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重塑“国家认同”的艰难之路
文│王龙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战争是塑造现代国家的黏合剂，也是考验公民对一个国家认同程度的试金石。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想从军事上打败侵略者，就必须先在凝聚国家观念、重塑国家认同上占据不败之地。
甲午之后，汉奸盛行，国人离心离德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清朝统治腐朽，导致老百姓民族意识淡漠，许多汉奸通敌叛国，极大地便利了日军的攻掠，使清军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是导致甲午惨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中国百姓的麻木愚昧，简直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台北义军首领吴德福“誓死收复台北城”，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由于中日语言相异，日军侦察兵始终无法探知其下落，乃收买某个中国人做汉奸，此人设计将吴德福等骗到大稻埕家中，于是九名义军悉数落入日军手中。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大规模侵华力不从心，于是利用汉奸“以华攻华”，大肆招兵买马，甲午战争中为日军招兵的汉奸北到盛京，南到广东，几乎各处都有，甚至连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京津也不例外。
雾霾来自上风，污水定有源头。腐朽的政治统治是让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离心离德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末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惨状形如牲口，这个国家只是圈养他们的牲口棚，又怎能指望饱受压榨的草民百姓去拥戴一个僵化无能的王朝？
甲午战争虽然失败了，却为后来更加艰苦悲壮的抗日战争打下了中华民族一朝觉醒的思想基础。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才不得不加速从“天下”转变为“国家”，人民也才明白了只有先保“国”后才能卫“家”的道理。现代中国的形成，实始于甲午战争，终于抗日战争。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七七事变纪念活动77周年的讲话中强调：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很多人只看到抗日战争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武力之战，很少注意到这更是一场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之战。随着日本全面侵华以及伪政权的建立，中国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两国四方的复杂格局：两国即中、日，四方即国、共、日、伪。四方之间展开激烈角逐，抗战不仅是不同命运和道路选择的竞争，更是获得民心、赢取道义的新国家建设主张之争。
但有一个无情的事实——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念，极大地阻碍了“国家认同”的建构历程。许多有识之士痛感要救国必先建国，而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却淡薄得十分可怜。连陈独秀都在自传中回忆：
我生长了20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民族精英尚且如此，遑论那些处于穷乡僻壤偏远之地的庶民百姓。在河北保定的乡下，当地农民居然穿着明代的服饰，一直到1929年才知道“天下”已经是民国的了。
日本将“宣抚战”与武力置于同等地位
抗战中期，曾有人对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工友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在问及“抗战常识”时，在被调查的100人中，有28人不知道蒋委员长是最高领袖，有15人不知道日本是我们的仇敌；再问及“你觉得中国这次抗战对吗？”有3人说“不对”，有20人回答“无所谓”。
陈旧落伍的家国观念，对于当时的抗日政权号召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战，带来了多么沉重的阻力。
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统治正当性的确立是一个重要基础，意识形态的建构又是这个基础的重要立足点。围绕这一点，国、共、日、伪四方打响了一场政治宣传仗。全面摧毁敌方所号召的国家认同，彻底消除敌人的文化影响，以敌人之非正义衬托自身之正义，以敌人之丑恶反衬自身之美好，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竞争的最后胜利，乃是各方在这个无形战场的根本目标。
日本侵略中国之始，日军大本营就将这场罪恶之战披上一层“神圣”外衣，将之定性为抵抗欧美入侵、重建东洋文化的“道义之战”。为了确立华北伪政权“国家认同”的正当性，宣示日本出兵的合理性，日伪政权对国、共双方抗日力量的妖魔丑化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伪政权成立之初，为了去除人民的“故国”之思，便将国民政府的国旗、党徽悉数去除，禁悬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画像，大加渲染国民党之“腐朽颟顸”，唯英美是从。随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日军开始将之视为在华北地区的主要对手，将共产党视为“华北之癌”，一直到抗战结束时仍不断污蔑共产党“残酷嗜杀”“荒淫无道”，反复强调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中共一旦成功中国将被赤化，将会“亡国灭种”。
除了不惜手段丑化对手，瓦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日军的一支特殊兵种还应运而生——这就是专以征服中国民心为主要任务的“宣抚班”。他们如同能剧演员一般戴着面具粉墨登场，大肆欺骗麻痹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把宣传战提升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
宣抚班拉拢人心，塑造“德政”的奴化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利用沦陷区民众极少看到电影这种“新鲜事物”，走村入寨巡回放映“慰安电影”，这些电影以宣传日军“威武神勇”、日本国力强大为主题，日本宣抚官在《宣抚行》中就得意地记载：“我们拼命地费尽口舌，其效果也不及如此。”
