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十年砍柴（资深媒体人）
2016年4月3日，正是清明节前一天的寒食节，我回到了故乡：湖南中部的一个偏僻乡村。刚回到老宅落座，就接到村党支书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谈到了并村的事情。根据规划，本镇49个行政村将合并为30个。在他眼里，我似乎有些“能量”，他让我找县、镇领导说，将我们所在的行政村保留下来。“原来的村名如果没有了，你回老家也会觉得没面子，是不？”村支书如此对我说。我关注的倒不是所在行政村名字是否保留，而是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并村；即使村名保留了，这些村落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消失？
第二天，整个家族给祖宗扫墓。走在崎岖的山道上，从一个坟地奔赴另一个坟地，摩挲着那些字迹有些漫漶的墓碑，我思考着故乡这些村落的由来。
一个村落亦如人的生命，总是有生有死，有强壮时期，有衰弱暮年。
我家所在的行政村名为“了田”，包括7个自然村，对应7个村民小组，在人民公社时代，则是“了田大队”下辖7个生产队，第一、二队张姓占主体，第三、四队孙姓占主体，而第五、六、七的村民大多数姓李。其中孙姓为主的两个自然村讲的是山区口音的“土话”，其余5个自然村讲和邵阳城一样的“官话”。
这7个自然村，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平时是寂静的，只有在春节和清明两大节日才热闹起来。南方特别是我老家的乡村，清明节甚至比春节还热闹。因为许多定居在外的人，因为父母身故，过年就不回故乡了；但祖先坟茔还在故乡，清明就得回来。清明那几天，乡村公路上到处堵车，其中大半是外省或外市的车牌，鞭炮响个不停。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总会碰到一个个和我一样回来扫墓的人，亲热地叫我“勇哥”“勇叔”，甚至嘱咐城里长大的儿女，叫我“勇爹”（老家方言爷爷的意思）。
我们活在最好的时代
十几年前，我曾在某网站参加过一次文章创作，题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些年我对自己当初的看法略有修正。我认为“沦陷”过于夸张，用在今天中国广大乡村并不合适。如果从村民的生活水准和农村基础建设两方面衡量，中国农村远非“沦陷”，甚至可以说是数千年来最好的状态。
先从村民生活水准来说。即使断言今天的中国是秦始皇设郡县以来的两千多年里，广大农民过得最好的时代，也非拍当政者马屁，而是一种基于历史考察的判断。数千年来，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首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先圣孟子的理想社会无非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历史上所谓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其实只是相当低标准的“盛世”，战乱少了，多数人刚刚能填饱肚子。而历代变革者或起义者提出的动员口号，也无非是让老百姓有饭吃。
上世纪8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我老家的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家族的一位奶奶有一次感慨道：现在餐餐能吃白米饭，过两天能打牙祭吃餐肉，过去润余先生（1949年前我们家族里最大的地主）也过不上这样的日子呀。我母亲告诉我，全村几乎每家的存款都超过了十万元。近几年，农村已实行较低标准的社保和医保，几千年的农业税被免除，做到了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变化。
其次，从农村的基础建设和住宅建设看，亦是几千年来最好的状态。1989年，我上大学时，要先步行几公里到乡政府所在地搭农用车到集镇，然后坐长途客车去邵阳市搭火车。而今，水泥马路修进了每一个自然村，多数村有了自来水或农户们能用电动抽水机从深井中抽水。村里的土砖屋一座座倒塌，取而代之的是用钢筋水泥浇筑起来的两层楼或三层楼——尽管多数外墙贴的是难看的马赛克。这次回家，我发现乡村公路两旁和每个村的空地上都有太阳能路灯。我在家的第一个晚上正碰上停电，不得不用蜡烛照明，而屋外的太阳能路灯却亮堂堂的。不少农户已经买了汽车，最穷的农户，男主人出门也是骑摩托或电动车。
我们可以撇开所谓制度优劣的讨论，把这一切归功于国内局势长时间的和平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客观评价，今日中国，广大农民不但基本上免于饥饿，且若和三四十年前相比，多数人日子可以称得上富足。
乡村仍是社会发展的短板
如此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包括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相反，我认为乡村依然是中国社会这个“大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板，“三农”问题严重制约着社会的整体发展。
概言之，我认为中国乡村的主要问题已非农民能否吃饱饭、住上房，而是更深层的问题。主要问题依然有二：
一是广大乡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不能产生什么利润，或说产生的利润很低。
在社会财富生产中，传统农业所贡献的比例很小，甚至可以说，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以我家所在的自然村为例，大约有120亩水田，旱地、林地更多。而这120亩水田中，现在只有约50亩左右的垅田（即山谷之间、小溪两旁的田）因灌溉方便仍在耕作，其它梯田基本抛荒，或用来种植经济作物。我少年时水田种的是双季稻，而现在变成单季稻。为何如此？田不挣钱。一亩田一季稻顶多收割1200斤稻谷，市场价格大约值1600元。而现在一个劳动力去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差不多能赚200元，8天的小工就能买到一亩水田所产的稻谷。农民之所以还种一些田，主要是产出自用，图个方便和安全。1985年以后出生的农村孩子，基本不会种田了，还在水田里耕作的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农户的经济收入主要是打工或做小买卖而来，即来自第二、第三产业。
二是广大乡村失去了活力，已不能构成完整的社会生态。
每年清明我回家扫墓，总有两个小男孩跟着扫墓队伍同行，他俩是我三堂哥的孙子，都在上小学，聪明又调皮。平时沉寂的村落一下热闹起来，这是令小孩子最为兴奋的事情了。他俩的父亲即我的堂侄，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和来自故乡的一位女青年同居，接连生了这两个儿子。女方后来嫌男方家境不好，又挣不来钱，便不辞而别，抛下两个小孩远嫁他乡。而他俩的父亲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也不给家里寄钱，两个孩子都靠爷爷奶奶养育。
