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越强大越要韬光养晦——从中国千年外交谈起
文│袁南生
韬光养晦是中国千年外交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古代外交人留给我们的外交智慧。探讨中国千年外交史上韬光养晦的规律，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无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汉唐盛世为何也要韬光养晦
汉唐时代是有史以来国人最引以为豪及津津乐道的时代，也是外交上精彩纷呈、最能韬光养晦的时代。“汉唐时期，是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才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先秦时期虽然也有过频繁的外交活动和热闹的外交斗争，但那基本上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的列国交往，还没有广泛地与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正式的外交关系。”（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自“张骞凿空”“开外国道”（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这一划时代重大事件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的新时代。
汉代外交战略、具体外交路径和实践都离不开韬光养晦。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标志着匈奴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转变。西汉初年，刘邦对匈奴推行和亲政策，派刘敬前去匈奴缔结联姻和约，奉送皇族女儿冒称公主去做单于的阏氏，此外，每年必须给匈奴一定数量的丝绸、粮食等物资，汉匈结约为兄弟之国，汉为兄，匈为弟。这是典型的韬光养晦，与此同时积极作为，开启了汉匈两极在东亚国际体系中争霸的时代。
匈奴有兄死弟继、兄嫂再嫁给弟弟的习惯，汉高祖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名将季布急谏吕后，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幡然醒悟，改为以和亲求和，并对此特别回了信，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脱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意思是我老的不行了，您单于不知误听了什么人的话，（要我来陪您睡觉），这会让你弄脏自己，有失身份。我们也没有罪，饶了我们吧。吕后决定延续向匈奴朝贡基础上的和平，复与匈奴和亲”。（《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照今天观点看，吕后回书怕是最有损国格的外交公文吧。
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当时，匈奴大破大月氏国，同时乘胜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此时，汉廷战略讨论的压倒性共识还是继续以韬光养晦之道应对匈奴，哪怕是朝贡式的和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史记·匈奴列传》）汉武帝时，汉匈关系发生逆转，汉朝取得对东亚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匈奴对汉朝战略威胁被解除。尽管如此，汉武帝的接班人仍坚持和亲政策，继续韬光养晦，昭君出塞就是一个铁证。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顶峰时代，唐朝的缔造者李世民是韬光养晦的高手。松赞干布率军进犯唐朝，要挟唐朝和亲，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应战。尽管松赞干布被打败，唐太宗仍感有必要予以安抚，于是便有了文成公主入藏。强大的唐朝先后把一个个公主嫁到突厥、吐蕃、契丹、回纥、南诏等国，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
更有甚者，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突厥前向突厥称臣12年。据《旧唐书》记载，李渊、李世民父子在韬光养晦方面下了几步妙棋：一是起兵时，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厚礼，派刘文静打通突厥这一关，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二是突厥使者每至长安，态度骄横。“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三是突厥君主始毕可汗去世后，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旧唐书·突厥传》）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有的隆重礼节；四是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直到贞观三年（629年），才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李世民命李靖率唐军主动出击，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决定性胜利。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李世民的幸运之处是拥有一个能韬光养晦的环境，他12年来向突厥称臣纳贡，当时没有人说他“缺钙”，也没有几个清流和愤青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该韬光养晦时不韬光养晦教训深刻
韬光养晦是中国古代外交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外交智慧之一，柔弱胜刚强的老子思想是韬光养晦的外交哲学基础，其要义是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低调，尊重对方，不锋芒毕露、颐指气使，尽可能避免树敌、招风、扛旗，同时积极作为。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不乏该韬光养晦时不仅不韬光养晦，还反其道而行之，以致发生颠覆性大错的事例，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吸取的深刻教训。
