫团聚,建国后被安排在法制委员会任职,后因积年劳顿、体弱多病而离职休养。

中共建党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一大文献保存到建国以后的几乎为零,而健在的不多几位代表,也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直至1970年代末,连一大召开的时间都未搞清。王会悟因此成了“活档案”,研究一大党史的专家、学者及报刊记者们纷至沓来。她不厌其烦接待,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回顾一大的细节。

嘉兴南湖上那艘闻名中外的“红船”,得以成功仿制陈列,王会悟同样功不可没。

1958年底,中央批准浙江嘉兴县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者带着模型船前往北京,经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他们去找王会悟。王会悟叙述了当年画舫的大概长度、船面布局、开会舱房里的陈设、装饰,乃至桌椅的颜色等。筹建者用心记录,重新设计制作,然后再送北京审定,董必武来了答复:“就是这种船。”于是据以放大仿制。

195971,红船如愿制造成功,国庆10周年时正式对外展出,南湖红船从此声名远播,至今已在南湖碧波上停泊了53个春秋。2006年,乌镇兴建了“王会悟纪念馆”,也陈列有红船模型。

红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朝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扬帆起航。

睹物思人,王会悟这位红色奇女子的风采、功绩,也引起了参观者的景仰、赞叹。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转载请注明出处

 

蔷 薇 叶 子(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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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则)

    邵燕祥

 

 

无形的辫子

 

有一个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动,先期征求题词。我脑子一热,写下两句话;

  

辛亥革命剪掉了有形的辫子

无形的辫子要拖到哪年哪月?

右写廖冰兄大师语意

 

廖冰兄先生的原话是:

  

剪掉有形的辫子是中山先生当年的丰功伟绩

剪尽无形的辫子是我们当今的艰巨任务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敬制

                    一九八六年八月廖冰兄

 

廖冰兄的原作,不仅字字有生气,而且在条幅正中画有一条长长的发辫,同时条幅上端画了一把打横的剪刀,差不多在齐发根处把长辫一截两断,长长的剪刀将合未合之际,我们仿佛刚刚听见“咔喳”一声——眼看着剪断的大半截发辫就要落地了。

相形之下,我写的那两行字虽取意于先生,却显得有气无力,卷把卷把束之高阁了。我没有练过毛笔字,应该懂得藏拙之道,此其一;其二则是我没有对廖老那两句极富新意又极富深意的话加以阐发,只是同义重复,鹦鹉学舌。

我问自己:老人家在1/4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两句话,我当时弄明白了吗?若当时不求甚解,那末现在弄明白了吗?我能把他“无形的辫子”之所指,说个清清楚楚吗?我能说清楚这个“艰巨的任务”现已完成了多少?哪些完成了,哪些“尚未成功”?为什么?

连辛亥革命剪掉有形的辫子后留下的“无形的辫子”的内涵都说不清,还奢谈什么对辛亥百年的纪念?

我说不清,先就表明我没有真正明白老人当年这样写、这样说的用心。我且无以拿今天的“明明白白”和“清清楚楚”来告慰廖冰兄老人,我又何以纪念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告慰从孙、黄到普通一兵的成千上万辛亥志士和革命烈士在天之灵呢?

从辛亥革命以来,几代革命先行者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确都是鲜血所染,无数青春和生命换来的。

我将回顾。我将反省。我将深思。并与读者共勉。

 

 

道德谴责无用论

 

对于弥漫全社会的腐败,社会管理上的弊端,我和许多人一样,常有无可奈何之感。因为像贪官的“前腐后继”,窝案串案大案特大案的层出不穷,真像是月亮里吴刚砍伐桂树,随伐随生;西绪弗斯推石上山,随上随下。

大约二三十年前,有一句流传颇广的顺口溜,谓“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指的就是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

现在想想我自己,也的确说了不少的话,不过是以时感、杂文、随笔的形式,刊发在公开的报刊上,有的发行量还不小。从我个人说是面对社会的发言,从社会舆论说也不失为一种声音。然而,多年下来结一下账,我感到真好像“说了也白说”,等于说了若干年的废话,并无助于社会现状的改进与社会道德的提升。

说到道德,我的神经颤动了一下。再三思量,就在于我说的话不在“点儿”上,因为千言万语,多只限于道德谴责罢了。

道德这个东西,属于意识形态。但我以为在人类由丛林的野蛮迈入文明阶段以后,就已有了一种超阶级、超民族、超国界的共同规约和戒条——或者也可以叫做“普世道德”。这形成了人类最基本的教养,如各个宗教都奉为圭臬的“不打诳语”、“勿欺骗”、“不要害人”……还有应该是产生于私有制以后的“勿偷盗”(即使是主张废除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也绝无肯定偷盗的言论)。因此,像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一类无限放大了的偷盗行为,以我们的见闻,似乎还没有在哪一种生产方式中、哪一个社会制度下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

可以说,对社会上各样的负面现象进行道德谴责,当然比简单的“骂娘”要理性,是正当的,为宪法法律所允许的,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收效甚微。为什么?

很简单。道德谴责的言语,对于有道德的人,即具有道德自觉的人,可以获得共鸣和呼应。然而对于没有道德、不讲道德、蔑弃道德、践踏道德的人,完全无用,他们根本没有“道德的耳朵”,他们充耳不闻。任你的道德谴责响彻云天,就跟一切牢骚、诅咒乃至乞求一样,于他们如浮云,坏事照做,恶行不改,能奈他何?!

而我们所做的道德谴责,应该主要不是说给有道德的人听的。

可悲的是,只有有道德的人讲道德,只有守法的人遵守法律。而正如多年来的普法教育只是对守法者进行,甚至是由违法者对守法者进行,多年来我们听惯了贪官作反贪报告,道德败坏者进行道德说教。事情往往这样颠倒了。

即使已经显得苍白无力的道德谴责,也还经常被有力者视为眼中钉。于是,近年来,社会上连“说了也白说”的声音,似乎也日益微弱了。

那末,我们就不再作什么道德谴责了吧。然而,除了道德谴责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找到了比道德谴责更有力又更有效的途径么?

                                       

庸官不庸

 

中国有庸官吗?有人说有,我说没有。

官场这么复杂,不用说智商低下,中等智商的平庸之辈也上不去。能上到一定级别,没一个不是高智商的。

高智商的人绝不会甘于平庸。

个个高智商。不过有的表现在这方面,有的表现在那方面,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

你说做官就要做事,不做事就是庸官——谁没做事?不过有好事有坏事。有的,你让他做好事时看着是碌碌无为,平庸得很,做起坏事来,却非等闲之辈。

做坏事,违法乱纪,那就不是庸官的问题,是贪官污吏、恶官酷吏之流了。

在没有误落法网的时候,谁知道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要把坏事变成好事,还是要把好事变成坏事?有的事光做不说,有的事光说不做,有的事还要装傻充愣,揣着明白说糊涂。有时候他也许故意让你感到平庸,甚至低能,念几个白(别)字,说几句昏话,便像是典型的庸官了。可他想做的事,一样也没落下,他想达到的目的,个个都如愿以偿——这叫大智若愚。都叫你看出来,还叫高智商吗?那才真叫庸官了。

那末,叫人看得出来、揭发出来的坏官,显然是庸官了,他的道行还不够呀!

