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高尔基

□   徐元宫

提起高尔基，人们会联想起“革命海燕”、“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些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世人的记忆中。然而，他复杂的一面至今鲜为人知。

【公开表达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不满】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对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同时，对大批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镇压。高尔基对此极为愤慨，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抨击：“我要站在他们（知识分子）一边，而且宁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我明白了，‘红色的人’和‘白色的人’一样同是人民的敌人。”1919年10月，他在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再次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要知道，在白匪那边几乎没有什么正派人，没有一位学术巨匠，他们都还在我们这边，而且不是为搞阴谋，而是真诚希望新制度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工作，而且是在凭良知工作！”“将吃不饱肚子的老科学家塞进监狱，去挨那些沉湎于自己的权势而发呆的白痴们的拳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不叫事业，而是野蛮行为。”在信的结尾，他对列宁反唇相讥：“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会常常不能自持，紧握您的手，您也是一位缺乏自持力的先生。”

此时的高尔基也对《真理报》进行抨击：“形形色色的小野兽在《真理报》的教唆下”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

高尔基认为，取缔其他党派报纸和新闻自由是可耻的犯罪：“我发现，《语言报》和其他资产阶级的报纸被用拳头堵住嘴，只是因为它们同民主派（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自称——笔者注）是敌对的，这种做法是民主派的耻辱。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惧怕敌人批评？难道立宪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的头衔不相称的。”

高尔基甚至公开表达了他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他在1919年10月6日写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信中抗议道：“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我在信的结尾声明：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

高尔基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新政权的不满，托洛茨基称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的一文渗透着“猥琐庸俗的偏见”，列宁则认为“高尔基与共产党的分歧日益加深”，布哈林也向列宁抱怨：他看了高尔基发表于《社会主义通信》的文章后“非常生气”，本想在报纸上骂高尔基一顿，又觉得还是应该跟列宁“商量一下”。

或许因为高尔基的前妻安德烈耶娃，当年在作为俄国分裂派富豪大笔遗产捐赠遗嘱执行人时，曾给予处于困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以经济上的巨大援助；或许因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高尔基尽管经常冒傻气而令人恼怒，但基本上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不是新生政权真正的敌人，总之，列宁对高尔基还一直比较客气，对他时常提出的释放被捕知识分子的请求，也曾给予过关照。

然而，很显然，这位“始终在政治上最没有主见而且容易感情用事”、“把全部精力花在听取那些不健康的知识分子不健康的埋怨上”的大作家，会妨碍布尔什维克红色恐怖的实施以及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因此，列宁曾多次建议高尔基到外地和“下面”去走走，“去观察”。正是在列宁的多次建议及其他因素影响下，1921年10月16日高尔基离开了祖国前往德国，后来长住于意大利。

【与斯大林的“主仆关系”】

在斯大林的力促下，高尔基于1928年5月回到苏联，官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索尔仁尼琴把高尔基的回国归结为他的“谬见和糊涂”以及“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高尔基在索伦托（意大利南部城市，1924~1928年高尔基曾在此居住——笔者注）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亚戈达的自愿的俘虏。”亚戈达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重要负责人——与其说高尔基变成了亚戈达的俘虏，倒不如说高尔基变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权自愿的俘虏。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一书中引述了高尔基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封信，在提到斯大林时高尔基说：“没有机会……和主人谈，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儿来，我明天到他那儿去。”这鲜明地揭示了斯大林和高尔基关系的实质：两人是主仆关系。

高尔基回国后的一系列表现证实了索尔仁尼琴的判断。高尔基回到苏联需要接受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权的效忠。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庆祝斯大林五十大寿活动开始逐渐形成的，此时斯大林对党内各反对派的斗争已基本胜利，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进展。此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加剧，而在这一过程中，高尔基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28年5月从意大利回国后的初期，高尔基在其政论文章中提及斯大林时，叙述还比较客观：“斯大林同志说……”，而不久，高尔基笔下的斯大林就被冠以“列宁的忠实、坚定的学生”、“我们的领袖”、“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第二个列宁”。1933年1月16日，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对斯大林的称颂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以深深的欣慰和赞赏之情读了您在全会上所作的有力而睿智的讲话。我完全相信，它将激起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同样有力的反响。在它平静而又严谨的形式下蕴含着如此响亮的惊雷，仿佛您将过去建设岁月的隆隆响声注入了讲话中……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维埃联盟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即列宁——编者注）的人。”也是在这封信中，高尔基建议将即将举办的全苏喜剧竞赛的奖金“冠以斯大林的名字”。高尔基的吹捧让斯大林很受用，在回信中斯大林说：“谢谢您的热情话语和‘赞扬’。无论人们怎样神气十足，他们对于‘赞扬’还是不能做到无动于衷的。很清楚，作为一个人，我也不例外。”此外，高尔基还对给千万苏联人造成无尽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进行了讴歌。

1929年夏，高尔基参观了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并于随后发表了相关文章。促成他此行的主要原因，是《地狱岛》一书在英国出版，书中披露了苏联劳改营大量惨无人道的事例，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苏联当局“认为最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辛?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最好的驳斥！”

有关方面费了很大功夫才说动高尔基去走一趟。此时，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高尔基表态。苏联当局自然等待高尔基驳斥国际上的“污蔑”和“造谣”，劳改营的囚犯及其亲属们等待他揭露真相并展开营救，国际社会则在期待他说出实情。结果，“他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高尔基的这一表态严重损害了他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他已经嬗变成了一个驯服的“合乎时宜”者。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了高尔基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文章指出，极其狡猾的敌人利用饥荒来反对我们，富农利用暗杀、放火等卑鄙手段威胁集体农庄的农民。文章因而断言“我们仍处在国内战争的状态之中”，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将此时的苏联国内状况定性为“仍处在国内战争的状态”，既表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位“始终在政治上没有主见且容易感情用事”的人，至少在当时，他相信了实际上是人为捏造的一个个案件的真实性。伟大作家的上述文章和态度，正好被当局利用来扩展“打击敌人”。1938年7月，时任西伯利亚西部军区军事检察官的М.М.伊绍夫，向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汇报了用非法手段获取犯人口供的有关情况，可后者的回应却让他瞠目结舌：“我们不打算姑息人民的敌人，我们打人民的敌人一顿耳光并没有什么坏处。请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斯大林在签署命令时也时常引用高尔基的这句话。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成功整肃也曾借重过高尔基的帮助。被斯大林称作“捣蛋的左撇子”的“拉普”的解散，就是在高尔基的倡议和帮助下完成的。“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俄文简称，是20世纪中期成立的苏联最大的左翼群众性文学团体。高尔基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而自由散漫、我行我素的“拉普”已成为发展苏维埃文学的障碍。他倡议取消“拉普”，成立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的文学团体和派别，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成为该机构的负责人。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后，所有的作家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到这一机构中来，各种各样的文艺主张和纲领统统被取消。不久，美术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建筑师协会等也接二连三地成立，这些机构如同作家协会一样，设有书记处、党委、代表大会，知识分子被牢牢地自上而下地管制起来。

鉴于流亡国外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时常出版严重损害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形象的著作，斯大林迫切需要编写出几部有分量的历史著作来进行驳斥，高尔基担纲了这一重要使命。针对俄国内战时期的白卫将军安?伊?邓尼金《俄国内乱史》一书在境外的强烈反响，斯大林决定出版一套苏联自己编写的“内战史”，一则驳斥境外的污蔑，二则为自己巩固权威、建立丰碑。高尔基为编写这套“内战史”倾注了心血。1931年8月，他在一封写给时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鲍里斯?帕夫洛维奇的信中强调了这套《国内战争史》的编写目的和编写原则：“我们编写的并不是军事战略教科书，而是政治作战史”，“也就是说，工作的主要重点不在战争，而在战争的意义，在阶级斗争。之所以必须选用个别的作战片段，是为了渲染、修饰、使文章生动”。在1933年6月29日写给明茨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强调了编写原则：“自然，如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说，‘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但由于“我们的历史是还没有结束的作战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历史最为主要和基本的真相所在”，所以，“我想，无论是在谈到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以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极其审慎地加以叙述，以便不要让僵尸还魂，而是加速它们的最终化为灰尘。”

也就是说，在高尔基看来，历史编写的真实性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性，为了顾全政治性，“必须极其审慎地”有所取舍地编写——这套历史书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完成的。斯大林非常重视该书的写作，亲自审定了书稿，并删掉他不满意的内容。1935年8月6日，他提议召开该书总编辑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表示：“我们编写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向千百万工人和劳动者解释清楚：为什么欧洲革命未能成功，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成功了，而且并未碰得头破血流。因此，我的要求很严格。”接下来，斯大林跟高尔基等与会者就第一卷的标题展开了讨论，并先后否决了几个人的建议，强调“要定这样一个题目，让人感到革命不是人为的，它是从那个时代的各种条件发展而成的，但是这个题目又要让人感到革命是由我们党领导的”。由此可见，苏联历史的编写完全是在斯大林的亲自指挥及直接干预下进行的，而高尔基则是这项浩大工程的首席执行官。

高尔基在为斯大林效力的同时，收获了无上的荣誉和莫大的利益。正如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所说的那样，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科学和艺术、教育、出版的主要监督人，尽管“没拿公文包，但是其威风神气并不因此而逊色”，“在举行各种社会性典礼时，他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是苏维埃国家要员之一”。他获得了位于莫斯科河畔的豪华住宅和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他的别墅离斯大林的别墅很近，两人经常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斯大林会把自己的拜访预先通知高尔基，并询问后者“能不能邀请某某和某某”，其他党政要人也会应邀参加他们在高尔基家中的聚餐。

【陷入灵魂纠结、挣扎的困境】

从1916年起就开始与高尔基通信、与高尔基保持了长达20年友谊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于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携妻子玛丽娅访问了苏联，大部分时间住在高尔基家中。罗曼?罗兰对高尔基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依据两人长期的书信交往以及他本人此次访苏期间的亲身感受，在其《莫斯科日记》中翔实地揭示了高尔基陷入灵魂纠结、挣扎的痛楚及其原因：“我觉得，在他身上掩藏着深深的忧伤”，“革命使他陷入彻底的道德慌乱。起初他不理解革命。革命不可避免的残酷使他感到震惊”，“在列宁逝世后，高尔基终于听从了他人的劝说和保证，新的俄罗斯吸引住了他——从墨索里尼统治的遥远的地中海岸看来，新的俄罗斯显得更辉煌灿烂……社会生活的演变吸引着他，使他感到陶醉：昔日的个人主义者已献身于潮流。甚至可以说，放弃自己一生的使人痛苦的独立性，成为共同体伟大军队的士兵，他觉得轻松。一旦确信不疑，他就不再争辩……可是，他欺骗不了我：他的疲倦笑容说明，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死亡……他的意识深处总是充满痛苦和悲观，不过，他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就像他不流露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

当罗曼?罗兰要离开莫斯科时，高尔基前来送别。罗曼?罗兰注意到：高尔基的“脸色是多么苍白，他的眼睛是多么忧郁和温和。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软弱的人：他正在违背自己的天性行事，为了不去谴责自己强有力的政治朋友们的错误，他正在作很大的努力。在他的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任何人都对这种斗争一无所知。”

在日记中，罗曼?罗兰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尔基受到了控制，失去了自由和独立性：“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扮演了什么角色……克留奇科夫成了高尔基与外界所有联系的唯一中间人：信件、来访（更确切地说，是拜访高尔基的请求）都由他一把抓，只有他能决定谁能见、谁不能见高尔基（此外，不识任何外语的高尔基完全受翻译控制）。当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克留奇科夫转交和转达我给斯大林、亚戈达和其他人信件和话语那种闪电般的迅速，还有他们答复的迅速……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不得不认为，他与党的中央组织有秘密联系。”“为了隔绝高尔基与文学界同仁、与读者的联系，克留奇科夫作了不小的努力。必须是像高尔基那样的意志薄弱者，才能听命于分分秒秒的控制和照管。这样的控制和照管使他少操了许多心，可是，是以什么样的代价？！老熊被封住了嘴。”  

【作家死亡之谜】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在莫斯科去世。从这一天开始，就一直流传着高尔基死于谋杀的传说，有的说是被托洛茨基谋杀，有的说是布哈林，还有的说是被斯大林谋杀。其中，斯大林谋杀说较具逻辑性：鉴于托洛茨基在境外发表、出版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著作，流亡境外的白俄们也对斯大林竭尽诬蔑、中伤之能事，斯大林迫切需要一本由权威人士撰写的、较有分量的斯大林传记来驳斥这些不实之词，于是请高尔基承担这一使命。有关斯大林的大量材料被交到高尔基手中，材料上留下了高尔基阅读时留下的着重号、页边上所作的各种记号等痕迹。可等来等去，高尔基却因为忙于手中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而迟迟无法满足领袖的期盼，甚至连给《真理报》写一篇《列宁和斯大林》以阐明他们两人之间继承性的文章都未动笔。斯大林很清楚，这绝非因高尔基太忙没有时间，而是高尔基本身就不愿意给他立传。于是，原先时常拜访高尔基的斯大林，后来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再跟作家照面，甚至作家也打不通给斯大林的电话了。既然不再听从使唤，那么就让他消失，更何况在苏联历史上不乏谋杀的先例：或者直接用毒药，或在治疗过程中动点手脚……

与“谋杀说”相对立的是“自然死亡”说。其实，无论高尔基是死于谋杀还是自然死亡，都改变不了如下几点史实：其一，改变不了斯大林及其政体与高尔基是“笼子”与“笼中鸟”的关系。其二，倘若高尔基真的死于谋杀，那也仅仅是在量上更加充分地印证了那个时期的非人性。其三，高尔基的矛盾、纠结和悲剧结局是注定的，这是整个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既是高尔基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相较于19世纪的俄国，20世纪的苏联很难出现群星璀璨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豪、艺术大师和科学家，就是极好的证明。

（作者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延安，从改变文风到改变作风

□   朱鸿召

政权性质决定着政府的说话方式和公文风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环境下创建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积极探索中国社会的善治之道。抗日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是其鲜明特色和显著成就。曾是鲁迅弟子，鲁迅去世后为十六名抬棺青年作家之一的周文，来到延安后，从抗日民主政权应该亲民善政、普及并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认识出发，提出改革政府公文程式，目的是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进而又提出改变文风，警惕革命政权中日渐滋长的形式主义、会议主义、事务主义倾向。这些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被列入整风内容。

公文改革：让人一看就懂，一听就懂

1941年10月30日至31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载周文的署名文章《谈谈公文改革》。他从革命政权应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一般的公文程式“大体上还是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具体表现为：它是有严格等级观念的，状呈表疏对应不同对象，措辞用语下对上用“等因奉此”，上对下用“等情据此”，平级用“等由准此”，等级分明，规矩严格；它是反大众的，始终使用官话书面语，老百姓的生活语言不能直接进入官方文案系统，必须“代言”、“代书”；它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是一回事，公文又是一回事”，经常出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敷衍搪塞行为，对百姓冷暖漠不关心。为此，周文建议，“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里边，对于那种公文，就有彻底加以改革的必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一律用“报告”；是大众的，应尽量接近白话文，口语化；还应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甚么事就写甚么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写”，要让识字的老百姓一看就懂，不识字的老百姓一听就懂。

周文的建议很快得到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同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周文担任政府秘书长，兼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在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外，着重解决公文改革的具体落实问题。

1942年1月15日至16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文拟订的新式公文草案，涉及15大类、18种形式，并规定公文里的文句，“一律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只要口头讲得出的，都可以照直写上去”。（《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该草案已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并正式通过。

10天后的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边府战字〔1942〕第130号”正式文告，命令执行新式公文程式，停止所有旧公文。“如果在2月15日以后还有不依照实行的，就要给予一定的处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前有倡导，后有惩罚，且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新式公文在陕甘宁边区顺利地推广开来，并逐渐推广到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共的领导下，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主政治，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当时政府对内对外的公文，基本上沿袭旧有程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这种旧有的公文程式，固然保存了典雅精致的文化礼制信息，但拉开了与普通人民大众的识字水平与理解能力的距离。晚清时代，甚至出现“绍兴师爷”这种职业化的官府幕僚，专职处理政府公文。文牍主义装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掩盖了渎职懈职行为。改革后的新式公文，简洁明了，务求实效，很快被老百姓所接受和拥护。从延安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伴随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这种新式公文程式进入新中国，沿用至今。

改变文风：寻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公文，是一种文字化的政府话语方式。政府工作人员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语言，不仅与政权属性相关，而且与一个时代的思想作风、文化作风相关。周文在倡导并主持公文改革的过程中，深刻观察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文风问题。如果说公文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官府的衙门作风，那么，改变文风则主要针对西式欧化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

周文担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期间，亲自主持对通讯员习作的修改点评。他举过两个例子，其一是：“平常，我总以为病是一种苦难，是被日子处罚着像一个受着重刑后没有了任何希望的亡命者。”这是通讯员可洛的文章《病》中的实例。单从句子来看，算得上组织严密，没有问题。但这么长的句子，语义曲折，阅读拗口，一般中学生都不容易懂。周文建议将这个浮华的句子改得朴素一点：“平常，我总以为害病是一种极大的苦难。一病了，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囚犯似的，绝望地过着日子。”这样修改，一般大众也许还不大容易懂，因为文字表达的生活情绪是属于新式知识分子的，但比原文更接近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也更顺畅些。

另外一个例子是：“从他淌着汗珠的脸上，始终是盯着老虎钳上的零件。”这是通讯员均泽的文章《他是我们当中模范的一个》中的句子，带有明显的欧化特征，并且语义断裂，晦涩难懂。周文建议修改为：“他那淌着汗珠的脸上，眼睛总是睁得圆圆的，始终盯着手上的老虎钳上的零件。”修改后的句子语义完整，形象清楚，易于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经过如此细致的对比研究，周文认为，“‘欧化’一点并不要紧，但是要站在‘大众化’的立场来适当的采用‘欧化’语法。偏于‘欧化’，就会不知不觉的变得浮华，‘大众化’是切忌浮华的，就是切忌在句子上玩花头的”。（《欧化和大众化》，《大众习作》1941年2月第1卷第4期）对人平等，感情朴素，不玩花头，不摆谱子，思想转变了，作风转变了，文风自然就转变了。有鉴于此，周文致信毛泽东，建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改革的同时，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倡导开展“改变文风”，扭转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兴起的“欧化”腔调，秉承1930年代“左联”时期鲁迅倡导的文学“大众化”运动精神，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里开展普遍的“大众化”运动。

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回复周文：“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关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文献》（修订本），新华书店1950年版〕拉开全党整风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将周文的建议信分别转给中宣部和解放日报社参考研究，回信中提议专门为改变文风的问题召开一次干部会。一周后的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延安干部会议，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明确提出反对“党八股”，改变文风，改变思想作风。

毛泽东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潮流发展演变的高度，认为“党八股”就是“洋八股”、“洋教条”。五四新文化运动推翻了“老八股”、“老教条”，现在又滋生出“洋八股”、“洋教条”，在我们党内进而发展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其特征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藉以嚇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语言文字形式。”〔《整风文献》（修订本）〕

演讲的最后，毛泽东重提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汉语，作为一种意合语言，其句法结构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简约，灵活，自由。近代以来“西风东进”，以欧美社会文化为代表的外国文化被中国知识界大量接受并追随、模仿。尤其在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中，以加长句式、多层语义、新概念、新造词尤多，半生不熟，诘屈聱牙。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走上了一条与其初衷相背离的道路。如何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又新鲜有力的语言文字，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讲话、办事，讲人民大众听得懂的话，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

改变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终遭唾弃

1941年4月，周文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兼任大众读物社社长，加强面向更广大群众的社会教育工作。在大众读物社工作期间，周文从读者来信中了解到边区群众反映看不懂公文布告的问题。有时即使文字认识了，意思还是看不懂。于是，他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正式提出关于革命政权公文改革的倡议。

由公文改革，到改变文风，再到改变作风，周文对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在关于公文改革的文章后边，周文加注一个附录说道，公文程式的改革创新，仅仅是就事论事。说到底，公文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不能取代工作实际。“政府工作，主要的是要求实际的效果，要求迅速的适当的解决问题，而不在乎公文的形式……无论大事小事，无论远的近的，甚至近在隔壁的，都也一律照例用公文，即使他采用的是新的公文程式，他也会变成新的形式主义者的。”（《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0日、31日）

找理由把工作做好，开拓创新，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主流。找理由不做事，敷衍搪塞，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温床。为开会而开会的“会议主义”，为事务而事务的“事务主义”，就是延安革命队伍里妨碍“正能量”有效发挥的两堵墙。“民主政治，不要会议是不行的，也是不容许的”，但把会场当现场，把信息当事实，把电话当对话，把计划当总结，工作流于表面文章，从一个会议到另一个会议，始终面带微笑，整天匆匆忙忙，“平均每月的会议，至少总在30次以上。那就几乎平均每天要开一次会。有一位同志的统计，他把所有大会小会都算上，每月在45次之多”。加之当时延安和边区山多、路险，交通不便，时间意识淡薄，往往一个会就耗掉一天的时间。更可恶的是，“用了事务主义的态度去对付会议。在事前没有把问题研究成熟，没有很好的很周密的布置，只是到时候，照例召集开会，以为一开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而有的参加会的人，也是事前没有什么准备，到时候，等感想，照例发言，为发言而发言，夸夸其谈一通，仿佛是为的表示他的存在，虽然有时因偶尔灵机触动，不无一点可取之处，但在大多数的时间，常常是以感想代政策。而且有时自己发言之后，离座位去晒太阳，不听别人的意见。有的人有时一天开三个会议，上午照例去发表一篇感想，下午也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晚上呢，也是照例发表一篇感想。成了开会忙”。（《解放日报》1942年7月15日）这种形式主义，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浮在工作表面沉渣泛起的泡沫。

热衷于“会议主义”和“事务主义”的形式主义者，热衷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形式主义者，热衷于追求最大、最高、最快的形式主义者，其危害是沽名钓誉，在无限膨胀的工作形式中也膨胀着私利、私欲，而淡漠遗忘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如果说服务是共产党人存在的理由，那么，有效服务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效服务社会大多数人，决定了共产党人须务求实效，开拓创新。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可以欺骗一时，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但终将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

延安时期的公文改革、文风改革和作风改革，从和风细雨的建议，到暴风骤雨的全党整风运动，很快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佟麟阁：抗日将领的生前身后事

□  佟   兵/口 述     周海滨/整 理

佟麟阁（1892~1937），中国国民党爱国将领。原名凌阁，字捷三，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曾任冯玉祥部师长兼陇南镇守使。1931年起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教导团团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兼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七七事变爆发时，在北平南苑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7月28日遭敌伏击殉国。1979年8月被正式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

佟  兵，佟麟阁之子，1925年生，曾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

1937年7月7日，周六，隆隆炮声从郊外传来，日军的战斗机群不断掠过城市。佟兵记得，往常每个周六中午，父亲都会回来与家人共进午餐。如果父亲不能回来，母亲就带着佟兵去看望父亲。

这次，佟麟阁没有回来，却也不让妻子和儿子去南苑。苦等了21天后，家人等来的却是佟麟阁殉国的消息。

7月29日，12岁的佟兵再次见到了父亲。父亲躺在一张木板床上，头上有几个洞，浑身血肉模糊，左臂没有了。“看着钉子落在棺材上，就像一下下钉在我心上”。不久，北平柏林寺的荒草中多了一个一尺多高、没有墓碑的土池子。只有佟家人和寺院方丈知道，这是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的寄柩之地。“此后每年祭日，被迫隐姓埋名的家人都来偷祭父亲，不敢出声，只能默默饮泣”。

佟兵说：“那会儿父亲明明知道抵抗是90%要死，兵力不够，武器不行，有些人又不支持，他明知道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敌来犯，我等决以死赴之。”佟麟阁曾这样说。

战争的描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1937年7月28日，日军调集数以万计的军队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北平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轮番轰炸，并有敌军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日军依仗武器装备的优势，将第二十九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中国军队处于各自孤军作战的境地。

部队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佟麟阁与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坚守阵地，指挥第二十九军拼死抗击。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不肯，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仍率部激战。后头部再受重伤，失血殉国。

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意外的是，身后哀荣却改变不了家人的处境，佟麟阁死后，厄运一直缠绕着他的家人。读高中时，佟兵是“满洲国留学生”经常欺负的对象。“文革”期间，佟家遭受冲击，所有遗物毁坏殆尽。

佟兵总会想起与父亲在一起的细节。“那时汽车很少，每星期六听到胡同里的汽车喇叭声，我们就知道父亲回来了，飞扑出去，争着拿父亲的皮包、相机，握他的手或牵他的衣袖，父亲则微笑地看着我们……”佟麟阁没把六个子女带在身边，但会让他们定期寄上作业和习字，亲自评判后寄回。殉国前一天，佟麟阁还托人把佟兵的大楷作业从战场捎回家。

2005年，佟兵祭父，他告诉父亲：终于找到了阵亡的准确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时村。现在，佟兵和其他殉国将领遗属呼吁：把7月7日、8月15日或9月3日定为法定的国家纪念日，而不是每隔十年或五年在9月3日举行一次大型的全民纪念活动。

【从抗日英雄到“反动军阀”】

1950年,佟兵考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一年后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院。5年后佟兵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人民医院，成为一名药剂师。“医院每年评两个先进，其中一个肯定有我。”平静的日子总是很短暂，“文革”来了。佟麟阁成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军阀”。佟兵的家庭成分也变更了三次，从“地主”到“国民党旧军人”，“文革”中又演变为“国民党反动军阀”。

“因为我的出身不好，每逢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上头对我们这些‘国民党家属’不放心，我和一部分人被派到南苑劳动。当时我想，父亲为挽救民族危亡牺牲在这儿，他的儿子又是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劳动？”佟兵的两个儿子，在学校申请入团，因为祖父是佟麟阁，不被批准。佟兵的妻子在银行工作也受到冲击，被迫去了一家电视机厂工作。

“母亲彭静智和长子佟荣萱被遣返回原籍河北高阳县边家坞村当农民”。“1966年左右，我给周总理写信，诉说心中不平，虽然很快得到了回复，但政策迟迟没有落实。1968年7月1日，母亲在边家坞村的茅草屋里病逝”。

在“破四旧”活动中，“佟麟阁路”被更名为“四新路”。“红卫兵上门抄家，父亲留下来的遗物、照片、文件等都被抄走，最让我们痛心的，是父亲遗物被抄走，金十字架以及高鸿锡带回来的那块金表，母亲都视若生命。父亲的坟墓也差点遭到破坏”。“我家没有别的照片了，都被‘文革’给毁了。只有一张全家福。我父亲最喜欢照相，全抄了，什么都没有了”。佟兵从各处搜集有父亲的照片，只找到三张，那还是抗战前报纸上登的照片。

远在重庆的三姐佟亦非夫妇俩被监视。绝望中，三姐曾两次自杀，被丈夫熊先煜及时救起。因为父亲，佟家的生活跌入谷底。

“1976年邓小平复出后，我又重新开始奔走。三姐夫熊先煜的弟弟熊先觉是史良的秘书。通过他，我找到史良。史良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她让我写一份材料，说肯定会帮助我送到小平那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给我家落实了政策”。时光转至 1980年代，医院来到佟家通知佟兵，他当选为西城区第五届政协委员。听到这个消息，佟兵心里很平静。他很明白，医院推荐他当政协委员，是因为他父亲是佟麟阁，佟麟阁是抗日殉国将领。佟兵曾连任八届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还连任过三届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副主席。不过，佟兵说：“我不喜欢人家喊我佟主席。人家称呼我药师，那是我的专业。”

佟兵说，他一直记得父亲挂在家中墙上的警语：“诚恳态度做人，负责态度做事。”还有一条是：“见权贵献谄容者，最可耻；遇贫困持骄态者，贱莫甚。”

【“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挖我双目……”】

佟兵说，父亲原名凌阁，殉国后发文误作“麟阁”，此后就沿用了下来。佟麟阁少年就读于舅父胡光门下。九岁那年, 舅父胡光为他找来八极拳师林舜唐传授武艺。早年入伍于冯玉祥麾下，冯玉祥在《模范军人问答》中这样评价佟麟阁：“他是一个极诚笃的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

佟麟阁治军时为不识字的士兵扫盲，保持训练的同时，还会组织教授士兵学习一些生产技能。对高一级的军官，他要求指挥训练务必亲力亲为，切不可把日常操课委于下级。佟麟阁的旧部佟泽光曾回忆：“佟将军动作示范准确迅速，要领讲解深入浅出。他曾说，只有平时把部队训练好，战时才能杀敌制胜。一个优良的射手，遇到10个敌人在距离他200米处向他猛扑过来，他能够毫不畏惧。因为在战地跑步，200米的距离需要1分钟。1分钟时间内可以射击10发子弹。这10发子弹弹无虚发，10个敌人就可以全部被消灭，还怕什么呢？”

佟麟阁的抗日轨迹从第二十九军开始。

第二十九军是一支备受冷遇的军队，全军只有野炮十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步枪多为土制。“喜峰口一战第二十九军将士坚守了7天7夜，打退日军数次强攻，毙敌3000多人，但那支由五百精兵组成的大刀队，虽然砍杀了大量日寇，最后只有20人生还。”

1933年5月24日，下野的冯玉祥发表通电，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佟麟阁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代主席、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收复了察东四县。“在察省时，有一个暑假父亲带我们几个孩子骑马到赐儿山。他高兴地为我们拍照，又看着我们在山上尽情地奔跑。累了，我们偎着父亲席地而坐，这是我难得享受到的天伦之乐。在我们的要求下，他讲了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兵的故事。他对我们说：要做岳飞这样有民族气节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强盛了，小日本哪敢侵占我们的东北三省？东北的父老乡亲也不会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而流离失所了”。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只坚持了三四个月就被解散。“父亲觉得抗日无门，心里非常不高兴，从那以后就辞职了，从张家口隐居到香山”。佟麟阁每日寄情于研读《圣经》《周易》，写字、摄影、打猎。

“那会儿他没工作，我从资料里看到宋先生给他二十九军中将参议的衔，没去上班，每月给他送八百块钱，对他还是挺照顾的。”“宋先生”即喜峰口抗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他一直等待时机请佟麟阁再次出山。而对隐居香山的佟麟阁来说，虽然看上去醉情于波澜不惊的生活，但是华北的局势并未置身事外。“1935年，中日之间摩擦特别厉害，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冯治安，这些将军几次上香山请我父亲，让他协助宋哲元办理军务”。于是，佟麟阁回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住南苑二十九军军部。

1937年，佟麟阁曾对驻守北平南苑的大学生训练班慨然陈辞：“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双目、割我双耳。”全国有志抗日青年、抗日同盟军干部和共产党员，闻讯前来参加第二十九军，进入军事训练团受训者不在少数。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广安门外30里的永定河上，第二十九军在此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日军的军事演练。宛平民众都觉得战争不会太远了，但二十九军一直隐忍不发。“老百姓希望抗日，低级军官要抗日，而真正不愿意抗日的是那些亲日政客和少数人。二十九军连保安队都算差不多将近10万人，日本人刚一挑衅时才1万多人，谈谈打打从关里调，最后调了那么多人来。若非如此，佟、赵两人身经百战，哪能一天作战就牺牲了？”

当时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于1937年5月底回了山东老家。在各方纠葛中，7月24日终于决心抗击日寇。“宋先生也是非常爱国的人，正是因为他爱国才有喜峰口那一战，以那么低劣的装备，领导着二十九军两个旅，能把日本人打败，扬名世界，他是爱国的。他生活在蒋介石跟日本人的夹缝里，佟、赵死后他心里感到窝囊，总想上前线打仗，最后没去成，到绵阳那儿病死了。”

【《大刀进行曲》的来历】

佟麟阁认为：“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

“当时父亲坐镇南苑，每星期六才回家团聚。但是，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我们都没有把他盼回来。我们去问母亲，她焦虑不安地看着我们说：‘爸爸很忙，不要多问了。’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千万不要去问爷爷、奶奶。’我们好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使我们想起近日有时听到炮声和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掠过的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出命令，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7月12日，《世界日报》以《日贼侵犯宛芦，被我军击退；廿九军之大刀队大杀日贼》为标题，报道二十九军战果如下：

（一）11日，日军二百多名，进攻大王庙，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砍断头颅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

（二）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昨日图攻南苑。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即落，遂获大胜，日军向丰台退却。

（三）日军前锋，昨拟沿铁路桥攻过永定河。华军对河隐伏，不发一枪，迨日军行近，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后路日军大乱，纷纷溃退，华军即用机关枪扫，日军伤亡无数，两军肉搏，历二小时之久。

二十九军大刀队，从喜峰口战役到卢沟桥抗战，屡建奇功。消息传开，正在上海进行抗日活动的著名作曲家麦新受到鼓舞，乃创作著名战歌《大刀进行曲》，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其原词是：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少校军械官王慎之来到佟麟阁面前，拿着一个存有50元的存折说：“先生，大战就要开始了，您如回城，请把它交给我的家属……”佟麟阁没有接，摘下了自己的金项链。“王慎之要进城领军械，临行问父亲有什么吩咐，父亲低头沉思片刻说：请替我回家看看，见了荣他妈（我母亲）把项链交给她，就说我一切都好。军人是打仗的，过去打的不是仗，那叫内战，现在才真正是打仗，因为打的是侵略咱们的外国人。见了老太爷和老太太，就请他们二老放心，千万别惦记，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就回来了！谁料，这就是父亲殉国前的最后遗言。”“这王慎之就回北平了。说先生的项链叫我拿回来了，当时母亲一看这情况，马上就流眼泪了，知道他有了赴死之心了。”

那时，军队中充斥着大量汉奸，战争刚一打响，“副军长佟麟阁驻守南苑”的情报很快被汉奸潘毓贵泄露给了日本人。7月28日凌晨，日军集结5个师团，10万以上兵力，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突然从东、南、西三面向南苑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南苑城一片火海，情势十分惨烈：炮弹落在马厩里，上百匹马被炸死。通讯设备被炸，各部队失去联络，只好各自为战。部队接到军部命令，令南苑军队一律撤退进城。佟将军立即决定，分散撤出南苑。据时任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教育长张寿龄回忆：佟麟阁当时率领的是军事训练团的学员，都是18 岁左右的年轻人，携带武器不多。佟麟阁在撤退途中不断收容伤兵，以图回到北平重新整编。由于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已经控制要塞道路，故佟将军率部穿越青纱帐，掩蔽部队。当撤退部队跨过凉水河，到达大红门东北时，在大红门与红寺之间的南顶路与日军遭遇并发生激战。佟只得率部由南顶路向北，进入时村，不料在时村又遭遇日军的阻击，在时村路和周围的青纱帐里，佟率部与日军激战一个多小时，身上多处负伤。

佟麟阁腿部受了重伤，部下都劝说他尽快撤离。“说你赶紧下去裹伤，骑着马把你送走，我父亲说不行，战斗这么厉害，我怎么能走呢？有那么多学生。最后，在撤退的路上遇到伏击，一颗炸弹落下来，伤了头部，牺牲了。那几个卫士也死了。”

【将军灵柩：寺院里的秘密】

侥幸生还的贴身卫士高鸿锡当天来到佟麟阁家，起初他只是告诉彭静智，说佟麟阁受了重伤，正在医院里，然后把佟麟阁随身带的手表、怀表和相机交给其夫人彭静智。佟兵回忆说，那不是一块普通怀表，会打点报时，母亲一看，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如果只是受伤的话，怎么把父亲的这些东西都带回来？

佟兵说，回到家看到父亲时，他安静地躺在西院的一架木板床上，头上有几个洞，左臂没有了，浑身血肉模糊……高鸿锡实在背不动佟麟阁的遗体，就只带回了遗物。

佟兵听说，父亲殉国后，部队就打光了，是他的老部下，中国红十字会、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欧秋夫，率十余人开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寻找了一夜。7月29日黎明，在村民的帮助下用排子车将佟麟阁遗体由时村小路运到南顶大道，再由汽车运回北平城里。

“我母亲一看，当时就晕过去了。一家子失去顶梁柱了，家里突然发生这样的变化，精神上哪受得了。7月底那天多热，28号牺牲的，29号把他拉回来已经面目全非。当时去救护的人一看，也是号啕痛哭。遗体拉回来以后，放在东四十条我们那个花园，有几间房。买来冰块，大冰块搁到床底下，一看伤口都长蛆了，家里拿水给洗干净给穿衣服，最后把我父亲装殓在给我爷爷买的那棺材里了。装殓起来，大家说这怎么办？日本人就要进城了，遗体叫日本人发现不得了啊”。

