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宜庆

    在武汉市江岸区，有一条不起眼的街道，叫陈怀民路。这条位于滚滚长江之畔的道路，一头连着抗战初期跌宕起伏的历史，一头连着波澜不惊的现实。这条路的渊源，是纪念在武汉“四二九”空战中牺牲的陈怀民烈士。1938年4月29日，陈怀民驾驶受伤的战机冲向敌机，惊天一撞，火光冲天，玉石俱焚，英雄陨落苍穹……

【投笔从戎，热血青年报考航校】

陈怀民，1916年12月25日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白莲巷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陈子祥1902年东渡日本，进入日本著名的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陈子祥求学期间，曾教训过日本学生坂垣征四郎（后来任侵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授大将衔），让坂垣的耳朵留下残疾，成了“残耳将军”。

陈怀民从小跟随父亲习武，少年时就在武术大赛中夺冠。强健的体魄，军人的气质，报国的精神，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陈怀民，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策划，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等处。事件发生后，陈怀民和同学们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他邀了几位同学，乘车赶到了南京。此时，南京大中学生正在进行抗日大游行，开展“送蒋介石北上”的请愿活动，陈怀民一行迅即投入到请愿队伍的行列。

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获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激动之中，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被迫出来和学生见面，告诫他们：“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政府同人可以接受请愿的意见，一定尽职用力量去办理。”这是陈怀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9月29日，蒋介石接见上海第二次进京请愿学生5000人，训话一小时余。蒋称请愿分散政府精力，要求学生返校读书；如愿从军，可编入义勇队训练。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陈怀民走出常州中国工艺专门学校的大门，毅然投笔从戎，他和哥哥陈天和参加十九路军中的学生义勇军，在上海吴淞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天，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到吴淞口阵地视察，正碰上陈怀民等学生。陈怀民向蔡廷锴问道：“蔡长官，日本飞机如此猖狂，给军民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空军呢？如果国家建立空军部队，我第一个报名参加。”

1932年秋，陈怀民报考中央航空学校。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体检，他的其他条件都符合飞行员的条件，唯在考试“对眼睛”时，他落选了。回到镇江后，他对“对眼睛”进行了认真的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33年1月，陈怀民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经过严格系统的训练，陈怀民各科成绩优异。美国教官肯特还对陈怀民的同学说：“陈怀民将来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

1935年底，中央航校第5期学员快要毕业了。中央航校根据蒋介石、宋美龄的指示，像往年一样，举行一个隆重的“恳亲会”。陈怀民的父亲陈子祥、母亲魏静诚应邀参加，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蒋介石对他们说：“你们家真是父亲英雄儿好汉。”宴会之后，蒋介石、宋美龄还给每位家长送上杭州丝绸1匹，西湖龙井茶两斤，浙江金华火腿两只。

陈怀民毕业后，编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勇猛作战，出生入死】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空军开始对日作战。在杭州笕桥上空，陈怀民与毛瀛初等飞行员驾机向敌机猛烈开火，打得敌机难以招架，3架中弹坠毁。狂妄的日本空军遭遇迎头痛击，大败，受伤的飞机仓皇而逃。这是陈怀民第一次参加空战。随后他多次参加空战，战功赫赫，有“空军勇士”之称。

9月19日8时30分，30多架日机入侵南京上空。据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龚业悌的日记：“今天担任警戒的是二十三和二十四（中）队，在接到情报后，我们的十八架飞机起飞截击。驻句容三机也前来参战。”陈怀民驾驶2405号战机，与队员杨梦青协力重伤敌水上飞机一架。

在空战中，陈怀民的2405号战机被四架敌机包围。他以一敌四，英勇迎敌，左冲右突，猛烈开火，击落一架日本驱逐机。陈怀民的战机被团团包围，被击中的油箱起火，从空中急速下降。为了保全战机，在离地面只有百余米时，他停掉螺旋桨开始滑翔，在江浦县高旺镇附近一块平地上迫降。最终，飞机撞在一棵大树上，陈怀民被弹出座舱，夹在树杈上。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鼻梁骨折断，胸部、肩部受伤，血肉模糊。

当地乡民纷纷赶来把他解救下来，送往江浦的县立医院。中国空军勇士与敌机作战负伤住院，这事传遍了江浦县。之后，陈怀民被送往南京中央医院，数万群众夹道欢送。

陈怀民身受重伤，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直到12月30日才复原。空军当局考虑到他重伤初愈，想派他到航空学校去当教官。但他认为中国空军的实力原本不强大，像他这样有战斗经验者，脱离作战部队，未免是一种损失，因而拒绝。伤愈之后，他又多次与敌机作战。

1938年4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山东台儿庄展开激战。为了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陈怀民多次驾机参加战斗。4月4日，陈怀民随大队长毛瀛初飞台儿庄低空侦察，对敌交通线及营房投下大量炸弹，杀伤日寇甚多。4月10日，中国空军第3大队会同第4大队之第21、23中队飞机共18架出动，陈怀民飞往山东枣庄上空，轰炸枣庄中学内的日寇。顺利完成任务，返航途中，飞至河南虞城之南马牧集上空，遭遇敌机17架。他被多架敌机包围，展开激战。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驾着飞机奋力向敌机冲撞。敌机被撞毁，他驾驶的飞机震毁，跳伞后落地，安然无恙。

4月中旬的一天，在归德上空，陈怀民与敌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用高超的技术，一连打下3架敌机。在与第4架敌机作战时，因机翼与敌机对撞而变形，再也无法作战，他驾着受伤的飞机，向下滑翔。下滑过程中，他的右腿被敌人子弹打伤，他忍着剧痛，凭着过硬的驾驶技术，使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

【浴血长空，长眠青山】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空军的战斗中，伤亡率颇高。中央航校第六期的空军战士，半数战死，殉国殉职。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一名空军能在不断的空战中活六个月，就是“高龄”了。每一次驾驶飞机冲上蓝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战斗。

1938年，陈子祥一家已从镇江流亡到武汉。4月28日晚，陈怀民回家看父母。陈怀民在家和父母坐了两个多小时。临走出门时，他掏出一块银元，对母亲魏静诚说：“妈，这几天日军常来武汉，我们部队24小时都处在临战状态，我随时都有可能升空作战。这块银元给你，你喜欢吃什么东西，自己上街去买。”随后回到部队。父母望着儿子出门的身影，他们没有料到，这是生死之别。

当晚，陈怀民在宿舍写了一篇日记，这就是留给人间的遗言了。他奋笔疾书：“在家中，我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父母亲讲讲。我怕他们难受，又怕他们为我的安全担心，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我常与日机在空中作战。打仗就有牺牲，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机击落，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事情，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是为国家和广大老百姓而死，死得有价值。如果我牺牲了，切望父母节哀，也希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继续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4月29日下午2时15分，敌机越过赣鄂边境，向武汉进袭。等待迎战的中国空军在犀利的警报声中凌空而上，在武汉上空编织了一层保护网。

这一天，恰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本人叫做“天长节”（中国人称“鬼王节”）。日本空军计划出动36架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妄图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以此为天皇祝寿。殊不知，日军的作战意图和计划，已被中国空军侦破。中国空军在4月20日击落了一架前来武汉上空进行侦察的日机，在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披露了日军将于29日空袭武汉的重要情报。

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的19架И－15驱逐机率先升空，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战斗机从南昌飞来，在各个方向占据有利高度，严阵以待敌机进入天网。同时，地面的高射炮对准了天空，只待一声令下，即刻千炮齐鸣，对敌机予以痛击。

4月29日下午2时40分，日本佐世保第12航空大队的飞机以雁阵闯入武汉上空。“四二九”武汉空战打响了。“我空军伏兵，奋勇袭击，致敌机于死命。经过30分钟血战，敌机雁阵迸裂。自武汉至黄冈上空，漫天焰火，均属被我击坠之敌重轰炸机残骸”。

在这次空战中，陈怀民智勇过人。他驾驶战机，相机行事，开战不到5分钟，就击落了一架敌机。但他亦成为敌机攻击的目标，陷入四五架敌机的包围之中。陈怀民驾驶的飞机油箱中弹起火，操纵不灵，飞机冒着烟向下栽去。这时，敌人的子弹也射中了他的胸部。此时，如果他选择弃机跳伞，有很大生还可能。在电光石火之间，陈怀民死死地操纵着飞机，猛地撞向敌机。两机在剧烈碰撞之后，顿时燃烧起火。迸裂的碎片，连同燃烧的飞机残骸，纷纷坠落长江之中。

中国空军与敌人同归于尽，“当其奋战时，全武汉军民，莫不仰望天空，为之焦急感愤欢呼顿足，至于零涕”。在长江两岸，仰首观战，为中国空军加油呐喊的人群之中，就有陈怀民的父亲陈子祥等家人。那一刻，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正是撞敌机的英雄。

次日，中央社发出的消息和特写，证实中国空军击落敌机21架，其中轰炸机10架，驱逐机11架。我方损失飞机11架。因为陈怀民失踪，中央社发出一段推测：“与敌机猛撞而同归于尽之我空军青年战士究属谁氏？以时间仓促，虽经记者多方探询，一时尚难查明。然队员陈怀民迄今未归，夕阳西坠，而空际仍无翼声，则此壮烈无比之肉弹，果非陈氏，而陈氏亦不归矣。壮哉吾战士，烈者吾英雄。”

“四二九”武汉空战，令50名日本空军丧生。在被击毙的日军尸体上，发现一本日记，其中坦白地写道：“我们对于中国空军的力量的估计根本错误了。如果想在中国的领空活动，还需要再来一千个加藤！”加藤即加藤建夫，是日军侵华航空兵第1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而陈怀民撞击的日本飞机中，里面正是被日本称为“红武士”的高桥宪一。

勇士壮烈殉国，长眠青山。

1938年6月5日上午9时，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两党军政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汉口总商会举行空军殉国烈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四位空军烈士：4月10日在虞城之南马牧集空战阵亡的孙金铿、4月29日在武汉空战阵亡的陈怀民、5月1日在戴家山殉职的张效贤、5月13日在驻马店殉职的杨慎贤。

应社会各界的一致请求，当局命名汉口三元路附近的小街为陈怀民路，并发了一万元银元给陈子祥夫妻作抚恤金。烈士的家乡镇江市也将其出生的地方命名为“怀民村”（村牌至今仍在，被镇江博物馆收藏）。陈怀民烈士的忠骨初葬于武汉青山，后迁葬于武昌卓刀泉阵亡将士公墓。同时，还在南京抗战烈士公墓立碑纪念，碑文题词为：气壮山河，永垂不朽。

【陈难致美惠子的信向全世界广播】

陈怀民的妹妹陈天乐，自从哥哥陈怀民壮烈殉国之后，终日难见笑容，为了铭记哥哥，改名为陈难。

后来，人们在陈怀民撞毁的敌机飞行员高桥宪一的遗物中，发现了其妻美惠子的照片，以及一封家书。美惠子在信中写下了对高桥的思念：“你路上远征的旅途，能够平安到达，我就非常的安心。”“家里人无限挂念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光是死并不是荣誉的事，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去履行你的职责”。并有小女人的无限心事：“我甚至有时想到，不做飞行士的妻子才好，做了飞行士的妻子，总是过着孤凄的日子。”

陈难最初对高桥宪一甚至美惠子充满了仇恨和厌恶。但读了这封信才意识到，日本的老百姓，被无情地绑架在疯狂的战车之上。高桥宪一是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牺牲品，无数的军人成为战争的炮灰。像美惠子这样柔弱的女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后来，陈难拿起笔，写了一封致美惠子的信：

……

年老慈爱的母亲，依门凝望着街头的行人。夕阳西下，将是黄昏了，天边返照着紫红色的云霞，渐渐地夜深了，街头静寂清冷了。可是二哥的影子，好似一阵吹过去的风，好似滑面掠过的燕子，使我们望穿了秋水，再也不降临到我们的跟前来……

怀民哥坚毅地猛撞高桥的飞机，和高桥君同归于尽，这不是发泄他对高桥君的私仇，他和高桥君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只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们自己。

请你不要误解我失掉了胞兄的心境！使我设身处地地想到了你失去高桥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凄惨地牺牲于贵国军阀的错误政策之下，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个事实……当我一贯地想到你的遭遇时，我会忘记了自己的悲哀……目前我能向你说的，即是任何国家，若不能控制它的疯狂的侵略野心，这些悲剧是永不能停止的……

我们要使这两个国家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从侵略战争的悲惨命运中解放出来。

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的、更强化的战斗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也决不会有一个人屈服！

……

1938年6月1日，陈难的语文老师程远读完这封两千多字的信函，眼睛湿润了。他把这封信，拿给郁达夫，请他润色一下。郁达夫读后说：“心灵之作，不必修改，还是保持少女的纯真吧……”

《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首先在《武汉日报》发表，随后被国内外报纸转载。很快，陈难的信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由电台向全世界广播。香港《读者文摘》把陈难和美惠子的信同时发表，并热心介绍两人通信。但由于日本军方的新闻控制，美惠子被蒙在鼓里。中日两位同样失去了亲人的女性，直到白发苍苍才联系上。1990年秋天，美惠子读到1938年6月轰动世界的陈难写给自己的信，她恳求有关人士转达对陈难的敬佩与感激。

陈怀民的死，还改变了一位女人的命运。他与女友王璐璐的故事，是一曲生死爱恋的骊歌。

【生死之恋，女友投江自尽】

1937年9月19日，陈怀民在与敌机的空战中，身受重伤。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和修养，伤愈。母亲魏静诚对他说：“汝既以身许国，自当以杀敌为先；唯空中作战易致不测，为宗祀计宜先觅一女友订婚。”陈怀民婉辞母亲的建议：“我正在作战，如有爱人，定要减少勇气，此事仍需暂缓。”

当时中央航校的空军飞行员，都知道战死疆场是自己的使命，血洒碧空是自己的归宿，有随时成仁报国的心理准备。对不少飞行员来说，绝大多数选择未成家，飞来飞去，了无牵挂。空军飞行员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也是一条软性规定，以防殉国之后，给另一半带来痛苦和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空军飞行员的爱情是绝望的。而做空军飞行员的女朋友或妻子，同样是一种勇敢的抉择。对于年轻的知识女性来说，不能因为儿女情长、温柔缱绻影响对方。她们谈的是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陈怀民对母亲说出这番话时，表面上平静，内心里则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陈怀民的爱情来得突然，其实也很自然。1935年，陈怀民作为中央航空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来到名校浙江大学打比赛。他邂逅浙大女生王璐璐，一见钟情。王璐璐出身于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她是独生女，按照今天的标准，绝对是一位“白富美”。她喜欢体育运动，本是浙大篮球队的拉拉队员，几次篮球赛过后，两人以篮球结缘，相识相恋。

离别的笙箫响起。1936年1月，陈怀民告别王璐璐离开杭州，驻防南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虽然关山阻隔，但有鱼雁传书。七七事变一发生，空军第４大队要调往北方作战。恰在这时，王璐璐到南昌来看望陈怀民。陈怀民对女友说：“我们部队马上要调往华北打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国家花很多钱培养的飞行员，现在要去报效国家。我们一旦上了前线，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一牺牲，你就苦了。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战争发展的趋势，我上前线作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此次相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南昌的这次见面，相当于互定终身。王璐璐送给陈怀民一套景德镇的茶壶，并叫工艺匠在上面烧制了下面几个字：“天民吾兄惠存妹璐璐敬赠1937年7月27日”。（天民，是陈怀民的原名，参军后改为“怀民”，意为爱国怀民——编者注）聪慧的王璐璐送给陈怀民的是定情信物，寓意“一片冰心在玉壶”。

战争开始了，两人的通信不畅。尽管如此，不管身处何地，只要有了对方的消息，他们一定会马不停蹄奔向对方所在地。1938年3月底的一天，王璐璐从一熟人处听说陈怀民因伤住在湖南湘雅医院，请假到长沙去看陈怀民。不料到了长沙，医院医护人员告诉她，陈怀民到武汉去了，她又匆匆赶到武汉。

乱世久别重逢，几可抵一生一世的相守。陈怀民送给王璐璐一件旗袍，对她说：“这件衣服是我买给你的唯一纪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牺牲了，你就把它永远珍藏在身边。你看到这件衣服，就像看到了我一样。”王璐璐的眼角湿润了……

但战争不相信泪水。它就像铁血机器，无情地吞噬着军人的生命。同样，战火之中，也映衬着无比绚烂的人性之美。

四天相聚，王璐璐离开了武汉，离开了陈怀民。她不知道，这一次离别是生死爱恋最后的骊歌。无情未必真豪杰。陈怀民展现了铁血战士对爱人的温柔爱意。1938年3月底的一天深夜，陈怀民写了一首思念王璐璐的新诗，全诗如下：“为你，我爱恋发狂，为你，相思成疯你不知。今生能否再见你？我只愿在你唇边再沾，那我一生也幸福。”真可谓一寸相思一寸灰。

1938年4月29日，陈怀民在武汉大空战中牺牲。王璐璐在报上得到这一消息，当即昏厥。后来她到武汉奔丧。得知陈怀民牺牲的详细经过，她大脑受到刺激，患了精神分裂症。5月底的一天，晚饭后，王璐璐独自一人来到江边，久久徘徊，不肯离去。此时，红彤彤的夕阳燃烧着，靠近地平线，五色的彩霞，带着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她突然纵身一跃，跳入波涛滚滚的长江之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俞可平

我曾写过数篇纪念文章，纪念逝去的友人或先贤。他们或是怀抱理想投身革命的忘年之交，或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界同仁。今天是我第一次撰文纪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他既不是党员，更不是官员，是江南一个名叫花山村的普通农民。但于我而言，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也特别值得纪念。

他生不逢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就被进村的日本鬼子掳走，强迫做随军马夫和苦役。被日军抓走后的30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刻不忘逃生回家，却屡屡失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这个孩子终于逃脱鬼子的魔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强烈的回家欲望，在一位素昧平生的他乡同胞帮助下，一步一个脚印，硬是从100多里外的异乡，逃回了老家。这一个多月痛不欲生的折磨，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疾病。他因此痛恨日本鬼子，以及那些帮助日军欺凌他的汉奸和伪军。

他的儿子深知父亲对日本鬼子的切齿痛恨，当儿子成为学者后，日本的一些大学曾多次邀请他访问讲学，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想，去日本访问讲学会刺痛父亲的心。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对儿子说：你不要因为考虑我的感受而拒绝去日本访问讲学，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你们应当更多考虑中日两国的关系和自己的学术事业。

一介农夫居然能够忘记个人的好恶，而想到国家的大局和年轻一代的事业。可见，“普通群众”的境界，未必比党员干部低。

他过了80岁仍疾步如飞，每天坚持登山，还骑自行车上街。他的听力不好，有一次骑车出门时躲闪不及，被后面的汽车撞飞好几米远。司机赶忙下车，扶老人起来，问他有否受伤，并说：“我有急事要办，要不要先留下我的姓名地址并给你一些钱去医院看看？”老人缓缓坐起身来，伸伸腿脚，觉得没有什么大事，便对司机说：没事，你赶快去办事吧。可到了第二天，老人便全身不适，子女们赶紧将他送进医院，他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花去了数千元，并且身体从此每况愈下。子女问：你记住那个撞人司机的电话没有？他答：我当时觉得身上无大碍，他又急着要去办事，所以没让他留下姓名电话。竟无半句怨言！

在“老人摔倒后要不要去扶”成为全社会争议的话题时，居然还有这样一位老人，明明被人撞了，首先不是考虑自己是否受伤，而是考虑他人有急事要办！看来，即便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真正的好人仍不失善心和诚信。

他对自己的不久人世有一种明确的预感。去世前的数个月，他召集5个子女及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讲了处理他身后事的几个要求，其实也就是宣布了几条遗嘱。第一条是，身后事一切从简，决不允许搞时下农村中正流行的那些“装神弄鬼”的“道场”和“法事”，那是一整套在上世纪50年代的“移风易俗”运动中被废除而在近年又死灰复燃的传统殡葬仪式。当儿女们说，那样别人还以为我们做子女的不孝顺呢，他却坚持说：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意愿搞这些我不喜欢的仪式，那才是真正的不孝。他对子女说，如果你们要热闹点，就出钱请村里人看场戏吧。

殡葬是农村中最重要的风俗之一，别说普通村民，就是其他人，有几个敢于冲破这些习俗啊？我想，不俗的农民，常常比庸俗的精英更加文明！

他还有一条遗嘱，是特地对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去美国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孙女说的。他对孙女的要求是：万一我去世时你在美国，那就一定不要回来，学习更重要。好好学习，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孙女听后颇为感动，事后对父母亲说：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也几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教导。其实，真正的爱国，常常不在说教！

这个富有个性的普通农民，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叫俞立才，是浙江诸暨花山村的一个农民。父亲生于农历1926年的腊月，按公历应是1927年1月29日，在2014年7月5日走完了他艰辛坎坷而又知足幸福的一生。

说起父亲的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本来应该叫“立财”而非“立才”。因为他出生前后，适逢“江浙战争”爆发。一日，爷爷到河边的草丛躲避激烈的战火，居然意外地捡到了一只灌满银洋的战靴。这笔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对一贫如洗的爷爷来说，来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他便将刚出生的父亲取名为“立财”。我爷爷给爹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知是为了纪念这笔“洋财”，还是希望儿子一生有财。但“立财”这个名字对于文化人来说，显然太土太俗了点，父亲上学后先生便将其改为“立才”。

一靴银洋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家里依然赤贫，父亲便从小就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放牛，没有条件上学。我们村自然条件很好，有山有水，湖田涝了有山田，山田旱了有湖田，是出了名的富村，所谓“游遍天下，不如花山脚下”。江浙在中国得近代风气之先，村里的富人在民国时期就捐资办了一所新式学校，还起了一个很洋气的校名，“时化小学”，村里的适龄儿童可免费上学。父亲放牛时，常去时化小学旁听。后来，爷爷看他如此爱学习，便在10多岁时送他进时化小学，父亲便断断续续读了3年。大概在1946年前后，父亲迎来了人生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省立初级中学，数学和国文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的7个公费生之一。

但好景不长，父亲在杭州的省立初级中学读书不到半年，同学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像是有几个月身孕似的。原来父亲患了一种在家乡常见的疾病：血吸虫病。学校便决定让父亲休学治病。然而，对于赤贫的父亲来说，回家后哪有钱治病？爷爷便说，你不是读书的命，还是在家继续放牛干活吧。于是，父亲的命运再次改变，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一身的聪明智慧，失去了最重要的施展舞台。父亲后来到北京我家小住时，跟他在省立中学最要好的几位同学再次见面了，这些昔日的同学后来大多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你父亲绝顶聪明，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服他，要是不生病休学，成就必定在我们之上。尽管这或许是功成名就的叔叔阿姨们对布衣一生的父亲的宽慰之语，但我听后还是非常欣慰。

1949年家乡解放，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父亲出身贫农，又念过几年小学，还在省立中学上过半年学，这在当时是我党最为倚重的农村新生力量。因此，他被委以重任，担任村农会的重要干部。不久，他的血吸虫病也得到了免费的治疗。父亲切身体会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他也终身怀有对共产党的感恩之心。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无论在“土改”“合作化”，还是在“四清”运动中，他都站在前列，是农会里的年轻骨干和上级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正当他热情真诚地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时，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作为村里的主要干部，他的重要职责是开展本村的阶级斗争，批斗和改造地主富农。但父亲的阶级觉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提高过，他没有打内心去痛恨村里被打倒的那些地主富农。后来他曾经对我说，他觉得有些地主富农并不坏，当年对他们这些长工和放牛娃都很好。因此，每次政治运动要划清阶级界线和批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时，他不但不积极，还常常为这些“阶级敌人”说些好话。父亲的生前挚友中，也确实有好几位是本村地主的子女，他们因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都到城市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地主子女的工作单位，多半都会派人到村里找当年的农会干部了解家庭情况，父亲照例给他们说了不少好话。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觉得父亲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够不上党员干部的标准。父亲不仅始终未能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而且在“文革”前又从农村干部变成了一名“普通群众”。

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在当时的农村，他也算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了。在不做村干部后，他仍担任过粮站助理员、代课老师、生产队会计等职务。在解放前，我们家还是村里的族长之一。这种双重身份，使父亲成了村里的“乡贤”，享有崇高的威望。村里的公事私事，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邀请他出面协调解决。然而，由于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做重体力活，他倒是从来没有成为一天挣10个工分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前在我们老家，不能每天挣10个工分的男子，常常称不上是真正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做儿子的我。我17岁就成了生产队干部，一个十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

父亲原先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长，但到了晚年，他身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旧式家长的作风荡然无存。他开始主动地体恤关爱母亲，也开始倾听并尊重母亲及子女们的意见。这种转变使得父亲变得更加宽厚，他成了一位“文明”的老人，由“严父”变成了“慈父”。不仅儿女们敬重他，孙子孙女们也都喜欢他。父亲一生充满好奇心，也一生好学。最新款的手机到了他手中，不出半天他便会将常用功能搞得清清楚楚。去世前的那年，我送他一个iPad，他更是爱不释手。父亲的好奇与好学，助他从一个旧式家长变成了一个新式农民，这是父亲晚年得以安享天伦之乐的重要原因。

父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每当我怀念父亲的一生时，除了感恩父爱，总有许多的感悟。我常常感慨，个人的命运是时代命运的一部分，“普通群众”常常不普通，不俗的农民比庸俗的权贵更可敬。

2015年6月21日父亲节，德国讲学期间写于巴伐利亚州基辛根县欧森塔尔村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博导）

文│冯锡刚

1980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卷，刻意摒弃作者创作于“文革”期间而在前已结集出版的一部分作品，甚至连“文革”前的一些作品亦未能幸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重到晋祠》，其首句为“康公左手书奇字”。时隔三十余年，有研究者辑录《郭沫若全集》集外佚诗，结集出版。内中收有此诗，却未能探究当年摒弃的缘由，竟解“康公”为康有为，实则“康公”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康生——这就是当年摒弃此诗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于1965年12月写作此诗以“奇字”称道，虽不无夸张的成分，但也并不太过离谱。康生于金石书法造诣甚深，陈叔通推许其为当代书法四大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沈尹默、郭沫若、齐燕铭），其来有自。借着“康公左手书奇字”的诗句，来说道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档案未能解密，自然只能是浮光掠影），多少可以折射出那个革命时代的风貌。

