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同舟共进》：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四百年来其戏曲演出历久不衰。相比而言，汤、莎两位戏剧巨匠的作品各有什么特点？
黄天骥：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其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而《牡丹亭》水平很高，要深刻地体会是难以做到的。《牡丹亭》与汤显祖的其它剧本不同，与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有很大区别。
比如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都是写爱情的真挚伟大，男女青年为了追求爱情，可以出生入死。然而，尽管两部作品写一样的题材，但它们之间有很大区别。除了中国戏曲形式和西方戏剧形式的不同以外，两者在思想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还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审美观念的差别。
我们从剧场效果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地表达了对爱情的追求，矛盾非常激烈。男女主人公排除万难，爱得十分炽热。剧情以激烈的决斗场面开始，以角色当场殉情的悲剧告终。舞台上表现出极端的兴奋，火爆的场面，炽热的感情，使观众大喜大悲，心灵震撼。、
中国的戏曲作品鲜有如此激烈的场面，但在情节安排上会有相似之处。《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一对男女互相情投意合，共同反对家长的约束和阻挠。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关于张生和崔莺莺为了追求爱情，反对老夫人的阻挡，一往无前地在一起。这些关于爱情的作品，戏中都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双方产生矛盾和冲突。西方的戏剧是如此，中国的戏曲，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也是如此。
反观《牡丹亭》，这部戏讲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的爱情。而它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戏中没有任何一个主要角色是反面角色，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完全反对两人的爱情关系。戏中最后一出《圆驾》固然是比较剧烈的斗争，讲到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反对两人的婚姻，但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怀疑杜丽娘是鬼不是人。等到证实了杜丽娘不是鬼以后，皇帝下了命令，杜宝也只能无可无不可，杜丽娘和柳梦梅也就顺理成章地团圆了。
戏剧是讲正反两面冲突的，既然《牡丹亭》没有反面人物，岂不是没有冲突，不能成戏？然而，《牡丹亭》从头到尾都是讲冲突的，只不过它的冲突不是人与人的斗争。冲突不是发生在角色与角色之间，主要不是在家长和青年之间，而是发生在社会环境和人物角色之间。
明代中叶以后，城乡商业逐渐繁荣，与此相应，人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牡丹亭》中，阻挠柳梦梅和杜丽娘之间爱情的，不是封建家长本身，而是整个封建体制、理学思想、教育制度、社会舆论。这是一双无形的黑手、一张无形的罗网，束缚着年轻人的思想。用文学语言来说，是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的冲突。
《同舟共进》：汤显祖怎样把这样的冲突体现在《牡丹亭》的情节中？
黄天骥：这就是《牡丹亭》的杰出之处。《牡丹亭》以清辞丽句描写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把杜丽娘和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表现为角色自己的内心冲突。由于杜丽娘自己也受到很多封建思想的约束，所以，即使她也渴望爱情，也在寻思怎样去追求爱情，但是她自己解决不了内心的束缚，不能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封建社会的理学思想体现在杜丽娘父母身上，体现在杜丽娘的私塾老师陈最良身上，同样也体现在杜丽娘身上。
杜丽娘有一个极度矛盾的内心，她出身封建家庭，从小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在《牡丹亭》里，杜丽娘甫一登场，第一句唱词就是：“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的春光一二！”杜丽娘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内心矛盾：现在正值春天最美的时候，但春光快要逝去，自己的青春也快要虚度。然而我的寸草心，也就是孝心，又必须记住父母的恩惠，不能直接反对父母对自己的管教。
接下来的剧情，所产生的矛盾都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对于心中的情愫，杜丽娘自己也不明白，“情不知所起”，却又“一往而深”。因为人长大了，逐渐想要追求爱情，想要追求“性”，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按照杜丽娘所受的封建教育来说，这又是不容于世俗的。杜丽娘在潜意识中就同时有两种想法：一方面要服侍父母，服从社会的安排；一方面是到一定的青春年华，就渴望爱情。两者在内心产生冲突，但她没有办法突破这种冲突，于是内心的抑郁难以排遣。汤显祖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梦生于情，杜丽娘的梦实际是为了表现她的至情。她梦见一名男子，与男子梦中相爱。梦不是真的，但表现了她的欲望和追求。梦醒以后，杜丽娘发现梦中得到的爱情实际上是空的，于是就去寻梦，画出梦中景象。后来，就在自怜自怨中抑郁而死了。