当晚22时左右，佟兵跟着母亲和家人，提着箱子和包裹，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第二天，北平沦陷，佟麟阁的灵柩无法安葬。佟兵说，母亲再三考虑，决定暂放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寺里的老方丈仰慕佟麟阁，冒着风险把他的灵柩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砌了一个花池。老方丈保守寄柩的秘密一直到抗战结束。为掩人耳目，佟麟阁的灵位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胡”是佟麟阁母亲的姓。

从那天起，12岁的佟兵把原来的名字佟荣芳改为胡荣芳。“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我们一家先是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几天后，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自家原来的空房子。我后来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东四十条，见家门口不时有日本汽车和日本人进进出出，一打听，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公使霸占。”

在这个开始辗转生活的家庭里，佟麟阁的父母并不知道儿子阵亡的消息。佟兵说:“母亲一直瞒着他们。开始几年，祖父和祖母还经常问:‘我儿子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母亲总瞒着说:‘去后方打仗了。’实在逼急了，母亲就拿出一封假信，念给他们听，说是丈夫写的平安家信。”仗打完了，儿子还没有回家，祖母又问，佟兵的母亲说:“他在南方！他在南方！”

佟兵的祖父、祖母1952、1953年相继去世，佟麟阁殉国之事，两位老人至死未知。

【家属的流离与烈士身份的追认】

安置好父亲的遗体，母亲带着一家人躲进了美国教会开办的汇文小学（现北京丁香胡同小学）“校长尚文锦掩护了全家”。

次年7月28日，佟麟阁殉国忌日。“那天清晨，母亲买好酒和点心，和我们合计好分头出门的时间、路线，来到了柏林寺。与散居城内的忠实部下在寺内东跨院会合，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磕头祭拜父亲亡灵。母亲为了一家人，也想尽办法谋生。”佟兵回忆说：“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母亲买来机器，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卖，再买回来配给的棒子面，维持着20多人的口粮。”

在这8年间，佟家搬了若干次家，住过史家胡同、火药局胡同、皇城根胡同……佟兵回忆说，那段时间家里日子过得很苦，但在亲戚、朋友、同学、共产党员等的帮助下，他们熬到了抗战胜利。在火药局胡同，有个邻居是拉胡琴的师傅，他知道佟家的身份后，内心非常敬重。这位师傅每当做了好菜、炖了肉，都会给佟兵的母亲盛上一份送过来。

抗战8年间，佟兵亲眼目睹了日伪军在北平的暴行。有一次，佟兵看到一个中国人无意挡了日本兵开的汽车，日本兵就直接开车把人撞死了。

1946年，为纪念佟麟阁、赵登禹殉国9周年，举行了移灵、追悼大会等公祭活动。李宗仁、冯玉祥等66人联袂行文，向海内人士征文。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为佟麟阁、赵登禹举行国葬，由李宗仁主祭，从北新桥柏林寺到香山兰涧沟，沿途设了6处公祭点，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

29日，国葬赵登禹时，赵的家人都已逃难到山东老家，没人在北京，于是佟兵和姐姐替赵登禹后人打幡，从存柩处的龙泉寺出发到宛平城外的墓地。

佟兵说，国民政府是1937年7月31日发布的褒奖令，追认佟麟阁为陆军上将。上海《大公报》1937年8月1日原文刊载了这一褒奖令，上面有“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忠烈，而励来兹”的字样。而第一个“以彰忠烈”的是宋哲元，他在佟麟阁殉国一周年时，在衡山观音桥修建了“双忠亭”。

中共最早纪念佟麟阁的是毛泽东。他在1938年3月12日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称佟麟阁“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然而，自1952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烈士证作废后，直到1979年8月1日，“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证书”才补发到佟家。“1979年8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给邓小平写信，经邓小平批示后，北京市委正式追认我父亲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并在香山重新修葺佟麟阁墓地，竖立起汉白玉石碑。1980年7月28日，我们才被重新允许给爸爸扫墓。1992年墓地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佟麟阁路，1948年命名后，于1966年更名，又于1984年10月恢复，1995年9月竖立了中英文路牌，成为历史文物。

跌宕沉浮身后事，都与将军无关了。他停留在当年手书的王昌龄诗句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拍苍蝇”到“杀老虎”

——战后反腐第一案姜公美案

□   阮清华

1945年8月15日，中、美、苏、英四国同时发布《四国公告》，宣布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似乎在一霎间突然降临，让人有猝不及防之感。许多人还在迷茫下一步该怎么走，更多的人则一拥而上，纷纷奔赴沦陷区“光复故土，接收敌伪产业”。一大批“土行孙”（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穿山甲”（沦陷区外围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别动队之类）、“变色龙”（被重庆政府委任为先遣军的原伪军）纷纷浮出水面，大发“接收之财”。随后， “天上飞来的”（坐飞机奔赴沦陷区的）和 “水上漂来的”（坐轮船奔赴沦陷区的）重庆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各类接收大员又纷纷登场，上演了民国史上丑陋的“三洋开泰”、“五子登科”的接收闹剧。

沦陷区的人民经历了长达八年的亡国奴生活，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期盼着中央政府早日光复故土。没想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时舆论沸腾。而远在山城重庆不能坐享“接收之财”的参议会、检察院等机构，更是要求“顺应民情”，严查接收腐败，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不得不组建清查团奔赴各地进行清查，试图向民众作一交代。

但清查团人少事多、位卑权轻，也只能“拍拍苍蝇，摸摸老虎”，最后多数案件都是不了了之。唯独上海宪兵队队长姜公美一案，却扑朔迷离，一波三折，成为战后清查反腐第一案。此案不仅成为1946年上海的十大新闻之一，甚至引起了蒋介石的亲自过问，重庆宪兵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国民政府国防部等部门纷纷介入。此案的判决结果从两次无罪释放到5年半有期徒刑，到最后突然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一改再改，出人意料且莫名其妙。此案从案发前到案发后，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尤为令人困惑。一个小小的宪兵队长，何以掀起壮阔波澜呢？

【姜公美其人及其发迹史】

姜公美何许人也？ 姜公美，原名姜万麐（读音lin），又名姜美，江苏徐州人，1913年生。曾用化名“蒋廷国”——乍一听似乎跟太子爷是亲兄弟，也许这化名太过招摇，所以他很少使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姜美被任命为上海宪兵队队长，开始改用“姜公美”这一大名。

姜公美幼年没读过多少书，只上过两年初中，却刻得一手好字，并凭此闯荡上海滩，在郑家木桥和南市一带刻字为生。郑家木桥是当年上海滩流氓、瘪三的天堂，藏龙卧虎之地，“青帮教主”杜月笙当年就是著名的“郑家木桥小瘪三”。不过，姜公美在郑家木桥没加入青帮，倒是结识了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务处驻沪负责人方骥。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党政军相继撤出东南地区，各部门留下部分力量在上海租界从事抗日活动。方骥领导的特务处就是宪兵司令部潜伏在上海的情报组。因情报工作经常需要使用假名、假印章，方骥经常找姜公美刻假印章，因此与姜相识，并将其吸纳为助手。

姜公美在方骥的培养下，很快学会了特务的基本技能，建立了许多人事关系，开始在上海打开局面。随后，方骥将他推荐给重庆宪兵司令部特务处副处长魏持平，魏持平即委任姜为中尉情报员。宪兵本来是军事警察，必须军人才能担当，但姜公美这个刻字摊主，一出道就是中尉，这在和平年代里可是多数人摸爬滚打多年后才能获得的成果，所谓“时势造英雄”吧。

不久，姜公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了一个多月又放了出来。据说因为与日本人做生意出了问题，抓起来后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没查出什么问题，只好释放了事。实际上，姜从此做起了双面间谍，一方面为日伪做事，一方面继续为重庆提供情报。既陷害过抗日人士，也给重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不无微功”。后来方骥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并杀害，姜公美接替他成为重庆驻沪情报组组长，与重庆宪兵司令部挂上了钩。

1944年，姜公美获得日伪上海第三期清乡军事行动计划草案，并发给重庆，受到嘉奖，于1944年7月被召到重庆受训。到达重庆后，姜公美晋升为宪兵上尉。姜在重庆住了9个月，在此期间，国民党正好准备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并放出传言中央委员可以“自由竞选”。重庆宪兵总司令张镇为了竞选中央委员，到处托人。他得知姜公美是杨虎（上海警备司令）的学生，且与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关系密切，杨、吴手下都有很多选票，于是委托姜公美与杨、吴联系，请求支持。事情成功后，张镇大喜，对姜公美也更为亲近，姜公美因此得以与宪兵最高司令建立起直接关系。

【红得发紫的“封条大队长”】

1945年夏，意大利、德国先后战败投降，日本的投降也指日可待了。为提前准备日本投降后的接收工作，宪兵司令部派姜公美随同吴绍澍等同回上海进行地下工作。7月中旬，一行人先转道福建，尚未到达上海就已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宪兵司令张镇立马任命姜公美为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长，要求他尽快赶到上海设立队本部，组织接收事宜。

姜公美连夜赶到上海后，便去拜访杨虎夫人田淑君，不仅借住在田淑君提供的房子里，而且迅速利用田淑君以及洪门李炳清等人的帮会势力，将一班伪警察、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组织起来，接收了伪警察局的300支手枪，正式拉起了一支宪兵队伍，划上海为六区，组建六个宪兵支队管理各区。姜公美8月24日晚到沪，无一枪一卒，26日就正式拉起队伍开始办公，效率不可谓不高。尤其是杨虎的一班弟子，成了宪兵大队的核心，外界称之为“杨家将”，在上海一时呼风唤雨，好不得意。姜公美组织好人马后，再通过接收解决枪支问题——有人有枪，在乱世就是枭雄，尤其在战后上海这样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

姜公美是最早进入上海的接收大员，其时，除了蒋伯诚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以及吴绍澍作为上海市党部主任、三青团上海市主任和上海市副市长两个接收大员外，姜公美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滩大佬了。姜公美一朝大权在握，除了继续与吴绍澍保持密切联系外，根本不买其他人的账。此时宪兵大队的封条满天飞，姜公美的大印则盖满每一张封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条大队长”，霎时间红得发紫。

战后初期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非常混乱，直到9月底，由重庆国民政府任命的各路接收大员才纷纷到达各接收区域。管辖上海市等范围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9月份抵达上海；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9月9日才出现在上海，而这时距日本公开投降已将近一个月时间。各种各样的接收机构各自为政，开始了新一轮的接收争夺战。有时候一扇大门上就贴有无数个接收机关的封条，到处引发冲突，甚至刀枪相见，情况十分混乱。

【“都是豪车惹的祸”】

姜公美的宪兵大队，从迅速拥有几百名队员、几百条枪，到遍布大上海的六大宪兵支队，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姜公美从上海滩上的无名小卒，到只手遮天的宪兵大队长、接收大员，也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姜公美在上海把手伸向每一个地方，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地大肆查封各类机关、企业；且与后起的各接收机关、接收大员产生了尖锐矛盾。其实每一个接收机关、接收大员，不仅都是手握一定权势之人，而且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支撑着，谁都不是省油的灯。姜公美志得意满之时，不仅百姓怨声载道，更得罪了不少权贵，大祸临头只是时日问题。   

案件发生的缘起是一辆豪车，据说是当时上海滩最好的汽车，本来属于汪公馆（汪精卫在上海的家），却被姜公美捷足先登，先予接收并自用了（另一说是新新公司总经理、有通敌嫌疑的李泽孝敬给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李及兰看中了姜公美的豪车，想要姜低价转让给他，正踌躇满志的姜公美坚决不肯脱手。

李及兰是堂堂黄埔一期生，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上海地区最高军事统帅机关，李副司令认为他有权管辖沪上各驻军、警察和宪兵单位。淞沪警备总司令由上海市长钱大钧兼任，而钱大钧与李及兰是连襟兄弟，故放手李管理司令部所有事务。在李及兰看来，上海宪兵队就是其属下的一个小单位而已，这区区小队长居然如此不识时务，简直是大逆不道。姜公美以为有重庆宪兵总司令张镇和市党部主任吴绍澍撑腰，且自恃沦陷时期抗战有功，如今又是上海滩接收第一人，没把重庆来的副司令放在眼里。

然而，世事无常，现在是“重庆人”的天下，“土行孙”、“穿山甲”、“变色龙”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再不乖乖听话就只能自取其辱了。10月12日，钱大钧亲自下令警备司令部将姜公美的整个宪兵大队缴械，并将姜公美缉拿归案。本来民众对姜公美的举报信就如雪片般飞来，只是大家忙于发接收财，无暇顾及反贪这一档子事，何况“接收起家的俯拾皆是”，反谁呢？谁来反呢？但现在此人不识相到如此程度，居然连堂堂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要辆车都推三托四，是可忍，孰不可忍？！本来宪兵大队就是乌合之众，正好将其解散，还可接收一批武器装备；同时也向舆论表明，警备司令部可是按民意办事，有贪必反。

姜公美的宪兵大队，其成也快，其毁亦快。

【四堂会审，扑朔迷离】

正当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捕姜公美并进入侦查阶段之际，重庆宪兵司令部总司令张镇亲自打电话给钱大钧，要求由宪兵司令部审理此案，接着马上派姜公美的顶头上司魏持平来沪提人。宪兵向来独立行事，不受其他单位管辖，姜公美奉张镇之命来沪接收，而且在张看来，姜这两个月的表现可圈可点，其接收成果有目共睹，何罪之有？怎么能让外人审判自己的爱将呢。再说张镇与钱大钧都是蒋介石侍从室出来的人，大家也算是兄弟一场，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钱大钧接到张镇的电话，自然只能让魏持平提人了。姜公美到重庆后被偷偷释放，有人劝姜出去避避风头，但姜自以为已经平安无事，不肯离开。

可能因为钱大钧对宪兵司令部不予审讯的做法极为恼火，于是干脆直接将案情告知了蒋介石。随后蒋介石又命令军政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把姜公美逮捕起来，并押回上海交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重新审讯。

此时，报上陆续公布了姜公美的一些所谓罪状，如“纵兵殃民三起”，“擅自释放罪犯九起”，“非刑拷打五起，侵占公物一起，盗取物资两起”以及其他舞弊共七宗罪。并有传言说姜还接收了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泽的两亿元伪币和汽车一辆，作为姜帮李开脱罪责的报酬。1月14日，报上公布侦查组查获姜公美的隐匿物资：棉布大小107件，约三千疋，另有432疋；肥皂68箱，橡皮车胎134条，内胎一箱，棉花113件，木棉154包，西药26箱，糖133包，螺丝板头38箱，其他颜料、生丝、火柴、蜡烛、硫磺等为数极可观。

钱大钧为示公平，特电邀陆军总司令部派员会审。该案名义上由陆军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审，陆军总司令部的李申之成了主审官，淞沪司令部军法处长曾照贻参与会审。第一次会审没有判决，审讯过程中争议颇多。

2月7日，警备司令部、陆军总部、军风纪巡察团和宪兵司令部联合组织特别法庭，对姜公美进行四堂会审。军风纪巡察团和宪兵司令部的介入，使得案件的审判更显复杂。会审时，有关姜公美的罪状并没有调查清楚，甚至具体犯了哪些罪行各审讯者都心中无数。就在这次会审期间，苏浙皖区敌伪物资处理局新查获被姜公美查封之黄鱼10280斤。

2月10日，会审继续进行，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审讯团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所有会审都未公开，其时舆论普遍对此不满，认为该案案情重大，民怨极大，应该公审。会审结束后，连判决结果都未予公布，只说需要呈请最高当局核准，方可判决。

但同日主审官李申之却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姜公美案已经查明，各会审法官均认为其罪嫌不足，应“宣判无罪”。李申之此举无疑是想通过舆论影响对姜案的判决。但此时舆论对于姜公美没有丝毫同情可言。李申之这一莫名其妙的举措，不仅把审判组内部的分歧暴露出来，而且导致舆论哗然。   

15日，钱大钧发表谈话，认为李申之在审判未终结之前，在会审人员意见并不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宣布疑犯无罪，“殊有未合”，尤其在案件尚未核准之前，擅自在报端宣布姜公美无罪，更属违法。“现值委座莅临沪市，本部自当将全卷呈请核阅后，再行遵批办理”，显然，钱大钧试图再次利用蒋介石的权威来推进对此案的处理。16日，蒋介石在上海看过钱大钧提交的有关姜案的卷宗，认为审判过于草率，下令重审。

【愚人节的预言】

吊诡的是，自从蒋介石指示重新审理姜案后，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姜案却突然没有了任何消息。许多报纸不断发布消息，猜测姜案可能什么时候重审，但是每次都未能准确预言。

1946年4月1日，《申报》突然发布一条独家新闻：“姜公美今日枪决”。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这只是记者利用愚人节之机发布假消息，借以表达民众的意见。但这一消息一度使民众信以为真，因为大家实在希望政府能够公正惩处贪污、渎职之接收大员。消息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也很难堪：姜案两度被宣布无罪，如今又突然无声无息，早已引起了民众的多方猜测。

第二天，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侦察组宣布了清查姜公美查封物资之部分情况。侦察组先后在江西路荣华仓库，抄获大量布疋西药及车胎等；在外滩八号华通仓库内，抄获糖、油、木棉，在十六铺茂泰冷气堆栈内抄获冷藏鱼类，估计约值数万元，现由宪兵二十三团派兵看护。事实上，以上物资早已查获，且民众也早已知晓，如今之宣布只是具体提供了地点而已，并未多透露有关姜案的任何细节。这些物资只是宪兵大队查封的，并贴有姜公美署名的封条，不能全算贪污、隐匿，但法庭对这些事情并未加以澄清和调查。而且，由于这些物资一直处于查封中，未作出适当处理，不少已经霉烂，白白浪费。

4月25日，警备司令部终于发布消息，准备下周重审姜公美。5月1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始重审姜案。姜公美对法庭提出的所有控告均予以否认，声称查封物资都已经移交第三方面军，自己只是依法办事，并未有贪污舞弊行为。但在审判过程中，姜所提出的各项证人都不肯出庭作证。姜之所谓证人，大都是他宪兵队的下属，这群乌合之众早已跑的跑，逃的逃，谁也不肯在这关键时刻露面。法庭无法传讯其证人，只能依据调查的情况定罪。5月30日，审判长谭煜麟宣布本案已经判决，正呈请最高当局核示中。

当时最高法院先后宣判了很多汉奸案件，所判刑期在两、三年者居多。许多人因此认为，姜公美最多也就两三年罢了。然而，似乎突然之间峰回路转，10月16日，上海各大小报纸突然铺天盖地都是有关姜公美被执行枪决的消息。原来姜公美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半，并已获当局批准，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但是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突然接到总参谋长陈诚电令：“被告姜公美应改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仰即遵照，并将执行日期连同照片具报备查。”警备司令部接电后立即于16日将姜公美从提篮桥监狱提出，押赴宋公园，执行枪决。

【盖棺犹未定论】

姜公美突然被执行枪决，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姜公美自己无疑更是连做梦都没想到。中国人一般讲盖棺定论，但姜公美盖棺而无法定论。当时报纸就议论纷纷，认为姜案拖延日久，变故丛生，令人生疑。而且姜公美到底犯了哪些罪责，始终未有正式之披露；即使是报纸上由记者们发布的消息，有多少是真实的，法庭也未予以证实或证伪。姜公美查封的物资移交后当局并未认真清点处理，在当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的时候，却任由庞大的物资霉烂，白白浪费，更是引起民众之不满。

熟悉姜公美的人大多认为姜公美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姜公美到上海，住所都是借杨虎夫人田淑君的，姜死后其妻子儿女都是别人抚养，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他手下的宪兵大队的确有许多人趁机大发劫收财，他自己也有些问题，但与其他诸多大小接收官员之贪污舞弊情节相比，姜公美或许罪不至死。

在国民党接收沦陷区贪污腐化层出不穷之际，蒋介石下令组建接收清查团奔赴各地对接收工作进行清查。这些清查团对接收大员基本上不敢触动，时人谓之只“拍苍蝇”，而不敢“摸老虎”。武汉清查团接到一封署名为“接收同仁”的恐吓信，其文曰：“清查工作适可而止，拍拍苍蝇摸摸老虎，接收起家俯拾即是，沽名钓誉监察检举，得过且过何必啰嗦。淌来之物干尔鸟事，淘金得计可以休矣，再不滚蛋谨防炸弹。” 这封信无疑道出了当时接收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湘鄂赣接收清查团团长仇鳌当晚就离开武汉回湖南去了。清查团这种“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做法，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不满。

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战后接收早已怨言满天，清查团又无功而返，更导致收复区民心丧尽。美国特使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接收腐败深恶痛绝，早已忠告蒋介石下狠招治贪腐。而此时内战重开，蒋介石迫切需要美国的全力支持，因此不能不在反贪腐问题上稍微有所行动。李及兰虽然离开淞沪警备司令部，但他与陈诚关系十分密切，最终通过总参谋长陈诚之手，下令处死姜公美，时人多谓此举仍是因为李及兰的影响所致——姜公美似乎罪不至死，但他又必须去死。他是上海第一个接收大员，也是第一个被抓起来的接收大员，还是第一个被枪毙的接收大员。姜公美案因此成为1946年上海十大新闻之一，也成为二战后清查接收反贪第一案。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对城镇化的建议是“六位一体”：扩大土地供应，扩大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产业与城镇化同步，鼓励创业和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六位一体”推进城镇化才是全面的推进，要不然我们实现了房地产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土地财政城镇化，最后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没有就业，导致两极分化，再过十年二十年，城镇化搞完了，没有财政了，留下一堆问题，那就麻烦了。

必须撤销地级市，盘活三农全局

彭真怀：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大中小城市的发展问题，靠市场力量协调，目前在中国是根本做不到的。建国以来我们一直靠行政力量推动城市化。比如四个直辖市所获得的资源、政策和项目资金就比其他省会城市多，北京市就比其他三个直辖市多，副省级城市相对来说又比地级市多，省会城市比普通的地级市多，一般的地级市则完全靠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是做不到的。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城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的过程。第二，小城镇逐步扩大，成为小城市乃至大城市。第三，人类社会发现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大城市的人口开始向小城镇疏散。我考察过美国、德国、韩国，它们99%的所谓城市，就是small  town（小城镇）。包括美国在内，并不是靠大的城市群带动，大的城市群靠资源集中起来以后，不是靠市场力量推动，这一点我们务必搞清楚。所谓市场推动产城互动根本不现实。

周天勇：刚才彭老师说的大中小城市，人往哪里去其实是就业机会问题。比如我大学毕业了，是到县城还是到北、上、广，还是跑到省会城市去，这是人的机会问题。人往哪里流中央是管不住的，这是第一。第二，产业投资是企业行为。第三，人和企业为什么这么流动呢，有一个经济的动态平衡问题，我到这儿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风险多大，市场机会多大。这里主要是交通成本、规模经济。小城镇发展综合产业是不可能的，从经济学上讲，大城市可以发展门类齐全的综合产业，小城镇比如十万人、五万人，只能发展专业型产业城市，但是专业型的产业城市选择起来特别难。大城市也好，中小城市也好，如何布局，我认为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人的流动和企业家资本的流动、利润的追逐。这两点也有限制，比如土地指标就给大城市分得多，小城市到县城几乎就没有了，你让企业怎么去投资？他等了几年土地指标都下不来，这是体制问题。如果鼓励发展小城镇，土地指标问题要解决。还有税收，如果改成房产税，比如三万人的城市，只要有人来我这儿住，我就能收到税——然而现在不是房产税，是工业税，一定要有产业发展才能收到税，政府才能运转。

周志兴：美国的小城镇是怎样的呢？

周天勇：我2004年到那儿20多天专门研究它的财政。美国政府收入的60%来自房产税，这几乎是恒定的。我到波士顿、加利福尼亚、芝加哥、旧金山等地，了解到的情况都是这样。

彭真怀：国外是政府做了推动。我们所知道的硅谷就在小城镇，波音飞机制造也在一个小城镇，著名的奥特莱斯就在西点军校的边上。

我和天勇有一个不同之处：天勇认为人喜欢往大城市流，机会成本低，土地指标在那个地方——这恰恰说明我们做了一件错误事情，从现在开始要改变它，所以我呼吁给小城镇二十年的抚育期。

我有一个主张，新型城镇化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是国家真正安定的一个稳定器。我们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4%完全可以接受，根本不需要7.5%，不是说只有7.5%才能维持国家的良性循环。现在关键要打动领导人，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再把资源过分集中于地级以上城市了，要在国土空间上彻底改变这一不公平现象。

中国地级市的设立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必须撤销地级市。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看到地级市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有的都是破坏作用。

周天勇：我赞同这个观点。县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和设立地级市的关系非常大。

彭真怀：现在又搞了省管县，管理这个省的经济大县、资源大县，意思就是说省里要收权，不给地级市搞。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资源大县拼命想办法设立县级市——县级市就是县一级的抵抗。所以我呼吁一定要给县城和小城镇一个抚育期，请你们把地级以上的产业往县城和小城镇转，这是国家的希望，是共和国未来能够存在的基础，是真正的砖石。所有的维稳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县乡一级，维稳开支超过军费开支，这是很大的问题。县乡这级不做牢，就要天翻地覆，对城市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最终的新型城镇化，我的想法是：

第一，要盘活三农全局。到现在为止出台了15个一号文件，但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抓住“牛鼻子”，没有把农民放在心口上。农民继续贫穷，没有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农业继续困难，靠天吃饭。从原始社会以来农业一直是孤立的生产方式，农村没有规划。搞村村通，全国有226万个村庄，69万个行政村，每年拿出240亿，现实么？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如果不对农民保持应有的尊重，不对农业保持应有的敬畏，不对农村保持应有的真诚和厚道，走不长远。

第二，要引领四化同步。现在还是说“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化”，没有把重要的排在前面。首先应该是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我们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在国外开辟了7亿亩耕地，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新型城镇化如果仅仅在城市里做文章，不把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哪还有前途？

接着是信息化，工业化放在后面。目前的工业化完全是一条死胡同，没有出路，传统的工业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调了22年没调过来；新兴战略产业又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无锡尚德的破产就是新兴战略性产业的一笔糊涂账。两位老师刚才提到土地财政的问题，土地财政是什么问题？看上去问题在地方，实际根子在中央。地方政府要做事情，怎么做？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分税制，搞得各个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建立大量的办事处，因为只有中央政府可以转移支付，给谁都是一样的。

第三，要统筹“五位一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齐头并进。

归纳起来，新型城镇化就是实现“三四五”的问题，即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统筹“五位一体”。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的人生沉浮

□   何立波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风云际会、瞬间变幻。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三人，就上演了一出人生变奏曲，起伏跌宕。由于江青的青睐，他们一跃担任部级领导，成为“文革”新贵。“文革”结束后，他们或被开除党籍，或锒铛入狱，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体味了“文革”带来的五味人生。

庄则栋：大起大落的人生传奇

毛泽东曾称呼一个人为“小祖宗”，他就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次世乒赛，中国队获得3项冠军，国人大受激励。中日争夺男团冠军进入白热化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家中看电视，激动不已，对表现神勇的庄则栋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这届世乒赛，年轻的庄则栋战胜了两次获得世界单打冠军的日本名将荻村伊智朗，帮助中国乒乓球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队拿走了大部分团体冠军，但最激动最值得纪念的，还是这个开创性的冠军。在当时中国乒乓球男子选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庄则栋，在连续3届团体赛决战中有如此显赫的战功；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在三届单打赛中连续淘汰了最强劲的外国选手荻村、木村、高桥浩、绍勒尔，拔得头筹。

在中国体育史上，庄则栋书写了新的一页。然而他的人生，却不像他在球场上那样纵意所如。“文革”开始后，国家体委被军管，体育系统陷入瘫痪。1968年5月，庄则栋因为没有同“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划清界限，被造反派抓走并抄家。此后，他每天被游街、殴打、批斗，住牛棚，经历了一段黑暗的岁月。

庄则栋是个球员，无心涉足政治。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他不经意地制造的一场体育政治事件，瞬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文革”爆发后，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30届世乒赛。1971年，毛泽东批示组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庄则栋被解放。

1971年4月，庄则栋等人到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中有两台车是专门给中国运动员乘坐的，往返于驻地与赛场之间。一天，美国选手科恩不小心搭错车，登上了中国运动员的专车。庄则栋很大度，友好地送了科恩一件礼物——杭州织锦。汽车到达体育馆后，敏感的日本记者发现两人站在一起，纷纷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第二天，科恩把一件别有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回赠庄则栋。各家报纸图文并茂报道这件事。几天后，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拉福德?哈里森主动登门，询问中国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事情汇报到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他们运筹帷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打开中美两国20多年不相往来的不正常状态，此事日后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后来，庄则栋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见，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代表团。庄则栋从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成为“乒乓外交”中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从此和政治挂钩。这种身份的变化，几乎是庄则栋荣誉和磨难曲折交替的开始。

1971年“乒乓外交”后，国家体委不再实行军管。38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兼中国青年队主教练。用庄则栋自己的话：“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已不自觉地跨入政坛。1973年，庄则栋被选送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学习班结束回到国家体委后，庄则栋发现王猛的处境不妙。别人告诉他，两名内蒙古乒乓球运动员被殴打后写信告状，江青让王猛处理，但几天后没有回音。王洪文的秘书到国家体委说，王猛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开始质问王猛。江青告诉庄则栋，王猛是大恶霸、死官僚，是林彪线上的人，让庄回去跟王斗。庄则栋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将矛头对准王猛，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74年12月6日，33岁的庄则栋取代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江青、王洪文等人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庄则栋提出了“批国家体委三代修正主义”的口号，所谓“三代”就是指贺龙、曹诚、王猛，统统都是修正主义，都要批倒批臭。2007年6月29日，王猛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在他去世前，庄则栋给他寄来赠书，并为当年的事情道歉。

遵从“四人帮”的指示，庄则栋上任后更换、提拔了很多干部。庄则栋曾回忆说，以可靠为出发点，“大批地换干部，这下得罪很多人了，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任职期间，再没有什么能留下印象的大事情。我也不打干部，更没整死过人。”

作为一代传奇乒乓球运动员的庄则栋，不仅在事业上遭受过沉重打击，感情生活也未能幸免。庄则栋的妻子鲍蕙荞是一名钢琴演奏家，两人相识于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1961年，鲍蕙荞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在中国音乐界引起轰动；此时，庄则栋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两人再次邂逅，其后正式确定恋爱关系。一个是世界冠军，一个是钢琴演奏家，令人羡慕。

1965年，他们结婚了。婚后，庄则栋住在北京鲍蕙荞的娘家。这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岳父是水电专家。他们的结合原本很诗意、很完美，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切开始蒙上阴影。鲍蕙荞的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隔离审查。庄则栋因为反对批斗原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也成为批判对象。在庄则栋被批斗的3个多月里，他的教练傅其芳和队友容国团因为受不了羞辱，相继自杀身亡。

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庄则栋恢复了训练和比赛。后来就有了“乒乓外交”。1973年以后，庄则栋开始步入仕途。从这时起，鲍蕙荞和庄则栋之间有了分歧，感情也逐渐产生了裂痕。鲍蕙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的人生又回到原点。1976年10月，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长达4年。审查期间，庄则栋靠看书和练书法打发时间，四年间读了几千部书。

1980年8月，庄则栋出狱，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教练。因为不算正式教练，他没有伙食补贴，每月只有70元工资，还要给北京的母亲和孩子寄出50元，剩下的20元全部用来吃饭。1984年，时任国际乒联主席的荻村伊智朗，得知了老朋友庄则栋的遭遇，经多方斡旋，庄则栋终于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回京找工作的过程中，庄则栋私下表示不愿回体委系统。最终，他选择在北京市少年宫任教，回到了他30年前出道的地方，培养青少年选手。有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问起，得到的回答是：“庄则栋出差了。”

1980年代初，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乒坛坛主庄则栋》。随后，中国新闻社用多种文字版本向海外发行播放。在这部电视片中，庄则栋亲口说：“人生的道路有时真像一个圆，它既是开始又是终结，它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我在少年宫打球，现在又去少年宫当教练，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热爱的事业中重新找到我自己！”

1985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离婚了。他回到北京交道口母亲的家，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在人生低谷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走入他的世界。

庄则栋后来曾这么描述自己的心情：“深夜我在沉寂的斗室里，形影相吊，心里很不平静。我背负生活的重负，赤裸着双脚吃力地跋涉着。我品尝人生的苦、辣、咸、酸，领悟着人生阴、晴、圆、缺的风光。现在，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然而，敦子女士十三年来没有忘记我，却在关心着我，打听我的下落……”

由于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与外籍女子结婚。佐佐木敦子说：为嫁给庄则栋，愿意放弃日本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然而，他们结婚还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佐佐木敦子随后给中国大使馆和邓小平寄去了申请信，并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成就了这段传奇婚恋。

2013年2月10日，庄则栋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在庄则栋一生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毛主席叫过我‘庄爷爷’”。

刘庆棠：“洪常青”的“腾飞”与坠落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都会对那位英俊大方、气宇轩昂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洪常青的第一代扮演者，刘庆棠曾是当时许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么，刘庆棠是怎么从一个芭蕾舞演员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呢？

1946年初，16岁的刘庆棠考入白山艺术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1952年12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年，中央歌舞团曾聘请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然而他勤奋好学，一年半之后进入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1956年，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已改称北京舞蹈学院）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积极要求去学习，得到组织的批准，24岁“高龄”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他因此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接踵而来。《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在大家的眼中，两人是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名气越来越大，刘庆棠心中颇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刘庆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艰辛，但是人们大多把目光集中在白淑湘身上。一些内行已毫不客气地指出：“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刘庆棠不是不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就是摆不平心态。为发泄不满，他开始变相整白淑湘。当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队长，刘庆棠是党支部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刘庆棠拉拢唆使一部分人，散布“白淑湘只专不红”，“父亲是被镇压的，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等言论。不久，刘庆棠取白淑湘而代之，当上了演员队队长。小试牛刀，让刘庆棠看到了权力的力量。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1963年秋的一次谈话。12月，林默涵根据舞蹈界知名人士的建议，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创作组很快成立，刘庆棠是成员之一。1964年2月，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11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创作组组长是李承祥，刘庆棠是副组长。为体验生活，刘庆棠带领编导和其他主演到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当兵一个半月。4月下旬，刘庆棠一行回到北京彩排。7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完成，请周恩来总理和有关领导审查。北京军区一位领导看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

刘庆棠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他作为领队带领全体演员、演奏员一百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9月26日，经过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次彩排。周恩来观看后眼睛湿润了，他在与演员握手时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在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题材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周恩来当即决定，用演出《红色娘子军》招待西哈努克亲王。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毛泽东很高兴，当场赞扬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4年10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从此改变了刘庆棠的政治命运。在这部舞剧中，才华横溢、暂时无人能替代的白淑湘仍担当女主角。刘庆棠也当仁不让地成为男主角洪常青的最佳扮演者。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为了舞剧的成功，还是尽力合作。剧组多次赴海南岛下部队体验生活，刘庆棠自己也确实付出了努力，最终成功塑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1960年代，家庭出身愈来愈重要。这让刘庆棠兴奋不已，感到自己的舞台更为广阔。江青从1963年开始下大力气抓样板戏，看中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善于把握时机的刘庆棠明白，这是自己发迹的最佳时机。江青第一次来到北京南城太平街的芭蕾舞团视察时，全团上下非常高兴，没有料到江青会来“关心”他们。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院、团两级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刘庆棠喧宾夺主，积极表现，围着江青跑前跑后，给她拿材料，汇报《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排演情况。江青也想在中央歌剧舞剧院寻找一个可靠的人为自己效劳，仪表堂堂、善于逢迎的刘庆棠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刘庆棠便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冲击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但江青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在江青的“关怀”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样板戏。一夜之间，芭蕾舞团“扬眉吐气”起来。

在芭蕾舞团，刘庆棠率先造反，贴大字报。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愤然自杀。

一时间，刘庆棠俨然是造反派的领袖，成为芭蕾舞团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大权在握的刘庆棠开始疯狂地整人，白淑湘更是在劫难逃，被宣布为“反革命”。李承祥是《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演样板戏还需要他。刘庆棠借整党之机逼李承祥退党，甚至代他写好了退党报告。在刘庆棠的威逼下，李承祥被迫退党。“文革”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连张春桥、谢富治都一度受到过红卫兵大字报的批判，刘庆棠也不例外。1967年初，造反派将刘庆棠拉下马，进行批斗，关进“牛棚”，勒令他与院里“头号走资派”、原院长赵沨一块抬煤，团里排演《白毛女》时，还让他饰演日本兵跑龙套以羞辱之。