【毛、郭诗词唱和的高级信使】

作为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的政要，康生在与文化人的通信中颇具雅人深致。1962年7月，康生致信红学家周汝昌，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应为林徽因——引者注）女士（已故）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上画钱塘江大桥）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1962年春，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渐趋激烈之时，也正是在中共欲“挽狂澜于既倒”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康生重获毛泽东的信用，成为“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实际主持人，乃至渐次成为掌控意识形态领域权倾一时的政要。郭沫若与康生的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交往，就从“反修”说起吧。

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浙江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精》。正为“反修”而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在11月中旬写出唱和之作：“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毛泽东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和诗是驳郭老的。”环顾高层，既能在“反修”的大政方针上足以信赖，又因通晓诗赋而有共同语言的，大概非康生莫属。于是康生就成为了毛泽东的高级信使。这首和作于1962年初由康生抄示正在广州的郭沫若。拜读了毛的和作之后，郭沫若即通过康生转呈“再唱和”，改变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代之以“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泽东读到康生转呈的“再唱和”之后，于1月12日复信康生，称道“和诗好，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就对了”。在高层的推许之下，这出绍剧迅即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公映。就这样，借助一出戏，弄出了一篇“反修”的大文章。

以现已披露的材料，康生对毛、郭首度唱和仅起传达信件的作用，而一年后毛、郭再度唱和，康生的作用就不仅于此了。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康生颇为欣赏，书录全词并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推荐。毛泽东接读之后，即于元月9日写出和作，并函复康生：“一月三日信收到，大谢。郭词很好，即和一首，请郭老和你为之斧正。”轻易不向党内同志言谢的毛泽东，一破惯例。遗憾的是，世人至今无从知晓康信的内容。总体而言，郭词格调高昂，这对刚刚走出三年困难境地的国人多少是一种鼓舞。毛泽东把握时机，在此时下达了向“苏修”反攻的进军令——在此前后连续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七篇“反修”檄文。细读郭词，令康生书录并向毛泽东推荐的，更为紧要的可能是这样几句：“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历史的真实是，“反修”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为发动“文革”作舆论准备。郭沫若后来意识到《元旦书怀》的价值所在，遂改题为《领袖颂》。这真是点睛妙笔。

这年7月，康生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无果而返。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代表团。郭沫若目睹机场欢迎盛况，赋《满江红》一阕，以“天外人归”开篇，内有“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之咏。这年9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陆续发表《九评》，反修”进入高潮。作为起草这些大块文章的实际主持人，康生“功不可没”。12年之后，其讣告中有“光荣的反修战士”之誉，盖源于此。郭沫若在“反修”高潮期间，写了一组《满江红》讽咏其事。《全集》虽不予收录，但世人仍可在此前出版的《沫若诗词选》中读到。

【康、郭合作诠释毛诗】

在“反修”高潮中，迎来了毛泽东的七十寿辰。1963年夏季，程潜、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发起诗会雅集，并邀陈毅、郭沫若等中共要员加入，以为毛泽东祝寿。陈毅等中共高层人士以“党内不祝寿”为由婉辞。然而此事似乎成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以为庆祝的契机。作为个人行为，朱德、董必武等中共元老均写诗“敬祝”“恭贺”。

出版《毛主席诗词》，康生自然是主持其事的最合适人选。1963年12月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为着体现隆重，同时出了两种版本，一是人民文学版，由郭沫若题签《毛主席诗词》，是为普及版；二是文物版，由康生题签《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集古宋版书字体排成线装本的版式（虽非珍藏版，然确能显出古色古香的气息）。文物版的“出版说明”以郭沫若手书刊印，这可以说是两人的联袂合作。

1964年元旦，《毛主席诗词》在全国各地开始发行，与此同时，将“其中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另以《诗词十首》为题，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并同时配发作者的近照。郭沫若诠释《诗词十首》的第一篇文章《“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刊出。从此时直至当年5月末，《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连续发表郭沫若的10篇诠释文字。这些文字多处涉及康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两人的再度联袂合作。

在诠释《三打白骨精》唱和之作的篇章里，郭沫若披露由康生抄示得读毛诗的感受，并以自己的“再唱和”表达“看法是深入一层”的感受，披露毛泽东对“再唱和”的评论，为人们解读这篇“反修”文章提供了当事者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在诠释《卜算子·咏梅》的篇章里，郭沫若又一次透露康生抄示而引发自己创作咏梅词及《东风吟》的缘起。这首咏梅词，作者颇为自赏，书赠包括华罗庚、丁景唐、朱琳等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笔者所见即不下四五种条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最能见出两人联袂合作的，要数诠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篇章——

我请教了康生同志，他为我画了一个简明的示意图，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原来仙人洞在佛手岩下，在牯岭的西边。洞是天然生成的，高约两丈，深广各四五丈，洞中有石建的吕祖龛，龛后有一滴泉。泉水自岩上滴下，终年不断，环以石栏，形成一小池，即名为一滴泉。康生同志有《朱履曲》一首以纪游。有序云：“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与主席、定一、伯达、乔木、田家英等同志同游仙人洞。相传此处为周颠所居，朱元璋访仙不遇之地。游罢归来，因作小令一支。”其曲文如下：

仙人洞——天开石窦，

一滴泉——地辟清湫，

绿荫深处隐红楼。

踏白云，天外走，

望长江，天际流，

这神仙到处有。

    得到了康生同志的详细说明和他的绘形绘声的妙曲，我对于仙人洞本身算有了一些领会。

    其实在毛泽东诗词中，这首《题仙人洞照》的绝句并没有太多的本事，词句亦较显豁。郭沫若这样写自由其心态所致。文无定法。读者多半还是喜欢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文字。这篇诠释文字有四千多字，也还是关于仙人洞和仙人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至于康生和郭沫若在诠释毛诗时的合作，这倒也不失为生动的佐证。

【欲使发表毛词墨迹成为“文坛一大胜事”】

这新发表的十首诗词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反修”诗词，郭沫若的诠释自然也不脱这个时代主旋律。例如，解“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郭沫若匪夷所思地将“帝子”坐实为“现实的一体”——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人群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时代精神。说的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的思想。

康生早在1958年即提出“顶峰”论，在鼓吹个人崇拜上，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吧。1964年10月中旬，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上旬，藉十月革命47周年之机，中共中央倡议并派出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会谈。经接触，认定苏共要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作为代表团成员，康生自诩“十下莫斯科”，并以改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志感：

百亩宫中半是苔，昙花净尽铙花开。

光头和尚归何处，前度张郎今又来。

“光头和尚”自然是指赫氏，改“刘郎”为“张郎”，盖康生本名张宗可也。康生所谓“十下”，是指自1959年1月参加苏共二十一大，至1964年11月之行，为“反修”而十次抵达莫斯科。这与“前度刘郎”藐视“种桃道士”作比，其实是拟于不伦。康生的这种做派，与其说是羞辱赫氏，莫如说是自我吹嘘。郭沫若才思敏捷，以“十下莫斯科”为上联，对出“稳坐钓鱼台”，凑成一副联语。由康生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常驻钓鱼台，故时人称之为“钓鱼台写作班子”。郭沫若亦不止一次在钓鱼台泼墨挥毫。郭沫若才华横溢，“稳坐钓鱼台”虽系熟语，但集为下联，用郭沫若的话说，确是“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康生见之，当有“甚惬吾意”之叹。看来这是郭沫若颇为自赏的神来之笔，不数日之后，又在一首题康生所作兰竹图的五言中再用此句。1965年元月，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贾一血持康生所画兰竹图，向郭沫若夫妇求题。在所绘兰花图上，康生并书有“一血一笑”四字，落款为“三洗老人”（康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三洗堂”，自谓洗笔、洗砚、洗思想）；在所绘竹叶图上，康生并书有“一雪一粲”四字，落款为“钓鱼台人”。郭沫若的题诗书于画卷之后：

一血即一雪，爱兰兼爱竹。寒流滚滚来，香清而节直。

一笑复一粲，好画真耐看。

稳坐钓鱼台，永为人民战。

这首题写于“春节前十一日”的五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钓鱼台人”的推崇。在此期间，两人还有过一次合作。依惯例，《光明日报》在春节这天的头版头条，刊登由康生提供的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1964年刊登的是《采桑子·重阳》。这两首词的墨迹均得之于康生。康生当年所写的一则题记交代了缘由（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至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此三词所用牌调为清平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皆二次国内战争时所作，向未发表。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康生欲使毛词墨迹“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然而当年毕竟气候未臻，经由此后几年的大力“反修”，狠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别有用心”，审时度势，已是水到渠成。由此而有1964年初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正是在这年春节，在康生指令下，《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墨迹。郭沫若配合这两首毛词墨迹的发表，写了两篇诠释文字。比较起来，诠释《采桑子》虽也有以贬抑宋玉、杜甫、欧阳修为陪衬，显扬《重阳》的时代印记，但大体持论公允；诠释《清平乐》则除却考证史迹，更以书法家的眼光评论毛词墨迹，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别出心裁的文字：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了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这确实是将毛词墨迹的发表弄成了“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待到1966年春节发表《沁园春·长沙》墨迹时，不但照例配有郭沫若的长达六七千字的诠释文章，而且已不限于《光明日报》，全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且配有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大幅照片。郭沫若关于毛词墨迹的评论，似可视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浪漫笔致，其实却是社会活动家敏感于时势的得风气之先。

【联手发起“兰亭论辩”】

以书法行家的身份，称颂毛泽东诗词墨迹是“书法的顶峰”，真是石破天惊。有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郭沫若和康生合作发起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似乎不单纯是有关书法史的学术之争。

1965年6月号《文物》杂志，发表郭作于同年3月的《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于6月10日、11日全文予以转载。文章发表之前，康生、郭沫若分别致函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宫维桢，可为两人合作提供佐证。

郭沫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传世《兰亭序》文的作者并非王羲之，则《兰亭序》帖的书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他是《临河序》的作者，传世《兰亭序》乃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窜入140余字而成，与王羲之思想不合；《兰亭序》帖书者为隋代智永。王羲之是公认的“书圣”，《兰亭序》又是其公认的代表作品，否定了《兰亭序》的作者，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这位“书圣”的地位。尽管郭沫若在文章中表示并不否定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承认《兰亭序》帖自有其价值，并称自己至今仍能不依帖而临出全文，但是真如他后来所形容的，“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那么王羲之的字体究竟是怎样的呢？郭沫若称：“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资料五条如下。”接着，郭沫若不厌其详地开列康生提供的五则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四则史料出于《晋书·王羲之传》。郭沫若对《晋书》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加之要写这样的翻案文章，这些史料在他而言断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然而郭沫若似乎依然不愿掠人之美，指名道姓地告诉世人，这是出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要的提示。开列五则史料之后，郭沫若直接引用“康生同志的结论”：“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尽隶书的笔意（原文着重号为郭所加，郭在文中最为看重而反复涉及的就是这个结论——作者注）。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郭沫若强调：“这见解非常犀利。”这等于是以康生提供的史料来论证康生的观点。这位学术大家竟如此无所顾忌地等于为当今政要“作注”。

事情还不止于此。8月17日，康生致函郭沫若：

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

郭沫若即于当天致函毛并寄上8月7日所作《〈兰亭序〉和老庄思想》及12日所作《〈驳议〉的商讨》两文的清样。8月20日，毛在退回清样时致函郭：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这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毛对“兰亭论辩”的观点。后来章士钊这位以毛的老朋友自居而敢于上书的中央文史馆馆长，亦改变了视“兰亭论辩”只是百家争鸣的“论学”，纯粹是学术问题的观点，深悔上书之举，“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章氏的这种遽变颇有意味，也正从一个侧面昭示学术背后的政治。以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所表露的雄视古今、睥睨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内的封建帝王的心胸，以其对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的酷爱，对在《兰亭序》帖上“迷信”唐太宗的陈见，是完全可能不以为然的。以康生的一贯作派，也不大可能无所依傍地标新立异，进而将这种新异通过郭沫若公之于世。这年11月7日，“兰亭论辩”已近尾声，康生在致古文字学家唐兰的信中说出真意：“以现有各种兰亭本子而论，我说本世纪以来对之评价甚低，即使能证明临本尚存王书轮廓，这也只能反映兰亭书法之姿媚而已。”“今岁已发表之兰亭文章，我读得不多，就我所见，除郭老外，大都只论兰亭之真伪，不谈书法之优劣。也许论者以为兰亭书法已有千古定论，毋庸涉及，其实真伪问题，归根到底是从评价高低而来的。避谈书法高低，只论兰亭真伪，即使引尽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兰亭书法评价，据我看并不复杂，其所以弄得神妙莫测，这恐与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大有关系”。其实，郭沫若“破除迷信”还没有大胆到否定《兰亭序》帖自身艺术价值的地步。

康生与郭沫若联手发起的“兰亭论辩”，在当时似乎不了了之（这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学界视线为之转移）。但在1973年出版的《兰亭论辩》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肯定郭文“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并进而将这场学术争鸣定位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这正是毛泽东当年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而郭沫若驳高二适崇拜唐太宗更使毛泽东有“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子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的激赏。至于说否定《兰亭序》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否定王羲之这位中国书法史上公认的“书圣”，是否与称颂毛诗墨迹乃书法之“顶峰”为一时之巧合，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为的就是要戴上学术论争的面具。然而在洞明世事的郭沫若看来，这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双重桂冠招来的正是文艺界和史学界批判锋芒的双重逼拶。他除了准备检讨就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现实政治的认同和拥戴。1965年12月初，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不畏北国严寒，千里迢迢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队所在的晋东南各地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大寨行》组诗18首便是此行的文字记录。1966年元旦，组诗以标题套红并手迹刊登在《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颇堪玩味的是，组诗的编次以“康公左手书奇字”起句的七律《重到晋祠》排在开卷的位置，以五古《大寨行》压轴。考虑到组诗的冠名，以这首五古压轴算是带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那么《重到晋祠》并非以时间为序而置于卷首，无非是为了突出“康公”。

“文革”前夜，郭沫若一度如芒在背，向有关方面写信表示要辞职。毛泽东在听取有关方面汇报之后，表示仍应“保护郭老”，只是应当作点自我批评以便继续工作。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举行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副委员长郭沫若不失时机即席发表讲话，以痛切的言辞检讨：

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好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与会的副委员长康生在会后指示秘书长迅即将郭沫若的发言记录送本人核定，然后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4月28日，《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全文刊登郭沫若的这篇检讨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均以全文转载。如此精细周到的安排，显然表示出最高层既对这位文坛泰斗予以保护的意向，又借助其在国内外的影响进一步张大“文革”的声势。

“文革”结束后，有人斥责康生报送郭沫若的检讨发言系落井下石。这其实是因人废言（事）。以康生与郭沫若的交谊，当然更要紧的是康生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则不失时机的报送也还是在帮助郭沫若过关。须知，在当年严峻的关头，并非人人得有作自我批评的机会。

在漫长的动乱岁月中，康生飞黄腾达，一直为毛泽东所信用，赫然成为第四号人物；郭沫若则迭遭丧子巨痛，以不断讴歌“文革”而力求自保。

1975年12月中旬，康生在患病多年后去世，讣告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盖棺之辞。郭沫若对此前相继病故的陈毅、李富春、董必武等熟识的革命家未有吊挽之作，而为这位“光荣的反修战士”则写下了“文革”以来的第一首挽诗：

第五卫星同上天，光昭九有和大千。

多才多艺多能事，反帝反修反霸权。

生为人民谋福利，永扬赤帜壮山川。

神州八亿遵遗范，革命忠贞万代传。

这首挽诗当年并未公开发表，亦未见传抄。1977年9月出版的经由作者“亲自校阅”的《沫若诗词选》亦未收录，这多半是时势所致。这本诗集收录大量当年并未发表的歌颂“文革”的作品，何以对这首颂扬“光荣的反修战士”的吊挽之作付之阙如？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向康生致敬，这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依旧沿用康生当年的题签。然而就在这年秋冬，康生在“文革”中的劣迹开始遭受清算。稍后于《沫若诗词选》出版的赵朴初的《片石集》亦收有大量吊挽之作，唯挽康生之作亦未收入。

1977年春，收藏者以康生当年所写“为人民”三字的隶书条幅求题，病疴在体的郭沫若勉力书跋，内有“余挽康老诗中偶有‘为人民’三字，今缀录于后”等语。这才使人们得能读到这首必为《郭沫若全集》摒弃的挽诗。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人总难免局限性，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置于当年的历史情境之中，毫不为怪。为着介绍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笔者征引此诗，说不上是对前人的不恭。应当正视历史，愈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便愈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本刊特约记者李浴洋

史学视野中的《新青年》与“新青年”

《同舟共进》：陈老师，您好，2015年是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新青年》创刊100周年，在您的诸多研究领域中，对于从晚清到“五四”这一时期的历史勾稽与精神阐释最广为人知。青年问题在现代中国备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正与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与思想变革直接相关。您如何看待青年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作为滥觞的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呢？

陈平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为此后几代知识者不断追忆，就因其切实影响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在世人的历史记忆中，占据“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这自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其盛”，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其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

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潮”或“学生运动”？当然了，名为学生运动，指引方向并提供思想原动力的依旧是“导师”。一到追忆往事，老学生们最常提及的，往往是当年的“师长”如何“风雅”；其实，“同学少年”同样值得怀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一代逐渐成长，在长辈搭建的舞台上纵横驰骋，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师长一辈——无论政治、学术还是文学创作。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是由学生一辈来完成的。

《同舟共进》：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通常会被提及的是所谓“一校一刊”——即《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珠联璧合。如您所言，当时参与《新青年》编辑、负责“指引方向”的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导师”一辈的北大教授。那么，真正的“新青年”，也就是北大学生在这一运动中的表现又如何呢？

陈平原：同是学生，走上街头表示政治抗议的，因有“火烧赵家楼”的戏剧性场面，长期受公众关注；至于坚持“文化运动”的，可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很容易被其师长们的光辉形象所遮蔽。俞平伯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三”指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三种重要刊物——《新潮》国故》《国民》，它们的主要编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

翻翻系友录，我很惊讶，那时中文系的学生真有出息。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期的成平（舍我）、孙福原（伏园）等（括弧中是日后广为人知的字或号——编者注）。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就会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政治或文化立场虽不一样，但都那么活跃，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有主张旧传统的（《国故》），也有希望介入社会变革的（《国民》），当年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系）是如此大度，容纳各种思想、学派以及政治立场。这特别能体现蔡元培校长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同舟共进》：以史家的眼光，您如何看待这批“五四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场景中的作用？

陈平原：同一个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赞美弄潮儿，理解失败者，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整且真实的“历史场景”。

不要苛责今日的青年

《同舟共进》：如果说五四青年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最早以群体形象出现的一代青年的话，那么此后至少还有“一二?九一代”“建国一代”“知青一代”与“1977、1978一代”。引入代际的视角，在不同代际的青年背后，是他们与历史发生关联的不同方式。然而，这一命名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却似乎失效了。我们不再以一代青年“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来指称他们，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出生时间进行区别的“70后”“80后”“90后”与“00后”的说法，仿佛不再与历史潮流有关。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平原：毫无疑问，今天青年所面临的处境，与五四时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褒贬抑扬，均不能生搬硬套。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不该用眼下正在学校念书或刚刚走出校门时的表现来评价一代青年的得失，借用毛泽东的诗句，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第二，年长的一辈应追问自己是否为后来者搭建了更好的舞台，而不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责任与命运，有时强求不得。生活在风云突变的时代，青年因其敏感与胆略，容易脱颖而出；而太平年代的青年，一切按部就班，施展才华的时间相对推后，表演空间也明显缩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五四时期的英雄，放在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期研究“五四”新文化，且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潮流的激荡，我对当下青年的世俗化倾向有深刻的体会。但另一方面，我对此并无苛责。对于今天中国大学生不再“仰望星空”的说法，我不太认同；以我在北大教书的经验，青年学生依旧是最具理想性的群体。

谈论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之所以有那么多负面印象，与传播媒介与发言姿态有很大关系。任何时代，先知先觉、精英分子、高屋建瓴、献身精神，全都只能属于少数人。我们阅读历史文献，得到的是那些有能力发出声音且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人物；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全民借助网络发声，各种“奇葩”说法层出不穷。若你以为网络上的言论便代表主流民意或中国未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借用鲁迅“中国的脊梁”的比喻，今日中国，依旧“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里包括无数可敬可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青年。

我的青年时代

《同舟共进》：“青年”除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也是每位已经成熟的学者的一段生命体验。您是标准的“1977、1978一代”。时过境迁，您如何评价自己的青年时代？

陈平原：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展开“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

说实话，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显得有板有眼。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搞实业，有人做学问，30年后盘点，我们到底成功了没有？回答五花八门，因为这取决于你设定的标准。想当初，我们指点江山，看不惯社会上诸多先辈的保守、平庸、专横、贪婪、碌碌无为，驰想将来我辈掌权，将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台面上的“重量级人物”，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很多都是77、78级大学生，那又怎么样？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届大学生，我们处在“出击”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历史机遇，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扪心自问，言人人殊。

《同舟共进》：对于您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的学术经历，大家都不陌生。与追怀个人往昔相比，您似乎更愿意谈及自己与历史以及与那一代人的关系？

陈平原：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都有自己自由翱翔的天空。没有与上一代或下一代的接触与交棒，就没有文明的传承；但话说回来，“同代人”的感觉最重要。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同代人会有频繁的对话，当然，也会有激烈的竞争。但这种“同学少年”的感觉非常独特，很可能使友情延续一辈子。某种意义上，在同学身上学到的，一点也不比从长辈（包括导师）那里学到的少。

毕业30周年聚会，除了热泪盈眶，怀念母校，感谢老师，祝福同学，还能说些什么？在中山大学“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的演讲《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中，我曾写道：“若你不满足于鞠躬、谢幕，希望对早已失落在康乐园的‘青春’有所回应，建议诸位在各自专业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绩，错过了哪些本该抓住的机遇，留下了哪些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的我们，已过了‘天高任鸟飞’的时节，但认真反省自家走过的历程，将其作为思想资料，留存给学弟学妹们，这是一种‘贡献’——当然，也是一种‘乐趣’。”我自己的若干思考，也是基于这样的追求与立场。

《同舟共进》：在您成为“导师”后，对于自己青年时代成败得失的理解，也使得您在面向当代青年发言时，几乎从未有过简单的鼓励或批评，更多的是稳健的分析与审慎的建议。

陈平原：每当学生碰到挫折，对学业信心不足时，我总是宽慰他们：别急，你比我们当年强多了。这是事实。当代青年，要说眼界、知识、学习条件等，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承认他们很优秀，但不敢打包票说他们将来就一定成绩辉煌。自从我读大学起一直到今天，出席过无数次“开学典礼”。这种场合，总会有著名学者谆谆教诲，除了提要求，再就是给鼓励：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开始听了很激动，渐渐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也属于进化论之类的神话？到目前为止，备受鼓励的我，并没觉得自己已超越师长；推己及人，我也就不想乱抛高帽，说他们将来一定比我强。

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局限；祸福相依，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请将不如激将，还是实话实说吧。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20世纪的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想想也是，诸位今天念文学史、学术史，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在这个意义上，你我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

作为师生、同学兼竞争对手，我能说的就是：在叩问学术、探讨真理的道路上，需要勇气、真诚，也需要毅力。祝他们尽力而为，不要轻易败下阵来。

《同舟共进》：您认为青年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

陈平原：每当老学生回母校聚会，不管毕业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中文系的老师们，绝不会检查你是否“腰缠万贯”。生活上过得去，精神上很充实，工作上有成绩，那是我们对于学生的期盼。是否发财，不应该是大学衡量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与商学院教授不同，在中文系教授眼中，“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再说开去，若你一夜暴富，钱财来路不明，你想捐献，我们都不敢要。

大转型的时代，随时都有人掉队，有人陷落，也有人飞黄腾达。比起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者过去常挂在嘴边、现在略显生疏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更看好“守住做人的底线”——这年头，讲究“道德底线”，要求并不低。

《同舟共进》：您曾谈到在粤东山区插队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您是从“底层”经过一步步奋斗到达今天的位置的。但当代中国大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越是好的高校，其中出身“底层”的学生比例越低，似乎相应的提升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今日“青年”的构成。您如何看待这一教育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

陈平原：在粤东山村插队八年，承蒙乡亲们信任，让我当民办教师，有机会继续亲近书本，所以还不能说是生活在“底层”，更不敢自诩“山沟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但我明白你说的问题的严重性。主管教育的，必须有大视野，时刻关注质量与公平之间十分微妙的关系。前些年更多强调打破禁忌，追赶世界一流大学，那有很大的合理性；现在中国大学基本站稳了脚跟，必须更多谈论教育公平问题，其中包括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招生时如何向经济落后地区适当倾斜。能否给年轻一辈提供顺畅的上升通道，让其凭借自身力量改变命运，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关涉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何与青年对话

《同舟共进》：最近几年，您应邀出席过多所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是为数不多的对于“应当如何致辞”这一问题进行严肃思考，并作出自己判断的学者。您为何如此看重致辞呢？

陈平原：毕业典礼上，作为嘉宾，你总得给同学们送上几句好话。“好话”可不好说，既要有教育意义，又不能讨人嫌。最近两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越来越喜欢“飙潮语”，演讲中夹杂大量网络语言，借此收获满堂掌声。如此不讲文体与修辞，过分追求“现场效果”，我很不以为然。典礼性的场合，需要的是庄严感，并不需要听众兴奋地尖叫或挥动荧光棒，也不希望你即兴发挥。某种意义上，肃穆庄严的场合，“仪式感”大于实际内容。

我曾撰文批评风靡一时的“根叔体”。在如此隆重的颁授学位的典礼上，作为一校之长，没能打起精神，给学生神圣感与庄严感，反而为了博得年轻人的欢心，一味扮嫩，我以为不可取。这种期待现场观众掌声的心态，类似演艺明星，不太像高瞻远瞩、博学深思的大学校长。

表面看，根叔的演说很生动，贴近年轻人的生活感受；可仔细观察，此乃社论（呼应政府工作报告）加文艺腔（对偶、排比、夸饰）加网络语言。如此大杂烩，每段话都有特定听众，也都能收获若干掌声，可整篇文章合起来，不成体统。这里所说的“体统”，无关政治立场，只是要求你站稳脚跟，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然，你也可以反叛或客串，但首先得有“文体”的意识在。在我看来，正因当代中国人普遍缺乏文体感，表达喜怒哀乐、得失成败、褒贬抑扬时，不是过，就是不及。

