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同舟共进》杂志社博客
Viewing all 229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农地集体所有是“三农”底线

$
0
0


文│贺雪峰

农地并非无人耕种

温铁军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调研,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就是土地自由交易必然导致土地的集中,大量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却难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成为反对秩序的重要力量,也构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基本力量。他甚至发现,诸如印度、拉美等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国内普遍存在以获得土地为目标的游击队在进行着的武装斗争。相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我国政治稳定,没有大规模贫民窟,这多少要归功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温铁军因此一再提醒,中国三农政策的底线是不能允许土地自由交易。

遗憾的是,农村土地确权以及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越来越倾向强化土地承包权,而虚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显然不是要让农民固化在承包地上,也固化不住,而是要推动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土地流转给规模经营大户来种植。而且,国家为了保护规模经营大户种田的意愿,在政策上乃至财政上给大户以各种优惠补贴。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农村仍然有2亿多农户,户均只有几亩耕地,且农户通过两种方式有效应对了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农业经营,一是以半工半耕应对,即缺少外出务工机会的老年人种田,因为老年人机会成本低,种田就比较精细,他们一般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二是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或无法离开农村的青壮年,他们仅仅种自己承包地显然太少,而愿意从外出务工的亲朋邻里那里流入他们的承包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农村适合于耕种的土地现在都被精心耕种着,而不是一般人想当然以为的无人种田,土地被抛荒了。

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搞规模经营的大户要流转农民的土地,农民就不愿意,即使愿意,流转土地的租金也会很高。租金一高,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自然风险也高,搞规模经营的农业主体离开政府补贴就必然破产。为了维系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府就给包括所谓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在内的规模经营以支持,以提高这些规模经营主体的生存能力。

农地承包权绝对化难以逆转

为了发展规模农业或现代农业,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和政策部门就琢磨如何让进城农民退出农业。退出农业也就是退出他们的承包地,在承包权无比巨大的情况下,让农民退出承包地显然不能通过强制的办法,因此就有“有偿退出”一说。农民进城是当前中国的大趋势。如果农民进城,退出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还可以换一笔钱(有偿退出),农民则一方面增加了进城安居的资本,一方面又将土地资源留下来形成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度规模经营。

可问题是,用于种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补偿肯定不多。试算,一亩田用来种粮食,产值也就2000元,利润大概300~500元,那么该地的补偿最多也就在万元左右,一家10亩地也就补10万元。多了10万元,农民可能更容易进城,但拿了这10万元,就意味着进城失败后不可以再返回农村。可想而知,很少有农民愿意低价将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出去。也因此,地方政府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需要面对的往往是农民不愿离土的现实。

允许农民土地承包权绝对化,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权作为抵押担保,赋予土地承包权以财产权的属性,就意味着土地承包权可以交易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及土地确权,就让农村中真正已经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者获得了长久稳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权,这些有能力进城者之所以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显然不是因为从土地上获得了巨大收益,而是在城市有了稳定就业与收入。这样,农地上的收入多少就不重要,即使退出承包土地有补偿,这个土地补偿相对于他们在城市的收入也是不值一提的,所以,他们宁愿让自己在农村的承包地继续“有”在那里,更不会随便退出,哪怕是有偿退出。

换句话说,土地承包权绝对化后,有能力进城的农村人口会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土地权利,而不会将土地承包权变现。那么,随着越来越多农村有能力进城的人口进城,他们就成了不在乎土地收入的地主,真正种田的农户乃至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户,他们种这些城居地主的承包地,且这些承包地已经“确权确地确四至”(四至,指一宗地四周的界限——编者注)到户了,这样的田就不好种,因为根本就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无法依据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土地是别人的,仅仅是租给你,怎么建设?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面,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户却不得不为子女在县城买房,而有强烈的进城冲动。这些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他们开始在城市打拼,做生意缺本金,买房子缺首付,生病没有钱,有的甚至子女办婚礼都缺少办酒席的钱,等等,任何一项生产生活中的大事都可能逼迫他们将土地承包权抵押、转让出去以获得当前手头上的流动性。

可以设想,农民做生意缺本金,将承包权抵押出去,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做生意赚了钱,另外一种是亏了本,他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承包地,还失去了返乡退路。在当前时期,农民做生意赚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亏本的情况则很普遍。进城失败的农户即使只占全国农户的三分之一,也有2亿~3亿之巨。进城失败又无法返乡,就必然聚集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我想,也不必赘述这样的贫民窟会如何影响基本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了。

这样看来,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保持发展中的稳定的巨大优势。返乡种地这样一种可能性让所有进城农民都有安全感,当他们在城市受到委屈、难以立足时,可以底气十足地说:大不了回去种地。

农地是农民的底线保障

有人说,现在仍然认为土地是农民基本社会保障的说法太落伍了。土地收益有限,靠几亩地如何给农民保障?农民永远不可能靠种地致富。

说农民不可能靠几亩地致富的说法本身就误解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是指底线保障,是最后退路。致富是每个人的事情,主要的机会是在城市,是通过市场体系进行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所有人提供了在市场上致富的机会,能否在市场上致富发财,因为资源秉赋的差异,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这是一个激烈竞争的领域,是一个各尽所能的领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领域。国家要做的事情是制定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让所有人在规则里面跳舞。

在市场体系中成功的人士,他们成为强者。而竞争失败者也仍然要维持基本生活,这个基本生活或基本保障,市场无法自动提供,就需要由国家来保证提供。这个基本保障一定是普适的,是为所有人提供的,正因如此,也就必然是低水平的,是最基本的,是维持温饱的,而不可能是体面的。

相对来说,农民有宅基地、有住房、有承包地,总之是只要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就可通过土地来获得基本收入保障,解决温饱问题,就不那么依赖国家所提供的基本保障。农业收入自给自足,使有土地的农民至少可轻易解决温饱问题,从而使国家可以从容面对市场经济中必然出现的其他失败群体,建立相对不错的最低社会基本保障。如果进城失败的农民仍可返回农村,国家的主要精力就可以集中为无法返乡的城市人提供保障,让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城市人也有一定的体面生活空间。当然,这不是排斥进城农民,而要在进城农民留城或返乡之间形成平衡。

未来30年将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保持我国发展中的稳定,就必须继续保持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优势。将农民土地承包权绝对化、财产化,则发展中的不稳定阴影就挥之不去了。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消除对农地确权的十三种疑虑

$
0
0


文│蔡继明

 

如何深化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官方和学界都各自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农地确权利大于弊。首先,土地兼并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与企业兼并相比,并无特别不合理之处:我们既然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允许企业之间进行兼并,特别是允许私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兼并民族企业,那为何不能允许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彼此之间进行产权交易并通过土地兼并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呢?

其次,勿把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兼并想象得如同封建社会那样可怕: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源泉;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有机会从事非农产业或进城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农民的进城欲望和压力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动力。

第一,有观点认为农地确权会导致土地兼并,出现“大地主”。我认为,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拥有多少土地才算大地主呢?我国目前农户的平均土地规模是7.5亩。即使通过兼并扩大3倍,也只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规模;扩大40倍,也只相当于欧盟的水平;扩大100倍,达到750亩,也只相当于美国家庭农场的四分之一。当然,出于公平考虑,我们不希望土地兼并的规模过大,对此,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控制。

第二,认为农地确权会使失地农民失去社会保障。农民是否会失地以及失地后会否失去社会保障,确实与农地所有权有着必然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农地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已有约4000万农民失地,其中大多数成为“三无农民”(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

实际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本质上并不能作为社会保障的手段。我们既不能以农民有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为由而不给农民享有真正的社会保障,相反,更不能以农民一旦失地就会失去社会保障为由反对农地确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推行农地确权的同时,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完善真正的社会保障。

还应该看到,农户人均7.5亩的地对农民而言能起到何等程度的保障作用。显然,我们已不能再把农地的保障狭隘地理解为每亩地可能提供的口粮了:若农民通过出租土地而获得合理的租金,或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土地获得合理的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现金流或一次性现金收入,难道不比土地直接提供的口粮更具有保障作用吗?

第三,认为农地确权后会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从而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农村现有的4亿多劳动力,就农业生产而言,已有一半以上是绝对剩余的——满足全社会对农副产品需求而必需的农业劳动力为1.7亿。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剩余劳动力还会增加。城市在发展第三产业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方面,无疑比农村更具有优势,把这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适得其所,社会的总福利就会增加。

从现代化进程看,目前服务业的发展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明显的空间,实际上农民进城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非抢占了城市职工的工作岗位。需进一步指出,上述担忧代表了城市既得利益的观点,如果从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出发,就不难达成社会共识:在一定程度内,城市就业压力增加并非不可接受的。

第四,认为农地确权会导致大量耕地流失,从而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土地兼并是一回事,而变更土地的用途则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通过土地管理法来约束的。在历史上,农地确权的结果是农业生产的集中和规模化。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只要存在农产品的需求,就不可能没有供给。只要保护耕地的制度未得到严格实施,在任何农地制度下,耕地面积都会减少。相反,农地确权后,城市建设用地征收或征用农地的成本相应增加,客观上会更加真实地反映出土地的稀缺性和社会价值,反而有助于全社会节省使用土地,保护耕地和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第五,认为土地私有会损害农民的利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3倍,其中财产占有差距更大,主要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堵塞了农民获取土地财产收入的渠道。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估计,我国农村127万亿净资产中,土地资产占了近70%,但农民却始终难以致富。不仅如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高达19万平方公里,其中70%以上是宅基地,而这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先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但征地补偿标准又通常是由政府单方面确定。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先生曾指出:“集体化使农民的各种权利受到剥夺,而且找不到一种可以激励农民积极性的适当的分配机制。”杜老指出,我国农村推行集体化,“历史证明,农民是不接受的,是不可取的”。

第六,认为土地确权会导致农民造反。以往的历史教科书都是说农民没有土地就会造反,如今为什么有的学者却说土地确权会导致农民造反呢?这种观点的逻辑是:若土地私有,农民在遇到天灾人祸、衣食无着时就会卖掉土地以解燃眉之急,或一旦经营破产失去作为抵押品的土地后就会造反。这显然一方面低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村支持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低估了农民进行理性决策的能力——农民怎么可能稍有困难就会放弃视作命根子的土地呢?即便农民的其它财产和政府与社会救济都不能解燃眉之急,有土地抵押或变卖总比一无所有要强。

第七,认为土地确权后会导致农民流离失所,使城市周边出现大量贫民窟。土地确权特别是允许农村居民的宅基地连同住房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抵押融资,自然也就有可能使一小部分经营失败的农民失地或流离失所,但和众多农民从中获得的土地权益相比,无疑是利大于弊。至于进城务工不能落户、迁徙不能定居、不得不居住在城中村或城市周边的农民工,政府理应加快完善他们的住房条件,为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

第八,认为土地确权会导致征地成本提高,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土地确权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征地成本,从而会相应地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本。但伴随着征地范围的缩小和大量符合城乡统一规划的农地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破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的独家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就会逐渐下降,房价也会相应下降。这种由市场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的结果,不仅会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而且还能减轻政府大规模兴建保障房的财政负担,通过开征房地产税而获得持续稳定的税源,从长期看,最终会降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

第九,认为农地确权就是否定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否存在,并非以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前提,正如城市非公经济和外资企业,并不会因为使用国有土地而改变其所有制性质。更何况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法承认现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我国的资本所有权已经多元化,劳动力的私有属性也基本确立,展现企业家才能的市场正在形成,为何作为四大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不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呢?这并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公有制主导地位。

第十,认为土地不能“私有化”,否则不能保证国防安全等必要公共物品的供给。我想绝大多数主张土地确权的学者,其本意并不是说全部土地都“私有化”。其实,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在推行所谓“国有化”或“私有化”时,也只是对国有经济或私人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行调整,而非全盘私有或国有。

我所理解的土地“私有化”,一是指部分土地确权。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利益借助于私人土地也可生产和实现,但若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保持一定量的土地公有。二是国家法律允许土地“私有化”,但并非强制推行。农地最终性质的确定应由村民通过民主协商独立自主地选择。只要生产资料所有制符合劳动者的意愿,能够调动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先进的、合理的,就该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

第十一,认为历史上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让农民致富,因此现在也不能实行。我国曾有过灿烂辉煌并长期雄居世界的历史,有过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有过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安居乐业的市井繁荣,而这种繁荣和盛世恰恰是在以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实现的。如果农地确权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怎么可能有农业社会的繁荣呢?

第十二,认为中国的土地不能像美国一样私有,因为中国没有美国的大农场主,而美国没有中国这么多农民。美国历史上也曾是一个农业国家,最初也没有那么多大农场主。美国的农民数量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逐步减少的,大农场主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土地流转和兼并出现的。土地制度是因,城市化和大农场主是果,不能倒因为果。反过来说,中国现在的农民还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经营规模还很小,这恰恰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包括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等,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地流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第十三,认为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由政府或党的部门制定政策的问题,而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不错,中国现行的土地公有制是1982年的《宪法》规定的,但只要符合农民的意愿,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党和政府理应领导人民对现行《宪法》中有关土地制度的规定进行合理修改。

总之,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必须伴之以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必须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与消除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配套进行,必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同步进行。因此,如果从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角度,而非静止的、孤立的、封闭的角度来讨论农地所有制问题,就可消除很多不必要的忧虑,减少片面性,避免无谓的争论。建议政府要积极进行农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土地资源禀赋,探索不同的农地制度改革方案,取得成功经验后适时推广。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陈诚日记》:国民党军的“围剿”因何失败

$
0
0


文│陈红民  徐亮

 

1931年9月1日,国民党军对中共的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尚在进行中,一位高级军官就在其日记中历数此次军事行动的弊端:

此次“剿匪”,关于党政军所得之缺点如左(下):

一、党务:

(一)过去党务工作未能深入民众心坎中,一般信仰不坚定。

(二)党义宣传未得事实佐证,不足昭信。

(三)党义指导与宣传,均缺一贯的精神(如标语、口号等),易启民众轻视。

(四)嗣后应切实拟定详确方案指导群众。

二、政治:

(一)“匪”乱之区初经收复(如宁都、广昌),政治急难上轨。

(二)过去政治似无甚取信于民众。

(三)此次组织之党政委员会未能亲临战地工作。

(四)现在行政长官确有不满人意处(如方本仁等)。

三、军事:

(一)指挥单位过多,系统紊乱,责任不专,且受者无所适从。

(二)剿匪”部队军纪不良,人民视兵如虎。

(三)各部转战日久,颇见懈怠。

(四)匪区”人民受“匪”麻醉,甘为“匪”利用,凡我军雇用向导、派遣侦探,均极困难。

(五)官兵伕减员,无法补充。

   (六)兵站机关对于作战部队,仍无若何关系,关于给养,重要军需品不能源源接济,部队就地征发,每因此破坏军纪,且消耗兵力(办理兵站人员嗜好多端,固不必论,且有希望战事延长,并希望失败者)。

   (七)卫生设备欠完整,伤病官兵处置困难(住院官兵每因院内乱杂,有伤病未愈要求归队者)。

(八)赏罚严明殊感必要。

以上所列举的弊端共16条(包括党务4条,政治4条,军事8条),虽战事仍在进行中,这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总结,日记内容却似乎为第三次“围剿”的结局提供了注脚。日记的作者是陈诚,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奉命率部参加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担任左翼军第2路进击军指挥官,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

陈诚,国民党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1924年6月黄埔军校建立时,陈诚担任军校的教育副官,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在此后长达41年的军旅与政治生涯中,陈诚对蒋竭尽心力,也获得蒋的信任与不次拔擢,成为蒋的嫡系王牌。陈的军事班底以第十一师、第十八军为主体,因十一与十八竖写与“土木”二字相似,故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土木系”。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发动的两次“围剿”失败后,决定策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役蒋更加重视,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坐阵南昌指挥,调集30万大军参与军事行动,且动用了大量的嫡系部队,由何应钦任前敌总司令。蒋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方针,志在必得,企图一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占领苏区。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支王牌,34岁的陈诚奉命率第十八军进入江西,首次参加了对中共的作战。陈诚有写日记的习惯,保存下来的日记由其亲属交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保存。台北“国史馆”于2015年7月出版《陈诚先生日记》,内容包括了陈所遗存21年的日记。

《陈诚先生日记》始于1931年,对其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经过记述甚详。学界对于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研究成果丰硕。陈诚作为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其经历、见闻与反省,角度独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又与众不同的史料。本文拟通过陈诚日记的内容,探讨国民党此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何以遭到挫败。当事者即时观察与片段的思考,或比不上后人绞尽脑汁的分析有条理,但却可能更有说服力。

【国民党军的痼疾】

陈诚对自己的十八军相当自信,日记中不时流露出莫名的优越感。然而,就是这支让陈诚得意的部队,在作战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让他忧虑。在十八军未进入江西前,陈诚就接到驻地当局对其下属“勒借军饷、干涉行政、朋分罚款、强索招待、避驻‘匪区’、军纪废弛、贩卖烟土”等恶行的举报。随着战事的深入,艰苦的自然环境、被红军打击等各种困难,十八军的军纪开始败坏,扰民、克扣伕款、长官欺压士兵、冒销公款等事屡禁不止;更严重的是有官兵逃逸避战、装病落伍。陈诚为整肃军纪、提振士气,不断地通过校阅部队、训话、撤换军官等方式训诫官兵。他还专门制定禁令、赏条各6条,通过严罚重赏来整顿军纪,如“强取民物、擅杀民畜者,枪决。欺诈民众、强赊民货者,枪决。赌博游荡、贻误机要者,枪决”以及“工作重要、不避艰辛者,重赏。举发本军官兵扰民有据者,酌赏。拿捕本军官兵违犯禁令者,酌赏”等。

这些规定,确实奖惩分明,但究竟能否落实,陈诚也无把握:“各级均唯利以图,绝非短时间所能转此恶习也。”

对十八军尚且不满意,陈诚日记中对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弊端指责更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军纪败坏、军民关系恶劣。陈诚沿途所见,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百姓逃离,避之唯恐不及,“闻因过去军队纪律太坏,不能得人民信仰故也”。国民党军队的声誉甚至不如“土匪”,“据说‘土匪’来,仅土豪劣绅倒霉;军队到,连穷苦老百姓均遭殃。证此过去所谓‘军不如匪’之口号,信然”。陈诚观察到,当地民众甘愿为红军服务,而国民党军雇佣其作带路向导,或派遣侦探,“均极困难”。对于所到之地组织的欢迎会,陈诚也有警觉,认为是当地强拉民众的虚应故事,而非群众真心诚意的表达,“我以为所谓欢迎者,或即讨厌并畏怕军人之表现”。

他甚至觉得“现在各部恐比民十五年时代军阀之军队尚不如也。本军固比各部为好,但连年痛苦情形,实不可言状也”。针对苏区民众“多数离乡,不能为我所用”的情况,陈诚建议蒋介石仿效曾国藩镇压捻军的经验,恩威并施,强迫离乡农民归家。对不回家的,采取烧、杀,威胁其家人等强硬办法,但对归乡农民,要“一切待遇应极力优裕”,穷人已分得地主的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免除一切苛捐杂税”。

二、拉夫。陈诚在6月27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军队拉夫的问题。拉夫是旧军队的顽症,国民党军曾以“不拉夫,不勒饷”为标榜,甚至有过“拉夫者枪毙”的严令,然而久禁不绝,在“剿共”战争中有所蔓延。陈诚认为,“招募伕役,军队委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转托当地豪绅,层层相委,弊端百出”,官厅借此搜刮地方,豪绅借此从中渔利,结果“人民以财力来帮助军队,伕役实际得不到利益,大半被县知事、公安局、土劣侵吞”。由于各级以盘剥为目的,结果招募的夫役非贫即弱,贫民蒙其害,贪污土劣得到利益,成为扰民害民之举。“使军队蒙此羞耻之声名,与酿成民众生出厌恶之心理”。

三、派系矛盾。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各有算盘,互相掣肘。通常见到的都是对蒋介石如何袒护嫡系,压制甚至排挤杂牌军的责难。陈诚的部队身为嫡系,应该是集各种宠爱于一身,但在其日记中,笔者看到了来自嫡系的抱怨。有趣的是,陈自称为“中央基本部队”,时时以“我军为中央基本部队,于革命过程中有悠久历史”来训勉下属。但陈认为,蒋介石有时安抚笼络杂牌军的行为,实为“不公”:“现在中央对于各军颇有苦心,如对于待遇方面彼厚此薄之分。我以为无论何事,只须大公无私可也,何必一定对杂军反厚,而使基本部分有断炊之感?总之,自己固不必厚,又何必薄?”

在作战中,陈诚常对“友军”作战不力,拖累自己深感失望。陈日记中数度提到陈铭枢及十九路军,充满轻蔑之意。当十八军较多官兵贪生怕死、逃脱离队之时(陈称,武汉分校第七期毕业生逃脱者有20余人),陈诚又把矛头直指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称“连日逃亡官长颇多,且均系学生,因平日养精处优,不能耐苦所致。钱大钧实本师之罪人,本师一切恶因均由他所造成”。

鉴于各部互不相助、各行其是的状况,陈诚建议蒋介石务必要督促各部队全力执行命令,互相协同。但情况并无改善,陈诚将其部战绩不佳归咎于“友军”的拖累:

此次“剿匪”,原须根本歼灭之,但因友军不力,每因援救友军,至总帅计划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甚至因此而徒劳兵力,殊为可虑。

陈诚对国军的弊端深恶痛绝,他甚至部分地认可中共宣传材料上对国民党军队官长贪渎、财政黑暗、主官骄纵游冶、嗜好多端等弊端的归纳与揭露。

【失策的“围剿”战术】

陈诚身经百战,却是首次参与“剿共”战争,工农红军避实就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让他吃尽苦头。国民党以30万的精兵“围剿”只有3万多的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面对红军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却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最后不得不以损兵折将收场。除了前面所说其军纪败坏,部队间派系林立互不配合等痼疾外,具体战术失策,也是重要的原因。据陈诚日记中所反映,国民党军在具体战术上的失策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蒋介石指挥失当。蒋对第三次“围剿”的决心很大,陈诚是对蒋十分忠诚的亲信,“围剿”期间多次建言献策,但在私人日记中,陈诚对蒋的指挥与用人有不少的批评。在指挥方面,陈诚所不满的是蒋朝令夕改,令下属无所适从。7月下旬,陈率部到达古龙岗,正拟在银坑一带与红军主力决战,蒋介石、何应钦命令其率部向吉安附近集中,待陈部奉命北上到达指定地点附近时,忽接蒋介石命令,要其率部折回。陈诚顿时觉得“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在日记中大发感慨:“总帅部命令朝三暮四,使人无所适从,故各部时有迟疑不前,实高级者养成之。而各部对于高级者不能信仰,亦高级者使然,此不能不注意也……指挥系统不清,各级负责不专,时有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之弊。”

用人方面,陈所抱怨最多的是蒋不是知人善任,而是因人设事,以官位诱人。陈诚在日记中对蒋介石的批评,并不止于军事,他甚至记道:“现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

作战方针失误。蒋介石“剿共”心切,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方针,调集大军,企图于短期内一举消灭红军主力,占领苏区。但江西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加之不少国民党军队系外省调赣,不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中共采取的是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四处游击,使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多次扑空。

陈诚一进战区,就发现山路难行,部队进军困难。因而他质疑蒋的作战方针,指出“大军团集结使用,不适于南方之地形。近日来,行军则拥挤不堪,无法前进;驻军则村落稀少,给养困难;作战则限于地形,无法展开”。向蒋建言要针对山地作战特点,改大兵团作战为精兵突击,则“胜算较多”:“兵实贵精而不在多。古人论山地战,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诚不我欺也。”

其次是后勤保障极为不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兵团作战的后勤保障本来就是基础,国民党军在山区长途跋涉作战,又缺乏民众支持,充分的后勤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由于缺乏基本的保障,陈诚所部有时连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都缺乏,人困马乏。陈的日记中对此抱怨甚多,如:

(8月1日)本军自临川出发,迄今未有一次补给,伙食、药品、汽油均早已用罄,连日各部自采新谷,连米和糠充饥,且有每日仅得一餐者。

(8月11日)沿途士兵极感疲乏,且有几部因给养无著,已断炊两餐,如此用兵,前途殊为顾虑……计自出发二月余,军行三千里,后方无法转送,一切无从补充,东剿西堵,士兵因病落伍者,计四分之一。

由于后勤保障不力,部队基本的食宿都有问题,士兵缺饷少粮,有病得不到及时救治,非战斗性减员增加,有官兵更加厌战,借机脱队逃离。陈诚鉴于所部逃避官兵增多,在8月15日特别下令禁止,对于在逃官兵严加惩处:“凡截获向后逃避官兵,不问隶何部队,一律就地枪决。”要求各部门一体严拿在逃官兵,“务归法办”。同时要求各级官长要关心士兵疾苦,“亟应勤加查察,无使伤病官兵奄卧中途,无人过问”。

【陈诚何以严苛地批评国民党】

仅就陈诚参与第三次“剿共”期间日记所反映出国民党军在战略战术、指挥系统、后勤保障诸方面存在的弊端与问题,其被红军挫败并不奇怪。

当然,第三次“剿共”匆匆收场,与国内情势的风云突变有直接关系。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国民党内各种反蒋势力重新集结,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汪精卫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陈兵湖南进行威胁。广东本为“剿共”一翼,其调转枪头,不仅扰乱了蒋的算盘,也威胁到其统治,迫使蒋不得不分兵“讨逆”。8月中旬,陈诚听到陈济棠等人的军事行动,就不无担心地记道:“粤方对闽、赣取守,对湘取攻,刻已动员。果确,恐剿之功亏一篑也。”“广、桂已决定犯湘,分四路进攻衡、宝,预料湘何(何键——引者注)绝非彼等对手,恐须抽调在赣‘剿匪’部队。如此,则‘匪’又得残延岁月矣”。已预感到“剿共”战争将告一段落。

如果只看文字,很难想象前述深刻批评国民党军弊端的人,竟然是蒋介石嫡系陈诚在战争过程中所写。其实,正如本文开始所引用的日记段落,陈在第三次“剿共”战争期间对国民党的反思并不仅限于军事,而是涉及国民党的党政军及政治制度诸方面。为昭示陈当时思想之激进,用词之尖锐,在此再引一段。

战争结束未久的11月30日,陈与同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贺衷寒有次谈话,他在日记中写下两人的共识:

感受中央一切设施行动均无对象,无一非妥协敷衍、因循苟且以了之。对于主义仅能口头接受,而一切的行为均背道而趋,如民族主义,而卧薪尝胆之精神,早已不闻。次民权主义,则政府诸公之秀妻美妾,人权尚且谈不上,何况民权?再次民生主义,而政府诸人做地皮生意及贩公债图利,无一非反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者。

言财政,只知挥霍掠取,而不开源节流。如海关则操诸买办阶级之手,次如盐税,则由几千年遗传下来之万恶盐商操纵,他如特税、印花等,则全在贪官污吏包办。

而武人之毁法固可恶,文人之玩法尤为痛心。在个人固可含默,在革命责任实非进一步、非流血不可。但过去所流的系人民的血,此后应流一切反动分子及所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血,不然大势已去,必同归于尽。从前北政府未尝无血性男儿也,此不能不谋挽救之方也。

陈、贺谈话不仅依具体事实说明国民党口头上奉行三民主义,而“一切的行为均背道而趋”,贪官污吏横行,武人毁法,文人玩法,而且表示要尽“革命责任”,让一切反动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流血”。这与共产党当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与宣传,何其相似。

问题是,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亲信的陈诚,为何会有如此的思想与省察问题的角度?在此,提出两点拙见供参考。

首先,陈诚是基于对国家前途与国民党前途考虑的“忧患意识”,希望国民党能改弦易辙,纠正错误,振奋精神,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此点不展开讨论。

其次,陈诚仍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他青少年时期即有报国救民的志向,1919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1920年即加入了国民党,1922年从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故乡浙江任职。1923年他追随邓演达离乡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黄埔军校建立后,陈诚经邓演达引荐,担任教育副官,后改任军校炮兵科教官,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1927年国共分裂后,陈诚随蒋“反共”,继续参与对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内的军事斗争。但在思想上,陈反而是受著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影响很深。邓在国共分裂之后,公开讨伐蒋介石,走上了反蒋之路,1930年从苏联回国建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1年8月邓被蒋逮捕,11月遇害。邓被捕后,陈诚一度参与营救工作。

“围剿”开始前,陈诚在给蒋介石电报中曾借用蔡锷的话表达心志:“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陈诚对民众的苦难处境有着朴素的同情心,他认为农民需要休养生息,而战争对农村与农民造成巨大的祸害。他甚至对“剿匪”战争本身对农民的伤害也有反思:“小民蒙其害,贪污土劣受到利益,在军事吃紧中招募伕役以帮助军队,而竟有忍心人藉此做卖买,此其可谓浩叹也!夫‘剿匪’原为安民,而今竟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矣。”他提出,中国实不堪再战而加人民痛苦。陈诚将拾到的苏区《识字课本》内容抄录于日记本上:

工人苦!工人苦!