然而刘庆棠得到了江青的信任，他不断给江青写信求助。1967年夏，江青数次指示芭蕾舞团的领导班子应安排刘庆棠。不久，江青在一次接见文艺界代表的讲话中，公开明确表态支持刘庆棠。由于“旗手”的支持，刘庆棠重新成为芭蕾舞剧团的“一把手”。有了被打倒的经历，在重新掌权后，刘庆棠对江青更加誓死效忠。被别人搞下台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他利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疯狂报复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刘庆棠给他们捏造的罪名繁多，有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江青同志”等罪名。中央芭蕾舞团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刘庆棠就“发现”了70多个“反革命”。

1968年，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样板戏”领导的身份，开始染指中央其他直属文艺团体，实行刑讯逼供，实施“车轮战法”，强迫演职员们招供纯属子虚乌有的“罪行”和“组织”。陈爱莲是北京舞蹈学校教师、著名舞蹈家，1959年以主演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其丈夫杨宗光与刘庆棠曾是老同学，关系还算融洽。仅因与刘观点不一，杨宗光被刘在一次大会上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当晚就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陈爱莲获知这一消息时，丈夫已成为一把骨灰。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余人。

在江青的提携下，刘庆棠开始“飞黄腾达”。1969年4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九大前后，刘庆棠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2年秋季，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刘庆棠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当时，刘已经演了五百多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尼克松、田中角荣的演出，成为他舞蹈生涯中的告别演出。此后，刘庆棠走下了文艺舞台，转向政治舞台。由江青提名，刘庆棠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于1975年初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有人愤愤不平地说：“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军乐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准备欢迎这位贵宾。刘庆棠却兴师问罪，把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道：“怎么能奏这个曲子呢，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嘛！”军乐团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不悦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我们选择它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不要太‘左’了，我看很好，可以演奏。”刘庆棠无话可说，悻悻而归。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外交部礼宾司提议大家上台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带了一句头，大家开始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场的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质问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李劫夫的反革命。他们为什么唱这支歌，你去查一查，然后向我汇报。”几天后，吴德向江青汇报说是刘庆棠同意的。刘庆棠拒不承认是自己领唱的，把责任推给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几次追问周恩来。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就在刘庆棠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时候，有人不断地给上级领导部门写信，检举他生活糜烂。“文革”前，刘庆棠就曾因与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的不正常关系，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党内批评教育的处理。“文革”大权在握时，刘庆棠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玩弄女性。这些受害女性写检举信揭发刘庆棠，信件最后转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他们以“小节无害”为由不予追究，事情不了了之。

“四人帮”垮台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名单中，安排刘庆棠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组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深入调查，搞清楚了刘庆棠的罪行。鉴于他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1983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庆棠一案。首都文艺界奔走相告，纷纷前去旁听。中央芭蕾舞剧团去旁听的人太多，不得不特地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观看这个“魔鬼”的下场。

刘庆棠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只有刘庆棠一人被定流氓罪。刘庆棠的妻子是一位老舞蹈演员，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知道了他的丑事后毅然与他离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1985年，刘庆棠因患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但他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好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居住，又回到自己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

1993年10月21日，刘庆棠刑满出狱。他曾试图与前妻复婚，但被拒绝。女儿劝他说：“你想和妈妈和好，我们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但是，你们确实没感情了，也就没必要再和好了。”刘庆棠从此死了心。后来，他曾应聘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重新拾起了昔日的芭蕾舞之梦，又曾于北京西山脚下成立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自任校长。

2010年，刘庆堂因病去世。

钱浩梁：被江青改名，“文革”后又改回来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样板戏《红灯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红灯记》也改变了“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的人生。因为《红灯记》，他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一跃而为文化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钱浩梁的人生也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钱浩梁出身梨园家庭，6岁起随父练功学艺，爱上了京剧。1956年，他成为中国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生，并被留在该校的实验京剧团工作。

1962年，中国京剧院为补充队伍，决定从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选调40人。由梅兰芳任院长，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杜近芳等名角荟萃的中国京剧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副院长张东川等看了钱浩梁主演的《挑滑车》，深感这位年轻人是棵好苗子，就把他选走了。

钱浩梁十分景仰中国京剧院一团的著名演员李少春。初到京剧院，选调去的这些人全都留在四团，等待调整分配。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一天，四团在吉祥剧院演出《伐子都》。不巧的是，主要演员在第一天演出《雁荡山》时把手扎伤了，不能上场，副团长李殿华急得团团转。李殿华忽然想到钱浩梁演过这出戏，便让他临时顶替救火。钱浩梁披挂上阵，十分卖力。当晚，江青前来看戏。钱浩梁年轻武生的扮相和演技，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凭着突出表现，钱浩梁如愿以偿地被分到一团。43岁的李少春身体不太好，京剧院领导有意安排他带钱浩梁，培养新生力量。李少春对钱浩梁很是器重，下了很大工夫栽培他。钱浩梁悟性高，进步很快。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一团在排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时，选定李少春作为扮演主人公李玉和的A角。按惯例需另配备一名B角，李少春很自然想到钱浩梁。为塑造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在领会编导意图及去东北体验生活后，李少春从台步、身架到唱腔，都反复揣摩，精心设计。排练中，他一如既往，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把手传授钱浩梁。钱浩梁也对李少春毕恭毕敬，言必称“老师”。

在1964年5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中，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又因在当年第6期《戏剧报》封面上获得饰演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开始在全国走红。江青曾建议：“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之后，在江青插手的《红灯记》修改中，有一次曾提出李铁梅的一段唱腔不行，下令修改。从事唱腔设计的李少春在艺术上自有主见，没理会江青的意见。江青非常生气，认定李少春眼里没她，多次借题发挥指责李少春。

1965年初，《红灯记》剧组到南方演出，钱浩梁担任主演。江青准备栽培钱浩梁，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勉励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随剧组南下，所到之处的新闻媒介宣传，总是不离钱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刘长瑜的李铁梅、袁世海的鸠山，这几人无形中被人们视为《红灯记》的最佳搭档。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李少春——他有点忘乎所以了。

1966年6月，中国京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称“中国京剧院的文艺黑线又臭又长”。“文革”爆发后，演出活动不得不停止了。阿甲、张东川、李少春、刘吉典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关入“牛棚”。钱浩梁作为“黑苗子”，也在被贴了大字报后，被责令靠边站。但是江青并没有忘记钱浩梁。1967年4月，江青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起来“革命造反”。一些人急忙张罗，帮着钱浩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红灯记战斗兵团”。对这个“革命造反”组织，戚本禹立即表示支持。有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红灯记战斗兵团”顿时威风凛凛。众多造反派立即改换门庭投到旗下，钱浩梁也一下子成了中国京剧院实际上的负责人。

在江青的“关怀”下，京剧《红灯记》成了首批八部样板戏之一。早在《红灯记》修改过程中，阿甲、李少春等人因不屑于江青的指手画脚，已引起江青的不满。钱浩梁对此一清二楚，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将这些人与林默涵等“文艺黑线人物”挂上钩，当作“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钱浩梁的表现，让江青非常高兴。1968年底，在一次“革命文艺战士”会议上，江青笑着对钱浩梁说：“小钱，咱也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叫浩亮吧！”钱浩梁非常激动：“谢谢江青同志，这个名字又响亮又好记！”江青替钱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胫而走，让他在文艺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随着京剧《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饰李玉和的“浩亮”开始在神州大地家喻户晓。钱浩梁青云直上，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成为京剧院实际上的“一把手”。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

钱浩梁是个好演员，却不是当领导的料。但在江青眼中，他是个驯服听话的好干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钱浩梁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此后，他搬进了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当上了副部长，就不能再登台演出了。他曾把《红灯记》剧组的老战友召集到自己宿舍，感伤地说：“今后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戏了……”他对京剧充满了无限留恋。钱浩梁曾闹过一个笑话：一份关于一位戏剧界老同志的报告，送主管的钱浩梁签批。谁知，钱浩梁的批件上把这位老同志的名字中一个很普通的字，写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怪字，弄得办公室的人认又认不得，问又不好问。笑话传出，一些熟人慨叹：“钱浩梁当部长，‘不是这里事儿’（京剧界常用语，贬义，意为外行）。”

粉碎“四人帮”后，在隔离审查中，钱浩梁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1981年，组织上正式对他作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调出北京去外地工作。在解除长达5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

钱浩梁的工作安排很快有了结果，回到了昔日的工作单位——中国京剧院，名字也改回了本名——钱浩梁。不再担任副部长，自然不能再住梅兰芳的宅院了，钱浩梁搬到海淀区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虽然回到了中国京剧院，但却不能再上舞台。

1983年，钱浩梁的命运有了转机。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很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认为对钱浩梁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不久，钱浩梁到河北艺校报到。多年来第一次被人尊称“钱老师”，钱浩梁感激涕零，忘我地投入工作，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尊重。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钱浩梁的高级讲师职称在河北艺校得以通过，但报到省里，唯独他的没被批下来。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高占祥。高占祥明确表示：“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他的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他是难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这年国庆前夕，钱浩梁的职称问题解决了。钱心情愉快，笑容满面，亲自做了几个菜招待前来祝贺的艺校同事。

1992年底，钱浩梁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艺校的教师生活。当时他的病情很严重，半身瘫痪，失去了语言能力。病休一年后，身体得以恢复，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但京剧节目他坚决不看，以免引起对旧日的回忆。

钱浩梁是幸运的。妻子曲素英和他相濡以沫，陪伴他度过了孤独的晚年。曲素英曾对别人说：“以前别人老说，岁数大的人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哪还有什么爱情呀！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经历也证明了爱情常在，如果没有爱情，我们哪会走过这么多艰难岁月，正是我们俩有忠贞的爱情，才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所以，爱一个人就不要计较什么得失，我爱钱老师，所以肯为他付出一切，愿意与他同甘共苦。每当看到他这几天又进步了，我就特高兴，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

如今，钱浩梁、曲素英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除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基本上闭门谢客。当街坊邻居认出他们时，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曲素英曾对记者说：“希望30岁以上的人们忘了我们，平安度余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诽谤”的两重性

□   许家祥

很多事情都有两重性，“诽谤”尤其如此。我们通常认为，“诽谤”是贬义词，即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的意思。其实，“诽谤”还有另一含义。在古代，“诽谤”就是“议是非”，提意见，指过失，是一个褒义词。对待“诽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把它视作洪水猛兽，不让人说话，甚至杀言官、禁偶语、设腹诽罪、搞文字狱；二是把“诽谤”当作“明得失”的镜子，视为珍宝，从谏如流。

前者如西周的周厉王。他暴虐无道，远贤人亲小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国人没有不议论他的。周厉王知道后大怒，派人找来巫师，令其监视百姓，只要巫师告发，即加杀戳。百姓敢怒不敢言，“谤言”少了。周厉王高兴地告诉卿士召公：“吾能弥谤矣！”召公说：你这不是平息诽谤，而是禁止人民说话。接着警告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不听，暴虐依旧。过了三年，人民纷纷造反。周厉王仓皇逃至山西霍县，最终病死在这个荒僻之地。

后者如唐太宗李世民，不失为开明君主，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一日，他嫌群臣上奏之事不完全真实，欲加贬斥。魏征谏道：“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只可听任他们去讲。若是所言善，则有益于陛下；若是不善，也无损于国家。”唐太宗马上接受，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对。”

对待“诽谤”的态度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周厉王因为暴虐又不让人民说话而激起民变，“夹着尾巴逃跑了”。而李世民广开言路，献言献策者很多，上下和谐，政通人和，出现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因之被誉为“千古一帝”。

古代如此，今天亦如是。当今之世，凡是视“诽谤”为友，倡导民主，实行言论自由，允许百花齐放的国家，多是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草民可以“诽谤”政府，可以批评总统。前任德国总统武尔夫就因为帮助朋友办事、压制新闻媒体而被民众“批”下了台。而美国则在年复一年的“美国衰落论”的“诽谤”声中树立了危机意识，激发了进取精神，自上世纪初以来，一直将世界第一的位置保持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

北京天安门前有一对汉白玉柱子——华表。它挺拔的柱身上雕刻着精美的龙和云，与金碧辉煌的故宫浑然一体。古时没有举报信和“网上曝光”，便在交通要道和朝廷上树立“诽谤木”。“诽谤木”又叫“华表木”，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后来的邮亭、传舍也用它作标识，名曰“桓木”或“表木”。古时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诽谤木”，具有“意见箱”的作用。今天，华表的柱身由木柱发展成了汉白玉，外观漂亮多了。遗憾的是，其内涵在新形势下并没有多少变化。在一些地方，“意见箱”有或没有都无所谓，有也是摆设，而吹喇叭、唱赞歌、抬轿子则成了时尚。

 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诽谤”与“被诽谤”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被诽谤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主圣则臣直”，“被诽谤者”有雅量，“诽谤者”便有胆气，正所谓“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有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征敢谏之臣，要倡导“诽谤之风”，必须从上做起。但还要看到，光靠“君主”的品德远远不够，关键靠制度，好制度可以使厌恶“诽谤”者接受“诽谤”，发达国家“诽谤成风”，主要是制度使然。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变迁，抨击时政的“诽谤”是治病“良药”，也是最好的防腐剂。“诽谤”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让广大民众不因说真话而受到伤害，才是国家和政党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根本。

（作者系军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铁军主帅”李济深

□   吴东峰

李济深将军（1885～1959）中等身材，额高而宽，鼻大而直，耳圆而厚，眼窝略陷，睛光深褐色，有类西人。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言：“李（济深）先生身着一件灰绸长袍，个儿不甚高，双目炯炯有神，闪耀着尊严与慈惠的光芒。”

李宗仁谓李济深是“人丛中的一条龙”。白崇禧论之曰：“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黄绍竑赞之曰：“即使手握行政和军事大权，他也不滥用职权，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而且平易近人。”

【与“新桂系”联盟打败旧军阀】

李济深，原名济琛、锦江，字任潮，祖籍江苏，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祖父秀才，父亲廪生，均以教书为业。幼时亦耕亦读，体魄强健。曾就读于梧桐中学（胡汉民时在该校任教）、广州两广将弁学堂、北京军官学堂（民国后改称陆军大学）等新式学堂。

李济深年轻时有诗云“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今身许国，何必列王侯。”

1918年1月，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为粤军之始也。1921年春，受老同学邓铿之邀，李济深毅然由北京迁居广州，出任粤军第一军师部副官长、参谋长，鼎力协助粤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邓铿在一师重组编制，培养青年军官，重用军校学生。其中佼佼者有：陈铭枢、张发奎、黄琪翔、徐景唐、陈济棠、邓演达、叶挺、蒋光鼐、朱晖日、黄振球、陈诚、薛岳、余汉谋、叶剑英等。一时间，粤军新人辈出，军风士气焕然一新。

1923年2月，孙中山经历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李济深被任命为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率部强攻肇庆，轻取梧州，挫败陆荣廷——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李宗仁之新桂系由此发力统一了广西。

同年7月，李济深受命西江善后督办兼第一师师长。善后督办负责粤桂交界地区所有工作，党、政、军大权独揽，但他俸给外不苟取毫发，编制内不安排一人，一师官兵军饷均由广东调拨，未取广西地方一分钱。黄绍竑时任督办副主任，论李济深曰：“任公两袖清风来，两袖清风出，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1925年1月，李济深奉大元帅府令，亲率陈济棠之二旅开赴梧州，支援李宗仁、黄绍竑抗击沈鸿英。行进途中，接沈鸿英来电云：“东下讨伐目标为黄绍竑，余均袍泽，断不侵犯，前线请撤退三十里，以免误会。”陈济棠请示李济深如何办，李大笑曰：“此乃各个击破之计，我们继续前进。”遂命急行，会合李、黄部，连克贺县、八步、平乐，大败沈鸿英。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成立。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李济深任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回忆，军校成立之初，遭到许多现职军官反对，讽之为“学生兵”、“娃娃兵”，忧其不善实战，归根结底是害怕军校毕业生将取代他们的位置，剥夺他们原来享有的特权。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30支，仅够站岗守卫之用。某军阀与蒋介石言：“你那几个人，我派一个营就可以全部缴械了。”时李济深甫上任，闻此事即以粤军一师师长名义，提现款3万余元、枪200支交军校使用，并挑选军中一流军官前往任教。知情者言：“这是李济深为这个国家做出的鲜为人知的贡献。”故黄埔军校旧址有四大公园：中山公园、介石公园、仲恺公园和济深公园。

1924年秋，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任命李济深代理军校“入学实验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学员考试、录取工作。李济深亲自草拟招考章程，贴出公示为“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其选拔人才，无负重托，绝决徇私舞弊”。李济深言，黄埔军校学员是精中选精，强中挑强，不乏人中龙凤，亦杂有乱世枭雄。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国民党政务委员会广东分会（包括广西），李济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政治分会主席，由此成为华南地区实权派人物，主管党政军各项事务。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黄埔军校是重点单位。4月18日，军校当局逮捕并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其中有政治部主任熊雄、教官萧楚女等。时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曾自责曰：“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深感内疚，对不起人民。”其女李筱桐认为父亲当时有清党之心，而无杀人之意。

时任黄埔军校代校长方鼎英曾回忆当时情景：4月14日，李济深由上海回，召方鼎英与朱家骅、钱大钧研究清党事。李出示国民党中央清党电令，曰：“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方鼎英提出不清自清之法，即不派一兵一船来，三天内准许共产党员学生自由离校。其时李济深沉默，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瞠目而视。

【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25年8月28日，国民革命军改名人民革命军。部分粤军以及黄埔学员军组成了人民革命军之第一军，蒋介石兼军长；湖南军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云南军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原粤军第一师扩大后组成第四军，该军由四个师组成，陈铭枢之十师，陈济棠之十一师，张发奎之十二师，徐景唐之十三师，加叶挺之独立团。北伐中四军以“铁军”著称，首任军长即李济深。

1926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赴广州游说国民党北伐。是时支持者寡，反对者众。某日，李宗仁见李济深戏言曰：“若北伐，贵军能否出两个师往湖南，与七军共同作战？”李济深不假思索，一口应允。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李宗仁立即北伐之建议，李济深果然主动请缨，慷慨陈词：“为了支援第七军和唐生智的部队，本军愿意派遣张发奎在海南岛的师和陈铭枢在赣州的师，和广州的叶挺独立团。同时也希望其他部队能配合第四军的行动，胜利完成北伐。”

李宗仁晚年回忆：李济深关键时刻的发言，表现出宽广的胸襟和坦诚率真的品格，使当时的形势急转弯，由此北伐大计定也。

1927年北伐正处锋头，汪精卫、蒋介石分道而行，国民党内分为“拥汪倒蒋派”与“拥蒋倒汪派”，李济深持中立态度。同年9月5日，发表时局公告，呼吁党内团结，实行蒋、汪联合。李曰：“拥汪倒蒋或拥蒋倒汪，均属失当！”

张发奎敏而好文，作战骁勇。李济深甚喜其才，寄予厚望，张由营长而团长，由团长而旅长，由旅长而师长，李皆有提携之力。1927年10月，张发奎发动“讨蒋战役”失败后，欲回师广东。是时，李济深统辖两广，慨然容之，而张发奎由此扩充势力，竟欲取李而代之。

宁汉战争爆发后，李济深与张发奎联名致电汪精卫，请汪回广东主持“党国大计”。汪将起程，李派特使至汉口迎汪入粤；其时，李济深亲率政府官员到码头迎接，诚心以“国民党领袖”待之，而不知汪与张已相互勾结，怀不轨之心。

1927年10月15日，汪精卫主动约李济深同行，乘船往上海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李济深欣然如约。赴上海途中，广州黄琪翔、李福林、薛岳等即发动军事政变，以“护党救国”为名，倒李驱桂。城内到处贴满“拥护汪精卫”、“欢送李济深”等标语。次日，张发奎急从香港至广州，指挥一切。此即著名的“张黄事变”。后，有人告诉李济深，此事为汪精卫与张发奎早已密谋的，李则讷讷不解曰：“汪精卫是我邀请来的，张发奎是我接纳来的。我待他们不薄，他们为何如此待我？”

同年12月11日，广州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乘“张黄事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成立了苏维埃广州公社。三天后，张发奎率部反扑，广州起义失败。次年1月14日，李济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缪培南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激战于广东五华西，交战双方投入兵力逾4个师，经两昼夜血战，共伤亡两万人以上。遗憾的是此役双方主力均为李济深原属下第一师之部队。

据李济深之子李沛金云，父亲喜观蟋蟀相斗。凡见小儿斗蟋蟀必驻足观战，两雄相遇，或振翅鸣叫，或逃之夭夭，父亲观之手舞足蹈，乐此不疲。而五华之役后，就再也未见父亲观看斗蟋蟀了。

李济深心肠软，常因轻信于人而“受骗上当”。其子李沛金认为，父亲“汤山被扣”是因为上了由吴稚晖帮腔的蒋介石的当，“张黄事件”又上了张发奎、黄琪翔和汪精卫的当，而福建事变则是上了陈铭枢的当。

【三次被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

李济深曾三次被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授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专程去广州接李济深赴宁，以调停蒋桂矛盾。李济深到达上海时，李宗仁极力劝阻，曰：“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去自由，战祸就免不了。”李宗仁晚年还曾回忆：“但李是好人，他终于以四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下，于3月13日自沪去南京。”四元老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也。

3月21日，蒋介石于南京宴请李济深，以支持桂系反蒋之罪名，将李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吴稚晖闻之，搬行李至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宣称：“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时人皆赞之有加，而李济深弟达潮则认为，吴稚晖其实是蒋介石的“帮腔”。

黄绍竑言：“人们总以为李济深是‘新桂系’的一员，那并不是事实。李济深是我们的保护人、资助人和朋友。蒋介石错误地相信李是‘新桂系’的一员而对他施以软禁，这无疑是一宗冤案。”

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国民党是因为1933年的“福建事变”。是年11月18日，李济深由香港至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一起，以原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李当选为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发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曰：“对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迟延。”

是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总司令”，集中海空军进攻。次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李济深等逃往香港。蒋介石再次下令逮捕李济深，并开除出国民党。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于香港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1947年2月，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离沪转赴香港，即于香港《华商报》发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七项意见”。蒋介石闻之大怒，以“对总裁失敬和侮辱国民党”为罪名，第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6年夏，蒋介石连发三电邀李济深上庐山会晤。李如约上山，蒋待之如贵宾，谈话两次，均不欢而散。事后，李作诗云：

万方多难上庐山，为报隆情一往还。

纵是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人间庸俗骨，由来不惯住仙乡。

【“及身要见九州同”】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宣布恢复李济深党籍，先后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主任、重庆军事参谋学院院长。李济深的职位由中央而地方，由数省而一省，由一省而一市，越当越小。李自云，国难当头，徒有虚名，报国无门。当年的“铁军主帅”则以办油印小报宣传抗日，可堪叹惋。

桂林沦陷后，李济深联络蔡廷锴等人到两广南部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某日，李独自骑马经北流往玉林，昔日指挥千军万马之“铁军主帅”仅数人相随，不禁有辛弃疾将“栏干拍遍”之慨，乃于马背上吟诗一首云：

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

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

1944年初，李济深回广西苍梧组织民众抗日。日本华南特务机关派出某信使游说李济深脱离重庆，出任华南伪政府首脑。李济深怒斥之。蒋介石闻之叹曰：“任公与汪精卫毕竟不是一路人啊！”

黎椿寿先生回忆，1944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研究室破译出一份陈璧君由广州致南京汪精卫的电报。电报大意云：“矢崎（当时的日寇华南特务机关长，是一个中国通——笔者注）派人去梧州游说李济深脱离重庆，参加南京政府，被李拒绝，但矢崎心仍不死，正计划派兵劫持李来。如果李真被劫来，我们应如何应付，请预筹对策……”日军此计划最终未实现，而李济深爱国抗日之决心令世人钦服。

李济深秉性忠厚，广交游，重友情，气度恢宏，慷慨乐助，平易近人，有长者之风。

世人不知，他与胡志明原为至交。抗日战争时期，李济深批准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办事处，胡志明化名阮爱国于中国活动一年半，胡会广东话。建国后某日，胡志明访问中国，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会见胡。毛泽东站前排，李济深站后排。胡到时竟绕开毛，直接走向李济深，又是拥抱又是接吻。毛回首观之，略显尴尬。

梁漱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学早期代表人物，时人誉为“最后的儒家”。1914年，李济深于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得识梁漱溟，遂成莫逆之交。1927年，李济深主政广东，特邀梁来粤实验其“乡村建设”理论，并任命梁为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梁漱溟对李济深的印象是：“宽厚大量，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仁厚宽慈，让人如沐春风。”

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雷霆震怒，严批梁漱溟。政协亦组织大会批梁，会上发言火力甚猛，而李济深、张澜两先生端坐主席台，表情严肃，始终沉默。其时，李、张均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前者为民革中央主席，后者为民盟中央主席。后，李济深约张澜联名致信毛泽东，以保梁过关。毛未回复，见李、张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只字不提梁漱溟事。

李济深善书，用笔遒劲，雍容闲雅，得力于魏碑，轨正而不刻板，凝重而有韵致。抗日战争初期，李于桂林居数年，求书者众，将军磨墨填字，笔不停挥，来者不拒，其时大街小巷店名多为将军之手笔。

1946年12月，李济深长子李沛金赴美国留学，将军设宴欢送，并手书“七诀”座右铭赠之：“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体仁，御下之要在推诚，用人之要在择言，理财之要在经制，足用之要在薄欲，除寇之要在安民。”

经李济深、何香凝等人一年多的筹备，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李济深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1948年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言：“李济深作为代替蒋介石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

1948年12月26日，在中共的安排下，李济深由香港维多利亚港登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同行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1949年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茅盾准备一册子请诸君题词。李济深提笔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平等、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李济深曾致函白崇禧纵论天下大势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又曰：“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时，中央政府为李济深配备了一辆美国产的“别尔克”牌小轿车，灰色，6缸，外表雅观，速度快，刹车性能特好。在时速百公里的行驶中，一脚刹车踩下去，整个车子能立即纹丝不动。李常与家人和属下说：“毛主席、周总理也是坐这个车！”

李济深有妻三，子七，女十，若四代同堂计有88口之多。李有自书对联自得其乐云：“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1959年10月1日，李济深满怀喜悦代表各民主党派向中共献词，并赋诗一首：

十年建国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

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同年10月9日，李济深将军逝世，享年74岁。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李沛金《我的父亲李济深》（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锡增等主编《黄埔将帅》第二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李筱桐口述《李济深生命中的红线》（周海滨著《我们的父亲》，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

——江青摄影史

□   杨银禄

江青是不甘寂寞的人，爱好广泛，爱动植物、爱打兵乓球、爱打扑克、爱看电影、爱骑马，尤其爱好摄影。我想说说她在学习摄影活动中的一些故事，供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江青。

名师指点，悟性颇高

江青的摄影指导老师，据我了解有吴印咸、石少华、徐大刚等中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

吴印咸是我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生于1900年，卒于1994年，享年94岁。1938年9月，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吴印咸是这个团的技术及摄影负责人。那时候，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举办了摄影训练班，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江青听过他讲课，从此认识了吴印咸。可以说吴印咸是江青摄影的启蒙老师。

1970至1972年，江青对拍摄人像着了迷，先后在钓鱼台10号楼、17号楼设了照相室，邀请吴印咸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指导拍摄。那时，她把许多中央领导人请到钓鱼台10号楼或17号楼照过相，其中有周总理、李先念、纪登奎、许世友、谭启龙、谢富治、林彪、叶群、李德生、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江青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照过相。

石少华，1918年生，卒于1998年。他从事摄影工作半个世纪，多次举办摄影作品展览并曾荣获国际大奖。江青1961年从庐山回到北京，决定再次拜师学艺，请石少华当她的指导老师。石少华对她怪僻的个性早有耳闻，以工作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江青把她的真实心思报告了毛主席。还是毛主席出面，将石少华请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说：“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做学生吧。江青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还是毛主席的面子大，石少华同意收这个徒弟了。他给江青的第一课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石老师的建议，经常到天安门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拍摄。后来，石少华给江青调整了拍摄主题，让她多拍些花草树木、庭院建筑等静物风景，重点掌握层次感，注意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等。

江青这个人还是比较聪明的，很有悟性，做事专心认真，很快就喜欢上了拍摄风光、静物，像日出、日落，还有湖面月亮倒影等。

1964年国庆节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江青还向时任总理摄影记者的杜修贤虚心求教，如何才能拍摄出焰火的最好效果。杜修贤毫无保留地指导她。结果，当晚她拍摄的焰火效果很不错。我见过几张，确实是繁花似锦、光彩夺目。

徐大刚，1926年生，2012年去世。他多年从事摄影工作，被称为“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1960年被调到中南海，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1961年7月要上庐山开会，由于主席历来不想坐飞机，因此徐大刚和江青一同乘专机前往庐山。飞机上，两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摄影。当聊到如何在摄影过程中抓住动态物体的瞬间摄像时，徐大刚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江青如何运用快门速度捕捉动态物体的最佳瞬间，如何拍摄高速物体，如何使用闪光灯等。江青听得津津有味。直到飞机在九江平稳降落，江青才止住询问。

上了庐山之后，江青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拍摄风景照，并拿给徐看，让他提意见。一天下午，徐大刚正在休息，江青派人来叫他，让他陪着去仙人洞拍照。仙人洞是悬崖绝壁上的天生石洞，洞深约3丈，相传是吕洞宾修仙成佛的地方。那天，徐大刚和江青等人游玩，从山洞出来，走到洞口时，突然看到夕阳初现，远处山壁上的衔碑亭别有一番风姿。江青特别兴奋，立即询问拍摄方法。徐大刚说：“拍摄这种照片，一定要运用动静对比的方法，方能显出意境的效果。拍摄时，照相机不能有丝毫晃动，否则会造成被摄的晚霞呈模糊现象。”还说：“选择快门宜慢不宜快，速度过快会使原先呈动态的晚霞‘凝住’而丧失动感，还应注意陪衬物，尽量加大活动幅度，做到晚霞不动，影像背景模糊，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徐大刚将随身带的两架照相机设置好，让江青从镜头里看整个晚霞映衬的衔碑亭情景。江青在画面里真的看到一幅只有在仙境中才会有的图案。她还叫随行警卫拔掉杂草，砍掉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江青一直等到在画面上看到一缕缕的云雾从远处飘来时，才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几天后，江青拿着冲洗出来的照片，笑逐颜开。从画面上看，不仅酷似大自然，更兼具常人无法揣摩的意境。于是，她把它称为习作，兴致勃勃地拿给毛主席欣赏，并请主席提出批评意见。起初，毛主席可能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也可能是看了没有想好，一直没有回音。江青等得很着急。两周后，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幅“仙人洞”照片的意境，表示对这张照片很满意。他还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诗兴，为此，1961年9月9日，欣然题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拿着这首诗，细细地欣赏和品味，乐得合不拢嘴。以后这张照片连同这首诗，成了她炫耀的资本。

刻苦练习，几近痴迷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江青在摄影艺术上取得一定成绩，除了名师指点以外，也和她的刻苦努力分不开。

我给她当秘书时，一天清晨，她在钓鱼台10号楼门前摆弄照相机，准备拍摄盛开的牡丹花。我看她情绪不错，就试着小声问：“江青同志，您喜欢照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是在延安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前线的部队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架旧照相机，交给了主席，主席叫我试一试，看还能不能用，主席、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时候，在行军的路上，我用这架照相机还给主席照了好几张照片呢。解放战争胜利后，我把那架旧照相机交公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嘛。”

江青对摄影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1971年春天，她为了拍几朵牡丹，不辞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当时种植牡丹的地方，一去就是三四个小时。为了拍出晶莹剔透的露珠，她凌晨四五点钟就赶去了。去后，她精心地挑选花开得最大的，颜色最好的，花瓣层次最丰富的，选好后，她亲自或用手沾上水，挥洒在花朵和叶片上，或用口含上水往花、叶上喷洒。然后，支好三角架，安好相机，对好焦距，调好速度，就开始等阳光、等蜜蜂、等蝴蝶，有时候等半个小时，有时候等一两个小时。江青是个急性子的人，有时急得满头是汗。但是，拍照时她很耐心。有一次，她对摄影师们说：“北京的春秋季，色彩丰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大胆地用逆光，我喜欢用侧逆光、顶逆光，用辅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等到有阳光了，水珠晶亮了，蜜蜂、蝴蝶开始飞舞了，她才放心满意地按下快门。

江青为了在钓鱼台拍一张“月夜哨兵”的照片，提前三四天到中央警卫局二处挑选“模特”，精心选中了警卫参谋王进良同志。他身体高大魁梧，浓眉大眼，精明强健。然后，她又到处挑景点，选中了钓鱼台17号楼南侧一棵繁茂苍劲的大松树旁。选中了人，选好了景，就开始等了。等月亮圆，等天气好。所谓天气好，就是无云雾，无风尘，空气爽，温度宜。一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圆，天空干净如水，无风无尘。江青叫人搬去了照明灯具，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才充满信心地按下了等待已久的快门。

她为了拍一张满意的“高度警惕”的备战照片，叫一位警卫战士潜伏在一个隐蔽处，手持钢枪，睁大眼睛，聚精会神，目视前方。为了拍摄清楚战士锐利、警惕、有神的大眼睛，一向十分讲究卫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后是跪在地上，最后趴在地上拍摄，一拍就是一个多小时。

1970年11月，她在海南岛休息，为了拍照鱼雷快艇后边的浪花，在快艇高速行驶时，她不顾颠簸及海风吹打，站在甲板的木凳上，由四个人扶着不停地拍摄。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最近一两年，我从新华社拿的胶卷，冲洗的小样，放大的照片，还没有交钱，你去新华社找石少华，请他帮助我算算欠他们多少钱，我一次性还给他们，欠人家的钱老是还不了，心里不安。”一周后，石少华送来了一张单子，成本费一共3000多元。江青一看这么多钱发愁了，于是向毛主席要了3000元的稿费，才还了钱。1970年代初，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交了钱以后，江青怀疑石少华敲她的竹杠。有一天，她对叶群说：“石少华不地道，敲竹杠，要了我3000多元的照相费用，不少呀！”叶群劝她：“我给您在画报上、报纸上多登几张照片，收点稿费，弥补一下。”

1972年暑期，江青到北戴河避暑，为拍摄日出，连续四五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出来爬上联峰山，选好位置，还要等到霞光出现才开拍，一直拍到太阳露点、露边、露脸、海天一色才收场。如果有点儿云雾，遮挡了太阳，她便收拾器材，无精打采地离开，等到下次再去。

1973年6月11日，我离开她之前，亲眼看见她自建国以来所拍摄的底片和小样装满三四个大木箱。

孤芳自赏，影展梦碎

毛主席说，江青没有自知之明，就是批评她缺乏谦虚谨慎的态度，往往对自己估计过高。毛主席批评得很对，切中要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的思想作风上，也表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上。

1972年夏，美国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维特克夫人（比江青小24岁）来我国访问。江青在接见她时说：“近几年我拍的照片一万张左右，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我对照相是有研究的，也称得上半个专家吧。我是时常发表作品的，当然不是用真名发表，不然又不得了。他们还要为我搞影展，我不要。”江青说的“他们”，一个是指叶群，另一个指姚文元。

1973年9月，毛主席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江青把在京的新闻记者叫到钓鱼台审查新闻纪录片样片，片长只有三四分钟。看完片子，江青对那些摄影师们说：“你们，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翻来覆去老样子呀！”还给他们放了一场英国的《花园》，江青指指点点地说：“人家变化多端，讲究色彩，推、拉、移、摇，活得很啦。你们呢，眼界不广，技术又不全面。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

江青到处赠送她的得意之作。她送给维特克一些山水和花卉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仙人洞”照，将16寸大照片的背面用毛体写上毛主席的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落款“江青摄”。另一张是江青在庐山拍摄的“汉阳峰”照片，在大照片的背面题写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落款“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时，兴高采烈地送给日本剧团领队清水正夫一张风景照。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张著名的“仙人洞”照片，照片背后是毛泽东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三个字“江青摄”。这一大胆的举动，一下子震动了舞剧团，人们目瞪口呆后，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