《同舟共进》：在我看来，您批评“根叔体”，以及现身说法、把“致辞”当作“文章”来经营的意义，更多地包含了对于如何与青年对话的思考。根据当代中国青年普遍的成长经历，我想了解一下您对于其中几个重要节点的看法与建议。首先，便是作为“成人礼”的高考与专业选择问题。

陈平原：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制度设计，高考有很多弊病，但在目前中国，尚未有更好的替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考依然是牵涉千家万户喜怒哀乐的“关键时刻”。

我在很多场合发言，从不掩饰对于文史哲、数理化等所谓“长线专业”的偏好。今人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找职业”；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降低为“职业培训学校”。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

《同舟共进》：由此我想到的，是整个社会已经谈论了十余年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陈平原：在我看来，第一，“大学生就业难”这一困境，确实与近年推行的大学扩招政策有关；第二，作为一种国策，迅速提高大学生入学比例，这思路没错，没必要因噎废食；第三，大学扩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而不是缓解就业压力或吸纳民间资金；第四，大学如何扩招，以及扩招以后如何教学，应该多听教育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恕我直言，近年中国涌现的很多“幼稚病”，都出在“经济学帝国”的急剧膨胀以及越俎代庖上。

积极的对策是，应尽量拓展就业途径，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合力，尽可能多地接纳大学毕业生，或采取政策性倾斜，引导学生到相对贫困的西部或薪水较低的行业去。但这有个限度，你总不能下死命令，为了扩大就业而变相增加企业成本，或让政府机关重新回到冗员的状态。因此，消极的退却必不可少，那就是帮助大学生调整心态，直面严酷的现实：毕业有可能失业。也就是说，不能保证充分就业，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常态”。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学校、学生三者，都必须重新自我定位。

跟学生就业直接相关的，还有大学里的专业设置。这也是专家们谈论最多，也最容易谈歪的。一说到大学生就业困难，专家开出的药方，往往是强调如何与市场接轨——市场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开设什么专业。可问题没那么简单。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这就回到大学里早就存在的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之争。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大学应该分化，或者“上天”或者“入地”。当然，这只是比喻，不含价值判断。你如果选择“入地”，自是应该追求学以致用；但你如果想“上天”，则不妨坚持自由飞翔。对于那些不想继续深造，大学毕业就开始工作的人来说，四年时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只要稍加培训，就能应付自如。退一步说，同样专业不对口，长线专业的学生容易调整，短线专业的学生则很难。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寄语青年：“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同舟共进》：对即将毕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陈平原：做学问完全没有灵气不行，单靠灵气更是万万不行。比起具体的毕业论文来，我更看好大学生们由此而获得的治学经验与独立研究能力。在一个全社会普遍浮躁的年代，养成好的读书、思考、表达的习惯，比习得具体的技能要重要得多。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研究型大学。

读书人历来讲究“知书达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还有点书生气，估计还愿意亲近书本。但我知道，很多人毕业两三年后就不读书了，忙于日常事务，或整天琢磨如何赚钱。前几年我回广州，老同学见面，说起某某人很痴、很傻，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在读书。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心里一凉——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这么说呢？可见，很多人早已远离了书本。随着科技发展，书本的形态各异，不一定非“手不释卷”不可；但“知书”才能“达理”，那是永恒不变的。这里先提个醒：要是有一天，你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好久不读书，而且没有任何异常感觉时，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堕落了——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是贫还是富。不是说“读书”这行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远离书本本身，说明你已经满足于现实与现世，不再苦苦追寻，不再奋力抗争，也不再独立思考了。

《同舟共进》：在您的回答中，无论总结历史经验，还是面向现实发言，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是强调社会特别是大学，应当为青年成长提供必要的舞台；二是对于青年应当进行严格训练的要求，不管在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是否可以说，这既是您的青年观，也是您的教育观？

陈平原：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伯乐”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千里马”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我反对把“宝”都押在这儿，对各种“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我当然明白，训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可请大家记得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中的一句话：“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学院中人，过分专业化，确实有其弊病；可“训练有素”——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化”，依然是对学生本人也是对指导教师的很好表彰。训练好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做出大成绩；但训练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远。

《同舟共进》：对于两者的关系，您怎么看？

陈平原：缺乏“舞台”，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舞台”而表现欠佳，那是青年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应当抓住每一次机会，用狮子搏兔的架势，力求完胜。

《同舟共进》：如此强调训练对于青年成长，尤其是研究生培养的意义，您的初衷与动因是什么？

陈平原：我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课，发现他们的学生基本训练都不错。反而是北大中文系，学生水平很不均匀，常常是才气有余而训练不足，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还在改病句，调注释。思维活跃，想法很多，初看才气横溢，细问不知所云，这样的学生，我戏称为“演讲综合症”。这跟我们的教学方式有关，越是名校，越是名教授，越不屑于“斤斤计较”，于是培养出一大批意气风发但粗枝大叶的学生。

不止一个美国教授跟我感叹：听你们的学生发言，真是聪明；可到了写论文，怎么训练这么差？一开始，我以为是文化隔阂，后来才明白，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我们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不必再练习“操正步”等小儿科的动作。因此，我们的选修课很多是表演性质的，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很轻松。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这样的课不能没有，但也不能太多。国外大学也有这类很叫座的大课，但大都安排博士生当助教，帮教授改作业、批卷子，组织本科生讨论，以此作为配合。我们没有，听了就听了，学分很容易拿。在学术会议上，内地许多名校的学生，表现不及港台学生。我很纳闷，后来想通了，这就是注重“才气”与强调“训练”的差异。

这些年同时在北大与港中大教书，即便讲同一门课，我也得准备两种教学方案，因各有各的需求，也各有各的盲点。比如，为研究生讲大课，我在北大着重的是“训练、才情与舞台”，那是因为，北大学生的“志向”你不用担心，缺点是普遍眼高手低——“眼高”没有问题，“手低”则必须修补。至于在港中大，我更多讲述“学者的人间情怀”，揭示读书人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那是因为，港中大学生勤奋且规矩，很早就形成了良好的职业意识，必须打碎条条框框，勉励其重建志向、视野与驰骋想象的空间。

《同舟共进》：在“有的放矢”与“对症下药”的背后，可见您作为一位史家、导师、长者与前辈的寄托遥深。如您所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责任与命运。最后，想请您为当代青年拟一则寄语。

陈平原：记得1948年吴组缃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自己的老师朱自清不是那种大气磅礴、才华横溢、让你过目不忘的“大师”，初看他的为人及作品，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甚至有点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副力量，不断地前进，这点让吴先生及无数后人感动不已。吴文结尾，摘抄朱自清26岁时所作长诗《毁灭》的末段：“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正因此“笃定”与“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辉煌——谨以朱诗和吴文，与青年朋友共勉。

文│陶短房

2015年9月2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途中溺死，遗体俯卧在土耳其伯顿海滩上的照片顷刻间传遍世界，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应和同情。一时间，“救救难民”成了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正确”。然而仅仅10多天后，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正确”却出现了迅速而微妙的变化：许多不久前才表示对难民“有条件接纳、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接纳”的欧洲国家，如今正迫不及待“关门大吉”。

欧洲难民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民问题由来已久

欧洲难民问题一般被欧洲人称作“地中海难民问题”，是由来已久的痼疾。

所谓“难民”和“非法移民”往往是同一类人，他们来自贫穷或动荡的环地中海国家，甚至更远。二战后的历次巴以冲突、阿尔及利亚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内战、阿尔巴尼亚动乱、阿富汗乱局等，都曾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地中海难民”。他们或自己或借助“蛇头”，或单独或拖家带口，甚至成群结队，通过海、陆、空各种渠道偷渡进入欧盟境内，如果未被发现或阻拦，他们就是非法移民，否则往往以各种理由寻求难民庇护，并因此成为“地中海难民”。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出政治难民庇护申请，但其实相当部分应被算作经济难民。

自2014年起，“地中海难民”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也越来越引人关注。欧盟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8月底，已超过33万难民为去欧洲“冲入地中海”，不幸死亡的人数已超过2500人，其中40%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两个国家。涌入国中首当其冲的是南欧国家，如希腊和意大利。

叙利亚等国难民的大量出现，与“阿拉伯之春”和ISIS的兴起导致国内战乱有关。厄立特里亚之所以成为难民渊薮，则是因为该国自独立以来一直饱受内战、原教旨主义和与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之苦，且同时伴随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

实际上，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远非难民问题的全部：据统计，2015年1～3月向欧洲申请难民庇护的“地中海难民”中，叙利亚人只占16%，比例甚至低于厄立特里亚人（27%）和科索沃人（26%），而阿富汗人（7%）、伊拉克人（4%）和阿尔巴尼亚人（4%）也为数不少，此外，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船民的比例虽暂时下降，却也是困扰欧洲几十年的“老大难”难民源。

“9·2”事件前欧洲的暧昧

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了一项“欧盟内难民强制性配额”计划，根据这一新配额，欧洲将强制性由各成员国分摊共计16万“地中海难民”。负担最重的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其余23个成员国包括弹丸小国卢森堡都被摊派，只有事先就宣布不参加并获得布鲁塞尔方面认可的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三国未获配额，但也被要求“自愿接收”。

不过这项“配额”很快引发欧盟内部强烈争议。被要求“自愿参加”的三国中，英国在当天就表态称“不反对这一原则，但英国认为最好由各国政府自愿决定，英国不打算参与”，丹麦首相施密特称丹麦“将行使豁免权”，只有爱尔兰政府表示“或许会酌情接收一些”。而被强行摊派的各国意见更为激烈。

欧美许多国家最初对叙利亚难民的态度是暧昧的。2015年5月迫于屡屡发生的难民船悲剧而推出“强制性难民配额”，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美国自2011年起的4个财年仅接收了不到400个叙利亚难民，今年截至9月4日也不过接纳了1199人，难民资格甄别过程长达18～24个月。加拿大不仅对在境外提出难民庇护申请者要求“5G”（笔者注——每名申请者需要5个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提供担保），且本财年截至目前接纳人数不过1074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系列的顾虑，如就业压力、社会福利竞争、文化差异、治安问题、社会矛盾等。历史上大规模、成建制的难民（如越南船民、巴勒斯坦难民、非洲难民等）都曾给输入国带来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中东难民的移民成分和情况甚至更为复杂，已在许多国家催生和加剧了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如英国伦敦托特纳姆骚乱、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以及澳大利亚悉尼人质事件等，让这些国家心有余悸。美国、加拿大如今都处于选举周期，在“9·2”事件发生前，不少政党、候选人为取悦担心“饭碗被非法移民、难民”抢走的选民，竞相作出“抬高准入门槛”的承诺。

“9·2”事件后欧洲竞相秀“慷慨”

然而，库尔迪带来的“催泪效应”让许多欧美国家的同情心一下爆棚，指责政府缺乏人道精神，呼吁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成了新的舆情主流和“政治正确”。如在德国、法国和英国，“9·2”后支持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的民调比率一度飙升，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出现捐赠物资塞满道路的盛况，而加拿大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70%的民众认为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应做得更多，54%民众认为政府应接纳更多难民。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舆情、民意和“政治正确”逆转下，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又会作何选择。

几个月前，曾当众告诉巴勒斯坦难民小女孩“德国接纳不了你们这么多人”而将之惹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2”后却一下成了对“地中海难民”最慷慨的世界领袖和“默克尔妈妈”。

原本态度暧昧的法国和英国也出现微妙变化：曾公开宣称“法国绝不认同配额”的法国总理瓦尔斯改口，在社交平台上称“对难民的不幸忍不住热泪盈眶”。原本一直不松口的英国，也由首相卡梅伦出面表示“愿意根据情感和能力的综合考量自愿接纳一些难民”。其它一些国家或政要也纷纷作出象征性姿态，美国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大方一下”：9月8日，白宫宣布将在本财年接纳至少5000叙利亚等国难民，两天后这一数量又翻了一番。

欧洲之所以在“9·2”的催泪弹效应后竞相秀“慷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然。

一方面，由于离中东战乱地区太近，历史上又有接纳这些地区的难民的传统，因此，成千上万“地中海难民”早已源源涌入欧盟各国。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多达50万以上，其中大多数挤在离战乱地区最近、经济状况又较差的意大利、希腊等国，令这些国家叫苦连天，于是便不断呼吁“欧盟一盘棋”，让所有成员国分摊负担。此外，率先“秀慷慨”的德国也不愿独立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因此成为“配额”的最大“推销者”，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甚至威胁，对反对“配额”的部分东欧国家施加停止支付欧盟基金补贴的经济制裁，其目的自然是让整个欧盟为德国的“慷慨”多少分摊一点压力。

另一方面，“9·2”事件的轰动效应让欧盟各国政府遭受到难民同情者的强大压力，迫使它们顾及舆情民意不得不表现得更“慷慨”。尽管后遗症明显，但成千上万的难民已“不请自来”，更多难民则在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翘首期盼，火烧眉毛，且顾眼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庞大难民潮让欧洲吃不消

然而被德国的慷慨吸引而来的汹涌难民潮，很快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大惊失色。

欧元区国家边境署Frontex9月15日公布的报告称，全年估计有50万以上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德国仅慕尼黑一地，自8月下旬至今抵达的难民多达6.3万，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不断涌向德国，平均每天万人以上，一些城市的交通系统已无法正常运转。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原本被认为是“天文数字”的“80万”如今也俨然成了一盘“小菜”，德国民意因此在短短几天内迅速逆转，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此次政府在难民危机处理方面的工作“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甚至连默克尔的一些重要盟友也开始发出不同声音。迫于近乎失控的形势，9月13日德国大面积停开德奥铁路客运，并恢复了德奥间的边控，14日下午，今年已向德国运送45万难民的奥地利至巴伐利亚铁路停开，半小时后只有欧盟公民或持有效证件者才能通过边境，德国宣布“这种措施或许会在德捷、德波边界推广”。

德国的措施迅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少国家纷纷关闭边界。9月14日，欧盟内政部长会议最终也未能通过“强制配额”。

难民潮背后的思考

随着新闻热点的冷却，担忧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如在德国，一些分析家指出“难民从素质和意愿上都不可能马上填补德国劳动力缺口”，在英国和法国，许多人开始担心ISIS等极端原教旨分子混杂在难民中涌入，报端上开始出现“只对‘真难民’慷慨”的提法。

绝大多数在“9·2”后改变对难民接纳态度的国家政府、政党和政客，是出于对舆情、选情和民调结果的迁就和迎合，但民意如水，小难民之死的冲击波注定不可能持久，而“地中海难民”的根源——战乱、贫穷却方兴未艾，且即便“阿拉伯之春”结束，“地中海难民”问题也未必就此一了百了（如非洲船民问题就很可能如此）。届时“照片效应”已被淡忘，而现实问题，包括就业压力、治安问题、社会矛盾、族际冲突、暴恐隐患等，却随时可能重新唤起各国针对难民、非法移民的排斥乃至仇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民调和“政治正确”而匆匆开放的“欧洲之门”，很快又因新的民调和“政治正确”而重新收窄。

更让人担心的是，此次难民潮引发了欧盟各国内部重新设立边境检查的连锁反应，这是对《都柏林协定》和欧盟境内人、货自由流通的申根协定这一“欧盟最伟大成果”的严重动摇。如果任由这种连锁反应蔓延，或放任德国和东欧诸国间因难民问题相互拿欧盟义务“做劫”，很可能最终危及欧盟的基础。正因如此，默克尔才不得不紧急“灭火”，呼吁“需要重铸欧洲精神”，称“我不认为威胁是达成协议的正确方式”。

真正的治本之策，在于治理难民源，包括帮助中东动乱地区平息战乱、政治及种族清洗和宗教迫害，协助难民重返家园和恢复经济，构建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地缘政治秩序，并为当地的和平、发展提供国际保证等，这些需要目前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各重要成员国迅速达成共识并诉诸实质性行动。但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和英国虽放低声调表示“一切好商量”，却依然把“巴沙尔下台”当作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而俄罗斯公开向叙利亚派兵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截至2014年底，全球难民总数已高达5900万，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这些难民中相当一部分会因德国和欧洲当初迫于“9·2”催泪效应脱口而出的一句“芝麻开门”，收拾其简单行囊，争先恐后涌入欧洲。他们中绝大多数会被不断加高的欧洲新铁丝网拦在一道道根据“申根”本应消失的欧洲内部边界一侧，并不得不搭建起新的难民营等候下一次“催泪弹”的到来。他们中最不幸的一部分会随时在波涛万顷的地中海上，或暗无天日的集装箱、闷罐车里遭受健康和生命威胁，新的“9·2”悲剧随时可能上演。

（作者系旅加学者）

文│贺越明

    上世纪40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改变了众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也演绎出不少生死相关、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些甚至延续超逾半个世纪。其间，一位美国空战英雄与一位中国普通农民之间的缘分，留下两个同盟国协同对日作战的一段历史佳话，尽管他们两人有幸结缘，却无缘重会，在各自的人生航道上留下了令人遗憾的涟漪。

斩首建奇功

这位美国空战英雄，名叫瑞克斯·巴伯。关于他，要从70多年前对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斩首行动”说起。

1943年4月14日，代号“魔术”的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破译了日本海军的一份密电，内容是山本将前往南太平洋前线视察，包含了具体行程如到达时间、离开时间和相关地点，以及搭乘的飞机型号和护航阵容。最关键的信息是山本将从拉包尔起飞前往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附近的野战机场，时间为4月18日早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接报后下令“干掉山本”，海军部部长诺克斯要求尼米兹海军上将执行该项命令。尼米兹和南太平洋战区指挥官海尔赛商定批准了拦截并击落山本座机的作战计划。18日晨，在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山本及其随员搭乘两架轰炸机从拉包尔起飞，计划飞行315分钟。不久，美军18架P-38战斗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起飞。经过430英里无线电静默的超低空飞行，有16架飞抵目标空域，发现了日机编队。其中巴伯中尉驾驶的战斗机作为僚机，马上锁定目标，冲向机号T1-323的轰炸机不断开火，直到该机左引擎冒出黑烟。当他转而进攻另一架运输机时，那架被击中的轰炸机开始下坠，而这正是山本的座机。第二天，当一支日军搜救小队在布干维尔岛上找到飞机残骸时，发现一旁树下的山本遗体。解剖报告显示，山本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发子弹自身后穿透他的左肩，另一发从他的下颌左后方射入，从右眼上方穿出。

“斩首行动”的成功，使美军获得足以载入史册的重大战果。这不仅因为山本是整个二战期间毙命的日本军级最高的指挥官，还因为正是他亲自指挥偷袭珍珠港。美军干脆利落地报了一箭之仇，也激励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各国军民的斗志。在日本，山本阵亡被称为“海军甲事件”。日本当局一直拖到当年5月21日才不得已公布山本死讯，朝野为之震惊。军方被迫承认美军的战争能力正在迅速恢复，甚至开始反击。对充满好战气氛的日本社会来说，这一“战神”之死所造成的打击也难以估量。6月5日，山本的骨灰以国葬待遇下葬，同时被追授元帅军衔、大勋位菊花章。

美国媒体当年报道击毙山本的消息时，没有透露参加这次行动的飞行员姓名，军方也没有对这支临时组建而立下奇功的部队公开表彰，这主要是为了保守军事机密。而且，担任长机的巴伯战友兰菲尔中尉在返航途中，率先报告他驾机打下了T1-323轰炸机，击落山本座机的功劳因而一度由他独享。

197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对究竟是谁击落山本座机，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研究，还邀请曾参加这场空战的日军飞行员柳谷谦治赴美听证，最后认为不能无视巴伯的战绩，确定山本座机为兰菲尔和巴伯共同击落，功劳一分为二。然而，美国战绩评审委员会基于对历史负责，1991年要求海军部最后判定到底是谁击落了山本座机，却一直未能获得明确答复。此后，一些民间人士和组织尤其是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并结合山本的尸检、柳谷的证词和座机残骸的情况，终在1997年3月认定是巴伯独自击落了山本座机。这一结论也为不少军事专家、历史学者认可和采纳。

在华获救助

像许多普通美国人一样，退役上校巴伯既不追名逐利，也不自炫骄人。他本人对击毙山本的争议表现得非常平静，认为P-38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米歇尔少校亲自指挥这场空战，才是最大的功臣；同时，如果没有他的长机兰菲尔左转攻击为山本护航的其中一架零式战斗机，自己也不可能快速接近并打下山本座机。相比之下，他念念不忘的反倒是赴华参加抗日战争时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不时在心里惦念那几个救助过他的中国人。在与老战友打电话时，他常会提及此事：“你还记得吗？我曾在中国被日本人的飞机击落，还受了伤，多亏两个小男孩救了我啊！”

巴伯的这段经历，被北加州华裔企业家叶晨晖获悉，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叶晨晖祖籍福建，长在台湾，1950年代中赴美留学，多年在硅谷经营高科技企业。早在军校就读时，他就知道有关击落山本座机的历史悬案。他在美国军界有些朋友，与住在马林县的巴伯的老上司米歇尔常有联系。米歇尔去世时，他觉得老兵凋零，所剩无多，一些史实可能灰飞烟灭，于是向米歇尔太太索要了巴伯的电话号码，开始了与巴伯的直接交往，得以听他更详尽地讲述当年在湖南岳阳乡村脱险治伤的过程。

1944年，亦即击落山本座机的第二年，巴伯加入了陈纳德上校组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俗称“飞虎队”），还是驾驶P-38战斗机。战况紧张时，几乎每天都要从桂林的基地起飞迎敌。4月29日下午，巴伯执行掩护轰炸机对洞庭湖上日军运输船队投弹攻击的任务。不料，在与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缠斗中，他为解救僚机驾机升空，左侧引擎因急速爬升而自动熄火，随后右侧引擎又被击中，机身开始燃烧。他不得不弃机跳伞。落在一个小山坡后，发现右臂、右脚膝盖和脚踝受了伤。正当他发愁如何脱离危险地带归队时，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用眼神与他交流了一下，就设法把降落伞从他身上解开并藏起来，扶起他向一个村子走去。半道上，突然传来汽艇声响，估计是日军从湖上追来了，这两个机灵的小男孩把人高马大的巴伯拖进路边的茅草丛，用杂草严严实实地掩盖后，便飞快地跑掉了。他们走后不久，一小队日本士兵沿路展开搜查。有几次，端着枪的士兵已走到巴伯隐藏的草丛前，但一无所获地离开了。过了没多久，两个小男孩引领着几个青年来了，把巴伯扶上一副简易担架，走了好几里路，送到一个乡公所。巴伯受到了热情接待，那里有两个来自上海的青年会讲英语，很快找来一位中医为巴伯治伤。中医让巴伯把受伤的右臂浸入热水，不断地换热水，一连四五天都这样，肿痛居然消失了。接着，那位中医又让他用受伤的胳膊拎装满石头的袋子，每天往袋子里加一块石头，以使他恢复臂力。巴伯在那里前后住了17天。初步痊愈后，当地游击队派出10多人，护送他一路辗转，顺利地回到了桂林基地。正好在桂林的陈纳德当即安排他返回美国继续疗养。不久，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巴伯也就没有再来中国。

恩人何处寻

回忆往事时，巴伯流露出对当年所接触的中国民众的好感，对那两位直接帮助他脱险的小男孩更是充满感激之情。他深知，当时的情形惊险万分，如果落到日寇手中，仅凭他参加过一年前那次截击山本座机的空战，就可能被敌方虐杀，甚至千刀万剐。他感慨道：“他们只有十来岁，但一点也不惧怕。尽管语言不通，照样打着手势救助了我。”虽然从那个村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巴伯再也没有见过那两名小男孩，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

巴伯将这段经历详细告诉叶晨晖时，表示了在有生之年寻找那两位小男孩的愿望。当然，他知道“这很困难，也许是不可能的”。叶晨晖也没多大把握，只是觉得可以一试。

为了帮助年届八旬的巴伯完成心愿，也为了重续中美两国人民在抗日烽火中产生的这段故事，叶晨晖一面委托在中国大陆的友人到巴伯当年遇险的湖南岳阳一带帮忙寻找，一面邀请华文报社的记者访问巴伯老人，希望借助媒体的影响力引起社会关注。

由于新华社、《参考消息》《湖南日报》和《岳阳晚报》等报刊竞相转载，不少中国民众也知道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不久，湖南启动了寻找那两名小男孩的工作。起先，巴伯早年在华遇救脱险的经历被披露后，当地一下子收到50多封来信提供线索，有多人自认是当年救了巴伯的小男孩，但所述情节与巴伯的经历并不一致。同时，当地政府经过了解，发现类似事件当年有好几起，要找到巴伯挂念的救命恩人，犹如大海捞针。

叶晨晖继续查证有关背景情况，以求增加线索。据原“飞虎队”情报处长基思克的回忆，那一时期湖南岳阳县境内战事频繁，“飞虎队”共有7架飞机被击落，4个跳伞获救的飞行员中，有两个没有受伤，自己归队了；另一个受轻伤，但正好降落在小镇市集上，许多人看见后当即护送他转移；只有巴伯是经过救援治伤，过了好多天才回到驻地的。这一来，寻人的范围缩小。他联络当地政府，建议以三架飞机坠落地为半径，以巴伯回忆的情节为依据，主要向当年住在农村而现已六七十岁的老人打听。

这年6月初，湖南省省长杨正午对寻找小男孩一事作了批示；当月16日，中共岳阳县委统战部成立了寻访工作小组。经人介绍，小组成员找到了城关镇南村二组村民荣志洲，因为有人说他当年参与救助美国飞行员。交谈一番后，确认这位朴实的农民所述情节与巴伯遇救过程基本吻合。

荣志洲记得很清楚，另一位和他共同救助巴伯的小男孩名叫邵晃生，是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遗憾的是，邵晃生早在1950年代就去世了。

讲起当年的事情，荣志洲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所以他不知道政府在到处寻找他和邵晃生，也不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位美国退役老军人思念着他们，更不知道当年救助的是击毙了日军著名大将的美国空军英雄，只晓得帮助中国打日本鬼子的就是朋友，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相会已有期

1997年9月9日，寻访小组将荣志洲和邵晃生的救助经过写成材料，寄给了巴伯请他认证。毕竟年代久远，确认起来有一定难度。为此，叶晨晖就巴伯的脱险经过提出若干细节问题，由巴伯仔细回忆，然后再写信到岳阳请荣志洲回忆作答，最后认定他应该是救助巴伯的当事人。