是谁杀死了杜丽娘？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整个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让她无路可走，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西厢记》比《牡丹亭》在戏剧结构、情节冲突的安排上更高明。但是，《牡丹亭》在描写人物的内心斗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人性的拷问
《同舟共进》：汤显祖是怎样通过对爱情的描写，去表达他对于人性的理解？
黄天骥：《牡丹亭》是写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也是关于她对人性的追求，这一点非常重要。汤显祖在戏中使用了一些人们不容易注意到的细节来点明这个主题。在《寻梦》一出，杜丽娘去花园寻找旧梦的时候，丫鬟春香对她说：你不能再去游花园了，你母亲说了不允许去了。但是杜丽娘执意要去。出发前，春香再次劝说道：“夫人分付（吩咐），早饭要早。”杜丽娘回答是：“你猛说夫人，则待把饥人劝。你说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杜丽娘忽然问春香，什么是吃饭？春香答道，一日三餐就是吃饭了。
其实，在当时的思想界，人们很重视“什么是吃饭”这个问题的争论。李卓吾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衣食住行是很自然的东西，是人的本性而为，是很正常的生存要求。在戏中，杜丽娘问“怎生叫做吃饭”，在今日看来这句话是很突兀的，但在汤显祖的时代，当时的观众是明白的。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流行于思想界、舆论界，是很严肃的问题。汤显祖就这样在戏中提出了对人性的拷问。汤显祖认为，人就是要顺其性，该吃饭时吃饭，该穿衣时穿衣，该结婚时结婚，该生育时生育，这样顺其自然地生活，才是真实的“人”。如果把这些都当作不合礼，要等父母的吩咐和决定的话，就不是自然的了。
一般观众看《牡丹亭》，只是看到杜丽娘追求爱情的故事。其实这个戏是要主张人性应该得到认同。这一思想在明代后期是很先进的。对人性的追求，其实贯穿于杜丽娘的整个人生。她自己也说得清楚明白：“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又说：“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这酸酸楚楚无人怨。”如果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任由本性去发展，就好像花花草草一样自然生长、自然死亡，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痛苦了，或生或死，对于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了。但是，这种想法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理学的禁锢就是不能让人性顺其自然，于是就使杜丽娘产生如此剧烈的内心矛盾了。封建社会的所谓“以理杀人”，不是真的用刀枪棍棒去伤害人，而是用一种社会氛围把人禁锢，让人深陷其中，难以突破。
杜丽娘的性格像是一块煤球，没有露出火焰，而里面一直在炽热燃烧。从表面上看，杜丽娘是很温驯的，没有违反任何规矩。但是，她内心对社会有怨愤，对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她的父母说“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当时的嫁娶一定要讲究门当户对。明代社会的整个环境就是这样的，有许多捆绑人的东西，包括封建礼教、各种鼓励“节妇”的书籍、控制妇女思想的普及读物。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扼杀了杜丽娘。
《牡丹亭》的独特之处，就是深刻地探索了人性问题，强烈表达了关于人性的思想。在戏曲史上，这的确是很少见的。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表达了进步的思想，体现出超越时代的价值。汤显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
黄天骥：汤显祖的思想很复杂，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同时又受到明代晚期许多异端思想的影响。汤显祖的老师是罗汝芳，罗汝芳的老师是颜钧。在当时，他们都是反对理学，是思想相当激进的人。当时的理学思想认为，人一定要重视封建道德，遵循封建礼教的种种秩序。而在江西却有这样一批学者，强调人的自然发展，认为人的发展应该顺其本性。汤显祖的思想实际上就来自这些异端思想。他和李卓吾、徐渭等也有交往，受到他们很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汤显祖自然会去思索，怎样才是真正的人，人应该怎样生活。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经形成进步思想了。这使得他对封建体制有着强烈的反抗心理，也导致了他仕途上的坎坷。一方面，他怀着进步的思想，不满意当时的封建理学，另一方面则对当时的政治体制产生不满。这样，汤显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他感到十分压抑，需要寻找出路。后来，汤显祖被贬官到广东，在广东见识到了新的局面，于是就写出了《牡丹亭》。
作家往往把自己写到作品中去。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原型其实就是他自己。杜丽娘的内心矛盾、对人性的追求，实际上就是汤显祖的矛盾和追求。如戏中的杜丽娘一样，汤显祖也感到官场上、社会上的约束。他希望理想能够实现，但是理想却被重重束缚。但他还是认为，只要坚持下去，理想仍是能够实现的。“但是相思莫相负”，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但是，到了《牡丹亭》之后的《邯郸记》《南柯记》，汤显祖的思想就走向消极了。在写杜丽娘的梦时，汤显祖并不把梦视为虚假，而认为梦就是人生，是理想，梦是能够实现的，人生是真实的。后来，汤显祖又经历了许多挫折，写《邯郸记》《南柯记》时，就认为人生只是梦而已。即使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做了丞相也好，将军也罢，也不过是南柯一梦了。
《牡丹亭》里的“广东人”
《同舟共进》：汤显祖曾被贬广东，这一经历对他的戏曲创作有哪些影响？
黄天骥：《牡丹亭》之所以特别，的确是由于汤显祖来过广东。有了这个经历，才能够让汤显祖写出这样的戏。