江青从开始喜欢摄影，到热衷于摄影，又发展成利用摄影扩大她的政治影响，即从生活爱好逐步发展到想成名、成家，甚至为成为领袖人物捞取政治资本。1970年至1972年，她的摄影范围几乎遍及各个领域，作品包括林彪的读书照《孜孜不倦》，备战照《月夜哨兵》《高度警惕》，工作照《聚精会神》等，登上了《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等刊物。江青从自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一百多张，准备展出，展出地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一切准备就绪，为了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进一步扩大影响，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请示主席同意不同意举办这个影展。一天后，徐秘书回电话：“主席说‘习作可以，搞影展不可’。”还叫她立即取消这个计划。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江青又一次萌动了影展的念头，100多幅照片送到大寨，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江青拍摄的大幅照片。从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张罗她的正式影展，还想了个主意——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结果，毛主席知道后，仍然是两个字：“不行！”至此，江青的影展梦彻底破灭了。

林彪《孜孜不倦》照的来历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别的什么企图，有的人喜欢肉麻地吹捧别人，有的则喜欢被别人吹捧。这一吹一听满足了虚荣心。

1971年6月8日，叶群代表林彪到钓鱼台10号楼看望江青。不知为什么，那天江青很高兴，主动热情地与叶群握手，并拿出她认为拍得最好的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摆在大条案上让叶群欣赏。叶群认真地欣赏着每一幅照片，看了一会儿便说：“江青同志既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又是一个无产阶级艺术家。”她夸奖说：“江青同志给这位小护士照得多么美呀！漂亮、丰满、皮肤白皙细润、姿态优美，您把一个少女的线条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灯光用得恰到好处，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叫人羡慕呀！江青同志照的花卉，颜色逼真，绚丽多彩，露水欲滴，好似闻到了花的芳香，就是专业摄影家看到您的这些作品也会赞不绝口，嫉妒几分的。江青同志以一个一流艺术家的境界、一流艺术家的技术，照出了一流的艺术作品，这些都是杰作呀！”

6月9日，林彪在叶群的陪同下到钓鱼台照相。林彪有怕水的毛病，平时很少洗澡、洗脸。那天来照相，竟然连胡子都没刮。江青、叶群两位女人耐心劝说林彪刮掉胡子再照相。林彪虽不情愿，但看在江青的面子和诚恳的态度上，总算同意了。林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问我有没有刮脸刀，我说有，并立即拿给他。

林彪刮完脸，就跟着江青、叶群从10号楼走到17号楼江青的摄影室。林手中捧的《毛泽东选集》，是在江青的坚持下，叫我跑回10号楼临时拿的我的书。为了照这张相，平日怕光、怕风、怕冷、怕热的林彪任凭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

当拿到冲洗放大的照片后，江青又找来姚文元、叶群一起研究发表事宜。姚文元吹捧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您们看怎么样？”

江青听完之后沾沾自喜地说：“好，我同意，就用这个标题。但是，作者不能用我的真名实姓。如果用我的真名实姓，又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呢！就用‘高山’或用‘峻岭’，还是用‘峻岭’这个笔名吧。”姚文元和叶群异口同声地说：“好，用‘峻岭’好。”叶群表态说：“感谢江青同志的辛苦劳动，我现在就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他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来电话：“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照片，林彪同志看到了，他非常高兴，他说：‘谢谢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不但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了不起。’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影响。”

“谢富治遗像”一语成谶

自中共九大以后，江青在她的摄影室里拍了不少人物像。江青认为照得最好、最满意的是给谢富治照的那张。因为谢富治和江青比较熟悉，江青用心照，谢富治不紧张，很放松，很自然，照片面容表情好、光线好。江青经过认真剪裁，请石少华放大到有半张《人民日报》大小，洗出一幅彩色照片。江青拿到大照片，端详着，欣赏着，并叫我打电话让谢富治到钓鱼台来。

谢富治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赶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江青递给他那张得意之作，洋洋自得地问：“富治同志，你看，我给你照的这张照片如何？满意不满意？”谢富治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赞不绝口地说：“好，照得实在是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又是江青同志给我照的，太宝贵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为我的遗像。”从不开玩笑的江青说：“我同意，你回去就跟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说，到时候别叫她给你用错了。”谢富治满面笑容地说：“一定，一定。我这就回去告诉她，她记性好，不会用错的，她办什么事都很认真，请您放心好了。”

有些事，无巧不成书。谢富治把这张照片拿回去不久，就觉得肚子里不太舒服，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患了不治之症，半年以后的1972年3月26日，就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公安部礼堂举行，遗像果真是用江青照的那张彩色照片。在周总理致悼词时，江青眼含泪水，还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她所照的那一张一语成谶的“遗照”。

毛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些什么名堂？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革”色彩，像墙上挂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所取代。根据周总理指示，在尼克松住的18号楼挂上13幅清朝的古画。过了两年，1974年10月间，江青突然挑选自己拍摄的13张花卉照片取代了国画挂在18号楼的主厅里。但这些照片只挂了3天就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是毛主席发出了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有什么权力可以摘下国画，挂上你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你回去立即统统给我摘下来！”江青大哭起来，走出毛主席的办公室时还在哭。

回到钓鱼台她把摄影作品摘下来，堆放在一起焚烧了。笔者对此事有详细记述（《江青为何焚烧自己的得意之作》，原载2012年第5期《同舟共进》），此处不赘。她想在外国客人面前展示她的作品，说明她对自己的摄影颇有自信的。那么别人怎么看待她的摄影技术？

江青的摄影技术究竟怎样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姚文元、叶群、谢富治等人夸江青的摄影艺术，他们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因为他们没什么理论根基和艺术根据，仅凭感觉。只有专家、业内人士才能真正地说出个一二三来。

周总理的专职摄影师、老资格摄影家杜修贤看过江青不少摄影作品，称她拍摄的手法比较巧妙。有一次，周总理和邓颖超取出一张周总理坐着的照片给杜修贤看，说这是江青照的，问他照得怎么样？这是杜修贤第一次见江青的摄影作品，觉得用光很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主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总理和邓大姐也有同感。后来，杜修贤说：“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

2011年1月25日，《文化艺术报?书刊参考》转载了一篇文章，《江青“御用摄影师”李文化的悲欢史》，作者是张欢、印青。文章指出，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大师李文化，直到今天，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样用光，逆光、测光、侧逆光、顶逆光、正面光。她说，拍人物大胆用逆光，很少用顺光，因为顺光层次感、立体感不强，比较平。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要求的一样。

2013年5月26日下午，原中南海专职摄影师吕厚民对我说：“江青对摄影艺术还是懂一些的，她照的照片总的说可以。练习摄影好多年了，进步不慢。”他还说：“江青曾是演员，对镜头不陌生，她知道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的。”

红墙专职摄影师、新华社高级记者钱嗣杰对我说：“别的不论，只论江青摄影这一点，江青照的照片很不错，选景、构思、角度、用光都很讲究。剪裁也很不错……江青照的照片都是由她个人剪裁的，我发现几乎每张照片剪裁得都恰到好处，这很不简单。她当过演员，见多识广，心灵手巧。”

江青拍摄好的底片，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送到新华社摄影部去冲洗，取回小样。我多次看到江青摘掉近视眼镜，伏案仔细地剪裁，累得、急得满头大汗。

2013年5月26日上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著名摄影师舒世俊告诉我：“江青对摄影艺术，懂，很懂，照得很不错，有一定造诣。原因有三，一是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就是一名电影演员、明星。那时摄影师就时时给她摄像、拍剧照，她从老摄影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术；二是1961年9月9日，毛主席给她在庐山‘仙人洞’照题了诗，极大地鼓舞了她学习摄影的热情……三是她对她拍摄的作品要求很严格，一丝不苟，从不凑合。”

舒世俊讲得很对。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会前，江青把一批文艺界工作者召到大寨，准备安排山西省文联主席马烽和广州军区作家张永枚写一部红军长征的新电影。有一天，江青在花椒树旁要给马烽等人照相。马烽后来回忆说：“江青让我站在一个地方，她用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看了看，让我往旁边移动了半步，说这个地方好。工作人员把带三角架的照相机架好了，接着她把测光表在我的脸上晃了晃说，他的脸色重，需要补光，不然没有立体感。工作人员立即从手提箱里拿出了充电照明灯，向我照射。江青说不行，需要站高点。但山上既无梯子，又无凳子，就叫《山西日报》社摄影记者骑到马上去打光。江青一连照了两张。后来，她给凡是调来大寨的作家、导演、演员都照了单人照，说要把它们都放大，送给主席看。后来，她送给了每人一张集体照、一张单人照，都是彩色的。”1976年，马烽把照片挂在他家的墙上。“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告状，拿江青给他照相的事做文章。后来，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才搞清楚了。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他家里。马烽认为：回忆录，应当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这就是马烽坚守的做人底线。

我在《博客天下》2013年第15期上看到周琼媛的文章《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文章说：“5月10日，华辰2013年春季拍卖会影像专场几乎满座，约200人到场，至少有20位藏家为这张照片而来……这张《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照片里，毛泽东穿着中山装，坐在藤椅上。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眉头微蹙，双目微闭。他身后，山峦层层叠叠；他脚下，草木繁茂招摇。这是1961年夏天，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这张照片估价是3到5万，卖价比估价高了10倍多。”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的照片，无疑是江青拍摄的——因为江青曾亲自送给我一张同样的照片。

1971年的一天，江青拿着一张毛主席的照片对我说：“这张照片是我1961年在庐山含鄱口给主席照的，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主席也很喜欢。你送到新华社请石少华同志给我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洗10张，送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觉得江青亲自给主席照的照片要送给我们，很高兴，很快就放大取回来了。江青立刻用粗红蓝铅笔红色一头在大照片背面写上了“请杨银禄同志惠存。江青某年某月某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与江青划清界线，我把江青的字彻底刮擦干净，只剩下那张毛主席的照片了。现在看来不应该那样做，那是历史嘛。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

□   张宏杰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 “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 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莫言“抄《讲话》”这件事

□   赵    勇

2012年5月，百名作家、艺术家“抄《讲话》”酿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事件。而2012年10月以来，抄写了《讲话》并且不断回应这件事情的，似乎也就剩莫言一人了。这也难怪，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伴随着巨大的荣誉，也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和质疑，而“抄《讲话》”便是这批评和质疑的一个“声部”。于是莫言不得不反复解释，以此回应相关批评。现在看来，这种回应既道出了一些实情，也呈现出了种种“症候”，值得分析。

据莫言本人说，他对“抄《讲话》”的首次回应是在与阿刀田高的对谈中，但我查阅这篇对谈（2012年8月17日）的速记稿——《莫言、阿刀田高：小说为何存在》，莫言只有对《讲话》一分为二的评价，而并无有关“抄写”的说法。因此，可以把莫言获得诺奖在第二次媒体见面会（2012年10月12日）上的说法看作他对这件事情的首次公开回应。当时在回答法新社记者的提问时，莫言既认为《讲话》有局限，又觉得能够认可《讲话》中的一些道理，于是就“抄”了它。之后他还进一步说：“我觉得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出了这么多批评的意见和辱骂的意见，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我抄它，是因为它里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需要。”（《莫言：搁置钓鱼岛争端   鱼类都感谢你们》）

“我抄了，我不后悔”应该是一个很硬气的回答，联想到2012年5月，同样“抄《讲话》”的叶兆言“有些后悔”，而周国平则意识到他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糊涂的事”，那么，莫言的这个回答就不只是亮出了自己的态度，而且似乎还隐含着对那些表示反悔的作家的不屑。但问题是，回答得如此高调，就像唱歌伊始调子起高了一样，再想落下来就有难度了。

但我还是看到了莫言的进一步解释。2013年3月，一则报道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文字：“他在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在一次会议场合请他参与抄写，并且准备好了纸笔，连抄写的段落都为他选好了。莫言说出于想炫耀自己书法的虚荣心，就一口答应了。”（《莫言接受外媒采访忏悔：为前途让妻子流产》）而类似的说法，其实在莫言去瑞典领奖时就有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报道，国内的读者也就不可能看到。2012年12月11日，莫言曾接受过瑞典国家广播电台记者夏谷的专访，访谈的最后，夏谷也抛出了“抄《讲话》”的问题，莫言的回答是这样的：“说实话，这其实更是个商业行为。那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为了多卖书赚钱，搞了这么一个创意。在一次会议中他拿着纸笔找到我，要我手抄一段讲话。他说已经请一百多位作家参与。我问：‘我应该写什么？’他说：‘我已经给你选好了这一段。’并不是我刻意选择要抄写哪一部分。另外，当时，我也有借机‘秀’一下自己书法的虚荣想法。事后，有些人将这件事做无限的政治解读，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常用的手法。”（莫言编著《盛典——诺奖之行》）由于莫言在这本书的折页上特意申明：“本书中收录的我的演讲和访谈，是最忠实于我的原话的。”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准。

耐人寻味的是，与最初的高调答复相比，这个解释显然低了八度。而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应该也能发现更多信息。首先，莫言强调这里有朋友之情，又有“秀”书法的虚荣心理，如此一来，就淡化了他抄《讲话》的政治色彩。其次，把这本书的创意和出版主要看作商业行为，应该是对这件事情政治色彩的进一步淡化。既然是商业行为，又碍于朋友情面，抄写时又没过脑子，所以，一些人在政治层面的纠缠就失去了充分理由。而如此解释，客观上也对他的那次高调答复构成了某种消解。

尽管我从莫言的这个回答中读出了一些话语策略，但我依然认为这个解释更可爱一些，也更可信一些。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出于情面而帮忙，可以理解。莫言的字确实写得不错，想“秀”钢笔字，也可以理解。而且，这种说法还解构了出版者的“宏大叙事”—— 在《出版说明》中，该书主编何建明指出，《讲话》“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篇章，至今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路明灯”。而抄录毛泽东的《讲话》，则是“一次特别的纪念活动”。莫言则挑破了这层政治包装，让人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变着法子卖书赚钱的事情。

然而，就在我相信了莫言的这番解释时，却又看到了他的最新说辞。2013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央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4周年纪念活动上作《文学创作漫谈》主题演讲，随后网上流传着一个莫言对毛泽东评价的录音（三分半钟左右），莫言在录音中说：“你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不好，讲得不对，但是你要想想1941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1941年的时候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根本未必……因为我觉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它在历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今天要出一本这样的纪念性文集本身不是一种错误。”

我不太清楚莫言说这番话的具体语境，但仅从录音来听，莫言似乎有些火气。这个答复中，1941年是一个知识性错误，可忽略不计。我感兴趣的是，他在这里并没有再谈论这个文集的商业性，而是开始强调这个文集出版的合理性了。而这个合理性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正确性。这也意味着，莫言的解释转了一圈，最终又回到了“我抄了，我不后悔”的套路上。

于是我想起刘再复对莫言“抄《讲话》”一事的评价。莫言获奖后，刘再复在多个层面都在为莫言辩护，唯独这件事情他抛开了情面。他说：……莫言“又抄写，又解释，这又是冒傻气了”。但莫言参与抄写，只能说是“犯傻”，“顶多只能算‘幼稚’，不应以此对他进行人格裁判”。（《刘再复、许纪霖谈莫言》）这也算是给莫言找了个台阶。但莫言好像没有借坡下驴。种种解释表明，莫言似乎极力要澄清的是，虽然抄写这件事情比较复杂，但他既没“犯傻”，也不“幼稚”。他的这个行为，既是不经意之举，同时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或者可以说，他后来对《讲话》一分为二的评价，是在以事后的理性思考为当时的虚荣心理埋单。最终，他用理性的推衍缝合了当时潜意识中所形成的裂痕。

关于毛泽东《讲话》的是非功过，在这篇短文中自然是无法展开讨论的。但我总觉得，假如不是作秀，一位作家对《讲话》的理解、解释和相关评论，必然牵涉到他的思想境界。同时，我还想到的是，作家固然不必是《讲话》研究专家，但《讲话》除了字面上的东西，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何种关系？凡此种种，还是多了解一些为好。否则，若只是说一些“《讲话》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推动，意义重大”之类的大话、空话，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莫言有为《讲话》以及“抄《讲话》”辩护的权利，但我觉得在辩护时，最好再去做些功课，有些深度思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的官样话语上。如果以后还是这么个辩护套路，那么，说法越肯定，语气越坚决，或许娱乐效果就越来越明显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

□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美国著名政治讽刺网站“洋葱”2013年2月刊出了一篇煞有介事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落后于美国高中生”。“报道”称，根据“国际教育评估协会”在麻州核桃山发表的最新报告，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开始落后于美国高中生。

“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警示信号”，该“协会”的发言人说。“很简单，如果他们小学三年级学生受到的教育只相当于美国的高中教育，将来他们怎么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优呢？”“报道”接着说：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和新几内亚的10岁到12岁年龄组的儿童，其数学和物理考分也开始稍稍落后于美国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个结果在这些国家引起了普遍的担心，很多人对自己国家小学基础教育的质量产生了严重的疑问。

“报道”进一步说，中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很多中国人呼吁对基础教育全面改革，对教师实行更严格的考核，延长学期，增加更有效果的教学材料。中国教育部负责人袁贵仁说：“坦率地说，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扭转这个趋势。”否则，“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13岁的孩子为上美国的大学做好准备呢？”

政治讽刺挖苦到这个地步，表现了美国文化深刻的幽默感。“麻州核桃山”这个地名暗讽美国东部教育重镇主张与国际接轨的自由派文化精英，而把教育明明很落后的“新几内亚”和韩、日、德等国放在一起，则是对这些“先进国家”的搞笑。但其中最“受伤”的，当然是中国，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用分数和名次拔苗助长的社会，最具有讽刺性的还属要把8岁的孩子送到美国来读大学——忙了半天，中国的小学成了美国大学的预备班。

【学生数学成绩差——美国的国家形象】

讽刺归讽刺，美国中小学生数学成绩差，已在国际上定格为美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几乎每过一年半载，国际新闻界就会报道在最近的国际竞赛或国际评估中，美国学生或名落孙山或总体排名在很多国家之后。与美国学生形成对照的，往往是中国或总体来说东亚的学生，还有新加坡和西欧等一些国家的学生。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国小学生的数学教育拿到美国来应付初中是没有问题的。

在美国国内，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公共讨论的话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竞争更多地反映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给了不少国家后来居上迅速超越美国的有利条件，实际上，美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比冷战时期更复杂、更激烈。在这种国际竞争中，国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人口整体的智力发展无疑是个长期因素。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美国人不是不懂，但具体落实到数学教育上，几十年来不进反退。

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度，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学科（数学尤甚）为何长期以来一直较差，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学科在国家范围内的整体水平差，一定有它制度和文化上的原因，反过来也如此，就像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数学比很多国家的同龄人要强，其原因何在一样。这和人种没有关系，东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以数学强著称的国民并不特别聪明，除了极少数天才，多数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笔者对数学教育完全是外行，但在美国社会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美国教育界对在数学教育中应怎样改革或提高，是有很多具体专业的讨论的，外行难以置喙。例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美国数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不清楚：小学、初中和高中究竟应该让学生掌握多少数学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含糊不清。有的说美国数学教育的一个倾向是重过程轻概念，老师只要求学生一步步按照过程来演算，而不是从整体概念上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思维受到限制，容易觉得数学就是牢记那些法则，难以培养对它的兴趣。这里，我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长时段、制度性和文化性的原因提出一点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读者参考。这里的讨论只涉及美国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一般的水准要高于公立学校，但它的对象主要是精英家庭和对宗教有特别要求的家庭的孩子，总体上只吸收百分之十几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不是这个国家教育体制的主体部分。

【联邦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飘渺”的存在】

首先，我想说不光是数学，在小学甚至初中的知识灌输和方法培养的整体强度（指教的压力和学的效果）上，美国学校都要弱于中国学校。数学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整体上观察才说得清楚。很多亚洲和东欧国家的新移民来到美国后，常常会通过自己的子女在美国学校中的表现获得自信甚至优越感，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数学和科学上成绩一般高于美国本土的学生。很多人因此会认为美国孩子懒，被宠坏了，美国老师工作不努力，或认为美国孩子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尤其表现在数学上，等等。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不是都没有根据，但问题是如何理解。

从制度上说，由于联邦制把教育权基本下放到了州，美国的教育在国家水平上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目标，尤其在面临世界性竞争、迫切需要有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时。美国联邦教育委员会主要起一个协调的作用，只为各州的基础教育制定一些建议性的目标和原则。它的权威和知名度，更不用说掌握的资源，远不及中国的教育部。在“举国一致”的发展模式中，中国教育部的意志可以一直贯彻到小学的教室，而站在美国小学教室里，联邦教育委员会只是一个“飘渺”的存在，真正受重视的是本州的教育总监和本州的议会。在联邦制下，美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和相对保守的州之间，在教育目标和财政支持上存在着实际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州，各个市县的公立中小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这从各地（州市县）从税收中提取作为教育经费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来。

制度原因之二，是美国公立学校本身的问题。举个实例，对美国中小学尤其是小学有一定了解的华人家长，都会觉得教师布置的作业量远远不够。很多时候，小学四、五年级的小孩回家后，家长根据中国的习惯问有没有家庭作业，回答竟然是没有。其实，我接触到的很多美国家长对此也很不满。不少华人家长因为文化差异、谋生压力等，平时无暇了解美国社会，不知道其实美国家长对小学教育的松垮现状可能比他们意见还大。

美国初等教育对学生的压力不够可能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第一，教师在美国这个职业竞争很强烈的社会中有些例外，它既是铁饭碗，但待遇又不和业绩挂钩，学校内部教师之间不像中国那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各项考核中看成绩比名次。第二，教师有教师工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工作积极性，造成了对学生的低要求。与中国学制相比，美国的小学本来全年上课的天数就不足，而且每天实际上课的时间也要缩水一两个小时，但很多公立学校还找出理由来设立“教师进修日”等名目，放学生回家。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公共舆论对公立教师整体很有看法，认为他们由于缺乏竞争而懒惰，不肯在提高教学效果上下功夫。在美国左右和自由保守两派的对立中，教师无疑都倾向于前者，是民主党的票仓，这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而保守派一直呼吁从法律上削弱教师工会的权力，减少保护，增强竞争。

除了制度的原因，还有社会原因，即种族和阶级差别带来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多族群和移民社会，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各个族群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富”的观念并非对所有族群的人有同样的影响。非裔和西裔人口集中的社区，学校的要求一般低于平均水平；白人和亚裔集中的地方则相反。这种局面时间长了，也就积重难返，成为教育制度中的痼疾，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性的保护。这无疑从整体上拖了美国教育的后腿。

【美国教室：孩子们的第二家庭】

除了这些制度和社会的原因，我想，美国学校教育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显得力度不够，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值得读者思考。在美国，小学教育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要比在中国小得多。走进美国的小学教室，你会感觉到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国的教室是全体学生面对老师，教室内只有整齐排列的四五十张课桌椅和老师的讲台，这样的教室在美国到了中学才会有。美国的小学教室基本是几张座椅围绕一张桌子，几位学生分成一个组，一个教室有几个这样的圈圈，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如橱柜之类）放置衣服、用具和书籍。教师也有属于自己的讲台和写字台——美国的小学教师一般是没有自己办公室的，他们和学生同享一个空间。学生的教科书不用带回家，放在教室里供几届学生轮着使用。所有作业和学生的品行纪录都放在老师的办公区域，开家长会时，家长可以随时检查。在教室里，学生除了学习，还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活动，例如给同学庆生（可以把蛋糕带进教室给全班分享），每逢情人节相互送礼物（即使是小学生），甚至做游戏等。

这样一个教室和中国教室相比，更像是一个家庭。它的功能不止是上课、做作业和考试，而是让孩子们感到这是他们的第二家庭。和中国学校的班级以某年级某班相称不一样，美国的班级是以主讲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某先生、某女士、某小姐，他们就像是孩子的监护人。教学时老师也尽量用生动的形式，包括用做游戏来进行。这样人性化的教学环境当然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学习气氛。一进中国的教室，孩子们就感觉这是一个和家庭以及邻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到了这里，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精力只能往学习上贯注，他们的观念是在教室里应该分秒必争。毫无疑问，对于严格的训练来说（用中国话说是“上规矩”），尤其是那些难以通过趣味和生动的方法灌输给孩子的抽象知识，中国的教学环境无疑更有效果。而美国小学的很多活动，在习惯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人看来会百思不解：难道这也是教育吗？这不是玩吗？这样能学到什么知识呢？

美国小学教室内的活动如此安排，是建立在“童年”这一人生阶段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上的。一年有两百多天的时间，七八岁的儿童每天要规规矩矩、正襟危坐朝着同一个方向，“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老师，嘴巴闭起来”，这从美国文化看来是无法接受的。美国文化也不能接受“生活的这一个阶段就是为了下一个阶段作准备”这样的观念，它强调人的不同生活阶段各有它独立的地位。儿童时代童稚初开，是为了享受生活而非承担压力的，哪怕在学校也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室环境如此安排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对儿童——甚至不单是儿童——最常说的话是“好好玩”和“玩得开心吗”，而不是“听老师话”或“遵守纪律”。   

这种生活态度看重人生的愉悦，当然就不利于向儿童灌输大量与他们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游乐场和竞技场的区别，也是夏令营和军训营的区别。

如此重视童年生活本身价值的“美国特色”，总的来说，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在早期教育中的效果。有些因素本身虽值得推崇和借鉴，尤其是初等教育应尽量照顾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在知识灌输和方法训练上让他们相对轻松，让其个性也获得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但这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像是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在那些不惜以牺牲童年生活拼命竞争的国家面前变得越来越负担不起。这个问题最终涉及一个社会的价值选择，就像今天为了反恐，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个人隐私和便利一样。

美国学生固然抽象思维差，但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动手能力强，团体协作意识强，这也是公认的。这两点都是在初等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定意义上是用数学成绩差换来的，这和中国学生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中国学生成绩再好，往往是一个人从小就被灌满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乐趣。美国小学生相互是玩伴，中国已经是竞争对手。中国是一个牡丹园，开满了用化肥催生和除虫出来的同一品种的鲜花；而美国是一个百花园，有不同的花色，也有灌木和杂草。

【高深的数学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

再具体来说，我想美国社会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即平等主义、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纠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数学教育的重视。

美国的平等主义体现在初等教育的数学教育中，就是迁就中等程度的学生。具体表现在不是尽量把一个班级的“普罗大众”往少数成绩好的学生那个方向去引导或施压，而是尽量照顾他们现有的程度，并把重点放在帮助落后生提高成绩上。毫不奇怪，很多中国家长对美国小学数学教学的程度之低和进展之慢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这样的数学教育当然容易缺乏生机和挑战。中国数学教育不但承认而且提倡的“心算”在美国很难受到推崇也和这个因素有关。网上有关数学教育的讨论中，一位美国网民说他小时候心算很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他的几位数学老师都要求他在同学面前一步步用“手算”把心算过程列出来，让大家都看得懂，结果他反而常常出错，后来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布?费克多前两年发表过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平等主义给数学教育带来的问题和后果。费克多的研究证明，美国数学教育失败，是因为它为了平等牺牲了效率，或者说为了普罗大众而牺牲了精英，而从长远看普罗大众也没有得益。他说很多老师有一个误解，认为那些数学天份稍高的学生总是会自己努力或一直保持这个成绩的，但这完全错了。这些学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很多人就慢慢变得和一般学生一样，到头来美国大学很多对数学有特别要求的学科常常缺乏生源。他认为近两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个也不拉下”计划也犯了这个错误。

一些刚移民来到美国的华人家长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子女的数学水平超过了美国同学，当他们要求美国老师给自己的小孩额外加点压力时，很多美国老师觉得不解——你孩子的成绩已经是班上最好的了，还要再加什么？换句话说，作为老师，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个人“达标”就行了。

平等主义就是反精英主义。与此相联系，美国也是一个有着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很多只看到美国高端科技和发达的人文学术的人可能会吃惊。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发达，而是多元化。所谓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对很多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应用价值的学科和知识，报怀疑、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教育应该多和生活相结合。美国文化虽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但它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抽象思维发展得很晚，在西方科学的“祭师”（即抽象思维）和“工匠”这两种传统中，美国代表的更多的是后者，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工匠型的，如最早的富兰克林和后来的福特、莱特兄弟等。直到今天，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人都不是在美国受初等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的。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高深一点的数学（不是算术）被看作是智力的奢侈，逻辑的游戏，让少数人去发展可以，让多数学生去花功夫则是浪费时间，长大后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前面提到的费多克教授的文章中就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合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观念，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学科的发展。

【对数学的要求：美国不足，中国过剩】

以数学为坐标，对比中美两国的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美国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比不能到此为止。应该说，如果美国是不足，那么中国则是过剩，尤以今天的“奥数”热为甚。一个不足一个过剩，说明两国初等教育的整体目标很不一样，彼此都为自己的目标付出了代价，都应该以对方作为借鉴。和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不一样，数学除了培养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外，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一门工具，所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中国初等教育的数学比美国要高深，这一方面有利于人的早期逻辑思维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的灌输和强化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又确实让孩子们的童年和少年付出了太大代价。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辛辛苦苦学得的那些数学知识在将来的日常生活中不过是“屠龙之技”，而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少还是有用的，或者只要你想发现它的用处就能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GRE一般测试中包括数学，其含义值得在这里一提。GRE一般测试有三个项目，第一即语言理解能力；第二即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即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能力，这基本是考你的算术和数学。所谓“一般测试”就是不管你考哪个专业，是必考的。中国和其他重视数学的国家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一级，人文和社科类是不包括数学的，而美国虽然之前不如你重视，但此刻却必考。考什么呢？即使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内容基本上不超过初中水平，而另外两个科目的程度设定为大学本科毕业，它们之间隔了8年的教育程度！这就说明，美国教育制度基本是把数学作为工具来看的。可以说，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证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数学知识确实不超过初中数学的水平。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虽然是实用主义，但又未尝不可以拿来给对它“始严终弃”的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参考。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水浒传》 中的『泼皮』

文 | 李国文

泼皮是商品经济的副产品

泼皮，比流氓要狠，比无赖要凶。不少国人了解这个群体，都是从《水浒传》开始的。

以宋朝为背景的《水浒传》，堪称一部“泼皮教科书”。从小说而知，泼皮是一项古老的“职业”，而且，我们还知道泼皮是在宋代突然兴起和泛滥开来的。因为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宋代出现了最早的资本因素，作为“资本”运作中黑暗的一面，相当于爪牙的泼皮也就应运而生。

《水浒传》第六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再难在寺院里待下去，智真长老就把他介绍到开封府的大相国寺去。开封乃大宋王朝的首善之区，人口超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城市。大相国寺不但是皇家常去礼佛的庙宇，也是繁华的商业文化中心，不像五台山，峰高岭陡，地广人稀，连个“派出所”也未尝安设，酒劲上来后的鲁智深，可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奈何不得。若是打发到都城相国寺，这厮胆敢寻是惹非的话，天子脚下，不怕没人管他。这想法当然不错，可大相国寺的主持智清禅师却不这么认为——当着众人埋怨这位师兄好没分晓，你送来这块烫手山芋，我能留他在市中心的大庙里惹祸吗？恰巧大相国寺在酸枣门外有块菜园子，属于寺院的三产之列，原来管事的和尚不想在那个“城乡结合部”待了，正好鲁智深没处安排，主持便派他到那儿掌管蔬菜种植。

当时的开封很发达，即使属于郊区的酸枣门外，也是人烟稠密之地。只要有人口，就有交易买卖，只要有商业活动，就有“食人者”和“被人食者”。于是，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之外，出现了新的“食人一族”——人见人恨的泼皮。如此，“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青草蛇李四”的泼皮，出现在菜园子附近，竟成街区一霸。不过，这两位是档次较低，形不成什么气候的泼皮，冲其绰号，一为鼠，一为蛇，就注定了其猥琐卑劣的实质。

其实读《水浒传》，我们懂得，真正的泼皮，那气势要比他们地道得多。何谓气势？一曰本事不大，装出来特有本事；二曰勇气有限，装出来特有勇气；三曰横鼻子竖眼，装出来特别不好惹的样子。此辈通常游手好闲，横行乡曲，逞雄一方。不是为非作歹，寻衅闹事，就是打砸抢拿，坐地分赃。不过，若碰到比他胆量大、敢下手、更歹毒的对手，估计不交手还罢，一交手不死即伤，遂光棍不吃眼前亏，可以变得比孙子还孙子，比孬种还孬种。

宋代泼皮之发达，与当时商业之繁荣，经济之成熟，城市之拓展，市井之发达，有着莫大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宋王朝是一个相当畸形的朝代：它外表富有，却内里孱弱；它曾经不可一世，却又总是不经一战即一败涂地；它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文化，无与伦比的文学和艺术，但也是程朱理学吃人礼教的滥觞所在。由于市场经济发达，资本运营顺利，商品周转频密，利润空间加大，整个社会财富的规模要比春种夏播，秋收冬藏的农业经济不知扩大多少倍。于是，其一，这个社会出现了资本，其二，这个资本需要市场，其三，这个市场一定要不断开拓空间，求得更大回报，其四，那些养尊处优的不劳而获者，要继续剪羊毛，发洋财，那些游手好闲的不务正业者，要继续喝羊汤，啃骨头，才会联起手来打天下。

春秋战国后，由汉至唐，中国人不再以游牧为生，而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仰仗如鸡刨食“捯一口，吃一口”的农业经济。如无天灾，差可温饱；若遇灾荒，就得饿饭。因此，在这个农耕为主的社会环境里，一无生存空间，二无勒索对象的泼皮，也就无立足之地。故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泼皮”这个名词。例如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那位荥阳公子落魄后，即便沦落到成为职业哭丧者，也不敢到平康里姐姐们所居之地当一名吃白食者，或当一名“打秋风者”（即以各种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的人——编者注）。按他资深嫖客的本钱，完全可以这等面目出现，可他“泼皮”不起来，只能可怜巴巴地以乞食讨饭为生。所以说，泼皮是城市商品经济的副产品，只是由于城市商业运作的能量远超过政府的行政能力，遂留下这些无法无天者的活动空间。

《水浒传》里那些梁山英雄，大多习惯白吃白拿，也就不以为奇；即使原来的正经人，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玉麒麟卢俊义大官人，也觉得要在江湖上混下去，不扯下脸皮就无法生存。于是，林冲火并王伦，卢俊义挑战晁盖，好人变坏，坏人更坏。在士农工商阶层以外，不轨之徒，宵小之辈，匹夫之流，无赖之类，像寄生虫游走于“三不管”地界，以骚扰、胁迫、敲诈、勒索等手段霸行欺市，贪赃枉法，吃拿拐骗，行凶杀人。而打州劫县，对抗官府，占山为王，扰乱一方者，则更不可一世了。

“强梁型”泼皮与“无赖型”泼皮

宋朝的泼皮分两种，一种是强梁型的，一种是无赖型的，“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等属于后者。“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材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他们害怕新来的和尚，不知深浅，砸了他们借以谋生的饭辙，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决定趁着给他祝贺上任，恭贺履新的机会，将他扳倒在菜园的粪池里，教训他一顿。

可鲁智深是谁？早看透他们的把戏，说白了，这位大爷可不是凡夫俗子，乃是披着和尚直裰的头一等泼皮。还未让他们得手，就飞起一脚，只听得扑通两声，说时迟，那时快，先将为首者踢进了粪窖。一脚出去，两人掉粪窖，这扫堂腿，可见功夫了得。这两个自以为是的三等泼皮，没想到落得这般结果……接下来，“智深叫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众人道：‘你那伙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什么鸟人，来这里戏弄洒家？’”从这番拷问中，我们也就长了一点对泼皮的认识：

所谓无赖型的泼皮，其一，等于“鸟人”，“鸟”即“屌”，下作坯子。其二，多为不成材的破落户。其三，基本上没什么真本事、真功夫，且心眼儿比较肮脏。其四，你要治得了他，他就俯伏在地，如若制服不了他，他就要消遣你、收拾你，使你日夜不宁。

而强梁型泼皮，又不同些，无论站直还是躺倒，起码有个汉子形象。某种意义上，具有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所说的“英雄宁自毁也不龌龊而死”的壮烈情怀。他敢为他的“光荣”牺牲，绝不惜命，因为他只能赢，不能输，连打个平手也不行。赢得输不得，是泼皮奉行不渝的宗旨——赢，他是爷；输，他是孙子。一旦成孙，他也就完蛋了。

当小市民成为城市的主角，市侩主义、侏儒哲学，以及台湾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便不可避免达到极致，无论怎样神圣高尚的原则，怎样高贵优秀的精神，都一律在铜臭中庸俗化、低俗化。那种有古典色彩的泼皮，遂不多见了，而如“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这类无赖型泼皮渐成主流。因此，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阿Q和小D，还有王胡，可能会扭打在一起，但绝演出不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样的血腥场面。