不然,那是因为他时运不济,走了“背字儿”,赶在“(某个)点儿上”,为偶然性所玩弄(包括所谓站错了队之类)。与其本人庸与不庸,智商高低,有为无为都没有关系也。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转载请注明出处

 

苏俄禁书成了中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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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禁书成了中学教科书

——《古拉格群岛》命运之变迁

   蓝英年

 

 

曾被克格勃撒下天罗地网搜查的禁书

 

我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了。但却记得见过这本书的时间。1980年暑假前几天,外语系一位老先生神秘地告诉我有一本书,可以借给我看,晚上到她那儿去取,但只能看一天半。

取回来一看,500多页的俄文版著作,书名是《古拉格群岛》,作者是索尔仁尼琴。我听说过这是一本极端反动的书,苏联的禁书,看这本书的人要去坐牢。出于对禁书的好奇,我当然想看看。但以我的水平,一天半内看完500多页的原版书根本做不到。我匆匆翻了翻,第二天便悄悄把书还给老先生,对她说我读起来很吃力,这本书不像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和情节,也不像理论书,加上土语、行话太多,看不懂。现在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书中提到逮捕中东路工作人员的那几句话,因为我那时正在看有关中东路的书。

1989年我应邀到苏联远东大学教汉语,这时索尔仁尼琴已在美国——1974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这一年,《古拉格群岛》在苏联出版,俄国朋友送了我一套(三本)。我先找记述中东路的那几句话。“被捕入狱的有……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通通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译文用内部发行的中译本,下同——作者注)

我把三大本《古拉格群岛》放在一边,先读评论《古拉格群岛》的文章,很多评论都提到列宁在191817日发表的《怎样组织竞赛》这篇文章。列宁在文中提到“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评论者认为这是大清洗的开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虽然,列宁在1917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里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狱‘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列宁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寻找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争的对象。”

索尔仁尼琴认为,镇压与清洗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不是始于1937年,而是革命胜利后便开始了。反对的或政权认为反对它的人如此之多,所以相应的镇压机构,如克格勃(不同时期有不同叫法),便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古拉格是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缩写,群岛则是遍及全俄国的意思。索尔仁尼琴采访全国各地受迫害人,记录了他们的遭遇。这些记录汇集成书便是《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把这本书称为“文艺性调查初探”,在卷首写了一段话:“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存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不仅是揭发斯大林暴行的书,而且是为在暴力革命下牺牲的人鸣冤叫屈的书。“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本书。克格勃撒下天罗地网,搜查参与写作和保存、藏匿这本书的人,以至见过这本书的人。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普京与索尔仁尼琴未亡人的对话

 

但《古拉格群岛》还是拍成胶片流到国外。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如果当局进一步迫害他,他就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他也把这本书看成保护自己的盾牌。但没等到“进一步迫害”,书便在国外出版。国内掀起声讨索尔仁尼琴的轩然大波,不少人要求严惩他。勃列日涅夫对他还算客气,只把他一家驱逐出境。但在苏联,《古拉格群岛》仍是谈虎色变的大毒草,更别说阅读了。海关人员工作出色,杜绝《古拉格群岛》流入苏联。1980年我见到的那本也是美国出版的。到1989年,形势变化,《古拉格群岛》已公开出版,读者阅读它如同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阿赫玛托娃的诗集、侨民作家苔菲的讽刺小说一样,不再受到惩处。苏联已为索尔仁尼琴恢复名誉,那时他还在美国。后来回国,陆续出书,被尊为经典作家,2008年在莫斯科去世。我觉得这样对待索尔仁尼琴已经算公道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20101026日俄《独立报》增刊上刊登了普京与索尔仁尼琴未亡人的谈话。翻译如下:

 

普京:您好,纳塔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简称纳塔利亚)。一年半前我们见过面。那次您建议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列入中学教学大纲。

纳塔利亚:我怎么觉得是您提议的呢。好吧,就算咱们两人共同提议的吧……

普京:可我记得还是您先提议的,记得您是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我委托教育部办这件事。教育部通过决议,着手办这件事。我听说您为中学读本做了很多事,缩写了《古拉格群岛》。现在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发行5000册。

纳塔利亚:10000册。

普京:已经发行10000册了?他们告诉我5000册。

纳塔利亚:……各地区教育部门争先为图书馆订购,很快就10000册了。

普京:太好了。这件事发生在政治迫害牺牲者日前夕,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我还是对您的这个想法表示感谢(这个想法最先还是您提的),为您给中学缩写这本书感谢您。

纳塔利亚:我坚信不仅中学生要读这本书,我们所有人都应读一读,作为我们的家庭作业。不完成家庭作业,别说现代化考不及格,连存活、自救都考不及格。需要知道过去的一切,以免我们再被打得鼻青脸肿,再度陷入我们从中爬出的深渊。

我相信能做好这件事……我大大缩减了篇幅,但书中的精华保留下来,尽管有很多沉重的地方。我想,我们的中学生和成年人,没有时间阅读厚厚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但可以读缩写本,读完会更聪明、更坚强。我坚信需要研究这本书,至于研究的范围可由教师决定。

普京:十分感谢您,我完全赞成您的看法。这是一本非常需要的书。不研究书中所记录的现实,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不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思考未来必将困难重重。

 

纳塔利亚一年前就开始缩写《古拉格群岛》。据《独立报》20091210日报道,记者问她,索尔仁尼琴是否同意缩写《古拉格群岛》?她回答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时美国人就缩写了《古拉格群岛》。这位美国学者把缩写的《古拉格群岛》英语本拿给索尔仁尼琴看,征求他的意见。索尔仁尼琴先不同意,后来大家说服了他。他因此想到出版俄语缩写本。所以出版《古拉格群岛》缩写本的想法来自索尔仁尼琴。纳塔利亚说是索尔仁尼琴委托她做这件事,并自豪地说“当然是我缩写,别人做不了这件事。只有我完全理解《古拉格群岛》的构思”。我读到这里哑然失笑,老太太口气太大了。我读过女高音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女作家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在她们两家都住过一段时间,她们都没提到纳塔利亚有写作能力。索尔仁尼琴的前妻在《阅读的俄罗斯》一书中更把她写得毫无文化。我没看过《古拉格群岛》的缩写本,但我相信一定有别人参与,因为中学生的读物文字一定特别规范,她的写作水平达不到。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

 

普京需要什么样的教科书

 

“这是一本非常需要的书。不研究书中所记录的现实,我们无法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不全面了解我们的国家,思考未来必将困难重重”。普京的这段话是用黑体排出的,编辑强调这段话的重要。普京作为国家总理,强调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而且是通过《古拉格群岛》了解。这本曾被定为最反动的书变成中学生必读物,白云苍狗,变迁何其大也。普京肯定读过这本书,知道自己向中学生推荐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中学生知道祖国坎坷的经历,不会再怀念被宣传美化的过去,必定向往与过去决然不同的未来。普京有这份信心。

顺便说几句,2006年,普京担任总统期间,建议索尔仁尼琴为中学11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二、高三)编写一部历史教科书。但索尔仁尼琴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推荐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祖波夫编写一部“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普京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定写作大纲。索尔仁尼琴身体尚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教科书使用,后由阿斯特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苏联、俄罗斯不知出版过多少种历史教科书了,为什么普京还要重新编写一部呢?这一部与先前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不同?显然先前的历史教科书普京不满意,起码认为是不真实的。他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教科书呢?《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共两部,一部900多页,另一部1000多页,拿起来都吃力,更不用说阅读了。我没有勇气读,只得走捷径,借友人李玉贞女士的文章一用,只引用标题和小标题。标题——《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小标题共八个: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二、关于十月革命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四、关于红色恐怖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想,标题和小标题已经说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教科书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苏俄文学研究专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转载请注明出处

 

忽然想到——文化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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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

——文化的变异

 

   陈四益 /     黄永厚 /

 

2011年11月08日 - 同舟共进 - 《同舟共进》的博客

  

 

这是个文化满天飞的时代。

这是个误读文化与文化误读的时代。

 

告别了文化成为政治婢妾的时代,文化投入了金钱的怀抱。

起先是为金钱“搭台”。招商引资之际,轻歌曼舞,为商业营造一种外在的氛围。文化与金钱还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其实,也还是“为政治服务”的延续,因为经济的发展已被称为“最大的政治”。

 

招商成功了,引资签约了,经济发展了,但“搭台”的“文化”并未从中得到什么“实惠”。文化依旧贫困。失望、苦闷,弥漫一时。不甘于贫困的开始“走穴”,换点小小的实惠。

终于,“文化”悟到它自身也是“经济”,自身就是金钱。它不必低三下四替人“搭台”,它自己就该“唱戏”。这无疑是观念上的一种进步。于是,有了“文化产业”一说。

 

文化已成“产业”。而传统的文化人不善经营,很难挤入文化“产业人”的行列。文化的“产业人”大多是赚钱的高手而非文化的高手。兼而有之的高手不是没有,只是不多,所以高品位的“产品”虽有,而平庸之作泛滥。只看每年的“十佳”、“百佳”,经济效益始终是决定性因素,便知底里。