这类留守少年儿童是当下乡村最大的问题。再以本村为例，当年我在村小读书时，教书的是清一色的民办教师。我所在的人口不满千人的行政村曾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全村出了20多名大学生，其中不乏考上名校的。如今，尽管乡村小学的老师几乎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科班生，但后来高校扩招后，本村的学风反而颓坏了，没什么人能考上名校。究其原因，一是上大学的成本剧增，农村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读书无用论”盛行；二是大多数青壮年已外出打工，一部分随父母进城的孩子只能借读在教学质量欠佳的城郊学校，更多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就读。没有父母在身边，对孩子的成长是最大的欠缺。青春期的男孩沉溺于网络游戏或被社会团伙引诱走上邪路，而青春期女孩更容易受到性侵。2015年家乡邻县邵东发生了几个未成年男孩从游戏厅出来后将一位小学老师杀死的惨案。回顾我那一代人在乡村成长时，多数家庭虽生活清贫，但全村的生态是完整而充满活力的。上有祖父祖母辈的呵护和父母的管教，同辈有兄弟姐妹一起嬉闹，无论是读书还是放牛砍柴，或是下水塘游泳，总有人陪伴、引导。
乡村复兴或从小村落的消失开始
要解决农村这两大问题，不可能让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壮年再回乡务农，“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城镇化。就农村而谈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乡村要复苏，要重新焕发活力，必须要让无数的自然村落消失，并抛弃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经营模式。
“平分土地”曾是一代代社会改革者或革命者发动群众的口号，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而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度，简单的平均土地是无法让广大农民真正脱贫的。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实现土地承包，多数地方按人均将土地发包给农户，尽管激发了农民因人民公社体制而沉睡多年的劳动热情，温饱问题因此得到基本解决，但这只是传统农业耕作和经营模式的“回光返照”。一家农户那么点土地，所产的也仅能糊口而已。因此随着中国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加快，农民纷纷抛弃土地进城。
可以说，只有在农业科技发展，工商业繁荣，第二、第三产业成为社会财富主要生产途径，社会保障体系较健全时，大多数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土地兼并”才不再是社会动乱之根由，而会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必须。这种巨大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大量的村落消失。
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90多万个自然村消失。对在消失的村庄里长大的人来说，带来的当然是难以抑制的忧伤，但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而言，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对那些古村落进行文物意义上的保护外，对多数自然村落的消失，应以平常心待之。
此次清明回乡，我终于找到了天祖（即曾祖父的祖父）永福公的坟墓。他的坟墓在离我家约五华里外的一个山坡上，山坡下面的村落就是我们这一族的发派地。永福公清代嘉庆年间生人，有六个儿子。随着儿孙的繁衍，老村的房屋和周边的田地已无法承载，于是他让其中四个儿子去我家现在所在地建立新的居民点，垦荒拓地。这应该是同治年间的事情，后来我在典籍中证实了这一判断。翻阅湘中大儒、湘学复兴大师邓显鹤和他的高足、著名地理学家邹汉勋在道光年间所修的《宝庆府志》，对照《疆里表》中每一个“都”（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的地图，我发现我家所在的村以及附近好些自然村，当时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50年内，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村落急剧增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村人口应当说达到了峰值。由于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30多年内，城市化几乎是停滞甚至逆行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内战的消弭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速度惊人。1950年中国人口5.5亿，到了1982年底已有10亿人，而城市化水平只有21%，8亿人生活在乡村。乡村的土地和环境承载力到了极限。1950年代初，我所在的村落后山还有老虎，到了我少年时，除了几片生产队严防死守的山林外，其它山头已是濯濯童山，灌木和茅草被割得干干净净，茶林被毁，取而代之的是产量高的红薯——那时每个村落确实热闹，有活力，但这样的热闹和活力能够持久吗？在工商业落后，第二、第三产业不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时，当时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其历史合理性。
短短的20年过去了，今天的乡村植被恢复得很好，昔日的山间小路全是荆棘密布，我每年清明去祖先坟前扫墓必须先准备一把柴刀开路。原因很简单：青壮年都进城了，打工寄回来的钱足够买燃料——即便像我们县位于国家扶贫攻坚示范区的武陵山片区，许多农户也已经告别蜂窝煤，用上了液化气罐。
我家所在的自然村现有户籍人口100人左右，如果加上我这种考学出去后，定居在城市的人及妻儿，从这个村发派的人大约200人，而现在常年住在村里的就只剩空巢老人加留守儿童，30人左右。
我相信，随着老人一个接一个离世，那些留守儿童少年长大后涌进城市寻活路，这个村落终将消失。那些耗费村民半生打工挣来的钱所盖的楼房，将成为空空荡荡的建筑垃圾。对这样的图景，我并不忧伤，反而有某种期盼。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根本性的改革，将是中国乡村复兴的破局之举。当农民进城有社会保险托底，当农村的宅基地和生产用地可以在市场上流转，现代农业将是资本涌入的热门领域。劳动力进城的同时，资本纷纷下乡，农业生产和加工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不可分的整体。常住在乡村的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左右甚至更低，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我相信，那才是真正的“新农村”，而“留守儿童”也将成为历史名词。
只是，我希望这样的变化能更快完成，以减少无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之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