日军深知，“塑造顺民”应该从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抓起。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反共亲日的一代“新人”。教科书作为文化控制的重要载体，也遭到日军的全面删改，沦陷后的东北所用课本都以日文为主体。在中小学校，教科书全部由“满洲国文教部”审定，内容全是“皇恩浩荡、王道精神”一类亡国灭种的教育。
中共的宣传战赢得民心，日军败相毕露
几乎与日本1938年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同时，蒋介石亦于1938年初令秘书陈布雷拟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贯彻“庐山谈话”中下达的战争动员令：“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南京陷落后，抗战形势极其恶劣，蒋介石在《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中，再次用精神力量来鼓舞人心，讲得最多的还是所谓的“民心”“主义”“革命精神”。因为蒋介石认为精神力量是中国“抗战建国”的决定性因素，以发动精神总动员来回应日本的诱降，应付抗战危局。
这场以塑造“国家认同”为目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宣传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并将更多人吸引到抗战救国的大潮中来，诸如募集寒衣、抗战献金、征集“伤兵之友”等声援抗战活动一时声势浩大，收效较好。但由于国民党官僚主义盛行，贪污腐化严重，民众与政府关系紧张，国民精神总动员最终虎头蛇尾，并未能在全体国民中深入开展下去。加之国民党利用这一运动来压制异己，反而制造了新的内部矛盾，“国家认同”的精神总动员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面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最迫切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与日本侵略者在“国家认同”这场战争中的较量。双方展开以政治对政治、以军事对军事、以文化对文化的全面对抗。对此，朱德率先使用“宣传战”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必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1940年，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针对日寇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到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强调既然敌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争取民心是中共与日伪展开思想文化战的核心目标。这方面日伪可以说是有想法没办法，而中共很早就认识到抗战将是持久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日伪政权只知空喊“大东亚共荣”“王道政治”的空洞口号，在广大农村地区难以沉潜扎根，从政权机构到治理方式都沿袭从晚清到北洋乡村治理的僵化模式，而共产党则以工作队深入敌后充分发动民众，发展贫苦农民骨干，还灵活采取“三三制”等联合政权形式，在根据地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最为关键的是，乡村民主的推行，使得民众对于抗日政权的认同度空前提高。与此同时，中共还在各根据地普遍推行选举制度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在华中某边区，通过参政与选举，“目前各地群众在思想上都有很大转变，变换脑筋的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从旧脑筋改成新脑筋）。”
抗战时期来华北访问的外国记者，对中共喜闻乐见、成效显著的抗战动员形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看到“中国的戏剧已开始投入战争”。在山西的一个村庄里，记者贝特兰亲眼看到大雨滂沱也冲不散台下密密麻麻的群众，他们冒雨观看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演出的话剧，“它的主题是武装农民参加游击队”。中共的动员工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美国记者韩丁在山西潞城县调查访问后写道:“八路军和民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扩大……”中共广泛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彻底扭转了华北抗战初期的败退局面。在文化上，中共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的积极性，为夺取抗日胜利争取到了重要的政治砝码。
相反，日军在与八路军的宣传战中逐渐败相毕露，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铸的事实。日军“笔部队”重要作家杉山平助无奈地感叹说，中国人的自尊心强大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谁也瞧不起日本人，“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述道，1940年秋，日军大本营陆军班在对中共对敌新闻宣传做了系统研究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宣传“越来越巧妙”，感叹中共“宣传材料的收集，是选择既合时机又简单，并且富有刺激性的材料……”
八路军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得知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由于受到日本军阀的欺骗或是强制性驱使。经过调查研究，八路军决心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宣传品攻破日本士兵的心理防线，摧毁敌人为天皇进行“圣战”的谎言。随着八路军党瓦解日军工作的加强，日军反战厌战情绪日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
在这条没有硝烟的战壕里，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空前高涨，保家卫国的呼声开始响彻大江南北——正义一方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