 

赚钱成了第一位,“文化”反倒成了其次。这也因为对于“文化产业家”,文化的价值,不说唯一至少第一是能否赚钱。不赚钱,没人给你补贴;不赚钱,拢不住文化“大腕儿”——“大腕儿”是“文化产业家”赚钱的工具,但看起来好像是“大腕儿”代表着“文化”。

 

大腕儿,过去叫“角儿”或“红角儿”,虽然有其本事,但多半是捧出来的。许多奇才因为没有人捧,潦倒终身不能显其名。但捧角儿要花销。所以过去捧角儿多为阔佬儿或是大佬儿。阔佬儿捧角儿靠财力,大佬儿捧角儿靠势力。财力好懂,势力则未必就是位高权重,能把持文化市场者,即有势力。最好的组合是财力与势力的结合。

先前没有这种组合,红角儿只是已成名的名角儿。有了这种组合,把无名者捧成名角儿便轻而易举。捧过一批,再来一批,是文化界之通例,并非只是演艺界如此。看起来代有“才人”,其实还是后面的推手在引导着潮流。

 

财力推手看重的是票子。戏码、畅销书、收藏乃至各种遗址、名人故里、名胜古迹,竞相炒作,以收益论价值。争捧新人,争抢死人,争造假货,争抬价格,后台的推手固然是财力,前台的叫卖则不乏所谓“学者名流”。他们在推销着“财力文化”的同时也推销着自己,而他们,正是财力推手所要哄抬的“名流”。

财力、名流、大腕儿,构成了支撑财力文化的“三角”。多数“粉丝”在这“三角”的忽悠下如痴如狂,为财力文化提供着不竭的财源。

 

势力推手的着眼点是推动文化为某种政治需要和社会需要服务。在财力有限的时期,这种推动主要靠各种鼓动、号召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在财力渐丰或财力雄厚时,就演化为定向投入和定项招标了。

势力推手不满于财力推手的见利忘义,不时会给予批评和敲打,但势力推手又缺乏文化创造的才干。于是,一方出主题、出思想,另一方赋予这主题与思想某种文化形式,便成为两大推手的合作方式。

势力推手感到指挥的灵便,何为而不乐;财力推手从中大可获利,何乐而不为。只不过财力推手对此未必有真正的巨大热情,也未必理解其思想与主题,所以此类制作虽备极华丽与热闹,但终于不能成为文化的精品。

 

势力推手的急功近利与财力推手的唯利是图,往往造就着文化的怪胎。

一些地方真古董无人保护,假古董泛滥成灾;一些地方奢靡、庸俗、丑怪、无聊的城市建筑文化,不但浪费了大量资源,也败坏着城市的文化趣味。

书刊文化中平庸、虚假、编造、抄袭、迎合已成风气,低级趣味盛行。内容的肤浅与包装的华丽,相映成趣,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当是呼唤巨人的时代。社会的急遽变化,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各类人物轮番登场,不同阶层人的命运浮沉交替,变幻莫测。这正是一个观察、研究、分析、体验的大好机会,是孕育文化创造的绝好时机。能否出现文化创造的巨人,端赖有志者的努力。

 

十一

可惜今天文化的推手,主要还是财、势两家。财以利诱,势以位招,诱惑多多,能正心诚意,真正致力于文化创造者实属寥寥。何况文化的创造,单有心还不行,还要有才干,有积累,有创造的环境与氛围。环视寰中,斯人何在?

 

 

十二

或许我们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只能有“为政治的文化”和“为金钱的文化”,但“为人生的文化”终将复归。那将是一种排除财、势的干预与诱惑的文化,孕育美好灵魂的文化,滋养一代新人的文化。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0,转载请注明出处

 

忽然想到——何以为官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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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何以为官

 

   陈四益 /     黄永厚 /

2011年11月08日 - 同舟共进 - 《同舟共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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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夜叉国》中有惊人之问:“问何以为‘官’?”(我本想写“惊天之问”,后来想想,“天”居高,司空见惯,或不屑听此一问;人处卑,利害相关,闻之方惊。)书中答辞也妙:“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几千年来,中国为“官”者的自我感觉或老百姓对“官”的观感,大抵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进城,同国民党的官员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县里开会,自带铺盖,住处就在假期学校的空教室里,饭食之简易也令人叹惋。就是在北京,司局级干部也是或坐大巴,或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

据说朱总司令一日“失踪”,急得警卫团团转。还是秘书稔知老总喜爱,查找当日报上广告,料定是自己溜出去看球赛,这才在球场的人堆里找到了他——哪里有“出则舆马,入则高堂”的气息。从“官员”的作派,百姓判定:国家有望。那是一段“官员”与百姓的“蜜月期”。

 

直到“文革”前夕,杨西光已升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的教师、学生,无老无少还都是称“西光同志”;就是“文革”中,湖南省的干部称张平化也是“平化同志”或“平化老倌”;直到“文革”过后,新华社的员工无大无小称社长穆青还是“穆青同志”或“穆老头儿”。

按照先前官员的品秩,县太爷不过七品,下面的科道只算得上“吏”。现在不行了,哪怕一个县里随便什么局长,不以官职相称,就是“大不敬”。不是有这样的话吗:“你随随便便就给我打电话,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

“局长”很值钱——官民之分严矣。

 

官民之分严,官员觉得“官”与“民”的衣食住行样样要显差别,方能见出威风。于是,官的架子日渐膨胀。大小衙门门禁森严,出入警车开道,道路限行。官阶愈大,官威愈甚。在一处游览区,见一大官乘船下湖,湖上一切游船皆受令回避,好像那湖山就是他的私产,更不用说动辄一路戒严,一路封道,一路扰民了。前人把“松间喝道”视为煞风景之事,比起清船游湖,小巫耳。

 

“出则舆马”,又成官场常例。时代不同,舆马早已换为轿车。上世纪80年代,少数乡镇官员购买公车时,农民刺之为“屁股底下坐头牛”——在普遍贫困的岁月,使用一辆汽车的开销,差不多要一头牛的价钱,在当日农村已是惊人的耗费。现在一个乡镇四套班子,不知有多少屁股,坐多少头牛了。愈往上,衙门愈大,“公车”愈多。有车之后又要讲究品牌,捷达不行要皇冠,皇冠不行要奥迪,奥迪不行要陆虎。车品愈高,耗费愈大,而政府官员视同寻常。

或曰:时代不同了,老百姓不是也有私家车了吗?那么,既然老百姓上下班都用私车,当官的工资已比百姓为高,何以还要公家开销?

 

“入则高堂”,也要改为“入则华厦”了。最近这十几年,是各级衙门办公场所大比拼的时代。每到一处,最华丽的当数政府的衙门。比较欧美各国政府,我们一个乡镇怕也顶得上人家的市政府甚至首相官邸。据说还有人均办公面积超过100平米的衙门。我到过一些地市,官厦的阔绰,叹为观止。中国的富庶,都堆在各级衙门的脸上了。

 

官员的威风岂止“上一呼而下百诺”。雷人官语不时出现在网上。对百姓曰:“你们算个屁呀!”代表着某类官员的“庶民观”。官员到哪里都叫“视察”,哪怕是携眷游玩;官员讲句话都称“指示”,哪怕是不咸不淡的应酬;接待都有盛宴,送行俱备赆送,下雨有人撑伞,烈日有人遮阳。美酒、名烟、“名特土产”,虽是本地风光,俱为罕见珍品。这些做派,无需远溯,同晚清谴责小说描写的竟无太大差别。官,还是那个“官”;官场,也还是那个官场,好像革了一百多年的命,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古今毕竟还有不同。过去的官僚,所求不过“升官发财”四字。现在的官员,更加多欲,大凡有名有利之事,样样不肯放过。譬如,过去的官员中虽也有学者,但官阶之外并无头衔,做学问大都要自己去做,自己掏钱刊印,是又赔精力又赔钱财的事情。现在不同,有了官衔,就掌握了权力,有权支配科研“项目”。大官支配大项目,小官也有小项目,真正做学问的人,倒要攀着一个官员领衔才拿得到课题。出了成果,照例官员排名第一——虽然事情是别人做的。于是,官员们在衙里做官,到下面就“讲学”,在别人写的书上署名,凭着他人的成果申报院士。外国的院士出在做学问的机构,中国不久恐怕“院士”都要出自官场了——科教兴国,成了科教兴“官”。

照我的想法,要做官,就勤勤恳恳做官,不要想当院士;做院士,就老老实实做学问,别往官堆里挤。行政事务缠身还有心思于学问吗?整日专研学问,还能勤于政事吗?问题出在当官的什么名誉、好处都想要,连带着念书人也把先当官再捞“学问”,当作“学途捷径”。.