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只手,终日不停留,难养人数口。

上难养双亲,下难养儿女,有时失了业,卖力无受主。

他对此内容表示高度认可:“以上虽然简单的几句话,实在是中国工人的写真。”

    陈诚不止一次地强调,“剿共”不能专恃军队进剿,“须实行吏治,从事建设,使人民有生路,方能取信于人民,转换人民之心理而为助我”。表明他同情民众,旨在与共产党争夺民众,希望国民党扩大社会基础,成为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党。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陈诚当时的这些态度与思考,很值得研究。

(作者陈红民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徐亮系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嬃水永清,郎山安在——民国“第二恋”

$
0
0


文│裴毅然

 

嬃(xū)江、郎山,浙西江山县著名山水。“嬃水永清,郎山安在”乃江山籍民国名媛毛彦文对未婚夫叛情之“贺语”。“第二恋”乃笔者个人评骘,“第一恋”给了才女兼美女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第一恋”虽精致高雅,各角皆名,唯故事欠缺曲折绵延。“第二恋”人物知名度稍低,却很有故事,含蕴亦丰,或值今人一顾。

“第二恋”女角乃留美硕士毛彦文,三名男角乃朱君毅(留美博士)、吴宓(哈佛硕士)、熊希龄(进士、民国首任总理)。

【逃婚风波】

毛彦文,江山县城毛氏乡绅之女,父叔均为秀才,开过布庄、酱园,当地名绅。毛彦文七岁家馆发蒙,一年后祖母认为“女孩不能考状元,读什么书?”令子撤塾。毛三四岁时便被送外婆家抚养。毛彦文大舅的长子朱斌魁,字君毅,三岁丧母,也送奶奶抚育。前后六七年,这对表兄妹一起睡在奶奶(外婆)床上,同进同出。表兄行五(家族大排行),毛彦文呼“五哥”,“五哥”处处护妹,青梅竹马,情浓趣欢。

辛亥革命,全国动荡,大中学校停课。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五哥与几位回乡学生,借西河毛氏宗祠开设江山“西河女校”,毛彦文得以完成三年小学教育。

1913年春,江山城隍庙“天足”大会,15岁的毛彦文上台演讲。她花了数天背熟长辈拟就的演说稿,但上台后只说了一句“今天是开天足会”,便忘词了,情急之下想到得捐一枚银元,急忙掏出放上主席台:“我先捐一元”,再鞠一躬就下台了。主席台上姚知事问左右:“这女孩是谁家的?她背不出讲词没有哭,知道怎样下台,真是聪敏。”不久,杭州女师开设讲习科(官费),两年结业后充任各县小学师资,各县一名荐额,姚知县想起毛彦文——尽管她年龄并不合格,当时最多18岁。

毛彦文八九岁时,毛父在生意场上结识衢州布店老板方耀堂,成为好友。一次,方耀堂来毛家,见毛彦文聪明伶俐,十分欢喜,便为长子提亲。尽管毛母反对,但终拗不过一家之主。订婚那天家里很热闹,小彦文穿上新衣,得意洋洋,还以为一切都是父母之事,与己无关。直至16岁经西河女校几位教师点拨,才明白订婚就是“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为妻”,这才大哭起来。校长要女校教师“五哥”帮助表妹解除婚姻——家庭革命。此时,毛彦文情窦已开,对清华“五哥”爱敬交迭。五哥安慰她:“我不会让方家把你抢走的,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还经常向表妹讲一些婚姻的意义,日后毛彦文如此记述当时的感受:“你告诉我北京及清华的一切情形与事物,都是我从未听过的,崇拜你的热情,无以复加,你随便说一句,我都当作金玉良言,视你为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人物。”

1914年暑假,衢州方家对洋学生毛彦文很不放心,决定迎娶。毛父软硬兼施对女儿说:“方耀堂刚去世,我们便要赖婚,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的。我会被人责骂,你非嫁过去不可……”毛彦文决意抗婚,与女同学先到离城十里一农家,整夜未合眼,一听狗叫便以为“追兵”杀到。次晨,表弟斌甲雇轿来接,送往南乡清漾村毛子水家暂避,毛子水时在北大读书。毛彦文在那儿受到优待。

逃婚风波闹出后,方家开出条件:赔偿一千银圆、退还订婚饰物;没收女方送去的妆奁。毛家理亏,只好全部应承下来——毛彦文总算解套。

“家庭革命”虽成功,然被全县视为恶例,都说女孩不可送洋学堂。同时责怪毛家家训失严,表兄妹有私。毛彦文一上街便被指指点点,更有人添油加醋写成小说《毛女逃婚记》,尽管“内容十之八九是虚构的”。

【“郎山”离嬃】

毛彦文在顶风冒雨抗婚,朱君毅远在北京“静候佳音”。彦文觉得五哥很自私:一面千方百计破坏方家婚事,一面当她与父亲发生冲突,却躲开不敢露面。此后两月,五哥不断来信,彦文不理不睬,经朱君毅再三苦口解释,才恢复通信。接着,朱要求正式订婚,毛彦文表示反对,理由如下——退婚方家,江山全城都认为我们二人有私,一旦订婚,岂非送人口实;近亲结婚,有害遗传;我学历太低,你将为留学生,前途无量。朱君毅则复信反驳——正因为我们相爱,才毁约方家,人言何足畏哉;有爱情,遗传不会坏;表妹年轻,将来成就未可限量;与表妹的爱情——“嬃水郎山,亘古不变”。

不久,朱君毅致函父母,要求向毛家提婚。两家父母深知儿女意向,也乐成此事。1915年夏,毛彦文从杭女师毕业,在永康县立女子讲习所教书一年,月薪24银元,大半补贴给了清华的未婚夫。1916年暑期,朱君毅即将留美,给彦文赠送了定情信物:一枚镌有自己英文名的清华毕业纪念别针。毛彦文也要上吴兴湖郡女校——五哥为她选定的教会学校,可多读英文。行前,双方家长都想将婚事办了,奈何两位主角不同意,认为新婚即赋骊歌(离别歌曲),会形成精神创痕,宁愿忍痛久别,等朱君毅回国完婚。

朱君毅远渡重洋,原定留学五年,与表妹约好两周一信,每年用“仁义礼智信”编号。到第六年,朱来信编号“毅”,毛彦文去信编号“彦”。前四年朱一般会按约来信,到最后两年常常一月一信,甚至两月一封,让毛彦文盼眼欲穿,茶饭无心。这期间,毛孤独苦闷时写白话诗,用笔名投给北京《晨报》《京报》,很快便获刊出,随后剪下寄给朱君毅。朱回信大不高兴,不许她继续投稿,彦文也就停止了——“倘若那时继续写下去,也许我会和当年的谢冰心齐名”。

朱君毅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统计学硕士、纽约大学哲学博士,于1922年夏回国,应聘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教授。此时朱在美国已举债度日,毛彦文遵嘱带上200元接船沪上,并转学金陵女大,迎亲有期,只待五哥教职稳定就结婚。

1922年底,朱君毅患伤寒,大病一场,入鼓楼医院,毛彦文榻前日夜,熬药端汤,伺奉月余,甚得贤名。正当朋友们纳闷:朱君毅为何久久不与彦结婚?1923年5月底,朱忽命校役送来一封厚信,毛彦文拆开一看,称呼改成了“彦文贤妹”,正纳闷,往下看去,原来是一纸“退婚书”:

毅留美数年,习知美国人之生活,对女子美的标准另有一种新的看法。因而毅现今恋爱对象之资格、婚姻选择之条件,与昔皆完全不同。故毅与彦原订之婚约不得不解除。此事在毅已决定甚久。但因审慎、顾虑,今始提出,敬求彦同意、照办。

情变犹如晴天霹雳,毛彦文从同学环慕的新式知识婚姻,一下子沦为弃妇,回到金陵女大,她伏床痛哭。毛请朱君毅的好友吴宓、陈鹤琴来共同商议,吴宓见毛彦文板着脸,还以为是她这头出了问题:“毛小姐,你不应该,你们多么美满的姻缘,怎么可以破裂?”可看了朱君毅的信,吴宓一言不发地走了。陈鹤琴看完退婚信,大大数落了朱君毅一番,并以其妻与毛彦文作比较,要朱知足。

朱君毅表示悔婚源于思想改变,除了表亲结婚不利后代,应娶身壮臀圆之女,家世财产、教育品貌均可不计,大学女生“尤绝对不取”——女子无才便是德。毛彦文泣诉:“彦与毅二十年相爱及订婚之经过,为三位先生所熟知。今毅忽然提出此奇异之要求,三位先生皆毅之知友,请为评断其是非。”吴宓说:“此是君毅一时之胡思乱想,我们只当没有这件事,过几天就好了。”陈鹤琴、朱经农亦竭力劝和,朱君毅始终坚持:“我已下定决心。”

金陵女大校长闻之此事,当晚就邀朱君毅过去,询问退婚原由是否与金陵女大的教育有关——将一个女孩在一年中教坏了?为何不要她?朱君毅答:“我对择偶的观念改变了,我现在要的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这等于说27岁的毛彦文已经老了。金陵女大校长气愤地回道:看来是美国的教育失败了,朱先生学到的是黑暗的一面。

三天后,五哥同学兼同事孟宪承约毛彦文在陈鹤琴家碰头,告诉她:“毛小姐,君毅给你的那封信,不是偶然的,他已于数月前拟好稿子,请我及梅(光迪)先生修改。我们劝他不能如此无情……他不听。你记不记得君毅留美最后两年,在纽约给你的信很少?他是否告诉你他的钱不够用?其实清华的官费是够他花的了,他于两年前就变了。他衣袋中有很多年轻女人的照片,常常拿出来给我们看,不是说这个胖的好,就是说那个瘦的好……去年他的一场病,你拼了命看护他,他良心发现,感到不可那样做,还是解除婚约,让你仍旧有幸福的前途。所以你对君毅的退婚,应该高兴,无须伤心。纵令你和他结婚,也不会有幸福的。与其以后闹离婚,不如现在解约的好。”毛听后如梦初醒,感觉受了极大的欺骗和侮辱。

暑期结束,毛彦文返校,与五哥咫尺天涯,断绝来往。朱君毅仍施“拖刀计”,继续冷战,但不明确彻底掰断。毛彦文深陷痛苦绝望,她四处奔告,逢人便诉。

1924年6月,视毛彦文为义女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认为与其这么拖捱下去,不如从速解约,各获自由。此时,南京正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全国教育会副会长朱其慧出席,会后出面召集“特别会”,邀请教育界名流张伯苓、陶行知、吴宓、陈鹤琴、朱经农、王伯秋、金女大校长、陈衡哲(任鸿隽妻)等,同时召来律师、记者、照相师、记录员,济济一堂,专为朱毛情事。张伯苓被推为主席,说了一大堆自己和小脚夫人的事,说她虽未接受正规教育,夫妇仍享齐眉之乐,仍图调解。毛彦文则泣述与五哥往事。朱君毅沉静发言,言简意赅。席间,陈衡哲对朱君毅大加责备,要他说出退婚理由。朱只好祭出“杀手锏”:“毛小姐,我一向看她是我的亲妹妹一样,请问兄妹可以结婚吗?”

此语一出,举室哗然,毛彦文忍不住说:“请各位不要责备朱先生太多,今天的会是讨论如何解除婚约,不是向朱先生兴问罪之师。”陈衡哲立即起身:“我们大家退席,到现在毛小姐还维护朱先生。”朱经农等竭力劝驾,陈衡哲才留下。

最终,南京法政学校校长王伯秋起草解除婚约条文,经诵读无异议,当事人、证人一一签名盖章,事情总算了结。从此,毅、彦再未谋面。

【“情僧”吴宓】

1929年8月24日,毛彦文留美,主修中等教学行政,副修社会学,希望回国后办一所高档中学。1931年7月,毛彦文获教育学硕士,其自传中说本拟攻博,奈何母亲病重,父亲迭函催返,只得与两位同学一同绕道欧洲返国。此处,毛彦文没说实话,撒了大谎。其绕道欧洲回国,虽为旅游,其实更重要的是与吴宓议婚。

毛彦文晚年对“宓彦之恋”一直讳莫如深。但据《吴宓日记》可知,毛彦文并未吐露其实,指说吴宓“单相思”。《吴宓日记》出版于毛彦文辞世前一年,她并没想到这段情事有朝一日会公之于世。

吴宓出身陕西泾阳安吴堡乡绅大户,1910年以第二名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与朱君毅同桌,两人成为无事不谈的挚友。朱与表妹的通信,吴宓封封阅过,十分羡慕人家有一位可爱的小表妹。1917年,吴宓留美入弗吉尼亚大学,次年转哈佛。清华生本为世仰,视如日出,灿丽庄整。受家长戚友之托,同学之间互为家中姊妹留意,选婿择配。

吴宓常在《清华月刊》发表诗文,杭籍同学陈烈勋之妹、浙女师毕业生陈心一常读其诗文,并在《清华年刊》上看到过照片,心生爱慕。1918年9月,同时留美的陈烈勋来函向吴宓推荐其妹,谓其择婿甚苛,素慕吴宓文章,许为不与世俗浮沉之人,留意数年,愿终身扫榻奉侍。

吴宓认为自己其貌不扬,不易吸引女性,对洋学堂女生的主动示意,十分重视,就商清华同学。粤籍哈佛生黄华劝他不必理睬,不要在美议婚,回国后可恣意择偶;另一位清华同学、鄂籍哈佛生汤用彤则说“不当轻此负知己”。吴宓遂从汤言,复函陈烈勋,谓须禀报父亲,请先寄令妹的照片与作文。随后,陈烈勋特地从缅因州赶到波士顿,落实此事。吴宓一边禀报父亲,一面托毛彦文“实地考察”——吴宓很相信她的眼光。

陈心一原与毛彦文在杭女师同校两年半(非同班),毛对她多少有点印象。1919年9月20日,吴宓接到朱君毅转来的彦函,此时毛彦文仅先汇报“初步印象”——

陈女士外面观之,颇老实。在校中与别班同学,不甚往来,似不喜与他人交际。对于校课,有中等成绩。除课务外,未见有何发展。其貌平常,身材较妹稍长,大小相仿……

不悉吴君欲得一种如何配匹,仰须具有世界知识者,或仅通晓中国知识者就可;抑须善于交际者,或仅能在家为一贤主妇即为满足。以上二端,似不得不先决定。以妹眼光视之,陈女士似适应于第二种。至于陈女士之性情,我实不明了,俟调查后再告。

最好吴君先与之为友,屡与通讯,积久自能知其性情。性情一节,至难调查,非相处日久,共事时多,不能详悉。苟吴君对于彼表示满意者,再行订婚,较有把握。若单靠妹一度调查,恐不能周到也。

吴宓接信并与陈寅恪等商议后,次日正式致函陈烈勋:“在宓一言为定,决无渝盟之理”,但要求回国前先通信,增进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1921年8月23日,吴宓与陈心一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婚礼。贺客两百多人,其中多为吴宓的清华同学,亲戚极少。

婚后,吴宓赴聘东南大学。最初几年平静无事,吴宓偶尔发点不合理的脾气,陈心一都能忍耐求全。此后,吴宓逐渐因毛彦文而不安分,夫妻关系开始恶化。1928年夏,吴宓“南游”杭州归来,方寸渐乱。9月1日,吴宓电函毛彦文,劝她次年春来燕京读书,愿担负其一年学膳各款六百元。随后,陈心一读到了丈夫的“南游日记”,吴宓知道后再示《南游杂诗》,里面均有涉及毛彦文的内容。陈一开始并不生气,只告诫丈夫“与毛女士相交,应以拥抱偎倚为非分。如不至此极限,则可自由行事”。

但时间越往后,陈心一越感受到了来自毛彦文的威胁,遂与吴宓正式摊牌。吴宓也去意已决——与妻子和平离异,并打算于次年暑假与毛彦文结婚。吴宓何以如此倾心于毛彦文,用他的话解释,不外乎两层:“一为彦文极聪明而又多情;二为彦文之身世极苦,其于人情世事已观之透澈,然内心中仍藏有热情至意,此种相反之情形最难兼之于一身。”吴宓视她为“极难遇而可爱之人”,简言之,便是“怜其才而悯其遇”也。

一晚,吴宓与陈心一谈至凌晨三点,妻子嘱托道:1.家庭安乐,不可引入第三者破坏。2.吴宓应尽力为彦文介绍对象,但不可以爱情向之。3.如此还是朋友,彦还能得慰藉,如吴宓以爱情扰之,彦揣度情势利害,断不肯嫁你,两人全受困扰。4.吴宓如有举动,必然发生悲剧,最后失悔的一定是你吴宓。5.女子未婚与已嫁,性情迥异,如今你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敬至极,他日婚后,尽睹真象,必厌而决裂。

奈何此时的吴宓已为毛彦文搅得七荤八素,方寸尽失。

【宓彦之恋】

无可挽回地,吴宓和陈心一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1929年9月1日,两人分别在《离婚声明》上签名盖章。几乎所有亲友都劝吴宓勿离婚——汤用彤、柳诒征、吴芳吉、浦江清……只有张荫麟一位表示赞成。

毛彦文也坚决反对,认为吴陈离婚会使她名誉受损。此前,她与吴宓曾于杭州一僻静处长谈四小时,吴尽述爱情,毛则明确表示五哥之后,未对任何男性再萌爱情,吴宓虽然是极好的朋友,但如环境迫使她结婚,也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者。吴宓致长函:“宓以爱彦之心,行事不当,结果反致害彦,宓实愧悔无地……仍请与彦为友,一切唯彦命是遵,但望勿遽绝交。”离婚后,吴宓最担心的不是陈心一(已判定她不会自杀),倒是怕离婚会伤及毛彦文:“唯宓所最引为悔痛者,即对彦爱之反以害之。”

1929年7月中旬,吴宓四度南下,赶到杭州与毛彦文道别,并送上1500元助毛彦文留美。8月,毛彦文即将赴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深造,对于吴陈离婚,那时的毛彦文尚不得知。闻悉后,对于吴宓寄来的每封信函——尽管里面附有汇款400美金(约1200国币),毛彦文近半年未曾回复一次。对此,吴宓心下多有不满,曾数次写就用语激烈的责备函,可因为担心刺伤对方,一封都未曾寄发。

1930年3月,吴宓总算等来毛彦文的复函,阅后大为感动。毛在信中称此前与宓绝交是假,只是为避嫌,将来无论结婚与否,至少吴宓是她的知交;力劝吴宓与陈心一复合,云云。吴宓随后写下三篇小说,预测赴欧后与毛彦文的恋爱结局,想象与梦中人携手枫丹白露湖边散步,互致情爱的情景……写毕他将小说寄给毛彦文,却遭到对方的严词坚拒。

不久后,“宓彦之恋”似乎有转机出现,毛彦文函中竟有“结婚之日长,求学之日短,故此时宜注重求学”等句,似有应允吴宓的意思,吴阅后大喜。不过,毛彦文当时申请到了密歇根大学的半年奖学金,仍决定留在那儿求学。

为能与彦文尽早见面议婚,吴宓忙活了大半年安排赴欧访学——1930年9月终于成行。

11月24日,毛彦文终开“金口”,从美国致电在英国牛津的吴宓,许以终身,并邀其赴美结婚,共度圣诞。可吴宓的意见是要毛彦文赴英,否则暂停论婚,回国再说。两人为“赴美”还是“来欧”顶撞起来。毛彦文不肯来欧的理由是“为人訾笑”,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评价“口吻卑俗”,“不足为吾配偶矣”。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两人为婚嫁事宜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纠缠中。吴宓每每心急催促,毛彦文回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肯赴欧,或说“对彼亦无责任,各人皆可自由”,“不拟赴欧,仍盼你来美,请勿再来电报”,末了云:“绝不赴法,请勿再扰,放弃结婚,停止通信,做你计划之事,谨致祝福。”这期间,吴宓的心境亦夹杂着希望、失望、气愤……反复多变,他甚至在日记中开骂道:“寂寞,怨彦之无情愚强,以DogintheManger之态度,致宓痛苦,难过之极……”“DogintheManger”(成语源自《伊索寓言》,直译为“狗占马厩”)意为讽刺自私的人占有某些东西却不使用,又不肯与人分享,吴宓怨忿毛彦文对他不死不活的态度,使他无法转恋其他女性。

1931年7月4日,宓、彦总算在巴黎晤面了。毛彦文对吴宓所作出的三大牺牲——离婚、资助、游欧毫不感激,也不理解她迟来欧洲为何会导致吴宓心情变化,总之无意于婚事。此外,还责备吴宓毁约失信,强调自己赴美求学的重要性,埋怨本欲继续留美求学,但为了吴宓她辞去了奖学金,提前回国。8月11日,两人再度在柏林相会,吴宓想向彦文倾诉衷肠,毛却并未专心聆听,而是在修剪指甲,吴宓阻止未果,一气之下以小剪自刺额角,血流如注。毛彦文大惊失色,急忙拿毛巾冷敷伤口,再以牙粉涂塞伤口。二人商定:回国后,毛彦文回江山省亲,拟于12月中下旬在青岛结婚,但事前不告知任何人;此数月中如果彼此心情有变,无论另有所爱或宁守独身,可不结婚,但必须直告对方原因,对方不得责怨。

不久,二人返国,在沈阳分手后,毛彦文南下回家,吴宓则留东北大学会友谈事——两人最终未能成婚。

持平而论,宓彦将合复散,追溯原因,毛彦文前期的矜持犹豫尚合情理,而婚事最终未成,也因为中途出现卢葆华——吴宓临婚变卦,移情别女,应负主要责任。卢葆华乃遵义秀才之女,遵义第二女校毕业生,此时在杭州工作,投稿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是得以和吴宓认识。1933年8月,吴宓南下想先去杭州向卢葆华求爱,如不成,再赴沪与毛彦文论婚。友人们还笑嘱他,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卢葆华无意于吴宓,反而力促吴与毛彦文成婚,卢公开列出自己的婚配条件——具有天才的文学家,要有相当名誉与成绩;继弦(丧妻)者可,但离婚而妻未嫁或另有爱人者,绝对不可,恐其复合或变情;月入300元以上,不取军政界奔走利禄之徒……仅凭第二条,就已把吴宓排除在外。当天,吴宓日记中比较彦、华之短长,认为卢葆华“惜质美未深于学,性情学识,均如美玉之尚待雕琢耳”。

此时的毛彦文本已准备北上嫁宓,但她从日期上推知吴宓先上杭州求婚卢葆华,态度一下子变得极为冷淡。她向吴宓出示了备嫁新衣、旅行箱笼、禀父母函、头等火车免票凭证,以证实她准备赴北平婚宓,并拟十月初结束沪上两校教席。吴宓知道后懊恼万分。

    1935年2月,报上刊出毛彦文与熊希龄的“订婚启事”,吴宓大惊,顿涌情愁十斛,发表失恋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朗诵于课堂:“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再赋呕心沥血《忏情诗》38首,被誉为“杰作中的杰作”,发表于北平《晨报》,此处摘录其中之名句,最是应景——

事成无补方知悔,情到忏时恨最深。

【终嫁熊公】

    1935年1月,《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出这样的大标题:“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全国大小报刊相继大幅报道——留洋女硕士毛彦文花落前总理熊希龄。其时,毛彦文虚岁40(至少38岁),夫妇实际龄差26岁——记者纯属捏报龄差,制造噱头。

    熊希龄,湘西凤凰人,22岁中进士,1912年出任民国财长,1913年首任民选总理兼财长;1914年2月被迫辞职,专力矿产实业、慈善教育。1920年创办香山慈幼院,长期从事慈业。熊希龄此前曾两度娶妻,先后亡故。

    这段“父女恋”说来话长。1920年秋,毛彦文入学北京女高师英文系,湖郡女校的“至交”寝友朱曦从天津赶来看她,将她带入其姑母家。朱家姑母即熊希龄的续弦朱其慧,朱曦即后来为熊姑丈“拉纤”的大媒人。来年,毛彦文任教于沪上的复旦、暨大,朱曦突然赶来看她,话题先是海阔天空,最后曲终人出——代熊希龄求婚,甚至要毛彦文当场答应。

    熊希龄得知有追求毛彦文的“可能”,夜难成寐,辗转轮驰,亲自前往复旦女生宿舍会客室拜访,前后呈送七函(内附诗词),措辞恳切。熊希龄亲临复旦,动静太大,让毛彦文脸上很挂不住,认为校内女生看见这样一位男客,一定会引起众人的注意及好奇心。熊希龄去后,她便急忙打电话给朱曦,请她转告秉公(熊希龄)勿要再来复旦。朱曦说:“姑父不去复旦可以,但你必须来我家。”

    朱曦趁热打铁,广泛发动亲友劝驾。熊希龄之女熊芷怀着五六个月身孕,大腹便便地两度从北平来沪当说客:“您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家庭的。”

    宓郎那厢长期“悬而未决”,这边又数月“被围攻”,毛彦文觉得熊伯伯年长自己两轮有余,思忖不会嫌她色衰花黄,更不会中途负心。此外,毛彦文热心教育,熊希龄指望她协助北京香山慈幼院,彼此心愿亦不谋而合,遂点头允嫁。

这一时期,社会上广为流传吴宓已精神失常,定将自杀。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中风猝逝香港,毛彦文接手香山慈幼院。虽然吴宓“追”上来,无论吴宓一轮轮攻势,毛彦文一直拒绝与他接触。

    宓、彦悲剧,实在因为宓郎“花堪折时偏不折”,犹豫多变,误己误人。吴宓宅心虽厚,所记日记本真,格调终究欠高。时值国难当头,日寇侵华,他仍整天汲汲于恋爱,漠漠于国事,悠悠万事,唯恋是大。每日所记鲜见读书心得、教学感受,反而多自艾自怜,数喊自杀。情事方面,吴郎也甚不智,追求几无希望的女生,一次次单相思,一次次被人利用,如此多情自苦,实难理解。

1949年5月27日,毛彦文搭乘招商局最后一班轮船奔赴台湾。

【最后回声】

    1963年,表弟朱斌章上毛彦文台北寓所,告知接新加坡侄女函,朱君毅半年前逝世于沪。毛彦文震惊得说不出话,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她写下一篇《悼君毅》,详述与五哥的恩怨,节录如下——

    你是我一生遭遇的创造者,是功是过,无从说起。倘我不自幼年即坠入你的情网,方氏婚事定成事实。我也许会儿女成行,浑浑噩噩过一生平凡而自视为幸福的生活。倘没有你的影响,我也许不会受高等教育,更无论留学;倘不认识你,我也许不会孤伶终身,坎坷一世。你在我幼稚心灵中播下初恋种子,生根滋长,永不萎枯。你我虽形体上决绝将近四十年,但你有时仍在我梦中出现,梦中的你我依然那样年轻那样深爱,你仍为我梦里的心上人。迨幻梦惊醒,重回现实,旧恨新愁又交噬我心。最近二个月前,你又入我梦境,唯一反以往情形,依稀二人默默对坐,一无表情,这是否心理学上所谓的“精神感应”?因你已于半年前弃世。

    我已垂垂老去,对于世间悲欢离合之事,早已无动于衷,但自得知你的噩耗后,心潮泛溢,旧情复炽,信笔写下这篇无可弥补的伤心旧账,藉申哀悼。

     翘首云天,老泪纵横。我孑然一身,临老无依,世乱日急,不知死所,你能于此时平安解脱,未始非福。

     最后让我再叫你一声“五哥”,永别了,你安息吧,在不久的将来,你我也许会在地下重逢。

书于台北新北投中山路二十八号寓所彦文

    1986年11月3日,88岁的毛彦文将精心保存69年的定情别针,郑重交五哥侄女朱韶云保存:“这枚小别针始终随我到处流浪,足以证明我对初恋的珍惜。这是很好的小说数据,可惜我不会写小说。我余年无几,不愿这枚小别针落到不相干的人手中,当废物丢掉。特交韶云,想她会了解其中深意。”

    多情自古空余恨,薄命美人名士心。民国“第二恋”芳踪已杳,纤影无痕,唯引后人叹息声声。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中国的创新到底缺少什么

$
0
0

中国的创新到底缺少什么

文│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本刊委)

我国创新理念滞后

如今,全国掀起了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宣传的热潮。其实,关于创新的话题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大约在1998年5月,当时已经头一次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创新”一词比较陌生,这个口号给人们以新鲜的感觉。于是,全国各地有关创新的宣传铺天盖地,各条战线迅速召开了各种创新的会议,纷纷提出经济创新、教育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企业创新、服务创新,等等。而且,在那一拨的宣传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鲜的口号,如自主创新、源头创新、创新极、创新板、创新树、创新团队等,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可是,自从那一拨宣传创新至今快20年了,我国又有多少堪称为原创性的成果呢?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是寥若晨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寨工厂、山寨商店、山寨一条街等,却遍布城乡。而且,这种明明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剽窃行为,在各制造行业屡见不鲜,人们见怪不怪,执法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现出典型的利己主义,因为这能让GDP增长,也能够缓解就业的压力。然而,这些功利主义行为,却是对创新的最大打击。

我不得不指出,创新的理念在我国至少滞后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是导致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创新一词最早出现在1912年,时年29岁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塞夫·熊彼特创立了创新理论,他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100多年以来,创新理论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可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却缺失对创新理论的学习、认识、宣传和践行。当然,究其原因,其中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但我们必须要补上这一课,以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时不我待啊!

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

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倡导创新,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遏制一切剽窃、抄袭、仿造等急功近利的行为,国家及时推出并开展“双创”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某些出台的文件中,不免沿袭了套话、空话,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风,让创新的形式大于实质,这无论对创新还是创业都不会有指导作用。

一家权威大报在一篇带有引导性的时评中写道:“‘双创’最需要的首先是资金,用好政府的‘双创资金’,首先要防止套利现象。”这里使用了两个首先,可见是把资金看成是“双创”成败的关键。创新和创业需要一定的资金,但绝非是最重要的因素,何况有些发明创造根本不需要资金或者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等,不都是没有科研经费的吗?又如,只有中专学历的潘旭华,取得近40项发明专利,他攻克的高精密数控机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却是一个“三无”(无大专学历、无职称、无立项科研经费)的发明家。

我浏览了各地为开展“双创”推出的众多措施,大多是见物不见人,也就是说只强调了物质性的条件,而没有分析中国人缺乏创造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呼唤创新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论文和专利都高居世界第一,却少有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山寨货大行其道?为什么仿冒产品充斥在汽车、电子产品、建筑、服装、鞋帽和工艺美术品等行业?因此,开展“双创”活动绝非仅仅是资金,我们必须深挖阻碍中国人发明创造的思想根源,唯有如此才能解开束缚国人创新的枷锁!