花和尚所以在五台山落发为僧，所以被打发看菜园子，缘由却是因为这场火并。话说渭州城里，状元桥下，那个肉铺掌柜郑屠，也是一个强梁型泼皮。既然敢自称镇关西，自是霸男占女，为非作歹的地头蛇。

而鲁达拳打镇关西时，“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由此，我们听得出来话外之音，鲁智深之所以要收拾郑屠，并非完全是为了金翠莲，起因虽是这位外乡女子受了欺侮，遂路见不平，扶难济厄；但更深层次的，却是这两个泼皮之间，一为坐地的屠户，一为外来的提辖，在同一势力范围内，确立高低地位的冲突。在鲁智深看来，称得上“镇关西者”只能是他，而非郑屠。

地盘，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人类与兽类分道扬镳不知多少年，但人类的文明进化程度，似乎还残留着当年兽类的禀性。譬如这个“地盘意识”，至今还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盘亘着。

弱肉强食：泼皮的铁血法则

同理，“地盘”也是杨志卖刀为何惹了麻烦的原因。

本来，杨志是在僻静一带的马行街兜售那把祖传宝刀的，人要落到变卖祖产的地步，总是脸上无光的事。“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分，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就出了事。因为，他进入了泼皮牛二的地盘。

我们都深有体会，就以所谓的文坛为例，那也决不是个免费开放，谁都可以进去玩耍的大众乐园。实际上，任何一个试图涉足文学圈者，如果你有雄心壮志，想大展宏图，第一件事就是要拜码头，第二件事，尤其要拜对码头。想当年，文坛那几尊菩萨，那几位老爷，拜谁不拜谁，学问大着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盘意识”是万万不可疏忽的。

杨志丢失了花石纲，丢掉差使，心中好不郁闷，这是他相信体制的结果，孰知体制只是保护权力的，主流从来听从强者，一个没落分子，从来不在体制和主流的关心范围之中。傻乎乎的杨志认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卖一把自家的刀，还要跟谁打招呼，备个案吗？错了，就在他吆喝时，麻烦来了。只见“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颠撞将来”。

《水浒传》给牛二的出场秀，很具点睛作用。“眉目依稀似鬼，身材仿佛如人”，接着介绍：“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如今，像这位“没毛大虫牛二”式的古典泼皮，可谓凤毛麟角。你不能不钦佩他，他上无后台，下无徒众，旁无帮衬，单枪匹马，似乎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物。凭其凶狠，官府办不得他，凭其撒泼，街坊惹不起他，至少在天汉州桥这一块，他无人敢惹。

换个别人碰上牛二，恐怕只好认输，这刀就落到泼皮手中了。但杨志不怕这个死搅蛮缠的泼皮，见他没完没了的寻衅，正好刀掣在手中，一时性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恐怕是没得办法时，对付泼皮最用得着的办法了。

强梁型泼皮，通常都是以赌命为其最后手段。一个比你弱的泼皮，他不认输他就得死；一个比你强的泼皮，你不认输你就得死，这就是泼皮的铁血法则。杨志敢当着街坊邻舍要了牛二的命，其实，他也本着泼皮的这条金科玉律行事。

这就是宋朝的泼皮。现如今，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下，不要说流氓、混混、青皮、光棍必须成帮成伙，方能横行霸道，就连西西里岛的黑帮教父，也得操控一个严密的黑社会家族组织，以铁血的暗杀手段，才能左右政局，掌控财富。泼皮集团化、联盟化，已是世界性的趋势。当年的日、德、意轴心国发动世界大战，眼下的某些大国也要当国际宪兵，说到底，因为有实力，有野心。其实，它们的手段，看谁不听话，就敲打敲打他，与牛二在天汉州桥一站的德行，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要是论资排辈的话，这类大国应该向这位没毛大虫牛二磕头认祖。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

李一氓与皖南事变

文 |  童志强

李一氓是中共党内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抗战爆发后，从延安奉派到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皖南3年期间，他见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活动的决策。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奇迹般地全身逃脱辗转至香港，并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以及他本人对造成皖南事变主客观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电中所说：“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他的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7天，也是石井坑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剿的皖南新四军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皖南事变已接近尾声。

当天深夜，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分散突围。在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身为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员销毁全部密码本。等他摸黑爬上山坡时，发觉已和军部其他人员失去联系，平日归他直接领导的机要人员也都跑散了。为安全起见，在一个树林里的茅草丛下，他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极其珍贵的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毛泽东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闹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国民党军8万重兵围歼，除近千人分路突围外，其余大部分被俘和牺牲，几近全军覆没。到1月14日以后，包围圈内尚剩下为数不多的新四军残留人员。李一氓忍饥挨饿地在几个山沟里辗转隐蔽了好几天，有时也能遇到一些新四军流散人员，人数时多时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国民党乡、保武装的搜捕，终未合群。后来遇到相熟的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教导队的两个下级干部，于是这5个人便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

就这样，他们在泾县山区埋伏到1月下旬，与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白天潜伏在树林里，晚上则悄悄地到该农户家里吃晚饭。此时已接近农历新年，参战的国民党军队都已奉命回撤原防。他们几人商量，一直在山里待下去恐非长久之计，还是要设法尽快出去与上级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此次事变的详细情况。余立金、钱俊瑞拟从宁波经上海去苏北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少奇；李一氓决定经桂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另两位教导队下级干部则表示想返回福建原籍。于是约定先经太平县南下屯溪，然后在屯溪分手各奔东西。

当初突围时，每人都分得一笔经费。他们拿出50块银元给主人，一来感谢他们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提供饭食和掩护；二来请主人帮他们添置化装必需的衣物。在农户的帮助下，他们改换了老百姓的便装。热心的农户还为他们设计了一些道具，如李一氓肩扛一根竹竿，上面挂了一些黄鼠狼之类的小兽皮，装成收皮毛的商贩。钱俊瑞则手提竹篮，里面盛些香烛等过年用品。余立金等人亦如法炮制，按各人打扮预习好一套说辞。准备停当之后，主人在前带路，行走约三四里后，将他们送到去太平县城的山口，然后挥手作别。

按照事先约定，为安全计，5人装作互不相识的路人分开前行，互相之间各间隔二三百米，以便前后照应，晚上再到就宿地点会面。设想虽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纯系纸上谈兵。当时的心情，谁都想早点离开泾县这个险恶之地，因此一路上行色匆匆，很快就乱了次序。李一氓年岁最大，走得最慢，到第二天绕过太平县城时，已远远地落到了最后面。

由于山路崎岖，李一氓又不良于行，不久双脚就打了水泡。途中，他两次遇到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国民党军队，有惊无险，蒙混过关。第三天傍晚，李一氓才赶到潜口镇，由于没有通行证，不敢到旅馆住宿。在镇外的小茅店，尽管他自称是开小差的川军，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断出他是皖南事变打散的新四军。幸亏新四军在皖南经营3年，口碑甚好，店主不仅没有当面说破，更没有为难他，相反，在店主的掩护和帮助下，李一氓解决了食宿，还花高价搞到一张从潜口到桂林的通行证。

有了通行证，在国统区就可畅行无阻。那位店主帮李一氓雇了一辆去屯溪的人力车，临分手时店主才笑着当面揭开李一氓新四军的身份。屯溪为徽州府治所在地，当时尚属后方，从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躲避战乱的达官贵人麇集于此，加上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关林立，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时称“小上海”。在热闹的屯溪街上，李一氓惊喜地遇到先他而至的余立金和钱俊瑞，只见他们两人换了行头，衣着光鲜，差点没认出来。他们行色匆匆地对李一氓说：已经买好去宁波转上海的船票，即刻就要登船。于是就在屯溪街上握手别过。

李一氓受到二人的启发，也在估衣铺里添了一套布棉袍，又买了一只手提箱，里面放置了一些就地收购的茶叶和屯溪有名的徽墨，将自己打扮成贩卖茶叶的行商。他的目的地是经桂林去重庆，而第一站是从屯溪先乘汽车到浙江金华，然后再转火车。这一天适逢农历除夕，经打听，没有客车去金华，连第二天大年初一也没有车。无奈之下，他只得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孤苦伶仃地度过了寒冷凄清的辛巳年春节。

大年初二，李一氓终于花钱请旅馆的人帮忙，在去金华的出租小汽车上买到一个座位，辗转抵达桂林，已是2月6日近元宵节了。在火车站口附近报摊上，李一氓买了一份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然后叫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按报头刊登的太平路21号社址拉到报社，想通过报社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孰料报社工作人员告诉他：因皖南事变发生，国内形势骤变，桂林八办已于1月20日奉命撤回重庆。再打听，两个熟人夏衍和范长江也都转移到了香港，后来总算与老朋友孟秋江取得联系。神通广大的孟秋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证章。李一氓便以该委员会职员身份住进高档的环湖旅馆。

按原定计划，李一氓是想经桂林去重庆，当面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经过。为此，他托孟秋江去找国民党元老、当年的北伐军第四军首任军长、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帮忙联系交通。李济深认为重庆形势险恶，去那儿恐有危险，而刘少奇、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布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建议李一氓不如到苏北新军部为好，并答应设法将他从广东送到香港，再转赴苏北。

1941年元宵节后不久，经李济深联系，由孟秋江出面介绍李一氓和同盟会老人李章达见面，后由李章达亲自陪同从桂林乘火车到衡阳，再转汽车于2月17日到达广东韶关。在韶关又等了一个多星期，再从韶关以北的乐昌机场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香港。甫抵香港，李一氓即在机场用航空公司的电话找到老朋友夏衍，被安排住进半山饭店。自皖南险地突围，经皖、浙、赣、湘、桂、粤6省，有惊无险，历时一个多月，他终于在香港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写出皖南事变七份报告

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李一氓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先后向延安党中央发去关于皖南事变的7份报告，为后人研究这一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还是在韶关候机的日子里，李章达于2月24日设法让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秘密会见。就在会面的前几天，即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内宣布将中央1月15日《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律传达到团以上干部为止”。据此，张文彬乃将中央的这个决定向李一氓作了传达。该《决定》尖锐地指出：项英“所领导下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经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决定》告诫全党全军高级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身居新四军领导层的李一氓，看到措辞如此严厉的批评，心情非常沉重，思考再三，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决定》向中央表一个态度，于是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交由广东省委从韶关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延安。这就是“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第一号报告电文不长，先是向中央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其次对中央《决定》表态“完全接受拥护”；最后简要汇报个人突围沿途经过及见闻。

在香港，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详细听取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口头报告，并要求他将事变经过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由他们用电台发到延安。李一氓仔细回顾了从1月4日部队出发到1月6日双方打响，再到1月14日战斗结束的亲身经历，由于情节多、文字长，他将有关内容相对集中，断断续续，时写时交，并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算第一号，花了一个月左右，总共发到第七号。

第二号报告时间为3月6日，内容是回答延安来电询问皖变失败是否与敌特内奸机密泄露有关的问题。李一氓分析，“我行军作战皆未下达纸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动路线……决定作战布置系六日上午讨论决定，下午传达，是晚即发出，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四号黄昏由泾县回云岭，（假如陈预知我四号晚行动，他绝不会回来）”，因此他认为：“估计这次失败并非机密泄漏或有内奸的问题。”

报告第三号写于3月18日，主要内容为汇报皖变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的出走”。 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 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日分头返回。然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项英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丧失殆尽。

李一氓是项英出走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在致延安中央书记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电中，详细汇报了这一经过：“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对于这次出走事件，李一氓在第三号报告最后向中央检讨了。半个世纪后，李一氓忆及此事，仍有着浓烈的悔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在新四军工作当中的错误，没有在叶项之间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此处记忆有误，应为从8日夜半至10日中午共1天半时间——笔者注），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

报告第四号写于3月20日，主要汇报新四军移动时3路纵队的兵力编组情况，以及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7个师番号、军力部署，再是解释北移部队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这条移动路线。

报告第五号与第四号写于同一天。从内容看衔接前电，主要是汇报皖南部队1月6日、7日两天的情况。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3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当时想命令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同去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会议于7号下午3点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主张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项英临战迟疑不决，举棋不定，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拖到夜里10点，居然开了7小时之久，后来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由于项英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对这次决定部队今后走向至关重要的百户坑会议，李一氓在第五号报告中有如下叙述：

“叶希夷（叶挺字希夷——编者注）提出二个方案：（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

报告第六号写于3月22日，内容为石井坑保卫战经过。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写出第七份报告，从军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军失败原因，十分精辟，全文如下：

检讨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纯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

1. 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2. 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3. 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4. 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人员太多，行装太多。

5. 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6. 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7. 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起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

8. 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

9. 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10. 项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

11. 战时工作全无计划……下级连指导员只有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这次战役的军事上失败的意见。中央及军委如还有查问的，我当据所知答复，因除叶、项 、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全报告完）。我拟四月十日左右离港去沪。

由于李一氓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他写于皖变结束不久的7份报告，对新四军历史研究者言，其史料价值无疑十分重要。几十年后的李一氓自己对此也有如下评价：“皖南事变是从1941年1月4日起到1941年1月14日止，历时11天。我写电报是3月间的事，中间隔了不过五六十天，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大事变，因此记忆非常清楚。要我现在再做详细的回忆，达到电报的程度，就很困难了。”

受到党内口头警告处分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随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半个多月后安然抵达苏北盐城。

当时，为防止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投敌者混入队伍，新四军新军部和华中局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每一个突围归队者进行严格审查。在华中局，李一氓按规定又将皖南事变经过以及本人突围的逐日情况，向组织作了详细的汇报。华中局经研究报告中央，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过程中一度离队系“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延安复电表示同意。

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中局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由李一氓检讨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与会的华中局委员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对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给予党内口头警告的批示。口头警告是中共党纪中最低级别的处分。在会上，李一氓对大家的批评和组织处分表示诚恳接受。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散会前端出一盘土制蛋糕当宵夜。李一氓回忆说，因自己是批评对象，所以对蛋糕迟迟没有动手。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心细的陈毅对李一氓发话说：“错误归错误，吃蛋糕归吃蛋糕。”于是他也上前取了一块。

原本以为领受组织处分之后，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但在1942年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前，于 2月15日至3月5日在苏北阜宁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当着数十位各地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李一氓又被安排在会上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错误的公开检讨。

此后，李一氓历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又先后出任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文革”中，因受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的牵连，又翻出皖南事变突围的历史老账，李一氓在国务院外事办任上被无辜地“专政”，关进秦城监狱，蹲了5年大牢。在此期间，他被要求将本人一生的详细历史写成自传。1973年10月获释以后落实政策，他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职。数十年间未就皖南事变发表任何公开言论。

1981年是皖南事变40周年。当年秋天，李一氓怀念昔日战友，赴南京雨花台望江矶凭吊项英，在墓前触景生情，赋诗一首：

秣陵秋染浅丹霜，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自苍苍。

综观全诗，从文学角度评判，不失为上乘之作。作者刻意遣用“霜”、“荒”、“怨”、“伤”等词，使调子显得低沉伤感，隐隐含有对项英遭际抱屈的意味。

李一氓本人对这首诗非常满意，1982年清明，他特地手书此诗寄给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收存。李一氓的书法原本就有名气，纪念馆收到他的墨宝，自是大喜过望。孰料该诗被中共安徽省委一位好事者看到后，认为内容情调有问题，便报告省委，并以省委名义转报中央。中央书记处为此事还专门找李一氓打了招呼。李一氓万万没有料到，一首凭吊战友的平常小诗居然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其郁闷可想而知。

项英、李一氓、叶挺的微妙关系

若论项英、李一氓、叶挺3人的关系，确实有点微妙。项英、叶挺之间存在矛盾，在当时的新四军军部并非秘密。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尽管是新四军军长，但因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部队的实际领导权，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身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手里，这也是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做出具体布置外，最后特地叮嘱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称叶挺为“同志”深有含义，实际上是提醒项英，不要把叶挺看作外人，而要以“同志”相待。

叶挺鉴于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和军分会会议，因此在工作中有种种不便，也不能及时参与有关军务事宜的处理，1938年6月上旬他因公去武汉时，便向长江局婉转提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经中共中央研究，为尊重叶挺的合理要求，于6月9日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

可是，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工作中，仍然没有注意搞好同叶挺的团结。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叶挺在新四军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原来司令部参谋处与叶挺在一起，后来也移到项英住处。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跑到大食堂吃饭，撇下叶挺一个人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的其他干部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孤独的叶挺，经常手持心爱的相机，在军部驻地周围四处溜达摄影，借以摆脱苦闷的心情。

叶挺满腔热血出任新四军军长，为的是抗日报国，一展抱负，而实际上却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受到项英的排挤。这在他是始料未及的，终于在1938年10月提出辞职，负气出走广东。蒋介石向中共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

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得知蒋介石企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引起高度重视，迅速致电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同时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说话时，“应确定叶之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周恩来敏锐地看出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他在复中央书记处电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意见：“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意见，同时指出，“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必须“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

在重庆，周恩来一方面向蒋介石交涉，提出中共不同意更换叶挺，一方面对叶挺开诚布公，促膝长谈，说服了叶挺。周恩来还决定亲自陪叶挺返回皖南军部。叶挺深为感动，收回了辞职要求。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偕同叶挺一行抵达云岭。在军部，周恩来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以及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的指示。周恩来在批评项英时特别指出：“像叶挺同志这样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又是北伐战争年代的名将，他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而不信任。他留在党内，不如留在党外工作，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像这样热爱党的事业的好干部，你不能团结，那还要团结何人？”

然而不到半年，又发生了叶挺再次辞职事件。此时叶挺和项英的矛盾，则已表现在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分歧。

1939年11月7日，叶挺在重庆与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去专电，就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看法：“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困难环境中，区域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同时向中央提出了5点具体建议：“（一）立刻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二）先将子弹、药物等移到江北适当地点；（三）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四）主要地区放到津浦以东；（五）指挥机关秘密到江北去。”因为叶挺几个月前亲自到江北敌后进行过实地考察，十分清楚新四军在江北发展的条件远较皖南有利。这个建议比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突破口打开发展华中局面的方案，时间还要早半个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充分说明叶挺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大局的观念。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期间，陈毅在与当年旧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回忆皖南往昔时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我却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在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遗憾的是，项英最终没有采纳叶挺和陈毅的正确意见。如果当时能积极执行上述5个部署，把主力和军部及时分批移到江北，何以有日后的皖南事变发生？

2010年笔者赴台访学期间，在陈诚带到台湾的“石叟资料”中，查到一本1939年3月编写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经过概况》的小册子，在第四部分“人事概况”中写道：“人事属于党的支配，军长叶挺，以□具树名，党权由副军长项英总揽，闻两人之间并不甚睦。秘书长李一氓与项英最为密切，人称其为项之灵魂。”这当然是从国民党的视角得出的评介。连国民党都知道叶、项不睦，可见此事已为公开的秘密。李一氓与项英的关系，无疑要比与叶挺密切得多，这也是事实。项英在皖变中途离队时，撇开了叶挺，撇开了饶漱石，除了拉袁国平、周子昆一起出走之外，还不忘特地几次派人去找李一氓，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在李一氓的角度看来：叶、项两人的矛盾如果公开化，明白地摆出来，“那倒好办了，可以一个一个地根据双方是非，以大局为重，一个一个解决好了。但是这个矛盾却是来无影去无踪，双方都没有直接向我表示过。我当时也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我也无权把他们拉到一起进行仲裁。影影绰绰的，叶挺总想借口离开新四军，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的，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

因为李一氓早年与叶挺、项英都有交集，故中央在筹组新四军班子时就将其考虑在内。1937年底，当李一氓奉命去新四军工作离开延安前，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就对他说，因为他与项英、叶挺都熟悉，要他作为项、叶两人之间的缓冲者。晚年的李一氓感叹道：“我作为缓冲人，明显的是失败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就新四军和皖南事变问题数次访问李一氓。1990年，对皖南事变沉默数十年的李一氓在《人物》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一文。同年12月4日，李一氓病逝于北京。1992年12月，由李一氓生前自传扩展整理而成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中有整整一章4.5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新四军和皖南事变。著名学者何方在2001年第5期《百年潮》著文谈读后感时认为：“作为当事人，可看得出来他确有些难言之隐。”说还是不说，说多还是说少，直接说还是隐晦说，这其中的纠结，可能也是李一氓生前之所以将回忆录定名为《模糊的荧屏》的原因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水晶球”谭延

文 | 吴东峰

军阀谭延闿一生几起几落，平和圆滑，通权达变。毛泽东却由他的经历提出了家喻户晓的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谭延闿（1880~1930），长沙茶陵人，字组庵，号畏三。高额平头，浓眉大眼，西装革履，仪表非凡，鼻下两撇短须如八字。民国时期名位鼎隆，曾任湘军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首任主席、首任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等职。

谭延闿通权达变，休休有容，庸庸有度，性平和圆滑，善测政治风云，人呼“八面玲珑水晶球”。

上世纪初，国内军阀混战时，有报章品评风云人物，曰：吴佩孚是“刚愎自用”，因为吴处事任性，从来不肯采纳旁人意见。段祺瑞是“刚愎他用”，因为段把大权交给小徐(徐树铮)，任小徐胡作乱为。而谭延闿则是“柔愎自用”，因为谭从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总是附和人家的意见。其实，他心中最有数，结果总是照他自己的意见行事。

谭延闿父谭钟麟，为清末名臣。其弟泽闿亦工书，近似乃兄，上海《文汇报》题头即其手笔也。

“湖湘三才子”之一

谭延闿幼有神童之称。及长，从先子读书，所学益进。24岁参加清末最后一届科举考试，高中会元。殿试时，进入状元候选名单，但因与谭嗣同同姓忌讳，慈禧改点了甘肃士子刘春霖为状元，谭为赐进士。光绪帝师翁同龢见其文章，致函与其父言：“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由是声名大噪，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才子”。

谭延闿母为丫环纳妾，每饭必侍立桌旁端菜添饭，而不准与家人同席。谭考上进士后，方破此规矩。谭母死时，因其妾之身份，按照族规，灵柩只能从旁门出。起灵时，谭延闿命杠夫从正门出，杠夫惶惶，谭与之曰：“速抬，我自有办法。”将至大门，谭突然仰卧棺盖上，大喝道：“我谭延闿已死，谁也不准阻拦！”其时谭延闿因有功名，族人见状，面面相觑，只好让出一条路来。谭之孝名由此不胫而走。

1917年，南北将开战，段祺瑞逼时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谭延闿下野离湘。临行前，谭延闿专门吩咐，从省教育基金里拨出一笔专款，给总务厅长林伯渠、教育司长熊知白、交涉科长陈寅恪三人作赴美留学经费，含每人路费400大洋，每月生活费140大洋，及美国大使之预付金等。其属下官员皆不服：“他们才来几天，凭什么如此关照？”谭答曰：“他们是新湖南的建设人才，有才就有财。你们有他们这个才吗？”属下诺诺而退。

王芝祥，曾任广西按察使、布政使、巡防队统领。辛亥革命后任广西副都督，以善射洋枪闻名。1912年北伐，王率部北上援鄂途经长沙，湘军将领特邀其于小吴门外校场进行打靶表演。王芝祥拔出手枪连放10枪，仅两枪未中。王对谭曰：“请谭都督也放几枪。”谭接过枪，也连放10枪，却枪枪命中靶心。王芝祥及在场将士无不瞠目结舌。从此，湖南军人不敢小觑谭都督。

1927年8月23日黄昏，谭延闿与孙科、李宗仁乘决川舰自九江下驶，至芜湖江面突遇敌军拦截，百数只帆船如蔽江蜉蝣，排山倒海而来。双方隔船互射，浪激弹飞。谭延闿与李宗仁、孙科避入舱房，凭窗观战。某副官于一旁举驳壳枪射击，竟无中者。谭延闿手痒，命副官曰：“把枪给我！”是时，敌舟已近舰下，谭瞄准射击，正欲攀登之士兵饮弹而“啪嗒”落水，继向舟中敌射击，发发皆中。数只敌舟徘徊水中皆不敢近。战后，李宗仁赞曰：“早闻谭氏少年善骑射，今见之信之服之！”

毛泽东向谭延求墨宝

年轻时，毛泽东曾与易礼容、彭磺等人发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旨在宣传新文化。书社成立前，毛恭请时任湖南省省长兼督军的谭延闿为书社题写匾牌。谭延闿欣然提笔，而后还支持了400块大洋。10年后，谭延闿闻江西“朱毛共匪”大举进攻长沙消息，长叹曰：“唉，早晓得会这样，当初我派两个兵去把毛泽东一抓，何至于今日劳师动众?”

毛泽东曾曰：“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的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毛泽东由此提出了家喻户晓的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4年6月，谭延闿随汪精卫入桂地梧州，李宗仁欲介绍叶琪相见。之前，谭曾败于叶琪而逃粤。叶血气方刚，与李言：“不见，不见，谭棉花老谋深算，八面玲珑，恐上他的当。”李征询于谭延闿，谭则言：“要见，要见，叶琪青年才俊，年轻能干，当初居然能把我的部队打败，不简单，不简单！”

某日，某湘籍要员至广州大元帅府，要求与孙中山单独密谈，谭延闿拉胡汉民入内室避之。该要员大骂谭延闿两面三刀，滚来滚去，无信仰、不可靠。谈约一小时，孙中山不置可否。不料谭、胡二人在内室听得真切。胡汉民摇头伸舌，谭延闿则若无事般，事后未做任何解释。胡汉民大为佩服，逢人便称谭延闿“每遇大事有静气”。

谭延闿某年大寿，湖南张冥飞作一祝寿戏文，其中有“堂亦钤山，写几笔严嵩之字；老宜长乐，做一世冯道之官。用人惟其才，老五之妻舅吕；内举不避亲，夫人之女婿袁……立德立功，两无闻焉”等尖刻谩骂之语。谭延闿读后不但不恼，反而拍案叫好，称张冥飞为“奇才”。次日发帖邀张冥飞赴宴，请湖南同乡鲁荡平、吕苾筹、李安甫等人作陪。谭延闿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位高权重，张冥飞诚惶诚恐赴宴，谭以上宾礼相待。

次日，张冥飞又接行政院“参议”聘书，张大惭，书信退之，其信曰：“士献箴，古有之；公大度，今所无。唯冥飞笔耕足以自活，聘书优俸，万不敢当，庶免涉文人无行，迹行敲索之嫌。大君子爱人以德，必能谅之。”事后，张冥飞逢人便赞：“谭公真是宰相肚里好撑船。”

1927年宁汉分裂，汪蒋反目。某日，陈公博会谭延闿，叹曰：“现在大局真的不得了。”谭延闿应道：“天下没有不得了之事。”陈公博问：“那将何以了之呢？”谭延闿笑答：“到‘了之’的时候，自然会‘了之’的。”陈公博又问：“如果没有‘了之’的时候呢？”谭延闿答：“只要你认为是‘了之’的时候，就是‘了之’的时候了。”陈公博事后感叹：“谭延闿太圆滑了，你真搞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

1912年某日，贝允昕（浏阳人，律师，刘人熙的女婿）于长沙走访谭延闿，谭问贝：“近来怎样?”贝答：“混”。谭大笑，继曰：“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用大矣哉！可惜混世魔王程咬金、混江龙李俊混得太粗野一点。若像《聊斋》上的马二混，混得多有意思啊！”谭所说的“混之为用大矣哉”，顿时传遍长沙，远及京沪，成为当时宦途中的“处世名言”。

善烹饪，擅书法，通马语

谭延闿好美食，遍吃菜馆酒楼，行军打仗亦配两名厨师跟随。尤好鱼翅，几至成癖。某日，胡汉民设宴请谭，上菜时故意议论：“鱼翅有什么好吃的，就像没煮熟的粉丝，味同嚼蜡。”谭闻之诺诺。酒至半酣,胡汉民问客：“还须添加何菜？”众皆曰“无”，独谭延闿举箸曰：“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胡汉民大笑，旋令人端上鱼翅。

谭延闿亦善烹饪，常于家中作珍馐美味雅集，炮龙蒸凤，食者无不唇齿留香。家中聘有广东名厨曹四，最擅鱼翅，其味浓鲜不腻，其色金黄发亮，吃罢口中余味悠长。谭兴致好时，亦亲自下厨露一手。湘中名菜“畏公豆腐”、“组庵鱼翅”等皆为其亲手所创。民国时期，官府饮食中有南北两大“谭家菜”为翘楚，“北谭”者为北京谭宗浚家之私家菜，“南谭”者即为长沙谭延闿家之私家菜也。不知此言确否。

谭延闿言：“吃喝嫖赌四件事,嫖赌与我没缘,吃喝在所不辞。”

谭延闿又言：“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名厨之所以为名厨，必有绝活，绝非徒有虚名。治国如同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国事办好。”

据云谭延闿掌厨时，常口中念念有词：“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若治大国。治大国也烹小鲜，烹小鲜也治大国。你要治大国也我就烹小鲜，我要治大国也你就烹小鲜……”

谭延闿有文名，擅书法。30岁专习颜书，参以钱南园笔法，书法益臻朴茂，人称“民国至今学颜者无出其右”。有论者评：“先生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木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又有论者称：“先生学鲁公书，成在像，败在太像。”

国民革命元老中有“真草篆隶”四大书家,即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谭延闿与于右任亦并称“南谭北于”。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有巨幅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即为谭延闿手书。每字高约一人，师颜体，严正精卓，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挥洒从容乃似石庵，气势夺人又似南园。

凡求书者，谭延闿应对机智，才思敏捷。何应钦尝辟一花圃，名“可园”。谭延闿为之题门匾，末附跋云：“无可无不可，圣之时；有可有未可，圣之用。敬之先生以可名园，必兼斯二义者。”又某日，何应钦持上佳宫纸数张，请谭题句。谭于一纸题曰：“此一幅好山水也，何忍以笔墨污之。”何应钦哭笑不得。

谭延闿自幼善骑射，喜马如癖。曾撰对联曰：“不好名马非英雄；要与秋虫斗方略。”谭延闿督湘时，每日清晨跨马出营，风雨无阻。他的马栏中都是名贵之骏，或以形状命名，或以性情取号，有“大白龙”、“小白龙”、“风云飞”、“四颗珠（毛色为黑色，且背脊左右各有两个玉点），等等。谭有闲章两方，一方为大画家齐白石所刻“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一枚是篆刻家冯康侯所刻“马癖”。每当挥毫毕，往往自鸣得意地盖上这两枚闲章。

据云，谭延闿善通马语。某日，宋庆龄于叶挺处见一匹高大好马，闹着要骑。叶挺警告曰：“这马脾气坏得很！使不得，使不得！”宋不信，一走过去，马便狂暴踢人，不得靠近。后，宋庆龄把谭延闿叫来帮忙。谭延闿轻轻靠近马，用手轻轻拍拍马背，再在马耳旁轻轻“嘀咕”一番。随即，招呼宋庆龄上前，扶她上马，嘱咐她放心跑。宋庆龄骑上马后，果然驰骋自如。名将叶挺在一旁竟看呆了眼。（刘建强《谭延大传》）

“药中甘草”，中和民国政治

辛亥革命后，谭延闿曾三度下野又三度主持湘政。1911年10月谭延闿于辛亥革命中，以“立宪派”人物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1916年袁世凯死后，复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次年因南北将战，被段祺瑞逼迫再离职。1918年7月，在桂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3年，孙中山北伐，再次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湘人称之为“政坛不倒翁”。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大举反袁，时任湖南军政府都督的谭延闿应时宣布湖南独立。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即取消独立，又归顺袁氏。当时报载徐世昌有电嘉奖谭，谭复电云：“湖南独立，系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为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时人谓其为“滚来滚去的水晶球”。

1923年，谭延闿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一切奉命唯谨，凡孙先生交办之重要文件，谭无不亲自拟稿。某日，孙中山接到南湖居士廉泉一封信，请他为良弼祠题一副楹联。孙中山阅之大怒，与谭延闿言：“反革命想拉我和他们做配享，真是做梦！我们革命为民权为公理，许多同志牺牲了，还没有来得及表扬，却要我为反革命题联，他们的无知妄想，深堪痛恨！你代我拟一封回信，教训教训他们吧！”谭延闿深知这个公差不好办，因为爱新觉罗?良弼（1877~1912）不但是清末大臣、宗社党首领，而且是被革命党炸死的坚决主张镇压辛亥革命的干将。但廉泉则是孙中山的好友、“公车上书”的举人，营救过汪精卫，曾因鼎力支持革命被清政府指控为“附逆”而不顾。为此，谭延闿花费数日，字斟句酌，修改多次，终拟一稿如下：

来函具悉。独以宏愿为良弼建祠，情笃故人，足征深厚。唯以题楹相委，未敢安承。在昔帝王常表一姓之忠，为便私图之计。今则所争者为民权，所战者为公理，民权既贵，则民权之敌应排。公理既明，则公理之仇难恕。在先生情殷故旧，不忘麦饭之恩。在文则素昧平生，岂敢雌黄之紊。况帝毒未清，人心待振，未收聂政之骨，先表武庚之顽，深恐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看宝刀之血在，痛及先民，临楮墨而心伤，难望我见。有方台命，敬乞鉴原。

稿成后，孙中山读之甚满意。廉泉接到回信后，拿与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诸人看了，都认为民党领袖既有回信，就是殊荣，居然登载在精印的良弼纪念册《地老天荒录》中。许多知情人见了都说：“非孙先生的坚强意志，不能站稳自己的革命立场；非谭延闿委婉圆转的笔墨，不能写出这样的骈四俪六的书札。”

谭延闿之为人，深谋远虑。谭延闿妻生一子三女，早逝。宋美龄美国留学归后，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并带谭认宋母为“干妈”。谭婉言回绝，笑言，老夫已经四十四岁，可做美龄的父亲了。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喜结连理，介绍人谭延闿也。时人谓，谭延闿老到处理此事，既未得罪孙，又示好于蒋。让妻自保，政治手段了得！ 

谭延闿不但让妻，而且还让位。蒋介石统治初期，谭延闿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职位，以行政院院长职与蒋共事，严守“三不主义”：一不揽权；二不建言；三不拍板，混混于官场，津津于美食，孜孜以书艺。每次开会，他都闭目养神，抱着闷葫芦不开瓢，往往“急死皇帝，太监却不着急”，成了一枚橡皮图章，凡遇大事，以国民党元老声望调和矛盾，平衡争端，中和意见，或了了，或了而不了，或不了而了。故又有“混世魔王”、“药中甘草”、“伴食宰相”等诨号。

曾与谭延闿共事多年的阎幼甫回忆言：“蒋介石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和谭延闿的柔愎自用碰到一起，一刚一柔，互相利用，从无冲突。从1925年到1930年，从未发生过彼此过不去的事。”

盛大国葬

1930年9月21中午，据说，谭延闿吃了一餐鱼翅后，到东郊马场观马。途中头剧烈疼痛，急唤司机返回中山东路中央医院。待车开到中山陵，谭延闿还勉强开玩笑：“总理不会等我去吃粤菜吧？我可吃不惯！”司机急忙将车开回成贤街官邸，中央医院最高级的大夫赶来，诊断是猝患脑溢血。

次日，谭延闿溘然长逝。蒋介石下令全国下半旗志哀三天，停止娱乐活动三天，并在国民政府礼堂致祭三天。次年９月４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为谭延闿举行盛大“国葬”，其时正在武汉指挥战事的蒋介石，专程返回为谭执拂并主祭。

谭延闿去世后，胡汉民撰挽联云：

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生眼中。

远在四川流亡的吴佩孚为谭撰挽联云：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

上海某小报刊曾登一挽联，以其诨号“混世宰相”和“水晶球”讽之曰：

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

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而谭延闿家中厨师曹四敬献之挽联最为引人注目，令人深思：

侍奉承欢忆当年，公子趋庭，我亦同尝甘苦味；

治国烹调非易事，先生去矣，谁识调和鼎鼐心。

（作者系文史学者、军旅作家）

1900：八国联军在北京

文 | 金满楼

1900年8月12日，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后进抵通州，清军宋庆等部再次战败溃散。此时，北京已是门户洞开，城中隐隐听到炮声。次日，董福祥率甘军迎战联军于广渠门，大败后军纪失控，竟至纵兵大掠，城内未战先乱。当晚，北京上空电闪雷鸣，风雨骤至，各国军队到达京城外围时，整个城里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由于天气缘故，联军暂时停止了进攻。短暂休战的北京城，安静得让人害怕。