 

追名逐利的官员,心思不在政务。只看各种问题不是媒体曝光,就是网上沸扬,这才看到官员急急忙忙出来表态、承诺,美其名曰“第一时间”。本可防患于未然的事情,何以不闹到干柴烈火绝无人问?中国的官民比据说世界第一,那么国人纳税养着许多官员所为何来?

上世纪80年代一出豫剧台词风行全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把“作主”改为“服务”,更合于时代之观念。

 

官位、钱财、头衔乃至女色无所不贪,内怀多欲,外沽虚名,凌虐百姓的官员当然只是一部分,用权威部门的语言“只是极少数人”。少到什么程度,未见公布,但其造成的局面足以败坏整个官场,使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官府的信用大为跌价。若说社会危机,窃以为唯此为大。

 

十一

孔子弟子问:治理国家时,“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不得已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孔子说“去兵”;若不得已再要去掉一项时,当去何者?答曰“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去兵”、“去食”的主张我存疑。无兵,无食,灭国就在眼前,国将不存,还谈什么治理?但孔子非常看重政府的信用,很有眼光。一个政府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位讲《论语》蹿红的明星说,“民信之”就是百姓要对政府有信仰。这就颠倒了主次。百姓不会对所有政府都“信仰”,而政府必须得到百姓的信任。怎样才能得到信任?不是靠封住百姓的嘴巴,也不是靠整日价自我赞扬,而要靠政府所有官员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而不是让百姓为他们做事。那些败坏着官风的官员,不会顾及政府的信用,只顾捞取眼前的好处。他们的处世哲学,有如一个法国人(且不管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五还是某位法王的情妇)所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过,他们比那个法国人乖巧,早为自己准备了退路:船还没翻,老鼠早已搬家了。

 

十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孟夫子,原因是他说了一些皇帝不爱听的话。譬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他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这些话听着刺耳,其实倒是在为君主们的天下着想。“臣”字本来象奴隶之形,后来作为官僚与庶民的通称。如果在上者把百姓视如土芥或“屁民”,那么最终的结果是自己被百姓抛弃。

还是孟夫子的话:“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心的向背,是一个政权的基石,权力,金钱,武力都不足恃。这道理,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懂得的。今之官员有多少人懂得,难言矣。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转载请注明出处

 


江山不夕阳——福建的那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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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不夕阳

——福建的那些人那些事

 

    余世存

 

【福建有灵气、正气、清气】

福建的山水真是好。中原内地多是一马平川,起伏也多是一些可怜的丘陵;西部则苍凉,或有着地连天般的高难;苏杭是秀气了,水乡的浓郁难以浇化开大块;岭南的鸟语有着距离,不能让人心安。当然,中国各地都有风景名胜,只是个性化的喜好难为外人道。我喜欢福建的山水,自成格局,自有天地。

我第一次到福建已是人近中年。作为一个走马匆匆的游客,尽管多数时候呆在都市里,却仍能感到自然的力量、美和友谊。天风海涛、街树野花、碧水丹山,处处让人感觉到生命置身于天地自然之中。甚至庙宇也让我称道,开放、平凡,不高高在上,立身于大地之上不局促,但也绝不浪费。福建让我重温或说发现了自然,因此我在鼓浪屿、在南日岛、在厦大的校园里长久地徘徊,在刻着弘一法师“悲欣交集”的巨大山石前流连。

对一个地方怀抱亲切,一定有社会关系使然。是的,我的朋友郭玉闪、曾金燕就是福建人,这些优秀的中国人在福建生长,走出福建而在国家社会层面上服务于我们。我到了他们的家乡,对其山水不免有一种谬托知己的自家人之感。其他,则是因胡少安先生而了解到福建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项南。项公的清正、不幸都让人想起传统文明中的贤良,听说有人申请为其立庙以便祭祀。我们中国现代化百年,传统文明之道仍不绝如线,这尤其值得对现代化想当然而数典忘祖的人们记取,我因此在《非常道》里写了项公的几则故事。甚至在北大经济学院的一次讲座上,我在最后提到了项南,把他作为社会改革其兴实速的例子。虽然至今多数中国人被忽悠说现实的改进需要一两代或子子孙孙的努力,甚至他们自己也绝望地以为有生之年永难见人间大同了,但孔子的弟子们都明白数年即可变法变国,儒家社会的贤臣名将们更是实践了数年间政通人和的民生民权之梦。项南主政福建不足5年,却让福建人念念不忘,也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一度逢人说项,以至于一个河南的企业家想跟我一道去福建访访项南的遗迹。

我是一个孤陋的人。这仅有的几个人物却足以让我对福建感觉亲切。它有灵气、仙气、神气、正气、清气,应接不暇的风物也并非江南那样的尤物易逝易脆,而是坚韧又柔和,敞开又自足。

现代化的征服,使得很多地方的山水、树木、人物都死掉了。河流、花朵、人民都失去了精气神,无奈无采地数着日子。但福建的山水还是活的,活脱脱活泼泼的。在拟人化的人性教育里,大概没有比榕树更恰当的树木能够时刻给我们以生命示范了。如福建人自己所说:世上有哪一种树像榕树,能把根长出地面;又有哪一种树像榕树,枝繁叶茂、独木成林、气度不凡、大家风范?榕树象征希望,旺盛的生命力,开拓、向上、坚韧,等等。而在泉州、福州等地,圆寂半个多世纪的弘一法师的精灵仍能触动我们,法师的书法,从真气淋漓的联语到临终遗笔,都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慈悲和爱。慎之生前也说过,看弘一的字想哭,一个生命的波动示意能够让另一生命以泪相酬,这是何等的正觉完善。

我喜欢福建的山水,我相信山水的精灵仍在呵护我们、安慰我们。

  

【三代人在为一个人写传】

因缘际会,我决意离开消磨人的都市,卜居乡下,调养身体,看云发呆。我在南国高原,整日曝晒于阳光下。端庄地站立在阳光里该有多好,篷松地飘散在惊风中该有多好。一天接受的阳光相当于在都市里一年的收获吧。迟到的中年投荒,因为身体生理对都市的厌倦把自己交给了乡野。当然,乡村并非桃花源。每到赶集日,看到辛苦一生仍在劳作的老农们,看到他们因陋就简地在江湖医生那里治疗牙病、眼病、关节病等,就知道他们一代代努力的方向:城市化、现代化,今天仍是他们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国家社会的现代要素,文教卫公检法等公共服务产品,有时与其说是服务于他们,不如说是诱惑和收割。在这样远远追赶式的生存学习中,他们没有积累,没有创造,没有个性,没有自信。他们的幸福只能存在于差序格局里半径最小的一格亲友圈中。

我能理解今天的农民何以连一个茅厕都盖不好,也能理解他们任由村庄成为垃圾场。龚自珍也理解了一些问题,“中年才子躭丝竹,俭岁高人厌薜萝”,那已是农耕文明的晚期了,而他眼里仍多是同类。直到今天,我们华文化的全体子民仍未找到安身的生存方式。在龚自珍之前,大唐帝国的诗人更少圣贤之心,诗人说,他只对风、云、雨、电感兴趣,他需要的是聆听天籁,是感觉自然与身体的碰撞。这对今天的我们显然是奢侈了。帝国的才人们不需要创造即可享受,不需要付出即可体验。今天的中国人却得从头开始,从蒙昧中开始生命的全部演进史。