翌年4月19日，叶晨晖从美国飞往中国，与荣志洲见了面，查看了飞机坠落现场以及巴伯跳伞着落点，并在他的引领下沿着当年救巴伯的路线走了一遍。叶晨晖还取出一本随身带来的记述击毁山本座机的历史书，翻到其中一幅黑白照片，指着那上面三名身着军服的美国青年军人问荣志洲：“照片上有巴伯先生，你能认出是哪一位吗？”荣志洲在灯光下端详一两分钟后，毫不犹豫地指着右边的巴伯说：“就是他。”

叶晨晖回到美国后，告诉巴伯“找到的确实是那位救了你的小男孩”时，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请叶晨晖详细描述荣志洲是怎样一个人，同时也对邵晃生的过早去世表示遗憾。

荣志洲是回乡务农的复员军人。湖南解放后，他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随部队投身于抗美援朝战争。他当时担任志愿军某部的司号员。巧的是，同一时期巴伯再度来到远东，率一支喷气式战斗机飞行中队加入了“韩战”。他们一个在地面，一个在天上，彼此不可能直接交手，但五六年前的救人者与被救者，彼时却身处战场上兵戎相见。国际政治格局的嬗变，也改变了这两个小人物之间的关系，真使人不胜感慨。

5月中，巴伯致函湖南省省长杨正午及岳阳县县长卢良才，说很高兴地知道他的救命恩人荣志洲依然健在，对当地政府帮助寻人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他和家人很希望有机会与荣志洲见面，信中幽默地说：“相信我的三岁半的孙子瑞克斯·本杰明也会非常高兴与荣先生握手，感谢他当年救了祖父一命。”6月4日，荣志洲收到了巴伯寄给他的亲笔感谢信。

巴伯的战友们获知他在中国的救命恩人已经找到，无不视为奇迹，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探询两人有无再度见面的可能。的确，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如若巴伯与荣志洲能在半个多世纪后相会，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啊！巴伯毕竟已是高龄老人，而且患病，身体较弱，不宜长途旅行了。因而，两人会面，荣志洲访美是较为可行的方案。

为此，杨许静芝、李心培和叶晨晖积极策划，企业家臧大化、吕建琳夫妇热心赞助，商定邀请荣志洲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客人，赴美参加1999年4月18日亦即击落山本座机56周年的纪念活动，与巴伯及其他“飞虎队”退役军官相聚，重温中美两国军民并肩抗日的战斗情谊。巴伯对这个计划很上心，为在晚年有机会向救命恩人当面致谢而高兴。美国、中国的几家电视台以及香港电视制片人也为这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吸引，开始筹备拍摄纪录片和故事片。

遗憾留终身

1999年初，旅美北加州湖南同乡会向远在岳阳的荣志洲发出了邀请函。巴伯的几位“飞虎队”战友也很关心，听闻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中国居民赴美旅行签证卡得很严，分别拜托熟识的俄勒冈州、堪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给国务院去信，要求其属下有关总领事馆对荣志洲申请签证给予方便。可是，因为荣志洲是从新疆复员回乡的，属于农村户籍，申请出国手续比较繁复，好多天过去，出国旅行的护照还未拿到。

4月初，就在巴伯和太太玛格丽特期盼着与荣志洲会面时，从中国传来噩耗：荣志洲不幸去世了。

原来，3月14日，荣志洲应部队战友之子戴广生邀请，与戴及其家人一起到广州、深圳旅游。28日，他们坐火车回到岳阳市区，再乘戴广生友人的小轿车回岳阳县。谁知，车子驶过麻塘不久撞上了涵闸桥的石坎，导致多人受伤。荣志洲不仅右腿受伤，鼻孔也流血不止，被送进医院抢救。29日上午，荣志洲脑血管破裂，终告不治。

荣志洲生前也期待着与巴伯相会。在广州、深圳游玩期间，他还打电话询问在家的外甥李小平：申请赴美的手续办完没有？刚入院治伤时，他说身体没什么问题，只是要赶紧治好腿，别耽误了去美国。当感到自己的伤势较重时，他表示希望儿子荣军与巴伯的儿子承续父辈之间的这份生死缘。荣志洲过世第三天，他的出国护照批下来了。命运常常就是这样捉弄人。

巴伯知道此生再也见不到他的救命恩人时，当即流下眼泪。老人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叶晨晖：“我哭了！”他请叶晨晖代向荣志洲家人转达他的悼念之意。两年后，巴伯也离开了人世。

荣志洲和巴伯，是两位本不相关的人物，因中美两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而偶然结缘，又随着所在国政权更替或政策调整，经历了从敌到友的角色变化，最终却缘悭一面。这一切，莫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东西方两个大国关系曲折多变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黄慧南口述  周海滨整理

从1948年12月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到1975年12月最后一批战犯特赦，黄维的人生走过了长达27年的低谷。

在这27年里，黄维在不断地接受改造，而有一个人不断地打听黄维的消息，去了台湾又回到大陆，留在上海，一次次地看到释放的战犯，却一次次地收获失望。终于等到了黄维，她却在团聚一年之后投北京护城河自杀。这个人就是黄维的妻子，蔡若曙。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是在1965年。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35年后回忆起“父亲”的来临时，黄慧南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父亲被俘后，黄慧南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她很坚决，不愿意去就是不愿意去，但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黄慧南跟着姨父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一见到父亲，黄慧南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的高兴至今让她记忆犹新。这个老人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唯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找些话题与女儿聊天，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

黄慧南看到眼前的父亲，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她解释说：“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这对父女的谈话并不是在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自1956年开始，在押战犯不仅可以参加“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庆祝活动，还被组织外出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中山陵等。

61岁的黄维刚从杭州到上海，就兴致勃勃地向女儿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杭州的建设赞不绝口。“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后来黄维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但是，眼前的这个老人还是让黄慧南感到十分陌生，她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黄慧南这时还不知道，父亲当年离开时，她还在母亲腹中。那是1948年夏天，黄维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大女儿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于是黄维告别了怀有9个月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儿女。黄维不会想到，他再次回家的路要走27年。

“徐蚌会战”的阵亡消息

在丈夫离开近半年后，蔡若曙等到的却是黄维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那个时候妈妈很着急，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比黄慧南大十多岁的姐姐黄敏南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事已成定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大潮汹涌，蔡若曙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几个月后，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直觉，她不相信丈夫已死。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这仿佛预示着改造黄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事实也是这样。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黄维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他还大肆讥讽挖苦。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的优待，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教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父亲缺席第一批特赦，母亲病倒

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里，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虽然是租房子居住，但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黄慧南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姐姐上大学的曲折一样，在高中入学时，她报考的复旦附中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8年后的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黄敏南回忆说：“觉得他（父亲）还是没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挺英俊、挺帅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保持原来的，他走路还是挺着腰杆，但是他很衰弱。在那种场合下，我当时很想哭，但是他是战犯，所以我觉得我又应该站稳立场，我就劝他要好好改造，我妈妈也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就是说你为家里人想想，你也应该有所变化，那不一定是说违心之言，但是你起码应该有个接受的态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蔡若曙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但是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相，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果然，父亲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眉目了。“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名单里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一切成空。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紧急送往医院后，才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蔡若曙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10年后，蔡若曙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后，黄家姐妹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在监狱里，正潜心研究“永动机”的黄维对于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毫不知情。在抚顺，黄维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设想的那样无止境地转动下去。

当父亲在抚顺改造的时候，黄慧南也来到了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了上海，去了吉林延边的农村插队……1966年，母亲住在清华大学的姐姐家，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类分子，就让她回去了。”“妈妈与爸爸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我母亲，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父亲在抚顺的地址，父母亲才恢复了联系。”

若曙：

    我现在在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这一光辉文献，要买参考材料《共产党宣言提要和注释》，定价只一角六分钱，请你马上买一本寄来，不要耽搁。

黄维

1973年1月29日

“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我爸爸在每封给妈妈的信中都要提到我，问我的病情，他舍不得我外婆和我妈妈寄给他的钱，反而寄出来给我妈妈，说给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与父亲同在东北的黄慧南，想趁就近的机会去看看他。“比如，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去抚顺停留下，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没能攒够路费。”

1972年开始，黄维与家人的通信又多了起来。他和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告别改造、离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父亲回家了，母亲却意外去世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北京站。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这一年，黄维71岁。

“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

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黄维并未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黄维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黄慧南说：“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妈妈这么等他，很少有的，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妈妈这么等他。”

对蔡若曙来说，这么多年的等待，太不容易了，在一批批的战犯特赦名单上没有黄维的名字之后，她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已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丈夫说错话，一旦丈夫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她就神经老紧绷着，晚一点到家她也要紧张，怕他要出什么问题了。”

让一家人没想到的是，出问题的却是执着的蔡若曙。1976年春，72岁的黄维发现午睡的妻子不知去向。那一天，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我爸听说后，他不会游泳，直接就冲了下去，自己也被淹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她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她一个人用孤独来坚守和等待人生的完整，当历经磨难换来希望时，却选择了告别。无论是守候和告别，都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蔡若曙就是这样一个非凡而令人惋惜的女性。

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委。在黄慧南的眼里，父亲是一个认真、耿直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黄维看到后非常气愤。“父亲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他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时间，到处查资料核实，访问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可为这事走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19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为和平统一事业奔劳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自台湾开放探亲以来，黄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一些文章在提及“黄维之死”时总是会千篇一律地有同样一句话：“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要去台湾”。

在黄慧南的记忆里，父亲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而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是在“两会”期间，并不是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1989年1月，黄维从香港回来，“此前他已去过几次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忘记了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三次到香港与故旧会面，为两岸关系和解工作、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父亲的病与劳累有关系。刚从香港回来，又要搬家，虽然是搬到路对面，但是收拾起来也很费气力。”黄慧南回忆说，“他病发突然，当时正要开‘两会’，他一直很认真地准备参会提案。那天，父亲去‘两会’现场报到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就去看病，到协和医院后就被留下来强制住院了。”

第二天早晨，黄慧南突然接到政协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这一天是1989年3月20日。

黄维的去世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不同的解读。“有人说，在去台湾前夕，他怎么突然就去世了？然后展开联想。其实，爸爸的去世就是心脏病突发。这两三年来，他太劳累、太辛苦了，他抓紧时间做着他觉得该做的事情。”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当年，黄维向家人提及，台湾方面许诺去台湾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薪水，“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老先生（黄维）不愿意，他不想负任何一方，去台湾是为了两岸和解，就是为了会见故旧，为了和平统一献出绵薄之力。他说，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说这话的黄维，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至死没有改造好”。

晚年的黄维曾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比较慢，其原因就是我得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在黄慧南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是“爸爸总趴在桌子上看啊、写啊、划啊，而我总帮他抄写，因为他岁数大了，写字手会抖，他写完了就让我抄下来，然后交上去。爸爸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执着，又没有人逼他”。

在家人眼里，黄维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父亲很重感情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黄维女婿回忆说，“我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在改造后期，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感情也很深。”黄维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时曾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有一次黄维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２号监室住一晚上。

“父亲很爱士兵，抗战期间任第54军军长，他让士兵种菜、养猪。他还曾因为爱兵而被以吃空饷的名义遭到排挤。”1941年，黄维在防区内组织官兵垦荒种菜，养鸡养猪，并要求部队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定期进行助耕助收，从而使官兵伙食大为改善。54军所属的第9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指控他“吃空饷”，而要罢免黄维。“父亲发现军粮供应的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父亲‘吃空饷’也是确有其事，他给士兵增加口粮，也是出于爱兵的考虑吧。”随后，黄维被调离，他从昆明偕妻子儿女回到故乡江西贵溪，而54军将士一时哗然，据说士兵将机枪摆在军部门口，继任军长不敢上任。

黄维念念不忘的是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场。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考察，黄维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途经上海第二天，黄维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去罗店看一看，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过去。”

“父亲的要求让政协考察团的领导很紧张，团长说要研究研究，同意或不同意都觉得不太好，不知道他一个人干什么，会发生什么。”黄维很恼火，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是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汪东林《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在罗店，黄维转了又转。甫时，黄维中断在德国为期一年的军事学习计划，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应召紧急回国，赴任第十八军第67师师长。那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苦守一周，三个团长一死两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这一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黄维忠勇之名远扬。但也有人指责说黄维指挥死板僵硬。

黄维曾和家人聊起这一仗。“老人家（黄维）当时仗打得很苦，当时战况惨烈，飞机轰炸、黄浦江上军舰轰炸，他说‘大炮一轰炸下来，轰轰的，有的士兵都炸聋了，指挥都听不见’。挖战壕时，上海那个地方，挖半人深就有地下水。战壕里灌满了水，战士和军官都站在水里，水里有蚂蟥，蚂蟥爬到腿上往肉里钻、吸血。”尽管战事恶劣，但黄维亲临前线。“一般军官能晚上前沿阵地就晚上，但黄维不仅在前沿阵地查看地形，还在战斗间隙教士兵正确的射击姿势等。一些士兵一抬头就中枪了，伤亡太大”。

晚年的黄维有一个愿望，希望“国军”抗战能够被承认。黄维说，“抗战不分国共”，不能否认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同样，黄维的朋友也“不分国共”，他不回避与共产党早期革命者方志敏的友谊。1977年10月，黄维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黄慧南陪父亲南下参观考察。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有个烈士名册，在玻璃柜里锁着，他看第一页有他同学，就要求管理员开开拿出来看下。他翻了几下有好几个都是他同学，其中就有方志敏”。黄维说：“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那天，在方志敏墓前，黄维伫立在墓碑前良久。

即便经过27年的改造，黄维也没有对蒋介石进行过大批判。黄维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国民党内部坏人不少，但有两个人我是不骂的，一是蒋介石，二是陈诚。为什么？蒋介石是我的校长，最高长官。陈诚对我恩重如山，没有陈诚的重用，我提升得没那么快。

黄维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为人称道”，全国政协评价黄维生平时说。

(作者系文史学者)

莫迪，把21世纪变成“印度世纪”？

    处于南亚地区“绝对大佬”位置的印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性大国，一直谋求在全球事务中有自己的声音，渴望成为超越南亚的世界性领导者。这也是每个印度人心中的“恒河之梦”。

文│朱元冰

马拉雅山脉西段的冰雪化为涓涓小流，之前，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的最高行政长官达喜积小成大，汇成恒河，自西向东，奔向孟加拉湾，注入印度洋。恒河，这条印度的母亲河，流淌了数千年，哺育了灿烂的印度文明。而印度教更是尊此为圣河，教徒们必须到这里沐浴方能涤荡身心。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条河遭到了严重污染，现已浑浊不堪。为此，刚任总理不久，莫迪就于2014年10月2日前往恒河畔的瓦拉纳西市视察，并提出要在全国开展“清洁印度”运动，其中恒河的治理是重中之重。这一天恰逢“圣雄”甘地的145周年诞辰，莫迪希望当甘地150周年诞辰时，即5年后，印度的环境能得到有效改善。此前，印度国大党的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曾推出“恒河行动计划”，并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收效甚微。作为虔诚的印度教徒、印度人民党的领袖，莫迪的此番举动除了本身的文化宗教意味之外，他更想表达的是他们比国大党做得更好，没有其他项目比这一举措更有象征意义了。

他能这样有信心，首先是因为在成为总理12年之久。他通过吸引各种投资，包括海外投资，带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制造业，使得古吉拉特邦成为印度最受欢迎的投资地。值得一提的是，古吉拉特邦现在已极少停电，并成为印度唯一有电力盈余的地方邦。要知道，印度的基础设施一直比较落后，停电问题非常严重，整个国家的家庭供电率不足50%。在他的治理下，古吉拉特邦蓬勃发展，GDP增加了近两倍，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因此，塔塔汽车集团董事长塔达评价莫迪：“古吉拉特邦为全国提供了领导榜样。”

得益于在古吉拉特邦出色的业绩，加之拥有多年的政党竞选与公共管理经验，使莫迪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理人选，自他参选之日起，国大党就只能望其项背。尽管优势巨大，但在竞选期间，莫迪还是坚持事必躬亲，从不懈怠，走遍了印度全国，走了30多万公里，参加了近6000场活动，掀起了一股“莫迪旋风”。

当然，胜选还要归功于他出色的演讲能力，在早期的电视时代，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充满激情的公共演讲。后来网络兴起，他很早就通过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的Facebook上多达1400多万的粉丝即是一例，他还通过RSS在线聊天平台，每天与数百万人开展在线讨论。在此背后，是他专业且强大的团队，包括一群自愿为他服务的精通科技的年轻人，当中不少还是专程从海外回来的。

近年，印度经济发展疲软，前景不明，印度人民的确盼望出现一个雄心勃勃的政府，一个能够让印度重新焕发活力的领导人。莫迪的出现符合人民的期待，所以，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66.4%的得票率成为印度独立以来在单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得知结果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半开玩笑地致电莫迪说：“你比宇宙中任何一处的政治家所获得的选票都要多。”

莫迪富有主见，是个强势而进取的人，竞选时就承诺以国际标准打造政府。在他上台后，“莫迪效应”极大地震撼了印度国内的官僚体系。长期以来，印度人习惯了节奏缓慢的生活，人们办事拖沓。比如，英联邦运动会曾于2010年在印度举行，可直到开幕前夕，很多工程都未完工，这让当时的印度政府难堪不已，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参与项目的抢建抢修。在原本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印度政府部门纪律涣散，官员们在上班时间无所事事，更有甚者躲在别处打高尔夫球以打发时间。整肃纪律之后，官员们被告知必须准时到达办公室，及时清理文件，否则将面临严厉处分。与往日相比，简直大相径庭。不仅如此，莫迪所组建的一个具有“苏式”风格的全国规划委员会还被广泛称赞。

可见，他在治理和提高政府效率方面投入了很大气力，就连反对派都很少发出质疑的声音——这在印度的政治环境中是鲜见的。越来越多印度人发现身边的变化，开始对国家前景重拾信心。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党员人数达到1亿。

这就是所谓的“莫迪效应”之一。

莫迪是位素食主义者和禁酒主义者，有高度的自律性。曾有媒体将莫迪称为“非典型印度政客”，他是印度极少数从未卷入过贪污丑闻的政治人物。清廉、高效、果断及有能力是媒体给他贴的标签，而这些标签都是印度普通政客无法企及的形容词。不过，他自己给自己贴的最大标签则是“勤勉”，并自称为“劳工1号”，这一特点在外交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

自2014年5月就任印度总理以来，莫迪已访问20多个国家，成为同期内出访最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且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都有良性互动。尤其是上任一年内即实现了与我国领导人高规格的互访。根据Hansa研究机构所作的民调显示，有70%的印度选民满意他的表现。

目前，印度有两项最基本的目标：一是保持经济发展动力，改善民生；二是保证国家安全，并提升国际影响力，二者相辅相成。因此，莫迪在外交方面的行动可谓符合国策。他在国际场合频频亮相，向全球推介印度，使之成为国际社会热捧的对象，同时也激发了印度民众的自豪感。当然，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维持印度外交政策的最佳保障是有可持续性的高增长率。”

事实上，这一年多以来，莫迪治理下的印度经济已有较好的发展势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4年印度GDP增长6.9%，达到1.83万亿美元，2015年则将攀升至7.5%。此前，印度的“双赤字”问题严重，但随着莫迪上台后，多个行业的外商投资限制得到放开，成为更稳定的长期性资金来源。这意味着此前热钱大规模抽离所造成的金融市场不稳定、通货膨胀风险高、卢比大幅贬值等糟糕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随着国际收支状况与政府财政赤字的改善，印度卢比汇率的压力会减轻，通胀风险降低，从而拉低其国内的高利率，带动实体经济的活络与发展。

在实体经济领域，作为当代印度的支柱产业，莫迪非常重视IT的发展，曾说：“印度曾经被称为耍蛇者的天堂，但是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以他们的IT技术震惊全世界。我们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数字印度’，引领印度经济。”此外，他倾尽全力推行“印度制造”运动，呼吁建立起完备的制造部门，希望以此吸引投资者聚焦于印度，把印度打造成世界的制造中心。他还提出“零缺点、零作用”的主张，即制造业应该具有零缺点，如能做到，印度的产品在全球市场都不会遭到拒绝。而且，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制造业不能对环境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当然，这也配合了“清洁印度”运动。

莫迪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在国家预算中加大了社会福利的开支。他曾毫不客气地回应抨击者说，“人们可能会批评我从红堡（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宫）谈到厕所。但是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我亲眼见过贫困。为了让穷人获得尊严，必须从现在开始。”为贫苦家庭提供水、电、厕所是他施政计划的重要部分。这为他赢得了印度底层人民的支持。

通过这一系列的“莫迪效应”，“莫迪正让昏睡中的印度振奋起来”。印度工商界对他的评价颇高，印度商会曾给莫迪政府的一周年工作评分中打了7分（10分制），因为他重新为印度打上“充满活力的高增长经济体”的烙印。基于此，莫迪自信满满地认为只需要10年就可以把21世纪变成“印度世纪”。而且，在访美期间，莫迪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大国家。

其实，早在印度刚刚独立时，尼赫鲁就提出印度必须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也是深入到每一个印度人心中的“恒河之梦”。处于南亚地区“绝对大佬”位置的印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性大国，一直谋求在全球事务中有自己的声音，渴望成为一个超越南亚的世界性领导者。

然而，“恒河之梦”的基石是国内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解决。现在，莫迪来了，的确让印度为之一振。他在国内外两个维度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取得了相当高的认可度。可是，他能否托起“恒河之梦”？美国企业研究所给出的看法是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只是比起预期，莫迪还是进展得太慢了，当然，很多先期的信号已经显现了，尤其是在降低腐败、提升政府效率、盘活外交等方面。对此，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BibekDebroy则明确指出“有些本应该在制度与机制上有所改变的事情一直都没有落到实处”。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林建刚

朱谦之（1899—1972），福建福州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到杭州兜率寺出家学佛。1929年东渡日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1932年至1951年任中山大学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喜欢怪才。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好坏，可以用怪才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在《论自由》中，密尔说：“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正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一个怪才频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千奇百怪的人，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朱谦之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怪人。

不要学位，要学问

1920年3月26日，北大教授胡适收到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的信。信很短，怪学生朱谦之写道：“我现在自决，从此以后不受任何等被动的考试了。因此很对不住先生，望先生原谅。”

朱谦之觉得考试是一种灌输式的压迫教育，决定放弃北大学位，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制度。此后不久，朱谦之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了《反抗“考试”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杜威先生说：现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记忆，注重背诵，注重考试。因为把知识看作可以灌来灌去的现成东西，所以用蛮记的法子灌进去，又用背书和考试的法子，来看究竟灌进去了没有？来看那些被灌的儿童是否也能像先生的样子把装进去的东西拿出来摆架子了？美国有一种农家，养鸡鸭出卖，卖的时候，常常把鸡鸭吃得饱饱的，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鸡鸭喂饱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们特地造一种管子，伸进鸡鸭喉咙里，但把食物硬灌下去，使他们更胖更重。现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装物到鸡鸭肚子里去的方法。考试的方法就好像农夫用秤称鸡鸭的重量，看他们已经装够了没有？

我朱谦之因受了这种启发，现在是宣告不受任何等的“称鸡鸭式”底考试了。

朱谦之对通过灌输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做法深恶痛绝，为反抗这种教育模式，他再也不去参加任何科目的考试，主动放弃学位。

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让他颇感困难的是生计问题。一个穷学生，在生计都有问题的情形下，身在北大却不要学位，俨然一个怪人。但胡适似乎特别青睐这个怪人，特意帮助朱谦之找了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朱谦之虽然不要学位，但对学问却非常看重。他经常去听胡适的课，听完之后，还时不时到胡适家中请教。此时的朱谦之，对周易哲学有很大兴趣，此外，对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也感兴趣。杜威来华时，他特地将杜威的哲学书系统地看过一遍，并写了一篇评论杜威哲学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还特地给胡适邮寄了一份。

虽然朱谦之热爱学问，但学问毕竟不能当饭吃。他虽然有一肚子学问，但依然生活艰难。穷困的人容易产生仇富的冲动，而要实现均贫富的梦想，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革命。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智识即罪恶

朱谦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笨警察没有抓住朱谦之，倒错把他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听闻此消息，悲愤交加的朱谦之二话不说就去投案自首了。从这一点很可以看出朱谦之作为革命者的仗义。

朱谦之总喜欢替人承担罪责。1921年，胡适的朋友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希望胡适帮忙推荐一下。胡适翻看之后，觉得写得很差，拒绝了谢楚桢。后来，易君左等人却对这本书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师学生苏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结果却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谩骂。一向爱管闲事的胡适忍不住批评了易君左。因为谩骂苏梅的文章是用笔名写的，易君左等人否认文章是自己写的。

为调和胡适、苏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谦之特地找到胡适，非要给自己背上这个黑锅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朱谦之君来，问我能否不登那个启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他就不劝我了。他又说，‘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临走时登一广告，说（呜呼苏梅）是我做的’。我劝他不要如此，因为这虽是仗义，其实是虚伪。他合十赞成，就去了。”在胡适的劝说下，朱谦之最终没有登广告。

这一时期，在跟胡适来往的时候，朱谦之极力劝说胡适出来革命。当朱谦之投案自首，进了警察厅之后，警察问起他跟胡适的关系时，他还为胡适不参加革命而耿耿于怀。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述：“到编译所，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谦之见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朱谦之希望胡适出来领导革命，遭到拒绝，朱谦之为此无比郁闷。不过，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对于知识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反抗考试制度的朱谦之，只是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并不反对知识。他不仅不反对知识，他还是知识的热烈追求者。成为革命者之后，朱谦之对知识却充满仇视。朱谦之在1921年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他还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

朱谦之的这个观点似乎并没有引起胡适的重视，不过却遭到胡适的同路人鲁迅的迎头痛击。看到这篇文章后，鲁迅写下《智识即罪恶》一文，讽刺了朱谦之的观点。实际上，朱谦之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这一点上，瞿秋白与朱谦之是一致的。

被“反智论”吞噬了自己

作为知识分子，朱谦之学问欲极强，致力于知识的追求；作为革命者，朱谦之则主张“智识即罪恶”。他的命运，似乎就隐藏在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中。