依我陋见,某些部门颁发的“指导意见”也好,“工作指引”也罢,都没有对症下药,恐怕是医治不好“创新贫乏症”的沉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闭门造车,既没有听取从事创造学研究的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吸收众多发明家的有益经验。

我研究创造教育学30多年,既关心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又极力倡导大学毕业生积极创业,因为这是克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关键。那么,我国开展创新到底缺少什么呢?根据创造学的理论和国际创新型国家的经验,我认为最缺少的就是创新文化。如果说物质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文化力量就是灵魂,是成就事业的驱动力、原动力和核动力。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而抽象出来的精神现象,虽然它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文化能够改变人,而人可以改变世界。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评论中国创新时指出:“中国大力驱动创新战略,但反观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瓶颈到底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衡量创新文化是否形成,其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最主要的标志有三点:首先是社会创新的风气浓郁,不仅人们谈论创新,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创新;二是创新的实体组织遍布,既相互激励又互相竞争;三是人心所向,以创新为荣耀。当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创新的冲动,创新成为人们朴素的情愫和价值观的时候,创新文化不仅形成了,而且是已步入高境界了。目前,世界创新型国家排名前列的瑞士、瑞典、英国、荷兰、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创新文化,所以它们拥有最多的创新成果。

如何根治“创新贫乏症”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离形成这种创新文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我们作艰苦和持久的努力。当然,创新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根据我的研究,为了创建我国的创新文化,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首先是营造自由、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创造性的果实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自由是创新文化的灵魂,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发明创造。什么是自由?自由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意思是从束缚和虐待中解放出来。按照创造学的原理,创意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灵感,而所谓的“众包、众筹、众扶”不免有“大锅饭”之嫌。创意是一位高贵的客人,请之不易,而遁之又无影无踪,因此任何束缚、压抑或是行政干预都会扼杀发明创造。同时,还必须认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自由不会妨碍民主,但有时候民主却会扼杀自由。因此,自由是人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必须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每一个创业者自由研究和探索。

其次是鼓励质疑、批判和求异的精神。质疑是通向发明创造的入口,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一位哲学家说,追求真理的学者应当是一位异见者。然而,在传统思想的人看来,异端或异见是贬义词,是不允许存在的,或者是遭到排斥的。可是,从创新的观点看,只有容纳异己,方能成就伟大,因为异见往往导致发明创造。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相对于传统的学说,他们都是异见者,如相对于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是异见者;相对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是异见者;相对于有线电话,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马丁·库帕也是异见者……因此,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和一劳永逸适用的技术,一切先例都是会被打破的,而未来的新理论和适用的新技术,都将由异见者们发现或发明。

再次是支持冒险精神,为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冒险绝非是一味的勇敢,更不是鲁莽,它是创新者的一种精神特质。从发明创造的规律看,是人类的好奇心引起冒险的冲动,而冒险又是一连串追逐想象力的过程,它会点燃创新的思想火花。史蒂夫·乔布斯被称为是“打不倒的冒险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成为创新的魔术师,不仅创建了苹果公司的王国,而且留下了“创新精神不死”的精神财富。苹果公司的创新文化有一种黏性,它能够同化人、激励人和改变人,这也就是创新文化的魅力。硅谷是美国乃至世界创新的热土,那里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极客文化”,其核心就是好奇和冒险,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冒险与创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可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冒险的,具体表现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不提倡冒险,甚至把冒险视为是异端和危险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美代子评论说:“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鲁莽的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脚可触摸空间领域中。”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使得模仿思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有一句古谚是“胜者英雄败者寇”,于是爱面子、怕失败、怕讥笑等,就成了许多国人不敢冒险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肃清这句话的消极影响,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有价值的失败给予鼓励,甚至要给予奖赏,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强调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是事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创新之父熊彼特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其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这些都说明,开展“双创”活动,贵在实际行动,只有切实地着力创建创新文化,才能彻底根治我国的“创新贫乏症”。有一句古话说:“三岁看到老”,这句古谚已得到科学的证明,如果幼儿时期的想象力受到伤害,必将导致成年时缺乏创造力。因此,提高我国人民的创造性素质,必须从改革基础教育着手。学校的教育要从“知识游戏”转变为“思想游戏”,以开发广大青少年的想象力,这样才能提高创造性的素质,以有效推进创新活动,确保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得以实现。

广东“两会”观察手记

$
0
0

广东“两会”观察手记

文│本刊记者刘淑君

    广东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2016年1月23日至26日在广州召开。会议气氛热烈,来自各党派、各界别的委员为广东的发展建言谋策。

【“抢麦”大会:场外寒冷,场内热烈】

“下雪啦!”2016年1月24日午后,漫天的雪花从羊城的天空落下,市民忘记了寒冷,冲进凛冽的寒风中观赏这一“奇景”,一下子全城沸腾。此时,在政协第十一届广东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主会场珠岛会堂里,备受关注的即席发言大会提前开始,数百名委员和数十家媒体齐聚,场面和气氛同样热烈。

两点半整,大会主持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陈蔚文宣布会议开始。首先进行的是登台发言环节,来自不同党派和界别的11名委员代表分别登台限时发言。发言内容涉及各领域、各行业,但“创新”无疑是出现得最高频的词汇。如代表民革的李希委员倡导搭建“创客”平台,拓宽“众创”空间,实施创新驱动,以此打造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代表民盟的程昆委员关注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并指出这是促进粤东西北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代表民进的陈日远委员追根溯源,把焦点放在广东原始创新能力上,认为必须进一步优化基础科学的管理机制,才能有效提升广东的原始创新驱动能力;此外,还有九三学社的王月琴委员给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出建议;也有代表澳门的杨道匡委员,视角独特地倡议粤澳科技创新合作,将岭南中医药推向世界。在11名代表中最年轻的“小鲜肉”、2015年曾获优秀提案荣誉的郭基煇委员,作为一名代表香港的委员和经商人士,他的目光聚焦在“一带一路”上,认为粤港澳相比其它地区,有较明显的合作优势,香港应扮演好“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登台发言甫一结束,众所瞩目的“抢麦”环节紧接着开始。该环节已进行到第10年,但委员们的参与热情有增无减。负责主持该环节的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思美话音未落,各委员已率先放出“抢麦”奇招:最传统的打出了红色的横幅,最抢眼的举起了靓丽的纸板,最“疯狂”的甩起了衣服、帽子、丝巾,最新奇的举起了“莲花灯”道具、自制骨雕“阿育王柱”,最“拼命”的还使出“叠罗汉”……为了抢夺主持人的眼球,获得那6分钟的发言时间,委员们大胆抢镜,创意迭出。

在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抢麦”环节里,精彩发言频出。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育处处长、医药卫生界委员秦鉴,借《芈月传》中出现的神仙角色“少司命”——掌管儿童命运和健康的女神,来呼吁大家关注当代的“少司命”,即儿科医生的就业环境和待遇。他指出儿科医生“用工荒”已是目前医界的现状,并大声反问道:“难道我们(当代对儿科医生的重视)还不如当初的楚国人吗?”

此外,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致公党的孙国萍委员更是为“抢麦”特意定制了一块“为整治广深铁路沿线环境点赞”的牌子,被媒体誉为“点赞姐”。孙国萍在发言中先为正在牵头治理广深铁路沿线环境的广东省住建厅“点赞”,但随后也指出“脏乱差”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她建议省政府应该花大力气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局面。

在所有“抢麦”发言中,省政协特聘委员江佐中和九三学社社员、“麦霸”委员孟浩共同关注了废除年票的话题。江佐中委员犀利地说:“征收年票虽可弥补地方建设资金不足,舒缓财政压力,但明显与国家政策法规相抵触,损害群众利益。”发言获得现场热烈的掌声。而孟浩委员更是态度坚决地多次强调,取消年票制符合依法治省的改革精神,也符合全社会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特邀委员在发言中表达了希望获得提案权,取代目前效力相对较弱的建议书,以尽可能地为百姓多做事、多争取利益。

“抢麦”发言作为政协大会的例牌环节,颠覆了传统的会议形式,让委员在更为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议政建言,更有参与感,同时又不失传统效果。用主持人温思美副主席的话说,这一次大家“抢麦很有激情”,相信这一环节仍将持续受到委员的欢迎。

【分组讨论:议政无小事】

“两会”的分会议形式多样,除全体大会、即席发言外,还有在5个分会场同时举行的分组讨论、专题座谈会、见面会等。1月23日及25日,全体委员分组审议了广东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报告,以及省政府工作报告等。

第五组的42名来自各党派的委员在会议一开始就针对报告的措辞作了一番探讨。九三学社孟浩委员称,报告的措辞仍可更加严谨,如减少使用“献”策的说法,改为更符合政协定位的、更具监督意味的“谋”策,体现政协的参政议政是集众人智慧,谋民生之事。这一说法得到了同来自九三学社的陈利浩委员的呼应:“建议多向新加坡学习,采用‘资政’这类说法。”致公党的王桂元委员表示赞同:“生活中,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为倒金字塔形的,人民在上,公仆们向人民报告工作,这也是每一份报告中有‘请予以审议’字眼的原因。”由此可见,委员们对细节的“较真”程度。

同一时间,第三组的讨论也相当热烈。来自工商联的委员多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十分关心政府对企业的政策、企业的生存环境、政商关系等话题。该组为数不多的女委员之一、回族的马娅委员希望政府可以适当地给民营企业减负,让民企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内部建设,尤其是员工教育中去。孙培华委员则建议政府应多派人员到企业考察调研,减少政商之间的沟通障碍,“我们的企业里都专门设有政策研究室,但当我们按政策办事,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反而对政策不清晰,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带来一大堆的后续工作”。

第十二组的讨论中,来自经济界的林友勤委员提及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指出养老产业的发展亟须规范,政府可考虑设立“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第十四组的来自农业界的年海委员、江华委员则反映了广东部分地方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不合理的现象,“交通罚款量很大,甚至有些警察的服装经费都来源于交通罚款,大大影响了城市形象。”

会议期间,全体委员共分为39个小组讨论民生国是,交流思想,碰撞观念,精彩纷呈,但版面有限,在此仅能呈现一点花絮。分组讨论作为“两会”的重要环节,最大的特点在于与会委员有更多的机会与到场领导互动,所提的意见能够直接地被记录和跟踪,有些意见和建议甚至在现场就能得到反馈。

【专题座谈:小会议,大智慧】

会期进入第三天。1月25日下午,“全力打好我省脱贫攻坚战补齐‘短板’座谈会”在省政协大楼举行,与会委员各抒己见,针对广东欠发达地区提出许多脱贫的良策,不少看法一针见血,一些建议十分创新。

多数委员都提醒,扶贫首先要扭转帮扶对象的“等靠要”思维,真正的扶贫应当注重提高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而非纯粹给资金。来自香港的特邀委员孟丽红建议政府应当帮助粤东西北地区利用“互联网+”作产品行销。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郭蕾则从机制着眼,建议设立一家省属的扶贫专业公司,以公益为原则开展业务,专门负责协调专业性较强的金融工作。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廖俊平指出,扶贫要从政府导向思维转向市场化思维,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扶贫,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不是索取,而是交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教授杨森平则提倡文化扶贫:“湖南卫视制作出一个受欢迎的节目,就带动了那么多地方的旅游观光,广东的电视台能效仿吗?”省农科院原院长蒋宗勇和广东壹号土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生异口同声地直指当前的扶贫缺乏长效机制,制度层面的设计仍有调整空间。陈生委员认为扶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举例说,“如果扶贫的人不懂养猪,不懂得如何架设猪圈,台风一来,猪圈倒塌,猪也会全部被压死。”不仅没有使扶贫对象致富,反而浪费了资金。所以,用蒋宗勇委员的话说就是:“不能一个扶贫队伍搞一套,而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

紧接着,1月26日上午,“海外侨胞专题座谈会”迎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40位侨胞特聘委员和华侨华人。到场的侨胞人士基本都已移居海外多年,他们回国参与政协会议,用夹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道出酝酿已久的建议书。

“我给访问硅谷的代表团讲课时喜欢让他们看,在硅谷地图上显示某个地址周边的犯罪记录,如哪个地方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案件……每次都能引发讨论”——抢到发言先机的美国华侨苏战的建议让人印象深刻,他倡议政府要善用大数据为社会服务,由此政府不但能预防灾害,还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工作。

已移居埃及超过30年的香港人黎馨馨用粤式普通话自信地说道:“我要把广东的扒龙舟活动举办到尼罗河上去!”原来,她这是建议广东省政府多与埃及开展文化交流,借助华侨华人之力,让广东文化向全世界“卖广告”,“广东的点心、香港的电影等,这些都可以大力推广”。

【尾声:明年见】

    在“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次会议无疑具有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性,短短四天的会期,在周详的安排和群策群力下,圆满完成了全部议程,于1月26日下午胜利闭幕。广东省政协将以此为终点,终结上一程,又以此为起点,开启下一程。明年见!

 

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
0
0

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文│张心阳

 

    2015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国内舆论为之聚焦,国际舆论也穷追不舍。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对军队的改革可谓期待已久,如今总算见分晓;另一方面,改革力度之大为许多人始料未及,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尖锐复杂,外部力量干预频繁,战争几乎随时可能发生的背景下,人们对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重要力量的人民军队能否有效履行使命倍加关注。

军队改革呼声已久

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被列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要内容,要求通过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领导管理体制问题,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同时,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等等。军队改革从来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保密性要求,这次军队改革直接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列入国家改革大政方略,并对外公布,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这轮改革的全面实施,在时间上正好与“十三五”规划相契合,无疑也必将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要加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到2020年,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这些建议表达了党中央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心意志及目标要求,但对军队自身和社会来说,对改革的期待和呼吁还要久远得多。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际,人们惊讶地发现,信息化战争时代到来了。在海湾战争中,美军投入了积蓄多年的高科技装备,以绝对的制空、制海和制电磁等技术优势,采取立体作战手段,仅以100多个小时就完成了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作战行动。这不仅是信息化作战的里程碑,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军事大国敲响了一记警钟:要想赢得未来战争,军队必须改革,全力向信息化迈进。

军队改革的焦点所在

随我军改革而起的关注点还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减少指挥层级。多年来,我军延续的始终是半机械化军队作战指挥体制,层级有军委、军区、集团军、师(旅)、团、营、连等。如此之多的指挥层级,不说作战指挥是多么不灵便,就连管理也要消耗大量人力精力。为此,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舆论认为,务必撤销大区级机关,撤销集团军和团等层次。

二是给非主战部队“消肿”。这主要是针对省军区、军分区等地方部队,这些部队既是作战动员力量,也是预备力量,在全民皆兵时代,无疑是大有必要的。但在信息化战争时代,这种观念还成不成立,这种编制还需不需要便成了一个问题。为此,有建议认为,将省军区、军分区划归地方,成立由国防部和地方党委领导的国防动员厅(局)。上世纪80年代亦曾一度试行将省军区管辖的人武部交地方管理,让所属人员全部脱军装。可是很快发现,有不少人工作消极,征集兵员质量明显下降,后又不得不将人武部收回,地方部队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级别和较大的编制。

三是裁减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等非作战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军事院校的发展对于提升我军成员素质功不可没,而文艺团体对于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和发展军事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军事院校遍地开花,每个军兵种、部门、机构都各管一批院校,确实是既占据大量编制,也不能保证相应的教学质量,为此院校裁裁并并、转转扩扩,几个来回倒腾,虽然军队院校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规模依然庞大,教育层次不高、质量不精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体育在内的部队文工团体主要兴盛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一时期,无论是全国性文艺比赛,还是体育竞技,都能看到部队相关团体的身影。有不少还参加商业性演出,远离了服务于部队的功能初衷。因各方对此有强烈反应,文艺、体育团体规模得到一定的压缩,但其队伍过大、人员定级定衔过高的问题,一直为广大民众所诟病。

如果以世界信息化军队建设要求为参照,我军的这轮改革还不能说是抢在第一时间节点,而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科索沃战争时,我们完全应该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警醒过来,从而进入一场以信息化建设为目标的新军事革命。倘若如此,如今的中国军队或许已是一支战斗力完全不一样的军队。这轮改革,应该说是抓住了世界新军事革命给中国军队留下的仅剩的机遇,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军队讲话中强调的,“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军队高层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革命性的变革迫在眉睫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先后进行了十次规模较大的改革,每一次几乎都是裁减员额、撤并降改一些单位等,动动“棋子”,而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动的则是“棋盘”,它不只是裁减一些人数,重要的是动体系结构,动指挥体制,动权力管控,动政策制度,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军事领域未有的大变局。

在体系结构上,我军一直是以陆军为主战的战区体制。这在尚未出现信息化,连机械化程度也很低的情况下,相对合理。二战时期,无论是美军还是苏军,几乎都是这种格局。但置于信息化时代,这种模式显然落伍了,信息化作战主要是模块化、立体式作战,不只是地域、距离不是问题,就是过去大陆军也并非成为首要。这种作战方式是将陆、海、空、箭、天、网等所有作战要素汇集起来,组成一个个作战单元。它是一种作战全要素运行,以最大的集束力量对对手实施打击。因此,这种体系结构的变革,就是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

从新构建的这一格局和体系中,我们不难看到,大陆军的构架已经完全消除了,它处在与海、空、箭等部队完全平等的位置。由此所决定,过去海、空军只作为陆军配属的作战方法也随之消失。它在未来战争中,将根据不同任务决定谁将是作战主力。比如敌人的主力来自于海面,其负责这一作战方向的战区也许就会以海、空军等作为主战部队,陆军仅仅作为配属或机动力量。只有建立这样的作战机制体制,才能与信息化作战要求相适应。

既然是模块化作战,那么战时军事力量的形成必然是组装式,就像组装成一台机器人一样,需要什么样的零部件,就调取什么样的零部件。许多人都听说过一门新的军事学科或技能——“兵棋推演”,它就是随着信息化战争应运而生的。对一场战争或一场战斗的打法,已不再是当年的“见机行事”或“灵活机动”,像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追我跑等,而是依据战争对手、战争性质、战争地域、我军能力等要素,通过计算机对这场战争进行推演,最后预置一个最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这场战争或战斗的脚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样,作战的各要素是否过硬,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必须将过去的训战一体模式转变为训战分离模式,也就是部队怎么建、怎么训、怎么管,由军种负责,至于仗怎么个打法、由谁主打、打到什么程度,则由战区负责。一旦战争在哪个方向发生,则由该战区对作战要素进行有机组装。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他方向作战力量对该方向的支援。

对于权力管控,这轮改革重要的是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将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通过改革,实行军委“多部制”,撤销原有的“大部制”,即过去权力相对过大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全部撤销降级,转变为军委的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其下属不再或很少有部、分队以及管辖的院校。这样不仅使机关大大消肿、裁减大批员额,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权力滥用问题,同时减少了政出多门、令出多头现象,必将削减大量的付诸基层的毫无意义的工作。

把权力集中于最高领导指挥层,其实也是世界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美军的国防部不仅具有最高的军事领导权、指挥权,而且享有信息权、情报权、人事权、巡视权等各项权力。俄军通过推进“新面貌”军事改革,军事指挥权更多地集中在总统手中。军事领导和指挥权的集中,最根本的还是出于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信息化战争决策必须快捷果决,绝不允许婆婆妈妈、拖泥带水。这正如有关专家所说的,权力适当集中,是出于应对突发战争的需要。也如加拿大军事期刊《汉和防务评论》所说的,改革必须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减少中间环节,使之向扁平化发展。前些年就发过这样的事情,一架外军飞机误入中国领空,如何处置这架飞机?各级请示尚未到达最高层决策,这架飞机早已飞离中国领空在自己的机场着落了。这样的指挥体制显然是无法应对现代战争的。

加强权力管控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组建了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三个部门,即军委纪委、审计署、政法委。这三个部门分别对下派出机构和人员,形成既垂直领导,又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网络。有人说,军队虽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往往是腐败高发区,全世界军队都不例外。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各级权力又高度集中,同级、下级和外界都难以监督。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案件就是典型。因此,十分需要建立一个有力而有效的监督体系和机制。过去,军委也有纪委,但只属于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机构,其级别显然过低,权力明显过小,很难有效行使权力。

这三个权力监督部门成立后,军内一旦发生腐败或相关问题,处理的过程就会改为:纪委先介入调查,随后是审计部门进行审计,接下来是通过政法委所管辖的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调查、控诉、审结。个个参与,层层介入,连轴转,轮番挖。部队训练、战备、执勤等工作是高度紧张的,一旦发生这类问题,势必弄得应接不暇、焦头烂额、灰头土脸。因此,人们注意到,在这样一个机制体制下,基层部队是出不起问题的,必须高度谨慎和小心。

这轮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健全完善文职人员制度以及完善兵役制度、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等。

军官职业化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并在110多个国家实行。近几十年来,我国军队干部常为转业到地方工作而纠结,地方政府部门为安置军转干部而烦恼,甚至为此闹出了军地矛盾,引发官司。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实行军官职业化。换句话说,一旦实行职业化,军转问题和矛盾会迎刃而解,可谓军人“只为备战打仗操心,不为置业安置伤心”。当然,这仅仅是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一制度有利于军官职位分类精细化、发展前景透明化、培养使用专业化以及管理保障规范化。作为个体来说,军官将能更好地以国防和军队事业为唯一职业,更加注重自身对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不再为后路忧心焦虑,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军官职业化无疑意味着将改变过去各级任职的年龄界限,会出现年轻同志任高职,年龄稍大任低职的情况。因此,在等级认定和听从命令上,军衔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未来军队建设,文职人员无疑会占有更大的比例。随着军队建设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直面战场的毕竟是一部分武装人员,大量工作可由文员来完成。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武装力量的员额,也有利于压缩军事经费。我们讲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队扩大文员比例,也是军民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任务艰难而艰巨

2016年元旦的前一天,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接受了军委习主席的授旗并正式挂牌,开始履行各自的职能使命。这离“9·3”大阅兵宣布裁军30万仅两个多月,离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还不到40天,其行动之快,效率之高,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我们也要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和面临的新问题。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高层领率机关和高级干部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促改革、尽职责,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改革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既是提要求,也是敲警钟。改革既是推动发展,也是利益调整。军队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动一些人的奶酪”,因为要“动奶酪”,阻力就不可避免。比如,过去有些优越的岗位没有了,有的权力顿时缩小了,有的指望再往上一级的机会失去了;还有的面临跨域调动,从生活舒适的环境调到相对艰苦的环境,从中心位置调到边缘岗位,等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些问题处理不好,都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和障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如果说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结束之前有异议,可以看作是意见;如果会议结束之后仍然有异议,那就是阻挠,就是绊脚石,必须加以清除。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的期待,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决定着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和阻碍。

改革进行过程中直至完成之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训、战融合的问题。改革后的体制和格局是,训练、作战是分离的,指挥打仗的不训练部队,训练部队的不指挥打仗。这种状态在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如何适应这一新体制,是下一步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尽快地建立起相关的制度机制,让部队训练内容适合现代作战要求,确保打赢;让指挥作战能够根据部队训练实际,推动部队训练。只有使二者形成高度默契,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军事效益。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政策调整问题需要解决,改革后的军队待遇必然是越来越好,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官更希望在部队干下去,这就面临着裁减员额的困难。另外,因为处在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继续增加部队人员待遇,地方干部群众会有什么看法,也会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等等。但我们相信,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不断调研、探索、调整中合理而有效地得到解决。改革必成,改革必赢。

(作者系《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束星北的另外那些事

$
0
0

束星北的另外那些事

文│胡新民

 

1983年去世的束星北先生,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最为人所了解的应该还是在他的学生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程开甲等著名物理学家。自从2005年一本关于束星北的书出版以后(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束星北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至今仍然时有新的评述文章问世,有的认为他是中国的爱因斯坦,有的认为他是一位比陈寅恪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为他这样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而感叹不已,还有的把他的遭遇上升到“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等等。

在这些评述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是束星北解放前的学术造诣之高,和解放后因政治运动而受到磨难的经历。但是,真正认识束星北,仅仅看到这一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是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时的亲密同事,也是束星北的终生挚友。王淦昌对束星北的评价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爱党爱国,热心为公”。

认可共产党干部的作风

束星北于1907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江都县一个望族之家。1926年起负笈欧美,1931年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调到山东大学任教。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继续管制劳动,直到1965年撤销管制。1974年9月11日,他的两顶帽子被摘掉。1978年开始担任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直至1983年10月因病逝世。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后来在气象科学研究中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作出了贡献。

束星北晚年时曾说过一段话:“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谈的,但我爱国,也爱共产党,因为我束星北经历过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内外的事情见得多了,心里明白中国共产党最好,这一点可以告诉任何人。”

束星北曾受到20余年不公正的对待,为什么还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好”?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政治运动较多,误伤了不少像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束星北,显然是超越了个人恩怨看到了这一点。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共产党干部作风深刻地影响到他。

苏步青和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的同事。建国初期开展“三反五反”时,有人揭发苏步青贪污。苏步青一时想不通,欲寻短见,恰巧被清晨出门的束星北发现。急公好义的束星北当即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当时浙江省最高权力机构杭州市军管会,指名要求立刻见军管会政委。刚起床的政委听说一位大学教授求见,立刻前往。一见面,束星北就发起了“大炮”脾气。周围的警卫员见状欲上前抓他,但被政委制止。政委耐心问束星北是怎么回事,束星北气愤地说:“你们是怎样对待一个著名教授的?像苏步青这样一个国际上都知名的数学家,为什么你们逼得他想要自杀?”平心而论,这件事可以说与这位政委无直接关系,但政委并没有推脱,而是问:“真有此事吗?”束星北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位政委冷静地说:“此事我们一定会管的,你放心回去吧!”结果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1952年院系调整,苏步青被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56年获得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苏步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最后还成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沈福彭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和附属医院院长。沈当时并不是党员,但是领导干部。他们两家住在同一个院子。有一次束星北登门拜访,在客厅坐定后,看到长茶几下堆了许多进口原版专业杂志,随手拿起一本,很不客气地对沈说:“你这个院长待遇不错啊,医院还花这么多钱给你订了不少期刊嘛!”束星北是“大炮”性格的人,了解他的人一般都不同他计较。沈顺手拿出一张缴费单据,告诉说是自费订阅的。束星北意外地沉吟了几秒钟,才说出一句足以代表当年经历过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知识分子观念的感慨:“难怪共产党会用你这样一个院长。”从这件小事,束星北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清廉。

解放初期,曾有人以束星北在国民党军令部工作过为由,将其列入镇反名单。但在浙江大学里有一批了解束、曾是束的学生的共产党员,例如许良英、周志成等,都为束据理力争,才使其幸免。但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时,在山东大学的束星北又被牵连,并列为重点。有一天实在想不通,束就去了青岛市检察院。他对传达室的人说:“我是山大的束星北教授,想找贵院的负责人谈谈,不知道能不能接待。”想不到那天正是检察长本人值班,就接待了他。那位50多岁的检察长听完束星北的陈述后说:“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束星北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检察长说:“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就让人家说去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多少来判定。”接着又鼓励束星北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束星北送到门口,再三叮嘱要记住“真金不怕火炼”“大肚包容”和“忍耐”。与束星北同去的束的儿子束庆新后来回忆:“这是1955年5月15日的下午,我永远记住这一天。就是因为有许多像这位检察长这样的好干部,使我父亲能在漫漫黑夜中看到光明,重新树立起信心。”接下来束星北为他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还给王淦昌写了信。1955年9月10日和11月8日,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解决“束星北问题”。1956年4月,束星北洗刷了“反革命”之嫌,并得到了山东大学的公开道歉。但由于后来的政治运动,有人还是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给束戴上,使其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的一天,束星北非常高兴地回到家,束星北的儿媳妇问他为何如此高兴,他说,学校通知他那个反革命问题不存在了,从他的档案里找出了陈毅的证明材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党的干部,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地方部门领导的勤政为民好作风,都给束星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8年,古稀之年的束星北遇到了青岛国家海洋局一所的所长曾荣。由于束星北在青岛一直比较有名气,曾荣也和许多人一样,久闻束的大名。曾荣三顾茅庐终于邀请束到海洋局一所工作。曾荣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束星北在曾荣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干部惜才如命、先人后己、对同志关怀备至的精神。关于这段经历,束星北后来对别人说道:“老曾诚恳待人,没有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觉得和他有共同语言,可以和他共事。就这样,决定到海洋第一研究所。”为了让束星北方便工作,曾荣腾出了当时最好的两间办公室供束星北夫妇居住和束星北上班,还安排了战士(研究所当时属海军)送饭送报,安装了电话和配备了专车。为了更好地解决束星北的住房,曾荣跑遍了青岛全市,想为束星北购置别墅。后来申请到一块地皮,特地为束设计了一套五室一厅的住房。束星北感慨地说:“我今生知足了!”

1982年,束星北以前的学生周志成到青岛疗养。他们见面后,束星北特别兴奋,说了一个晚上。他说:“说来也怪,划右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划了右派,却了解了党。我曾经问过把我划为右派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划为右派不可?他说:‘你这个人看上去就像反革命,越看越像。’可见整我是主观主义,与国民党的勾心斗角还有原则区别,这其一。其二,是发现整错了,就登门道歉,这很了不起,是国民党绝对做不到的。其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很好的安排。我现在有好多助手,还可以用青岛啤酒和大虾招待你。”

“共御外侮”的家训

束星北家族的《束氏族谱》载有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束星北一生的影响甚深。留学回国后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他决定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不久因责问来校视察的蒋介石抵抗不力而被迫离职。后来目睹了日寇狂轰滥炸,深切感到仅在课堂上讲课还是不够的,一心想为直接打败日寇贡献力量。于是在1944年4月应聘到重庆国民党的军令部技术处研制国防武器。在他的领导下,很快研制成了我国第一台雷达试验装置,后来有人将他称为“中国雷达之父”。

在重庆期间,他感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因此拒绝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回到浙江大学教书,在一些从事进步运动的学生身上看到了与国民党不一样的共产党。他曾对这些学生说,国民党太腐败了,看来你们是对的,希望你们好好干。

束星北是个急国家之所急的人。抗战困难阶段时,他曾打算用纸壳和火药造出子弹上山打游击。1952年他调到山东大学后,主动要求改行研究气象学。他说,现在解放了,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气象学对防灾十分重要,要争取在这方面为国家和老百姓做点事情。王淦昌后来不无佩服地说,束星北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不久就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成为行家。

据《束星北先生年表》记载,在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20余年期间,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为国家作贡献。当被迫停止气象研究到劳改大队劳动后,他多次给青岛市委、山东大学党委写信,要求恢复工作。他说他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会去掉,但耽误了气象研究,会对国家造成不易补偿的损失。他还说构思了一款价廉物美的发电机,可以尽早实现农村电气化。1960年调到青岛医学院做教学工作,他不但千方百计上好课,还主动修好了许多当时在国内无法修好的进口仪器设备。他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他的修理水平之高使他声名远播。驻军的雷达坏了也请他去修。他曾帮驻军审阅了高等数学的教材。他还提出写书计划,传授物理知识,以便使年青一代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1965年完成了专著《狭义相对论》。十年内乱期间,虽然长期从事打扫厕所等体力劳动,但他也研制或参与研制了一些仪器设备,并对某些仪器设备赶上和超过国际同类产品出谋划策。

束星北于1964年向有关组织提出研制核武器以防止核战争的建议,并曾两次向统战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他有三个在国外熟识的核物理学家,他“可以协助党动员他们回国”。据束星北的家人回忆,当束星北1964年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立刻号啕大哭起来。他为自己不能与王淦昌、程开甲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但他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

1978年从事海洋物理研究后,束星北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人才上,办起了进修班。他培训出来的学员后来大部分被评为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成为各领域研究课题中的学术带头人。

束星北在进行“教书”时没有忘记用爱国主义“育人”。他深知中国人必须要靠自强才能强大起来,向外国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身处逆境时,也曾有人劝他到国外去,而他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要到国外去,当年我就不回来了。”他对子女定下了一条严格的规矩:“外出学习可以,学成后必须回国。不下这个保证,不准放出。”他对出国留学的学子说:“出国不要光带三大件回来,要带真本事回来。”

在从事海洋物理研究期间,束星北与人共同倡导并亲自组建了对“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洋内波研究组,为我国的海洋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1983年9月29日晚,当他预感到生命已快走到尽头的时候,再三叮嘱陪护在身边的同事:“内波是重要的海洋动力现象,对国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搞下去。”他还叮嘱身后一定要穿着海洋服(当时海洋局系统的一种制服)。束星北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一生的追求。

1995年9月30日,“青岛市文化名人雕塑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束星北的塑像立于其中。以俞正声为首的青岛市党政领导悉数出席。出席揭幕仪式的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心情十分激动。她知道,入选“雕塑苑”的文化名人都是经过了全国人大和中组部审批才确定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党和国家肯定了束星北的一生。

(作者系文史学者)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往右——近代中日变革的关键时刻

$
0
0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往右——近代中日变革的关键时刻

文│王龙

 

近代史上,光绪与明治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泱泱大国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一个是狭小岛国“万世一系”的天皇。在同样被西方列强炮轰国门、蚕食威逼的危急关头,他们奋起图强,变法维新,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历史老人仿佛对光绪过于残酷,而对明治太过恩宠。明治维新演奏了一曲气势恢弘的惊天绝响,使日本的国家变革获得巨大成功,一跃成为近代列强,雄心勃勃地“与万国对峙”;而光绪的变法仅历103天就惨遭失败,谱就一曲国脉悲歌,绘出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

当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蜚声东瀛时,光绪皇帝却以“瀛台之囚”的身份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同为一国之君,命运却为何如此大相径庭?