这种最可痛惜的生存状态,让人坐忘的山水仍不能给予全部的轻松。一如年轻的朋友“骇”过之后仍无路可走。良园虽好,非久居之地。中国之大,何处能安下我们的身心?作为中国人,我知道我们的历史有着三五年即“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文化力量,也知道“一年成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生存示范和文明成就,但今天的中国人却跟文明的安慰遥遥无期。

我就这样在乡下开始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2008年清明节前,少安先生找到我,说是项南的纪念亭在福建落成了,问我有无兴趣去看看。我当然有兴趣,只是未能成行。我知道这一盛事凝结着夏蒙先生的心血,这个有历史感的同龄人很早就为项南记录、保存了不少影像资料。项南去世后,夏蒙更是多方奔走,向人们介绍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成就,最终使这个共产党人走进了中国史。从饶宗颐、潘主兰,到陈建霖,到夏蒙、胡少安,这老中青三代人在为一个人写传,又是在延续中国文化,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表达中国文化的当代品格。

一两个贤臣廉吏挽救不了一个王朝,但对特定时空中的黎民百姓来说,他们生存的改善往往依赖于前者。这是我们文明至今的事实。

当少安先生邀请我再去福建做神仙游时,已是深秋了。我跟几位前辈、朋友坐车到连城,参观了纪念项南的碑亭。碑亭在冠豸山上,由新加坡华侨李陆大先生捐资兴建,陈建霖先生设计,汉唐风格。大理石的碑石上刻着赵朴初的《项南同志哀辞》,据说是赵朴老在听说项南去世后书写的,“四十三年前,与君初相识。意态惊英发,言辞喜真挚……”200多字一气呵成,神完气足。项南生前喜欢王冕的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纪念项南的“清气亭”三个字,是国学大家饶宗颐先生书写。至于亭柱上的楹联,出自已故大书法家潘主兰之手。 我们在碑亭间流连,似乎跟文明史的某种东西相惜相恋。起项南于九泉,他一定对历史的这种厚爱稍感宽慰。

  

【自称武夷山“狗官”的那个人】

为项南痛哭的非止一人。10年前,项南病逝的消息传到福建,有一个人正在车上,他叫司机停车,自己下车后对着北方,双膝跪地,痛哭失声,司机劝阻半天而不能止。

这个人就是陈建霖。少安一再向我推荐,希望我能会会这个奇人。据少安介绍,这个人是武夷山的大功臣,自称“狗官”,一条“看山狗”,谁要破坏武夷山,谁要在山上砍树,他就咬谁。陈建霖一辈子都在武夷山生活,只要在武夷山,他就每天骑车几十公里上班。他还徒步走遍了武夷,山上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从“文革”到1980年代开放、1990年代的经济大建设,陈都为保护武夷山的树木耗尽精神。自1980年代起,陈建霖就是作家记者们的好素材,像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中就写到了陈建霖。

这么一个名人仍窝在武夷山。少安说,不要以为陈建霖只是别人笔下的对象,外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类似义务护林工一样的公务员,一个有点儿偏执的退休老人。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天才,书画、木刻、设计,样样来得。甚至不要以为他只是地方上的名士奇才,他的资讯并不短缺,读书多,对时政同样有及时性的关注。陈的交往也广,从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到贩夫走卒,他都有好朋友。这让我对陈建霖有着长久的猜想,他算哪一类人:行动力强的艺术家、艺术天分高的公务员、山中国士、对富贵有着另类性格的土财主、愤世嫉俗者、怀才不遇者、名士、英雄……

第一次到福建因缘不够,与陈建霖失之交臂。这一次少安做足了准备,并出人意料地把郑仲兵、李洪林诸公拉上,我从福州赶到厦门跟郑老师会合,真是意外之喜。我们在厦门逗留半天,一起上武夷山。

晚上的武夷山,不算寒冷却也凉得可以。在机场出口,看到少安跟人打招呼,想到这就是陈建霖,不觉莞尔。陈的长相太像丁聪笔下的人了,只是小丁漫画到了陈建霖的头脸,使这个退休的老人显示着一种奇气、拗气。他已经68岁的人了,比郑仲兵老师只小一岁,但显然他的身体要比郑老师好得多。

陈建霖把我们接到宾馆休息,一路上充当导游。陈的说话极快,像没经过脑子,随时随地随人的问话脱口而出。他的声音高亢,中气十足中又显然受过伤害,一种自残式的伤害,一种内心经历过极多极大隐痛的结果,但凄凉中绝不雅驯,而有一种冷眼向洋且占有式的决绝,一种最高判决式的苍茫。他说城市街道,说领导人一级保护的待遇,说题词者与造假者共创的面子和谐。这个孤独的老人像雅典的苏格拉底,似乎只有不停地言说才能宣泄他的孤愤,才能让只揭开了冰山一角的真相留住。

第二天,陈建霖接着做我们的导游。听讲他的经历,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开始的孤军奋战,跟时流抗争。破四旧、毁文物的时候,他想办法从农民、工人手里,从工地上把石碑、牌坊、石龟、佛像等抢救下来。毁林的时候,他向农民、村干部、政府官员哀求、下跪,能救一棵树就救一棵树。他求一个农民手下留情的故事广为流传,身上仅有的5元钱不够,又跑回家拿出60元给农民,只是为救一棵松树。

这样的成就当然有限。他亲眼见过无数的四五人合抱才抱得住的百年、千年樟树,今天只剩下几棵了。说起他年轻时眼中的武夷山,陈建霖几乎只剩下感叹。1980年代,当时的地方政府要盖大楼,嫌政府大院里一棵900岁高龄的大樟树碍事,决定砍伐。陈建霖疯了一样四处告状、求援,为树请命,并拉来建筑大师杨廷宝帮忙。我们这次参观了这棵大樟树,高大苍劲,树冠宽阔,其绿荫足以覆盖五个篮球场,成百上千只小鸟在上面嬉戏、鸣叫。

因为这种几十年间的社会破坏,原来可以走船逆流的九曲溪水已经浅得可以,只能划竹筏顺流了。但是,陈一生与武夷同在,他有限的努力仍结出了可观的果实。自1980年代以来,以旅游为中心目标的地方政府开始了对武夷山的开发,而作为武夷山景区管委会的基建科长,陈建霖有了用武之地。他设计了不少旅游路线,把武夷山变成了一个园林景区。而许多材料,都来自于他当年的收集……

20多年前,项南也为陈建霖感动过。当时的武夷山像天生丽质的仙子,任由社会上作践,以至于项南学会了陈建霖的巧言,去劝说农民,不要再砍树了,树就是大王峰的衣服,你砍了树就是把人家的裤头扒了。由此可见当年的蛮化,而今大王峰附近的山水如园林,远近皆可观,远观山川之秀,近看人文匠心。这一切,都跟陈建霖有关。

我以为陈建霖做基建时是他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问时得到的回答却不是。陈一生没有舒心过,他对武夷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保护了一辈子的武夷山,但武夷山却被他们“弄成这个样子”。如今,除了黄岗山一带的自然保护区还有原始森林的风貌外,其他地方,已不能用森林相称了。山上虽然还有树木,但合抱之木已寥寥可数。陈建霖说:“就算是砍一半留一半也好呀,可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砍得精光!”虽然我们眼中的武夷算得上山清水秀,而且武夷山已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但善言的陈建霖说:“全世界都在走后门!”