在给胡适的信中，朱谦之虽然反抗考试制度，但他却是用功于学问的知识分子。而当他从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者时，对平等的追求，导致了他“智识即罪恶”的观点。在朱谦之看来，有的人有智识，有的人没有智识，这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如果追求平等，那些接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在人生起点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从这一思路出发，他没有致力于让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去接受教育，而是认为智识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因而也就成了罪恶的源泉。他与瞿秋白的这一观点，带有浓厚的“反智论”色彩。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拥有智识的人是不是也充满罪恶呢？如果智识即罪恶，那么是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呢？从这一点出发，知识分子的“原罪论”呼之欲出。朱谦之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在后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朱谦之开始不断做自我检讨，多次批判胡适。在对知识的态度上，他和胡适不同。胡适喜欢人们叫他“胡博士”，对博士的看重，体现了胡适对知识的热爱与尊重。

1972年，朱谦之在“文革”中死去。他从青年时代就嗜好学问，此时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按照他的“智识即罪恶”的论述，“学术权威”自然是反动的、罪恶的。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他所呼吁的“反智论”一旦付诸实践，也就把作为学者的朱谦之吞噬了。

文│散木

傅胜蓝，浙江金华人，早年曾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样的经历，后来在许多叛徒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其例。国民党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共的底细，二是更加懂得苏联的底细，特别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及其运行等，这是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十分陌生的。

据悉，傅胜蓝叛变后，被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说服，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革青会”，后来又进入“力行社”核心，并主编其机关刊物《司令塔》。又据也是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特务的陈恭澍后来回忆（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详细讲述了一部“特工史”，所谓《英雄无名》五部曲，大陆版为《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笔者注），“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陈恭澍《北国锄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就有傅胜蓝。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最为活跃的时候，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督察主任，此前则以充任特工学校的教官而出名。

戴笠的特务处曾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这些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有一本即是由大叛徒王新衡和傅胜蓝合译的苏联《切卡-格帕乌》（即“契卡”，又名“格柏乌”），内容是苏联特工组织和活动的概况。此外还有大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以及由另一名叛徒程一鸣撰写的《情报学》和《内勤业务》。这些教材加之由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军事谍报》等，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教材。

诡异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即“《司令塔》事件”。

《司令塔》是“力行社”的社刊。当年几名国民党“青年才俊”忧于国难和内扰，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精神建设、组织建设）之一的“精神建设”的具体措施，即阐述组织的精神、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等，《司令塔》于是问世。这是64开的小册子，每期不过薄薄的七八页，但它却不啻是“力行社”的精神纽带，大凡下达命令、情报汇编等皆收录在内，且发行时间长达7年左右，实为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最重要的一本绝密刊物。由于“《司令塔》事件”，傅胜蓝得咎入狱，并由此积恨于心，为他后来再次叛变作了铺垫。

却说当年由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因为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被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5年春，在刚刚出版的一期《司令塔》中，居然出现了两张夹页——那是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书。《司令塔》当年是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的，被当局视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的魁首们也必须实行“阅后焚毁”的纪律。多年之后，青年历史学者丁三仍然不解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入‘朝天宫’（也是南京国民党特工的一个活动场所——笔者注），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丁三《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显然，似是有人刻意以此来挑拨蒋、汪的关系。彼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劲姿态，蒋、汪的对策有了分歧，却又有相通之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精卫获悉《司令塔》的事情后，会那样地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于是，接下来的事更加证明了“《司令塔》事件”并非空谷足音。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在召开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本来是作为国民党“五大”的一个预备会议，所谓“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有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拜谒中山陵之后，一一入场，随即在党歌声中，由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委员齐集会议厅门前合影，而在汪精卫身边却留下了一个空位，那本来是蒋介石的位置，“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不久，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突然掏枪，朝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刺汪案”是民国史上一个转折点，蒋、汪的破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司令塔》事件”，后来丁三认为：傅胜蓝不过是“力行社”要员酆悌的替罪羊，最终，“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

傅胜蓝会忍气吞声么？

两本《蓝衣社内幕》

丁三在《蓝衣社》中写道：“傅胜蓝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蓝衣社内幕》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傅胜蓝1942年再次叛变，投靠了日伪政权，而他的“见面礼”竟是一本《蓝衣社内幕》（据说这本书还被日本在上海的宪兵和警察用来做教材，来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特务——笔者注）。这不禁要让笔者多说几句了。其实，应该是有两本相同书名的《蓝衣社内幕》，一本是傅、胡合著的，另一本则是当年由汪伪的《国民新闻》连载的。后者的作者却是以另一个“军统”叛徒陈恭澍的名义撰写的，传说这是汪伪当局为了断绝陈恭澍的“回头”之路而设计的，也即李士群、万里浪、傅胜蓝的策划。1942年4月，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之后又出版了同名的书，列为“国民新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有宣传提要：“‘蓝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伯乌’同样震惊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于是，虽说此书只有薄薄的100余页、15万字，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一版再版，一直印了10余万册（一说200余万册）。

陈恭澍的《蓝衣社内幕》不但对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的前身及沿革、现行组织及一般人事、国内各主要区站人事表、主办训练班情况及主要工作现状、今后工作预测，以及一些重要案件的内幕与实施经过等均有交代，甚至还将一些密电、手令之类的东西都影印出来，可谓“图文并茂”。《蓝衣社内幕》不仅言及人所罕知的“力行社”特务处，还大谈“蓝衣社”（据说是1932年春夏之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效仿法西斯主义并以“蓝衣社”名之的秘密组织，意在习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除反共之外还针对日本军部以及汉奸，因而随即引起日本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不过，其究竟如何，抑或是有人故意以讹传讹，那就不知道了——笔者注）的秘密，或真或假，成了一道谜案。

陈恭澍后来称自己于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自忖要是与汪伪对着干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便把他领导下的“军统”上海区140多名特工和盘托出，所谓“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于是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扫荡了“军统”上海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电台和秘密文件，成为“和平运动开展以来在上海的最大一次破获”。为了防范陈恭澍“曲线救国”的机心，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遂以釜底抽薪之计，让先期投降汪伪的王天木（也是“军统”的一名杀手，有“军统”之“十大将”“三大杀手”“四大金刚”之一之称——笔者注）动笔，加以胡兰成的润色，以移花接木手法，成就了《蓝衣社内幕》这本书。至于署名陈恭澍，乃是断其后路的妙法，而此计的实施果然大奏其效，由于该书暴露了“军统”的许多秘密，当时远在重庆的戴笠对陈恭澍恨得牙根痒痒，而陈恭澍情知如此，不得已也为李士群做了些事。但他却很有心计地把王天木的原稿收藏了起来，这才逃过战后的一死。

据“光复”后在上海“肃奸”的程一鸣回忆：“陈恭澍知道我到上海，拿了《蓝衣社内幕》的底稿来见我，请我把这本底稿送给戴笠，说‘这本书是王天木写的，和我没有关系。王天木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戴笠认识王天木的笔迹，请你帮忙，希望戴笠不要杀我’。”结果果然如此。戴笠不久因飞机失事暴毙，陈恭澍又依仗自己与接任者郑介民的私交，不仅没有获罪，而且“归队”被派到北平担任绥靖第一大队大队长，乃至后来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继续在情报机关任职，后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

如此说来，所谓《蓝衣社内幕》看来并非由陈恭澍所作，如其晚年所说，“都说特务工作不择手段，所以冒名出书也就被用上了”。至于其真正的作者，恐怕是“集体的智慧”吧。而能够揭示“蓝衣社”内幕的，当系其内部人的曝光，这或者就有傅胜蓝、王天木，以及推手李士群等的痕迹了。

一个类似《色·戒》的故事和汉奸市长

傅胜蓝“落水”之前，是“军统”青岛站的站长，是王天木的部下。王天木彼时曾任“军统”华北区区长、特派员、上海区区长，因刺杀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引起汪伪集团的报复，被李士群逮捕又故意释放，随即引起戴笠的怀疑，遂密令除掉这个“叛徒”，王天木因此转而投敌，供出众多同僚，傅胜蓝也因此被捕和叛变。

多年后，一部《色·戒》的电影引起人们对抗战时期谍战的浓厚兴趣，而相似于电影情节的，也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则是傅胜蓝和丁履贞。

丁履贞是山东日照人，曾受训于“军统”临澧训练班，1938年底被派赴青岛站任内勤。傅胜蓝叛变后，丁履贞亦被裹挟而去，当时两人有恋情，“军统”为了制裁傅胜蓝，与丁履贞取得了秘密联系，并责成她相机执行制裁任务。陈恭澍回忆说：“她虽然与傅接触的机会很多，也很容易得手，可是她究竟是个女孩子，而且因感情作祟，枪击刀刺，她都下不了手。最后只得改用毒剂，要她将无色无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但是药剂交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下不忍；不下手吧，任务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

陈恭澍的回忆一如他的《英雄无名》，许多出自其“演义”。事实上自武汉撤退后，傅胜蓝奉派建立青岛站，曾去临澧训练班挑选干部，选中了丁履贞，此后他们奉准组织“掩护家庭”，丁履贞即在傅胜蓝的控制之中，乃至于傅胜蓝在汪伪政治警察署署长苏成德唆使下附逆，丁履贞也陷于其中。及至傅胜蓝上任汪伪杭州市市长，丁履贞也以“市长太太”的身份随行，不料傅胜蓝的大太太凶悍异常，小老婆丁履贞名节两亏，悔恨交集，又因流产而几成疯妇，她大骂傅胜蓝是“汉奸”“骗子”，最终触怒了傅胜蓝，遂以“私通‘军统’”的罪名，将丁履贞秘密杀害。

汪伪两任杭州市长——何瓒和谭书奎，都是遭到国民党特工秘密刺杀的。何瓒被击毙后，汪伪浙江省省长梅思平任命傅胜蓝继任其职，是为“以特制特”。“以特制特”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惯常现象，比如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其成员有许多是国民党变节的特工，因此给国民党的潜伏特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当时的“中统”苏沪区，除区长徐兆麟和一个会计逃脱之外，竟全军覆没，而“军统”的上海区，其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站，也竟无一幸免。

当然，作孽是必须要还的。抗战胜利后，在“肃奸”中被处死的汉奸和间谍的名单中，赫然就有傅胜蓝的名字，他是和川岛芳子、丁默邨、苏德成、万里浪等共赴黄泉路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文│金满楼

清末股灾：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股票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对近代国人而言却绝不陌生。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即在开埠未久的上海面世。之后，随着洋务新政的次第铺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知名企业相继发行股票。其股价也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发展而扶摇直上，如最初乏人问津的轮船招商局股票，由银价100两升至260两的高位，不过十余年。

股票的不断升值无疑是个赚钱的良机，嗅觉敏锐的商人也很快看到了这点。1882年后，大量资金陆续卷入了这场炒卖股票的狂欢。但好景不长，这种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最终因过度投机而骤然顿挫。如《申报》所言，当时“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而“不及一年，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危机来临之时，此前被热炒的矿业股票迅速暴跌，就连信誉良好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也被连累，其股价一跌再跌，元气大伤。

在1883年10月的这场风潮中，很多从钱庄、票号流出的投机资金一夜蒸发，成为无法收回的呆账、坏账。一些承做股票抵押或直接参与股票投机的钱庄、票号纷纷倒闭，此起彼伏的挤兑风潮中，就连当年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栽了大跟头，从此一蹶不振。

时间总是最好的遗忘剂，记吃不记打也似乎是人之本性。20多年后，一场新的金融风暴在上海突然爆发，这次埋葬的不仅仅是钱庄票号，而是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事件的缘由还得从当时最朝阳的产业——汽车工业说起。1900年后，美国汽车产量大增，由此带动了橡胶市场的迅猛发展，而国际资本投资的东南亚橡胶公司，大约有1/3在上海发行股票。仅1910年6月一个月间就有30家橡胶公司在上海挂牌募资，募集的资金量更是高达1350万两白银。此时的上海俨然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一大中心。

橡胶公司股票受到热捧并不奇怪。据测算，当时每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市场价却在12先令，利润高得惊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路资本蜂拥而入的同时，其背后也难免泥沙俱下，一些在东南亚圈地的橡胶公司甚至连树苗都还没种下去，股票价格已经一涨再涨，风险也就一步步不断累积。

当时，有个名叫麦边的英国人开设了一家名为兰格志的橡胶公司，在各大报纸上大登广告，一时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在当时的热潮下，真实经营状况并不光鲜的兰格志公司，股票面值从最初的100两涨至1000两，随后又突破1300两，最高时甚至冲到1675两。在兰格志的带动下，其他橡胶公司的股价也纷纷飙升，上海很多钱庄、票号也在无比诱人的财富效应下相继卷入这场疯狂的炒作，直到泡沫最终被刺破。资本市场向来云谲波诡，翻云覆雨只在等闲之间。正当多数人还在做着股价继续高涨的美梦时，作为橡胶最大消费国的美国在1910年6月突然宣布紧缩政策。消息传出后，国际橡胶价格随之大幅跳水，伦敦股市上原本最热门的橡胶股一泻千里，其中兰格志公司的股价在一个月内由最高点1675两跌至105两，惨烈如斯。

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就像是击鼓传花，谁接到最后一棒谁倒霉。伦敦股市崩盘后，橡胶股票的重仓户，那些高位接盘的中国商家无疑成了最大的输家。如果只是一般老百姓用闲钱炒股倒也罢了，但上海很多钱庄因为介入太深而被深度套牢，根本无法脱身。当年7月，上海“八大钱庄”中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先后倒闭，另五家（森元、元丰、会大、协丰、晋大）也被拖下水。风潮闹到最后，号称“钱庄的钱庄”的源丰润、义善源两大票号崩盘，上海资本市场哀鸿遍野，一片狼藉。

在这次股灾中，一个名叫施典章的人开始浮出水面，此人是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的“总收支”，职责是对公司将来用于修路的350万两集资款进行投资管理，目的是在铁路开工前获得适当的收益。但事与愿违，倒闭的三家钱庄，其主要资金正是来自川汉铁路公司的这笔巨款。覆巢之下无完卵，川汉铁路公司亏空近300万两。而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并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时，拒绝为川汉铁路公司的亏空买单，由此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进而成为清王朝最终覆亡的导火索。

信交风潮：党国元老纷纷炒股

说来有趣，尽管清末就已出现股灾，但国人自办股票交易所却是民国的事。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组织申请正式提交北京政府（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时期）。不巧的是，当年7月张勋突然发动复辟，政局混乱之下，孙中山南下“护法”，交易所筹办工作只得暂时停顿下来。

直到1918年6月，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得此消息后，更早提出申请的虞洽卿等人也坐不住了。在一番争吵与磨难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2月1日举行创立大会，5个月后正式开业。自此，中国证券市场进入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时代。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本身是股份公司的形式，共有股东572户、股票10万股。由于事属首创，加上一战期间中国出口贸易大发利市，很多上海商人都发了大财，国内外资本一时云集上海滩，各行业的商业巨子看到交易所来钱既多又快，于是都来搞交易所。到1921年10月，上海各类交易所竟达140余家，如时人描述，“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各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的业务也是包罗万象，除股票外，棉纱、麻布、煤油、火柴、木材、烟酒、沙土、水泥，什么都交易，市场一片兴旺，很多人发了横财。

交易所越多，投机越大，在最初两年中，上海证券市场的泡沫大得惊人。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本所股票为例，由最初的30元涨到80元，1920年底升至120元，1921年初又被抬到160元，年底竟到了200元。两年不到的时间，竟然涨了近6倍，其中的投机与泡沫，毋庸智者而知之。

世上万物，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参差不齐，风险也就逐步扩大。一些先知先觉的资本玩家觉得其中风险太大而开始收回资金，“信交风潮”由此爆发。到1921年11月，上海共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后，每天至少有一家交易所歇业。泡沫破裂，一度空前繁荣的信用交易市场变成了一地鸡毛，投机失败者比比皆是。所谓“昨日陶朱，今日乞丐”，纸上财富最终不过是一场空。

市场信用坍塌后，证券交易空气日坏，即使是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不能幸免，而且其正是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押宝坐庄的对象。据参与其事的陈果夫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营情况本来不错，从开业到后来倒闭，营业额有数亿元，但因为某些人过度投机，甚至违规炒作本所股票，最终使得交易所停止交割并长时间停业，股票几乎成为废纸。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停业事件，和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组织的“协进社”有很大关系。因为协进社拥有本所股票3万股，当股价炒至120元后，一部分交易所创办者开始撤资，而张静江等人却以为自己有实力，仍继续大做本所股票买卖。1921年底，本所股票涨到每股200多元，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张静江等人非但未足额缴纳交易保证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这时发生买方资金不足违约而停止交割，最终让多头集团崩盘破产。

在这场风潮中，蒋介石同乡、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因套利失败欠债20万元，后来到处被人逼债而两度跳入黄浦江。多头集团的操盘手洪善强更惨，被逼得自尽身亡。闹到最后，虞洽卿等上海巨商不得不提出方案，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上海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合并，同时引进外国资本及洋员管理，才渡过难关。

炒股失败后，蒋介石等人决定前往广东跟随孙中山继续革命。离开上海前，他们找到交易所原理事长虞洽卿要求给予资助（或因他们仍持有原所股票而要求解决办法）。后者听后很是恼怒，说蒋介石等人搞垮了交易所，现在还要捣乱，不肯给钱。直到青帮头目黄金荣介入，双方经过谈判，虞洽卿答应以6万元了结，但必须在蒋离开上海那天才付款（怕他们拿了钱再捣乱）。由此，张静江、蒋介石等人鼓捣交易所的烂账就此一笔勾销。

畸形繁荣：孤岛时期的股市狂欢

1921年信交风潮后，上海资本市场仅证券、金业等6家交易所得以存活，昔日盛极一时的股票市场就此跌入低谷，而公债市场则后来居上，取而代之。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39年，公债市场因抗战爆发而一落千丈，而与之几乎同步的是，股票市场却在上海租界悄然复苏并迅速繁荣。

据旧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回忆，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本来只做公债票，但开战后公债无人过问，跌得不像样，于是有四五十家大厂商的股票上市，股票数额较大的是永安纱厂、新光内衣、美亚织绸三家，很多炒股的人都以这三家为标的。当然，孤岛时期的上海证券市场得以突然复兴，与租界的特殊性有关，因为当时日军慑于英美列强的压力而未能进入租界，孤岛虽孤，但安全相对还是有保障的。在此时期，租界里的各大银行、交易所仍旧照常营业，而随着战争的扩大，沦陷区资本和后来的南洋、香港资本也相继进入，加上中日套汇战、法币通胀加剧等因素，界成为逃避日寇掠夺的最佳避难所，同时也为囤货保值等投机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据1940年的统计，从各地流入上海租界的游资增加到50亿元以上，在此汹涌资金推动下，长期被冷落的股票市场咸鱼翻身，再度进入了一段畸形的繁荣时期。

据陈存仁回忆，当时的股票买卖，买客和卖客都可进场当面交易，一手付钱，一手交票，因此“交易所内人头挤迫，喊声震天，从前上海人穿的都是中装，少数人穿西装，在这个市场中，一件中装大概十天半月的时间就会被挤破，一身西装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就破了”。从这段话也可推想当时上海股票市场的热闹和混乱。

由于没有统一的场内市场，证券由各股票公司和证券行自由开拍、买卖，同一时间、同一股票的行情大相径庭，股票柜台交易和黑市交易都十分火爆。以股价论，当时各种股票价格都是屡创新高，有的甚至超过票面价值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如会德丰股票面值为白银10两，而市价竟炒至271两。再如新亚制药，战前不过数千元规模的小药厂，上市后竟摇身一变，成为十亿规模的五大龙头企业之一。永安百货公司有个小毛纺厂，股票从10元飙升到190元，按市值计算成为继荣氏企业之后的第二大棉纺企业。

当时的交易量也十分惊人。以上海众业公所为例，1937年的总成交量为1800万元，到1940年上半年扩大为5682万元，仅1940年1月8日这一天，就成交了132.2万股。这一时期，上海股票市场买卖投机几成白热化状态，股价也是大起大落，交易所还经常因价格涨跌幅度过大而被迫停市。当然，也有很多人靠炒股发了大财，成天鱼翅捞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抗战期间的上海股票市场并非产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社会游资投机的结果，完全是一种畸形繁荣。尤其在抗战的最后一年，证券交易所几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赌场，投机猖獗，泡沫大到吓人。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这些股票最终形同一堆废纸。

抗战结束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被查封停业，股票买卖转入黑市。1946年9月，南京方面指定杜月笙牵头筹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证券交易得以恢复。当年11月，交易所日成交量达到8亿多股，到1947年，总市值更是达到70783亿元。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下恶性通胀所致，而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股票市场也无法独善其身。在经历极其短暂的繁荣后，上海证券市场迅速衰退，股票价格全面暴跌。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证券交易所停业，旧中国畸形发展的股票市场也就走到了尽头。

投机与贪婪：疯狂股市背后的病因

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的股份公司之所以不能发达，其原因有四：一是法规很少，即使有也不遵守，“有法而不行等于无法，中国是无法之国”；二是法律状态不定，股份公司的股东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三是股份公司外缺少相配套的机关；四是股份公司内缺乏规范化管理人才。梁启超遗憾地表示，当时的中国不知法制为何物，即使清末已经有了公司法，但律文鲁莽灭裂，难以实行。到了民国，即使北洋及南京政府为规范证券市场而出台了相关法律，但效果很差，甚至根本就没施行。

梁启超所说的大体属于机制方面的问题，“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换言之，国人只是觉得股份公司的名义好听就冲进股市，至于公司的实际基本面通常不予考虑。

梁启超将股市泡沫称为“气泡”，谓其“张至极大时，即将散之时”，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股市泡沫的形成，除了机制上的原因外，股民无知的投机也是促成因素之一。如1883年的那次股灾，《申报》当时即评论说：“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

1910年的“橡胶风潮”就是如此。当时Kota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发行新股，孰料申购前一天半夜就有很多人来排队。到了第二天，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在一个小时内即全部售罄，股民的热情可想而知。对于这种现象，当时一些媒体也批评说，很多人连什么是橡胶都不知道，却照样大炒特炒，而且“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其奋身入市可谓趋之若鹜，几近疯癫，浑然不顾风险——橡胶园在几千里外的南洋，而股票更是在万里之遥的伦敦发行，两样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最吊诡的是，股灾每隔一二十年总要重演一次，而股民前赴后继，旧的去了一茬，新的又来一茬。原因无他，股市上巨大的财富效应让人眼红心热，追根溯源，还是人性的贪婪驱动使然。在股市的上升期，股民买股赚了钱，但多数人往往不知满足，反而想赚得更多而不断追加投资。股市在不断走向疯狂的同时，股民的风险意识反而减弱。即使用九头牛去拉，也拉不动这些头脑发胀的人群。到最后股市突然崩盘，很多股民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其本意是想多赚点钱，结果却纷纷走上天台“思考人生”。

对多数人而言，赚钱是永远都不会嫌多的，但股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超级大赌场，牛市的时候它是财富的放大器，一旦牛市结束，股市就成为可怕的绞肉机。在这里，人性的贪婪、恐惧与丑陋，也被成倍放大。以历史的眼光看，股市中的各种概念炒作、暴富神话、投机与骗局，都是形成股灾的要件。百年前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作者系文史学者）

    晋人王猛，扪虱而谈，乃雅事也，我竟也曾扪虱而谈过，然为苦涩之事，本文有一节记之。我欲以“扪虱堂”名居所，妻以“不卫生”讽之。盖彼不知“扪虱而谈”乃褒语，我用之，已有自夸之嫌矣。我犹用之，乃为留一点与扪虱有关的国家苦史之记忆也。

——题记

文│李乔

我的籍贯

费孝通说，乡土社会，籍贯都是取自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又谓，继承籍贯，就像是继承姓氏一样。他用自己举例：父亲是江苏吴江人，虽然他自己十岁就离开故乡，但填“籍贯”一栏都要填“江苏吴江”。费孝通称此为“血缘性的地缘”。又说，籍贯是“血缘的空间投影”。（《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

籍贯取自父亲，籍贯里也就包含了所谓阶级血统。你原籍家里是财主，你就有了财主血统，穷人也一样。一查你原籍，你祖上是何许人、你的阶级出身也便可知了。

我的籍贯，按费先生所说的老习惯，应随父亲填“河北徐水”。但父亲绝不许这样填，而是必须填“北京”。当然，我生于京，长于京，填“北京”也算对，但那是另一种标准，与费先生所说的老习惯不同。父亲自然懂老习惯，却决不让我按老习惯办，原因是出于对血统论的畏惧和避险。我爷爷是破落了的地主，但破落地主仿佛摘帽右派，还要算地主。所以，倘若我填籍贯为“河北徐水”，便会与爷爷、与“地主”挂上钩，如果哪一天遇上政治麻烦，一查档案籍贯，说不定会“赶回原籍”去。在“左”的政局之下，“血缘的空间投影”，对我是有一定威胁的，而填了“北京”，就可以多少斩断一点与老家的联系，实质也就是斩断与我爷爷的联系。这样，我的血统似乎就纯洁一些了。这似乎像一场籍贯革命，是被逼着造祖籍的反。

实际上，我连爷爷都没见过，对他的历史也一无所知。前些年才知道，爷爷是一位开明地主、抗日地主，他曾掩护过国民党派到京津保地区的抗日地下人员，也掩护过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解放战争后期，我父亲也成了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他是我党冀东情报总站天津站北平分站的情报员。北平一解放，父亲参加了旧北平警察局的接管工作。因为父亲是个老公安，懂得政治里面的名堂，所以很在意籍贯问题，我的籍贯也就必须填写北京了。

大伯李庄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的子女，我的堂兄堂姐们，好像填籍贯都是填“河北徐水”。大概因为他们都坚信老爸已是老革命了，不用怕有个爷爷是地主，不用担心填了“河北徐水”就会被赶回徐水老家去。

张大吹

张大吹者，本名张大伟，大吹乃其诨号，我的中学同窗。我与彼同居一胡同，我居公安局宿舍，彼居海关宿舍，相隔百余米，抬眼可望，抬腿便至。

值“文革”失序，课堂大乱，大吹学得物理“力”之概念后，常出手猛击同学，曰：“给你一个‘力’！”致其踉跄不已而后快。某日，老师偶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大吹竟能当堂答问，老师惊诧不已，同学更惊为“神了”。细一询之，其舅乃一工厂造反派头目，略知马列皮毛，大吹与其同住，遂熏染如此。因大吹能言善侃，故得摹其特点之诨号。