性格篇:懦弱动摇与崇尚勇武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童年的成长经历,对其禀赋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光绪17岁亲政,明治16岁亲政,同样是少年登基,勤于学习,本来都应大有作为。然而光绪在慈禧的控制驯化下成长,明治则在武士的拥戴下即位。光绪对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则崇尚勇武,好勇斗狠,对身边的武士师傅佩服有加。光绪长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压下,养成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则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果敢勇武、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伏笔。

中国的帝王,绝大多数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光绪特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当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然而面对艰难时局,慈禧却置国家社稷于不顾,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将年仅4岁的光绪扶上皇位,完全出于一己之私,因为幼主即位,容易驾驭。天生孱弱的光绪在她的威权教育之下变得胆怯而懦弱。

据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回忆:“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既然是母亲,慈禧本该给幼年入宫的光绪一份母爱和关怀,可她为了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使其言听计从,“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梁启超《变法通议》)长此以往,光绪后来连听到锣鼓吆喝之声也吓得脸色大变。

由此,光绪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变得抑郁多病、优柔寡断,更失去了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乾纲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亲政后的光绪,目睹国家的巨变,忧国伤时,也想有所建树。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他遇事畏缩,根本不敢和慈禧相抗。待到戊戌激变,大事临头,光绪手足无措,任人宰割。

反观明治天皇,可以说是在凶悍的群“狼”簇拥下长大的。

日本天皇的权力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中得到加强的。最终,改革派武士通过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全力拥戴天皇。拥有强大后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这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其实,明治天皇的童年遭遇并不比光绪好多少,其母亲中山庆子只是其父孝明天皇几十个宫妃之一。当时正逢倒幕派与幕府进行殊死血战,谁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单力薄的孝明天皇夹在中间左右摇摆,处境艰难。

贫苦动荡的童年使明治天皇天性胆小,1864年倒幕的长州藩士兵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竟把12岁的明治吓昏了过去。朝臣们十分担心,他们意识到对天皇“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的武士教育势在必行。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担任明治的老师以后,让他接受军事化训练,凡剑术、马术、角斗术,都教给了明治。到20岁时,年轻气盛的明治已由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

中日甲午战争是明治尚武精神、杀伐野心的一次大展示。明治信心十足地主持了这场战争。1894年7月25日,他下令日军对停泊在朝鲜丰岛附近的清军北洋舰队发动海盗似的偷袭。初战得手后,又先发制人,发布诏书诬陷中国“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并立即对中国宣战。为了便于直接指挥,明治迅速把大本营迁往广岛,日军士气大振。一直到第二年4月战争结束,明治天皇亲自督战长达225天,他的行为对日本军队疯狂侵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894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两万中国人被屠杀,欧美报刊报道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旅顺大屠杀时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而这又何尝不是明治本人的真实写照。

学习篇: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光绪与明治都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光绪比明治晚生19年,但光绪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比起明治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6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龢,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慈禧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翁同龢对光绪进行了封建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赋等多方面的教育。翁同龢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光绪却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此外,翁同龢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光绪十一年(1885),15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其仁爱之心可见一斑。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

与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相比,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事实上光绪也确实是个博学多才、聪明向上的皇帝。然而同样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家,身为“学生”辈的明治为何能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找到两人成长之路的差别。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封建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从文化的摄取形态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封建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具备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封建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明治对西方文明的领悟和接受速度是惊人的。从他倡导对日本旧生活方式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运动上,足见其思想之先进开明。他颁布《断发脱刀令》,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在日本建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

光绪对西方科技并非没有了解,对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强烈好奇并不逊于明治。他幼年时就极为喜爱西洋玩具,像西洋钟表、火轮车、留声机都令他爱不释手,各式西洋玩具堆满皇宫。潜移默化下,光绪从喜爱西洋玩具,发展到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它先进科技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听说世界上竟有一种能以雷电般的速度一刹那间将信息发送出去的机器,他怦然心动,立即下令替他搞套收发电报的设备,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没多久,朝廷就在全国用上了电报。他搞来了一辆自行车,但宫内很快传出消息说,皇上曾试着骑过那辆自行车,他的辫子夹在后轮子里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他放弃了——就像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

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1854年,目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日本举国震惊,中国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幕府末期的改革派佐久间象山振臂一呼,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成为明治改革以至长远立国的基本方针。具体到文化教育上,就是从培养“和洋汉才”急转到“和魂洋才”。

按照佐久间象山的理解,洋学仍被限定在科技范围,采用西洋技术的目的在于维护加强日本的政教。这种见解与中国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致力于国家富强求变的幕末志士们更乐于吸收外来先进事物,注重有效性和实用性。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这样评价改革派武士:“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

尤其在幕末思想文化的冲突转变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被仁人志士们接受后,不断得到突破修改,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已把学习西方从科技扩大到适宜操作的制度、法律方面。“东洋道德”的含义被缩小了,“西洋艺术”的范围被扩大了。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不同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绪和明治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治国眼光。光绪与明治的视野、见识之间的差距,在中、日分别组织的两次出国考察中也暴露无遗。

1887年7月24日,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光绪亲自用朱笔钦定派遣傅云龙等12人分赴欧洲、亚洲、南北美洲游历考察。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动机不明、立意不高,光绪仅要求游历官员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由于考察目的仅仅是“详细记载,以备查考”,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明确意图,这次轰动一时的派遣游历竟成为一次华丽的走秀。而后来这批宝贵的人才却被置诸一旁,很少被重用。这次游历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戛然而止。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明治政府的各部要员几乎全体出动。明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学习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等各种制度。日本政府和全社会对此极为重视支持,拟定了详细的考察大纲,明确分工,太政大臣在给使节团送行时甚至悲壮地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这次游历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近代化道路尽管各国自有特色,但这条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还有与其相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和明治的认识水平也许都达不到这么深远的程度,但客观的现实却是,清朝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像大海里的无数礁石,光绪驾着这艘巨大航船在礁石之间蹒跚穿行,稍不留心就会触礁沉没;脱胎换骨的日本航行的大海则是辽阔的,只要明治下定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像光绪那样遭到密如星斗的暗礁险石。

用人篇:秀才幻想与武士实干

 

在近代化过程中,领导集团的群体智慧和主导力量至关重要。光绪和明治领导集团的悬殊实力、识见本领,直接导致了中日两国变法的不同命运。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既“迂”且“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光绪集团闭门造车,进行的是一场纸上的变革,明治政府则大张旗鼓地除旧布新,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推动了一场革命。

光绪变法的精神教主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博通经史,但其理论近于空想。他有书生的激情,却没有为政的沉稳。他急功近利、虚荣自负、遇事偏激,既敢于挺身国难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不善权变通融,做事往往过于理想化,当时代需要他担起扭转乾坤的大任时,他却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这些都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礁走向胜利。

翻开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主导改革的武士阶层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他们以对上影响天皇、对下动员全民的积极姿态,把明治维新变成了一场全民族的革命。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们在关键时刻引领日本校正航向,乘风破浪地勇往直前。

“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明治倚重的“维新三杰”都是极具胆略和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他们在推翻封建幕府的“开港倒幕”“王政复古”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建立了崇高的威信,为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立国目标和基本方针。他们目光远大、学识广博、知行合一,远非光绪集团那些来自书斋、边学边干的改良派们可比。

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曾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上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而“近代实业界日本之父”涩泽荣一更是弃官从商,以身作则,改变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以及鄙视商人的旧风气,毕生不懈地提倡“论语加算盘”的“义利两全”思想,参与创建了500多家企业。这种“异体同心”的领导集团自然能使明治的政治主张顺利实行。

而清政府即使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发表述评说:“在大清国,没有任何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访问过欧洲。因此,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们在国内一点地位也没有,而外交使节的委派则完全是通过徇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这些人到了国外后,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奢侈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当他们回到国内并获得官职后,他们的奢侈倾向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诱使他们做出更具欺诈性的劣行。

结局篇:瀛台之囚与民族之父

“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明治的成长适应了改革派的意愿,他对维新事业表示了极大的认同,认为“卿等所言极是”。明治天皇井井有条地推动国家变革,而光绪的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维新派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仅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却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戊戌变法后期,光绪天真鲁莽的政治异动,尤其是在人事变动中的冲动决策,更使自己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线。受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年轻的光绪求治心切。他太过苛求,不通变达。新政开始之时,光绪便认为“盈廷皆守旧”,对他们百般不满,君臣之间产生嫌隙。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每天被召见的枢臣动辄遭到谴责。醉心新政的光绪终日与他认为“守旧”的廷臣为伍,其焦躁烦闷的心态可想而知。他太想杀一儆百,树立自己的权威了。实际上,历史舞台留给光绪的空间实已太少。大清日暮途穷,光绪乱世为帝已然不易,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如此霸道强势的慈禧,他注定只能当傀儡。明治政府则通过倒幕运动夺取了实权,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君臣协力,上下齐心,这是光绪望尘莫及的。

结果可想而知,明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的改革使日本结束了江户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枷锁,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道路,明治维新因其在日本史上具有的进步意义而彪炳史册,明治也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而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各项变法措施被废除,光绪被囚禁于瀛台,变成“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囚徒,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

光绪向左,明治往右。两位皇帝身后留下了两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如果天假以年,他们能继续旁观自己国家后来上演的悲喜大剧,不知又会作何感想?

(作者系文史学者)

 

故乡“沦陷”了吗

$
0
0


文│十年砍柴(资深媒体人)

 

2016年4月3日,正是清明节前一天的寒食节,我回到了故乡:湖南中部的一个偏僻乡村。刚回到老宅落座,就接到村党支书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谈到了并村的事情。根据规划,本镇49个行政村将合并为30个。在他眼里,我似乎有些“能量”,他让我找县、镇领导说,将我们所在的行政村保留下来。“原来的村名如果没有了,你回老家也会觉得没面子,是不?”村支书如此对我说。我关注的倒不是所在行政村名字是否保留,而是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并村;即使村名保留了,这些村落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消失?

第二天,整个家族给祖宗扫墓。走在崎岖的山道上,从一个坟地奔赴另一个坟地,摩挲着那些字迹有些漫漶的墓碑,我思考着故乡这些村落的由来。

一个村落亦如人的生命,总是有生有死,有强壮时期,有衰弱暮年。

我家所在的行政村名为“了田”,包括7个自然村,对应7个村民小组,在人民公社时代,则是“了田大队”下辖7个生产队,第一、二队张姓占主体,第三、四队孙姓占主体,而第五、六、七的村民大多数姓李。其中孙姓为主的两个自然村讲的是山区口音的“土话”,其余5个自然村讲和邵阳城一样的“官话”。

这7个自然村,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平时是寂静的,只有在春节和清明两大节日才热闹起来。南方特别是我老家的乡村,清明节甚至比春节还热闹。因为许多定居在外的人,因为父母身故,过年就不回故乡了;但祖先坟茔还在故乡,清明就得回来。清明那几天,乡村公路上到处堵车,其中大半是外省或外市的车牌,鞭炮响个不停。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总会碰到一个个和我一样回来扫墓的人,亲热地叫我“勇哥”“勇叔”,甚至嘱咐城里长大的儿女,叫我“勇爹”(老家方言爷爷的意思)。

我们活在最好的时代

十几年前,我曾在某网站参加过一次文章创作,题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些年我对自己当初的看法略有修正。我认为“沦陷”过于夸张,用在今天中国广大乡村并不合适。如果从村民的生活水准和农村基础建设两方面衡量,中国农村远非“沦陷”,甚至可以说是数千年来最好的状态。

先从村民生活水准来说。即使断言今天的中国是秦始皇设郡县以来的两千多年里,广大农民过得最好的时代,也非拍当政者马屁,而是一种基于历史考察的判断。数千年来,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首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先圣孟子的理想社会无非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历史上所谓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其实只是相当低标准的“盛世”,战乱少了,多数人刚刚能填饱肚子。而历代变革者或起义者提出的动员口号,也无非是让老百姓有饭吃。

上世纪8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我老家的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家族的一位奶奶有一次感慨道:现在餐餐能吃白米饭,过两天能打牙祭吃餐肉,过去润余先生(1949年前我们家族里最大的地主)也过不上这样的日子呀。我母亲告诉我,全村几乎每家的存款都超过了十万元。近几年,农村已实行较低标准的社保和医保,几千年的农业税被免除,做到了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变化。

其次,从农村的基础建设和住宅建设看,亦是几千年来最好的状态。1989年,我上大学时,要先步行几公里到乡政府所在地搭农用车到集镇,然后坐长途客车去邵阳市搭火车。而今,水泥马路修进了每一个自然村,多数村有了自来水或农户们能用电动抽水机从深井中抽水。村里的土砖屋一座座倒塌,取而代之的是用钢筋水泥浇筑起来的两层楼或三层楼——尽管多数外墙贴的是难看的马赛克。这次回家,我发现乡村公路两旁和每个村的空地上都有太阳能路灯。我在家的第一个晚上正碰上停电,不得不用蜡烛照明,而屋外的太阳能路灯却亮堂堂的。不少农户已经买了汽车,最穷的农户,男主人出门也是骑摩托或电动车。

我们可以撇开所谓制度优劣的讨论,把这一切归功于国内局势长时间的和平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客观评价,今日中国,广大农民不但基本上免于饥饿,且若和三四十年前相比,多数人日子可以称得上富足。

乡村仍是社会发展的短板

如此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包括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相反,我认为乡村依然是中国社会这个“大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板,“三农”问题严重制约着社会的整体发展。

概言之,我认为中国乡村的主要问题已非农民能否吃饱饭、住上房,而是更深层的问题。主要问题依然有二:

一是广大乡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不能产生什么利润,或说产生的利润很低。

在社会财富生产中,传统农业所贡献的比例很小,甚至可以说,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以我家所在的自然村为例,大约有120亩水田,旱地、林地更多。而这120亩水田中,现在只有约50亩左右的垅田(即山谷之间、小溪两旁的田)因灌溉方便仍在耕作,其它梯田基本抛荒,或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我少年时水田种的是双季稻,而现在变成单季稻。为何如此?田不挣钱。一亩田一季稻顶多收割1200斤稻谷,市场价格大约值1600元。而现在一个劳动力去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差不多能赚200元,8天的小工就能买到一亩水田所产的稻谷。农民之所以还种一些田,主要是产出自用,图个方便和安全。1985年以后出生的农村孩子,基本不会种田了,还在水田里耕作的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农户的经济收入主要是打工或做小买卖而来,即来自第二、第三产业。

二是广大乡村失去了活力,已不能构成完整的社会生态。

每年清明我回家扫墓,总有两个小男孩跟着扫墓队伍同行,他俩是我三堂哥的孙子,都在上小学,聪明又调皮。平时沉寂的村落一下热闹起来,这是令小孩子最为兴奋的事情了。他俩的父亲即我的堂侄,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和来自故乡的一位女青年同居,接连生了这两个儿子。女方后来嫌男方家境不好,又挣不来钱,便不辞而别,抛下两个小孩远嫁他乡。而他俩的父亲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也不给家里寄钱,两个孩子都靠爷爷奶奶养育。

这类留守少年儿童是当下乡村最大的问题。再以本村为例,当年我在村小读书时,教书的是清一色的民办教师。我所在的人口不满千人的行政村曾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全村出了20多名大学生,其中不乏考上名校的。如今,尽管乡村小学的老师几乎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科班生,但后来高校扩招后,本村的学风反而颓坏了,没什么人能考上名校。究其原因,一是上大学的成本剧增,农村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读书无用论”盛行;二是大多数青壮年已外出打工,一部分随父母进城的孩子只能借读在教学质量欠佳的城郊学校,更多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就读。没有父母在身边,对孩子的成长是最大的欠缺。青春期的男孩沉溺于网络游戏或被社会团伙引诱走上邪路,而青春期女孩更容易受到性侵。2015年家乡邻县邵东发生了几个未成年男孩从游戏厅出来后将一位小学老师杀死的惨案。回顾我那一代人在乡村成长时,多数家庭虽生活清贫,但全村的生态是完整而充满活力的。上有祖父祖母辈的呵护和父母的管教,同辈有兄弟姐妹一起嬉闹,无论是读书还是放牛砍柴,或是下水塘游泳,总有人陪伴、引导。

乡村复兴或从小村落的消失开始

要解决农村这两大问题,不可能让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壮年再回乡务农,“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城镇化。就农村而谈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乡村要复苏,要重新焕发活力,必须要让无数的自然村落消失,并抛弃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经营模式。

“平分土地”曾是一代代社会改革者或革命者发动群众的口号,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而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度,简单的平均土地是无法让广大农民真正脱贫的。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实现土地承包,多数地方按人均将土地发包给农户,尽管激发了农民因人民公社体制而沉睡多年的劳动热情,温饱问题因此得到基本解决,但这只是传统农业耕作和经营模式的“回光返照”。一家农户那么点土地,所产的也仅能糊口而已。因此随着中国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加快,农民纷纷抛弃土地进城。

可以说,只有在农业科技发展,工商业繁荣,第二、第三产业成为社会财富主要生产途径,社会保障体系较健全时,大多数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土地兼并”才不再是社会动乱之根由,而会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必须。这种巨大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大量的村落消失。

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90多万个自然村消失。对在消失的村庄里长大的人来说,带来的当然是难以抑制的忧伤,但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而言,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对那些古村落进行文物意义上的保护外,对多数自然村落的消失,应以平常心待之。

此次清明回乡,我终于找到了天祖(即曾祖父的祖父)永福公的坟墓。他的坟墓在离我家约五华里外的一个山坡上,山坡下面的村落就是我们这一族的发派地。永福公清代嘉庆年间生人,有六个儿子。随着儿孙的繁衍,老村的房屋和周边的田地已无法承载,于是他让其中四个儿子去我家现在所在地建立新的居民点,垦荒拓地。这应该是同治年间的事情,后来我在典籍中证实了这一判断。翻阅湘中大儒、湘学复兴大师邓显鹤和他的高足、著名地理学家邹汉勋在道光年间所修的《宝庆府志》,对照《疆里表》中每一个“都”(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的地图,我发现我家所在的村以及附近好些自然村,当时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50年内,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村落急剧增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村人口应当说达到了峰值。由于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30多年内,城市化几乎是停滞甚至逆行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内战的消弭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速度惊人。1950年中国人口5.5亿,到了1982年底已有10亿人,而城市化水平只有21%,8亿人生活在乡村。乡村的土地和环境承载力到了极限。1950年代初,我所在的村落后山还有老虎,到了我少年时,除了几片生产队严防死守的山林外,其它山头已是濯濯童山,灌木和茅草被割得干干净净,茶林被毁,取而代之的是产量高的红薯——那时每个村落确实热闹,有活力,但这样的热闹和活力能够持久吗?在工商业落后,第二、第三产业不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时,当时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其历史合理性。

短短的20年过去了,今天的乡村植被恢复得很好,昔日的山间小路全是荆棘密布,我每年清明去祖先坟前扫墓必须先准备一把柴刀开路。原因很简单:青壮年都进城了,打工寄回来的钱足够买燃料——即便像我们县位于国家扶贫攻坚示范区的武陵山片区,许多农户也已经告别蜂窝煤,用上了液化气罐。

我家所在的自然村现有户籍人口100人左右,如果加上我这种考学出去后,定居在城市的人及妻儿,从这个村发派的人大约200人,而现在常年住在村里的就只剩空巢老人加留守儿童,30人左右。

我相信,随着老人一个接一个离世,那些留守儿童少年长大后涌进城市寻活路,这个村落终将消失。那些耗费村民半生打工挣来的钱所盖的楼房,将成为空空荡荡的建筑垃圾。对这样的图景,我并不忧伤,反而有某种期盼。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根本性的改革,将是中国乡村复兴的破局之举。当农民进城有社会保险托底,当农村的宅基地和生产用地可以在市场上流转,现代农业将是资本涌入的热门领域。劳动力进城的同时,资本纷纷下乡,农业生产和加工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不可分的整体。常住在乡村的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左右甚至更低,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我相信,那才是真正的“新农村”,而“留守儿童”也将成为历史名词。

只是,我希望这样的变化能更快完成,以减少无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之付出的代价。

 

 

国家越强大越要韬光养晦——从中国千年外交谈起

$
0
0

国家越强大越要韬光养晦——从中国千年外交谈起

文│袁南生

 

    韬光养晦是中国千年外交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古代外交人留给我们的外交智慧。探讨中国千年外交史上韬光养晦的规律,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无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汉唐盛世为何也要韬光养晦

汉唐时代是有史以来国人最引以为豪及津津乐道的时代,也是外交上精彩纷呈、最能韬光养晦的时代。“汉唐时期,是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才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先秦时期虽然也有过频繁的外交活动和热闹的外交斗争,但那基本上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的列国交往,还没有广泛地与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正式的外交关系。”(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自“张骞凿空”“开外国道”(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这一划时代重大事件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的新时代。

汉代外交战略、具体外交路径和实践都离不开韬光养晦。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标志着匈奴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转变。西汉初年,刘邦对匈奴推行和亲政策,派刘敬前去匈奴缔结联姻和约,奉送皇族女儿冒称公主去做单于的阏氏,此外,每年必须给匈奴一定数量的丝绸、粮食等物资,汉匈结约为兄弟之国,汉为兄,匈为弟。这是典型的韬光养晦,与此同时积极作为,开启了汉匈两极在东亚国际体系中争霸的时代。

匈奴有兄死弟继、兄嫂再嫁给弟弟的习惯,汉高祖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名将季布急谏吕后,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幡然醒悟,改为以和亲求和,并对此特别回了信,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脱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意思是我老的不行了,您单于不知误听了什么人的话,(要我来陪您睡觉),这会让你弄脏自己,有失身份。我们也没有罪,饶了我们吧。吕后决定延续向匈奴朝贡基础上的和平,复与匈奴和亲”。(《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照今天观点看,吕后回书怕是最有损国格的外交公文吧。

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当时,匈奴大破大月氏国,同时乘胜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此时,汉廷战略讨论的压倒性共识还是继续以韬光养晦之道应对匈奴,哪怕是朝贡式的和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史记·匈奴列传》)汉武帝时,汉匈关系发生逆转,汉朝取得对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匈奴对汉朝战略威胁被解除。尽管如此,汉武帝的接班人仍坚持和亲政策,继续韬光养晦,昭君出塞就是一个铁证。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顶峰时代,唐朝的缔造者李世民是韬光养晦的高手。松赞干布率军进犯唐朝,要挟唐朝和亲,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应战。尽管松赞干布被打败,唐太宗仍感有必要予以安抚,于是便有了文成公主入藏。强大的唐朝先后把一个个公主嫁到突厥、吐蕃、契丹、回纥、南诏等国,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

更有甚者,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突厥前向突厥称臣12年。据《旧唐书》记载,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韬光养晦方面下了几步妙棋:一是起兵时,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厚礼,派刘文静打通突厥这一关,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二是突厥使者每至长安,态度骄横。“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三是突厥君主始毕可汗去世后,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旧唐书·突厥传》)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有的隆重礼节;四是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直到贞观三年(629年),才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李世民命李靖率唐军主动出击,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决定性胜利。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李世民的幸运之处是拥有一个能韬光养晦的环境,他12年来向突厥称臣纳贡,当时没有人说他“缺钙”,也没有几个清流和愤青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该韬光养晦时不韬光养晦教训深刻

韬光养晦是中国古代外交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外交智慧之一,柔弱胜刚强的老子思想是韬光养晦的外交哲学基础,其要义是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低调,尊重对方,不锋芒毕露、颐指气使,尽可能避免树敌、招风、扛旗,同时积极作为。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不乏该韬光养晦时不仅不韬光养晦,还反其道而行之,以致发生颠覆性大错的事例,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吸取的深刻教训。

例如,王莽执政前,汉匈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昭君出塞是标志之一。昭君奉旨嫁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从汉匈友好大局出发,忍受天大的委屈,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又嫁给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复株累单于。此后,每一个单于继位,或遣名王奉献,或遣子入侍,甚或亲自入朝。汉朝对他们非常优厚,每次都派专员持节至塞下迎候,并选择有威望的封疆大吏及容貌出众者充当单于沿途所经各郡的郡守。(《汉书·段会宗传》)接见时,照例赠送一次比一次多的丝绸等礼物。这样的友好关系,至王莽篡汉才被破坏。王莽建立起所谓新朝,崇尚虚名,不求实效,不断树敌,将韬光养晦的外交传统抛得一干二净。例如,王莽将一些郡县改名为“填狄”“厌狄”“遮害”等,故意显示对匈奴的鄙视和敌意;王莽派使者北上到匈奴王庭,收回汉朝原颁发的黄金质“匈奴单于玺”,另授予“新匈奴单于章”(新是王莽的国号)。单于想索回原印信,王莽使者却故意把它打破。王莽变更印玺,是蓄意压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其由匈奴最高首领的地位改变成为新朝的诸侯王地位,即把匈奴政权与汉王朝的藩属关系降为王莽新朝的政治附庸。王莽还将“匈奴单于”之号改名为“降服单于”,贬贱“匈奴”之号为“恭奴”,“单于”为“善于”,甚至绑架昭君的女婿、匈奴执政大臣须卜当夫妇到长安(后均客死长安),胁拜须卜当为单于,并要派大军护送他回匈奴就位。匈奴强烈不满,再次南下侵扰,北方受到严重破坏。王莽拒绝大臣严尤和公孙禄的规谏,执迷不悟,转运大量谷帛至边郡,准备大规模出击匈奴。兵还未发,新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王莽自己也被起义军杀死了。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评价说:“东汉的王莽,他的统治之前边疆比较安定,与匈奴保持了六七十年的和平,但王莽硬要匈奴把自己的印换掉,称自己为奴,又派兵攻打,这样边境就不安宁了……最后的结果并没有推动历史,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明朝末年,面对清朝的崛起和挑战,正确的应对之道应该是:该谈的时候谈,该打的时候打,只打不谈、拒绝议和显然是误国之道。然而,明朝风雨飘摇时,皇帝想韬光养晦,但清流、愤青们不同意。“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但明朝一批文人就说,绝对不要谈,谁谈谁是卖国贼,皇帝也不敢公开提谈判的事。崇祯皇帝曾经派兵部尚书悄悄跟清朝谈判,消息泄漏之后,兵部尚书就被杀了,当时根本没有人再敢动这个脑筋了。”(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帝王的使命》,《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也许有人问,崇祯皇帝想谈,清朝想谈吗?崇祯皇帝是不是一厢情愿?其实,清朝皇太极屡次提出议和,并不完全是出于兵不厌诈的军事考虑,可以说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他的议和举动还是具有相当诚意的。即使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皇太极仍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农历五月,皇太极诚心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崇祯皇帝点头,就可鸣金收兵,各安其政了。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从行文看,皇太极态度谦恭,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意味。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议和诚意并无信心,他在信的末尾说:“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奉旨派马绍愉与清朝议和一事为百官知悉后,朝野为之哗然,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陈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迫于压力,崇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后又下令将陈处死。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其实,明朝在与清朝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韬光养晦的好处,也多次主动议和,但最终议和却又多次为自己所破坏而失败。出现这一奇怪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廷上下缺乏韬光养晦的环境与气氛。明朝政治家们在韬光养晦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思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居高临下地与人打交道,一味唱高调。朝野上下一直把清看成是国贼凶寇,只能扫荡,不可言和,谁议和谁就是“损威辱国”“诅师养寇”,谁就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崇祯杀替罪羊的办法,虽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明清议和的大门。若非如此,明朝败亡时间至少可以后延几年,甚至有可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因为明朝在江南的统治势力一直很强。(《谁搅了明清之间的议和》,《辽沈晚报》2009年11月9日)

韬光养晦不会过时

韬光养晦是外交战略、外交策略,外交智慧,还是外交品质?不管是什么,在中国外交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韬光养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有人说:中国的GDP已成为世界第二,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动力,韬光养晦政策对于中国来说过时了。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第一,是否是世界GDP老二,同外交上是否该韬光养晦没有必然联系。理由很简单: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就是GDP老二。中国在古代历史上,长期是世界GDP老大或老二,到1927年才跌到老三,1949年跌到老四。GDP领先的古代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韬光养晦的外交传统,古代外交留下的最大启示之一就是国力越强盛越能韬光养晦,越能理性妥协,从而越能有所作为。中国GDP老大时,尚且注重韬光养晦,现在GDP还只是世界老二,韬光养晦难道就过时了?