的确,陈建霖的善言给每一个接触他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善言不是乖巧,而是幽默、辛辣的讽刺,含泪的笑。据说他当年就把项南说笑了,项南无可奈何地批评他:你这个人,就是嘴快。他为此得罪了不少人,甚至上级或中央来人时,会有官员提前把他“监护”起来,以免他向人告状。我们能想象陈建霖经历了这么多,而出口愤激又幽默的原因。陈建霖也把我们说笑了,一向方正、清严、不苟言笑的李洪林老人被陈建霖说得开怀。而一生愁苦、命蹇的郑仲兵也被陈建霖引发,童心十足。

陈建霖说每个北京人都是一个小吸尘器,他欢迎大家来武夷山新陈代谢。看着陈建霖上下坡行走如飞,我问他检查身体有什么高指标。陈答,什么都不高,就是工资高了。原来他的基本工资多年都在500元左右,退休之后反而有所增高。陈在前面带我们逛景区,他接一电话,答之:“哦,我在哪里啊,我在太平间啊,你要过来吗?”这样的话几乎把我们笑坏了。路过一处房地产项目,看着三四层高的独栋别墅,陈建霖说,犹太人居住点。经他一说,我们明白过来,可不是吗,中产阶级或富豪们的休闲豪宅栋栋挨在一起,跟山水完全不协调,倒像是示众的材料和受监控的对象。

陈是性情中人,杨继绳的大著《墓碑》出版不久,他看了一晚上而多次流泪;但白天仍坚持陪我们。陈又是目高于顶放言无忌的。当年项南到武夷山,拍马者请项公写字,陈当面指责,并说项南非书家;到项南倒霉时,陈预感有领导要来把项南的题字毁掉,而提前藏好,果然如是。

对我们来说,陈是朋友,是英雄战士,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更是神仙。我们去陈家,看他的书画作品、木刻作品和收藏,那是真正的文化、历史和中国啊,那么多的东西几十年间就与陈建霖为伴,相依为命,那些东西连同他的盆景,可以做一个私人博物馆而有余。我们也算是有过阅历的,李洪林、郑仲兵、胡少安等先生更见过不少好东西,但在陈建霖的作品和收藏面前,只能无言地感叹。许多作品,都是陈建霖在孤独中做出来了,他看到一块石头捡回来,用几天时间刻出一个实用又美观的面盆,一块木头在他的手下就是仕女、观音等美好的象征,一棵树根则变成了达摩、孤僧……当他的同龄人多在紧跟时代的时候,当人们多在战天斗地、发财致富、追求社会成功的时候,陈像一个集英雄和艺术心性一身的神灵,静观时代和世人的迁移,默默地为同胞、为世界创造并保存了美好的事物,创造并保存了天人价值。他从未想过把一生的所有拿出来变现,他是淡泊的。给他几捆钱扰乱他的心性和生活,不如与他安静地在武夷山上喝上半天茶。他的享受就是在武夷山上喝茶、聊天、读书,他恋恋不已的是武夷山水。

  

【项南、陈建霖的价值示范】

尽管那么多的记者、作家写了陈建霖,但像历史一样公正地还原他的人并不多;如同今天的中国对项南、任仲夷等人的态度一样。历史正义和文明正义还未全面现身。李洪林的感慨是对的,陈建霖的意义远非一个环保者一个文化人一个公务员所能概括得了。陈的人生成就可能需要后来者不断地发掘和明认。正像张謇跟南通的关系、卢作孚跟北碚的关系一样,陈建霖的起点和条件虽低,却也以一生的努力印证了个人与地理的关系。按传统文史学者们的笔法,人们纪传陈建霖,将称其“陈武夷建霖先生”。这个人间的神仙,如果有墓志,那应该是可以慰人慰己的,比如,“命乖粗完一生事,无愧身伴武夷灵”。

我相信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和相互认知,他们的人生才在最孤绝中也有着安慰。我们经常为某些人惋惜,说他没有活过漫漫长夜。但实际上,中国文化从未以类似末日审判的尺度来评判人生。新天新地的神话扫荡了前人的历史和芸芸众生的意义,人人以为只有活好今天、活在“明天更美好”的时代才值得。今天的中国人甚至多以活一天享受文明的新生活为荣:如果新的技术、新的享受、新的政治生态还未来到就倒下了,那真是死不瞑目;如果以现时的财富、权贵、名声等尺度来评判而不能及格,那真是人生的失败。

但文化中国从未丧失它的品质,在社会衰败面前,中国的文化人、贤良大臣、山中野夫,仍以自身的光热温暖了世人。我的福建之行见证了社会转型中的价值示范,这种社会转型,有许多称呼,乱世、道德失衡、价值失序,很多人以为这种时代的人生就是随波逐流,就是人云亦云。但夏蒙、胡少安、陈建霖们却示范了道理、礼仪和一种永恒的历史价值。无论是项南纪念碑亭,还是武夷山的陈建霖足迹,还是潘主兰的书法艺术,都是民间的力量显示了当代弥足珍贵的文明。礼失掉了,文明不见了,请以文明来说服人,这些民间力量就是文明,就是礼仪。

我相信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孤苦的中国人有着至上的尊严,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自觉,如项南、任仲夷……我相信他们走得安详,一如潘主兰为项南写下的挽联: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权高于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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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高于王权

 

    安立志

 

 

古代中国,由于王朝更替,江山易帜,导致连年战乱,饿殍遍野,曹操笔下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并非文学虚构。改朝换代如此,同室操戈亦如此。朱明叔侄的削藩靖难,也曾演出过一幕“青磷白骨,怵惊心目”的历史悲剧。

前不久,笔者翻阅一本咏史诗集,在“楚汉风云”一节,对项羽不乏弹赞叹惋者,甚至虞姬和乌骓马也成了咏叹对象,涉及民众的文字却寥若晨星,只有韩愈与张可久的一诗一曲。“天下苦秦久矣”,项羽、刘邦步陈胜、吴广后尘揭竿而起,在推翻了暴政后,本应与民休养生息。然因各路豪强争权夺利,致使“伤心秦汉,生民涂炭”(《卖花声?怀古》)。楚汉相持,胜负未决,青壮年厌倦了军旅,老弱者疲困于“支前”。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天下连年战乱,只因我们二人而起。倒不如一决雌雄,以免连累苍生。项羽的建议遭到了刘邦的拒绝:“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广武涧对话”。且不论项羽是乱世枭雄还是起义首领,能以“毋徒苦天下之民”为念,实乃难能可贵。他的这种意识并非昙花一现,在乌江之战中,项羽本可以乘船过江,摆脱困境,甚至“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他却毅然选择了自刎。项羽是否“以一人独生为耻,以天下苍生为念”尚待讨论,但他毕竟没有采纳乌江亭长在江东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从而没有酿成“真成一掷赌乾坤”(韩愈《过鸿沟》)的惨局,这正是他的悲壮之处。

项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将人民生计置于王权争夺之上的思想,没有机会实践。其实,在古圣先贤那里,这一思想的渊源要久远得多。在《庄子?让王》中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问题。居住邠地的太王亶父,遭到狄人进攻。纳捐进贡狄人均不接受,其目的就是占有邠地。亶父说:“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于是拿起马鞭离开邠地。民众成群结队跟随他,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国家。

这段故事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做我的臣民和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呢)。这点比较好理解,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封建帝王如同历史舞台上的走马灯,诚如元人张养浩所说“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山坡羊?咸阳怀古》),“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山坡羊?骊山怀古》)京城皇帝的姓氏可能是刘李赵朱;皇城旗幡的标志也可能是蛮夷羌狄,百姓的命运却没有什么区别。如此说来,亶父老先生所谓的“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并没有错。因此,他才会劝百姓“子皆勉居矣”(你们都和狄人凑合着居住吧)。在封建皇权时代,“为吾臣”还是“为狄人臣”,“臣民”是无权选择的。为摆脱这种无论“兴亡”只能“百姓苦”的历史宿命,人民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社会的管理者。这也是今世政治文明的一条康庄大道。

二是“不以所用养害所养”(不要因为养活人的土地而危害所养活的人民)。这一点的思想价值则更为先进。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尚且不能因土地而危害民众,皇位与政权只是“王权”的组成部分,只是由民脂民膏(赋税)供养的上层建筑,更不应为了“王权”的延续而伤害民众利益。当时还没有“人权”这样的现代概念,庄子只是称亶父为“能尊生者”(能够尊重生命的人)。亶父的“能尊生”与项羽的“毋徒苦天下之民”,其着眼点同样顾及了民众的生命与生计。在封建帝王的观念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百姓是被统治者养活的,这个逻辑显然是颠倒了。即使如此,在亶父看来,当“王权”危及“人权”时,“王权”应当让位于“人权”,而不是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权”。这说明,在亶父的潜意识里,“人权”是高于“王权”的。

今天,多数国家的“王权”早已被取代,“人权”高于“王权”自然十分正常。然而,这样的道理,说来容易,贯彻实难。2011年发生在北非、中东的事件一再说明,一些统治者为了延续已经执掌了几十年的朝政,不惜将全国民众置于血泊之中;东亚一些封建寡头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胤,竟将民众挟为人质。在他们的眼里,“人权”仍然是“王权”俎上的鱼肉。今夕何夕,可悲也夫!