报信的传教士半路被杀

到达北京城外后，日军东直门外五里驻营；俄军东便门外三里驻营；法军东城十里外扎营；英美联军驻扎在通州河南岸。当天深夜，急于抢功的俄军逼近城下，首先同清军交火。其他联军得知后也急忙赶来，但让侵略者有些意外的是，北京城墙高大坚固，攻取不易，尽管他们不断用大炮轰击城门、城楼，但清军抵抗坚决，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

直到8月14日清晨，俄军率先攻破东便门冲进城内；日军也随后从东直门入城；法军听说北京城破，也急忙赶来匆匆入城；英军则从广渠门进入北京城。令人心酸的是，京城中人看见英国雇佣兵（印度兵），还有人以为是甘肃回部救兵来了（因其缠头习俗）。是日，百官无入朝者。新任工部尚书徐会澧前去宫中谢恩，到神武门时听到哭声一片，宫中人纷纷逃出，这才知道北京城破。

据记载，美军指挥官查飞将军率部来到使馆区，令他们惊讶的是，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衫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经死亡了”，但实际上，当他们进入使馆区时，“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窦纳乐、萨瓦戈和康格（分别为英、意、美公使）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

相比之下，反倒是联军自己寒酸多了，他们大都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泥土和汗水，皱巴巴地挂在身上。

西什库教堂（北堂）是一个例外。尽管被围攻前得到30名法国水兵和11名意大利水兵的支援，但一直被义和拳包围。当时在北堂避难的人数近3500人，其中包括主教樊国梁和一些外国传教士及修女，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中国教民。近两个月时间里，这里几乎每天都遭到攻击，每天都有人死去，所幸的是，没有清朝正规军前来攻打。最困难时，北堂开始断粮，饥饿的人们哀求着，樊国梁痛哭流涕，束手无策。8月12日，一颗地雷爆炸导致200多人被炸死，其中包括6名意大利水兵。使馆解围后，神父达道西瓯迫不及待地骑了头驴子前去北堂报信，结果半路上被义和拳杀害——这大概是庚子年最后一个被杀的传教士。16日，法国公使毕盛与樊主教相见，“互庆余生，拥抱为礼”，真是恍若隔世。

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性杀戮

8月16日，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三天，一位名叫麦美德的美国人登上前门城楼，他看到了如下凄惨的场景：“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下午，我现在明白战争会使人间变成地狱……城墙下横七竖八地躺着清兵和义和拳民的尸体，使馆区附近的建筑物都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看到一群一群的难民，男女老少都有，正在逃离这个死寂的城市。我们看到几个城门的门楼在燃烧，还看到城中很多地方有大火。”

两个月前（6月16日），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被焚，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在义和拳最盛时，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均深恶痛绝。

义和拳“反洋”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洋人是大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和洋人有关系者均冠之以三毛子、四毛子，依此类推，凡属毛子者，杀无赦。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这场浩劫中的外国遇难者为231人，而被杀的中国教民和无辜百姓则是洋人的百倍甚至千倍不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残酷。入城后，八国联军到处搜寻射杀拳民，北京城顿时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与义和拳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一样，联军也任意指认无辜者为拳民，手段方法几乎如出一辙——同样野蛮。用一位美国指挥官的话来说就是，“我敢说，从占领北京以来，每杀死一个义和拳，就有50个无辜的苦力或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传教士明恩傅也记述说，“许多士兵以射杀外表看上去像一名‘异教中国人’的路人为乐，结果闹得通州附近的广大地区几乎不见人影！”

曾经杀人无数的庄亲王府，在联军入城后再次成为生灵的屠宰场。为实施报复，联军将庄亲王府放火烧光的同时，上千名被指认为拳民的人在此被处死。法军在王府井大街抓获了20个中国人，由于他们拒不提供任何消息而被残忍杀害，一个下士“用刺刀一口气刺杀了14个人”。 一个行抵北京的英国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有几次，我看到美国人埋伏在街口，向出现在面前的每一个中国人开枪射击。”看来，英国记者辛普森关于法军用机枪把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掺杂”的中国人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以至不留一人的记叙，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联军入城后，麦美德在日记中记道：“俄军行为极其残暴，法军也好不了多少，日军在残酷地烧杀抢掠……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女孩自杀而死，以免落入俄军和日本兽军之手，遭受污辱和折磨……通州的一个井里有12个姑娘，在一个大水塘里，有位母亲正在把她的两个小孩往死里淹。”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说，联军攻占北京后，总理衙门的一位下级官员来到使馆，告诉他们发生在哈德门大街西边令人发指的暴行，后来萨瓦戈亲自去了那里，看到小孩被劈开脑袋，妇女被脱光了衣服、被残杀，还可能先是被强奸了。萨瓦戈痛苦地说，“我真希望我能够否认这一切，但我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事实”。

此时的北京，如同地狱。义和拳的纷乱、残败清军的抢掠、八国联军的屠杀，北京的街道上满是尸体，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如山，惨不忍睹。当时正是酷暑时节，尸体一旦腐烂，不仅臭不可闻，还很容易引起瘟疫。洋兵们到大街上强行抓人背尸出城埋掉，不管达官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只要抓住，就强迫背尸，稍有不顺，就用皮鞭猛抽。

因战乱引发的灾难远不止屠杀。日人植松良三在《北京战后记》中说：“北京城内外惨状，颇有可记者……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渗澹，财货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更可恨者，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

罗惇曧在《拳变余闻》中记载，城内外被焚者十之三四，联军大掠，鲜有免者。珍玩器物皆掠尽，不便匣藏者皆贱值出售。一些官吏和家属身穿朝衣凤冠自杀，尸体无人看管，竟至首颈断裂，惨状可知。至于洋兵闯入民居抢劫时，遇到井里填满死人乃常有之事。

无差别、无底线的疯狂抢掠

八国联军入城后曾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但直到侵略军撤离之日，抢劫也不曾停止。洋兵通常以捕拿拳民、搜查军械为名，“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

英国记者辛普森对这些抢掠行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在他的笔下，野蛮的印度兵“于昏夜中走入教民妇女所居之屋，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矜持的德国人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凶猛的俄国人在满载颐和园中掳掠来的珍宝后，还将那些不便带走的珍贵物品施以破坏，“于是有三个美丽无价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数件，雕刻奇巧，亦同时粉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此，就连同样参与劫掠活动的辛普森也有些看不下去，称各国军队虽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其所为之事无异，皆杀人耳，抢劫耳”。

暴行之下，城内百姓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他们挂出白旗或匆忙间制作的各国旗帜，或请洋人写些字条，大意是他们家已被掠夺或标明此处财产已被某个欧洲人保护, 希望能以此避难。但是，“嘲笑着的抢劫者们”仍将它们扯下，毫不手软地进行劫掠。

康格夫人在《美国信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有一天，两个俄国士兵闯入一个中国人家中抢劫，还要侮辱那家的女人和孩子。作为丈夫和父亲，那人反抗了，但没有用。最后他拿出短笛，开始吹奏俄国国歌。俄兵放下抢来的东西，站得笔直，安静地听着乐曲，最后一个乐符结束时，他们向乐手致敬，然后空手走到了街上。故事很有些《读者》的风格，但真实的历史往往很残酷，即使真有其事，恐怕也是偶然（也许仅仅是个故事）——据说这位乐手是赫德乐队的成员之一。

德军统帅瓦德西向德皇报告说，“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的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瓦德西只说对了一半，民间抢掠固然无法算清，但以下数据已足够惊人：据内务府报告，皇宫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四库藏书47506本；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还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联军洗劫了三海、颐和园等地，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器4300余件等；法军从礼王府抢走银子200余万两和大量古玩珍宝，又从立山家里抢走365串朝珠和约值300万两白银的古玩。事实上，在如今欧美各国博物馆中看到任何一件中华国宝奇珍时，人们都有理由联想到1900年的北京劫掠，正如时人记载，洋兵们撤退时，“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捆载而往。”

在毫无节制、持续了许多天的抢劫中，各国参与者们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鲜明特点，譬如俄国人的粗野、法国人的凶蛮；相对而言，美国人要稍讲纪律，但美国官兵大都是冒险家，他们“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瓦德西语）。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抢劫同样无节制，但抢劫活动组织得最好。日军抢劫多为集体行动，据称每次行动前，指挥官怀里都揣着北京的藏宝图，按图索骥，收获最丰；而且，日本人抢得的财物全部归公，并不分给士兵个人。英国人稍有区别，他们的抢劫是自发行动，抢后由指挥官组织拍卖，拍卖所得作为“奖赏金”在军队内部分配。

美国随军记者贾铂说，“北京的抢劫是与义和团有关的最使人惊奇的最无耻行为。这一行为不限于个人或国籍，也不限于男人们。我被最权威的人士告知，抢劫是由女人们发起的。在英国公使馆大门被冲开以迎接联军才五分钟，两名在英国公使馆避难的法国妇女就冲出大门，相互比赛着跑到公使馆大街的某家商店，这是一家和平时期她们经常去的（商店），而且她们知道商店已经没有人了。十分钟后她们回来了，抱着满满的丝绸、刺绣、皮货和宝石，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目睹各种丑剧后，贾铂认为，“抢劫”是“一种疾病”，“我相信所有通过该城市的人无一例外都抢劫了。那些后到的人，他们到达当天最卖力地谴责这一行为，不久就不能抵御他们的朋友们每天外出带回来无价之宝甚至是更有趣的宝贝的诱惑。他们给出的借口是：‘如果我不拿，别人也会拿’。”后来，就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某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

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曾提及，李鸿章谈判时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费解，据他说，李鸿章在翻阅了“摩西十诫”后，建议“把第八条诫律（‘不可偷窃’）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无力阻止联军暴行的李鸿章，也只能以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讽刺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

皇宫的保护与偷窃

8月15日清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及皇后等从西华门逃出，此时联军仍在继续进攻紫禁城，并遭到残余清军的顽强抵抗。由于屡攻不下，美军试图用大炮轰击，但遭到其他联军指挥官的反对——他们可能意识到，这样野蛮进攻的结果将在中国人心中造成无可愈合的伤口。

8月16日，在慈禧太后已经逃走的消息传开后，护城清军放弃抵抗陆续散去，八国联军随后占领各大宫门。之后，各国统领决定对北京城划区占领：从朝阳门到宫城间，划一直线，俄、法占领东边，英、美占领西边，日本占领北边。8月28日，为表示对清廷的轻蔑，八国联军在紫禁城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阅兵仪式，当时各国外交官和指挥官及其2300名士兵参加了阅兵，这支队伍穿过天安门、午门和太和殿，然后出德胜门向北行进。尽管阅兵的时间很短，但在这一刻，耻辱已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上。

阅兵仪式结束后，联军司令官和各国外交官决定关闭紫禁城，等待清皇室返回。事实上，仍有人主张像1860年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干的那样，掳走皇宫珍宝，并将紫禁城夷为平地以泄其愤。但是，多数人的“正确判断”在会上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任何对紫禁城的破坏和亵渎都可能导致清廷迁都别处，而要惩罚拳乱的肇事者、索取巨额赔偿等，都需要中国的“天子”返回北京，这样于人于己都算便利。

之后，联军占领紫禁城四门，其中三门由日本占据，一门由美国占据，另有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法国朱利安·韦奥上校（即后来的作家绿蒂）在其著作《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说，紫禁城两道门都严格地禁止出入，北门由日本兵把守，南门则由美国兵把守。但话虽如此，韦奥上校本人还是在日本兵的通融下进入了紫禁城，并命令太监带路参观了这个皇帝的禁地。在离开皇帝卧室时，上校的勤务兵故意迟迟落在后面，并趁机扑倒在那张挂着宝蓝色床帷的床上嬉闹了一番，其中一个人操着加斯科尼口音不无兴奋地对同伴说，“老兄，这样至少我们能说睡过中国皇帝的龙床了！”

因为是皇宫，各国碍于情面不便公开抢劫，但暗中偷窃则时时有之。在“入宫参观”的借口下，各国高级军官和公使包括其夫人们、随从们难免瓜田李下，顺手牵羊。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就说，即使在紫禁城阅兵时，“皇宫里一些小的珍品无疑是丢失了”，因为一些外交官夫人也都进来了，而她们并不仅仅是来看阅兵的；“在北京一个美国女士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一些雕刻得十分精致的玉器……那是在皇帝的客厅里陈设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文物”。

至于那些无资格入内参观的下级官兵，其中的胆大者也有趁黑夜入内盗窃之事。英国陆军中尉勃纳德私下里承认：“我们自己也抢了一点儿，我得到了一些最珍贵的鞑靼丝绸衣服，如有可能我会把它们寄回家。还得到了一些古玩，但是最大的困难是运输问题。我们来这里时总共只能带四十磅的个人装具，不能带帐篷。”

“入宫参观”和“入宫窃取”，名称不同，实质无异。德军统帅瓦德西抵达北京后，他看到的皇宫情形是，宫中可移动的贵重物件多被窃去，只有难以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故宫三殿前所陈设的八大金缸，因为形巨体重，联军无法窃走，竟将外部之金刮去，刮痕宛然，今犹可见。

瓦德西认为，在慈禧太后逃出而联军未占领的空隙，或许有太监偷取宫中宝物，但为数应该不多。其他各国军队，确实未尝进据宫内。不过，俄国却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但随时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所有宫中曾贴有印签封锁的建筑物，每值参观，则暂行撕去。瓦德西说的“未尝进据宫内”，指的是三大殿之外的后宫，在慈禧太后逃走后，这里由瑜、瑨二妃（原同治妃子）暂时掌管。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这里虽然相对平安无事，但也难免有一些不请自来的参观者不时前来骚扰。

相对而言，美、日两军在联军中还算好的，如时人记载：俄军界内，存者唯狗；法意军界，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日军的表现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原因是日本人在甲午年后初登国际舞台，急于展现它所谓的“文明国家”形象。因此，除盗走户部近三百万两存银等大宗抢劫外，其士兵对占领区的骚扰不算突出。清末新政时以日本为模仿对象（如军事及警察制度），和当时日军的表现或许有一定关系。

德军的特别报复

北京被占领期间，德国人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

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德皇怒不可遏，立刻派瓦德西点兵七千，杀气腾腾赶往中国。为首批德军送行时，威廉二世咆哮道：“你们应对不公正进行报复……你们如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像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麾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直至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德军登陆后，瓦德西将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旅队驻北京，第二旅队驻保定，第三旅队驻天津。在其他联军也参与的捣毁“义和团据点”的行动中，德军承揽了最主要也是最血腥的行动，它在北京的劫掠及随后的远征活动中堪称肆无忌惮。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就记载说，瓦德西特别醉心于死刑，要尽可能多地抓获拳民，处死他们，并当众砍下他们的头，然后把他们的头颅挂在城墙上——而很多时候城墙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据杨柳青某士绅记载，德军每经一地，“如疾风暴雨之骤至”，所到之处，无论官绅百姓，都不乏被抢被杀被伤者。位处京郊的永清县令高绍祥记载了德军的如下暴行：1000多德军来到永清县西门，未加警告便开枪打死清军和百姓200余人。他和某游击出城说理，被德军士兵用枪托打倒在地，并将两人辫子结在一起，长时间逼跪在雪地里。随后，德军又将城内来不及逃走的400多人困在城中，直到勒索了一大笔银子后，德军才打鼓吹号、摇着旗子回去了。文末，高县令不无沉痛地写道：“余回城内，见死尸狼藉，恻裂心肝。”

最令人震惊的是，联军攻占保定后，竟将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等人径直处死。庚子年义和拳鼎盛之时，保定城内教堂悉遭焚毁，“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当时的按察使廷雍站在义和拳一边，因此被联军指为罪魁祸首。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联军分别由京津两处前往保定，当时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原总督裕禄已自杀）亲率僚属开城迎接。联军入城后，次日即将廷雍等四名官员以“纵匪仇教”的罪名处死。荒诞的是，联军审判这些清朝大员时，引用的法律依据竟然是《大清律例》。

德军这种“惩罚性”的远征进行了很多次，每次远征前，德军总以“剿除拳匪、解救传教士和教民”为由，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打听到某处有财宝才采取行动。这些纯粹的抢劫行为，却被冠以军事行动的名义并称之为“惩罚野餐”。对此，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评论说，德军所谓的“讨伐”不过是对北京周围地区的掳掠，“杀了许多他们认为是义和团团民的人”，“而在官方文件中，这些纯粹为了抢劫而进行的搜捕，却被描绘成军事行动。”

德国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2月。瓦德西还企图仿造“天津临时政府”（又称都统衙门，联军在天津建立的临时统治机构），策划一个“统一的中央机关”于北京，即所谓“管理北京委员会”。但瓦德西希望由德国人控制这一机构的企图很快被其他列强看穿，提议无疾而终。

在北京期间，法军和德军还抢去了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这些康熙年间监造的天文台仪器，瓦德西认为其“在科学上固已无甚价值，而在美术上具有极大价值”。后来法国人以“天文仪器有一部分是法国制造”为由要求运回巴黎，瓦德西则认为，这些仪器既在德军占领区，那就应该作为德军战时捕获品看待。最后，法德两国不顾中方抗议而将此瓜分（德多法少），德军抢走了诸如天体仪、浑仪等文物，并将它们运到柏林（一战后才归还中国）。这次的抢劫事件引起了各国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致批评，传教士明恩傅也颇有微词：“这是欧洲大陆军队强盗行径的体现，他们得到最高长官的授权，他们的行为比董福祥手下野蛮人的攻击更不可原谅……”

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清兵小队长恩海，最后也落到了德军手中。恩海之所以被发现，原因是他拿走了克林德身上的银质怀表，在当铺里当掉时，不巧被日本记者发现表上有个“K”字，结果日本武官很快顺藤摸瓜抓到了恩海。随后，恩海被转到德国人的手中。恩海被德军处死的那一天，也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他的头颅，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后来通过“土库曼”号轮船送到了德国。

历史的反思

经过长时间的骚乱、动荡和杀戮后，京津一带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据他所说，在当时天津的白河上，每天都要派人用长木杆到特定河段去“疏散拥堵的尸体，使之顺流而下”，“在这些漂流物中看到了不少人头和许多无头的尸身”。在沿运河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另一外国人埃玛·马丁也作了以下描述：“沿途有许多被枪打死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在阳光下腐烂发臭，任凭狗咬蛆吃。许多尸体漂浮在水中，发出阵阵恶臭。”类似记载，还有很多。

《庚子国变记》中说，“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韦奥上校也在日记中描述说：“遍地尸骸和瓦砾，除了出没的狼群，还看到被人肉喂饱的凶残的野狗在游荡，自今年夏天以来，它们已不满足于只吃死人了。”这篇日记记于10月20日，他描述的是早已成为废墟的皇城一带。

目睹了这些劫难后，美国人麦美德曾这样反思，“人们会说中国是自取其祸——这不是战争，而是惩罚。但是，当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时，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使欧洲文明史蒙羞的残暴行为，在19世纪的最后几页留下污点呢？”

在华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其毕生积蓄被义和团洗劫一空，但他仍这样警告自己的同胞：军事示威能把现有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斩尽杀绝吗？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吗？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

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说，“事实仍未改变，中国属于中国人，她从来就不希望外国人站在她的土地上。外国人来华后会把他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让他们的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的嵌齿……在最后一搏中，她积聚了不当的力量，试图把外国人和他们造成的影响从她的土地上清除出去……然而……所采用的方式却是极为可悲的。”

历史，就这样残酷得让人扼腕叹息。经历庚子之乱后，京城中很多繁华之地已成一片废墟，有的地方甚至白天都可以看见狐狸出没。糊涂的决策和各种暴行，竟把偌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而最终遭难的多是无辜百姓。

陈独秀曾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从某种程度上说，义和拳的排外主义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在如今的网络语境里，义和拳已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义和拳，义和拳，一言不合便打拳”，这种浮躁、愤懑甚至绝望的气息，和一百多年前何其相似。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非理性的狂躁情绪，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如果任其蔓延，在一个非暴力不足以警醒的社会里，有可能在各种机缘巧合的作用下得到爆炸性的宣泄，其危害不容小觑。笔者记述这些，并非要激起人们的仇恨，而是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无谓的灾难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最后的一笔

文 | 阎长贵

我不是好流泪和好哭的人。当我接到王海光转来的他和李春生的十几封通信后，内容还未来得及看，首先看了他们最后通信的时间。当看到最后的日期“2013年6月16日”，我再也忍不住了，当即流下泪来，大哭一场，久久不能平静。

李春生与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我是1961年，他是1962年）。毕业后，我分配到红旗杂志社，跟着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1966年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后来又当了江青的第一任秘书。李春生则到了军队，1964年到了林办，当了林彪的学习秘书。我们虽然都知道对方，但“各为其主”，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1968年1月，我被江青抓了起来，关在秦城，一直到1975年才释放，又被下放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在那里劳动和工作5年。李春生在林彪身边一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前后工作了7年。林彪出逃的那天晚上，李春生就在北戴河值班，当夜和其他同志乘车一直追到了山海关机场。事件发生后，李春生也被软禁起来，集中审查了好几年，后来分配回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2013年3月，我专程去上海访友，与李春生又联系上了，送给他再版的《问史求信集》。行前，研究“文革史”的王海光教授要我向他请教几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问题，我转达给了他，还说：“把我们在‘文革’中经历和知道的事情都写出来吧，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这是借用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陆小宝先生的名言——笔者按）了。”李春生很同意我的意见。 

此后，李春生和王海光建立了联系。仅仅三个月时间，他们来往通信十几封，有些通信也转发给了我。我认为这是历史学家与历史当事人的对话，很有意义的事情，有存史的价值，澄清了许多不实的传言，对他们的通信联系很感欣慰，还去信鼓励他们。

2013年9月13日，我到上海，一心想再见见李春生，下榻后马上往他家挂了电话，他夫人接的。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叫阎长贵，春生在吧？”

“他走了！”他夫人沉重而又缓慢地说。

什么？我一下子懵了！不知再说什么，半天才缓过劲来，又怯生生地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

“刚走不久。心脏病。”他夫人哽咽着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讷讷地说：“您节哀顺变吧！多多保重！”就挂上了电话。

李春生才76岁，只比我稍长几个月，怎么就走了？好长时间，我木木愣愣，不知再干什么好。

我算了算，从我2013年3月8日到上海，3月10日李春生到我下榻的宾馆去看我并一起进餐，到9月13日的这次通话，仅仅半年零三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谁能不悲痛？怎能不悲痛？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6月16日，李春生躺在医院里还在给王海光写信，讨论“文革史”的问题。正如王海光同日回信中所说：“您在住院治疗期间，还抽空给我发信说明情况，太让我感佩了！您的身体为重，学问的事情可以长远计议。您们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健康长寿，本身也就是传承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学人可以触摸历史的一种福分。”

 抓住现在，以我们夕阳的余晖，给后来人留下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这是我因李春生突然过世产生的第一个想法。

李春生突然过世，使我又想到抢救“文革”历史资料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

四年前，我和王广宇合出《问史求信集》的时候，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半”，“一个”指戚本禹，“半个”指穆欣，三年前穆欣已经作古，现在只剩下一个戚本禹了，“硕果仅存”。戚本禹也已八十有三。俗话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最近，戚本禹写了一篇回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文章，很多人认为他这篇文章对了解“文革”、对认识毛为什么发动“文革”很有价值。而戚本禹仅仅了解这一件事情吗？当然决不是这样的。他亲历了“文革”准备、发动和进行的前两年，他不仅和最高层零距离接触，而且他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尽管他作为“文革”的负面人物，被判了18年徒刑。如果不让他如实地写出来，这对历史、对社会，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而需要这样对待和需要这样做的，并不止戚本禹一个，还有不少人，如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谢静宜等，都是熟悉不少情况的“活史料”。

古话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欲兴其国呢，要不要先知史、治史？无数事实已经表明，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应该说，让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文革”历史的人开口说话——说真话、说实话，恐怕这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一招。衷心希望当政者留意，所有经历过“文革”的当事人留心，把这段痛心、曲折的历史记忆保留下来，给后人以镜鉴，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按——笔者把戚本禹的文章发给了学界几位朋友，他们看后都有诚恳的评价。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谢谢，看了，我相信，可信。”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王海光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东西，可以当史料用的。”求是杂志社科教部主任姚眉平说：“戚本禹的这段回忆很珍贵！算是关于‘五七指示’的第一手资料吧？‘五七指示’可说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精华’。如果能找到陈伯达、杨成武的相关回忆，就更好了，那样可以加以佐证。”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郑文林说：“这篇东西对研究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文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等，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材料。如果能找到戚本禹被汪东兴没收的原件，则价值更大。”

开诚布公地切磋和商榷之风，也是心平气和即真正地贯彻百家争鸣。兹将戚本禹的修改稿以附录方式发表于此，以飨广大读者。）

附   录：

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文 | 戚本禹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要召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并要我通知陈伯达，要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为《红旗》杂志编发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组稿的。完成组稿后，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叫我继续留在上海，参加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和尹达、张春桥、关锋、我等人一起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这一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接着，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红旗》杂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中央办公厅就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同时，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业夫电话后，我就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上了飞机，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给了我们。在车上，我们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信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三人沙发，他自己坐三人沙发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自己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我被调去《红旗》后，就没有再见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平日常骑自行车经过主席居室后门出海办事。偶尔会遇上主席在散步，我远远看见都会立即下车，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主席如看到我，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陈伯达叫吴江、邵铁真去了，没叫我去。

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在单人沙发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在他的边上。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嗳，这杯麦片马奶和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马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殊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之前对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就抄过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就从引述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儿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接着，我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那天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的记忆力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一定要亲笔写，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总理和我们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的东西交给主席。总理还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笑了笑，谈了几句闲话，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对李秀成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当时，我很感动，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并被全党习称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这么紧急召我们去上海，可能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许主席想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一下？后来，我只看到主席批示的文件被印成中央红头文件下发。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海清、国治整理）

（戚本禹注：华东师范大学韩钢教授看到此文，查对了《人民日报》“五七指示”社论，文中有“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提法，未见“共产主义蓝图”的提法。后敖本立发来了韩钢教授对我这篇文章的修改意见，我又多次回想，仍清晰记得当时陈伯达确实向我说过“共产主义蓝图”这句话，为什么正式发表的社论中没了这句话，我也想不清楚，只能存疑。韩钢教授还根据档案，纠正了原文中几处时间、地点的误记，此次发表，均按韩钢教授的指正改过了。谨对韩钢教授表示感谢！）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基度山”一案新探

文 |  叶永烈

林彪、叶群、刘少奇、王光美、彭真、陆定一……40多封匿名信将这些政坛人物卷入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而写信的竟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陆定一知不知情？案件是如何侦破的？作者在此作了最新解密——

“基度山”匿名信使林彪坐立不安

从1960年3月起至1966年1月，严慰冰以“基度山”等化名（取义于法国作家大仲马《基度山恩仇记》），给林彪、叶群写了40封如投枪、似匕首的信。这些信，在林彪所住的毛家湾引起了八、九级强震。林彪气急败坏，叶群惶惶不可终日。林彪到上海开会，“基度山”的信便寄到了上海；他和叶群在苏州“休养”，那信又从北京直接寄往苏州……

林彪暴跳如雷，急令公安部作为“要案”追查“基度山”。林彪说，“抓住这‘基度山’，我要把此人剁成肉酱！”……为了保密，公安部把这一“要案”称为“502案”。

严慰冰乃陆定一夫人。陆定一当时身兼如下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严慰冰在1966年4月28日被捕，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人称“文革第一案”。

我着手采访“文革第一案”，是因为严慰冰的胞妹严昭是我多年的朋友。

我结识严昭，是在1979年11月。当时我正在北京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忽然有一位老大姐来找我，说是全国政协工作人员，约我为刚刚去世的傅鹰教授写报告文学。傅鹰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于1979年9月7日病逝。这位老大姐就是严昭。她事先了解我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是我的老师，所以约我写傅鹰的报告文学。严昭还从全国政协为我开了给北京大学的采访介绍信。

严昭的热情、真诚，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身世，更不知道她是严慰冰的妹妹。

郑公盾先生是资深老干部，曾任《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有一次，他跟我谈及严昭曾经是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是严慰冰的妹妹。正在致力于写作“文革”纪实长篇的我，便打算采访严昭，并通过严昭采访严慰冰。

1986年7月10日，严昭给我写了一信。信中说：

我接到郑公盾同志电话，说您要知道我的住址。

多年未见您了，我衷心感激您不忘故旧。我遭到了最大的不幸，家姐严慰冰不幸于今年3月15日凌晨去世了！我五内摧裂！她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她一生坎坷。

听说您有她“文革”中的材料，如有可能我想看看，因为友人均促我为家姐写一传记。我正苦材料不够。

来信请寄北京××××××（在东单）。如您有便来京开会，亦请屈降玉趾！这是慰冰的家（亦即陆定一家——笔者注），因我现在为她办善后事及整理遗稿。

很遗憾，我晚了一步，严慰冰在4个月前去世，无法采访她本人。好在跟严昭联系上了。在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中，严昭是最了解严慰冰的，因为她曾长期住在中南海增福堂——陆定一、严慰冰家中，跟严慰冰有着深厚的感情。就这样，我与严昭重新取得联系。

她读了我的新著《傅雷一家》，于1988年9月26日给我来信，建议我写《严朴一家》：

我因写家姐小传，于今年春、夏两季均在南京，失去相晤机会良可惜也。

您现在在创作什么？乞告。如有暇，我极希望借您如椽之笔写一本书《严朴一家》（或其他名字均可）。现无锡将出版一本《无锡名人辞典》，其中收集了古、今无锡名流。我家得幸被收集了四个人在内。即：父亲严朴，母亲过瑛，大姐严慰冰，姐丈陆定一。这本书可以写成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背景的一大画卷，特别是写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经历坎坷的一幅画卷。记得苏联有本小说：《茹尔宾一家》是写造船工人的；您写的“傅雷一家”是写知识分子的，这一本“严朴一家”可以写革命志士的一家！

如果幸蒙允诺，我将提供您三十万字的文字资料。

您尽可以放开手，大展宏图的。

我在仔细阅读了严昭寄来的一批文字资料之后，最感兴趣的依然是严慰冰。我决定先写严慰冰，再写及她的父母以及严慰冰的丈夫陆定一。

1988年10月5日，严昭给我来信：

我10月下旬在京。请先打电话×××××，届时当倒屣相迎。

在这期间，我将为您准备一些必要的资料。现手头只收集到一部分。

这样，我在1988年10月30日、31日得以在北京陆定一家中，与严昭长谈，进行录音采访。她还交给我一批资料，内中特别是她记述严慰冰病重至去世的日记的手稿《慰冰病中仲昭手记》，极其珍贵。我回沪后写好《“基度山”案件始末》，即把手稿寄严昭审阅（那时候我尚未用电脑写作）。她阅毕之后，1988年12月9日给我来信：

我含着泪读完了它。泪水湿透了我的棉袄前襟！我再一次为过去的种种苦难，为我失去的大姐而流泪！

经严昭审定之后，我把《“基度山”案件始末》给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发表于1989年第5期。我收到杂志后，当即寄给严昭。她1989年10月2日又一次给我写来热情鼓励的信——

我再次为您的撰文感动得热泪盈眶！谢谢您的生花妙笔，尤其是文章的布局十分引人入胜。我去邮局买了10本，已分送亲友。      

2008年5月，严昭不幸去世。

近日，我重阅严昭给我的信件、资料，重听当年的采访录音，对《“基度山”案件始末》做了大量修改、补充。考虑到严昭、陆定一都已经故世，在这里，我可以透露严昭当年谈话的一些内容，并就严慰冰案件进行新的探讨——

关于破案的种种“据说”

严慰冰的这些信，常被人称之为“匿名信”。笔者请教了公安部门的朋友，他们说由于这些信都是署名的——虽然署化名，所以不属于“匿名信”，而应称为“化名信”。

不过，严慰冰案件多年来说惯了是“匿名信案件”，因此本文中涉及诸多当事人原话中所称“匿名信”，悉照原文，保持历史原貌，不予更改。

关于严慰冰案件如何侦破，近年来有种种富有故事性的“据说”。

200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先生在《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中，有这么一段“据说”：

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镜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这个故事显得离奇：严慰冰跟叶群同时出现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而且严慰冰踩了叶群一脚？这样的“概率”实在小之又小。正因为这样，黄峥先生用了“据说”。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把事情的起因说成严慰冰被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荒坪著《我的外公陆定一》一书这么写道：

一天，严慰冰去王府井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小偷掏去。她找到大楼的经理，经理得知她是陆定一夫人，便告诉她，对面98号设有一个出国人员和首长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

严慰冰进到98号门市部，由于视力不清，与迎面走来的一个人相撞。这个人便立即尖着嗓子气汹汹地叫了起来：“你没有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叶群！

自林彪取代彭德怀以后，叶群更是气焰日盛。此时，她一副贵夫人派头，盛气凌人地说：“有什么了不起！”

严慰冰却不吃她那一套，回敬道：“你有什么了不起？谁还不知道谁！”

叶群受到顶撞，便口出恶言，大骂起来。

事后，严慰冰找到叶群的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的言行。她所找的总政这位领导人是江西人，严慰冰讲的是上海话，双方都不太懂对方的话，只好笔谈。严慰冰在纸上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联想到那些匿名信……

公安部在林彪的指示下，派了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最终断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之手。

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清泉著《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也采用了这一故事：

1966年初的某一天，严慰冰与叶群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发生争吵，严慰冰状告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的领导人拿着严慰冰写的情况向林彪反映问题，林彪看到这些字迹眼熟，因此想到了匿名信，于是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由此确定这些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

严慰冰案的破案时间

其实，严慰冰案的破案时间，并非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据严昭告诉笔者，早在1963年3月，公安部六局已经侦破此案，知道“基度山”即严慰冰。

自从1960年3月林彪接到严慰冰的化名信之后，便指令公安部侦查“基度山”。公安部六局承办这一任务。他们对“基度山”进行了分析：

第一，知道叶群的丑史，这表明此人乃政界高层人士。

第二，林彪到哪里，匿名信便跟到哪里，更表明此人出在中央。

第三，写信人显然对林彪和叶群充满刻骨仇恨。

林彪和叶群暗暗扳着手指头，历数自己政敌、仇人的名字。毕竟他们积怨太多，“基度山”的嫌疑名单竟是长长的一串……

叶群的心眼最多。她最初怀疑的对象是王光美。

叶群振振有词，因为其中一封信署名“黄玫”，信封上标明此信发自“北京按院胡同”——这“黄玫”与“王光美”音近，何况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托儿所正是在北京按院胡同。王光美家原本在北京旧刑部街32号的三进四合院。王光美母亲董洁如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看到解放初中共特别是解放军许多女干部的孩子无可靠的地方寄养，而她家又很大，可以办个托儿所，解决这一困难。这个托儿所就叫洁如托儿所。后来王光美母亲为了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捐献了旧刑部街32号四合院，迁往北京按院胡同。

叶群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理由没有说出口：林彪正在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因此，王光美成为“基度山”，是有“阶级根源”的。

无奈，一核对笔迹，毫无共同之处。

突然，毛泽东的儿媳妇邵华竟又成了嫌疑对象！为什么呢？叶群指着一封化名“张少华”的信说：“这‘少华’与‘邵华’同音！”

可是，邵华又会有什么“阶级根源”呢？秘密调来邵华的手迹核对，又被公安人员否定了。如此这般，“基度山”竟成了难以求解的“Ｘ”。

叶群细细重读那些化名信，内中有一句指责叶群为“贵妇人”，蓦地，叶群记起了延安的中央医院，记起了严慰冰。

那是在1943年，当严慰冰生病住进中央医院时，叶群也在那里住院。一场狂风暴雨进袭陕北。洪流滔滔，树倒屋坍。林彪住在河对岸，竟下了命令，叫警卫员在惊涛骇浪中泅渡延河。警卫员头上顶着罐子，罐里盛着鸡汤。当浑身水湿的警卫员出现在中央医院，把那罐子端到叶群床前，医院里的护士们、病号们为之震惊，严慰冰为之震怒！“成了‘贵妇人’啦！” 严慰冰对叶群嗤之以鼻……

据严昭说，1963年3月，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来到严慰冰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通过赵进、刘敏调取严慰冰档案。一看笔迹，马上便判定“基度山”即严慰冰。

当时，公安部让赵进、刘敏向中宣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张子意汇报了此案，但是瞒过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林彪咬牙切齿道：“不要惊动陆定一！他老婆肯定是在他的指使下干的。要端，就要来个一窝端。现在干掉陆定一，还不是时候……我们后发制人，要发，就置人于死地！”