我家蒙难，家母以“走资派”挨斗，我悲怆填膺。某日，偶因与大吹琐事未合，大吹竟劈头曰：“祝你和你妈同样下场！”我闻之如遭闷棍，浑身激灵，羞愤异常，大吹则扬长而去。此一情景，三十余年过去，犹清晰如昨日。又某次一同学问军统局全称，我答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大吹应声讥讽道：“你家是国民党吧，难怪你知道。”我登时哑然，并深悔失言。

据闻大吹之父乃天水军分区长官。“文革”中军人“支左”“军管”，吃香得很，不知其父曾介入地方“文革”否？大吹其父其舅，一为煊赫之军人，一为喧嚣之造反派，如此家庭背景，视我为“黑后代”并恶语相加，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只有隐忍而已。

初中毕业，各奔东西，大吹去了天水。本料其蒙父庇荫，日子必快活，然未几竟传来其病亡消息，乃黄疸型肝炎致命也。揣测因天水医疗条件较劣，他爹在当地虽也算个人物，但竟未能保住儿子小命。我之心情，犹如五味瓶，真不知何味也。往日受其辱之恶气，全然消散矣，唯有痛惜叹惋。悲夫！

我曾扪虱而谈

旧时农村卫生差，虱子附体是平常事。未庄的阿Q就和王胡比赛过捉虱子。解放后，大讲清洁，虱子遂敛迹难见。一直到“文革”，我从未见过虱子的模样。“文革”一大串联，可开了眼了。鄙宅院里住进许多串联小将，其中不少人是“虱子载体”，街道上让各家捐被褥，虱子便从“载体”身上串联到各家的被褥里。这批虱子，来自五湖四海，坐过火车，乘过轮船，一齐汇聚辇下，比未庄的虱子可风光多啦。

小将们用过的被褥把虱子传给了我，那些日子便常常在灯下边捉虱子边侃谈。两个大拇指盖儿是刑具，一夹死一个，一夹一片血。虱子不搞计划生育，下的仔儿叫虮子，一堆堆白厉厉的排在衣褶里。阿Q和王胡曾比赛谁咬虱子咬得响——这我比不了，但若比虱子的风光和见识，它未庄的虱子能比得过我麾下之虱么？小地方的虱子嘛，顶多也就见过油煎大头鱼，哪比得上我的虱子，不光坐过火车，还见过紫禁城呢。

阿Q进过城，他很可能把虱子带到过城里去。但数量绝不会比小将们带进北京城里的虱子多。我是个挺讲卫生的帝都子民，连我都能扪虱而谈了，可见当时虱子进京的规模。它们是趁着动乱进京的，可谓史无前例，前无古虱。

后来，我知道了魏晋名士扪虱而谈的雅事，心想，我也曾扪虱而谈过，也算有了一点魏晋风度——当然，这是我在胡想混说。那个时代，只有虱子，哪会有风度呢？

就是不服！

当年批邓，人心不服。酒店茶肆，亲朋聚会，时有“亲邓言论”。

邓小平当时住在北京东城宽街一座临街路北的老宅院里。我家也住东城，距邓宅三四站地，我上班的工厂，离邓宅也不远，所以经常从邓宅门前路过。我曾亲闻一位家居宽街附近的老工人言：“常见邓小平早上站在门口，东瞧瞧，西望望，嘿，人家就是不服！”意思是小平同志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不服。又听厂里工友议论：“也真怪了，批了个溜够（北京土语，放开、足够、透底的意思——笔者注），人家老邓就是不臭！”那个年代搞大批判，预期目标都是“批倒、批臭”，“四人帮”对小平同志也企图达此目的，但无论怎么批，小平同志依然在人们心里保持着应有的位置，特别是在有正义感、有头脑、有文化的人们心里，小平同志才是正宗的共产党人。

回想起来，当年小平是否真的在院门口眺望，表现出不服的样子，难得确证。但小平同志肯定是不服，怎么批也不服，则是无疑的。那位老工人说小平不服，实际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服，表达人民群众的不服。人民群众的确是不服啊，要不怎么“批了个溜够，就是不臭呢”，要不怎么后来发生了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呢。

千灵山石塔与永清白塔

携妻游京西南之千灵山。孙膑洞有一村妇守洞，言山间动乱掌故。十八壮汉欲推倒观音洞侧之石塔，竟岿然未动。村妇释为塔有灵性。有山僧数名曾被缚于山间饿毙，余问追究否，曰彼时混人受赞，不了了之。山僧自何来，言近有戒台寺。询村妇常出山否，去过天安门否，答皆未也。知其为浑朴山民，所言乃极狭地域发生之信史。登山观塔，塔乃绝品，明嘉靖年制。雕刻之佛面多凿损，料是壮汉撼塔未果而迁怒于佛面。所谓洞天福地，竟遭此屠灭。宗教乃人民之鸦片，谬解此语，害何大焉。苍山无语，佛塔兀立，荒唐史页，人鲜知晓，故记之。

河北永清县白塔寺，兀立田亩之中，庙貌巍然，乃一香火甚旺之巨刹。然半新不古，难称古刹，盖“文革”间，庙宇毁于灭佛洪流，今庙乃晚近新构耳。所幸白塔犹存，为旧庙仅存之遗物。塔高二丈，塔身洁白，浮雕灿然，唯塔尖无存。

余游塔前，一老尼姑告曰：造反乡民驱大马五匹，欲拉倒白塔，然难撼其一分，遂以为神，相顾曰，再拉则出大事，遂罢手。因古塔存，旧庙得以重光。老尼姑又告，塔尖被一老乡所据，庙方欲购之，价昂，未果。

论曰：文物或毁于乱，或毁于愚，或愚乱交加而毁灭。文革”既乱且愚，文物在劫难逃，千灵山石塔、永清白塔寺，亦自在劫中矣。

于“馄饨侯”谈史

笔者多次与报社同仁饭于京城王府井左近之名饭馆“馄饨侯”，每食必做一席谈。此“席”非宴席，不过馄饨配芝麻烧饼加荤素冷盘耳，边吃边谈，实工作餐也。然馄饨味道甚美，据闻周总理亦喜食之。

一次与同仁边吃边谈文稿，涉及史上“左”祸，言语间，诸位皆慨然于色。

诸位又谈及“文革”之事，笔者发一议论：“十年光景，吾由少年长至青年，耳闻目睹，亲历亲见，那时真是混沌（馄饨），看不清，理还乱。馄饨尚属美味，那十年便只有苦味了。”同仁闻之大笑。

近来退食在家，浏览网文，竟看到不少为“文革”、为左倾歪理评功摆好的文字，似乎要把30多年前早已“拨乱反正”了的理论、结论，再“拨正反乱”回去。观其文字，大多血气旺盛而弱于理性、学养和视野，想来作者都是些幼稚的“政治菜鸟”——他们是多么需要真史的教育啊。

“满街都是圣人”

多年前某秋日，余赴南方一小城开“南宋理学家杨简学术研讨会”。会后徜徉街头，忽见市民于衙前集会，要求撤销污染环境之建设项目。警员控弦以待，集会者齐呼“人民警察爱人民”云云。又见一支队伍，百余人，国旗前导，呼啸行进，队中多人手持一纸，上绘骷髅，意谓污染索命。二持纸女郎语我：有市民被打伤矣。我未敢确信也。问二女：“何不以正常途径反映意见？”凛然答曰：“倘有正途，何须用此？”我明知故问，探其心理耳。

徘徊街市，心想，警员集结，必因有人无理取闹，抑或有理取闹，动武维稳，亦在情理之中。然，翌日见报纸头条载，领导尊重民意，项目坚决下马——一日之间，“乱民”变为“良民”，取闹变为义举。朱熹有高论：“满街都是圣人。”信然。余之所见满街民众，即为懂得“天人合一”之理的“圣人”也。而当局知过则改，也一变而为“圣人”矣。

十八大报告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旨哉斯言！若各地当道皆以此观念理政，落实群众路线，何愁天下不太平？

（作者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

文│石破（资深媒体人）

【80后，独一无二的一代】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一个人呱呱坠地在什么样的时代非常重要，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

从这一点看，80后是幸运的，他们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人。“文革”刚刚过去，一切生机勃勃，虽然不时还有“倒春寒”，但1980年代的主旋律是向上的，不管农村还是城市，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80后的父母是被耽误的一代，他们努力把自己的青春补回来，也发誓不再让孩子被耽误。那时的物质条件刚刚改善，多数家庭尚不富裕，但他们仍“瞻未来，无限美”。

谈到80后，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代。因为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宽，90后还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弟弟或妹妹，80后则很难实现这个愿望——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都已为人父母了。

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代。

国人因缺乏抚育独生子女的经验，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后，对80后一代的宠爱就在所难免。当时的社会舆论忧心忡忡，将他们称为“小皇帝”“小公主”，怕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娇生惯养，经不起磨折。尤其他们的父母都是从贫困中走来的，“吃苦耐劳”“省吃俭用”乃家常便饭，也一直被视为国人最优秀的品质。而很多农村的80后已不会种地，城市的80后不会洗衣、做饭，长大后他们怎么养活自己？把国家的未来交给他们，他们能扛得起这份重任吗？我们能放心吗？

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放心不下，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事实证明，大人们多虑了。

80后如今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期。虽然仍做不好家务，照顾不好自己，但他们接触新事物快，熟悉新生活的节奏快，更少传统的负担，更敢于面对未来。

在他们成长的这二三十年里，中国在剧变，世界也在剧变，而80后也跟上了这种变化节奏。当经济形势严峻，他们找工作也会遇挫折，但从整体上讲，他们都能从自身找问题，找原因，去适应工作节奏和性质，如果真不适合某份工作，也不会浪费时间，而会干脆地选择创业或其他机会。“目前全球经济都不好，经常会听到行业不景气或者裁员的消息”，深圳某公司项目经理、80后的孙佳佳说，“对我来讲，世界经济再不好，它也会继续往前走；你所在的行业再不好，也会有黑马公司跳出来，我们做好自己就是了”。2008年大学毕业前，深圳一家公司来校园招聘，孙佳佳欣然应聘。刚来时，刚好赶上全球金融危机，她经历了公司艰难的转型，很多同事选择跳槽，但孙佳佳留了下来，做了三年销售、四年主管，刚刚晋升为项目经理。她感慨道：“每个人做选择都有自己的原因。对我来讲，收入能养活自己，还能学到东西，就是不错的公司了。我没想那么多，我个性也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

工作压力、竞争压力、房价压力、成家立业的压力……他们在重重压力下长大，却并不像长辈们担心的那么不堪一击。他们最好的品质是融入、接纳和承受。他们喜欢新挑战，不断尝试新的生活方式，驴友、探险、环保、旅游、网购、重视社交媒体……他们的肩膀并非那么娇嫩，而是默默地把责任放在肩头。他们希望在父母老去之前，自己要尽快做出成绩。

他们也是对国家、对后代有责任感的一代。他们知道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能一步一步走，中国的环保队伍、社工组织、公益群体、记者群体，处处可见他们活跃的身影。

【兼容度更高的90后】

90后从出生起，成长的每一步都有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成果相匹配。他们一面接受着传统教育，又一脚踹开了新技术的门。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网络新词、网络流行语，这些词语有的因挑战传统语言系统而被拒绝进入严肃的表达场合，有的却融入了全民日常表达，甚至被收录进了《现代汉语词典》。

90后更少愤世嫉俗，对别人的评价更温和、更中性。他们羡慕、肯定同代人中的成功者，比如对“奶茶妹妹”章天泽，有人将她视为90后的代表，也有人认为她只是个特殊例子。他们不需要被谁代表，也没有谁能够代表他们。但不管是否将“奶茶妹妹”视为代表，他们都对她的选择予以肯定。“她并不是离开刘强东就不行了。她家境本来就好，自己也努力，所以才能考上好大学。她能嫁给‘钻石王老五’，也算人生一大赢家，他们夫妻俩算是‘珠联璧合’了”，上海同济大学学生、90后的张佳强如此评价。

在移动互联时代，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90后们有自己的标准。他们现在还小，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大多数仍处于求学阶段。他们的家境普遍更好，属于被宠大的一代，因此更自我、更多元。他们不太“忧国忧民”，因为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有保障，怎么可能“家破人亡”或当上“亡国奴”呢？自己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父母还年轻，能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因此他们不害怕失败，乐意尝试一切，不介意从头再来。孙佳佳就说：“我招聘的90后新人，感觉他们更有主见，因为家里没什么负担，有的家长还给予经济支持，所以选择工作比较自由，少了经济上的顾虑。”

虽然长辈们感叹新技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们更关心远方而不是身边的亲人，但90后们却对此甘之如饴，因为不管你接不接受，这都是现实——世界将变得更加虚拟化。

80后经历过太多的社会变革，他们时常显得迷茫，而90后却更加愿意隐藏锋芒，不直接表现喜怒哀乐。他们不太喜欢固定地待在一个团体，但也不会游离在人群之外，他们的朋友圈很广，但多数是点头之交。他们崇尚自由，独立却不孤立；他们懂得成人社会的规则，却仍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单纯。

80后会为了理想奋不顾身，拼尽一切，但90后会更多地寻求平衡，达到利益最大化。相对于90后，责任感更强的80后在工作选择上更保守些，他们更能忍让、迁就现实，而90后会首先强调自我。在对于管理权威的认同上，80后更愿意遵从等级秩序，而90后会更喜欢标新立异。

经济形势不大好，他们都感受得到。但他们并不觉得害怕，“就算就业形势不好，只要我能力强，也能挤掉不行的同学，找到好工作”，上海的张佳强说。就整体而言，在敢闯敢干这一点，80后、90后还是共通的。

他们对这个世界还有困惑，有不解，但他们勇于探索，不迷信，不极端。他们也可能会对现实不满，因为“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在媒体上能读到“老人跌倒扶不扶？”甚至“围观跳楼者”的新闻，看到种种冷漠的表情，但我们同样能从以80后和90后为主力军的公益群体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在闪耀。

“我觉得世界终究是属于年轻人、属于未来的”，郑州的80后记者徐小斐说，“但怎么定义年轻人？我觉得保持一颗年轻、有活力的心，就是年轻人。我看到很多50后、60后、70后，虽然年长，但在工作中的创新精神要比我们80后、90后更充沛，未来同样是属于他们的。”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责任，自动地从一代人的肩上转向下一代人。不必叹息，不必嫉妒，这就是人类进步的规律：一代比一代更快、更高、更强——他们将走得更远。

“改革不是口号，而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教育改革尤需这种精神。

文│刘道玉

    在中国，启蒙一词是来自于外国，最早出现于法国，法语是lumières，英语是enlightenment。大约在17至18世纪之间，法国出现了一个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通常被称为启蒙运动，代表性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这是欧洲历史上自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主要目标是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为确立资本主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对日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及19世纪欧洲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什么叫启蒙

康德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784年他在《什么是启蒙？》一文里，首次对“启蒙”作了诠释，他指出：“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从字面上解释，启蒙就是启迪、启发、开发蒙昧、破除迷信等。从本质上说，启蒙就是解放人的心智，用自己的理性自由地思索和追求。要做到这一切，需要有独立的灵魂和判断能力。总之，欧洲的三大启蒙运动，对于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又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欧洲的启蒙运动本来就是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这就使得我国的启蒙运动相较于欧洲晚了200多年。中国的启蒙运动肇端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者合称为我国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首次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个口号给人们一种新鲜感，遂成为五四运动的两面鲜明的旗帜，对于思想尚处在蒙昧时期的国人曾起到一些启蒙作用。这次启蒙的主要目的是反帝、反封建、拒和谈及惩办卖国贼，在这些具体目标上虽获得了成功，但相对深入的思想启蒙来说，五四运动仍然是不成功的。

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各种因素以外，还因为这次运动在启蒙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先天缺失。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把自由摆在首位绝非偶然，因为自由是思想启蒙的灵魂，缺失了灵魂的启蒙运动，当然是不能成功的。从孤立角度看，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思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启蒙指导思想却存在遗珠之憾，那就是缺少了自由。试问：如果没有自由，何以能够实现民主与科学？这种先天不足注定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

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980年代的解放思想，可谓中国第二次思想启蒙，它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推翻“两个凡是”犹如一枚炸响的春雷，从而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他们如释重负，喊出了“甩开膀子大干”的豪迈口号。我亲身经历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那时人人思改、人人思变，甚至说出“不是做不到，而是怕想不到”的话，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黄金时代。

到了1990年代初期，经济和文化教育呈现另一个局面。就高等教育来说，在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口号下，大学合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大专甚至中专都升格为大学，大学改名成风，有些甚至一改再改，追求名字越大越响亮越好，这些是虚荣心的表现。在以教育拉动经济的思想驱动下，“大跃进”式的扩招一直持续了20年，在最高年份年增速竟高达49.5%。“长江学者”本是香港李嘉诚先生捐资设立的，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获得。于是，各大学都以本地的名山秀水命名了一批学者，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峨眉山学者、闽江学者等竟多达38个。

面对问题丛生的教育，我的心情极为沉重，真可谓是寝食难安！我朝思暮想：为什么制定了那么多的教育改革纲领和规划，但教育改革成效却始终裹足不前？为什么《深入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已颁布16年了，而各地至今依然还在搞应试教育？为什么各大学的攀比和学术腐败得不到遏制？“状元”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弃的名称，为什么至今还在炒作？统一高考饱受诟病，为什么改革不了？全国补课市场收入高达6000多亿，如此疯狂的课后班为什么屡禁不止？各界对教育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为什么充耳不闻？为什么钱学森之问提出10年而至今无人回答……

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的新启蒙

我思前想后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国人仍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从教育部门的领导到办学者，从教师到学生及家长，一些人尚处于教育的蒙昧状态，这就是我提出进行教育新启蒙的缘由。谓予不信，请看以下事实：国家教育部前领导人说，我国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因为我国“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笔者注）普及率达到85%以上。但这只是量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质内容无涉。

我的一个学生是某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与他讨论教育改革，我说当今大学改革少有成效，他反驳我说：“校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已达到大众化阶段，这就是改革的成绩嘛！再说，我国独创的‘二级学院’也是教育改革的成果呀。”我驳斥说：“你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量的发展，而不是反映质变的改革成果。至于独立学院更是一个怪胎，它是教育腐败的温床，是投资商利用名牌大学办学敛财的手段，不少大学官员腐败都与独立学院有关。”这说明，某些人根本就不甚了解教育，更不知何谓教育改革，以至于把发展当改革，把一些滋生腐败的独立学院当作改革的成果。本来，发展与改革的概念分野是十分清楚的，也是不容混淆的，所谓的发展，主要是指数量的增加，如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校园占地的拓展，教育经费的增加，办学条件的改善等，这些只依赖于投入的增加。而所谓教育改革，主要是指教育质的改变，例如以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代替相应旧的一套，而这些都是依赖于创新来实现的。

我们再看看社会对待教育改革的态度，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给学生减负，然而家长却强烈要求给孩子补课；奥数班、补习班屡禁不止，甚至出现学生以罢课形式要求暑假补课的怪象。某些大学的年轻教授和博士也醉心于应试教育，一些家长甚至在校外租房陪孩子准备高考，目的是要考上名牌大学。某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教育儿子的办法就是让他一遍又一遍做习题，稍有违抗，就拧耳朵或打屁股，甚至骂他脑子笨，这哪里还有一丁点受过师范教育的素质？北大与清华是两所重中之重的名大学，为了争夺招收所谓的尖子学生，居然在网络上互相攻讦和展开骂战，可谓斯文扫地。

面对堆积如山的大学问题，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发出了呐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评论说：“中国大学的问题太多了，七天七夜也说不完，不是一方面，而是哪一方面都有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教授章启群也发出怒吼：“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批评说：“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一切说明，我国为数不少人不懂什么是教育，不懂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更不懂什么是教育改革以及究竟怎样进行改革。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措施就是进行教育启蒙，重新认识教育的真正目的，认识教育改革的实质，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学习近代教育启蒙代表人物的论著，如《爱弥儿》《人的教育》《大学的理想》《大学的目的》《大学的使命》《废墟中的大学》《教育在十字路口》《乌托邦大学》等。

改革者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天生的，只有学习世界教育经典著作才能够懂得教育的真谛，也只有通过改革实践才能真正懂得改革的意义。改革不是口号，而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何以获得突破性的改革成果？改革不应当有禁区，不敢突破禁区，就不配称为改革者。改革是一个人的品位，是其价值观、人生理想和大无畏精神的综合素质，而教育启蒙的目的就是赋予教育者这些素质。

怎样进行教育改革的新启蒙

    怎样进行教育启蒙？启蒙主要靠教育者自觉地进行心灵修炼，也需要一批先知先觉的改革者起表率作用，各种媒体也要进行正确的宣传和引导。欧洲是近现代思想启蒙的发源地，根据他们的经验，启蒙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道路可以借鉴。启蒙者可以是思想家，也可以是君主、领导人、神父或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在我国，只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都认识到教育改革的重大意义，方能自觉地投入到各级教育改革的实践中，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我国教育改革有根本性的突破。时不待我，悲观是消极无作为的态度，怨天尤人也是无济于事的。约塞夫·熊彼特是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他于29岁时创立了创新理论，一举蜚声世界经济学界。他在临终的遗言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真正对理想的拓荒。”因此，无论是教育启蒙或是教育改革，唯有行动起来，知难而进，才是一个改革者应有的品质。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本刊编委）

文│单世联

    “把一切献给党”不但是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也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党员应当秉持的信念和操守。严格地说，革命者没有个人隐私，个人属于党，生命属于组织，个人婚姻也与职务升迁、工作变动等一样，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在许多情况下，结婚不结婚，与谁结婚，都受到更高原则的制约。

黄慕兰：为革命结婚，为革命分离

革命不只是男性的事。中国革命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姐，有无数女战士、女烈士，也有许多身份高贵、周旋于权贵富豪中间的女性，著名的如胡兰畦、秦德君、董竹君等，还有黄慕兰。

黄慕兰是著名的“浏阳三杰”之一黄颖初（另两位是谭嗣同、唐才常）之女，1907年生，1925年与父亲的朋友之子结婚，不到一年就逃到武汉参加革命。1926年任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因其端庄美貌、工作热情而在革命的中心风头甚劲，不但令诗人郭沫若热恋不已，也成为茅盾后来的《蚀》三部曲中主人公的原型。在武汉期间，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结为夫妇，后同到江西。1928年1月，宛希俨在赣西南特委书记任上牺牲，黄与饶漱石同居。1928年底，黄与饶一起到上海工作，重逢武汉时即已认识、此时是六届中央委员的贺昌，双方均有好感。贺劝说黄嫁给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当然也要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生活放荡的浪漫无边际作风。”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饶与黄分手后，到东北工作。1949年两人再见时，饶已是主政华东和上海的最高领导。

1930年3月3日，黄慕兰在香港生下贺平，此时贺昌已由南方局书记调任天津北方局书记。考虑到黄怀孕时坐过牢，患有严重胃病，孩子也先天不足，生下来就很瘦小，母子都不便随贺一起远赴北方，留在香港又没人照顾，无奈之中，贺与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商量，将孩子送给了卢彪夫妇。此事是瞒着黄慕兰进行的，直到离开香港上船时，贺昌才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又没奶，孩子怎么能带大？卢彪夫妇是我们的同志，又很想有个孩子，一定会把孩子比我们还看得更宝贝，把孩子交给他们，我是很放心的，希望你也放心！“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将来孩子长大了既是老卢夫妇的，也是我们的，还希望他来接我们革命事业的班呢！”在贺昌看来，孩子是“自己的”与女子“从一而终”一样，都是必须抛弃的思想。但黄慕兰似乎还没有想通：她与宛希俨生的第一个儿子已被送回宛的老家，现在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又要送人，母性的感情当然极难割舍。只是为了不让贺昌说自己“太感情用事”，她只好同意。

1930年北方局领导的暴动失败后，贺昌与黄慕兰回到上海。黄在潘汉年的单线领导下，以“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身份营救被捕同志，其主要资源是进步律师陈志皋及其父亲陈其寿。陈家是清代康雍年间著名的陈阁老陈元龙的后裔，为江南世家，地位显赫，人脉广泛，既是黄慕兰理想的保护伞，也是她接触上流社会、扩大社交网络的平台。更巧的是，不知道黄慕兰真实身份的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陈家也认为她是标准的书香闺秀，都愿意帮助她，如提供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的情况、参与营救关向应、为周恩来刊登“伍豪启事”等。这一关系极为组织所看重，周恩来就对黄说：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幕后的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为了抓牢陈志皋，1931年8月，由组织备礼出钱，黄慕兰宴请陈家亲友，拜陈家父母为干爹干妈。1931年秋，贺昌奉调江西苏区，黄继续留在上海。此后一段时期，陈志皋频频示爱，黄对之也有好感：“使我俩感情不断靠拢的是，陈志皋在我的影响下，充分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和社会地位，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出了大力。”已婚的黄慕兰自然不便接受陈志皋，但组织却屡次要求她找陈志皋——总是有新的被捕者需要营救。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求婚。黄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我还不知道贺昌的消息，总还是念念不忘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接我去中央苏区，盼望着能与贺昌重逢团聚。所以我对志皋说：‘我跟你的家庭地位不般配，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做你的终身伴侣的。’他为了表示对我忠贞的爱情，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只得说此事尚容我慎重考虑，以后再答复他。”次年，陈母又托人向黄母正式求婚。考虑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影响及其对开展营救工作的重要性，组织来做工作了。潘汉年调往江西苏区后的继任者刘伯垂对黄慕兰说：“你的工作对象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指定给你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对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决不会埋怨你。”

既然是组织的要求，黄慕兰也就服从，何况她对陈志皋也是有感情的。1935年5月，黄、陈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申报》等都作了报道。此后，贺昌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江西从事武装斗争；黄慕兰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身份和已经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陈志皋也逐步自觉地为党工作，如参与营救“七君子”等。黄、陈婚姻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典范，而革命确也从其婚姻中得到帮助。1938年1月，周恩来派刘少文来上海，在安排黄慕兰工作的同时，还特别向陈志皋致谢。此后，黄的工作即属于刘少文情报系统。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是组织安排结婚，而是要求把婚姻继续下去。黄、陈的婚姻总体上是完美的，但也不是没有缝隙。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曾提出离开上海到延安的请求，未获批准。1942年黄到重庆，向周恩来表达了离开陈家的愿望。黄慕兰向周恩来哭诉，自己在陈家一直没有公开过真实身份，心中愧疚难耐，而且又听说陈志皋有外遇的传闻。周恩来劝说道：“对旁人传说的风言风语你不可随便相信……我们共产党员肚量要放得大一点，眼光要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民主人士即使有过那么一段罗曼史，有时恐怕也是出于社交工作方面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在这方面对党外人士不应苛求……你的心胸一定要开阔一些，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要去计较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了。”