在国共重庆谈判时,追求民主政治与和平建国,成为当时民众的强烈呼声。黄齐生先生作词曰:“民主如船,民权似水,水涨奚愁船不高?”所反映的就是这一背景。词的尾句正是:“安排定, 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可见,如同亶父居邠,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也谈“五一口号”中的“万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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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五一口号”中的“万岁”问题

 

      

 

 

张素华的《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一文(《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否定了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中引述陈友群在中直机关第二组的发言,即“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郭道晖特别注明,他所引用的这段发言,出自当时中直机关的会议简报。李锐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第五组第32号,19801117日)。而张素华的文章则是查阅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

我先谈一个学术规则问题。

从一般的学术规则上说,郭、李文章给出了文献的原始出处,但不完善。因为引述的是一个从未公开的会议简报,严格说,应当再给出完整影印件。《炎黄春秋》刊发李锐文章时,可能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只影印了原件的片断。

张素华引用原始档案,严格说,也不完全符合现代学术规则。因为首次引用原始档案,应当给出:一、档案的具体详细保存地;二、档案的卷宗号;三、使用档案的平等条件;四、档案的完整原始照片。

我不是说张素华不了解这些学术规则,而是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学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把有使用档案特殊权利的学者和一般的学者放在同一个层面评价。我相信张素华使用档案的真实性,但我希望以后具有使用特殊档案权利的中共党史研究者,要对自己使用档案的前提作出说明,声明自己是以特殊身份获得查阅档案资格的,以保证学术对话的平等权利。

回到问题本身,我补充三条另外的材料:

一、1950510日出版,中宣部负责主编的《宣传通讯》,曾刊出1950423日制定的《中央关于纪念“五一”的方法和内容的指示》,其中提到“在宣传中除依照中央所发口号及关于发展生产的一般宣传外……”,按张素华提示,毛泽东421日即修改了“五一口号”,但奇怪的是《宣传通讯》却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刊出这个口号,按李锐文章中说法,这个文件起草过程中可能存在复杂性。

二、195081日出版的《宣传通讯》第2期第6页至第8页,发表了一个“八一口号”,口号恰好也是35条。其中第3135条顺序排列是:毛主席万岁,朱德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八一口号”是附在19507月《中共中央与军委关于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指示》后,另外单独发出的,距离“五一口号”,时间只有两个月。如果按张素华提到的档案中刘少奇亲笔改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成了后来发表的正式“五一口号”,那么两个月后制定的“八一口号”中,为何没有延续刘少奇的提法,而还用了“毛主席万岁”?如果这些文件都是胡乔木负责起草的,说明胡乔木在行文习惯中有他固定遵守的规则,而刘少奇的改动并没有影响胡乔木的习惯,这说明胡乔木更了解毛泽东。

三、195777日出版的《宣传通讯》第9期刊载了《中央关于“七一”刊像、挂像、唱歌办法的规定》,这个规定注明制定时间是19516月。其中第一条规定:“一般报纸在一版右侧刊毛、刘、周、朱照片,左侧刊马、恩、列、斯照片,均由上而下。”第二条规定:“纪念会场悬挂马、恩、列、斯、毛、刘、周、朱八人照片,排为一列,由左向右(自台下看)。”到了19519月,《宣传通讯》第19期第7页刊出《中央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如下: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即朝鲜金日成、越南胡志明、波兰贝鲁特……”

这条“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的规定,可与李锐“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判断互证。

 

(作者系文史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言有易,言无难:再谈“毛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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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易,言无难:再谈“毛罗对话”

 

    高王凌

 

一时沸沸扬扬的“毛罗对话”——19577月,罗稷南在上海询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有了黄宗英的“亲聆”之后(《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可贵的是还配有一张现场照片),从一个史家的角度看,已经可以“定案”了。但若从史学的角度看,则还有些话可说。

首先,是黄宗英先生所谓“孤证”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只有“孤证”,她当不当说?说了又管不管用?

当初黄先生的律师史保嘉说起这事,我即表示,“孤证”,在黄先生的立场,倒无须考虑;一件事讲得有没有道理,当由史家去评定,是属于史家的问题。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好比当庭对质,原告的举证是否有理当由法庭评定,他只管讲他的理由就是了,别的则不必管。

我还想转告黄先生的是,过去人们重视,甚至是单一地依赖文字史料,现在“口述历史”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治当代史,并不能只靠文字史料(直到现在,经某书“广泛查询”而不收录的事情还是常见的),无论是政治史还是社会史,都不能不依靠口说的史料,哪怕仅是一个“小人物”,讲的只是“乡里琐谈”。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新的潮流。

其次,还得从《百年潮》2002年第9期那篇反驳文章说起。该文通过大量“考据”,斩钉截铁地认为“毛罗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原因倒不是毛有无机会来上海(这是对话的地点),也不是他在1957年曾否来过(这是对话的时间);而是罗稷南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哪里“够胆”向毛讲这些话(所谓并非“锋芒毕露”之人)?又有什么资格这样讲话(“同毛泽东有多熟悉”)?一句话,“以(罗)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他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象他在7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来”。

事后看来,所有这些推论,哪有一句能站得住?

在我(一个历史学者)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连带着一个史学上的道理,即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证明它“有”,则易;证明它“没有”,却很难。

使我想到这一问题的,是多年前(大约1994年)俄国著名的中国通、外交家和史学家齐赫文斯基来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在阅读了已经解秘的档案材料之后,可以断定,苏共当初并未反对过中共渡江“解放全中国”。

这是不是太“轻巧”了?轮到大家提问,我便提了几点,算是“矫情”一番——毛与若干中共领导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要公然“骗人”(“好长脸”么)?翻译师哲没听说过,是否即可表示苏联人没有说过(当时五大书记中至少刘少奇、任弼时二人俄文都有相当功底)?更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档案里没有的,事实上就一定没有吗?

其实,这并不是我“发明”的道理,而是有一句老话,就叫做:“言‘有’易,言‘无’难”。说来话长,1927年王力(语言学家)在清华做研究生论文时,他的指导教师赵元任即为他批了这几个字。据说,这成为王先生的座右铭,一辈子受用不尽。(吴辛丑《“言有易,言无难”》,《读书》1998年第12期)

这个论点,正点出了前述《百年潮》文章的“不讲理”处。该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引述了毛泽东一段话(讲述时间“待考”,但已收录于《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里):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又不敢写……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以我浅薄的经验来看,这段话没准倒可以证明毛确实谈过“要是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一问题。它与本文开头所引那段对话的区别,也没有那么大——如果再考虑到这种文本在发表前还要经过多少道修饰、修改的话。

毛为什么要在那36个文人、知识分子面前讲这番话?这或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可能还是与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有关,所以他才“率性任情”地讲了;换了另一个场合(如在党的会议上),则不大可能(大约也不会有类似的提问)。毛是哪一种人物,我们不好随便定义,但他决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也不是什么“文秘”。我想对这样一些基本的判断,我们都不该会错了意。

最后我想说的是,黄先生所说,恐怕并非“孤证”。《书摘》(2002年第12期)有一篇罗稷南侄子陈煌的文章即曾谈及此事。所以周大公子海婴知晓此事,其来路自不止一处——读者一查,便知分晓。

刚刚又读到一段文字,据说,1936年初鲁迅曾对共产党人冯雪峰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周正章《1936,鲁迅为何坚拒赴苏》,《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但它若只是一个“孤证”呢?我想只好引用如下的话,以示吾道之“不孤”:

 有人铁口断言孤证没有说服力,但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孤证是假象世界里唯一的真实。(刘洪波《解传广先生笔下的伊拉克》,《南方周末》<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319

在我看来,这种问题不知还会碰到多少次,是为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2,转载请注明出处

 

乌龙会的乌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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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会的乌龙事