在林彪看来，除掉严慰冰易如反掌，而陆定一却是他的重要政敌，欲除之正缺把柄。

陆定一当时是中国舆论界最高领导。自从林彪在1959年9月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大搞“四个第一”、“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那一套。陆定一这位“老宣传”不以为然，斥之为“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林彪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提出“顶峰论”。陆定一则说，如果到了顶峰，马列主义就不发展了，就死了，应该讲“高峰”，高峰上面还有峰嘛。林彪恨不得一口吞下陆定一那“阎王殿”（中宣部的贬称）。当林彪 得知“基度山”原来是严慰冰以后，他由怒转喜了：“哈哈，天赐良机，这下子陆定一非倒台不可！”

林彪强忍着心头的怒火，等待着兴风作浪的时机。

1966年2月初，知道林彪要发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彭真找陆定一谈话。陆定一应约来到彭真家中，彭真把公安部印制的严慰冰化名信的照片给陆定一过目。陆定一明确表态：“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写这样的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字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彭真也明确地表态：“中央知道你不会搞这种事。严慰冰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陆定一说：“这事出在我家里，我应当引咎辞职，听候处分。”

彭真则说︰“你知道，中央对老干部是十分照顾的，你不要引咎辞职。我们相信你，才把这件事告诉你，把信也让你看，如果不相信你，就不这样做了。你去外面转一转吧，不必有任何负担。”

林彪得知之后，冷笑了：“你彭真保护陆定一，我正想把你连同陆定一一起端掉！”

于是，林彪和叶群一口咬定陆定一是严慰冰的后台，化名信是“夫妻老婆店”的“产品”。

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叶群指使手下炮制了一份“文件”，题为《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信件幕后主使人的八大证据》。这么一来，林彪和叶群死死缠住陆定一。乌云翻滚如墨，眼看着炸雷飞雨无处避……

这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却要保护陆定一。在刘少奇主持下，在京的中央常委经过讨论，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为了保护陆定一，要陆定一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严慰冰案由中央处理。

这样，彭真于1966年2月4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钱信忠，说严慰冰和陆定一“吵架”，陆定一没法工作，要他安排陆定一住院。于是，陆定一住进了医院。后来，陆定一又开始出差外地……

“故事”的真实情况

严慰冰案在1963年3月就已由公安部六局侦破，这是确实无疑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会出现种种关于1966年3月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相撞”以至“踩了一脚”的故事呢？

严昭说，1966年3月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相遇，倒是确有其事。

我在1988年10月30日采访严昭的时候，以上记载各种版本“故事”的书尚未出版，我也未曾听说这个故事，是严昭主动向我说起的。那天严慰冰去王府井百货大楼，是严昭陪同的，所以严昭作为亲历者，她的回忆富有权威性。

严昭说，那天她陪严慰冰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二楼购物之后，姐妹俩去附近喝啤酒。在付钱时，严慰冰找不到钱包，这才发觉钱包丢了。于是，严昭陪同严慰冰去98号内部门市部找经理反映钱包遭窃。没有想到，在98号看见叶群也在那里（两人没有“相撞”，更没有“踩”了“脚”）。严昭回忆，叶群见到严慰冰，说了句：“你也来了？”严慰冰一见叶群就来气，说道，“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两人竟然你一言，我一语，在那里吵了起来。严昭记得，叶群在争吵中，骂了严慰冰一句“神经病”，这句话深深地激怒了严慰冰。得知两位高干夫人的争吵，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支部书记刘敏急忙赶来相劝，再三讲“有话好好说”，从中劝开了。

严昭的回忆，并没有说及严慰冰为此写下笔录以及化名信案件因此告破之类“故事”。叶群骂严慰冰“神经病”，这清楚表明，叶群当时不仅知道那些化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而且知道陆定一请医生为严慰冰诊治“神经病”。

严慰冰化名信的内容

严慰冰的这些化名信，总共有40封之多，先是保存在公安部档案室。我与公安部熟悉，曾在公安部档案室查阅过关于马思聪的“002档案”（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在“文革”中从广州偷渡香港的档案），于是1988年11月1日下午前往查阅关于严慰冰的“502档案”。公安部档案室王涛先生接待我，只查到严慰冰履历表一份，当即抄录。据告，关于严慰冰的“502档案”后来作为“林彪、江青集团”案卷之一，保存于中央档案馆。严慰冰的40封化名信，都保存于“502档案”之中。

40封化名信从未公布过，却是严慰冰案件的焦点之一。我问严昭，您看过没有？她摇头，因为严慰冰写的这些化名信，当时从未给她看过，而严慰冰又没有留底稿，或者事后销毁了底稿。信寄出去之后，就被林彪、叶群转给“502专案组”，后来进了公安部档案室。

严昭细细一想，她告诉我，严慰冰曾经对她说起，在化名信中写过一首打油诗。严昭对着我的采访录音机说了一遍。我回上海之后，生怕在整理时出错，又请严昭写给我。她亲笔回复，把严慰冰的这首打油诗写下来——这成为如今唯一得以公布的严慰冰的化名信。

毕竟是多年之后的回忆，严昭写下来的文字与她的口述录音略有不同。以下是根据口述录音整理的严慰冰的打油诗：

搂了一个臭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仔，

封官进爵跳三级，（这是严昭口述时的记录，严昭文字稿为“封官进爵三许愿”——笔者注）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窍生烟抽鸦片，（严昭文字稿只写“七窍生烟”——笔者注）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王把魂招！（严昭文字稿为“十殿阎王把贴招”——笔者注）

严昭回忆的严慰冰化名信内容

这里的“封官进爵跳三级”，指的是林彪利用手中权力，给叶群连升三级。

严慰冰巧妙地利用一、二、三……十这样的数字给林彪、叶群“画像”。在诗的末尾，严慰冰签上了触目惊心的“基度山”三个字。

我在报告文学《“基度山”案件始末》中写及这首打油诗。后来所有关于严慰冰案件的文章、书籍，都是从《“基度山”案件始末》中引述这首打油诗。

严昭在给我写下这首严慰冰的打油诗时，还写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这是慰冰亲口给我们说的，“八”字想不出来，只好用了谐音“拔”字。为了这一句，她不知挨了多少毒打！因为专案组逼供说是：“要打倒头上的毛主席。”以后事实不幸而言中，其实慰冰只是骂林秃子。

严慰冰本人后来则这么说：

在监狱中，专案组硬逼着我承认“拔光了头上毛”是指要打倒顶头上司毛主席。为了此句，我不知挨了多少次毒打。当时我只是要说林彪是个秃驴，确实没有旁的意思，却横遭了无数苦难。谁知道历史偏爱和人开玩笑，我写的数字游戏竟一一得到了验证。

这封化名“基度山”的信，是1966年1月26日严慰冰从北京寄出的。严慰冰知道当时林彪、叶群在上海，可寄给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让他转给林彪。林彪、叶群已经知道寄信者是谁，对严慰冰愈发恨之入骨。

严慰冰的“作案动机”

严昭说：“严慰冰是一个受不得委曲的人，我平时都对她让三分。她的性格是有话不能留，非要说出去。她从来是有理不让人的硬脾气。”对于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严昭是这样说的：

严慰冰信中揭发林彪、叶群的恶行不是捏造而是事实，她揭发林彪为叶群开脱严重的历史问题；揭发他为叶群连升三级；揭发林彪有个人野心；揭发林彪抽鸦片；揭发叶群生活混乱。现在这些事都已为历史所证实。至于严慰冰直接写信给林彪的目的，她在信中也讲得很清楚，是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人们不知，有人知你们的阴谋”，不要有恃无恐！她的缺点是未用真名实姓向党揭发林彪的阴谋。

为了此事，在她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曾问过她：“为何不向党揭发？”严慰冰的回答是，“林彪正红得发紫，揭发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又问：“为什么不用真名写信？”她答道：“怕的是会牵连到陆定一。”我又问：“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干这件事？”她说：“我不愿牵连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发了，也应由我一人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严慰冰本人则是这样说的：

我明明知道老虎是要吃人的。我们乡间有句土谚，谁敢到老虎头上去拍苍蝇？我现在不是去拍苍蝇，而是去打老虎﹗当然，我也犹豫过。写信上告中央吧，谁来听我这个中层小干部的话呢？显然是没有效果的。如果怀疑是我丈夫主使的，则将祸及陆定一和我的家庭﹔忍下去吧，可我又咽不下这口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不足取的办法︰写匿名信。而且这信是直接寄给林彪的。这既可免去有意诬陷的罪名，又可以使林彪、叶群得知，要想一手遮天是办不到的。至少有人知道他俩的阴谋，给他们一个警告﹗即便查出来，我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别人﹗

严慰冰精神病之谜

严慰冰案的另一个焦点，即严慰冰是否患有精神病。众所周知，倘若断定严慰冰患有精神病，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罪行”要轻得多。

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曾这样回忆：

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找谢富治、刘复之和我去，谈的是关于陆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从1960年起已经延续了一个时期了，是针对叶群并直接寄给叶群和叶的女儿的。只要与严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写信人是谁。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当时徐子荣、我和海宇都认为是病态，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头报告彭真，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就把此事放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版）

然而，在我与严昭的长谈中，严昭只说严慰冰极其精明、极其敏感，并举了三个例子：

一是1971年“9·13”事件爆发之后的第十天，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严慰冰便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断定林彪“出了大事”。

二是严慰冰在秦城监狱浴室门口看见一双拖鞋就断定严昭也关押在秦城监狱。

三是出狱之后守在公安部门前达半个月，终于以敏锐的目光从众多进出的工作人员中抓住当年在狱中恶狠狠打她的打手邵名正。

严昭说，她远不及姐姐精明，她排行老二，外号“二木头”。

严昭从未说及严慰冰患有精神病。然而，严慰冰有无精神病，对案件却至关重要。因为一旦证明严慰冰患有精神病，那么那40封化名信都出自精神病人之手，不仅严慰冰“无罪”，陆定一也免受牵连。

陆定一坚持说严慰冰有精神病，他曾这么说及：

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丁凯文先生依据1967年6月13日《卫生战报》第三、四期合刊所载《严慰冰“会诊”案件内幕》一文，指出自1961年至1966年，陆定一曾为严慰冰组织过六次专家会诊，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诊：1961年3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粟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广州（当时，陆定一和严慰冰住在广州）。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第二次会诊：1963年夏，公安部门已经查明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严慰冰。这年11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五十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还向薛透露了严慰冰攻击林彪一家的行为。

第三次会诊：1966年2月18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第四次会诊：1966年2月21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月22日和23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第五次会诊：1966年3月4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会诊：根据第三、四次会诊，医生建让严慰冰服用药物斯特拉金。由于药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医生们再次给严慰冰做了会诊，询问了病情，并为严慰冰作了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据当时病历记录），但没有对前几次会诊的诊断提出异议和疑问，仍按原治疗计划给以药物斯特拉金服用。

前文提及，据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曾经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自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

严慰冰本来是个正常人，在延安时候并没有精神病。家族中也没有精神病史。严慰冰在1952年去医院检查精神病，是由于当时她极度烦躁，在家中与丈夫陆定一无端吵架。

陆定一曾经这么说及：

严慰冰是个好人、好同志。她本来没有神经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的副部长)的儿媳妇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俩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在大会上宣读，要她们交代问题，一直搞了三年，不给她们一次发言的机会。迫害他们的人心虚理亏，不敢让群众听到她们的答辩。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神经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由于蒙受不白之冤，严慰冰一度患上了失眠症、烦躁症。医生认为这是在政治运动中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所致，并未认为她患精神病。随着时光的流逝，失眠症、烦躁症离严慰冰而去，严慰冰的情绪也就恢复正常。

陆定一一再申辩：“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不言而喻，陆定一是借严慰冰“患有精神病”减轻案情。

陆定一是否知情

严慰冰写化名信，陆定一是否知情？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陆定一始终坚持说自己不知情。笔者向严昭提出这一问题时，严昭没有明确予以答复，说她不清楚。

陆定一强调严慰冰患了精神病，那是在1960年3月她写了化名信之后。从1967年6月13日《卫生战报》所透露的1961年至1966年陆定一为严慰冰组织的6次专家会诊，可以看出，正好与严慰冰“作案”的时间相吻合。尤其是后面的4次会诊，密集地安排在1966年2月中旬至4月初，而这段时间风狂雨猛，正是陆定一将倒而未倒的时候。

在笔者看来，陆定一一次次请医生为严慰冰会诊精神病，越是临近倒台，越是会诊频密，毋庸讳言，这反而证明陆定一是知情的。

陆定一未曾参与或者鼓励严慰冰写化名信，这是无疑的。在一开始，陆定一未必知道。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8号〕，指出：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这份中共中央文件是在林彪当权时印发的，其内容是否真实，有待查对。

陆定一当时反复强调两点：一是严慰冰患有精神病，二是他不知情。这两点正是在那样特殊的岁月，面对林彪的强势攻击，陆定一不得不采取的自我保护的策略，可以理解。

陆定一当年斩钉截铁地宣称自己不知情，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历史终于翻过那苦涩的一页。今日重新审视严慰冰案件，陆定一当时是否知情这一问题，可以重新探讨。

关于严慰冰的缺点

严慰冰为人正直，敢怒敢言，这是可贵的。但是严慰冰也存在缺点，尤其是她曾化名“黄玫”，影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所为。

王光美是怎样看待严慰冰案件的呢？

王光美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的访问时，谈及了严慰冰案件。在黄峥著《王光美访谈录》中，记录了王光美以及刘少奇之子刘源对于严慰冰案件的谈话——

黄峥：光美同志，能不能请您顺便说一下您所知道的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如前所述，应为化名信，不是匿名信——笔者注）的情况。

王光美：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刘源：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写匿名信、化名信是不足取的。对于胞姐严慰冰的缺点，严昭也说了实事求是的话：

严慰冰已为这个缺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关了13年，揪去了头发，打聋了耳朵，敲掉了牙齿，在狱中时，九死一生，出狱时体无完肤，还得了致命的疾病……

严慰冰的这个缺点，还导致她的多位亲属、医生及相关人员蒙受牢狱之灾，一度使王光美成为嫌疑对象。

2014年1月7日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

文 |  王开林

有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破纪录和保持纪录一直是她的拿手好戏：

抗战时期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的首位女记者；在白宫任职的首位亚裔女性；出任美国航空公司副总裁的首位亚裔女性；美国大银行的首位亚裔董事；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助选次数最多（共五次）的亚裔女性；美国总统（里根）的首位亚裔女特使；先后被八位不同党派的美国总统聘为联邦政策顾问，至今仍是美国亚裔人士中的独例。

她的人生是一部鲜活的传奇。她的成功不单纯是个人的成功。这个特殊的范本能使志不在小的女性从中汲取教益、信心和力量。

她就是陈香梅。

诚如唐代黄蘖禅师所言，“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旁人看到的都是陈香梅风光荣耀的A面，而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的B面则鲜为人知。她能够在男权社会中卓尔不群，突围而出，毫无疑问，这与她的勇气、智慧有正相关，也与她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锁定目标、把握机遇的才能密不可分。

六姐妹的逃亡路

1925年6月23日，阴历端午节，陈香梅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

陈家祖籍福建，后迁徙至广东南海。陈香梅的祖父陈庆云年轻得志，才不过三十出头，就做了中国招商局局长。后在广州投资电车公司失败，自杀身亡，年仅38岁。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是革命家廖仲恺的胞兄，广东惠阳人。民国时期，他先后在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任职，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官，出任过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早年，廖凤舒与陈庆云结为莫逆之交，两家上演了指腹为婚的传统剧目。其后天从人愿，陈家弄璋（得子），廖家弄瓦（得女），遂结为秦晋之好。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是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算得上是读书种子；母亲廖香词从小深受西洋文化的熏陶，曾赴法国、意大利学习音乐和绘画。

在世人眼中，陈应荣与廖香词结缡，堪称才貌相当，门当户对，可他们并不幸福。两人的性格南辕北辙，始终未能做到灵犀相通。廖香词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即使笑的时候，也有点悲苦的神情。廖香词知书达理，心地善良，生下六个女儿，廖凤舒将她们依次命名为：香菊（后改名静宜）、香梅、香莲、香兰、香竹、香桃。真是满门花木，四季飘香，难怪飞虎将军陈纳德将她们六姐妹幽默地称为“一座标准的植物园”。

陈香梅从小跟随父亲，耳闻多国语言，眼见八方人物，领略异域风情，避免了国内大酱缸的浸染，这是她十分幸运的地方。起点高，底气足，翅膀硬，这样的雏鹰更敢于试探蓝天。

陈香梅年少丧母，正赶上抗战初期，陈应荣担任旧金山领事，借口外交部不准假，居然没有回国。陈香梅不相信民国政府会如此不近情理，竟然禁止丧妻的官员请假回家安排后事。此时，六姊妹大的不足二十岁，小的才不过五六岁，竟沦落到无人监护的悲惨境地。为此，陈香梅很难原谅父亲的薄情。

小小年纪，陈香梅就深知祈求上帝垂怜是无济于事的，父亲越离越远，战火越烧越近，她必须尽快独立。在父亲首肯下，她和四个妹妹进了香港的圣保禄女中。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机群轰炸香港启德机场，全岛陷入极度恐慌之中，陈香梅和四个妹妹、几十个同学躲藏在寒冷潮湿、令人窒息的地下室里，许多天忍饥挨饿，担惊受怕。不到一个月，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她们终于胆战心惊地走出地下室，走到更危险更可怕的“日光”下。什么叫生死未卜？什么叫命悬一线？陈香梅全知道了。

1942年4月，陈家六姊妹拿到了离港证，离开血气氤氲的孤岛。逃亡是悲哀的，比逃亡更悲哀的则是在日军的刀枪下不许逃亡，六姊妹能够逃回内地，已是不幸中的万幸。1942年6月初，六姊妹从香港乘船到澳门。这位名门闺秀尝够了风餐露宿和蚊叮虱咬之苦。人命贱如秋草，陈香梅染上了疟疾和痢疾，受到病痛不舍昼夜的折磨，所幸她命不该绝，凭着几帖中药和顽强的求生意志，她活了下来。

六姊妹到了桂林，总算获得喘息之机，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受好友陈应荣之托，派两名副官将六姊妹接往昆明。

患难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造就许多人，也可以毁灭许多人，陈香梅很幸运，上帝将她归入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那支小分队里。

美人嫁英雄

在回忆录《一千个春天》的英文本中，陈香梅为自己的初恋情人取了个英文名字——Bill，在中文版的回忆录《春秋岁月》中，则称他为毕尔或毕君。

六姊妹滞留香港时，年方二八的花季少女陈香梅坠入了爱河，对象是交通大学的高才生，一位潇洒多金却毫无纨绔气息的富家公子。他们相识在一次演讲比赛上，典型的一见钟情。接近中秋，陈香梅接到岭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毕业前，她代表真光女校获得了全港中学生演讲比赛和作文比赛的双料冠军。毕尔在最高档的香港酒店为她摆了庆功宴，香槟酒拉近了两颗心的距离。毕尔很有些青年绅士的派头，也不乏豪爽的作风，他声称自己要去重庆完成学业，毕业后为抗日出力，这也是特别讨彩的话题。好日子总是飞逝如风。香港危在旦夕，六姊妹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陈香梅纵然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热恋的情侣不怕危险，只怕离别，而离别已命中注定。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有一个俏皮的说法，日本军机轰炸香港，“炸断了许多故事的尾巴”。本来，毕尔已定于12月底飞赴重庆，他购买了三张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留给陈香梅。陈家六姐妹也订好了美国邮船公司的舱位，启程日期为12月27日。赴美？赴渝？还是留港？陈香梅很难作出决定。这一回，命运之神替她拿了主意，一个算不上太好，也算不上太坏的主意。日本人的炸弹丢下来，她的生路只剩下回大陆，所幸是与毕尔同行，再苦再危险也能相依为命。

毕尔重感情，更重事业，他带领六姐妹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广西桂林，然后与她们道别，去最危险的滇缅公路做事。陈香梅随着岭南大学不断迁徙，好不容易捱到毕业。1944年，她成为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特招的首位女记者。此时，毕尔已回到重庆，两人动如参商，聚少离多。更不妙的是，毕尔对梳着两条辫子的女记者去采写美军“飞虎队”的新闻不以为然，认为做战地记者太危险，冒险是男人的事。陈香梅并不这样认为，她爱冒险，弱肩照样担道义。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她已放弃，她的事业心和爱国心并不输给任何一个热血男儿。毕尔无法理解这一点，甚至教训她：“美国人来援华，我们当然感激，但那些家伙不但到处找女人，还居然到大学里去找女学生，太不像话了！”陈香梅听了这话很不是滋味，当即辩驳道：“他们对我很客气，很有礼貌。我每次去采访，他们都派车子接我，又送我回报社，很守规矩的。”毕尔妒火攻心，接下去说的话更为难听：“他们哪敢对你不规矩，他们知道‘老头儿’对你们姐妹关怀备至，他们当然不敢有非分之想！”美国飞行员多半是壮丁，大家敬称五十出头的陈纳德将军为“老头儿”。陈香梅眼看着情变的导火线被他点燃，却无可奈何。

抗战胜利后，毕尔决定要去英国或美国留学，希望年轻的恋人与他结伴同飞。既然人各有志，事业与爱情拢不到一块儿，那就只好认命，两人互致祝福，友好分手。他背过身去，眼圈发红，她已泣不成声。

飞虎将军陈纳德与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在美国相识，成为朋友，香港沦陷后，六姐妹去了昆明，陈应荣便请求陈纳德就近照顾六朵金花。巧的是，陈香梅破天荒地进了中央通讯社，与陈纳德接触频繁，便造就了一段惊世良缘。

在47岁之前，飞虎将军陈纳德到处流转，一事无成，只不过是美国空军中区区一上尉。1937年，受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之邀，陈纳德到中国训练空军飞行员。陈纳德的性格坚忍不拔，军事指挥才能出众，在他的领导下，“飞虎队”驾驶着美制战斗机，屡战屡捷，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空战神话。在自传《春秋岁月》中，陈香梅写道：“终其一生，他从未有过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为他的第二天性。”飞虎将军陈纳德是一位罕见的传奇人物，是世人心目中义薄云天的大侠士。陈香梅由敬生慕，由慕生悦，由悦生爱，遵循的是美人爱英雄的标准路径。

他是她心中的太阳，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三十五度春秋又算得了什么？然而，要让外祖父母欣然接纳飞虎将军——一位五十多岁、脸皮比树皮还要粗糙的外国人——做外孙女婿，可不容易。陈香梅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妙计，叫陈纳德陪外公外婆玩桥牌，送花，输筹，谈天说地，陪外公喝上两杯，铁打的罗汉善解人意，巧结欢心，真是难能可贵。外婆对陈纳德印象好，但舍不得宝宝（陈香梅的乳名）远嫁，怕再也见不到她。陈香梅就告诉外婆，飞虎将军热爱中国，他的事业根基在东方，不会长久分开。1940年代，中国人普遍不赞成异族通婚，何况是中国少女嫁给美国老头。即使是长期受西方文明影响的陈应荣，听说老朋友陈纳德要尊他为泰山岳父，也感到吃不消。陈香梅信奉天主教，陈纳德信奉基督教，而且是离了婚的男人，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结婚，连教堂都不肯接纳，连神父都不肯证婚。陈香梅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婚姻大事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但父女之间根本谈不拢，最终还是飞虎将军亲自出面，疏通了她继母贝茜的关卡，事情才柳暗花明。

婚前还有一事，陈纳德请求准新娘与他一同赴南京觐见蒋先生和蒋夫人。陈香梅有点不高兴，退堂鼓敲得咚咚响，她说：“你结婚难道还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你应该一个人去，若要我同行，我认为不妥。”陈纳德包容了准新娘的孩子气和傲气，还巧妙地打圆场：“并不是同意和不同意的问题，他俩都想见见你。”陈香梅考虑到陈纳德还要在中国做事，只好勉为其难。她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显然是愉快的，宋美龄凭直觉就可判断出，被飞虎将军深爱的女人绝对不会是平淡无奇的女人，至于这位年轻女记者未加掩藏的清傲，她不仅不觉得这是对她的冒犯，而且露出欣赏的笑容。

1947年12月21日，在美国将军陈纳德的私寓，23岁的中国新娘披上了雪白嫁衣，58岁的新郎身穿美国空军中将军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彼此许愿终生相守。翌日，中、美两国各大报章都登载了一张飞虎将军陈纳德亲吻东方美人陈香梅的照片，这绝对是当年圣诞节期间最轰动的大新闻。婚前，蒋介石和宋美龄祝福了这对新人，大喜之期又派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专程从南京到上海致贺，给足了面子。

抛开世俗偏见，陈纳德与陈香梅的结合堪称完美，她本人也一再说过：“我们的结合有说不尽的深情。”10年后，在写给夫君的信中，陈香梅一往情深地倾诉：“……我们的生命恰似两条溪水，互相汇合，流成一条江河。我们根深蒂固地愿偕白首，只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上的美好，而是灵魂的真实，这是上苍可为明证的。”这样的爱情堪称千古绝唱。

陈纳德一直支持国民党政府，终其一生竭心尽力，尤其是在内战时期，连美国政府都已抛弃了朽木不可雕的国民党政府，陈纳德的民航空运公司仍一如既往地为其输血输氧，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和感激。1948年，美国特使马歇尔三次来华调停，均告失败，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继续升级，随着蒋家军队兵败如山倒，陈纳德的民航事业也像一块巨冰迅速融化。眼睁睁地看着心血虚掷，这对那位铁罗汉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好在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他还笑称自己会像陈香梅的父亲那样拥有六朵金花。宋美龄主动提出做这两个女孩的教母，经常赠送礼物和玩具，其中有两枚玲珑剔透的图章，上面刻着陈家一双闺女的中文名字，最为陈香梅所珍视——蒋介石给两个女孩分别取名为美华和美丽，承蒙他的美意，宋美龄的“美”字派又补充了新鲜血液。

二战后，英勇仗义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声名大噪，响彻全球，他有不少机会回到美国发展，有人劝他挺身而出竞选州长或议员，有大公司请他做董事，还有一些正在筹组的航空公司聘他去掌舵……但他选择了再回中国服务。从1948年到1958年，陈纳德与陈香梅结婚十年，日子过得相当困苦，究其原因，是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和台湾。1949年，陈纳德迁居台北后，事业受挫的阴影挥之不散，这位渐显疲态和老态的“飞人”已有点英雄迟暮的味道了。陈香梅则如鱼得水，做了“午饭团”（台北名流聚餐会）的核心会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她不仅从那些著名教授、著名报人、著名艺术家、著名政要身上受益良多，而且充分锻炼和展示了自己的社交才能。

陈纳德，硬朗的铁罗汉，强壮的老战马，美国空军三星中将，为中国人民两肋插刀的义士，在美国人心目中，他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的头号美国英雄，可他未能打败最后一个敌人——肺癌。上手术台前，他给陈香梅留下了一封遗嘱，用饱蘸深情的笔调写道：“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存于死后……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所选取的职业……”每读此信，陈香梅就潸然泪落，他们的爱情是一部《未完成交响曲》。

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陈纳德将军病重不起，宋美龄专程飞赴美利坚，前往医院探望这位挚友——真正的患难之交，陪伴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那段时光。10天后，陈纳德去世，宋美龄参加了他的葬礼。

美国国防部以隆重的军礼将陈纳德安葬在华盛顿威灵顿军人公墓，与他同葬在一条大道上的有肯尼迪总统和名将小麦克阿瑟元帅的父亲麦克阿瑟将军。陈纳德的辉煌历史悄然打上了句号，陈香梅的辉煌历史才刚刚开篇。

孀居的陈香梅保持净洁与清香

在生命的向晚时分，陈纳德曾对好友诺伊州长说：“安娜有你想象不到的力量。”陈纳德去世之后，陈香梅强烈地意识到，一位孀居的中国女性置身于美国社会，仅凭赤手空拳，单枪匹马，要打出一片天地，绝非易事。所幸她是飞虎将军的夫人，拥有非凡的勇气，她决定向美国首都华盛顿进军。赢就要赢得漂亮，胜就要胜得威武，这正是陈纳德的遗风。

北平——香港——昆明——上海——台北——华盛顿，35年间，陈香梅已迁徙了6个居住地，她不禁发出疑问和感叹：“何处是我的家？”她带着两个稚气未脱的女儿，无钱无势，美人肩上只扛着受人尊崇的英雄姓氏，陈纳德的荣光尚未黯淡，这的确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关键就看她如何运用。飞虎将军的昔日挚友个个真心实意要帮助孀居的陈香梅，但她不打算依赖别人的同情度日，更听不进那些求婚者的美言。她实在受不住纠缠，就举起挡箭牌：“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为了打消那些有妇之夫的非分之想，也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她想出了一条妙计。华府当年红得发紫的名律师葛柯伦既是飞虎将军情同手足的好友，又是丧偶的单身汉，他的年龄比陈纳德小一点，比陈香梅年长30岁，很乐意当她的护花使者。他们约定，他有宴会时她做他的女主人，她有宴会时他做她的男主人。这样一来，不必再设“马其诺防线”，那些追求者纵有神针，也无缝可插了。

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做过参议员约翰?华纳的妻子，她曾感慨万千：“华盛顿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难生活的地方。我认为那里不幸福的妻子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为什么？你必须通过你的丈夫生活，而他却对你满不在乎。你帮助他竞选胜利，然后参议院就变成了妻子、情人。这可是一位我不能与之争斗的‘女士’，她太厉害了！”陈香梅久在华府打拼，无疑要比伊丽莎白?泰勒更知晓此中的甘苦滋味，她又怎么肯做男人的附庸，扮演不折不扣的“政治寡妇”的角色？

华府社交界传闻陈香梅与葛柯伦暗订婚约，他俩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和她均尊重各人的自由，他乐得“有女同车”，她也乐得舞伴常随左右。葛柯伦是政界的一流教授，声誉之隆四十年如一日，她从他那儿得到了真挚的友情和许多千金难买的指点。他也是爱她的，但始终放在心里，这尤其令陈香梅感动。

飞虎将军生前一直是南方保守派民主党员，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959年），陈香梅加入共和党阵营。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美国尚未根除种族歧视，陈香梅深受困扰，连本该属于她的车位也被他人（白人）得去，她感到既窝火又无奈。好在陈香梅才能出众，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想将她罗致旗下。于是陈香梅提出一个先决条件，谁能够把车位给她拿回来，她就加入哪个党。共和党办事效率更胜一筹，帮她抢回了车位，她就信守诺言，宣誓加入了共和党。

那年月，女人从政，多半要硬着头皮拿出吃奶的力气往圈子里面钻，陈香梅却不然，她是碰巧赶上了趟。1959年，在宴会上，她遇到几位共和党人士，问她在哪儿就职，她说是乔治城大学。这时，马里兰州共和党妇女会主席施薇亚?赫曼就在旁边，问陈香梅对政治有无兴趣，她回答颇有兴趣，还说自己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政治显然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施薇亚当即伸出橄榄枝，说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恳请陈纳德夫人加入其中，陈香梅欣然答应下来。1959年美国总统大选，陈香梅替共和党摇旗呐喊，虽然尼克松与洛克菲勒最终落败，但她在美国政界的处子秀却相当成功。其后，华盛顿教堂大道4201号屋顶公寓，陈香梅的住所，成为了共和党高阶层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都喜欢到她那儿喝咖啡，饮酒，讨论政策和方略。陈香梅身上具有东方名门闺秀典雅高贵的气质，而且全无矫揉造作成分，爽朗乐观，令人如沐春风，因此人缘奇佳，这正是她在华府、大陆和台湾三地游刃有余的政治资本。

1967年，尼克松再度出马，任命陈香梅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夫人为荣誉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共和党国会领袖的夫人，如福特夫人、狄克逊夫人、陶尔夫人，还有妇女界的领袖，如鲁斯夫人、秀兰?邓波儿。尼克松给陈香梅下达了多项指令，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要求她以演说家及亚洲报纸的专栏作家身份，给他提供有关越战的一切消息；（二）请她代表他与亚洲各国领袖联络，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及南越总统阮文绍。尼克松称他极希望打赢越南战争，因此让陈香梅游说南越总统阮文绍不要参加旨在停战的巴黎和谈，等他将来为南越出头。他这是对竞争对手——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韩福瑞——使出釜底抽薪的绝招，因为后者主张美国停战，和平调解越南的南北争端。然而，尼克松登上宝座后，此事被掘地三尺的记者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为了脱身，将陈香梅抛了出去做挡箭牌，而且在亚洲事务上撇开她，转而信任亨利?基辛格博士。有一次，当着尼克松的面，基辛格恭维道：

“陈纳德夫人，你是亚洲专家。”

陈香梅对尼克松过河拆桥的做法正感到窝火，便绵里藏针地讽刺道：

“这年头人人都是专家，反而没有专家了，不知道基辛格博士以为然否？”

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事，也将陈香梅蒙在鼓里。眼看着基辛格在美国政坛炙手可热，陈香梅心里自然生出一种被人利用和出卖的苦涩感。在政治上，尼克松是一位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他多年反共，却一朝亲共，令他的许多密友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飞虎将军陈纳德亲近国民党，尼克松不打陈香梅这张牌，是不是基于这一考虑，谁知道呢？但欺世愚民的功利主义最终迫使他提前下台。

一个人游戏政坛，做超级票友，最重要的仍是把握好若即若离的分寸感，陈香梅秉持的“参政不入阁”的个人原则就很好地体现了她的觉悟。尼克松曾问过陈香梅愿不愿意出任美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泰国的大使；福特曾请陈香梅入阁出任财政局长，专管发行美国公债和签订新钞票；里根曾派人拿着“红册”（又称桃李册）请她吃“点菜”（副部长或大使）；不管是不是令人垂涎三尺的香饽饽，她都一概不为所动，婉言谢绝，出任的多半是闲职。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的工作派给她，这是一份难得的荣誉。在华盛顿，人人玩弄政治，个个追逐权力，一朝天子一朝臣，共和党与民主党风水轮流转，唯有保持平常心、掌握距离感的陈香梅置身其中，经久弥香，最终被大家敬称为“共和党的女主人”。

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心头想的是甲，口头说的是乙，手头做的是丙，陈香梅对此心知肚明。华府的政治风云是最高版本的巅峰游戏，在悬崖的边缘，政敌互相踢来踢去，推来推去，掐来掐去，那些心口不一、言行相悖的大小政客，本就无道德可言，无信用可循，陈香梅对他们的观感从来不佳，曾一语道破真相：“你愈了解他们，便愈难对他们有所尊敬，所谓伟大与距离恰成正比。”

当然，她也交到了一些政坛的好友，还得到过一些优秀女性的友谊，比如在她出道之初，华府著名女主人柏儿?梅丝塔（做过美国驻卢森堡大使）曾给过她一句忠告： “像你这般年轻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该到别的地方去闯，可是如果你想做点事，应该留下来。”陈香梅与多位美国第一夫人建立友谊，这尤其令人称道。

置身名利场中，富贵荣华见得多了，真正有觉悟的智者反而会看淡名利，归真返璞，许多人煊赫一时，只因玩得太任性，太过火，结果身败名裂。陈香梅能在天字第一号的名利场中保持寒梅的净洁和清香，的确难能可贵。

邓小平说，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

1980年底，阔别中国大陆32年后，陈香梅乘风归来。作为里根总统的亲善特使，她接受邓小平邀请，前往北京访问，她与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立刻成为中、美两国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邓小平的坚毅、沉着、诙谐和机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她再次见到舅舅廖承志，畅述亲人之间的别情，也是快事一桩。

1981年元旦，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美国代表团，特意安排陈香梅坐在美方首席位置，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坐在美方次席位置。他幽默地解释道：“美国有一百来个参议员，而陈香梅嘛，不要说美国，就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诚哉斯言，壮哉斯言！

有人说，陈香梅是宋美龄的闺中密友。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宋美龄比陈香梅大28岁，称她们是忘年交才对。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那些日子，她们过从甚密，陈纳德的健在是一个重要原因。

陈香梅此次中国之行另有收获。宋庆龄自料不久于人世，希望美龄来中国见上最后一面，若无可能，则希望美龄把中山先生的私人文件交还给她。宋庆龄在病榻上口述，由廖承志代笔，宋本人签名，给睽违30多年的宋美龄写了这样一封信，托陈香梅转交。书信没有封口，内容并不保密。但宋美龄最终没有回信，只对陈香梅说了一句话：“告诉庆龄，信收到了。”这对青史留名的姐妹，既被大洋隔开，又被政治隔绝，至死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陈香梅对此爱莫能助。