陈志皋确有婚外情。他在大学时与女同学彭庆修交好，彭毕业后嫁给了一位律师。抗战胜利后，陈与彭旧情萌发，来往亲密，以致彭与其夫离婚。黄慕兰对丈夫的外遇当然不快，而周恩来认为：黄是共产党人，陈是民主人士，因此不必与之计较。

组织对黄、陈婚姻的第三次要求则是分离。1949年后，黄的党员身份未得到确认。1950年，陈志皋一方面因新政权未给他以合适的安排而深感寥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已与彭庆修同居，决定不再在上海蜗居憋闷而到海外另闯一番事业。此时，组织上亦有派人到海外发展、为国谋利以打破西方封锁的设想，黄、陈夫妇自然是理想人选。黄慕兰不想走，但“（刘）少文同志专门传来中央指示，答复说志皋的打算正合工作需要，同意他去海外另图新举，中央既已同意，我虽心中痛楚却不便再坚持反对；而我又决心留在国内，无形中就更促成了他偕彭庆修同行。当时我们两人的心情虽彼此有矛盾，但仍能以大局为重而互勉”。1950年5月，陈志皋离沪赴港，从此黄、陈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黄慕兰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红军长征后，贺昌留在江西坚持斗争，1935年3月5日在会昌河边负伤，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陈志皋走后，黄慕兰结束了她与陈合办的“通易公司”的善后工作，然后担任居委会宣传部部长，参与街道和里弄的社区工作。1955年6月15日夜因“潘汉年案”被捕，1960年转入秦城监狱。1963年出狱，与儿子一起生活。1967年6月10日再入秦城监狱。1975年5月释放，接着是要求平反、争取恢复党籍的漫长上访路。1980年发下一张留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1987年，中组部决定：承认1926年入党，但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

谢和赓与王莹：相恋而迟迟不能结婚

在1930年代的上海演艺明星中，王莹是最具才华的一位：不但有大量演艺作品，还有在孤寂状态下完成的长篇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她还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不过，王莹之所以特别令人关注，还是与她的人生悲剧和婚恋有关。

王莹是安徽芜湖人，生于1913年。1928年到上海，成为复旦剧社、艺术剧社等左翼团体的主要演员。1930年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动。1932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先后主演了《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等影片，是红遍上海滩的演员，也是头角崭露的文学新秀。从其后来的命运来说，这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她与蓝苹（即后来的江青）的交往与结怨。两人的亲密合影一直保存到现在，但在电影《自由神》中，王莹是主演而蓝苹是配角；在话剧《赛金花》中，王莹是A角而蓝苹是B角。王莹的成功令蓝苹心存忌恨，为王莹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抗战开始后，王莹与丈夫金山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到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第五战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南京，王莹认识了时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双方均有好感。此后在台儿庄前线、中原腹地、武汉三镇，王、谢均有良好的合作并相知相爱。

谢和赓生于桂林书香之家（其父为新桂系首领之一黄旭初的秘书谢顺慈），1930年加入共产党后从事秘密工作，在察哈尔同盟军任吉鸿昌的上尉秘书。吉部失败后，谢根据组织的安排，手持冯玉祥的介绍信回到广西。为了尽快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重视，他和白崇禧的内弟马仲孚合著《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况》一书，并发表《谈广西的对外贸易》等文章，对广西的经济建设建言献策，受到正在致力于建设“大广西”的桂系领袖的欣赏，被聘为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等。利用这一身份，谢和赓努力接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如帮助白购书，为李夫人郭德洁查书，终于赢得白崇禧的信任，成为白的秘书。1934年谢与白夫人马佩璋唯一的表妹杜璇结婚，并生下一子谢镛。1937年8月，谢和赓正式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大本营的中校机要秘书。1937年10月，谢写成一万五千多字的建议书《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时任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采纳了其中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一时成为抗日名言。在此期间，谢和赓搜集了许多绝密情报上报组织。1939年底，谢的上线领导宣侠父调西安“八办”协助林伯渠工作，他的工作由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亲自过问，而由桂林“八办”主任李克农直接领导。

1939年4月，由李宗仁、白崇禧提议，周恩来、董必武赞同，“演剧二队”改名“中国救亡剧团”，由王莹与金山率领赴南洋宣传抗日，1941年春载誉而归。在此期间，王莹与谢和赓鸿雁传书，感情日深。妨碍他们结婚的，当然与他们都有家庭有关。不过，还在南洋期间，王莹和金山之间就裂痕渐生，而谢的婚姻也不幸福，婚后不到一年就分居。在这种背景下，谢认识并爱上王莹不但合情而且合理。1941年王莹与金山的婚姻解除，她和谢和赓的关系日益公开，这在1942年的重庆文化界掀起一场大波。王莹的一些朋友和同志，包括郭沫若、田汉、范长江等人，都反对她与反动军官结婚。有人或当面发难，或背后攻击，甚至给领导施加压力，意在拆散这对情侣。另一方面，在白崇禧的身边，也有人反对谢和赓与一个接近共产党的“红色影星”恋爱，认为这可能是共产党的“美人计”。王、谢的婚姻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白崇禧的态度。

周恩来是细致入微的，他理解王、谢的恋爱，对那些传播是非、给热恋中的情侣制造冷风寒流的家伙给予严肃批评，同时又分别召见王、谢。他对谢和赓说：“你和王莹的恋爱是完全正当的，党组织决不干涉你们的私事……你和你的妻子早已不能相处，思想、生活完全水火不容，这是侠父详细报告我的……为了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你现在决不能跟你的妻子离婚。因此，你和王莹今后到了美国，绝不能同居，也绝不能结婚，一直要到你的旧关系解决之后，你们才能结婚。”

周恩来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要把恋爱和结婚区分开来。谢和赓可以与王莹恋爱，但不能结婚。因为杜璇是白崇禧的亲戚，维持与杜的婚姻有利于获得白的信任，有利于谢和赓获取情报。同样的话，周恩来也对王莹说过。在重大的政治需要面前，身负重任的谢和赓对这一革命原则并不陌生。

白崇禧也是非常开明的，谢和赓与杜璇失和，白不是责怪而是十分同情这位能干的秘书，对于谢、王相爱也予默认。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白也从未向夫人说明真相。对于那些反对谢、王恋爱的人，白明确说：“我觉得那些管闲事的人，忌妒吃醋的人可能有，借机挑拨我与和赓关系的人也可能有，和赓跟王莹恋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样，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始终在保护着一个共产党的间谍。

谢和赓与王莹就这样维持着恋爱而不结婚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在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宣传工作。谢和赓、王莹分别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学习员”和国民党海外部“视察员”的名义赴美，实则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美国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在美期间，谢和赓先后入费城、芝加哥等地的大学读书，后任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代总编辑，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王莹先后在耶鲁大学、邓肯舞蹈学校学习，同时组织中国剧团在各地巡演，宣传中国抗战，1943年还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话剧和街头剧，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好评。1947年，谢、王都来到纽约居住。在美期间，谢和赓与王莹“不结婚，不同居……在到美国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虽然他俩年龄都已三十多岁，他俩一直努力控制着情爱的冲动，保持着爱情花朵的洁白无瑕”（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1950年2月1日，桂林市人民法院判决了谢和赓的离婚申诉。2月10日，谢和赓收到姐姐寄来的判决书。2月22日，谢和赓与王莹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距他们相爱，已经十多年了。

谢、王一直与组织保持联系。1945年4月至6月，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谢、王还专门去汇报工作、请示指示。1948年，马季良（唐纳）由香港到纽约，给谢、王带来夏衍的一封信，大意是大陆即将解放，党内急需干部，希望谢、王做好回国准备。可见，早在革命成功之前，党的领导人就高瞻远瞩，把工作做到了国外。

1954年底回国后，谢和赓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王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无论在文艺上还是在政治上，这对夫妇都没有当年的风采了。1957年，谢和赓因提议保护古迹牌楼而被打成右派，两人都失去公职，后迁居北京西郊香山狼见沟，避世独处。1966年夏天，谢、王夫妇因“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投进秦城监狱。1969年春，还在狱中的谢和赓赋《忆秦娥》一首怀念王莹：“风声咽，秦城梦忆香山月，香山月，满园春色，乌云忽送给王炳南，偶然触摸到了他冰冷的手，情不自禁地说：“怎么这么凉？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和暖和。”这句普通的关怀话，令王炳南在凛冽的寒风中怦然心动。不久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此后鸿雁传书，但双方都没有点破，这不仅因为王炳南已有妻子，也因为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都承担着重要使命，王炳南随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关露留在上海执行秘密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两人才在信中商定，时机一到就解决婚姻问题。

1946年，王炳南随周恩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他决定到苏北找关露商定终身大事，行前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和关露之间的关系以及到苏北的计划。几天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劝慰的口吻对他说：“炳南同志，关露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不少人以为她是‘文化汉奸’……炳南同志，你长期以来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如果你们两人结合，恐怕会给社会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并不利……”在党的声誉与个人感情之间，王炳南没有其他选择。1949年3月，关露去看望12年没有见面的王炳南，表达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执着，而王炳南则三次重复：忘掉过去吧。

关露的故事是令人伤怀的。王炳南在悼念关露座谈会上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1996年12月，胡绣枫对来访的关露传记的作者柯兴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去，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两次入狱，十年坐牢，皆因我这句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关露自杀用的安眠药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信封的里面，有王炳南当年送给她的照片。在王炳南题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的下面，是关露的题词：“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政治原因阻碍着王、关的婚姻。这不是王炳南的错，即使王炳南顶着压力与她结婚了，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在关露遭遇灾难的时候，王炳南似乎一帆风顺，直至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但他的婚姻始终为政治所左右。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德国人王安娜，这位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女性是最早一位随夫到中国参加革命的欧洲人。1938年12月，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王安娜到香港和上海，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以获得一批支援延安的医学器材。在沪期间，王安娜遇到一个留学德国时与她相识的日本人K博士，并受后者之邀到东京一游。此行给王安娜蒙上了一个阴影并直接影响到王炳南，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双重间谍。“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只好与王炳南分手”。（程远行《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1945年的事情。此后王安娜去担任宋庆龄的秘书，王炳南随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1950年，王与外交部秘书张浴云结婚。1966年初，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的王炳南被认为是“特嫌”（起因是他与曾经为党工作的董竹君女儿董国瑛有过联系，而董国瑛当时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在家闭门思过，不久被关进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张浴云也受到牵连，受到批斗，她曾两次逃狱、两次被抓回，在无法忍受诬陷、谩骂和污辱的绝望中，自缢身亡。“王很明了，张浴云之死是由于他的株连造成的。他心如刀绞，双眼涌泛了泪水，几十年的夫妻就这样诀别，连一句她受委屈的话都没有听到……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交部专案组同意王回家把张浴云去世的事告诉孩子们，但只许十分钟，而且还要专案组人员陪同前往”。（《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文革”结束后，在双方孩子们的策动下，王炳南与老朋友、也是被迫害致死的潘自力的妻子姚淑贤结婚。晚年的王炳南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推动了民间外交。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

民国时期的“六六”教师节

1930年6月6日，南京的一群教师举行了中华民国第一次教师节庆祝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师节的诞生。这次活动与其说是庆祝大会，倒不如说是一场自救会。当时的教师收入微薄，学校还经常欠发薪水。而且当时政局动荡，教师们常常要面临校长更换、党派倾轧等状况。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300多名中小学教师自发聚集在一起，他们推举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邰爽秋担任主席，并发表了一份宣言。教师们在宣言中说道：“同人等深觉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期所负责任之重，而社会责备至严；然其生活至不稳定，地位至不稳固，而复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固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抑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也！”教师们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了三点要求：改良教师生活待遇、保障教师地位稳固、增进教师专业修养。

教师们把节日定在6月6日，是因为6月已经接近学期末，发起人认为这是向政府提出建言的好时机，因为如果有改良的方案，可以赶在下一个学期实行。而且“六六”教师节的日期容易记住，可以“便于号召”。“六六”教师节在南京发起之后，很快得到其他地方的响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自己的庆祝大会。

然而，民间自发的“六六”教师节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响应。相反，国民政府在1934年推出“孔子诞辰纪念宣传大纲”，到1939年，就正式将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

“六六”教师节的社会运动以失败告终，当时就有人在报纸上哀叹：“我们今天与其说是纪念‘教师节’，不如说是纪念‘教师劫’，还较为切题些。”

慈禧主战，光绪主和

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海战和陆战中节节败退。1894年底，日本占领旅顺后，向清廷发话，表示可以和谈。两名清廷代表准备赴日。使者启程之时，慈禧送去一道谕旨，庄重地“用黄纸书之”，吩咐使者：“如日本所请于国体有碍，及中国力所不逮者，皆不许擅许。”

两名使者到达日本时，正值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至此完全覆灭。东京不接受两名和谈代表，要求李鸿章来。慈禧意识到和谈不会有可接受的结果，于是召见军机大臣，说日本“势难迁就”，应该“撤使归国”，意思是与日本再战。恭亲王“嗫嚅委婉”地劝慰慈禧“不可决绝”，可慈禧坚持要打。慈禧以自己的名义下了一道谕令，要求众将士“各矢天良，力图振作。果能奋勇争先，杀贼立功，必有不次之赏。”

然而光绪和其他军机大臣都不想再战，宁愿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慈禧最终同意派李鸿章去日本，但是坚决反对在割地的条件下和谈。

清廷得知了日本的和谈条件，除了索要巨款，还要辽东半岛和台湾。慈禧对光绪说：“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当然，慈禧也没有退敌妙计，有的只是决绝的意志和胆量。伊藤博文发出最后通牒，不答应条件就派十万日兵直取北京。光绪一想到要逃亡，就“声泪并发”，让帝师翁同龢“流汗战栗，罔知所措”。一贯主和的光绪下令马上接受日本的条件。1894年4月17日，李鸿章和伊藤签订了《马关条约》。

让民国大师头疼的体育课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有“文武并重”的传统，对学生的学业和体育同样注重，在各种体育项目上称霸华北。但是，对于许多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学者而言，体育课曾让他们头疼不已。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时，因阑尾炎手术可以免修体育半年，他却故意休了一年。校长梅贻琦请他和体育教师马约翰商量，何兆武本希望马约翰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马约翰却答道：“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讨价还价之后，何兆武才得以缴交体育报告的形式作为补课成绩。

吴宓刚进入清华大学求学时，学校对体育还不太注重，他在1911年6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至体操，则以教习未至，故终一学期而未上班也。”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就日益重视体育，将体育列为必修课，专聘了美国体操教练。教务长张伯苓向师生演说，声明本学期将制定操衣，修习体操，学生每日下午皆须至操场运动一小时。吴宓在8月15日的日记中惶恐地写道：“为余体魄素弱，幼而病废，宏道则数年已勉强混过，以后于体育一道恐不免大为作难，令人忧虑不释也。”体操训练极为严格，稍不符标准就会遭到记过处分，吴宓就因为“微笑”被记过两次。他在日记中表达不满，还数次批评学校重视体操是怠荒功课、本末倒置。一旦因下雪暂停体操，吴宓就庆幸不已。

梁实秋比吴宓晚几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时体育已经是清华大学注重的项目了。学校规定了五项体育测验，要达标才能遣送国外游学，这对不谙运动的学生无疑是严苛的挑战。梁实秋对游泳一窍不通，在校期间从未下过水，第一次测验还要人在旁撑竿救援，最后仍然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梁实秋沉到池底后又连泳带爬地游过，才勉强及格。社会学家吴文藻在游泳测验时也是第一次不及格，补考才勉强通过。

文│傅国涌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两种力量在拉锯。一种是破坏力，历史上，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破坏力在推动的，如改朝换代时的战争与暴力。民国史上也充满了动荡、战争，民国史上有很多很有权势的军阀、土匪、流氓，我给这些人一个定位，叫“破坏力”。

另一种力量是“建设力”，它不指向政治，只是在个体或社会的层面，致力于建设性的事情，包括乡村建设、教书育人、法律、实业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和风细雨，而不是雷霆霹雳的。

建设力一直是中国最缺乏的。建设力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建设力，一种是团体的建设力。何谓个人的建设力？爱因斯坦1930年在《我的世界观》中说，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个人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每个人都能发挥建设力，然而，作为个体生命，当进入社会，由于环境的压力等，建设力就被削减了。

中国没有宗教，很多人拜菩萨都是祈求升官发财这样的个人利益，这不算信仰。西方人因为宗教信仰，形成了教会，然后就有团体生活，民间大量的团体、组织就形成了团体的建设力。

今天，我想回望的是民国史上那些曾经发挥了建设力的个人和团体。

知识分子致力于建设

《新月》杂志是由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它不只发表文学作品，也发表很多时政批评文章，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进行非常尖锐的批判。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一年多，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最缺的是人权，所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发表了很多吁求人权的文章，如罗隆基提出的“三十五条人权”。他们的文章虽然是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建设力。

民国时许多知识分子从事乡村建设，梁漱溟、晏阳初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山东邹平县，晏阳初从1926年到1937年在河北定县从事了年的乡村建设，非常有效果。晏阳初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当时跟他一起到定县做乡村建设的是一批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有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等。梁漱溟和晏阳初走的路线不太一样，梁漱溟是在中国土生土长，出任过北大讲师，之后转向了乡村建设，而晏阳初那批人都是洋博士，是一批受了最好教育的人，他们在定县的时间更长，给农民带来了很多新鲜事物。这些人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动荡的时局下，通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这样的社会团体去奉献自己的人生，发挥自己的建设力。在一个革命成为潮流的时代，他们选择了一条与革命不同的建设性道路。

张謇是甲午战争那一年慈禧钦点的状元，但他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不是做官，而是办实业。他是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办的纺织企业大生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企业。而且他追求的不仅是财富，还有社会理想。张謇在江苏南通搞地方自治，编了一本书叫《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因为张謇的建设，南通成了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成了建筑学家吴良镛所说的“近代中国第一城”，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到南通演戏，跟张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袁世凯知道南通的地方自治是中国做得最好的，想把南通自治作为样板推广到全国。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县，因为一个有建设力的人，就成了当时令世人瞩目的地方。

独立团体担负民族重责

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父亲聂缉椝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1919年，在五四运动浪潮中，聂云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穆藕初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留学获得工科硕士学位，回国创办企业成功的人。穆藕初创办纺织企业，是上海总商会的会董。上海总商会不是富人俱乐部，而是企业家聚集在一起，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并且影响社会的团体。上海总商会对公共事务影响很大，从1902年到1929年一直是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这些富人聚在一起，不是吃喝玩乐，而是讨论国家大事。他们发挥的就是团体建设力。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攻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战争中上海并没有瘫痪，没有失去秩序。上海报业大王史量才等人迅速站出来，成立了独立的民间社团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维持了十九路军的后勤保障。他们每天给前线送粮食，送物资，建立伤兵医院，照顾伤兵，以及负责募捐、宣传、维持治安等事务，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有秩序。当时的企业家，通过建立独立团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发挥建设力。

卢作孚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他永远都穿着布衣，剃着小光头，唯一一次穿西装留头发是去美国访问。晏阳初说他平时的穿着不符合交往礼仪，他才穿了一次西装。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就是由民生公司组织的。1938年秋天，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国民政府决定把留在湖北宜昌的大量设备和物资抢运到重庆。如果抢运不及时，等日本人来了，这些东西就会落入敌手。这批物资极为重要，要支撑漫长的抗日战争。任务最后交给了卢作孚，卢作孚利用民生公司的船，成功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创造了奇迹。一家企业也是一个经济团体，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可以发挥如此大的力量，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企业家，一家企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有时能够发挥比政府更大的力量。

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

一个社会的健康，不仅取决于独立的个人，还取决于民间存在的大量具有独立性的社团。他们可以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对社会的不公平发出声音，而且声音不会遭到压制。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能够独立发声的社会团体。

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曾是中国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在它的鼎盛时期，在海内外拥有36家分馆，一千多个网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出版社达到那样的规模。商务印书馆在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创举，就是王云五担任总经理时，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读过“万有文库”里的书，受益于这套书。这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科，从1929年到1937年共出版了四千册。它原来的目标是出版一万册，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了。但是四千册一套的丛书，仍是中国出版史上最大型的丛书。1930年，王云五访问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来赞美商务印书馆，题目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多少年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留下的这些书，仍然具有生命力。

“万有文库”中有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是1930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很薄，只有一百多页，但内容非常丰富，讲述了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中国这些国家追求民权的历史，特别是讲日本走过的那条曲折的民权运动的道路，比其他很多书都讲得清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的道路，对中国是有参照意义的。在这本书出版了将近30年后，被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林昭看到了，她很激动，十分喜爱。后来林昭被抓进监狱，这本书就被没收了。在狱中，林昭在起诉书的批注中两次提出，她还要看这本书，如果这本书不是罪证的话，就应该还给她。林昭的民权思想有从这本书里得到的启发。一本书在出版几十年后被某个读者看到，仍然可以发挥影响，书本的影响力是可以穿越时间的。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四年级国语教科书有一篇课文，题目叫“国王和牧童的问答”。有一天，国王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牧童，国王的仪仗队叫牧童让路，牧童不让。牧童说这路是公共的，您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为什么非得让您呢。国王很生气地说，明天你到王宫里来，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如果你回答得不错，我就把王位让给你，如果回答不出，我就要治你一个犯上的罪。第二天牧童就到了宫里，国王问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最深？牧童回答，人的欲念最深，从没有满足的时候。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最快？牧童回答，人的思想最快，一刻千变。第三个问题，什么事最快乐？牧童回答，求快乐先要心安，凡是行善的人，没有不心安的，因此行善最快乐。国王说你回答得都很不错，我把王位让给你。牧童连忙说，我不要！

这样的故事出现在1922年编的小学课本里面，最好地诠释和回答了“什么是人”这个问题。人就是牧童这样的人，也是国王这样的人。这篇文章最让我震撼的，不是牧童智慧的回答。因为人的聪明智慧终究是有限的，回答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聪明人而已。但是他最后的拒绝，才真正道出了人的尊严、体面，面对权势的诱惑时可以断然拒绝。如果说前面他面对权势时的不卑不亢，很多人还可以做到，那么最后面对权势的诱惑时能够拒绝，就更难了。牧童才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商务印书馆的编者以此诠释了“人”的内涵。

民国时，小学生在小学毕业前要读的一篇课文叫《大国民》。从晚清以来，在商务印书馆不同版本的许多小学国文课本中，最后一篇课文都是《大国民》。“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这样把“人”的内涵发展到“国民”的概念。商务印书馆通过这些教科书，潜移默化地告诉孩子们，怎样成为人，怎样成为大国民。1917年，也就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的一年，小学生拿到了一本教科书，叫《公民须知》，里面讲述了“自由”等现代理念。我第一次看到这本教材时很感慨，它清楚明白地阐述了公民的权利、自由，用词非常细腻、紧凑、简约，解释得很全面。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看晚清之后的50年，在那期间，允许民间出版社自己编课本，大量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进行竞争、较量。那个时代的商业领域，企业家不仅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关心公共事务，做公益的事情。那个时代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历史，我们会思考一些问题。社会需要健康，个体需要健康，就要从破坏力的轨道转回到建设力。建设力是什么？就是低调的理想主义，不追求天上掉馅饼，不追求一步登天；建设力就是脚踏实地，追求一个更好的社会，不追求完美，只追求更美，不是为了一个完美社会，而是为一个不完美社会而努力，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今天；建设力就是可以让每个人不流血地追求理想，活得更好、更健康、更丰富，建设力是关乎活人的，是不流血地完成革命，完成和平更新。

（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

文│程映虹

2012年秋，柏林的东德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反映前东德社会生活的展览。为了更生动地体现历史感，展出的很多内容采用了互动的方式：参观者触碰屏幕的某个部分或按钮，会看到更多把你带入当时某个特定情境的内容，有的要你回答问题然后得到评分，如果积赚到一定的分数，说明你对那个社会有相当了解，可以去领奖。

这两张宣传画就是那次展览的内容之一，具体年代不详，但不会早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东德宣传部门通过它们，向青年一代形象地展示两种新人：一种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人类”，另一种是官方要塑造的东德“新人”。仔细阅读两张画上的一些细节，可以给今天的人们对渐行渐远的历史想象提供一些空间。

先来看看女性的那张。画面分为两部分，左边是受西方影响的“新人类”，右边是东德属意的“新人”。左边用裸露和曲线故意突出“新人类”的女性特征，紧身无袖上衣上有一个商标，下面是“FDJ”——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可能当时在东德比较受年轻人喜欢。此女发型妩媚，嘴角上翘，左手拿一包美国的万宝路香烟。牛仔裤膝盖上方故意磨破——这在当时很新潮，体现的也是反传统的意思。一双高跟鞋表示远离生产第一线。画面还突出了这个妖娆“新人类”的生活趣味：她右手展示了一张滚石乐队群星的唱片，这是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新潮的大众文化；脚边是一个休闲包，包里露出一本美国的娱乐杂志，封面是通俗文化的著名象征——米老鼠。

但这个受西方影响的“新人类”也有一定的政治诉求。画面背景是一面旗帜，还有一只飞翔的鸽子，这是当时“国际和平运动”的标志。在上世纪50年代，“国际和平运动”基本针对的是西方阵营，所以受到苏联阵营的支持，但到60年代分化出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苏联阵营也成为它的目标，和当时的反战、种族和性别平等这些诉求相结合，成为“新人类”的口号。到这时，苏联东欧国家对它的态度也就变了，认为它无视战争的性质，要求无原则的和平，对西方和苏联阵营各打五十大板，反映了个人主义的政治态度。

性、休闲和无原则的反战——这就是当时东德眼中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的部分东德青年的形象。