例如，王莽执政前，汉匈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昭君出塞是标志之一。昭君奉旨嫁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从汉匈友好大局出发，忍受天大的委屈，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又嫁给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复株累单于。此后，每一个单于继位，或遣名王奉献，或遣子入侍，甚或亲自入朝。汉朝对他们非常优厚，每次都派专员持节至塞下迎候，并选择有威望的封疆大吏及容貌出众者充当单于沿途所经各郡的郡守。（《汉书·段会宗传》）接见时，照例赠送一次比一次多的丝绸等礼物。这样的友好关系，至王莽篡汉才被破坏。王莽建立起所谓新朝，崇尚虚名，不求实效，不断树敌，将韬光养晦的外交传统抛得一干二净。例如，王莽将一些郡县改名为“填狄”“厌狄”“遮害”等，故意显示对匈奴的鄙视和敌意；王莽派使者北上到匈奴王庭，收回汉朝原颁发的黄金质“匈奴单于玺”，另授予“新匈奴单于章”（新是王莽的国号）。单于想索回原印信，王莽使者却故意把它打破。王莽变更印玺，是蓄意压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其由匈奴最高首领的地位改变成为新朝的诸侯王地位，即把匈奴政权与汉王朝的藩属关系降为王莽新朝的政治附庸。王莽还将“匈奴单于”之号改名为“降服单于”，贬贱“匈奴”之号为“恭奴”，“单于”为“善于”，甚至绑架昭君的女婿、匈奴执政大臣须卜当夫妇到长安（后均客死长安），胁拜须卜当为单于，并要派大军护送他回匈奴就位。匈奴强烈不满，再次南下侵扰，北方受到严重破坏。王莽拒绝大臣严尤和公孙禄的规谏，执迷不悟，转运大量谷帛至边郡，准备大规模出击匈奴。兵还未发，新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王莽自己也被起义军杀死了。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评价说：“东汉的王莽，他的统治之前边疆比较安定，与匈奴保持了六七十年的和平，但王莽硬要匈奴把自己的印换掉，称自己为奴，又派兵攻打，这样边境就不安宁了……最后的结果并没有推动历史，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明朝末年，面对清朝的崛起和挑战，正确的应对之道应该是：该谈的时候谈，该打的时候打，只打不谈、拒绝议和显然是误国之道。然而，明朝风雨飘摇时，皇帝想韬光养晦，但清流、愤青们不同意。“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但明朝一批文人就说，绝对不要谈，谁谈谁是卖国贼，皇帝也不敢公开提谈判的事。崇祯皇帝曾经派兵部尚书悄悄跟清朝谈判，消息泄漏之后，兵部尚书就被杀了，当时根本没有人再敢动这个脑筋了。”（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帝王的使命》，《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也许有人问，崇祯皇帝想谈，清朝想谈吗？崇祯皇帝是不是一厢情愿？其实，清朝皇太极屡次提出议和，并不完全是出于兵不厌诈的军事考虑，可以说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他的议和举动还是具有相当诚意的。即使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皇太极仍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农历五月，皇太极诚心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崇祯皇帝点头，就可鸣金收兵，各安其政了。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从行文看，皇太极态度谦恭，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意味。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议和诚意并无信心，他在信的末尾说：“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奉旨派马绍愉与清朝议和一事为百官知悉后，朝野为之哗然，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陈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迫于压力，崇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后又下令将陈处死。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其实，明朝在与清朝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韬光养晦的好处，也多次主动议和，但最终议和却又多次为自己所破坏而失败。出现这一奇怪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廷上下缺乏韬光养晦的环境与气氛。明朝政治家们在韬光养晦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思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居高临下地与人打交道，一味唱高调。朝野上下一直把清看成是国贼凶寇，只能扫荡，不可言和，谁议和谁就是“损威辱国”“诅师养寇”，谁就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崇祯杀替罪羊的办法，虽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明清议和的大门。若非如此，明朝败亡时间至少可以后延几年，甚至有可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因为明朝在江南的统治势力一直很强。（《谁搅了明清之间的议和》，《辽沈晚报》2009年11月9日）
韬光养晦不会过时
韬光养晦是外交战略、外交策略，外交智慧，还是外交品质？不管是什么，在中国外交史上存在了数千年的韬光养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有人说：中国的GDP已成为世界第二，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动力，韬光养晦政策对于中国来说过时了。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第一，是否是世界GDP老二，同外交上是否该韬光养晦没有必然联系。理由很简单：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就是GDP老二。中国在古代历史上，长期是世界GDP老大或老二，到1927年才跌到老三，1949年跌到老四。GDP领先的古代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韬光养晦的外交传统，古代外交留下的最大启示之一就是国力越强盛越能韬光养晦，越能理性妥协，从而越能有所作为。中国GDP老大时，尚且注重韬光养晦，现在GDP还只是世界老二，韬光养晦难道就过时了？