早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美国6名专使去台北吊唁，陈香梅是核心成员，为了隆重起见，她亲自出马，说服了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出任团长。这件事令宋美龄心生感激。宋美龄定居美国后，她们的交集反而少了。说奇怪也不奇怪，陈香梅给出的解释是：孔家儿女包围了宋美龄，她不喜欢见到中国首贪（孔祥熙）家庭的那些面孔。但陈香梅非常欣赏宋美龄坚持“一个中国，不可分裂”的主见，在回忆文章中，她曾对此三复斯言。

陈香梅为两岸关系解冻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1989年初，她在台湾组团赴大陆访问，开风气之先。

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山河。

惆怅两岸书剑，何日期许共和？

陈香梅的这首诗表达了她的心声。久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立足，她深感国外华人太不齐心，政治力量薄弱，比美国的黑人、犹太人、日本侨民差得太远，以致于华人陈果仁在汽车城底特律被一对白人父子活活打死，竟只得三千美金的赔偿，杀人者被法庭无罪释放。她痛切地认为：“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干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和智慧来。”这话确实耐人寻味。

陈香梅是全球著名的华侨领袖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中美民间大使”。近年来，她虽已至耄耋之龄，却仍旧不惮天高路远，如同候鸟一样在大洋两岸飞来飞去，除了文化交流，还设立教育基金会，资助贫困学生。陈香梅还是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顾问、中华全国妇联名誉顾问、中国国家旅游局特别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电视部高级顾问、海南大学名誉校长和浙江大学名誉校董。

陈香梅始终自视为文人，一生笔耕不辍，出版多种著作，有的书翻译成十余种语言，有的书重印二十余版次。她的精力，她的才智，至老不衰。“人不可有骄气，也不可有暮气”，这句话由陈香梅来说，绝对令人信服。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忽然一生——汪曾祺谈片

文 | 施京吾

北京京剧团一个“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因为参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改编受到江青青睐，“忽然”大红大紫，“忽然”享受群众集会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治待遇，当然，最终又回归作家行列……

成长于乡土之间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

高邮隶属扬州，在扬州之北，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几位了不起的人物，宋代词人秦少游，明代散曲家王磐与清代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汪曾祺又为高邮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有人以“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赞之，可见汪氏文名不薄。

汪家是高邮的大户人家，有三千亩良田，祖父汪嘉勋，中过晚清末科功名，是比秀才略高的“拨贡”，因功名尚未达入仕标准，便经营了两家药房万全堂和保全堂，尤善治眼疾。汪嘉勋生有三子，汪曾祺是三子汪菊生的儿子，汪菊生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颇为精通，尤喜绘画。汪曾祺生于这样一个得功名、精医道、喜文艺的家庭，颇受汪家的宠爱与熏陶，少年时便在文化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语文、书法、绘画以及京剧方面都有一定训练。特别在中学时受业师韦子廉影响，认真学习过桐城派古文，法度严谨，落笔精炼，汪曾祺自己也认为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不过汪曾祺重文轻理，理科和英文一概不佳，他的几何老师甚至斥责他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但无论如何，汪曾祺直到高中毕业也没费多大事。到1939年，已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决定报考西南联大，经一路颠簸来到昆明，顺利入学。

战火中的西南联大虽条件十分艰苦，可是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名校的名师于一身，各种稀奇古怪的教授、稀奇古怪的教学方式应有尽有，高度体现了学术自由的教育风范。汪曾祺听过金岳霖讲逻辑，闻一多讲楚辞，朱自清讲宋词。他在文章中多有回忆，说闻一多上课，自己先点上一袋烟，然后抽烟的学生也跟着把烟点上；而唐兰上“词选”，基本不讲习内容，用浓重的无锡口音摇头晃脑地把词吟诵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一阕词就算讲完了，学生居然也能心领神会。当然，还有狂傲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为陈寅恪，一为冯友兰，还没忘记把自己算进去，总算“谦虚”地与唐兰各占半个。

到了大二，汪曾祺正式成为仰慕已久的沈从文的弟子，沈先生也对这位弟子关爱有加，如汪的小说《异秉》就是在沈先生反复指导下推荐发表的，后来还推荐过汪的《小学钟声》《复仇》等。汪曾祺在创作才能上是属于有“异秉”的人，他有着独特的文学意识，如《复仇》《落魄》等，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学气质。

少年时富足的乡村生活，使汪曾祺性格中带有浓厚的名士色彩，悠闲、散漫、慵懒、我行我素。这种性格若处于稳定的中年时期，倒也显得自在，但对于正在求学中的青年汪曾祺，却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他竟然没能大学毕业。1944年正值抗战紧要关头，本应在1943年毕业的汪曾祺有英语和体育两门功课不及格，到第二年补考才过关，不巧又碰到政府规定：当年毕业的西南联大学生必须为陈纳德的飞虎队作译员。汪曾祺爱面子，因为在艰苦的环境中找不到一条没有洞的裤子，索性没按规定去军队报到，结果受到校方处置，只拿到了一张“肄业证”。

这个结果对汪曾祺可算狼狈。不过“祸兮福兮”无人知晓，至少没在档案里留下个“里通外国”之类的罪名。离开学校的汪曾祺在昆明盘桓了两年，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认识了比他大两岁的施松卿，并建立了恋爱关系。两年后的1946年初秋，汪曾祺来到上海，沈从文先生再施援手，将他推荐给李健吾，由李健吾介绍，汪得以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到1948年春，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后因施松卿到北京大学任教，汪曾祺继而北上与之团聚。

凑数的右派

1949年初，中共接管北平，1950年汪曾祺进入北京文联，成为《北京文艺》编辑，他的上头领导是老舍。汪曾祺虽有“文才”却无“文名”，且作品极少，不过老舍眼光独到。他说：“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老舍乃文章大家，对文字有敏锐的嗅觉，汪、林两位日后果然被他言中。

1954年，汪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当《民间文学》编辑。自汪曾祺到北京，直到打成右派下放，在超过十年时间里，竟没写过一篇小说，这对于原本创作数量就不多的作家来说，显然不太正常。汪曾祺说，不写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这当然也是实话，但他内心里是否还有另外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十多年间，他还是小有斩获的，由他编剧的京剧《范进中举》获北京戏剧调演一等奖，此外会偶尔写点散文之类的小品文。

但淡泊至此的汪曾祺，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反右”的冲击。

“大鸣大放”时，汪曾祺虽身处文化界，对此却无动于衷，既不鸣也不放，更无批评建言，总是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结果在单位领导鼓动下，写了一段对领导人事安排的批评文章“发表”在黑板报上。这个“批评”连像样的文章都算不上，题目叫《惶惑》，其中有一句：“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领导们对此大为反感。文章结尾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但这“悠闲”的批评，却为汪曾祺留下了“罪证”。

很快，时局从“鸣放”到“反右”之间有了急剧转换。不过，最初的风浪没有打在汪曾祺身上，但到了划分右派时，单位发现右派人数不够，没有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于是，他们佯装安排汪曾祺出差，还让他坐了软席卧铺，“享受”了一次领导待遇。等汪回到单位没几天，一顶“右派”帽子就稳稳地落在了他的头上，人性之诡谲可见一斑。经过一系列斗争批判，汪曾祺被定性为“一般右派”，被下放到河北张家口沙子岭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农科所劳动期间，汪曾祺的工作业绩比较突出，与当地群众相处得不错，1960年秋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的鉴定意见认为，汪曾祺“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按说汪曾祺可以回北京了，但将他打成右派的单位却不再愿意接收他，汪只好无奈地留在了农科所，心情相当沮丧。他给恩师沈从文写信，诉说“摘帽”之事，同时倾吐自己的苦恼。沈从文先生回了一封长信，宽慰、引导他：“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历史习惯虽然也会变，也在变，可是有的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辰变回去。写作上‘百花齐放’即或难望于同一时，却必然可在异地不同时能够体现。”

沈先生的回信对汪曾祺是莫大安慰，他的内心平静了不少。研究所给他安排了一项绘制一套马铃薯图谱的任务，汪曾祺还真够聪明，渐渐地区分出各种不同类型的马铃薯和食用感受，并完成了图谱的绘制。他在研究所期间的另一收获，是写出了1949年后的第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稍后又写出了《看水》和《王全》两个短篇，这三篇合集为《羊舍的夜晚》，于1963年1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而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离汪曾祺小说的主旨远而又远。

既然已无望回到原单位，等待了一年的汪曾祺只好另谋出路，他给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杨毓珉对他的境遇颇为同情，经与剧团领导沟通，1962年初，汪曾祺终于回到了北京，进入北京京剧团。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说自己：“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确实，直到划为右派前的汪曾祺，在38年的人生中无一笔波澜，他有过富裕的时光，但远不能算显贵；也有过人生的低谷，却也说不上有多坎坷，即便成为右派，所吃的苦头也大抵没有超过其他右派。但等他到了北京京剧团，命运随之跌宕起来。

初编《芦荡火种》

北京京剧团的实力相当雄厚，有号称“四梁四柱”的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马富禄、李世济这样的顶尖艺术家，还有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周和桐、小王玉蓉这样的中青年顶梁柱。

1963年初，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倡议，江青在上海找来几个剧本，一个是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另一个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前者交给了中国京剧院，由阿甲负责改编，后者交给了北京京剧团。

《芦荡火种》的故事取材于崔左夫的回忆录《血染着的名字——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上世纪50年代末，被作家文牧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1960年初演时改为《芦荡火种》，描写新四军伤病员对敌地下斗争的故事。江青“发现”此剧后，索来剧本交给北京京剧团。北京京剧团随后成立了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和薛恩厚四人组成的编剧小组，其中后三人承担着剧团不同的领导职务，主要编剧工作就由汪曾祺承担了起来。自觉“平淡”的汪曾祺，就此成为中国政治漩涡里不时被提起的一个人物。

经过改编的剧本，剧名由沪剧的《芦荡火种》改为《地下联络员》，主要是描写阿庆嫂如何英勇机智、如何保护伤员的，突出的是地下斗争，主角阿庆嫂由赵燕侠扮演，郭建光由高宝贤扮演，胡传魁由周和桐扮演，演刁德一的则是一丑角。

但第一次改编的效果并不理想，江青与彭真、罗瑞卿等观看了彩排后一声不吭，撒手不再过问。但彭、罗认为此剧的基础不错，希望剧团再下功夫把剧本改好。彭真对这出戏是真心关心，特意请北京市委安排编剧们到颐和园集中居住了一段时间，还安排剧组到部队去体验生活，熟悉部队生活状况。同时，剧团也调整了演员阵容，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谭元寿和马长礼调回北京，分别扮演郭建光和刁德一。1964年1月22日上海沪剧团在北京演出时，还安排剧组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的演出，以方便观摩、学习、借鉴。

汪曾祺根据彭真、罗瑞卿的指示，对剧本进行了精心调理，尤其在人物的刻画和文学表达上，特别注意克服“脸谱化”的问题。比较而言，《沙家浜》是八个样板戏中人物形象较丰满、戏剧冲突较强烈、语言文学性较突出的一出戏。如郭建光的一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的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相当诗情画意，那种剑拔弩张的斗争性并不强烈。剧组还对人物的舞台刻画进行了细致处理，使人物形象丰满起来，尤其表现在“智斗”一场戏中。

经过再度改编的剧目，经1964年3月彭真等北京市领导再次审看，将剧名由《地下联络员》改回原来沪剧的《芦荡火种》，决定对外公演。

此次重排的《芦荡火种》一炮走红，赢得观众强烈反响，在北京连续演出一百多场，盛况空前。《北京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和多篇评论给予高度赞誉。

1964年4月中旬，从上海赶回北京的江青，在专机上读到关于《芦荡火种》的评论文章，抵京当晚就去观看了演出。剧组因第一次改编不够成功，对江青还颇抱歉意，演出格外卖力，希望能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结果，江青见面就对演职人员大发雷霆：“你们好大的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在飞机上我从报纸上就看见你们的广告了，还有给你们吹捧的社论。不行！这出戏是我管的，我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懂吗？”她还表示：“彭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给你们排戏，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

演职人员对江青的震怒深感惊诧，其实，江青之怒不过是认为彭真抢了自己的风头而已，其心昭昭。从这以后，江青介入剧目的“修改”，折腾了十多天，把剧组累得够呛，但剧本几乎原样未动——江青并没有明确的思路，但经过这么一折腾，这出戏自然就归在了她的名下，成了她的功劳。

1964年4月27日，《芦荡火种》照原样进行了演出，观看演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该剧得到盛赞。7月23日，毛泽东、彭真、谭震林、康生等也观看了演出，毛在接见演员时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剧组深感鼓舞。几天后，江青到剧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据汪曾祺回忆，毛的指示主要有三点：要突出新四军的音乐形象；结尾要修改；剧名定为《沙家浜》。毛泽东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从此，《芦荡火种》正式定名为《沙家浜》，并成为后来八个样板戏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抽烟的人

到了这一年冬季，江青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薛恩厚、汪曾祺和阎肃，这是汪曾祺第一次面见江青。江下达的任务是把小说《红岩》改编成京剧。接下来几个月，汪曾祺随剧团到重庆体验生活，结果因江青一句话：“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那时还有王明路线”，后停止了这出戏的创作，另外编造了一出戏《山城旭日》。此剧后来彩排了几场，因编造痕迹实在太重，最终不了了之。

这时，“文革”拉开序幕，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剧团里的青年演员们纷纷举旗造反，汪曾祺很快被揪了出来。原因是他和薛恩厚合写了一个剧本《小翠》（还有剧团把名字改为《狐仙小翠》），说的是《聊斋》中的故事。由于剧本里傻公子把狐狸说成猫，这就成为汪曾祺的罪证，造反派说“猫”就是“毛”，指毛主席，如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当然要被揪出来的。此外，汪曾祺在他编的一个现代小戏《雪花飘》写过这样的唱词：“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造反派说他跟地富反坏右也要亲，不然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加上他的右派经历，属于有“前科”的人，汪曾祺成为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

但几个月后，汪曾祺于1967年4月20日突遭“解放”。这天上午，军代表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找到汪曾祺，指出汪的剧作《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要汪作个检讨，之后就可以“解放”了。汪曾祺不满，不予执行。到了中午，连“检查”也不需要了，只需汪表个态，军代表连表态的词都想好了：“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情况如此紧急，原来是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汪曾祺。汪大概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同志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这样，在“文革”后，这几句话成为汪曾祺依附江青的证据之一。

当晚，汪曾祺陪同江青观看了自己在“文革”前不久编造的《山城旭日》，他与阎肃分坐江青左右——在当时，这属于很高的荣誉。在那个诚惶诚恐的年代，汪得以“解放”，自然对江心存感激。在1977年5月6日《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的检查中，汪曾祺写道：“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生死在一手之间，汪曾祺的想法也不奇怪。

“解放”汪曾祺的目的是为了改戏，而汪曾祺的报答就是努力完善剧本。

《沙家浜》原来的剧情是以阿庆嫂为主角带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刘少奇靠边站了，地下斗争也要改为以武装斗争为主，原来的配角郭建光成为了主角，需要大量增加戏份，并为他设计成套唱腔。阿庆嫂则降为配角，而扮演者赵燕侠此时已经被打倒，改由刘秀荣主演，后来刘又被打倒，再由洪雪飞主演。

江青飞扬跋扈、蛮不讲理，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她对汪曾祺却表现得颇为偏爱，尽管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对汪“控制使用”。按照汪曾祺的“身份”，他是正宗的地主阶级出身，又是旧知识分子、右派，还写过《小翠》《雪花飘》这类“毒草”，在“文革”的非常时期，本应极少有翻身的机会，汪曾祺不仅是个例外，而且还获得意想不到的青睐。

大约在1965年，江青送给汪曾祺一套版本颇为珍贵的《毛选》，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只有两千册，市面上极少见，基本都由毛泽东自己留下送人的。在第一卷的扉页上江青还亲笔题签：“赠汪曾祺同志，江青。”据说江青的字写得不错，是专门练过的。

江青曾问汪曾祺：“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还对萧甲说：“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此外，江青说自己“看《红灯记》就落泪”，为此汪曾祺在背后嘀咕：“这不好，这会损寿的。”结果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这是“咒我早死”。北京市委很紧张，急忙让汪曾祺作检讨，汪回应道，话没有恶意，只是诙谐罢了。这些“错误”放在“文革”期间是相当严重了，但江青看重汪的笔力，网开一面，并没有给他安上“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名。

但江青对汪曾祺除了优待外，也并非没有“原则”。1968年冬，马长礼在传达江青指示时，就说了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江青并没有忘记这些。“控制使用”这条，也表明汪曾祺始终还是异类，他还必须夹着尾巴，还必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

夹着“尾巴”的汪曾祺，尾巴始终夹得不太紧，还是露出了性格中我行我素的一面。他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可以抽烟的人。

攀上“政治生涯”高峰

1970年5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沙家浜》的定稿会。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定稿后的剧本将在6月份的《红旗》上发表，同时还要配发署名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评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照耀着〈沙家浜〉的成长》，时间相当紧迫。参加定稿的有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

定稿时先由演员读剧本，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由江青一一指出，汪曾祺恰为执笔者。在后来的“检查”中汪曾祺写道，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戏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汪曾祺写出的词令江青十分赞赏。十几个小时的定稿会直到次日凌晨结束，汪曾祺应付自如。江青的赞赏使汪攀上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登天安门。

5月19日晚10点半，江青的秘书电话通知北京京剧团，要汪曾祺参加第二天在天安门举行的声援柬埔寨人民群众大会。集会次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列出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毛泽东、林彪均在其中，江青缺席。汪曾祺则排在“革命文艺战士”的行列，剧团里同上天安门的还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在这群“革命文艺战士”中，汪曾祺是唯一的文人，以至让当时关在牛棚里的林斤澜看到报纸后惊喜，以为又出现了什么路线变化。“文革”后他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但汪曾祺对上天安门并不太在意，当时他正在为《红旗》杂志赶写评论，他对军代表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军代表表示：“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在全国一片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汪曾祺受到如此优待，许多人自然认为他投靠了江青。

1972年4月，江青指示剧团将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京剧，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该剧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得有人，叫汪曾祺写。”汪曾祺四次到内蒙古体验生活，却由于江青“编剧思路”完全脱离生活，遭到众人的反对，剧目半途夭折。

汪曾祺还参与了样板戏《杜鹃山》部分场次的修改。到了1976年2月，于会泳要把电影《决裂》改编成京剧，这是汪曾祺参与的最后一部“革命现代京剧”，到10月11日开会汇报各自设想的时候，“四人帮”已经垮台，此剧就此寿终正寝。

审查与回归

“文革”结束后，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清查“四人帮”分子，主要清查剧团领导和主要演员，汪曾祺是“怀疑对象”，并不在清查之列。但他自认为了解内情，为一些受到审查的人抱不平，认为这些人与“四人帮”集团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参与篡党夺权的阴谋，不能再用“文革”那套整人的办法搞运动，他不仅找工作组提意见，还写大字报。出乎汪曾祺意料的是，有人揭发“四人帮”倒台前曾经组织了“第二套班底”，企图东山再起。由于汪在“文革”中受到“重用”的经历，转身成为“第二套班底”的重点清查对象，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是否为“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

其实对汪曾祺而言，并没有什么“投靠”行为，他被“解放”后，在工作上就一直比较卖力。他先后为《沙家浜》写过３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1970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中按领导的意思突出了江青搞样板戏的功劳：“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诸如此类带有吹捧性质的文字。他还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各种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样板戏交流会上，作过两次有关《沙家浜》的报告。一次，剧团传达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提议说，江青同志身体很好，咱们小声说三遍“乌拉”好不好？江青优待他是事实，而汪曾祺的“回报”，大致也就这么多。

清查的结果是：汪曾祺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说明，足够出一本书；而汪夫人出于担心，将江青赠送的毛选扉页撕下来烧了。他和“四人帮”集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瓜葛。

结束了两年审查，汪曾祺这才真正回归到作家行列，连续写出了《大淖记事》《受戒》等名作，成为当代颇具中国文学特征的卓然大家。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的父亲胡乔木

胡木英/口述    周海滨/整理

 胡木英在“红二代聚会”上发言

2014年2月15日，在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新春团拜会上，会长胡木英说，“马年的到来，大家是否都感到了一股越来越强的清风扑面而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举起了反‘四风’、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旗帜，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向老虎苍蝇们开刀，动真格的了……新一届党中央有了非常好的开局……当然我们也知道，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特别像打虎拍蝇的对象都是党内干部、政府官员。他们掌握执政大权，编织了各种关系网，形成了多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牵一而动百！不像当年打土豪劣绅、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那样敌我分明……这场斗争极为复杂艰难，衷心希望我们红二代认清形势……传承弘扬父辈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传递正能量，发现、扶持所有健康力量，不打横炮、不帮倒忙、不信谣不传谣、不干扰党中央的部署，像父辈一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弃个人的、现在或历史的各种恩恩怨怨，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胡木英，胡乔木之女，1941年生于延安。胡乔木被誉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29岁到毛泽东身边，从助手到“党内一支笔”到“新闻大管家”，宦海沉浮50年，一度销声匿迹，直至邓时代被重新启用。

胡木英的讲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尤其是“衷心希望我们红二代……不打横炮、不帮倒忙、不信谣不传谣、不干扰党中央的部署”，让外界有了诸多解读，甚至有媒体不惜从外地赴京采访胡木英，并解读这番话的用意何在（由于无关本文主旨，不再赘述）。

其实，京城红二代举行春节团拜，已经成为惯例，笔者数度受邀参加。团拜会上除了演讲还会放映一部红色电影，2014年放映的是红色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2013年则放映了《忠诚与背叛》，还多了一个唱红歌《我是一个兵》的环节。正如张闻天之子张虹生先生赞赏的那样，胡木英女士的组织能力很强，每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团拜会都有近千人参加，热情高涨。

从《沁园春·雪》谈起

笔者印象中的胡木英，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是毛泽东的名作《沁园春·雪》。由于这首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些政要大贾又喜将其悬挂高墙，《沁园春·雪》乃成为流传甚广的一首词。曾有人宣称，这首词实为胡乔木所作。

那是2009年前后，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沁园春·雪》是胡乔木的词作。网文言之凿凿地说：“胡乔木在《炎黄春秋》发表的访谈录中说《沁园春·雪》为他原创，毛改动四个字，以毛的名义发表，后据为己有，毛死后，胡乔木公开澄清说《沁园春·雪》是他原创的。在访谈录中，胡乔木还说《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完全是他执笔写作的，毛泽东只是签个署名而已。《沁园春·雪》公之于世的时间是1945年9月，为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的报道，这首词作是胡乔木原创于1942年。刘少奇为了‘包装’毛泽东，就要求是自己秘书的胡乔木，把《沁园春·雪》交给毛泽东。毛改动了四个字‘原驰蜡象’，就成了毛的词作。1945年9月，《新华日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沁园春·雪》时，把时间‘倒填’为1936年。”

2009年10月初，又有署名为“罗冰”的《毛泽东选集真相》在一些论坛及多家海外中文网站发文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对于《沁园春·雪》，文中说：“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为此，笔者查阅《炎黄春秋》历年杂志，发现并没有这篇访问胡乔木的文章，也未曾发现有人在此发文考据《沁园春·雪》作者。由于上述网文作者没有说明该访谈录发表在《炎黄春秋》何年何期，为防止查阅过刊有纰漏，2014年2月16日笔者致电《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徐庆全先生询问。他很坚定地表示，没有刊发过类似文章。此外，胡乔木从未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包装”之说子虚乌有。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曾就 “毛泽东选集真相”“ 《沁园春·雪》著作权”进行了回应：“这都是谣言。胡乔木从未提出过要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进行审核。胡乔木生前倒是多次说过，毛泽东经常为他修改文章和其他作品。”

2009年11月10日，笔者就此访问了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她是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住在高大乔木掩映下的万寿路。这天的北京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很适合谈论《沁园春·雪》的话题——

周海滨：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你父亲写的？

胡木英：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胡木英说，父亲不健谈也不爱聊天，散步时也不大理我们，总是自己想自己的事情。在胡木英看来，父亲的性格是沉默而内敛的。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评价，“他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并不说话。”

此后，在多个公开场合，她都强调了《沁园春·雪》不是父亲胡乔木所填词作。在2011年《胡乔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发布会上，又有记者抛出这个问题。她在现场回答说：我记得通过周海滨回应过这个问题，父亲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这个说法是谣传。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认为“诗者，人之性情者也”。性情温和的胡乔木与《沁园春·雪》的作品性情相距甚远，1946年其夫人谷羽到华东参加土改，胡乔木写下婉约清新的新诗《人比月光更美丽》：“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此外，查阅资料显示，《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丙子年)2月。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确有1936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准备东渡黄河时遇大雪的记录。

甫时，胡乔木还没有来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奉调延安是1937年7月的事。

“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个月左右，父亲就去给主席当秘书了。”胡木英说。当时，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通过陈伯达，毛泽东点将胡乔木当秘书。

不仅当秘书的时间不相吻合，而且胡乔木尝试写词的时间也不吻合。程中原在《胡乔木的诗词情缘》中说：“胡乔木重新拿起诗笔，已经是1964年了。这时他用心着力写的不是新诗，而是旧体，而且是他一直没有尝试过的体裁——词。”1964年岁末，胡乔木的《词十六首》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同时登出。

1965年1月21日，胡乔木曾回信读者：

耿庆国同志：

一月十日来信收到。你在毕业后决心服从国家的分配，到党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搞一辈子革命和建设，这个志愿很好，祝你成功地实现你的愿望。 你对于我的几首词感觉兴趣，因而问起我以前写过的能不能发表。我告诉你吧，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以后可能还写一些或发表一些，但这现在还不能决定。当然，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些词，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否则是不会一下子就写出来的 ……

胡乔木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告诉你吧，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显示了这是胡乔木小试牛刀之词作。

胡木英说，1961年，胡乔木因神经衰弱只能休养，才开始写诗词，“父亲写完诗当然想请诗作高手毛泽东改。毛泽东也很乐意改父亲的诗，改得很仔细”。毛泽东收到“词十六首”后曾悉心修改，如《菩萨蛮》其五，原句为“新汤旧药，无多滋味，怎堪久煮？”毛改为“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对于毛泽东的改笔，胡乔木也同毛商榷。1965年1月，胡乔木又写成“词二十七首”，毛泽东收到后看了两遍，觉得新作“较前十六首略有逊色”，没有动手修改。胡乔木听取郭沫若等人的意见，花了好几个月工夫，精心修改，再次送毛泽东阅正。毛悉心批改后于9月5日回复胡乔木：

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   

毛泽东这次修改六处。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另补送近作七律五首，合共为“诗词二十六首”，于9月10日致函康生，请他代转主席。毛泽东在9月15日又阅改一过，在几处特别满意的地方，写上“改得好”“好句”“好”等批语，凌晨3点改毕，给乔木一信，说：“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这样，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就在1965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和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程中原《胡乔木的诗词情缘》）

1966年7月底，江青把胡乔木送诗词给毛泽东修改作为一条罪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当面指斥：“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是给主席找麻烦，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 胡木英记得父亲从这之后就没再写诗词了，“到1980年代后期写了一些，但也比原来少多了”。

跟着主席进了中南海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胡木英一年级还未读完，便随学校来到了北平，学校也改名为中直育英小学。学生主要是中央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职工的亲属子女。“那个时候学校里大家都不知道你父母是谁，老师也不让大家问，大家也没这个习惯问；谁的父母官比谁的父母官大什么的，这些概念都不存在，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革命的后代。后来大一点了才知道，哦，原来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谁”。

胡乔木的家在春藕斋西边的静谷，同住在静谷的，还有由胡乔木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静谷紧邻毛泽东起居的院落。作为毛泽东得力的两个大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都居住在这个园子里。

然而，父亲在胡木英的眼里依然是忙碌的。“父亲工作忙，我们见面很少，见面时间最多是在饭桌上，当时我在育英小学寄宿，两周回一次家。1951年他因胃溃疡做了手术在家养病及节假日期间，我们就陪他散步划船”。

此时，胡乔木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秘书的角色在褪去。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南海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和胡乔木认识，但胡木英看到与父亲交往较多的是凯丰、林默涵、张际春等人，他们都曾在中宣部任职。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胡乔木夜以继日地为中共中央写作一篇后来被称为“党史《史记》”的文章。“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杨尚昆回忆说，“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 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胡木英说。

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胡乔木家又搬到了怀仁堂南面的颐园，与彭德怀住的永福堂仅隔着增福堂一座院落。胡木英对彭老总家的地图记忆深刻，一次她随父亲到彭老总家，看到办公室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县、区、公社，甚至更小的区域单位，都标得清楚细致。“我后来才知道，军事地图才是那样详尽的”。

十年休养

一次，胡木英陪父亲乘车外出，返回中南海后司机直接送他们回家。这时，前方有个穿裙子的中年女子正在汽车道上漫步。司机感觉行车间距够用，没有减速就直接开了过去。

轿车从她身边掠过一刻，她吓了一跳，非常不满地向车里瞥了一眼，胡木英也吓了一跳——那是江青。

胡乔木批评司机：“你完全可以放慢一点速度嘛，回家又不是赶什么急事。哪怕跟在她后面慢慢走，也用不着这么超过惊吓着她。”

“那是一位老司机，父亲从未如此严肃地批评过他。父亲和江青打过许多年交道，了解她的性格脾气，担心会节外生枝。但‘文革’伊始，还真是江青首先向我父亲发的难。”而江青发难的理由就是胡乔木让毛泽东改诗。

1961年胡乔木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向毛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时的胡木英已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然而，读了一个学期后，因病休学。于是，胡木英跟着父亲在湖南考察了近两个月，目睹了父亲另外一次批评人。

“那是在湘潭县，从农家搞完调查出来，看到一位从宁乡县讨饭到湘潭的姑娘。她那时17岁了，可皮包骨头、身材矮小，看上去也就10岁左右”。胡木英刚调查的那家农户，拿出一碗饭菜给姑娘，她马上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胡木英问了姑娘才知道她父母都死于饥荒，已经是孤儿，在当地靠捡野菜充饥，可大队干部不允许，不仅殴打她还踢坏了菜篮，当地待不下去，她就逃出来讨饭。说完，姑娘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

胡木英回去后向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责怪她没处理好，没帮姑娘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在这之后不久，胡乔木听到调查组关于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干部却不敢向上反映。他立即改变自己原工作计划，亲自到湘乡去做调查。县里的领导向胡乔木汇报时，还敷衍说不知有死人的情况。胡乔木发火了。

当晚，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信，4月15日将此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 至1961年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1959年庐山会议，胡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并不赞同。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

杨尚昆回忆说：“在他（胡乔木）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少奇同志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空气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向我报告（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毛在阅过病假函后，很快复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如你转地疗养，谷（指胡妻谷羽——编者注）宜随去。”

“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胡乔木从此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

“196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地跟主席见了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定然惹火烧身。1967年1月17日，病休的胡乔木还是受到了冲击。

这天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那时候我弟弟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的党委书记夫妻跟我父母很熟，两家往来挺多的。父亲到邮电学院看看大字报，说了一些话，本来就是一般的谈话，在‘文革’中成了问题了，被称为‘保皇派’”。

胡木英说，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就开始揪斗、抄家，家里的藏书被造反派拉走一部分。“邮电学院开了个头，之后造反派开批斗会，只要跟父亲沾着边的，就都拉着他去”。

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虽然没有看成，但是红卫兵们也不敢去批斗了。

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当时身体就不好”。关键时，毛泽东的这个举动救了胡乔木。

1976年，毛泽东去世。胡乔木没有想到，10年前的那次见面，是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提出去作最后的告别，但是无论怎么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不让去。父亲跟主席这么多年，对主席有很深的感情。他就给江青写信，但最后江青还是拒绝了”。“文革”后，这又成了他的罪状，被人抓住这个小辫子不放，说“胡乔木给江青写效忠信”，以此为由反对起用他。

近观胡乔木

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看书是最大乐趣。

“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方面的书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胡木英回忆说，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

胡乔木还喜欢藏书。“各个出版社出新书，经常请他看，他自己也经常去书店买，尤其是旧书店，包括语言文字方面的，像有一本音乐辞典，他也买。”

“父亲只要一去外地，从不去逛街，就去旧书店淘书，每次回来都带几摞书”。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藏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江苏省盐城市。

胡木英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在奋笔疾书。“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文革”期间，胡木英和父亲分开了很长时间，父亲一个人在家，孩子们每次回家，都能强烈地感觉到父亲喜悦的心情，他虽然嘴上不说，神态、语气都显得很高兴。“我们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孤独，但从没在孩子面前表露过”。有一次，胡木英帮父亲换床单、洗衣服……收拾收拾，父亲喃喃地说“这才像家啊！”

胡乔木曾说，“‘文革’这几年我就是被冷藏起来了”，当时因为周总理的批文，1967年5月后，他没再挨斗，但是也不能出去，只能在家里赋闲，看看书，别的事情也做不了。那期间他又系统地看了一遍马列、《资本论》。

喜欢文字的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字却有点让人意外。胡乔木给胡木英姐弟三个分别取名：胜利、幸福、和平。“我的名字叫胜利意思是希望共产党苏联能够胜利。弟弟是1944年出生的，当时大生产运动见成效了，能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比前几年好多了，就叫幸福。小弟弟是1950年生的，当时有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毕加索还画了和平鸽”。

后来，胡乔木并没有要求子女改过名字。胡木英1960年上了大学，觉得再叫胜利不太好听，给人感觉就是个小孩名，主动提出要自己改名字。她从父亲母亲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父亲胡乔木取一个“木”字，母亲李桂英取一个“英”字”，这样连起来就叫胡木英了。“弟弟改名的时候，父亲就让他跟着我改，就叫胡石英”。

1963年夏天，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和毛泽东一起游泳。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胡乔木还是说着原名。毛泽东评价道，“‘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游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这样一来，胡乔木全家都改过名字。胡乔木的原名也不是来自《诗经》，叫胡鼎新，但乔木的笔名他很早就用了。胡乔木与李桂英结婚后，让妻子改名谷羽，“谷羽”出自《诗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山谷中的小鸟迁于乔木，和父亲很配，特别有诗意”。

喜欢和知识分子在一起

在胡乔木众多知识分子朋友中，季羡林是不同于众的一个，因为两人曾是清华大学同学。“父亲对季羡林的专业很感兴趣，后来主动看望他”。

1930年夏，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当时，胡乔木考取的是物理系，但因喜欢文科，入学后随即转进了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18岁的胡乔木是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当时19岁的季羡林在外语系。“父亲在学校时候就与季老认识，还动员他参与革命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名为胡鼎新的胡乔木，因参与并领导北平学生游行示威，进了北平市警察局的黑名单。他不得不中断在清华的学业，先是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后又离开北平，回家乡盐城隐蔽。从此，胡乔木与季羡林中断了联系。1935年，季羡林去德国留学，一去十年，胡乔木也去了延安。

季羡林1946年回国，三年后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他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表示同意。后来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成了北大最大的系，人才济济，热闹非凡。

尽管在季羡林眼里，“南北两乔木都没有官架子，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儿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

终于有一回，季羡林去了胡乔木家中。1986年冬天，北京大学学生有一些活动，引起胡乔木的关注，很想找季羡林聊聊，听听他的看法。当时，胡乔木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前往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诸多不便。于是胡乔木把自己的车派来，接季羡林及其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住处。胡乔木说：“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季老来了后，我们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中午，胡乔木请季羡林在家中一起吃饭。季羡林回忆说：“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　　

其实，胡乔木并非只关心季羡林这个老同学，他还关心钱钟书等知识分子。胡木英说，“钱钟书是了不起的才子。翻译毛选的时候，钱钟书曾经参加，父亲了解钱钟书的水平很高。他们知识面广，想谈都能谈得开，能谈得来。钱钟书的《管锥编》能出版，我父亲出了很大力，一般来说这种专业书比较高深，一般人看不进去，我父亲觉得这个书很值得出，有文学价值，钱钟书为这个很感谢我父亲”。“不仅仅是钱钟书，当时还解决了好几个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父亲让弟弟、秘书到他们家里看，发现的确住房很困难，很难搞研究，就跟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一下”。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重，季羡林去医院看望。季羡林惋惜地说，“这是我同乔木最后一次见面。”1992年9月28日，中共著名政治理论家胡乔木与世长辞，享年80岁。而就在这年的7月份，他在病床上还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90岁。”

与他一起离开的，还有他希望做的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50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

参考资料

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