第二,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品质,不存在过不过时的问题,只存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践行的问题。赵启正说得好:“中国的韬光养晦不是一时之计,是中国人的品质的表现……是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与外国人友好往来。不韬光养晦就是张扬、就是吹牛、就是傲慢,这不是中国的传统。”他还说,中国的传统恰恰是内向的,“君子欲归于言,隐于行”,我们不是权宜之计,韬光养晦应该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反对有些国家老对我们指手划脚,我们自己也那么做吗?我们不喜欢那些国家傲慢,我们也去傲慢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要那样对待人家才行。(赵启正《中国外交应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政策》,《小康》2011年3月7日)

第三,中国崛起目标与任务的艰巨性和所面临的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坚持韬光养晦。中国崛起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任务,要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维护者、建设者及贡献者,逐步发展成重要的制定者之一,维护地区与世界的稳定、和平,完成这些任务极为不易。再加之行百里者半九十,在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陷阱、圈套与误区,弯路与挫折难以避免,自始至终务必小心谨慎,切忌过分张扬与骄傲自满。此外,中国崛起面临多种外部挑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人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二,成为超级大国的头号债权人,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有许多要花大力气去谋求的地方,因为社会尚不和谐,边疆尚不安宁,人民尚不富裕,体制尚不健全,经济尚欠发达,崛起尚未定型,文化尚欠繁荣。换句话说,中国还没有最终崛起,复兴之路任重道远。简言之,中国之所以需要始终坚持韬光养晦,是因为有其客观必要性,即崛起与民族复兴任务极为艰巨,内外挑战交织,不韬光养晦不行。

第四,韬光养晦是否只在中国外交中需要呢?非也。作为世界GDP老大的美国也讲究韬光养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指出:美国也开始韬光养晦,美国进入了韬光养晦的时代。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全球战略和一系列外交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外交思想被称为“奥巴马主义”。奥巴马真正的外交特色,是奉行一项简明的外交原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叫做“不干蠢事”。奥巴马所鄙弃的“蠢事”,首推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主义的精髓在于“克制”和“收缩”,以及动员联盟国家和伙伴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分担风险与责任。即使在已经或者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情景中,奥巴马政府都坚持使用外交、经济制裁、国际压力等手段,尽量避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王缉思说:“从奥巴马六年来的外交实践及其指导思想和理念来看,美国实现了一种外交转型,可以说进入一个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阶段……不过,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必须遵守美国的‘道统’。美国不会放弃它的全球霸权图谋,但其谋求霸权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既有力不从心的一面,也有自愿收缩的一面。奥巴马在执政的最后时期,在坚持美国‘道统’的同时,也许还会继续‘韬光养晦’下去。”(王缉思《美国进入“韬光养晦”时代?》,《环球时报》2015年3月31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过程。没有几十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韬光养晦不是卧薪尝胆,其核心不是图谋霸权,也没有假想敌人,当前更突出体现为有效维护与力争延长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智慧,不仅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而且在中国崛起成功之后仍将是中国对外战略的自觉选择。面对波涛汹涌的国际逆流,面对咄咄逼人的“民粹”压力,面对许多强硬舆论的推波助澜,实现韬光养晦的与时俱进,不仅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而且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是辩证统一的,韬光养晦的本质是求和平,不称霸,追求双赢,实现韬光养晦的与时俱进,将会极大地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而促进奋发有为,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大的实现。

(作者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原总领事)

 

习仲勋为何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赞扬

$
0
0


文│程冠军

 

    发轫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其精神主旨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一共有3篇讲话,分别是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另一篇重要文献就是叶剑英的《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叶的讲话与邓的讲话各有分工,着重强调了领导班子的作风建设、民主和法制建设、学习和解放思想。在谈到领导干部发扬民主时,叶剑英高度赞扬了习仲勋同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鲜为人知的叶帅讲话

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召开,22日闭幕,历时5天。此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实质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闭幕会的核心思想,后来,这篇讲话也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这是中央工作会议所始料未及的。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已广为人知,但由于种种原因,叶剑英的讲话却鲜为人知。叶剑英的讲话没有专门的主旨标题,只是冠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讲话共分为3个方面的内容:一、领导班子问题;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大家一致肯定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会议整个过程中恢复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他批评了那些“遇到问题少开口,碰到矛盾绕着走,凡事往上推,互相踢皮球,不表态,不承担责任”的干部,以及那些“专门看风使舵,投机,找靠山,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把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忘得干干净净”的极少数干部,痛斥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

第二部分主要讲民主与法制,民主部分着重强调了民主,并再次强调了民主集中制。谈到民主,叶剑英指出:“一个领导干部,要能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说:“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勋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的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勋同志的信和习仲勋同志的复信。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讲到这里,叶剑英强调:“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用这样大段的内容高度赞扬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极为罕见。叶剑英所举的习仲勋同志自我批评的例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批评信如何传为佳话

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州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用词尖锐,言语辛辣。信的开头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你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可以受益多少多少亩。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的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阳地委讲的那么漂亮呢?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

信的结尾,麦子灿的言辞更加激烈:“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让麦子灿没想到的是,这封火药味十足的信竟顺利寄到习仲勋手中。10月18日,习仲勋亲自给麦子灿写了回信,回信礼貌而诚恳:“麦子灿同志: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前来帮助惠阳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此致敬礼!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

随后,习仲勋又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

1978年11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了《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

习仲勋给写信批评自己的麦子灿回信,无独有偶,据当年陪同父亲南下广东的齐桥桥回忆说,在拨乱反正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也有不少人对父亲并不太了解。有一位报社的记者写信给习仲勋,对他提出了措辞尖锐的批评。习仲勋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后,觉得这种信件最好“截留”,不要让书记看见。齐桥桥说:“我说你们不了解我父亲,他是最愿意倾听不同意见的,因为他觉得他有责任对于有不同意见的人予以尊重。”不出所料,习仲勋不仅耐心地看完信件,还回了一封信。“这让那位记者非常意外,觉得经过‘文革’这么多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又出现了”。两次回信联系起来,足见习仲勋同志坚持走群众路线,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一以贯之的。

发扬民主的精神难能可贵

据当年为叶剑英起草讲话稿的叶向真(又名凌孜,叶帅女儿)回忆,当时她为爸爸起草的讲话稿初稿上并没有习仲勋给麦子灿写回信这个例子,这一段是叶帅定稿的时候自己添加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会议结束后的公开稿中,又把这一段去掉了。而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选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中均没有收录叶帅的这篇重要讲话。目前,一些媒体相继公开了叶帅的这个讲话稿,但均没有关于习仲勋的内容。

在叶向真提供的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定稿本”上,依然可以看到习仲勋给麦子灿写回信的这段讲话内容。在打印的修改稿上,叶帅用铅笔亲自添加的“是难能可贵的”等的字样清晰可见。叶向真说:“爸爸的这篇讲话的主要精神,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那么发扬民主的前提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习仲勋同志恰恰是勇于自我批评和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典范。”

1962年9月,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被迫离开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蒙冤长达1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4月,已经16年没有工作的习仲勋被叶剑英推荐坐镇广东。自主政广东以来,习仲勋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走群众路线,稳定了广东局势,为接下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创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叶剑英对习仲勋在广东的工作十分支持和肯定。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8月,叶剑英还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中特意加上习仲勋给麦子灿写回信这段佳话,高度赞扬习仲勋,不仅体现了叶剑英对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一如既往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使讲话稿变得更加鲜活,更加有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叶帅此举旨在号召领导干部要以习仲勋同志为榜样,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传承和弘扬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切实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年为邓小平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稿的于光远先生,生前回忆叶帅的这篇重要讲话时感慨地说:“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实在很少看到党的文献中对于发扬民主这件事讲得如此透彻的。”

今天,我们重读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重温习仲勋同志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这段佳话,学习习仲勋同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品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克服“四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三严三实”,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争做“四有”和“四铁”干部,将大有裨益。

(作者系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早期留美生轶闻

$
0
0


文│裴毅然

 

留美初兴

我国留美始于1840年代,起初纯属民间行为。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三位——容闳、黄胜、黄宽,均为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的学生。1847年1月5日,校长布朗博士因病归国,希望能带3至5名中国学生留美。此举得到香港基督教会教友的资助,向每位留美生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与赡家费用。当布朗校长宣布此事,40余名中国学生均默然无声,只有贫家子弟容闳等三人起立。当时国人对海外几无所知,只听说到了海外,美国野人会剥掉人皮换上狗皮,弄成“四不像”,再送去展览。容闳等三人亦非大智大勇,他们怀揣疑虑踏上征途,只希望学点西方的技能,好赚钱养家。

1870年,曾国藩被从美国归来的容闳说动,由容闳具体落实选派学童留美。洋务派之所以决定派童留美而非留欧,乃当时朝野认为美国对中国最友好,而且美国的学问比欧洲更实用,其工业化发展迅速。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幼童留美,从海关收入中拨留专款。9月9日即获旨批准,决定挑选120名少年,分四批留美。此为清政府首批派出留学生,最小者10岁,最大者16岁,平均年龄才12岁。之所以将年龄定于12到16岁,乃因计划留学时间为15年,“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被选幼童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广东84名(占70%)、江苏22名(占18%)、浙江8名、安徽3名、福建两名、山东一名。(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转引自2004年5月1日《文汇报》)之所以多为粤籍,半因容闳老家是香山籍(今珠海)——并非容闳刻意“泽被乡梓”,实为无法完成名额,容闳只得动员亲朋好友。

尽管留美免除一切费用,毕业后再提供游学欧美两年的经费,归国后还得经总理衙门衡量后方能录用。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年在美国出版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招生实况:“几乎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120名留美幼童中,无一名八旗子弟,亦无一位汉人高官之后。

留美幼童分四批渡洋,在旧金山登岸,再用7天乘火车横穿美国大陆,先后抵达新英格兰,入住40余户美国家庭。他们目标远大,学习刻苦,部分学生用10年就完成了15年的课程。《纽约时报》评曰:“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我们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

此时,清政府对留美幼童提出契约:你们对中国政府负有责任,留学期间不准加入美国国籍、不准加入外国宗教、不准为个人利益终止学业,留美期间每天必须学习中文与儒经,学成后务必回国服务。同时规定不得学医学、传教等科,只能学实业。甚至连地理、钢琴、诗歌也认为不必学。

1881年,留美幼童返沪,没有迎接的笑脸和鲜花,被称为“番书仔”,由水兵押往上海道衙,审查后被分派各地充任翻译,月银仅四两。其中41人分配到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等海军系统。1884年8月23日的中法“马尾海战”中,留美生6人参战,4人牺牲。1888年成立北洋水师,一批留美生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留美生或死或伤,或俘或黜,李鸿章数十年心血组建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

【“北大的五大臣”】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官费及私人资助的增加,留美生名额有所递增。工商业家穆藕初,在一战中办纺织业发了大财,捐了一笔款给北京大学,指定送五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段锡朋、周炳琳留美。这笔私人捐助高于一般官费,其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则是每人每月120美元。清末时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有人便戏称这五位留美生为“北大的五大臣”。

遴选时,还有一名备选生孟寿椿,囿于名额无法成行。为此,“五大臣”自愿每月减至100美元,省下的钱凑成一个名额给孟寿椿,成了“六大臣”。六人中,段锡朋、周炳琳上了纽约的哥伦比亚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1919年,冯友兰作为河南唯一留美补缺名额得到官费,也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当时美国大学上本科很难,上研究院反而容易,毋需任何考试;北大乃美国承认的大学,持北大文凭就能入学全美各大学研究院。

此时的清华学生赴美前也有“恐洋症”。1922年,闻一多赴美前与梁实秋讨论,像他们这样的人,到了有“汽车王国”之称的美国,会不会被汽车撞死?后来,闻一多从美国寄回的第一封信,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接着劝梁实秋出来开开眼界。早在1915年,梁实秋报考清华学校时,就曾被家里人百般阻挠,梁父梁咸熙还是前清秀才、同文馆英文班首届生,祖母得知孙子要考清华,急得大哭——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待满8年后,还要漂洋过海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象的事。

1917年,哈佛大学文理科的学费标准为每年250美元,商科400美元一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40美元一年。清华留美生不论何地何校,一律缴纳生活费60美元/月(后增至80美元)。实际伙食费的开销,即便三餐均去校园周边的中等餐馆,每月30美元足矣。《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4)》,三联书店1995年版]

【留美男生的三个等级】

在当时的留美生中,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北大生为典型,一派以清华生为典型。清华生专业知识扎实,英语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对政治不感兴趣;另有一小部分属于“生活享乐型”:泡吧喝酒、学跳交际舞、追求异性谈恋爱。相较起来,北大生的优势更明显一点,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较多,关心世界政局,而缺点是英文底子差,社交不行,穿戴落伍。

留美生的性别比率较为悬殊,女生的人数不足总人数的1/10,“资源”有限,导致追求者之间竞争激烈。留美生中流传一则笑话:谈一次恋爱一年睡不着觉。因为看中一位满意的对象,先是闹单相思,三个月辗转反复睡不着觉;接着展开追求,三个月忙得睡不着觉;终于有点成功的希望,三个月喜欢得睡不着觉;最后恋情告吹,前功尽弃,三个月气得睡不着觉。冯友兰说:“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是搞恋爱确实是极其麻烦的事。”(《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再据吴宓留美时的日记,1919年第一批留美女生为留美男生划了三个等级:

其人物漂亮,才貌双全,衣饰华丽,名誉远播,善交际、工应酬,多自命政治家,奔走活泼,而尤喜与女学生周旋者,为上等。

其学问渊博,成绩优美,然衣饰朴素,相貌丑老,不事修饰,亦不善交际,安静自守,终日苦读,终其身只可为学者为文士;然喜言道德,性情兀傲,见女学生尤冷如冰雪,不假词色,如是者为下等。

而其介于二者之间,学问、相貌、交际、能力、仪容、举止,均非甚优,亦非甚劣,一切皆在平均之数,谓之庸庸碌碌固可,谓之行事适中,合乎人情,亦可。其于女学生则不即不离,虽不常往来,而间亦同跳舞看戏,和蔼可亲,此则为中等。

三者之中,上等为“得意人”,女学生虽爱之悦之而甚畏之。畏之者,以其飞扬跋扈,用情不专,又胆大能有为。若女学生与之交际过密,恐有堕其术中者;及既失足之后,或则得新而弃旧,转眼若无所顾恋,或其家有糟糠,而又骗得美妻,徒贻后悔而误终身,故女学生不敢嫁之也。下等为“可怜虫”,女学生鄙弃不屑,亦不愿嫁之。惟中等则女学生所最赏识者,既悦其和易近人,又不疑其有他,可托终身,故皆乐嫁之,云云。[《吴宓日记》第四册(1928~1929)]

吴宓好友,同为清华留美生的朱君毅,曾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教育统计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留美学生成功要素研究》相当有趣,他利用吴宓提供的《游美回国同学录》,记载了1917年前中国留美学成回国的学生之详细资料,多达278人。朱君毅利用这些资料,第一步先估算每人成功的事实,将留美回国分布在政界、军界、工商界、学界、艺术界等各方人士划定等级,制定分数。以政界为例,国务总理最高,为90分,科员最低,为50分。第二步,把成功的因素划分为五类,即家世(家庭出身)、财产状况、身体状况、办事能力和交际才能。第三步,把278人的五类成功因素与成功的事实联系起来,制订统计表,再各项加分,判定这些因素在一个人的成功中各占多高的比例。此项研究,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研究方法,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处于前沿的。

1921年,很有交际能力的留美生蔡竞平(1915年清华毕业生,后为清华校友会总干事),亦根据朱君毅的统计法,就男女之恋爱与婚姻,以及如何取悦对方等列出五种条件,并根据经验打出各项条件所占百分比,也制成表格《爱情衡》,并附上详细说明,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陈寅恪阅后,戏诗一首:“文豪新制《爱情衡》,公式方程大发明;始悟同乡女医士,挺生不救救苍生。”

“挺生不救救苍生”一句,说的是1911年的清华留美生卫挺生,湖北枣阳人,曾获哈佛商业管理、文学双硕士。学成后不愿回国,入美银行任微职维持生计,同时追求哈佛医学院江西籍女学生邹邦梁。邹邦梁的姐姐邹邦元早年亦留美习医,回国后立志不嫁,并于九江开设医院多年。邹邦梁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任美国医院的助理医生,受姐姐影响,也作了终身不嫁的打算。卫挺生苦爱邹邦梁,殷勤追逐,却数年未果。因为他身长瘦削,又一脸麻子,没有什么钱,好交际,却爱炫耀,“终不能为女子所喜也”。陈寅恪写的那句诗,便意在讥讽卫挺生。据吴宓言:“其后卫君回国,至北京,则职业婚姻两皆易得,并甚满意。”卫挺生回国后,娶了一留日女生,于南京高师任教,并参与筹办国立东南大学。

【老生如何欢迎新生】

“拖尸”(英文“toss”,抛掷、扰乱之意)乃美国大学校园的保留节目之一,是老生对新生表示欢迎的特殊方式。拖尸”即新生入校后不久,老生深夜入室,将熟睡中的新生连人带被卷起,左右晃动几次,然后抛空落地,一般被“拖”的新生直到跌仰在地,才从梦中惊醒。新生被戏弄,只能相对苦笑,尴尬自嘲。因为这是老生表达热情的方式,新生无法也不能发作。

“拖尸”作为“引进项目”,也被留美生带回了中国。清华老生对新生亦采用这一习俗,但似乎有所改进。1934年,姚依林入学清华,在体育馆报到后,被带入高班生围成的圆圈内,必须完成各种动作才予放行,如不服从,即被高高架起抛入游泳池。姚依林得到的指令是用鼻顶球,必须趴在地上才能完成,惹得一群高班生大笑。其他几位不情愿的新生,最后都被一一架起抛入泳池。“拖尸”之风之所以得到延续,一则老生在新生面前可以显摆一把,也让新生明白在老生面前必须“长幼有序”。而且,等新生熬成老生,可去“拖”后面新生的“尸”,从下届新生那儿找回点补偿。

民国初年的留美生,对学位绝不像今天那么看重,不少人顺着兴趣随便选课,拿到硕士学位就够了,有的人甚至连硕士都不要。至于博士学位,一般都不怎么向往,因为难度较大。如要获得博士学位,必须完成一些并无多少实用价值的规定课程。例如外语,英文在美国不算外语,想拿博士学位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对于中国学生而言,便是在学习英语之外还要再学习两种外语。有些学校还承认中文算外语的其中一门,有些学校则不承认。

冯友兰之所以攻读哲学博士,是因为他有一个指导思想:“我的想法是,学校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个学习方案,它所以那样规定,总有一个道理。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随便乱抓,要好一点。”(《三松堂自序》)可见,对少不更事的学生来说,尊重前人经验,按着教学计划去学,循径而入,拾级而上,可避免抓瞎走弯路。尤其对讲究整体基础性的人文学科,“师傅领进门”的方式事实上最快最短,效果也最好。冯友兰这一求学心得,核心即在于尊重前人经验。

1904年,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顾维钧,主修国际政治。他发现课程表里有一门必修的矿物学,大惑不解,便跑去问教务长:“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回答:“没排错。”顾维钧更疑惑了,再问:“我们学政治的为什么要修矿物学,既没用又枯燥。”教务长回答:“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问,用耐心将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教育心理学认为:从小培养孩童的耐心乃教育目标之一。有了耐心才可能拴系毅力,若是心浮气躁,何谈能有其它作为?可见,欧美教育界很早就注意到耐心对求学与人生的重要性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前的中国留洋生,根本不用担心“一江春水向西流”,一个个都倦鸟思归,异国再大的诱惑都留不住他们。据1937年的“清华留美同学录”所载1152人中,学成回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哈佛哲学博士李济即言:

一般说来,做留学生的人都想学点什么,以备回国服务,很少(我不能说没有)预备在美国居住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留学生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美国学一点新东西,预备回国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我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度过了我的留学生生活。(《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40年,留英6年的杨宪益拿到牛津荣誉学士后,接到两份聘书:一为哈佛大学中文助教、二为西南联大拉丁文教席。但杨宪益还是想回国,便带着英籍姑娘戴乃迭回来了。1948年初,冯友兰回国,在夏威夷过海关,美方验关员见他的签证为“永久居留”,便善意地提醒道:“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答:“不用了。”遂将签证交还验关员。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美国签证,冯友兰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那时的留学生之所以学成必归,除了思乡爱国,经济基础亦是一大原因。1999年季羡林接受杨澜采访,说:“他们(留洋归来者)回来后在国内的生活水平是高级的,所拿的工资300块‘大头’、400块‘大头’,那是很高级了。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1980年代的留学生就没了这份经济基础,回国工作经济损失很大。季羡林说:“我们现在教授工资只等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个月工资的1%。”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苏联的“在册权贵”

$
0
0

苏联的“在册权贵”

文│郑异凡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一书中认为:“斯大林不是靠他的个人品质,而是靠无个性的机关帮忙才掌握权柄的。不是他制造了机关,而是机关制造了他。”阿夫托尔哈诺夫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正是斯大林制造了‘机关’,然后机关又制造了斯大林。在此之前,斯大林已把列宁的党机关和列宁的党干部消灭殆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专制。”(《苏共野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阿夫托尔哈诺夫的说法要全面一些,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列宁对新制度的设想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作了《国家与革命》,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对未来政权有很好的设想,这就是建立廉价政府,所有官员经过选举产生,可以随时罢免,各级官员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等等。

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方面大体是坚持了巴黎公社原则的,在党内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九大“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把享受特权提高到有“瓦解党”的危险的高度,可见当时对廉政的重视。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中译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和俄国出版物经常出现一个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用以表示苏联社会的一个特殊官僚阶层或等级以至个人。这个词我国曾有不同的译法,但都不怎么理想。

在苏联,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有两义:其一指制度,俄共中央编制的“职务名册”,或叫“官名录”,俄共据此配备和任命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译作“职务名册”。另一个含义是指人或群体,即担任“职务名册”中规定职务的官员,可以意译为“在册权贵”。这些人是官僚,不过不是一般的官僚,而是按照“职务名册”任命,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官僚。

“在册权贵”的形成

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旋即制定一系列新的干部制度。

1923年11月8日,俄共中央通过决定,确定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重要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共有三个:1号名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编制的,包含约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包括人民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和部务委员成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合作社机关的领导,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总管理局局长,托拉斯、辛迪加、大工业企业的领导人。2号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分配部批准的,包括总管理局、管理局副局长以及其它职务。未进入1号和2号名册的职务,由各国家机关编制,并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形成3号名册,或部门职务名册。列入1号和2号名册干部的调动和任命,必须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报请中央批准,党的地方机关不能自行调动。按“职务名册”任命的官员,就是后来被称为“在册权贵”的核心。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还算不上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他从1919年起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还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和其他领袖人物不同,他不讨厌书记秘书的工作,不厌烦组织工作,反而热衷于行政手段,为此还受到过列宁的批评。斯大林领导了党的机关,实际上是“在册权贵”的缔造者。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谈到必须让共产党人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全部工业的领导,党借此掌握机关和实现自己的领导。“在册权贵”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

在“在册权贵”体制形成中,“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的运动”起了重大作用,其间俄共突击征收了约25万人入党。1923年俄共十二大有党员38.6万,到1924年5月俄共十三大,人数剧增至73.5万人,突击入党的新党员占1/3。十四大为108.9万,十五大为120万党员。1924年,最高领导集团92%的人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到1939年,1924年选出的中央委员有94%被清洗出统治集团,取而代之以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入党的人。在1920年代,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看任何文件,到1980年代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1920年代存在两个倾向:扩大职务清单,即增加官位;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这导致1928年底决定,每3个月修改一次“在册权贵”名单。从1932年起,“在册权贵”的名单作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中央档案室。

“在册权贵”靠提拔和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起初,优先考虑的是拥有革命前党龄的,但这样的人很少,不超过1万。俄共的基本党员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及以后入党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他们逐步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党内受过教育的干部非常少,多数专家都在党外。据当时党员登记统计,90%以上的党员即使受过什么教育,也不超过初小的水平。早在内战年代,已经出现对政委和登记分配部特派员瞎指挥的异议。对“在册权贵”的不满最早最强烈表现出来的是那些需要专业知识的部门,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1920年代下半期,曾采取措施来加速对“在册权贵”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为此动员了全部党校系统、工农预科和短期训练班,党员大学生被分配到党的系统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在册权贵”的再生产机制。1920年代中期,国家管理系统的工作人员数量比革命前增加2倍,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增加了9倍以上。

确定“在册权贵”的方式,主要是填写和审查各种各样的表格,同时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其忠诚和信奉党的路线情况的审查。这种方式是违背党内民主原则的,所以对一般党员保密。党的机关制定决定过程也是秘密的,并不经过党内讨论和交换意见。“在册权贵”实质上是党和苏维埃官僚的上层,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只有展示自己对“党的总路线”的绝对忠诚才有可能留在“神圣的”队伍中。不听话的人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丢失原先的地位和特权。

斯大林建立的“在册权贵”体制消灭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坚持的各级官员一律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向选民报告工作,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巴黎公社原则,也就是说,消灭了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的原则。除中央外,各级地方党政组织相应地也有自己这一级别的“职务名册”。这样就构成一个庞大的全国规模的“在册权贵”金字塔,从而形成一个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在册权贵”是斯大林权力机制的基础,斯大林控制着1、2号名册的官员,往往还有3号。

“在册权贵”的物质待遇

与“职务名册”制度相配套的是提高干部的物质待遇。1922年7月,俄共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3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加50%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645卢布起征。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1922年夏每月获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4.6公斤肉或鱼、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烟、3盒火柴等。

这是一个刚刚走出1921~1922年饥荒的国家,这些措施大大拉开了官员同群众的距离。

苏联长期存在供应短缺现象,为解决领导干部的生活需要,各地开设了特供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

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1至3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保健医生,费用均由国库开支。根据1922年5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100金卢布作为去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100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100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一金卢布含纯金7.774235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

1932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会引发群众不满,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高工资和特权特供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斯大林的特权

斯大林本人的工资不断上涨,起初是有关部门确定的,斯大林主政以后,就由他本人规定了。

斯大林本人的月工资如下(卢布的币值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的数字大概是折算过的):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1935年500卢布。1936年翻一番多,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为2000卢布。二战结束后,就在需要重整家园,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斯大林给官员们大幅度提高工资。1947年底,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

对斯大林来说,从1930年代起工资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的工资袋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卢布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

据统计,斯大林在全国各地有20多处别墅。有的别墅是专门为斯大林建造的,但他一次也没有住过。有的别墅他自己不住,就用来送人,例如送给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等。

我们讲斯大林的特权,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标杆。斯大林工资10000卢布,他的手下就可以拿9000或者8000卢布的工资,斯大林有20处别墅,他的手下就可以有多处,至少一处别墅。

举莫洛托夫为例,其职位最高时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同丘耶夫谈话时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领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

直到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知道他起初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要求别墅,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别墅里的餐具打碎后,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费换新的。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保姆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

让这些根本不知道卢布实际价值的“在册权贵”来领导国家,怎么会去关心民生,关心群众的疾苦呢?特权、特供、高工资、红包等制度使各级官员依附于上级官员,他们的升迁、生活福利以至生命安全,全都依靠上级领导,而最后的决定权则掌握在斯大林手中。

赫鲁晓夫破除终身制的失败

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最著名的当然是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党内仍然有斗争,但已经不是以肉体消灭为结局。这是干部政策上的一大进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失败后,莫洛托夫曾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希望保住性命。莫洛托夫等人只是降级使用,并没有丢脑袋。

赫鲁晓夫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取消干部的某些特权,废除了斯大林的“红包制”,降低工资,他本人的月工资从任中央书记时起至下台一直是800卢布(币制改革前为8000卢布),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收入。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坚持800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三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实际上是由他人捉刀的)就获得巨额稿费和列宁奖金。据统计,他执政18年共获得50万卢布的收入,相当于一个乡村教师500年的工资。

在干部制度上,赫鲁晓夫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对各级干部任期制和每次选举的淘汰比例作了规定:每次例行选举,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即政治局委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至多连任三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每次选举至少更换1/3,再下一级至少更换一半。这些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些措施废除了苏联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赫鲁晓夫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后门: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某些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政治、组织等品质的领导人,可以在更长时间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不过赫鲁晓夫本人还没有享受这一特殊规定就被赶下台了。

赫鲁晓夫的这一干部体制的改革——干部任期制、轮换制、取消终身制等,触犯了大批“在册权贵”的切身利益,成了他被赶下台的重要导因。1964年10月,“在册权贵”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发动“宫廷政变”,解除了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参与密谋的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有“灰衣主教”之称的苏斯洛夫等。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推翻赫鲁晓夫,中断改革进程。由此可见,这时候“在册权贵”已经成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其能量之大足以左右政局,甚至通过阴谋手段打倒党的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的倒行逆施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稳定干部队伍,不轻易更换干部,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干部。结果勃列日涅夫统治的18年间,出现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可悲局面。

在赫鲁晓夫时期,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占49.6%。勃列日涅夫取消定期轮换制后,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时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比率为83.4%,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更上升到90%以上。政治局、书记处成员的变动更小,几乎都是连选连任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是举世闻名的老人政权。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书记处书记超过68岁,最核心的成员超过75岁。勃列日涅夫本人到执政后期年老多病,曾有退休的打算,但他周围的亲信不允许他退休,这些“在册权贵”需要这位病夫支撑门面,维持领导层的稳定,保住自己的职位。大家抱成一团,过着太平稳定的天堂般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去世,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于一年后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去世,其继任者契尔年科又在一年后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去世,三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终身制的样板。安德罗波夫虽然想改变现状,但有心无力,而契尔年科则病病歪歪、浑浑噩噩地混过一年,毫无建树可言。

对“在册权贵”来说,他们不需要好折腾的赫鲁晓夫,而需要无为而治的勃列日涅夫,至于国家的停滞、国计民生的恶化,统统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错过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好时机,错过了改革斯大林模式以挽救苏联和苏共的最好时机,使苏联陷入走向衰亡的绝境。

戈尔巴乔夫再遇“在册权贵”的政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想改变现状,所以有改革之举。他面临大量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有些改革措施是他设计的,有些措施是被迫的,实际上他的改革多半并没有预定的路线图。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在册权贵”集团,戈氏改革遭遇的最大一次反抗就是“8·19政变”。

“8·19政变”是一帮“在册权贵”策动的反改革政变。如同当年反赫鲁晓夫的政变,出头露面的都是“在册权贵”的头面人物,国家的重量级人物,其中有副总统、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当然也有所不同,反赫鲁晓夫政变用的是阴谋手段,是上层的“宫廷政变”,而这一次政变是公开向改革叫板。但时代不同了,这一次他们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起而抵抗的有他们手下的武装力量,更有莫斯科的广大市民,还有借助群众力量的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苏联人民已经不再是沉默的羔羊,他们按照自己多年的经验教训,采取自主的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反观那个政变集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搞了一场不像政变的政变闹剧。首先他们没有制定出一个有号召力的纲领,师出无名。第二,这些人纯属乌合之众,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战斗司令部,在政变过程中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有人临阵脱逃,他们唯一的目的是阻止改革的进程。但是改革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政变的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