第二，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品质，不存在过不过时的问题，只存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践行的问题。赵启正说得好：“中国的韬光养晦不是一时之计，是中国人的品质的表现……是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与外国人友好往来。不韬光养晦就是张扬、就是吹牛、就是傲慢，这不是中国的传统。”他还说，中国的传统恰恰是内向的，“君子欲归于言，隐于行”，我们不是权宜之计，韬光养晦应该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反对有些国家老对我们指手划脚，我们自己也那么做吗？我们不喜欢那些国家傲慢，我们也去傲慢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要那样对待人家才行。（赵启正《中国外交应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政策》，《小康》2011年3月7日）
第三，中国崛起目标与任务的艰巨性和所面临的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坚持韬光养晦。中国崛起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任务，要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维护者、建设者及贡献者，逐步发展成重要的制定者之一，维护地区与世界的稳定、和平，完成这些任务极为不易。再加之行百里者半九十，在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陷阱、圈套与误区，弯路与挫折难以避免，自始至终务必小心谨慎，切忌过分张扬与骄傲自满。此外，中国崛起面临多种外部挑战，实现民族复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人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二，成为超级大国的头号债权人，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有许多要花大力气去谋求的地方，因为社会尚不和谐，边疆尚不安宁，人民尚不富裕，体制尚不健全，经济尚欠发达，崛起尚未定型，文化尚欠繁荣。换句话说，中国还没有最终崛起，复兴之路任重道远。简言之，中国之所以需要始终坚持韬光养晦，是因为有其客观必要性，即崛起与民族复兴任务极为艰巨，内外挑战交织，不韬光养晦不行。
第四，韬光养晦是否只在中国外交中需要呢？非也。作为世界GDP老大的美国也讲究韬光养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指出：美国也开始韬光养晦，美国进入了韬光养晦的时代。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全球战略和一系列外交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外交思想被称为“奥巴马主义”。奥巴马真正的外交特色，是奉行一项简明的外交原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叫做“不干蠢事”。奥巴马所鄙弃的“蠢事”，首推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主义的精髓在于“克制”和“收缩”，以及动员联盟国家和伙伴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分担风险与责任。即使在已经或者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情景中，奥巴马政府都坚持使用外交、经济制裁、国际压力等手段，尽量避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王缉思说：“从奥巴马六年来的外交实践及其指导思想和理念来看，美国实现了一种外交转型，可以说进入一个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阶段……不过，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必须遵守美国的‘道统’。美国不会放弃它的全球霸权图谋，但其谋求霸权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既有力不从心的一面，也有自愿收缩的一面。奥巴马在执政的最后时期，在坚持美国‘道统’的同时，也许还会继续‘韬光养晦’下去。”（王缉思《美国进入“韬光养晦”时代？》，《环球时报》2015年3月31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过程。没有几十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韬光养晦不是卧薪尝胆，其核心不是图谋霸权，也没有假想敌人，当前更突出体现为有效维护与力争延长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智慧，不仅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而且在中国崛起成功之后仍将是中国对外战略的自觉选择。面对波涛汹涌的国际逆流，面对咄咄逼人的“民粹”压力，面对许多强硬舆论的推波助澜，实现韬光养晦的与时俱进，不仅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而且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是辩证统一的，韬光养晦的本质是求和平，不称霸，追求双赢，实现韬光养晦的与时俱进，将会极大地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而促进奋发有为，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大的实现。
（作者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原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