□    聂作平

多年以来,杏花春雨的江南就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富庶之地。地处长江之尾的太仓,今天是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在明代,则是一个辖有昆山、常熟和嘉定三县的州级行政区。但在明代,州与县的级别相差无几,以古人的观点看,太仓虽有三县,亦不过百里之地罢了。就是这个百里之地,当时却是人文荟萃的风水宝地,首辅王锡爵,兵部尚书王在晋,大才子王世贞、张溥、吴伟业,竟然都出自这里。

举凡一国一邦,当其处于繁荣——哪怕是虚假繁荣的清明时期,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稳定或相对稳定,官员大体能各司其职,人民大体能各安其业。相反,当时代处于衰落的乱世,一大特征就是社会秩序不再稳定,动荡成为家常便饭,官员失职,人民不安其业,人性的恶如同放出笼子的饿兽。以太仓为例,当王世贞和王锡爵——甚至比他们更晚一些的张溥在世时,这里的人民知书达理,倾心教化,敬畏法律;但当时代的车轮驶过甲申之变(1644年为甲申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同年清军入关——编者注),同样是这片丰沃的土地,同样是那群歌哭于斯的人民,竟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

《研堂见闻杂录》是亲历“甲申之变”的一位没留下姓名的文人之作,书中记录了一个叫吕茂成的青年。此人幼年丧父,吃了不少苦,但极聪明,为人谦逊好学。研堂主人虽只长他一岁,他却总是以先生相称,并时常向研堂主人请教诗文。26岁时,吕茂成考中秀才,“志意发舒,高睨阔步”,在研堂主人和其他人看来,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读书人,将会如同大家预想的那样,学而优则仕,进而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但谁也没料到的是,这位青年却突然变成为患乡里的不稳定因素,以致身败名裂,惨遭横死。导致这种巨大人生落差的,表面看是一个叫“乌龙会”的民间组织,深里究,却是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把一个好端端的读书人推上了绝路。

关于“乌龙会”,得先从中国流行了两千年以上的主仆关系说起。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制度,但一些穷困子弟入富家为奴的状况却很普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少穷人常会迫于生计或其他原因,只身或全家卖身为奴,投靠到富人或官宦人家里帮忙或帮闲。当时的规矩是,一旦进某家为奴,必先立一纸字据为契约,主仆关系一旦确立,仆人终身对主人恭谦忠顺,主人则极力维护仆人利益。有不少仆人,就依靠所托身的主人,“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不济也能混碗饭吃,不至于流落街头。有明一代,这种主仆关系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社会和谐,人民各安天命的充分证据。

但大动乱的到来,意味着各种原本正常的秩序的分崩离析。在崇祯自缢而南京尚未推举出新皇帝,满清军队也还没下江南的时间段里,太仓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最能刺激的,就是各种动乱因子。那些原本安于仆人地位的穷困子弟,似乎在一夜之间看到了翻身的希望,他们自发结成数百上千人不等的团伙,各自胁迫其主人交出当初订立的契约,主人一旦动作稍迟,轻则老拳相向,重则举火焚屋。至于瓜分主人财产玉帛之事,也时有发生。其情其景,就像一辆公共汽车,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大家原本相安无事。虽然站着的人想坐下来,但碍于既定秩序,也不敢公然把别人拉起来。而一旦有人带头这样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汽车上的坐者与站者,多半会发生些逆转。所以,社会就像坐公交,有座位的人号召稳定,没座位的渴望重新占座。

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给站着的人们带来了一次难得的“重新占座”的机会。如果说仆人找主人索契约、逼财产还只是预演,那么“乌龙会”的出现,则是预演后的正式粉墨登场了。所谓乌龙会,乃是“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从乌龙会的人员结构,可以看出它对现存秩序有强烈而不可抑制的冲击愿望——“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令人意外的是,吕茂成这位多年来一直饱读圣贤书的学子,竟也一头扎进了乌龙会——他很快就成了里面的三个大头目之一,身后有数百追随者。

关于乌龙会的具体情状,当年留下的史料不多。在当今一些学者笔下,乌龙会被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那么这个“革命群众组织”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首先是向诸大姓,即有产阶级索要金帛。清军渡江的消息传来,乌龙会确信地方政府更加失去控制力,于是乎,数百人手执兵器,穿上唱戏的天神服装,鸣锣呐喊,游行街头。次日,即向诸大姓索要金帛。一个叫龚诚宇的富人,属于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主儿,当乌龙会派人沿街向大户人家收取所谓军饷时,其他富人纷纷忍痛割肉,龚诚宇却坚决不肯。乌龙会“必欲碎其家为快”。当晚,数百人包围龚家,龚诚宇只身逃走,乌龙会将其住处席卷一空。这些抢来的财物,首领如吕茂成等,主持了梁山泊式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宰割。比如在勒索一户姓金的富人后,得一千余金,大部分为吕茂成与另一首领顾慎卿所得,小部分为其部众平分。打土豪,分浮财,向来是中国农民最喜闻乐见的革命形式。因为这种趁天下大乱而乌合成股的革命,既没有真正的危险性——旧政权已垮,新政权没建——还能不劳而获地占有原本高高在上的富人们的财产甚至妻女,这怎能不令草根民众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呢?

乌龙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向富人们寻机报复。有一个姓马的富人,之前得罪了他的一个佃户。这名佃户投奔了吕茂成,吕于是带上百余人,各执武器,冲进马家,差点把倒霉的马某当场群殴致死。痛打之后,马某不得不捧出白金十余两,乌龙会方才善罢甘休。

三是自封官爵,过一把老爷瘾。乌龙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此前最为畏惧的就是官人,不要说县令,哪怕几个自称可以代表政府执法的衙役,就足以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但现在苍天有眼,赐与这样一个难得的乱世,他们也就有机会自由自在地过一把“老爷瘾”了。陈瑶甫领导的是乌龙会的另一纵队,他建立了帅府,自立为帅,手下兄弟们一个个都封了官,以至于“满坐参谋,成群大将,以为觅封侯如拾芥也”。

主人和仆人,官绅和农民,他们之间肯定有矛盾,但在政权稳定时期,这种矛盾往往以双方的隐忍和克制,以及由乡规民约或地方政权的约束而得以调和。但像甲申之变后,天下鼎沸之际,所谓乱世出英雄——英雄的另一面则是混世魔王,当昔日的强者和贵者一旦处于劣势,弱者和贱者必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施以报复。

文学青年吕茂成的结局很悲惨。当清军进驻太仓时,居民和其部下一哄而散,他竟然还像平常那样飘巾长袖,就好像汹汹而来的清军也是他的乌龙会会众一样。清军抓他时,他傲然道:“我是吕茂成。”清军也听说过这么个人物,脱了他的衣服,用一竿长枪穿过他的胫骨,再把他拴到绳子上,光着屁股押到他家里,把他几个月来打土豪分田地弄来的金帛,悉数卷走。此后,清军又把吕茂成牵到一间牛棚里,将其两手缚在柱头上,取来一件庙宇里菩萨所穿的黄袍盖在他身上,讽刺说:“你不是想当皇帝吗?现在就了了你的心愿。”

对吕茂成这个曾向自己虚心请教的文学青年,研堂主人相当感慨:“吕茂成才器大佳,使操之以正,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令士。”可他为何落得这般田地呢?研堂主人的观点是:因为他两次考试名列优等,于是变得自负,加上乌龙会里其他人的怂勇,他便把自己当作了应运而生的大人物,甚至幻想黄袍加身。研堂主人的分析大抵正确,但不完整。因为他没有看到,乱世的可怕,就在于它不但使一般民众疯狂,即便是主张温良恭谦让的读书人,也会不由自主地乱了方寸。在一个疯狂被认为是正常的年头,不可能有人能置身度外地保持清醒。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有些善良的人之所以看起来善良,是由于暂时还没找到作恶的机会;有的好人之所以看起来是好人,是因为有众多外力作用在他身上。套用牛顿定律,那就是:任何个人在没有受到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外力作用的前提下,将保持从良民劣变为坏人的趋势。

第二,哪怕最黑暗的政府,也要比无政府稍好。黑暗的政府大不了多征几个税,多拆几座房,多发明几种新鲜刺激的死亡方式;而无政府带来的,却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互相仇杀与凌辱。也就是说,无政府的社会是没有赢家,只有大输家和小输家的满盘皆输的暗社会。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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