画面的右半边，一个基本看不出性别特征的“新妇女”站在生产斗争第一线，很可能是厂房的建筑工地。一块头布裹住浓发，不施脂粉，制服的衣袖卷起露出一截手臂。制服上也有“FDJ”三个字母，但我想那可能不是衣服品牌，而是“东德青年团”的缩写。她的口袋里插着一把工具尺，左手执一把泥水匠的铲刀，右手展示报纸《德意志新闻》，脚蹬能踢死水牛的防护靴。她的身边也有一个休闲包，但里面露出的是政治读物，似乎是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像在告诉人们，她的休闲时光也政治化了。此外，画面背景旗帜与“新妇女”那坚定的目光和自信的神态交相辉映。

和左边的那个性感、叛逆、玩世不恭的新潮女郎相比，右边这个可以说是传统中的乖乖女。

再来看一下两类男性的对比。左边是受西方影响的“新人类”，一个大杂烩的男人形象：头戴旧时的绅士礼帽，蓄着过时的大胡子，身穿笔挺西装，上衣口袋插一副大号墨镜。左手和新女性一样，拿一包万宝路烟，右手是美国快餐三明治，这副装扮与其说新潮，不如说颓废或者滑稽。衣袖上有一个标志：一个大写的字母A，一条横线连着这个A横穿一个圆圈。这可能是国际无政府主义的标志：A是无政府（anarchy），圆圈可能是英文字母O，意为秩序（order），连在一起就是“用无政府的态度来反社会秩序”。

这个男人穿露趾凉鞋，和全身笔挺的西装完全不配，其含义除了指同性恋之外，我一时想不出有其它更合适的解释。当时的东德虽然废除了纳粹德国专门为惩治同性恋制定的法律，同性恋被非罪化，但仍然被认为是西方腐朽的性文化的产物。不知从何时开始，穿露趾凉鞋被一些人认为是“男同”的暗示，大概因为过去只有女性才穿露趾凉鞋。古巴在上世纪60年代革命高潮时清理“社会渣滓”，好像也据此来辨别“男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东德和古巴对待同性恋都还是比较开放的，东德瓦解前同性恋出柜问题就不大，而古巴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独生女，在多年前就发起了呼吁容忍同性恋的运动，甚至向古巴议会提出有关议案，尽管她本人并非女同，还嫁给了一个西方男人。她父亲对此并不干预，这就造成了同性恋运动在古巴走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前的奇观。

“新男性”的休闲包里多了一瓶象征西方消费文化的软饮料。这个休闲包是有品牌的：ALDI是一家国际性大型连锁超市，全世界据说开了数千家，以销售打折商品为主。当时的东德青年当然没有能力消费西方著名品牌，但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更多地体现在中低档商品的大量倾销和频繁换代，所以，ALDI或许更能反映西方生活方式影响下的“新人类”。

画面右侧的男性，除了头顶的防护盔，全身打扮和那个女性没有不同，不需要解释，画面上其它的政治符号也完全一样。不过身边的包不是休闲类型的，看上去像是公文包，里面装的东西也是一模一样的政治宣传品。

上世纪6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青年反叛的时期。“新人类”在西方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更新，但它在苏联阵营的影响，就多少和政治相关。因为在这里，文化和生活方式被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个人领域和国家政治没有很明确的分界线。尽管“新人类”并不是反政府的，但他（她）们代表了另一种政治，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它用疏远和冷淡在自己的身体、闲暇、情趣和国家的宏大政治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我的身体在我的业余时间和我的私人空间由我做主。东德斯大林主义全能型的政治制度不但强求个人的政治参与，也企图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画面上的新人类把头一摆身子一扭，说“我不要你管”。在专断而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大家长眼中，小儿女的这种态度当然就有一定的颠覆性了。

所以，东德当局也并不是小题大做，但它的反应方式非常笨拙，归根到底还是受对人性肤浅和机械理解的束缚。把被当局批判的“新人类”和想要塑造的“新人”放在一起，前者显然是活生生的女人和男人，身上和周边的一切都是一个有机的生活环境，它们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探寻的冲动；而后者则多少像两台机器人，身上和周边的东西都像是堆砌起来的物品，毫无生气，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

把想要塑造的人描绘成两台连基本的性别特征都找不出来的机器，同时又把被它拒绝的那个人类描绘得性感十足，生气盎然，最终达到的效果，恐怕是有违始作俑者初衷的吧？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文│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拙文《我与儒家》（载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在半年多前发表以来，关于“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的“怪论”引起了众多议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属于批判儒家的一方，有人说你邓晓芒干吗要把儒家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未免污了一世清名；有人说连邓晓芒都妥协了，可见舆论的压力多么可怕！一种是属于捍卫儒家的一方，有人得意地欢呼，说这是儒家阵营的一次“胜利”；还有人以儒家正宗代表自居，鄙夷不屑地宣布：我们不承认你是儒家！给人一种入党申请书被支部书记拒绝了的感觉。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我的本意，既不是向儒家伦理作出退让，也不是想混入儒家阵营里面充当“卧底”，而是以自我批判的公开姿态向儒家伦理的更深层次突进，使它建立于中国人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的隐秘基础暴露出来，受到触动和质疑。当然，即使如此，这种潜意识中的基础也不可能完全被摧毁，更不可能清除，但至少能够建立起中国人的一种彻底反省的自我意识结构，摆脱以往那种毫无反思的自得心理，打破自以为圆满无缺的封闭状态，而为接受外来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道路。因此，我的这种现身说法看起来好像是想和儒家传统达成某种沟通和共识，但其实我的态度正是对这种共识所进行的一番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我并不把儒家学者看作一些老古董、一批怪人、不可理喻的顽固派，而认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他们所认可的价值，我大都有同情的理解；但我仍然要批判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这种同情的理解加以反省。而那反省和质疑的标尺，并不像他们所以为的，全都是来自西方的价值尺度，而是当代开放了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早已受到国际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并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在人文科学领域，做学问的人最忌的就是凌空蹈虚，或者陷入思古之幽情而无法自拔。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现实和未来。这是儒家文化起死回生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之缘。

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首先，要把儒家文化看作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必须跳出儒家学说那些具体琐碎的细节规定而把握其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支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今天很多儒家学者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研究充满寻章摘句和繁琐考证，这些考证超不出前人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学术遗产，却又平添了现代学者由于幼学功底无法与前人相比而生出的无数错谬和纰漏。我认为在今天，当代学者在考据之学上要想和古人比高低，除非新出土了久已失传的原始文本，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而且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是这些考据工夫所造成的，也根本不能从这方面去解释。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开拓视野，拉开距离，从地球那一边的文化眼光来从整体上审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握儒家文化的大格局，以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委。

其次，我们还要避免当代儒学研究中常见的谬托知己、强解古人的冲动。自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精英从日本和西方翻译和习得了一套一套的现代学术话语，这套话语的背景和中国传统几千年的文化土壤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些精英分子在未能吃透这些概念、甚至是用自己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加以附会的前提下，便以之作为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这种做法一方面由于并没有展示出现代观念中真正与我们的传统观念相异的地方，因而不能击中传统文化弊端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正好给卫道者们留下口实，即认为你所说的那些词汇的含义，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甚至女权等，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早已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国”，用得着你们来启蒙吗？实际上，随着“国学热”的又一次兴起，后面这种倾向在学术界可以说愈演愈烈，还美其名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玩弄文字游戏以自娱自乐的做法极大地败坏了思想界的风气，注定是立不住脚的。如果说，前面那种倾向是利用“小学”考据来转移研究方向的话，那么这里这种倾向则是利用义理偷换来忽悠对儒学望文生义的人，阻止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儒家学说的真义。

最后，我特别要提醒人们关注当前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儒家文化几乎每一个命题都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儒家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只表现在人们不自觉的思维方式中，而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中，谁都知道这些传统的潜规则是不适应当前的现实生活的。只不过知道归知道，人们虽然并不按照这些被鼓吹的原则去做，却习惯于将它们写在字面上，挂在口头上，希望让别人去做、去建立一个“好的社会风气”。这就造成了当前国人一种奇特的心态，即尽管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很少有人真心地按照那些说出来的话语行事，但私下里却又认为，那是人们应该按照去做的基本行为规范，虽然自己做得不怎么样，但必须教给孩子们，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们去做。

就中国人现实的生存方式来说，不管这个人信奉的是什么，这种特色心态是很多人的心态，所以我称之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就是不管你是儒家、道家、佛家的信徒，还是1930年代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科学主义等的信徒，甚至包括“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都逃脱不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自己思维方式的支配。我们可以说，广义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人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格结构模式，不是轻易的什么“主义”能够改变的。而在经历了当今如此巨大的现实变革以后，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顽强性和深刻性，才能直接面对它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反思。因此，要揭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光停留于书本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深入生活本身，对中国的现实有切实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底层信息，对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有贴近的观察和亲身体会，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想什么。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以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见长的，但在今天，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一个几乎共同的特点，恰好是脱离实际，有的躲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之地构想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天下”的理想政治宏图；有的积极介入政治，以寻求知遇为此生终极的追求目标；有的则努力将儒家变成一门“行为艺术”，把自己从里到外打扮成古之儒者，享受一种傲视群氓、自命清高的快感。至于当今现实生活中到处发生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拆迁问题、矿难问题、农民工问题、失业问题等，却基本上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这些人的作为，其实还不如那些利用“国学热”开班赚钱的伪儒，后者至少还有一种时代的现实感，尽管欺人，却不自欺。

先秦时的“百家争鸣”其实是“百家争宠”

那么，这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应该说，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有关。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夏禹治水而家天下，开创了中国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政治文明之本的国家；商代重商，拜鬼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夏的以农为本的国策，但树立起了神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周代综合了上两代的政治制度，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既坚持了以农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将之改造为君王通过百姓的视听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在孔子看起来最完备的政治制度即礼制。三代体制虽有损益，但基本的大原则是不变的，这就是立足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单位所从事的传统农业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要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定性，没有一个大一统居高临下的皇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的家庭或家族依靠血缘纽带联系，不需要每个个体都具有理性来习得参与国家政治行为的能力。国家只有通过由圣王把老百姓全体关进笼子里才得以成立，否则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兵荒马乱、盗贼遍地、民不聊生。儒家伦理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缓慢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的那些基本信条和思维模式，已经成为这个民族长期习焉而不察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已经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包含的核心内容，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臣民对一个圣王或明君的渴望。据说孔子就是“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丧家犬”，不管孔子是承认还是否认这种心态，这是从古代士大夫到平民百姓的一种潜意识。当然，同一个潜意识表现出来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儒家学者肯定是“学而优则仕”，不但在庙堂之上为君分忧，而且在江湖之远更加倍地“忧其君”；老百姓则公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哪怕是引车卖浆之徒，也对带有“官家”印记的一切事物肃然起敬。

道家表现得有所不同，在个人生活中远离官场和政治。不过，虽然他们对于现实的权力时常表现出不屑和轻蔑，但在理想中仍然是将“圣王”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庄子·大宗师》中就谈及“圣人用兵”之道，“利泽施乎万世”；《庄子·应帝王》中实际上也是在给理想中的帝王出主意，和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相同。他们尽管都远离权势，但并非不想做官，而只是不想做当时那个充满肮脏小人的世界的官，而向往在古代圣王手下当官。至于那些隐士，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在同一首诗中自况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其实是愤世嫉俗之言，相当于说：“眼不见心不烦”。他还另有《感士不遇赋》，直接表达未能遇到心目中的圣王的遗憾。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虚伪，而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价值基本上还是认同的。所谓“黄老之学”就是将传说中的老子和黄帝思想结合，也就是学术和权力结合的产物。

法家本身出自于儒家（此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及熊十力《原儒》），虽然它已经朝政治实用主义单向发展，并反过来指责儒家空谈误国，但除了斥责儒家那套社会理想不切实际之外，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些理想本身的坏话（在这点上和道家对儒家的批判类似），反而将它们当成愚弄百姓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传说宋代赵普为太祖重臣，长于吏治而拙于学术，自称“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话长期以来被儒生们引以为豪，没有人听出里面嘲讽的意思。至于墨家，除了主张兼爱而与儒家主张差序之爱有所不同之外，在《贵义》和《尚同》等篇中的观点，所谓“一同天下之义”，即“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在最终归宿上和儒家如出一辙。儒家虽有“和而不同”一说，但那只是针对具体事务，在“上同于天”这点上和墨家是一致的。据说墨子原为孔子的学生，后来自立门户，与儒家成为当时并立的两大显学，这是可信的。但墨子的学说由于不具有政治可操作性，尽管他日夜奔走于权贵之间，却无人采纳他的主张，不久便衰落，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此外，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方技家（医、卜、星、相之类）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终无不着眼于治国之道的建构和传播，总是找机会将自己的一技之长献于君王、求得赏识。总之，所有各家各派虽然皆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其实目的并不在于发展学术，而在于扩大影响力，希望被当权的人注意到，最后得遇求贤若渴的君王“礼贤下士”地纳入麾下。为此各派之间不惜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其它对立学派栽赃诬陷、攻讦谩骂、落井下石甚至大开杀戒（如孔子之杀少正卯），而真正富有学理的学术争鸣其实很少。所以，我认为先秦时期号称“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其实应该改称为“百家争宠”，即各家各派都争相用自己的见解向君王和权势者邀宠。这是我2014年10月在北京参加“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提出的观点，当时有德国汉学家对我主张中国历来不存在公共空间的说法提出质疑，说先秦百家争鸣不就是公共空间吗？我的回答是，那不是什么“百家争鸣”，而是“百家争宠”，而且是极其可怕的非学术争夺。不只是失宠者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且即使那些得宠者如商鞅、韩非子，最后的下场也极为悲惨，一个被权势者车裂，一个被同为法家学派的李斯陷害而死，哪有半点学术自由？而这种争宠心态正是广义的儒家精神在各家各派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这种集体无意识如此顽固，以致连西来佛法一到中土也随即变味变性，成为协助主流意识形态治国平天下的一股精神力量。

然而不可否认，儒家学说所立足的这一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一般状况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它能够渗透到诸子百家甚至后来的佛教以及五四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中，被视为一切思想活动不言而喻的前提的缘故。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也没有错，只不过这种儒家是放大了的儒家，我称之为“大儒家”文化，包括道、法、墨、佛和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在内，就连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青年”和“文革”“破四旧”的红卫兵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只是在最近30多年以来才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改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令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世代据以为生的土地进城打工，动摇了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悄无声息地在儒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背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要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这就是我1990年代提出“新批判主义”的时代背景。通常认为，1980年代的“新启蒙”只不过是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的重申，是对“文革”的蒙昧主义的拨乱反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一般来说这也没错。所以后来人们再一次离开1980年代启蒙，将它看作“过时了”的东西似乎也很容易。但是这些宣称要对1980年代启蒙加以“反思”的人们同样也并没有反思出什么新的见解，而是直接搬出了几千年的老古董，美其名曰“国学”。单从“国学”这一命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几千年一贯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就是以为凡带有“国”字头的学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占据制高点，无数的青年人由此被引上歧路。从小被灌输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几乎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这套听起来言之成理甚至天经地义的论调，诸如“生为中国人，怎么能够数典忘祖呢？”“连自己的文化的根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学问？”这些论调本身谈不上有什么错，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些不一定与此相冲突却不同的观点，在这些论调的强势压力之下，都被当作不恰当的东西而排除掉了。在这些观点的争鸣中，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甚至道德问题，凡是不同意这些论调的人都被当作另类而被边缘化。

真正开始试图跳出集体无意识的怪圈，开辟一条新的学术之路，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例如学西学的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学问仍然当作一种治国平天下缺少不了的工具。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是想要通过对西方哲学思维的研究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以便真正走出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宗旨赋予了我的学术研究以强劲的动力。当然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与此并行的宗旨，那就是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身的极大的兴趣，想要在一般人生哲学问题上与西方哲人达到某种对话和交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提出某些创造性的观点，以深化问题本身。后一宗旨属于“纯学术”的范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不能说没有先例，但往往被前一宗旨（属于“现实性”范畴）盖过了，因此力量极其孱弱，不足以支持学者在学问上的不断进展。我的“新批判主义”在这一点上自认为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通过对集体无意识所作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最大可能减轻它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干扰，但仍然保留它对学术研究的动力。我知道完全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我具备充分的自我批判精神，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消极作用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而它的积极作用则能得到恰当的利用。

这样一来，事情就颠倒过来了。本来集体无意识把学者的一切研究都当作提供给政治目的和政治权力的工具或手段，而现在，我却把集体无意识本身当作了促进学术研究的手段。从这种颠倒了的结构中，中国学者的个体独立性才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立足之地，才确立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载于《书屋》2004年第8期）。其实，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的精英，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那些潜心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具有其社会意义，而且他们本人也必定会自觉到这种意义。西方知识分子虽然不像中国传统士大夫这样具有社会使命感（所谓“忧患意识”），但仍然时常显露出改良社会的意念，常常是以抨击和批判现实社会的方式，或者通过诉诸上帝正义的方式，这在人文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为直接。然而有一点根本不同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身份有明确的独立意识，与世俗权力更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有自身的纯学术目标。因此我们不能说他们就不关心社会现实只做纯学问，而只能说他们对纯粹学问和社会现实关系的摆放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是不同的，甚至是颠倒的。

“新批判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推进，就在于把批判转向为对批判者自身的自我批判，从而深入到自身内部集体无意识的深处。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私下里的一种自言自语，却显示出对整个民族传统最顽固的根基的一种无声的摧毁。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基础可以依赖了，一切都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个体的自由意志的创造和选择。当然在这种自由面前，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回归传统的母体；但是在当代现实条件下，这已成为了幻想或者幻觉。一切有良知和上进心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当看清这一形势，要尽一切所能地促进“启蒙的进化”（《启蒙的进化》，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自觉地抵制开倒车的逆流，将对传统文化即“大儒家”文化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文│金心异

    “十二五”已顺利收官，“十三五”规划正在展开，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以看到，在广东经济转型升级总体向好的大环境下，深圳的表现尤为可圈可点。深圳可以说是珠三角经济成功转型的代表，更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城市之一。

“十二五”，深圳的华丽转身

深圳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经济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城市经济相对健康。

2014年，深圳GDP为16002亿元，较2010年增加近650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预计2015年深圳GDP可能会痛失全国大中城市“第四把交椅”，但财政收入则会稳居全国第三。总的来说，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得到保证。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对房地产收入的依赖程度的统计结果中，深圳几乎是最低的。“十二五”期间，深圳年度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之比最高不过20%左右，比起国内许多大中城市，深圳相对而言已摆脱了“房地产依赖症”或“土地财政”。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产业结构的特点、科技贡献率、土地财政”依赖度、生态文明指数等各方面看，深圳无疑都是国内相对最为健康的城市经济体。

二是深圳已成为中国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更跻身为全球重要的创新型城市之一。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即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今，深圳已是中国最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

2014年深圳市高科技产业总产值接近全球著名的创新型国家以色列当年的GDP总值，更超过近年崛起的创新型国家爱尔兰。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约占全市GDP的1/3。目前深圳市拥有3万家科技企业，包括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4700家，其中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有上千家。据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数据，有4家深圳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星光电、腾讯，进入全球前50名。2014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1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已接近全球排名第五的韩国，远高于排名第六的法国。同年，深圳的R&D（研究与开发）占比是G8国家平均水平的近2倍，仅次于以色列和韩国。

国内媒体界甚至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北有北京，南有深圳。但深圳更代表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模式。最近两年“硬件创新”“创客”的兴起，更把深圳推到全球瞩目的地步，深圳在外媒眼里已经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硬件创新”和“创客”等领域的亮眼表现、高等教育方面的重大投入，以及大型创新企业在全球的业务开展，都使深圳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创新型城市，也为“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深圳已成为中国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在经济体中的权重越来越高，为“十三五”期间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2015年上半年，深圳金融业成绩可谓夺目——金融业占深圳GDP的比重为15.4%，又创新高。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占当地GDP比重超过5%即可定义为支柱产业，金融业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深圳第二大支柱产业，仅次于电子信息产业。有专家指出，中国正在开启金融自由化的进程，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版金融大爆炸”元年，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同时进行，开启了急剧的金融深化过程。经此过程，中国将实现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金融资本形成对产业资本的整合控制。在此过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将成为三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并成为全国性的资源整合者和控制者。

四是经过“十一五”“十二五”的大力改革，深圳的社会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角关系中，深圳市场体系发育得最为成熟，社会结构最符合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为“十三五”的城市治理结构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深圳市社会组织已达7430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超过6个。“十三五”期末，深圳社会组织有望突破10000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有望达到8个。另外，相对全国来说，除房地产业外，深圳商界的政商关系相对简单，普遍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法治意识，更看重创新作为利润的来源。深圳和顺德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所谓“公司化生存”的城市，城市中的主要人口都生存于公司，公司文化极大地塑造着城市文化。

“十三五”，深圳的展望

展望“十三五”，应是深圳真正成为全球先锋城市的爬坡上坎的关键5年，深圳应利用这5年做哪几件关键事项？笔者认为，深圳应该着重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努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所谓“一个中心”就是要紧紧抓住“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这个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地方政府来说，尤其对城市政府来说，“城市治理体系”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改革、探索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应成为深圳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这既是深圳能为国家作的贡献，也是奠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基础。

全球城市竞争，虽然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产业体之间的竞争，但最终一定是城市治理水平的竞争。中国的一线城市乃至部分二线城市，若论城市硬件基础设施、产业实力和经济活力，拿到全世界也都相当具有竞争力，但软件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治理水平，就相差甚远，即使是深圳、广州、上海这样的国内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拿到全球也仅是三流水平。这就是国内城市竞争力的最大短板。哪个城市率先在城市治理水平上取得进展，当然也就在国内取得巨大优势，进而也能最先代表中国成为全球一流城市。

无论从国家还是从自身的未来出发，深圳“十三五”的中心工作，都应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推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大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深圳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的国家任务，且在“十二五”期间，也提出了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目标，“法治城市”的关键环节就是“法治政府”。深圳具有“特区立法权”，可加大立法力度，让法例尽快覆盖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尽可能用“法”治市。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府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若犯法也必须被惩处。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树立法律的信用，才能让社会信仰法律，社会信用体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

其二，积极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去十年，深圳利用“综合配套改革”的名义，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大部制改革、公务员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现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到了攻坚战阶段，深圳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进一步突破：审批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公共财政目标）、缩短行政管理链条的改革、官员评价机制改革等。其中，缩短行政管理链条的改革，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十二五”时期，深圳本已确定“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计划，但实施力度有限。“十三五”期间，应鼓足勇气，继续推动此项改革，大幅度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促使政府工作向基层倾斜，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还可以腾出大量的编制用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其三，推进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企业，让它们承担社会服务的“大头”，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网络，同时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帮助政府“瘦身”的同时，做大做强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完善社区自治，为城市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其四，进一步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形成人大和政协对政府和司法的监督机制。

其五，争取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可考虑先从基层党委的直选、竞选做起，逐步开展。党内民主建设是城市治理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5个方面，我认为深圳在“十三五”时期至少需要做3到4项，才能在构建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方面有所作为。

大前海与大鹏“两翼齐飞”

所谓“两个基本点”，既是指深圳的城市空间战略，也是指深圳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我的建议是，应改变“十二五”期间“单点突破、雁阵前进”的策略，代之以“两翼齐飞”策略。

“十二五”期间，深圳的城市升级事实上是以前海为龙头，形成了“雁阵”态势，各区之间有所分工，互相协作，一定程度上互相竞争。“十三五”期间，笔者认为应加上另外一个引擎——大鹏半岛，采取“两翼齐飞”的战略，将大鹏新区提高到与前海并重的战略平台地位。

首先，前海应升级为“大前海”概念，除了前海的15平方公里外，还应该包括蛇口、后海、深圳高新区、华侨城、西丽大学城、宝安中心区、深圳大空港区这七个片区。这不是要把“前海蛇口自贸区”扩容，而是要在产业功能规划上形成“大前海组团”，统筹考虑其产业安排及人口—居住规划，让前海—蛇口辐射带动其它六大片区的共同发展，盘活这个组团可以激发整个深圳的服务业动能。

其次，需保证前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战略中，前海是深圳的战略牌，前海与深交所的合作更具有战略价值。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赋予前海与香港合作的先行先试特权，但到目前为止，前海对这个特权运用不足。“十三五”期间，前海在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共建全球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应通过一系列先行先试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样，深圳成为华南地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中一个商务服务枢纽的定位便有了基础。

谈到大鹏半岛，许多研究深圳的学者都忽略了其巨大的战略价值。

在我看来，中国的城市形态与内涵的演变，大致有4个阶段：农业文明时代，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是中国城市的1.0版本；工业文明时代，作为工业中心的城市，是2.0版本；后工业化时期，作为服务业中心的城市，是3.0版本；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智能社会与生态文明的时代，将会是4.0版本。现今国内大部分城市都还处在2.0版本，一小部分甚至还处在1.0版本，只有寥寥几个城市，包括深圳在内，正在进化到3.0版本。而以前海金融中心为龙头的“大前海”服务业组团，正是深圳作为3.0版本城市的主要支撑点。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城市将会遭到怎样的冲击和改变？技术革命必以加速度展开；财富的生成方式、流动规律因此而改变；移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原则将彻底打散原来以各级节点城市的垂直资源配置体系而构成的城市网络。对此完全没有准备的城市必遭淘汰。未来，人们对办公、居住场所将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如此，生态环境优良、生活配套便利、交通设施完善的地方肯定会受到青睐。对深圳来说，大鹏半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15年12月，大鹏新区获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个“帽子”许多人嫌“小”，我认为，“十三五”时期只是大鹏半岛建设的初期，这个“帽子”足够了，关键是如何用好。深圳市须善用这个“帽子”，争取将大鹏半岛上升为深圳“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之一，从“4.0版本城市”的目标出发，解决大鹏半岛的五大问题，大鹏半岛的战略价值就会突显出来。

大鹏半岛需解决的问题有：确保生态环境，尤其是海洋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完善半岛上的网络设备，并免费开放；建设3～5个生活配套完善的小镇；从岛上到机场、高铁站的交通配备齐全；将半岛打造为国际化生活区，英语无障碍。

在笔者看来，“十三五”期间，只要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没有出现巨大变故，已基本调整到位的深圳产业结构和深圳经济不会有大问题，且将继续是国内表现最好的城市经济体。基于此，深圳更应利用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从长远出发，解决城市治理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全力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造“大前海商务枢纽”和“大鹏半岛生态文明示范区”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为真正成为全球一流城市、创新中心、金融中心，再迈进一大步。

（作者系第五届深圳市政协委员、《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