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两次不成功的政变。一次是1917年下半年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的政变,试图阻止革命的进程,复辟王朝,结果被布尔什维克利用,在粉碎科尔尼洛夫政变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后推翻了临时政府,夺权执政。第二次是“8·19政变”,它没有能够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却给激进派叶利钦提供了壮大力量,推翻苏共,解体苏联的机会,这是那些“在册权贵”始料不及的。

苏联解体后的“在册权贵”

苏联解体并没有给“在册权贵”带来灾难,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化国有资产为私有资产的大好机会。叶利钦本人就是“在册权贵”出身,他上台后使用的大部分人员仍然是原先的那些“在册权贵”。许多“在册权贵”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不允许改革打乱自己的生活,损害自己的权益,而最后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恰恰是叶利钦的“改革”,这样,原先由他们掌管的国有财产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合法地”转化为他们的个人私产。俄国的寡头多数都是由原共产党的“在册权贵”演变而成的。据俄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在叶利钦时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界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来自“在册权贵”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在政府中占74.3%,在政党领袖中占57.1%。这些数字是颇能说明“在册权贵”在剧变中以及剧变后的作用的。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时的情景与斯大林病危时的情景极为相似。1953年3月初,斯大林病危,对斯大林的死亡原因有各种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时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人希望斯大林活下来,因而面对濒死的领袖,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面对苏共垮台,同样没有人希望它复活,因而人民群众也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袖手旁观,甚至叫好,实际上这是最大的作为。此情此景相当可悲,却是实情。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破除迷信”话康生

$
0
0


文│冯锡刚

 

齐白石不值得崇拜

康生书画才艺兼具,在中共高层可称首屈一指。1975年12月,康生去世不数日,文物出版社异乎寻常地迅即编辑出版了一期《文物》特刊,其中康生所作书画的图片占了大半。

这期《文物》特刊选编了一幅康生仿齐白石笔意的水墨画,画作上题有“破除迷信”四个字,以“张三洗画”落款,并钤有朱地白文两方,一方为“三洗老人”,一方为“三洗堂”。康生本名张宗可,所谓三洗者,即洗笔、洗砚、洗思想。

此画作于何时尚难确定,估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画幅中一朵硕大的墨莲伴以一株莲蓬,以“破除迷信”命题,委实令人莫名其妙。也许为让观赏者解读“破除迷信”的妙谛,康生于1966年在画幅的左下端“补记”题跋如下:

所谓破除迷信者有二:一不要听画家种种神秘的说教,二不要相信文艺批评家根据一张画,一首诗去断定作者的思想。前者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后者是形而上学主观主义。

倘若不结合具体所指,对康生所言“破除迷信者有二”,很难评判是非。这位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政要,曾针对“文学艺术家是改造人们思想灵魂的工程师”一说,以十分不屑的口吻回应:我不承认我的灵魂需要这些文学艺术家来改造。其所指“画家种种神秘的说教”与“文艺批评家的断定”,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正是这样的不屑。谓予不信,让笔者征引一位康生道及的画家来参证。

1962年10月,康生致信魏文伯:

十月七日来函收到。过奖了,当之有愧,我不会作画,更不能作诗,但常常好与画家诗人开玩笑。墨荷花原是对崇拜齐白石的人的讽刺,不意被陈叔通拿去,据说已送到上海朵云轩去复制。同时《光明日报》又登了画照,邓拓同志又在《北京晚报》上作文介绍,结果走向反面,讽刺了自己。当我读了邓拓同志文章后,曾作自嘲对联一副,现在抄寄如下[原画我怕传出去遗(贻)笑大方,故写上曹轶欧的款,但陈叔通硬拿去了,无法要回,故难应命]:弄假成真庸人自扰,无中生有太阿倒持。

康生以自绘墨荷来表示“对崇拜齐白石的人的讽刺”,而落款为“鲁赤水”,恰好字字与“齐白石”作对(既是对联之对,亦有抗衡之意),这不正是对这位艺术大师的“破除迷信”吗?此意只要比对“邓拓同志又在《北京晚报》上作文介绍”的具体内容,即可明了。邓拓在这篇题为《一幅墨荷》的“燕山夜话”中说:“鲁赤水同志用泼墨的画法,生动地描写了荷花的高尚性格。笔墨浓淡相间,仿佛有五彩之分。从画面上看,这个写意的荷花,与寻常所见的嫩绿新荷不同,与衰败破碎的残荷也不同。这一丛荷花生气勃勃,正在发展旺盛的时候。荷梗的画法也特别表现出一种挺拔俊秀之气,没有折断和弯曲的。这些很细微的地方,似乎是出于无意,其实我们完全能够觉察到作者的深意所在。”(这样的“断定”,不晓得是否属于“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因着与康生的过从,邓拓自然明白“鲁赤水”的寓意,故特意在篇末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曾见齐白石在解放前画的一幅荷花,他自题一诗曰:‘板桥辛苦木鱼声,是否南无念不平?料得如来修已到,莲花心地藕聪明。’现在比较看来,真是两个时代、两种社会、两位作者、两样思想,在艺术作品上表现的意境也大不相同了。”

在康生看来,齐白石不值得崇拜,其在现代美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一种“迷信”。故与其说“庸人自扰”为自嘲,不如说“弄假成真”乃自负,看来他是高估了自己的画艺。陈叔通激赏康生的“墨荷花图”,那是他的审美眼光和情趣,但要称可乱齐白石之真,似乎还缺乏权威鉴定家的评骘。

【兰亭序帖“姿媚而已”】

也是陈叔通,称康生堪与郭沫若、沈尹默、齐燕铭并称“当代书法四大家”。这自然也仅是个人的喜好,并非公论。康生篆隶真草皆备,尤擅章草,但他的恃才傲物也令人瞠目。某位擅写纪实作品的军旅作家,在一篇记述胡昭衡与陈伯达、周扬交往的文字中称,康生对郭沫若的书法根本瞧不上眼,说是“我拿脚趾夹根木棍,写出的字都要比他强”。以康生与郭沫若的过从,此说未必确凿。但以康生的自负,睥睨名家的“破除迷信”,似不独针对齐白石。足可为证的是他的另一封直陈心事的书信。

1965年11月7日,康生致函古文字学家唐兰,就正在展开的“兰亭论辩”发表意见,其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根本问题在于兰亭书法解读之优劣。王书兰亭到底如何,无人见过。以现有各种兰亭本子而论,我说本世纪以来对之评价甚低,即使能证明临本尚存王书轮廓,这也只能反映兰亭书法之姿媚而已。

今岁已发表之兰亭文章,我读得不多,就我所见,除郭老外大多只论兰亭之真伪,不谈书法之优劣。也许论者以为兰亭书法,已有千古定论,毋庸涉及,其实真伪问题归根到底是从评价高低而来的,避谈书法高低,只论兰亭真伪,即使引尽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兰亭书法评价,据我看,并不复杂,其所以弄得神妙莫测,这恐与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大有关系。

在“兰亭论辩”中,唐兰持中间立场,既不赞成郭沫若判“兰亭序帖”为伪的观点,也不同意书法家高二适驳郭沫若,坚持此帖为王羲之所书的观点,认为双方的持论依据均不充分,故康生信中有“即使引尽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之说。据现已披露的不充分的材料,似可证实“兰亭论辩”系由康生和郭沫若联手发起。郭沫若所写的三万言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所要论证的,其实就是康生的观点。不过郭沫若尚不敢公然否定“兰亭序帖”在书法史上已有定评的地位,只是认为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决定了王不可能有“兰亭序帖”的笔意。康生在这封信中所表明的观点更进一层,认为传世的兰亭序帖即使“尚存王书轮廓,这也只能反映兰亭书法之姿媚而已”。康生说得透底,之所以有真伪之辩,根本问题在于对这“姿媚”的法帖评价太高。康生的观点是:即使兰亭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也只是姿媚而已,如何得享书法史上“第一行书”之美誉。

康生要破除尊王羲之为“书圣”的迷信,认为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如果说“真伪之辩”只是学术之争,甚至“优劣之争”也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艺术欣赏见仁见智的范畴,那么“迷信”云云则另当别论,这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期出版《兰亭论辩》一书的出版说明中所称“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挂钩了。“兰亭论辩”之初,章士钊以毛泽东老朋友自居,上书力荐高二适驳郭沫若之文,后来多少获知论辩另有非学术因素,“深悔一下子又卷入政治漩涡”。这并非章士钊的过敏反应。这年8月,毛泽东读郭沫若驳高二适的文章之后,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三个月后,在致唐兰的信中,康生敢于直言“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观点。

如果只是出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康生尽可以对王羲之、齐白石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如果另有隐衷,则当别论。文章写到此处,似乎可以终结了。只是,笔者对康生在睥睨王羲之(自然还当包括“迷信”王羲之的唐太宗)书法的同时,对领袖的书法则推崇至极,恐非巧合,两者似有内在的联系。

1959年10月下旬,康生去毛泽东寝室开会,见案头叠有刚刚书就的三首词稿,索而得之,当天写了一则题记,内有“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等语。自1964年春节始,康生将这些诗词墨迹逐年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并配有郭沫若撰写的诠释文字。1965年2月,正当康生与郭沫若酝酿发起“兰亭论辩”之际,郭沫若在诠释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文字中,以这幅康生提供的墨迹为据,称颂此墨迹“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郭沫若作如此离奇的谀辞,不能不联系到康生。这期间郭沫若与康生在书法上交往频繁。郭沫若写赠康生夫人曹轶欧的毛泽东诗词长卷,特以并不擅长的带有章草笔法的字体书录;更有意味的是,还临写康生以章草书就的联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落款是“鼎堂学”。“鼎堂”乃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学所取的名号,与王国维(观堂)、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并称“四堂”,是为现代古文字学四大家。于立群在此长卷的题跋中引称“沫若同志于主席诗词及墨迹倾倒备至,谓为诗法与书法之革命化已由必然王国跃入自然王国”。这应当是康生与郭沫若的共识吧。

回到“破除迷信”的话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先后四次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题就是“破除迷信”。他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第一行就是“题:破除迷信”,紧接着就是“破除迷信,无法无天”。康生一面以其独特的方式“破除迷信”,一面不失时机地鼓吹个人崇拜。可见,郭沫若“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之称颂,其来有自啊。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如何解读《牡丹亭》

$
0
0


黄天骥,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同舟共进》: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四百年来其戏曲演出历久不衰。相比而言,汤、莎两位戏剧巨匠的作品各有什么特点?

黄天骥: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其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而《牡丹亭》水平很高,要深刻地体会是难以做到的。《牡丹亭》与汤显祖的其它剧本不同,与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有很大区别。

比如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都是写爱情的真挚伟大,男女青年为了追求爱情,可以出生入死。然而,尽管两部作品写一样的题材,但它们之间有很大区别。除了中国戏曲形式和西方戏剧形式的不同以外,两者在思想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还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审美观念的差别。

我们从剧场效果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地表达了对爱情的追求,矛盾非常激烈。男女主人公排除万难,爱得十分炽热。剧情以激烈的决斗场面开始,以角色当场殉情的悲剧告终。舞台上表现出极端的兴奋,火爆的场面,炽热的感情,使观众大喜大悲,心灵震撼。、

中国的戏曲作品鲜有如此激烈的场面,但在情节安排上会有相似之处。《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一对男女互相情投意合,共同反对家长的约束和阻挠。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关于张生和崔莺莺为了追求爱情,反对老夫人的阻挡,一往无前地在一起。这些关于爱情的作品,戏中都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双方产生矛盾和冲突。西方的戏剧是如此,中国的戏曲,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也是如此。

反观《牡丹亭》,这部戏讲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的爱情。而它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戏中没有任何一个主要角色是反面角色,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完全反对两人的爱情关系。戏中最后一出《圆驾》固然是比较剧烈的斗争,讲到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反对两人的婚姻,但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怀疑杜丽娘是鬼不是人。等到证实了杜丽娘不是鬼以后,皇帝下了命令,杜宝也只能无可无不可,杜丽娘和柳梦梅也就顺理成章地团圆了。

戏剧是讲正反两面冲突的,既然《牡丹亭》没有反面人物,岂不是没有冲突,不能成戏?然而,《牡丹亭》从头到尾都是讲冲突的,只不过它的冲突不是人与人的斗争。冲突不是发生在角色与角色之间,主要不是在家长和青年之间,而是发生在社会环境和人物角色之间。

明代中叶以后,城乡商业逐渐繁荣,与此相应,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牡丹亭》中,阻挠柳梦梅和杜丽娘之间爱情的,不是封建家长本身,而是整个封建体制、理学思想、教育制度、社会舆论。这是一双无形的黑手、一张无形的罗网,束缚着年轻人的思想。用文学语言来说,是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的冲突。

《同舟共进》:汤显祖怎样把这样的冲突体现在《牡丹亭》的情节中?

黄天骥:这就是《牡丹亭》的杰出之处。《牡丹亭》以清辞丽句描写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把杜丽娘和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表现为角色自己的内心冲突。由于杜丽娘自己也受到很多封建思想的约束,所以,即使她也渴望爱情,也在寻思怎样去追求爱情,但是她自己解决不了内心的束缚,不能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封建社会的理学思想体现在杜丽娘父母身上,体现在杜丽娘的私塾老师陈最良身上,同样也体现在杜丽娘身上。

杜丽娘有一个极度矛盾的内心,她出身封建家庭,从小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在《牡丹亭》里,杜丽娘甫一登场,第一句唱词就是:“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的春光一二!”杜丽娘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内心矛盾:现在正值春天最美的时候,但春光快要逝去,自己的青春也快要虚度。然而我的寸草心,也就是孝心,又必须记住父母的恩惠,不能直接反对父母对自己的管教。

接下来的剧情,所产生的矛盾都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对于心中的情愫,杜丽娘自己也不明白,“情不知所起”,却又“一往而深”。因为人长大了,逐渐想要追求爱情,想要追求“性”,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按照杜丽娘所受的封建教育来说,这又是不容于世俗的。杜丽娘在潜意识中就同时有两种想法:一方面要服侍父母,服从社会的安排;一方面是到一定的青春年华,就渴望爱情。两者在内心产生冲突,但她没有办法突破这种冲突,于是内心的抑郁难以排遣。汤显祖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梦生于情,杜丽娘的梦实际是为了表现她的至情。她梦见一名男子,与男子梦中相爱。梦不是真的,但表现了她的欲望和追求。梦醒以后,杜丽娘发现梦中得到的爱情实际上是空的,于是就去寻梦,画出梦中景象。后来,就在自怜自怨中抑郁而死了。

是谁杀死了杜丽娘?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整个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让她无路可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西厢记》比《牡丹亭》在戏剧结构、情节冲突的安排上更高明。但是,《牡丹亭》在描写人物的内心斗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人性的拷问

《同舟共进》:汤显祖是怎样通过对爱情的描写,去表达他对于人性的理解?

黄天骥:《牡丹亭》是写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也是关于她对人性的追求,这一点非常重要。汤显祖在戏中使用了一些人们不容易注意到的细节来点明这个主题。在《寻梦》一出,杜丽娘去花园寻找旧梦的时候,丫鬟春香对她说:你不能再去游花园了,你母亲说了不允许去了。但是杜丽娘执意要去。出发前,春香再次劝说道:“夫人分付(吩咐),早饭要早。”杜丽娘回答是:“你猛说夫人,则待把饥人劝。你说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杜丽娘忽然问春香,什么是吃饭?春香答道,一日三餐就是吃饭了。

其实,在当时的思想界,人们很重视“什么是吃饭”这个问题的争论。李卓吾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衣食住行是很自然的东西,是人的本性而为,是很正常的生存要求。在戏中,杜丽娘问“怎生叫做吃饭”,在今日看来这句话是很突兀的,但在汤显祖的时代,当时的观众是明白的。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流行于思想界、舆论界,是很严肃的问题。汤显祖就这样在戏中提出了对人性的拷问。汤显祖认为,人就是要顺其性,该吃饭时吃饭,该穿衣时穿衣,该结婚时结婚,该生育时生育,这样顺其自然地生活,才是真实的“人”。如果把这些都当作不合礼,要等父母的吩咐和决定的话,就不是自然的了。

一般观众看《牡丹亭》,只是看到杜丽娘追求爱情的故事。其实这个戏是要主张人性应该得到认同。这一思想在明代后期是很先进的。对人性的追求,其实贯穿于杜丽娘的整个人生。她自己也说得清楚明白:“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又说:“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这酸酸楚楚无人怨。”如果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任由本性去发展,就好像花花草草一样自然生长、自然死亡,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痛苦了,或生或死,对于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了。但是,这种想法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理学的禁锢就是不能让人性顺其自然,于是就使杜丽娘产生如此剧烈的内心矛盾了。封建社会的所谓“以理杀人”,不是真的用刀枪棍棒去伤害人,而是用一种社会氛围把人禁锢,让人深陷其中,难以突破。

杜丽娘的性格像是一块煤球,没有露出火焰,而里面一直在炽热燃烧。从表面上看,杜丽娘是很温驯的,没有违反任何规矩。但是,她内心对社会有怨愤,对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她的父母说“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当时的嫁娶一定要讲究门当户对。明代社会的整个环境就是这样的,有许多捆绑人的东西,包括封建礼教、各种鼓励“节妇”的书籍、控制妇女思想的普及读物。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扼杀了杜丽娘。

《牡丹亭》的独特之处,就是深刻地探索了人性问题,强烈表达了关于人性的思想。在戏曲史上,这的确是很少见的。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表达了进步的思想,体现出超越时代的价值。汤显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

黄天骥:汤显祖的思想很复杂,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同时又受到明代晚期许多异端思想的影响。汤显祖的老师是罗汝芳,罗汝芳的老师是颜钧。在当时,他们都是反对理学,是思想相当激进的人。当时的理学思想认为,人一定要重视封建道德,遵循封建礼教的种种秩序。而在江西却有这样一批学者,强调人的自然发展,认为人的发展应该顺其本性。汤显祖的思想实际上就来自这些异端思想。他和李卓吾、徐渭等也有交往,受到他们很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汤显祖自然会去思索,怎样才是真正的人,人应该怎样生活。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进步思想了。这使得他对封建体制有着强烈的反抗心理,也导致了他仕途上的坎坷。一方面,他怀着进步的思想,不满意当时的封建理学,另一方面则对当时的政治体制产生不满。这样,汤显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他感到十分压抑,需要寻找出路。后来,汤显祖被贬官到广东,在广东见识到了新的局面,于是就写出了《牡丹亭》。

作家往往把自己写到作品中去。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原型其实就是他自己。杜丽娘的内心矛盾、对人性的追求,实际上就是汤显祖的矛盾和追求。如戏中的杜丽娘一样,汤显祖也感到官场上、社会上的约束。他希望理想能够实现,但是理想却被重重束缚。但他还是认为,只要坚持下去,理想仍是能够实现的。“但是相思莫相负”,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但是,到了《牡丹亭》之后的《邯郸记》《南柯记》,汤显祖的思想就走向消极了。在写杜丽娘的梦时,汤显祖并不把梦视为虚假,而认为梦就是人生,是理想,梦是能够实现的,人生是真实的。后来,汤显祖又经历了许多挫折,写《邯郸记》《南柯记》时,就认为人生只是梦而已。即使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做了丞相也好,将军也罢,也不过是南柯一梦了。

《牡丹亭》里的“广东人”

《同舟共进》:汤显祖曾被贬广东,这一经历对他的戏曲创作有哪些影响?

黄天骥:《牡丹亭》之所以特别,的确是由于汤显祖来过广东。有了这个经历,才能够让汤显祖写出这样的戏。

汤显祖仕宦多年,各地转徙。他被贬官到广东的时候,走的路线是由梅岭到粤东,然后取道广州,接着到了澳门。在澳门,汤显祖看到了当地的葡萄牙人,感觉很奇特,对当地人扬帆出海远赴东南亚的生活很感兴趣。他由此知道了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不是只有中原黄土地。于是,他的视野就更不再局限在圣贤书了。到了徐闻后,汤显祖做了当地的县官。他很重视文化,在那里开了一个“贵生书院”,写了一篇文章叫《贵生书院序》。这篇文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要“贵生”——重视生命。他认为,顺从自然地生活,这其实是符合孟子思想的。《孟子》中就有“食色,性也”,孟子认为,生存和发展是很自然的。礼义固然也很重要,而其目的也是为了人的更好发展。

在广东,汤显祖也发现了岭南人的性格:岭南人“轻生死,不知礼义”,不太在乎儒学,为人仗义,两肋插刀。

我相信,《牡丹亭》里角色人物的塑造,和汤显祖在广东的几年游历和生活,以及对广东人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同舟共进》:在汤显祖的作品里,岭南人的性格怎样体现在角色上?

黄天骥:岭南人的性格表现在柳梦梅身上。柳梦梅就是广州人,被人骂作“蛮子”。他敢作敢为、勇于“饮头啖汤”(粤语,意为喝第一口汤——编者注),的确是具有岭南人的性格。他知道杜丽娘是鬼,也毫不嫌弃,与她定盟发誓;为了救活杜丽娘,明知偷掘坟墓开棺见尸,要获重罪,他也无所畏惧;当杜丽娘与父母失散,柳梦梅义不容辞地就去帮忙,为此吃尽苦头。柳梦梅也有岭南人的机巧和随机应变的性格,他赴京考试迟到,就直闯朝房自称遗才,还以自尽来要挟考官,这样进入考场,一举高中状元;与杜丽娘成亲时,别人说他们没有媒人,柳梦梅说夜叉就是我们的媒人,并不管“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一套。这就是岭南人擅长“打擦边球”、敢于“冲红灯”的性格。

然而,柳梦梅这个形象,毕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东人性格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把封建社会很多人的共性概括成典型,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算得上十分成功,在戏剧史上的影响不算大。尤其是柳梦梅没有思想矛盾,只管往前冲,性格就缺乏立体感。

但是柳梦梅这个角色也从另一角度表现了爱情和人性。《牡丹亭》的主旨是,对待爱情,乃至人性,都要顺性而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顺性而为往往会有不好的结果。汤显祖则认为,对爱情和人性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是必然胜利的。《牡丹亭》一开场的时候有一句诗:“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这是《牡丹亭》的一个密码。“三生”,就是前生、今生、后生,三生的姻缘,汤显祖认为是上天注定的。而所谓“生注定”云云,实际上并不存在。汤显祖强调这一点,无非是以神秘的方式,表明杜柳的结合,是上天的安排,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遂其所愿,其前提,或者说其关键,正在于“但是相思莫相负”。就是说,只要相思而不相负,坚持下去,就能胜利,牡丹亭上的这条三生路就能够走下去了。所以,汤显祖在剧情的处理上,必须要求柳梦梅具有一往无前、无所顾忌的性格。柳梦梅不畏生死,不怕鬼神,绝不辜负杜丽娘的愿望,一味地去爱。结果,他们就得到了爱情。换言之:人要真心相爱。只要坚持追求出自本性的要求,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汤显祖对柳梦梅性格的处理,和《牡丹亭》的题旨有关。但是,人性总是复杂的,《西厢记》里的张生,也是很勇敢的,但也有畏葸的一面,被红娘讥为“银样蜡枪头”。而汤显祖写柳梦梅一味往前冲,在描写上有平面之嫌。

《牡丹亭》一出,几令《西厢》减价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在问世以后,在不同时代里的际遇有怎样的变迁?

黄天骥:《牡丹亭》在明朝万历年间问世以后,很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就有“《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说法。同时,《牡丹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对这个戏有不同的评价,有人强调这个戏的高明,也有人批评《牡丹亭》音律的不准确、唱词的芜杂、情节的冗余。既有作品本身的争议,也有思想上的分歧。在明代晚期,乃至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管控文艺思想的统治者,如礼部的官吏,就十分排斥《牡丹亭》。他们甚至造谣,说在世间演一次《牡丹亭》,汤显祖就在地狱受一次苦,用这样的胡说来阻吓人们演出汤显祖的戏。有趣的是,在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曾有这样的遭遇。也有人说,莎士比亚的戏每演一次,莎士比亚在地狱就不知道要受多少的苦。

由于柳梦梅“情痴”的形象和行为,有违“温良恭俭让”,不利于封建统治,所以还有人把《牡丹亭》改编,把柳梦梅改写成非常迂腐、遵守封建礼教的青年,十分荒唐可笑。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无论莎士比亚,还是汤显祖,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都是不容于当时社会的,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当然,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对人文思想和民主制度的追求已经成为主流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完全理解和参与到主流思想中来,很多旧贵族还在排斥新思想。

但是,《牡丹亭》毕竟是能够打动封建社会后期很多老百姓的人心,所以,歪曲归歪曲,诬蔑归诬蔑,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宫廷,《牡丹亭》是一直演出的。特别是其中的精华片段,如《闺塾》《惊梦》《寻梦》《冥判》《拾画》《圆嫁》这几出戏,毕竟写得十分传神,词曲都非常优美,所以即使在宫廷,那些帝王将相还是会看的。统治者不让老百姓看,他们自己却在看。

所以,《牡丹亭》自诞生以后是常演不衰的。民间折子戏和各地戏曲中,《牡丹亭》一直是热门剧目。到了今天,它的排场、演出技巧等,经过几百年的锤炼,已经是相当细腻了。特别是昆曲和京剧,都做得非常好。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从诞生到现在就经历不断的改编和演绎,近年来还有白先勇先生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等。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改编作品的?

黄天骥: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两岸艺术家共同合作,改编出青春版《牡丹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对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确起到很大作用。

我很欣赏白先勇先生的做法,他坚持“只删不改、文辞不改”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既吸收了传统,又增加了现代艺术的元素,适度地进行改革。青春版《牡丹亭》一般分三晚演出,第一晚是讲人鬼情,第二晚是讲友情,第三晚是讲亲情,都是围绕“情”字去演。它尽可能忠实地诠释了原著的精粹,尽可能把原著的东方之美充分表现出来,同时又让原著隐藏较深的意蕴更鲜明地呈现出来,让青年观众易于理解。我觉得,要超越这个青春版《牡丹亭》,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的戏曲艺术就应该这样发展下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不能死搬过去。今天我们把《牡丹亭》改编演出,能够再现死人复生的奇特情节,表现对爱情的追求。但是,真正要将这个戏的本质表现出来还是不容易的。怎样才能表达追求人性的进步思想,这在舞台上是难以施展的。要表达深刻的思想,又不能够很教条、很生硬地去表达,这是难说、难演的。

《同舟共进》:对汤显祖的作品重新演绎,在国内乃至海外的舞台上演出,有怎样的意义?

黄天骥:我们今天不断地去理解和探讨汤显祖的戏曲,有几个意义。首先,其本身的价值需要挖掘。在汤显祖所处的明朝晚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一些异端思想,这些思想包含了对人性的探究。汤显祖的戏剧表达了这种思想,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汤显祖杰出的作品,了解中国美学体系的独特性。通过《牡丹亭》,应该看到中国戏曲在唱、念、做、打方面都是非常完美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文艺创作方法,是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方的美学体系是各具特色、各有意义的,不能说孰高孰低。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树立起自己的话语权。

至于海外方面,《牡丹亭》近年来在国外的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外国人通过看《牡丹亭》,才知道中国有如此高深的艺术,有和莎士比亚比肩的剧作家。所以,在2008年,美国文艺评论家丹尼尔?布尔特博士出版的《100部剧本:世界最著名剧本排行榜》一书,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剧本,排名第32位。

一些外国人认为,《牡丹亭》是观察中国人性格的一个窗口。因为中国戏曲的特点是娱乐性强,有许多插科打诨的东西,从中可以透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既有很严肃的一面,又有幽默诙谐的一面。从杜丽娘身上,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委婉、内敛的性格。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英国访问时,提出同时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就是因为汤显祖在海外的影响很大,是中国戏曲史上最著名的剧作家。

(本文由本刊记者周泽铭采访、整理)

 

 

 

 

 

 

“深圳模式”:向前走,无退路

$
0
0


文┃周虎城

 

讨论深圳,常议常新。2016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达8.4%,这反映了“十三五”开局之年深圳的起点水平。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深圳仍以远高于全国水平的增速,让世人惊讶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神州大地斗转星移,潮起潮落,似乎唯一不变的是“深圳速度”。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说,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特区,一直享受着优于其它地方的政策。对于早期的深圳而言,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2015年世界知名杂志《经济学人》发文称,全球现有大约4300个经济特区,而深圳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即便在一些新兴国家,经济特区的成绩也往往平淡无奇,如印度一个邦仅几年时间里就成立了60多个经济特区,但“经济奇迹”并未如预期出现。在中国,也有和深圳同时起步的经济特区,如今已成为特区中的“遗落者”。

很多城市都在寻找原因——深圳是如何做到在不同发展阶段都能保持活力的?“深圳模式”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其它城市可否复制“深圳模式”甚至在复制过程中迭加创新以赶超深圳?

改革是灵魂,创新为驱动,转型靠实干

作为中国首个也是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以无所畏惧、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始终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风潮,在不断探索中形成极具价值的改革城市样本。深圳因而经常被誉为“改革”的同义词。于是30多年来,深圳的每一个改革举动都可能变成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从经济制度改革到金融制度鼎新,从法治建设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到民生保障、经济模式转变,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蜕变很多都源起于深圳。我们常说改革是深圳的灵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似乎也如此。

剖析深圳改革又不难发现,转型与创新始终贯穿其发展历程。改革之初,整个深圳仅有两名工程师,可就在这个基础薄弱,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出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明星企业。30年斗转星移,30年求索前行,一个缺乏科技基础的城市,是靠着什么在几乎所有的细分科技领域里都建立起优势?答案不言而喻:改革、创新、转型。

依笔者观察,深圳改革史上有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第一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三来一补”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走向快速工业化,制造能力大大增加;第二次始于邓小平南巡后,1993年,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提出“科技兴市”战略,要把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让深圳在高科技浪潮的竞争中提早十几年占据了制高点;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兴起为标志,将深圳推向服务业占据大半江山的经济结构新阶段。

正如厉有为所言,随着深圳发展的逐渐积革举动都可能变成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从经济制度改革到金融制度鼎新,从法治建设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到民生保障、经济模式转变,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蜕变很多都源起于深圳。我们常说改革是深圳的灵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似乎也如此。

剖析深圳改革又不难发现,转型与创新始终贯穿其发展历程。改革之初,整个深圳仅有两名工程师,可就在这个基础薄弱,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出了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明星企业。30年斗转星移,30年求索前行,一个缺乏科技基础的城市,是靠着什么在几乎所有的细分科技领域里都建立起优势?答案不言而喻:改革、创新、转型。

依笔者观察,深圳改革史上有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第一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三来一补”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走向快速工业化,制造能力大大增加;第二次始于邓小平南巡后,1993年,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提出“科技兴市”战略,要把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让深圳在高科技浪潮的竞争中提早十几年占据了制高点;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兴起为标志,将深圳推向服务业占据大半江山的经济结构新阶段。

正如厉有为所言,随着深圳发展的逐渐积这一过程中,“深圳模式”变得异常清晰:

政府干自己该干的,市场活跃自己该活跃的。当然对于深圳来说,特区的本位不能丢、也丢不得。只有率先在重大改革上试水探路、攻坚克难,才能够不断为其它地区的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深圳要领先,不仅是深圳自发的,也是深圳自身定位所决定的。深圳很清楚:改革干得好是理所当然,干不好是千夫所指。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复制“深圳模式”的制度路径是通畅的,政策红利是丰厚的,但要落地生根,还必须有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不仅要求公务员系统遏制自己伸向市场的手,也需要民众习惯照法规办事,而不能动辄找关系,也即要树立社会层面的法治信仰,或曰形成照显规则办事的社会风气。

这实际上对复制“深圳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是对政府的,也是对民众的。知行难,首要责任得政府来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权力运行方式转变了,社会行为方式也会相应转变,水到渠成。而对深圳自身来说,权力运行方式的转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还必须随时谨防权力异化的空间出现反弹。

赶超深圳,深圳也在赶超

不少内地城市在复制“深圳模式”的时候,提出要赶超深圳。这种勇气固然可嘉,但“深圳模式”并未停下脚步等着被赶超。相反,深圳也有自己赶超的对象。

2015年1月,习近平再度对深圳工作作出批示,要求深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随后深圳提出“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新概念,打造国际创客中心和创业之都、打造“创投之都”等,深圳又开启了新一波转型。

早在201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深圳就在综合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首次超越香港夺冠,而上海和台北分列第三、四名。深圳俨然已成为中国在综合经济层面的排头兵。排头兵难当,中国不少地方的改革如火如荼,有的也走在全国前列。深圳不可能守着不动,坐等被超。深圳唯有放眼全球,对标更先进的经济体,才可能在排头兵位置上坐得久一些。

2010年,深圳率先提出“叫板新加坡”的口号。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产值折算为18.4亿元人民币,香港为14.3亿元人民币,深圳只有4亿元人民币。对比境内城市,深圳或许有优势,但对标更先进经济体,深圳的差距还很大。从政府效率到法治环境,从民生保障到社会管理,深圳需要做的改革、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对比新加坡的比较优势,通过学习来创新,通过创新而补足,通过补足来优化,不断提升深圳的竞争维度。维度上去了,对标新加坡才心里有底。当然,新加坡也不断在变,2006年6月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推出了为期10年的“智慧国2015”资讯通信发展蓝图,希望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国度和全球化的都市;2014年新加坡政府又公布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目标是建成全球首个智慧国家。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智慧新加坡”的提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高科技、互联网化、智能化、开放化。两相对比,深圳却具备新加坡不可能具备的最大优势:深圳是中国的深圳,新加坡却只是新加坡的新加坡。

回顾“深圳模式”的塑造和改善,离不开中央与深圳的改革合力。小平两次南巡和习总书记视察深圳,深圳实现了三次转型,充分释放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政治利好:是中央对深圳的支持,令深圳不断在改革中凤凰涅槃;是全中国人才的“孔雀东南飞”,让深圳成为人才的高地,进而成为引领改革发展的高地;也是中国强大的市场容量和不断对外开放的步伐,让深圳坐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而有进可攻、退可守的经济战略纵深……“深圳模式”说到底就是“中国模式”的先行者。

难题还有不少,堡垒依然横亘,中国改革有多少难关,深圳就需要率先攻克多少难关。习总书记对深圳的期望并不是眼前的风光,而是踏踏实实为中国全面改革谋篇布局,让改革的引擎更加智能、更加强劲。“深圳模式”只是对过往成绩的总结,而未来的成功模式,全靠当下人去开创。向前走,别无退路。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那些优秀的清华“未毕业生”们

$
0
0


文┃刘?超

 

清华初期的未毕业生”】

历史上,老清华长期以卓越的教育质量而名闻遐迩,培养过成千上万的毕业生。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历史上也出现过相当数量的“未毕业生”,其中不乏各路才俊,不少人甚至成就卓著、蜚声中外。

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京中混乱,清华也随即停办。部分学子他就,其中吴宓和张志让等考入沪上的圣约翰大学。1912年4月,清华复学,吴宓等回校重拾学业,但张志让却并未北归,而是留在上海继续就读,毕业后留学美、德等国。1921年后,张氏回国后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参事,后历任北大、东吴、复旦等校教授,在堂弟张太雷影响下,他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共和国成立后,张志让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学院教授。1954年,他参加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12年9月,清华爆发学潮,美籍教师无理辱没因病缺考的中国学生,激起公愤。学生推举了10名代表出面交涉,反酿致更大风波。最后,学校要求涉事学生“签名悔过”方可复学,部分学生却认为无过可悔。由此,清华一下开除了几位未来的优秀人才。这其中,至少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何鲁)和两位著名诗人学者(文史大家刘永济、“碧柳诗人”吴芳吉),实属可惜。其中,刘永济、吴芳吉与吴宓均为好友,相互之间多有切磋,他们虽在清华挥别,但日后始终多有联系。另有部分学生顾及学业,表示“悔过”,

继续在清华学习。其中就有陈达和吴宓等。不过有意思的是,1916年,吴宓毕业时因体弱而未能通过严格的体育考试,被留校一年,在文案处任翻译员,次年才予放行赴美;他的另一位知交汤用彤,则因医治沙眼未能成行,也被留校任国文教员,并兼《清华周刊》总编辑,随后方得放行。几年后,二人才得以在哈佛园重聚。

【过渡时期清华的“未毕业生”】

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新设大学部和国学院,留美预备部则停止招生。自此,清华正式向一所正规大学过渡。此后,许多人纷纷报考清华,或转学进入清华。但也有人因故作别清华,其中头一年中就有张光人。1925年夏,张光人考入当时被许多青年尊为“文化圣地”的北大读预科。但他在北大得不到满足,翌夏又插班考入以“新鲜健康”驰名的清华英文科。进入清华后,他觉得清华环境确实清新,胜于北大。张光人在清华也参加过政治活动,但感觉甚为寂寞。而对学校规定的功课,张光人没兴趣,上课更觉吃力。正在无所适从之时,北伐军占领了湖北,南方的革命热潮澎湃,他与人商量后,毅然决定弃学奔革命。临行前,为了办手续,张光人去找当时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梅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劝他留下来安心读书,一样会有前途。然而人各有志,此时的张光人去意已决,没有听取苦劝。1926年11月初,张光人与北大的同学朱企霞一起离京南下,回鄂参加革命。大革命退潮后,张光人也意气低落,彷徨无路,乃于1929年东渡日本继续学业。1933年,张光人因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他逐步以“胡风”的笔名而声名鹊起。鲁迅非常欣赏胡风的人品与思想,二人过从甚密。胡风一度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行政书记,并迅速成为左翼文坛中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之一,在翻译、诗歌创作等方面颇有建树,被誉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作为左翼文坛的领导者之一,他发现、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诗人。抗战期间,他所创办的《七月》就网罗了一批新老名家,其中就有不少出自清华(联大)的新人(如吕荧),甚至连沈从文的爱徒汪曾祺也曾在该刊露脸。新中国成立后,胡风成为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却也因种种缘故而备受坎坷。

在清华来去匆匆的还有徐铸成。1926 年,徐铸成凭借他人文凭进入清华,开始学习生涯。然而不久,作弊一事败露,他被学校除名。稍后,徐铸成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29年,徐铸成奉命到太原采访冯玉祥、阎锡山,时逢两人酝酿反蒋,中原大战在即,徐初次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政治新闻,写成一系列优秀的通讯稿,深受胡政之、张季鸾褒奖。1938年,徐铸成赴沪出任《文汇报》总主笔,一举成名。1939年7月《文汇报》停刊后,他重返《大公报》,历任港版编辑部主任、桂林版总编、沪版总编。1949年,徐氏应邀“知北游”,参加政协会议并成为首届政协委员候补代表,随后主持《文汇报》在沪复刊。

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黎东方也有类似经历。黎东方出生于江苏东台举人之家,少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攻读史学。但他同时也在国学院追随梁启超,为梁氏最后的及门弟子。黎东方未及毕业就离开清华,后留学法国,1931年取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获“最荣誉记名”(据称,黎为20世纪获得该校荣誉之第一人)。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同时在北大、清华主讲历史、哲学;1937年至开封,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任职,并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课。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生活极为困窘。到1944年,黎东方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个月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下,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昆明的冯友兰在卖字,闻一多在治印;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想到了卖票讲史。他凭借广泛人脉,租了场地、刊登广告,开始讲史。  

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在重庆的黄家垭口实验剧场卖票“品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在当时已属高价,没想第一天居然就来了300多名听众。黎氏连讲十日,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所讲内容越来越广,所去之处也越来越多。黎氏“讲史”艺术精彩绝伦,内涵丰富,他也因诙谐的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成为一时美谈,不少学界大佬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其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赞道:“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抗日胜利后,黎东方应赛珍珠之邀赴美;1954年,他与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黎氏晚年定居美国加州,专注写作,直至1998年病逝。

与大学部并存的还有清华国学院。这一时期,清华国学院负有盛名,招收了不少优等生,但其中很多因故未能毕业。其中有个叫吴金鼎,是李济在国学院唯一的嫡传弟子。中国考古界,老辈中有著名的“四堂”,新辈中则有知名的“二鼎”:一个是吴金鼎,一个是夏鼐,两人都出身清华,都曾受益于李济的指导。1928年春,吴金鼎两次前往山东章丘龙山镇调查,1929年又先后4次前往调查龙山镇城子崖的遗存,经发掘、研究,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掘与命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说吴金鼎是清华国学院注册而未毕业的校友的话,那么蔡尚思等人则是国学院未注册而同样卓有成就的学子。蔡尚思乃福建德化县人,1925年夏,看到上海报章载有关于清华国学院招生的消息,便不顾父亲逼婚和家贫如洗,毅然决意独立冒险北上。他本想投考清华国学院,由于家庭阻挠及闽南战事,又因路途遇匪仗,等他只身抵京时,早已耽误考期。心急如焚的他通过吴宓引荐,拜见了国学院导师王国维,他向王国维学习治经,又向梁启超求教。梁读到其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后,回信赞其“足见深思,更加覃究”,并鼓励其成“一家之言”。蔡尚思自此立志“专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学墨子的“先述后做”,成一家之言。蔡尚思遂拜梁为师,开始他的思想史研究道路。在清华学习一段时间后,他一面去北大自由听课,一面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在京期间,他还曾向陈垣等名家拜师问学。在蔡元培的举荐下,蔡尚思登上了大学讲坛,日后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1978年,蔡尚思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直至1986年以81岁高龄退休,成为该校有史以来年龄最高的副校长。

那个时代,在许多青年学人奋斗和成长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梁启超、胡适等前辈名流的热情援手。当时的知识共同体如此宽松、包容,当时的许多文化领袖如此识才、爱才,此种文化生态,不能不令人动心。

【清华园中来去匆匆的文艺名家】

南京政府成立后,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治下改组为国立大学,水准迅速跃升;尤其是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随着清华水准和声誉的急速猛进,有越来越多的尖子生报考清华。此时,清华的学术环境、生活环境极好,令人艳羡。随着制度的日趋规范和完善,纯粹因为学业原因而被清退的学生大为减少,学生们主动或被动的退学,往往另有情由。

但在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初,就有一位学生主动退学,他即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张岱年。张岱年于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但不堪忍受罗家伦所倡行的极为严苛的军训,退学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张岱年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很快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哲学家及哲学史家。

另有一位著名的“未毕业生”,是当时全校闻名的外文系才女兼美女姚锦新。姚锦新生于上海,幼年丧父,自小聪慧好学,能歌善舞,音乐天赋极好。姚锦新中学时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在校八年中受到了极优的西式教育,其英语水准出类拔萃;更幸运的是,她还在良师指导下奠定了钢琴艺术的扎实基础。1930年,姚锦新考入清华政治学系,次年转入外文系。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她继续醉心于钢琴。

姚锦新自入清华始,就已是影响一时的风云人物。同班同学季羡林曾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姚锦新很有名,清华曾经选过校花,我入学后,不选了,姚锦新就属于未经加冕的校花,她会弹钢琴,有些花花公子整天围着她转,比如她弹琴,总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为她掀五线谱,我这样的野小子、土包子,当然够不上她的边,连话也没讲过。”为了能真正踏进音乐的圣殿,姚锦新在1932年忍痛中断了在清华的学业,漂洋过海,奔赴歆慕已久的音乐之乡德国留学深造。

五度春秋后,姚锦新以优异成绩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翌年,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1940年春暖花开时节,姚锦新抵达香港。是时,故国正硝烟弥漫,在此乱世飘摇之中,香港几乎是个太平舒适的“和平绿洲”。随即,她举行了一次钢琴独奏会(这也是她首次举行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由此认识了乔冠华博士。乔也是清华出身,也曾留学柏林,也对古典音乐造诣深湛。姚在柏林学音乐时,乔也在柏林学哲学,只是从清华到柏林再到香港,绕了大半个地球,他们才相识。一个才貌双绝,一个风流倜傥,这对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之间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可惜,彼此的好感未及升华就擦肩而过。不久,姚锦新赴美留学,从此二人相隔太平洋。姚锦新进入耶鲁大学学音乐,未久,她又被迫决定立即回国。正在等候回国船票的日子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姚锦新自忖归国无期,只好暂居一位女友家中,岂料她就在那里邂逅了青年陈世骧。这次邂逅改变了她的一生。陈乃北大当年的高材生,一表人才,风度不凡,在短暂接触中,姚锦新为陈的外貌和滔滔不绝的辩才所吸引、所征服。几个月后,二人就在华盛顿举行了婚礼。消息传来,乔冠华无限神伤。

婚后,他们来到旧金山。1943年,姚锦新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作曲和音乐理论。但因感情不合,二人在顾孟馀和汤用彤主持下正式离婚。此后,姚锦新返国,先在清华任教,旋入解放区华北大学音乐系执教。到20世纪50年代,姚锦新已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名教授,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女钢琴演奏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她叱咤中国乐坛,许多当代著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都曾深受她的教泽。

与此同时,乔冠华也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外交才子”。1971年10月,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大会议,载誉而归。而此前的5个月,陈世骧已在美国悄然病逝。只是,此时的乔、姚早已有各自的人生,不便再见。离休后的姚锦新,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小院里安享晚年,直到逝世。有意思的是,姚锦新以肄业生身份离开清华,乃弟姚克广也同样以此身份离开清华,他日后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姚依林。

这期间,清华还有一名“未毕业生”,日后成为成就卓著的文艺名家,那就是何其芳。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他1930年考入清华外文系,但不出半年,就由于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而被学校开除。失学期间,他还经历了一次“无希望的爱恋”,在失学又失恋的双重煎熬中,他阅读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直到1931年秋才被北大破格录取。进入北大后,何其芳很快迎来了创作的高产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佳作。1931年秋,何其芳发表《预言》而一举成名,成为诗坛新秀之一,出版了《燕泥集》和《画梦录》等著作。1938年,何其芳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共。此后,他一度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及朱德的私人秘书。由于受到器重,其文风大变,充满时代的革命强音。延安时期,何其芳的写作重心逐步由文艺创作转入学术研究。此后,他曾两次被派往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此时他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研究和教学工作。后来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何其芳措辞激烈,与胡风公开交恶。但何本人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稍后于何其芳,还有几位学生曾在清华短期学习,日后成为著名作家,其中就有端木蕻良、黄秋耘等。

【在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未毕业生”】

到193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风潮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投身革命运动。因政治因素主动或被迫离开清华的学子也大幅增多,这在当时甚至成为常态。而其中许多人物在社会运动中得到长期历练,日后也成长为政学等界的知名人物。

1930年夏,有个叫胡鼎新的青年考入清华物理系,因其喜欢文科,入学后随即转入史学系。当时中国政局变幻,各种思潮风起,胡鼎新进入清华后,一面读书,一面参加社会活动,入学半年后即于1930年底加入了共青团。之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活动,并鼓动同学一并参与。然而不久,他的身份暴露了。时任代理校长的翁文灏找到他,劝诫道:“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塌。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交出你的组织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他选择了后者,于1931年8月离校,成为职业革命者,担任了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西郊区委书记等职,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他因所谓“同情‘托派’分子”,被调离岗位。胡鼎新回到家乡盐城后,于1932年加入中共。在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中,胡鼎新准备再赴北平继续革命,但迫于父命,他只得继续求学,于1933年秋进入浙江大学插班读二年级,并继续开展政治运动。1934年底,校长郭任远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将胡鼎新等十余名进步学生开除。胡鼎新不为所动,继续留在浙大开展革命工作,直到1935年10月才离杭赴沪。抵沪后,因受周扬欣赏,他被委以重任,迅速成长为党在上海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并以“乔木”为笔名而为人所知。1937年夏,胡乔木抵达延安,此后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抗战时期,胡乔木与其盐城同乡、清华校友乔冠华并称一南一北两个“乔木”。

与胡乔木在清华的经历类似的是陆璀。陆璀1931年在邹韬奋建议下考入东吴大学,次年考入清华社会学系。1935年,陆璀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一二·九”运动当天,陆璀手持大号筒,站在西直门外的站台上,向广大民众讲话。她的这一形象被拍了下来,并作为这次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照片而广泛流传,被誉为“中国的贞德”。“一二·九”运动的报道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也把陆璀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迫于当局压力,清华将陆璀开除,并送至他处加以保护。从此,她投入了更大的革命高潮。1936年,她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并加入中共,同年9月她受全国学联派遣,到日内瓦出席首届世界青年大会,把中国学生的战斗呼声带到了世界讲坛。1938年底,陆璀在法国工作时结识了饶漱石,随后结为夫妇。建国后,陆璀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兼国际工作部部长等职。

宋平于1935年转学考入清华化学系,并于1936年春开始参加革命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宋平随校南下长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当学校西迁昆明时,宋平并未随行,而是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直接赴延安参加了解放区的革命工作。1938 年至1947年,他先后在延安、重庆和南京工作,在渝、宁工作期间还担任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与宋平同龄的姚依林,则在上海读高中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后,他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1月,姚依林加入中共,并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1935年,华北危在旦夕,姚依林和黄敬、郭明秋等人具体组织和直接指挥数千名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随后又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1936年5月,姚依林奉调至天津工作,后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日后,他在彭真、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工作。

在这一时期投身革命的清华学子中,熊向晖(原名熊汇荃)是个传奇人物。熊向晖于1936年秋考入清华国文系,此后很快由官宦子弟转型为革命青年。是年12月,在国文系学长蒋南翔和物理系学生杨学诚的介绍下,熊向晖秘密加入中共。七七事变后,熊向晖于11月赴长沙临大报到。当时长沙正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蒋南翔向周恩来推荐了熊向晖。由此,熊接受组织指示到胡宗南部“服务”,开始了为期12年的地下工作生涯。他以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巧妙地送出许多重要情报,屡立奇功。毛泽东盛赞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则称他为党的情报工作战线上“一人能敌万千军”的“后三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长期从事统战和外交工作,在诸多重要外交场合中均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文革”期间,他参加了基辛格1971年的访华会谈,及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为中美建交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他还担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

在清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陈舜瑶、杨述、韦君宜、吴承明、陈其五(刘毓珩)等人。此间,不仅大批清华学子因为革命工作而放弃学业,北大、燕京等北平名校也有一批热血青年为了革命而中止学业,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各界的优秀人才,如北大的邓力群、陆平、袁宝华,燕京的黄敬、黄华、龚澎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许多清华学子中止学业提前参加工作,其中就有冀朝铸。冀朝铸乃冀贡泉之子、清华校友冀朝鼎的弟弟,他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于1950年毅然放弃在哈佛大学的学业,转入清华化学系学习。1952年,因对美谈判的需要,精通英语的冀朝铸提前离校,赴朝进入工作的第一线。这位极为优秀的青年才俊,未能成为清华的正式毕业生,但日后成了“红墙第一翻译”。

【那些“未毕业”的研究生和留学生】

当时,清华还有一个“未毕业生”的群体,即清华的研究生及留学生,其“未毕业率”居于各类学生之首。当时硕士毕业生非常少,其中社会学系办学多年,只培养了一名硕士,即费孝通。

清华研究院于1930年开始招生,入学者甚众,而毕业者寥寥。据初步统计,当时清华研究生约有3/4未能毕业,更未获得学位。如1930级研究生罗香林、姜书阁均未毕业。同年,被录取为研究院新生的还有南开大学毕业的陈省身与吴大任;陈是中规中矩入学并顺利毕业,而吴的经历更显曲折。他考上后,因家贫向清华申请保留学籍一年,自己南下到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任助教。1931年秋,吴大任回到清华,再度与陈省身同窗。1932年秋,吴应恩师姜立夫之邀回南开任助教,从此再未回清华就读。1933年夏,他顺利通过首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赴英攻读博士,日后成为知名的数学家。杨绛从东吴大学转学到清华,1932年本科毕业后考入外文系攻读研究生。此间,她与外文系本科生钱锺书相识相恋。1933年,钱锺书毕业赴上海任教,杨绛也未及毕业就离校。 1935年夏,杨绛与钱锺书在无锡举行婚礼,不久二人即同赴英伦的牛津大学留学深造。

此外,清华研究院1933级的研究生吴组缃、石璞、万家宝(曹禺)、王宪钧、周辅成、朱庆永、徐敦瑜、许宝騄、赵九章、傅承义、胡乾善、孙增爵等,也大都未毕业。

由于当时清华相对宽松的制度,有不少学生前来借读或旁听,清华还有一个为数相当可观的“编外学生”群体,其中有游学生、旁听生和临时借读生等,他们在清华的学业大都属短期和非正式的性质,但清华的经历对其往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是当时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作为民国时期国际交流最活跃的高校之一,清华的外籍教师为数众多,但该校的外国留学生却始终不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在清华的外国留学生前后总计约有三四十人。这批学子在清华大都不甚活跃,也几乎都未毕业,但其中的确有日后成就卓著者,其中最有名的是在清华研究院就读过的费正清。二战后,正是因着费正清等人的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强势崛起,压倒了法、日等老牌的汉学研究强国,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首席基地(巧合的是,抗战胜利后,正是在费正清和金岳霖的举荐下,清华校友陈梦家和赵萝蕤才获得燕京学社的资助去美国访学并取得丰硕成果的)。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环境】

真正的精英教育,必须保持“低录取率”和“高淘汰率”。作为民国时期精英教育的典范,老清华在人才培养中就始终保持极高的淘汰率。而这也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清华学子注定不可能成为毕业生。然而,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老清华历史上未毕业生的比例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他们呈现明显的群体特征和代际特征。建校的最初20年内,那些优秀的“未毕业生”们,日后以从事专业领域居多,这与当时清华的精神气质和办学取向非常吻合。而“九一八”事变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难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因革命事业而放弃了学业,日后在党政领域服务的校友也随之增多。

老清华的“未毕业生”,除了大多数因学业不合格而被依规淘汰外,大致可分四种情形:一是因学历资格原因被迫退学的,如徐铸成、何其芳等;二是因校内学潮而被开除的,如何鲁、刘永济、吴芳吉等;三是自动退学的,如胡风、黎东方、姚锦新、唐明照等人及楼邦彦、张宗燧等研究生,其主要原因是出国需要;四是由于政治原因或革命需要而主动或被迫终止学业的,如朱理治、胡乔木、姚依林、宋平、李昌、杨学诚、熊向晖、康世恩、荣高棠、张承先等,此类离校浪潮尤其集中于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前后至1938年初长沙临大期间(尤以临大前后为高潮),以及抗战后期至解放初。这批人物日后相当一部分都成为党政各界的高级干部,其中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跻身核心决策层(当然,此间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完成学业的学子,也大有人在)。在日后中国的政学等界,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曾有过一个个并不显眼但非常重要的清华校友群。在新中国的政坛中,就曾有多位清华出身的人物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世纪80年代跻身中央高层的清华校友中,胡乔木、宋平、姚依林都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抗战前在清华开始投身革命运动历练出来的,都是老清华的“未毕业生”(同期的胡启立同志则曾在新清华工作过)。此外,曾在老清华就读过的王汉斌、朱镕基等同志,日后也成为政界的重要人物。

一般而论,学生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有个别学生不能正常毕业,恐不足为奇;但名校学子在特定时期有如此高的“未毕业率”,的确可以反映出某些深层次的问题。这至少可以表明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当时如此高的“未毕业率”的确是与当时的清华所力行的精英教育的高淘汰率有密切关系——当然,那些因为学业不佳而被淘汰的学子,基本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第二,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这是造成许多优秀学子未能顺利完成学业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这与当时的学术环境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有关。那时教育尚未大众化,高等教育尤属精英教育,教育与就业挂钩不甚紧密。学子们即便享受了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也常常“毕业即失业”,所以许多人并不特别在乎文凭。总体上,当时社会风气急功近利的倾向尚不明显,社会风气和用人机关比较认可真才实学。同时,当时的教育学术体制(包括学位制度)亦较宽松和灵活,而国内的学术共同体也较为包容,流动性强;高校教职对文凭、证书等形式性的东西并无太多刚性、刻板的要求;甚至许多知名学府在选聘教师时,也对那些无显赫学衔而有过人才华的人网开一面。在此环境下,学人和学子们也很少迷信文凭、学衔,他们更在乎的不是形式和名头,而是实力和实绩;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兴趣和抱负,不会为眼前某些世俗因素所惑所扰。

如著名学者朱谦之在蔡元培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学风活跃、人才辈出的环境下,他读书期间极为刻苦,博览群书,并发表了若干高水平作品。但他认为,自己读书是为求学问,不是为文凭,他不愿参加考试,并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对此,北大校方的表态是:北大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允许学生不参加考试;但北大为了检测自身教学成效,不能取消考试;如果学生不参加学校考试并成绩合格的话,学校将没有理由对学生授予学位。朱氏对此并不上心。此后,他本人果然未正式毕业就离开北大,此后往返游学于各地。1923年厦门大学聘其为讲师,此后黄埔军校又聘其为政治教官。1929年,他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1932年回国后,即长期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曾长期兼任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要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朱谦之重返北大,任哲学系教授。

应该说,类似现象,在那个时代绝非个别。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没有正式学位。华罗庚更是典型,他通过自学成才而受到奖掖,成为世界级学者。在北大,钱穆、沈从文等也没有可观学历而同样获聘,并成为名重一时的教授。

“将相本无种”“英雄不问出身”,人才的成长道路,总是多种多样的。而且越是在健康、包容和有活力的社会中,人的成才之路就越宽松、越多样。学校的平台和培养固然重要,但个人天资、努力以及机缘都同样不可忽视。这些清华学子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毕业,但经过自身的奋斗还是取得了突出成绩。

当然,学科差异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是存在的。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子来说,是否毕业,对于他们能否顺利进入学术界谋职的确有所影响,但对他们日后中长期的学术成就而言,影响则很有限。显然,后学生时代的努力,才是其成名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对理工科学子来说,一旦离开学校,若无机会出国深造,基本上已不可能在原有专业领域内有大成就。至于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青年,他们主要需要在社会大舞台上历练和成长,清华作为一个教育学术机构,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成长,意义就更有限了。

在回顾清华历史的时候,“未毕业生”这个庞大的群体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宋代缘何出现规模空前的文人群体

$
0
0


文┃王学泰

 

传统相声中有个节目叫《八扇屏》。两个演员一上场自我介绍,逗哏的甲就说“我是个文人”,捧哏的乙问:“您这个文人整天尽干什么呀?”甲回答:“每天读读书、阅阅报、写写字、作作画、抚抚琴、舞舞剑、吟吟诗、作作对(指作对联儿)。”现今人们理解的文人,就是会写文章的读书人,甲的“神侃”离听众所理解的“文人”越来越远,就不免发笑。其实这样的表白并不荒谬,传统中自命风雅的文人离不开这些,有的还以此为生。

鲁迅也说过:“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鲁迅说的就是不能做官的文人。传统文人与今天人们理解的文人不大一样。

【“文人”溯源】

文人这个词在西周时就有了,如《诗经》就有“告于文人”(《大雅·江汉》)的句子,不过这个“文人”是指周天子的先祖,有的笺注家说是指周文王。 

“文人”一词到了汉代有了转变,指士人当中善于舞文弄墨那一部分人。士人就是士,本指氏族部落中的成年男子,社会分层形成后,士通常指社会管理者与保卫者。周代的士则指最低一个等级的贵族。它首先是武士,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在周天子领地或诸侯国中的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以及在卿大夫家中当邑宰或家臣。春秋时,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秩序解体,士遂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们生产知识、传播文化,并且保持了出仕做官的身份,其中擅长写作的称之为“文人”。

宋代以前,文人只是士人,而且士人才兼文武,文人也往往是身不离剑,如北朝魏孝文帝称赞其大将平东将军说:“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魏书·傅永传》)也就是陆游所概括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宋代以前的文人大多是这样的。鲁迅讽刺唐诗人善作“豪语”,“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鲁迅全集·准风月谈》)其实,这不是“豪语”,唐代的文人从武属于常态,不奇怪的。

当然,不能说独立的、以文为业的文人一个没有,但无论是从社会需求、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类文人数量很少,基本上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文人数量激增,乃至形成一个群体,它不仅仅是士人中的能文之士,还有大量的平民知识人融入其中。

【宋代的社会变迁】

近二三十年,报刊与网上关于“唐宋差别”的讨论与争论都很热烈。不过人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我认为宋代与前朝最大的区别,是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剧,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游民群体、文人群体与吏胥群体。

前面谈到的唐和唐以前的文人,有些是世族豪门,即使是出身寒门的,也大多有一官半职。像吟唱“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左思,其父官拜太守,左思本人也官至秘书郎,那时操觚为文者几乎没有平民百姓。宋代与前朝迥然不同的,是平民出身的文人几乎占了主流。其原因在于社会变迁与统治阶级的政策。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有段话常被征引:“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取士”两句说明古代男士最重要的两件事——结婚、出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前世族豪门垄断了权力与财富,要找出路的士人自然向他们靠拢。自唐末以来近百年的战乱,造成源远流长的豪门世族的解体,许多地主庄园遭到焚毁,大族的庇荫能力急剧下降,聚族而居的现象大为减少。作为贵族血统凭证的谱牒也大多不传于世了。

自从朱温将自诩为“清流”的朝廷中世族豪门的代表人物“投入浊流”后 ,五代十国的朝中多是流氓、兵痞、无赖、土棍当政,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更没有长远的打算与追求。数百年才形成的贵族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政治游戏规则,以及长期生活在这种规则与规范中养成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消失了。有唐一代近300年的经济积累和文化积淀,经过这些主政者的蹂躏基本上烟消云散。宋朝建立后,许多领域都是从头开始的。直到三四十年后的宋真宗时期才逐渐恢复起来,然而重建的不是唐代博大雄浑、带有蛮族气和金粉气的贵族文化,而是精致平和,带有市井气、女性气的世俗文化。宋代文人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并参与了这种文化的创造。

【宋代读书人的激增】

宋代文人数量较前朝激增,从根本上说是社会需求的结果,这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达是文人数量增长的基础,但更重要的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社会鼓励读书。宋代的科举制度日益完备,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热心倡导科举取士的宋真宗亲自撰写了《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所谓“书中”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这是赤裸裸地用功名富贵引诱青年人读书求“上进”。北宋汪洙的《神童诗》中也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是现身说法,吸引士人和一般平民参与科举考试。

其次,书籍的易得为读书创造了物质条件。

唐代书籍是难得之物,杜甫流浪四方,不管条件多艰苦,都要带着书:“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夔府抒怀》)韩愈送自己的孩子到“城南”读书,再三告诫他书籍难得,要倍加爱护。那时的书籍还是自己或“佣书”(替人抄书)者抄写来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少年丧父,家贫,就是靠“佣书”维持生活。出版业在宋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发明于唐代的印刷术,原初主要还是为了推广佛法,刷印经卷,印制佛像,到了宋代才真正走向市场,促成了印刷出版的商业化,从此书籍成为容易得到的东西。

宋代印刷出版的突飞猛进还有赖于造纸业发达和纸价低廉。唐代造纸术虽已不低,有许多名纸名笺的出现,但纸价较贵,因此限制了纸的使用。就是普通用纸也较贵,因此唐代写家书仍有用竹简、木简的。唐代许多大书法家练字都舍不得用纸,或用不起纸。草书大师怀素曾用寺庙里的芭蕉叶练字,诗书画“三绝”的郑虔曾用长安慈恩寺中柿子树叶练书法,他一下子储存了三间屋子的柿子叶,而且正反面都用。

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技术问世,纸张大量生产,成本降低,价格日益便宜。日常生活中用纸成为很普遍的事情。南宋初年孔平仲在《续世说》的序中谈到他刷印此书所用经费时说,“大纸一百六十五张,计钱三十文足”。可知印书的大纸一张仅0.18文(宋代一个八九品小官,每月仅俸禄就在1800文以上,可买1万张大纸),文人日常用纸非常方便,这也是宋代以来随意性著作增多(如诗话、笔记、游记、随笔之类)的物质基础。唐代主要用麻纸,后来发明了宣纸,提高了纸的质量,但两者成本都不低。宋代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改良了造纸技术,生产工艺已接近现代的手工造纸,成本才降到最低。宋代普及了竹纸,并发明了用草(包括农作物秸秆)造纸的技术,还能用旧纸与新鲜纸浆混合,制成“还魂纸”,这些都大幅度降低了纸张成本,在推动文化普及上起了重大作用。

此外,科举制度改革和向平民开放,也激发了人们读书向学的热情。科举考试的特点是追求最大的公平度,这一点是在宋代形成的。唐代的科举考试取士少,而且试卷不糊名,考官也没有回避制度。考官的朱笔经常被官场与上层社会的舆论所左右,采用的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中试与否,名次的先后,在进入考场之前已经决定了(如王维得到玉真公主和岐王的推荐,白居易有名诗人顾况的揄扬),考场答卷是第二位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靠山的就很难考中,除非此人特别善于公关,善于向社会推销自己,否则毫无希望。

宋代对科举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在考试中逐步推行了“回避”(与考官有亲戚关系者另设考场,亦称“别头试”“别试”)“锁院”(考官得到任命,一进考场即锁门不出,回避请托)“封弥”(即“糊名”,将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的介绍一律封贴)“誊录”(考生答卷皆经誊录后,方给考官审阅)等制度。这样就革除了请托、舞弊等危害考试公正的弊病,从而吸引没有后台的一般平民百姓参与。

宋代科举向平民开放,录取人数比唐代增加了数倍,乃至十数倍以上。取士数目大幅度地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读书上进。宋代还发明了“特奏名”制度,这种制度是照顾多次落榜举子的,具体规定各朝略有区别。《萍洲可谈》记载,宋神宗“元丰间,特奏名陛试,有老生七十许岁,于试卷内书云,‘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万岁’。既闻,上嘉其诚,特给初品官,食俸终其身”。可见这种考试就是走个形式,给那些可怜的读书人一条出路。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中对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录》所载601名进士作了分析,指出本届科举考试所取进士,官僚家庭出身的184人,平民家庭出身的417人,平民占了2/3以上。因此,《劝学诗》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完全是统治者欺骗老百姓的一句空话,它部分地反映了宋及宋以后的科举制度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下,许多平民百姓也热衷读书识字就不奇怪了。

既然科举给平民百姓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为适应科举教育的空前发达,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学校。不仅有专供贵族、官僚子弟就读的国子监、四门学、太学、宫学等,也有收录面极宽的州、郡、府、县之学。宋徽宗大观年间,州县学生就有16万7000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上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数目)。这些学校虽然对入学者的身份作了些规定,实际上“四民”子弟皆可入学。从受教育的程度上,不仅有硕学鸿儒主持的私立书院,还有遍布于农村的只是教授读书写字的“冬学”。这种冬学不是以出仕作官为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方便识点字而已。乡村如此,城市更不待言,如南宋临安除了宗学、京学、县学,“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等第补中舍选者”。(《都城纪胜》)宋代方志《三山志》记载:“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巷’。”可见当时教育繁荣的程度。

教育的空前发达,受教育的人多了,这是文人大量出现的基础。

【士人的“文武分途”】

     武人从士人中独立出来,是文人独立的前提。南宋王炎感慨两宋:“文武分为两途,士大夫不服习于骑射,而军旅之士属之武夫,士有谈兵者,人必笑之。”(《双溪类稿》卷21)唐最初实行府兵制,尚有古之遗意,但“唐有胡风”(陈寅恪语),多用胡兵胡将,后来又兼行募兵制,更造成了武人中品类不齐,不通汉文化者居多,他们的军官逐渐从汉族士人队伍中独立出去。武则天时期,科举考试中增加“武举”一科,不久又树立与孔子并立的武圣人,东西两京建立“太公尚父庙”,祭祀齐国姜太公。树姜太公为武圣人,享受与文圣人孔子同等规格的待遇,武人有了精神归属神,说明社会对于武人的重视,也标志着武人的独立,其结果就是此后的“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

此前“文武不分”是因为士人有天生的做官权利,世族豪门的子弟在两汉的察举制度和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度下,是不容争议的士人。科举制度最初就是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为寒门或庶族地主出仕打开一扇门。科举制度,在隋唐的目的是“取士”(选拔有做官资格的士人),给寒门子弟一个出头的机会。唐代是礼部主持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取得做官的身份,再到吏部参加“关试”,关试考“身言书判”,这一关过了才是官。应考者通过了科举考试,可能通不过关试,要想做官还有多种选择,如从军立功异域,或应聘到幕府受到地方大员的推荐保举也一样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文武两途”不可能划分得很清楚。

宋代随着世族豪门的解体,天然有做官机会的人越来越少,因此科举考试发生从“取士”到“选官”的演变,礼部、吏部二试合一,一考定终身,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了,而且是文官。

宋朝自开国以来,有惩于唐中叶以来的武人拥兵自重,重文轻武,并形成风气,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文武分途(可参见拙作《水浒识小录·武举、武监、武学生》)。宋代的“文武分途”日益成熟,即使在外患频仍时期,这种秩序也没有打乱,弃文从武者也是极少数。

【读书人的不同出路】

从现代教育角度看,古代教育所培养的都是文科生。从其知识结构看每个人都能成为文人,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不同,材质有高下、命运有否泰,出路结局也有很大差别。最幸运的是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从此为文作赋、吟诗填词成为娱乐或业余爱好。次一等的,奔走贵官豪门,或做幕僚、帮忙、帮闲。第三等的,则就业于宋代兴起的文化产业。第四等的,流落江湖,成为游民知识分子。

尽管宋代科举增加录取的名额,但与应举者比较起来,仍是僧多粥少,每年有大量的应试者被黜落。《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南宋在招考太学生的年份到临安城投考的考生就达10万人。太学总共可容纳一千多名学生,不可能全部待补。如果待补者只有1/3的话,也不过四五百人,所取者只占投考者的5‰而已。进士一途更严于此,两宋三百余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不过两三万,平均每科取360余人;两宋录取了多少特奏名进士,史书失载,如果从宋代一些方志来看,每个地方登载的特奏名进士的人数与正式进士差不多少,由此可见,两宋出仕的读书人也就五六万人。全国举人应试者,常常有数十万人之多,可见科举制度是一条多么狭窄的小路。因此,宋代游荡于社会而不能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空前增多。这些人中间,除了有田产家业,可以高卧不出,安心地做地主外,大多数还是要为衣食奔走的。

那些入仕做官的文人就不必说了,这里从第二等说起。这里面有许多著名文人,他们一生没有做官,又不能作隐逸家居,便凭其才学做高官的幕友清客,为人们所熟知的词人有刘过(依附辛弃疾)、姜夔(依附范成大)、吴文英(依附吴潜)等。他们在第二等中属于豪杰之士。南宋末年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的“闲人”,则等而下之了:

闲人本食客人。孟尝君门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童蒙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日“食客”,此之谓“闲人”也。更有一等不著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帖取送之类。更专以参随服役资生,旧有百业皆通者,如纽元子,学像生叫声,教虫蚁,动音乐,杂手艺,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过,传言送语。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但看赏花宴饮君子,出著发放何如耳。

这等“帮闲”品类不齐,最高级的还是“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之人。这说明当时文化生活的丰富,人们特别是有钱人对于精神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了。当然有些是纯粹的帮闲,如奉陪外地进京官员和到京游览的财主在临安办事游玩,或到秦楼楚馆为冶游的阔少凑趣逗笑等等。

第三等就是从事文化产业的文人。用现代的眼光看,教育也属于文化产业。上面关于宋代教育的介绍可见其从业者一定不在少数。上面说到的印刷业、出版业、书坊、书铺发达,其中从事策划、编辑、刻印、售卖也都少不了文化人参与,有些书商还参与了书籍的编纂和评点,如蔡梦弼评点与注释杜甫诗集,杭州陈氏书棚的老板陈起与南宋许多诗人(包括高官中的诗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主持了“江湖集”编辑出版,并由此形成了“江湖诗派”。

城市的繁荣为娱乐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两宋都城以及许多中小城市(如扬州、建康、明州、永嘉之类)都是演艺业集中的场所,如滑稽戏、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瓦子是艺人发展自己艺术的最佳场所,因为这里培养了足够水平的观众。艺人大多有文化,活跃于北宋熙宁崇宁间(1068~1106年),在汴京瓦子里说诨话的艺人张山人(张寿),以能编造诨话和十七字的幽默滑稽诗著名。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中记载,某丞相死于任上,有无名氏作诗嘲讽他,于是官府出重赏捉拿诗作者。有人怀疑是张寿所为,开封府尹抓到张,张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著题。”府尹大笑着把他放了。

两宋有许多名为妓女实际上是富于才艺的艺人,如一些“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她们不仅能够唱歌跳舞,而且大多卖艺不卖身。她们大多有文化,甚至能与登上官场的著名文人唱和。我们读《全宋诗》《全宋词》就可以读到她们的作品。

宋代文化产业还包括一些富于文化品质的手工业,如饮食行业、陶瓷业、茶业以及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碑帖、印章、笔墨纸砚的制造等,都需要文化人的参与。高品质手工业的发达也需要大量的文人参与,为文人糊口提供了保障。

第四类就是落魄江湖的读书人了。如《清明上河图》中卖卜测字的先生,走江湖卖野药的道士、游医等。(具体可参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这样数量众多、教养与谋生方式与以前迥异的文人,宋以前是不多见的,而宋以后,直到近世的文人大致如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历史的大脉络中解读孙中山

$
0
0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反抗”并非早年孙中山思想的主流

1880和1890年代,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发展得不错的时代,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之也出现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晚清通过政府垄断市场及其它资源,让整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迅猛发展,此即所谓的“现代化后发优势”。这时的孙中山是一个体制内颇具想法的改革者,我们现在读材料,会发现直到1894年6月《上李鸿章书》之前,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孙思想中的革命因素的。虽然后来很多研究神化他,一定要寻找他早年思想中的反抗因素,但我认为这不是彼时孙中山思想的主流。

至于有人说孙中山年幼时听老人讲洪秀全的故事,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这实际上跟我们小时在农村听一些老人讲奇人异事没什么区别。只是孙中山后来成为革命家,他的记忆就会刻意强调这一点,他本人甚至一度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但是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中看,这显然不是他早期成长的本质。

晚清时期,在福建、广东东南沿海一带,漂洋过海是传统,孙中山就被他的哥哥孙眉带到了檀香山。孙眉起初想让孙中山学习一些新知识来协助自己做生意,但后来发现这个弟弟不是做生意的料,于是想办法把他送到了有教会背景的学校读书,实际上还是想让孙中山能在科学知识领域里有所成就。

后来,孙中山从檀香山到了香港,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接受的一直是那代人中较好的新式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也给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严复在当时也是这个情况),即哪怕个人再优秀,也很难进入体制内。孙中山在香港学的是医学,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体制内之人有一些接触,比如他在这时知道了李鸿章,而李在海内外的声望正隆,且是孙就读学校的校董,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孙中山。当时有影响的汉族官僚大多采用幕府体制,李鸿章、张之洞包括后来的袁世凯,都拥有各自的幕府,为像孙中山这样只有海外游学经历的人提供了一个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孙中山毕业后得以直接去找李鸿章,但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他最终没能成为李的幕府成员。

受挫后的孙中山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地方改革实验,这种做法比较好理解,因为他毕竟到海外接触了新学新思潮,既然不能治理国家,那便将所学用以建设家乡,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普遍做法。我分析,这时的孙中山实际上已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那就是自19世纪早期始西风美雨进来以后,西方工业文明同中国存续了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出现的冲突。换句话说,即中国的工业文明从零开始成长,成长过程非但没有带动农业的发展,反而令农业陷入衰落,这一盛一衰持续到今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于是,1880年代晚期,孙中山在家乡成立了“中国农学会”,他想用西方现代文明来改造传统的乡土社会。由此可见,早年的孙中山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1870年代末,伊藤博文带领日本人访华,他当着李鸿章的面说:中国若要继续前进,只发展经济是肯定不行的。同时代体制内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如王涛、郑观应等也谈到,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民众可以暂时忍受没有权利的状态,但不可能永远忍受这种状态。试想,如果当时的清政府能顺应时势,做适度的调整,估计也就没有孙中山后来的革命了。孙中山的出现是偶然的,但在当时的体制下,革命则是必然的。

为何孙中山后来成了革命者?

为什么在当时中国4亿人口里只出了一个孙中山,为什么后人都把他视作先知,这恐怕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及孙的个人际遇。

1894年初,已结婚成家、拖家带口的孙中山,因为药店经营不善,个人经济状况出现了大问题。应该说,这种经营不善,和孙中山不上心有很大关系。药房亏损让他开始认识到做生意并非自身所长,有一种要回归体制或要进入体制的紧迫感,因此在1894年春,他写了一份《上李鸿章书》。放到思想史背景来分析这篇文章,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这篇上书可说并无新意。而且我认为,这只能给孙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无论是李鸿章还是他的秘书看过,都只会觉得不过如此,里边提的建议他们早就想到,只不过有些想做而没做成。今天来看这也很正常,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涉世未深的社会青年的见识,能超过有着多年实务经验的高层领导。

但孙中山设想的,却是李鸿章能通过这篇文章接纳他,进而成为幕僚班子成员。他为了促成此事,可谓用尽了人脉资源,先后找了中山老乡王韬和郑观应,让他们写介绍信,后又通过关系找到了李鸿章身边的重要角色——盛宣怀的弟弟,进而赴天津找到了李的秘书。

而李鸿章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应该说在这件事上做到了礼贤下士,虽然他本人因为年龄、品级和公务繁忙等原因没有接见孙,但他安排了两个最重要的秘书出面,并跟他们交代来者有什么需求要尽量满足。彼时的孙中山虽然内心极想留在李鸿章身边,但面上又不好表露出来,要是当时孙中山身上少一些知识分子的羞涩,明白将诉求告诉李的秘书的话,我想李未必会拒绝他。但孙没有这么做,他跟李鸿章的秘书说,希望中堂大人能帮他申请一个出国护照,让他出去考察农业,因为那时还没有专门的签证机构,出国申请一般要通过总理衙门来办。这个事情,李鸿章的幕僚们也办妥了,应该说孙中山是高兴地离开了天津,他可能会为没见到李鸿章而有一点失望,但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自己毕竟年轻资历浅。

在孙中山拜访李鸿章时,正值中日在朝鲜问题的交涉上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李鸿章每天要处理大量的电报,这些情况也是孙中山所不知道的。

为何孙中山后来成了革命者?这是因为清廷还维持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体制,甲午战争开打后,国内老百姓压根不知道战争的进展,更不知道北洋舰队的糟糕表现,很多中国人还以为打赢了。看蒋梦麟的回忆录会发现,1900年,蒋介石老家浙江宁波的老百姓仍认为中国军队在黄海上打了一场胜仗,黄海上飘着的人头都是日本鬼子的,这些都是信息不透明造成的。

而这时的孙中山出国了,他从国内浑浑噩噩的环境到了一个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整个价值观被颠覆了。众所周知,当时海外的华侨不在少数,他们中间为何没有出现像孙中山这样的人物?那是因为这些人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而国内的人因为舆论闭塞,又不了解外部的情况。因为孙中山有这么一段特殊经历,才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走了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孙中山在1894年10月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书》,可以说写得相当痛心,他认为,整个清廷体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并开始将矛头指向满洲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孙中山出国前后在思想上的变化是一个人的觉醒,正是此时,他产生了区分“满洲”和“中国”的思想。于是,1894年的孙中山敏锐地得出了结论: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清廷统治者对汉人实行愚昧政策,中国的希望在于推翻清廷统治。

革命依赖会党力量,受制于传统局限

中国历史一直有会党传统,只不过这一点在近现代革命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从孙中山到后孙中山时代的杜月笙、黄金荣等,都是这样一种会党传统的体现。直到今天,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这种传统仍在发挥一定作用。可能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调查,我想真正深入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工群体中,肯定不乏那些具有领袖气质的人,西方社会学将这类人称为“社区精英”,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出去打工,正是这类人带出去的,这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着莫大关系。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自然而然会受到这种特殊社会结构的影响。因为在海外,他所依赖的会党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其基础正是今天致公党的前身。为什么在海外华人社会会出现会党组织?其实很好理解,华人华侨在脱离本土后,不管在国内有多牛,到了美国和欧洲,肯定是少数族群,结成秘密会党有利于形成一种保护力量。当时在欧美的码头和工地上,当华工遇到冲突和被欺负时,会党就会出来撑腰,是一种类似于哥们儿义气的行为。而孙中山在檀香山生活圈子的核心正是这样一拨人,因此他早年革命不得不依赖这些力量往前推进。

秘密会党力量对孙后来领导的革命行动带来了哪些影响?这自然地要提到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如果在中国不能建构一个由老大说了算的会党架构,革命很难取得成功。后来不少研究者在这件事上对孙中山多有批评,认为都已经到了民国,孙氏还弄出一个要参加者签字画押、宣誓的小众的中华革命党来。而在我看来,孙中山此时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政党,而是要重建一个帮会,这个帮会入会时就要求必须签字效忠帮主,严格执行帮主的一切命令,这就是帮规。

所以说,孙中山在早期革命中重视、利用会党力量,实际上还是受制于时代局限——成熟的政党理论直到20世纪初才经由日本传到中国,处在19世纪晚期的孙中山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

应该讲,像这类依靠会党力量“闹革命”的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很多都失败了。但孙中山坚持的时间长,就逐渐做大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除了在1895年组织了一场起义,其后就不了了之了,孙本人一度沉沦了好几年,他并不是每天都处在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状态。机会是等来的,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都在坚持。到1896年,他等来了革命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借由清廷驻英使馆在伦敦缉拿他一事的冲击,他瞬间由一个区域性的革命领袖一跃成为国际领袖。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法一直策动革命,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革命家,也没有永远不回头的革命家,关键在于体制能否进行自主性的改革,改革不到位的政府就会成为制造革命者的工厂。如果清廷1898年的戊戌变法能够顺利推进的话,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么被历史潮流所抛弃,要么进入体制成为合法的反对派。

1899年,因为政治上找不到方向,中国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民族主义骚动,加上政治家进行有意识的撩拨,中外冲突加剧。1900年,清廷开始出现外交危机,随之爆发义和团战争,短短几年时间,孙中山通过各种运作,已然成为流亡领袖角色,已能够同两广总督李鸿章谈判了——很显然,革命家的成长速度比在体制内的提拔要快。1900年孙中山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兴中会算起,这个过程不过才五六年光景。

“革命同改良赛跑”

1905年的孙中山仍不是一个特别有分量的革命者,因为当时流亡到日本、美国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而且这些流亡者还互相不买账,经常内斗,尽管在反体制这件事上他们有着共同点,但谁来当这个反对派领袖,则是争执不下的。而1904年发生了一件对海外流亡格局产生重大冲击的事情,那就是日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日本获胜,这使得中国海外的流亡派从全球各地集结到东京,光复会、兴中会、华兴会等各种政治力量不再内斗了,它们都认为日本的胜利某种程度上是“亚洲的觉醒”。也正是通过这场战争,流亡者对清廷这个体制迟早玩完有了进一步认识,于是他们消弭眼前的政治分歧,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

孙中山之所以能在革命团体里担当领袖角色,一个原因是另外几位有影响力的革命者都在牢里,比如有理论能力的章太炎1903年被关到牢里,当时仍未释放;光复会的蔡元培又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没有能力去设计一套革命理论;具有理论素养的宋教仁骨子里又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并不具备一个大破大立、推翻体制的革命者气质。这些都把孙中山推到第一革命领袖的位置。但在同盟会成立伊始,孙中山等革命者并没有完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建构,这个工作直到1906年章太炎出狱,孙中山直接把他从上海接到东京后才开始。因为革命需要寻找正当性,而这个正当性自然需要一整套理论来论证。

革命党人在东京云集的情报很快传到清廷处,张之洞、袁世凯等大臣其实一直在密切关注孙中山等人的动静。“革命同改良赛跑”,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了1906年他们得出结论,要消灭革命势力靠镇压和暗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实行改革,从原来的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将革命势力吸纳进体制中来,成为合法的反对力量,而不是作为外在的反体制暴力,才是正确出路。所以,1905年孙中山的地位开始提升,大概到了1907、1908年时达到顶点,因为他引领的革命举动,切实推动了中国内部的体制改革。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当清廷从原来的被动转化为主动改革时,海外流亡者中有一大拨人回国参加了改革,典型的有像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的保皇派,而像孙中山这类坚定的造反者就被边缘化了。所以,我想,如果清廷在宣布改革的同时来一个大赦天下,免掉革命者过去的刑事罪责,并通过改革将这些革命者吸纳进体制,让他们成为推动改革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孙中山等人就不会一直死磕到底了。但清廷不宣布赦免,没有革命者敢回去,都担心被抓被清算。

受清廷改革的压力,革命党人在1908年时开始内部分裂,孙中山应该说是陷入到了一种困境,革命也随之跌至低谷。

坚持革命,迎来辛亥的契机

一直到1911年,国人的主流心态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摇摆,但像孙中山这种选择了决绝革命的人,他们没法放弃,唯有坚持继续革命。

坚持给孙中山带来了另一个机会,那就是武昌起义。我始终认为,武昌起义根本不是反体制起义,它是转型过程中,体制内新军人对新体制改革不到位表达不满的反抗行动,因为新军人在当时集中接受了新思想,他们对新体制也就比其他群体有更高的要求。

在武昌起义前夕,清廷改革不愿意兑现关键承诺,导致了全国性恐慌,一方面是外国资本的恐慌,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的恐慌,这些因素都促使新军向政府叫板,要求政府兑现承诺,改革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湖南新军起义,但清廷认为不过是两省闹事,仍旧不兑现承诺,再过一星期又有两个省加入,清廷仍不为所动,直到最后十几个省加入,清廷不得不让步,但这时已然晚了。

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这期间是很尴尬的,因为那时可以说他对革命已经差不多绝望了,1911年3月29日的黄花岗起义,实际上相当于是孙中山给捐款人的一个报账清单,甚至可以说是给他们的最后一个交代。因为清廷立宪改革的日程表已经出来,5月8日清廷便会宣布正式进入日本那样的宪政式架构,成立责任政府,确定皇权边界,再由责任政府召集国会、制定宪法,这么一改,孙中山的革命自然也就没了空间。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孙中山、黄兴这拨人并不认为起义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仍然流亡海外。后来民国革命话语占据主流后,很多底层军官在《辛亥回忆录》中将日知会、科学讲义所这样的组织回溯成革命党,这实际上是歪曲了历史,当年这些组织压根就没有那么强的革命意识,也没有要推翻清廷的意思,只不过是聚在一起读读书探讨中国的前途。

等到武昌起义过去差不多两个月时,南北谈判出现破裂,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便开始出现了。我后来研究,南北之所以谈不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怎么安置满清贵族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按照南方立宪派的主张,原来江山所有者最后只剩下皇帝一个虚君,北方的满清贵族当然不能同意此方案。正是在南北和谈僵持不下的背景下,孙中山以观察团的身份回国,并没想到要介入南北纷争。当然,这时部分革命力量已开始介入,像陈其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者,都已身在国内伺机而动了。

经历了长达17年海外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觉着能在这时回国看看就已很满意了,史料表明当时的孙并没有到上海和南京的计划,只不过到广州见了胡汉民后,他才提出来要去上海看一看,因为上海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南北谈判所在地就在那里。

到了上海后,孙中山开始“拜码头”。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赵凤昌,过去我们对赵的研究一直不够。在晚清民初政治架构中,赵凤昌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身在体制内但非常厌恶体制,设法要推动体制改革,甚至不惜利用外部力量。革命政权在南方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但赵凤昌还是希望南北妥协,因为他毕竟是体制内出来的,还得从全国大局考虑。加上他同北方的庆亲王、袁世凯都有很深的渊源,他希望袁世凯推动满洲体制内改革的时候能在外部有一个呼应,于是便有了让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的打算。所以,孙中山第一次拜会赵凤昌,赵就提示他“开府建基”,意为成立革命政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京临时政府在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帮助下,很快就成立了,这批人中的一些可以说是富可敌国,支持成立一个新政府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孙中山不得不让出大总统职位,因为立宪党人不支持他,无疑相当于断绝了财政来源。可以说,武昌起义后回到中国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大牌局中的一颗棋子。

而在后来的谈判中,孙中山能退出政治,我认为是赵凤昌这拨立宪党人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立宪党人对孙中山一定有某种暗示,或说是达成了某种内部约定,当然现在这块档案都找不到了,我的推测也没法得到印证。

晚年“联俄容共”有其正当性

进入民国后,孙中山可以说是屡屡受挫,1916年袁世凯称帝给了他机会再次介入政治,发起护法战争,护的正是孙眼中民国精神的象征——《南京临时约法》。护法战争开始阶段团结了一拨人,包括西南军阀以及政治仇敌章太炎,都支持孙中山到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但是在此期间,他没能同南方军阀处好关系,后来更是痛心感慨南北都是一丘之貉。

1918年一战结束,导致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全球性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便是在1918年出版的,这本书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很多上层精英普遍开始认为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像严复、梁启超、张君劢和梁漱溟等,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怀疑——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都是像一战这样的大灾难的话,那这实在是恐怖。

在对资本主义出现普遍性怀疑的过程中,列宁作为世界性的政治人物脱颖而出。今天部分人妖魔化列宁,进而妖魔化早期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在一百年前,不承认绝对的私有制是人类罪恶,那是真的没有良心。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少数人占据绝大多数财富,而且像就业、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正因为他们主张解决这种绝对私有制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而且在当时确实激活了苏联的底层民众。

而且苏联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像推行义务劳动等,确实会给人向上的感觉。另外就是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好处是,一方面它能维持原有资本主义体制的效率,另一方面又能引入社会主义因素解决公正的问题。

经历了南方军阀排挤以及1917年部下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可谓深受打击,他被迫离开广东回到上海。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对过往的革命行动进行了一个相对系统的反思,并潜心研究了当时的西方和中国。在反省的过程中,他也观察到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因为苏联认为自身革命具有正当性,于是在当时大举输出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很多共产国际的志愿者来到了中国,并且通过各种关系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孙中山这才同列宁和苏联牵到了一条线上。

早在1905年考察第二国际的时候,孙中山就产生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想法,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是他这种超越经典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现实中的体现,他们自然而然地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孙中山在这时选择同共产国际合作,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这时的中共力量仍很弱小,共产党的早期政治精英也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对绝对私有制持否定态度,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有理念上的共通之处,加上共产国际的运作,于是便以小党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走到这里,很自然地要求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因为民国建立,再讲推翻满清已无意义,于是民族主义在这时被解读为反抗列强。20世纪20年代,国际上确实列强当道,孙中山将民族主义解读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列强,可以说是正好迎合了当时中国从巴黎和会一直走过来的民族情绪。

所以说,孙中山晚年选择同苏联合作,走国共合作的道路,实际上是有着一贯的逻辑性的,而且也有其正当性。

他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

2016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简单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待他: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样一个大的转折进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孙中山是一个重要的引领者,他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一个局部区域性的中国走向一个全球的中国,也就是他本人对时代的判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对于孙中山在处理实际政治问题,比如南北之间的冲突问题、南京临时政府问题以及他建构的理论本身等都有不尽妥善之处,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能苛求孙成为一个圣人。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非议孙中山,从1894年到1925年去世,他的一生都在革命,而且在海外流亡更是长达17年,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毅力,要做到这些都是很难的。

不少人质疑孙中山的民族立场,我认为也是没有道理的。一个政治流亡者随时处在被追杀状态,我觉得不能对他的生活细节过于苛刻,更多地要看他大的节点,要看他在历史脉络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

作为一个引领者角色,孙中山给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的将来必须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本文由本刊特约记者袁训会采访、整理)

 

Viewing all 229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