汤显祖仕宦多年，各地转徙。他被贬官到广东的时候，走的路线是由梅岭到粤东，然后取道广州，接着到了澳门。在澳门，汤显祖看到了当地的葡萄牙人，感觉很奇特，对当地人扬帆出海远赴东南亚的生活很感兴趣。他由此知道了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不是只有中原黄土地。于是，他的视野就更不再局限在圣贤书了。到了徐闻后，汤显祖做了当地的县官。他很重视文化，在那里开了一个“贵生书院”，写了一篇文章叫《贵生书院序》。这篇文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要“贵生”——重视生命。他认为，顺从自然地生活，这其实是符合孟子思想的。《孟子》中就有“食色，性也”，孟子认为，生存和发展是很自然的。礼义固然也很重要，而其目的也是为了人的更好发展。
在广东，汤显祖也发现了岭南人的性格：岭南人“轻生死，不知礼义”，不太在乎儒学，为人仗义，两肋插刀。
我相信，《牡丹亭》里角色人物的塑造，和汤显祖在广东的几年游历和生活，以及对广东人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同舟共进》：在汤显祖的作品里，岭南人的性格怎样体现在角色上？
黄天骥：岭南人的性格表现在柳梦梅身上。柳梦梅就是广州人，被人骂作“蛮子”。他敢作敢为、勇于“饮头啖汤”（粤语，意为喝第一口汤——编者注），的确是具有岭南人的性格。他知道杜丽娘是鬼，也毫不嫌弃，与她定盟发誓；为了救活杜丽娘，明知偷掘坟墓开棺见尸，要获重罪，他也无所畏惧；当杜丽娘与父母失散，柳梦梅义不容辞地就去帮忙，为此吃尽苦头。柳梦梅也有岭南人的机巧和随机应变的性格，他赴京考试迟到，就直闯朝房自称遗才，还以自尽来要挟考官，这样进入考场，一举高中状元；与杜丽娘成亲时，别人说他们没有媒人，柳梦梅说夜叉就是我们的媒人，并不管“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一套。这就是岭南人擅长“打擦边球”、敢于“冲红灯”的性格。
然而，柳梦梅这个形象，毕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东人性格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把封建社会很多人的共性概括成典型，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算得上十分成功，在戏剧史上的影响不算大。尤其是柳梦梅没有思想矛盾，只管往前冲，性格就缺乏立体感。
但是柳梦梅这个角色也从另一角度表现了爱情和人性。《牡丹亭》的主旨是，对待爱情，乃至人性，都要顺性而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顺性而为往往会有不好的结果。汤显祖则认为，对爱情和人性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是必然胜利的。《牡丹亭》一开场的时候有一句诗：“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这是《牡丹亭》的一个密码。“三生”，就是前生、今生、后生，三生的姻缘，汤显祖认为是上天注定的。而所谓“生注定”云云，实际上并不存在。汤显祖强调这一点，无非是以神秘的方式，表明杜柳的结合，是上天的安排，不可阻挡。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遂其所愿，其前提，或者说其关键，正在于“但是相思莫相负”。就是说，只要相思而不相负，坚持下去，就能胜利，牡丹亭上的这条三生路就能够走下去了。所以，汤显祖在剧情的处理上，必须要求柳梦梅具有一往无前、无所顾忌的性格。柳梦梅不畏生死，不怕鬼神，绝不辜负杜丽娘的愿望，一味地去爱。结果，他们就得到了爱情。换言之：人要真心相爱。只要坚持追求出自本性的要求，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汤显祖对柳梦梅性格的处理，和《牡丹亭》的题旨有关。但是，人性总是复杂的，《西厢记》里的张生，也是很勇敢的，但也有畏葸的一面，被红娘讥为“银样蜡枪头”。而汤显祖写柳梦梅一味往前冲，在描写上有平面之嫌。
《牡丹亭》一出，几令《西厢》减价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在问世以后，在不同时代里的际遇有怎样的变迁？
黄天骥：《牡丹亭》在明朝万历年间问世以后，很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就有“《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说法。同时，《牡丹亭》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对这个戏有不同的评价，有人强调这个戏的高明，也有人批评《牡丹亭》音律的不准确、唱词的芜杂、情节的冗余。既有作品本身的争议，也有思想上的分歧。在明代晚期，乃至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管控文艺思想的统治者，如礼部的官吏，就十分排斥《牡丹亭》。他们甚至造谣，说在世间演一次《牡丹亭》，汤显祖就在地狱受一次苦，用这样的胡说来阻吓人们演出汤显祖的戏。有趣的是，在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曾有这样的遭遇。也有人说，莎士比亚的戏每演一次，莎士比亚在地狱就不知道要受多少的苦。
由于柳梦梅“情痴”的形象和行为，有违“温良恭俭让”，不利于封建统治，所以还有人把《牡丹亭》改编，把柳梦梅改写成非常迂腐、遵守封建礼教的青年，十分荒唐可笑。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无论莎士比亚，还是汤显祖，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都是不容于当时社会的，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当然，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对人文思想和民主制度的追求已经成为主流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完全理解和参与到主流思想中来，很多旧贵族还在排斥新思想。
但是，《牡丹亭》毕竟是能够打动封建社会后期很多老百姓的人心，所以，歪曲归歪曲，诬蔑归诬蔑，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宫廷，《牡丹亭》是一直演出的。特别是其中的精华片段，如《闺塾》《惊梦》《寻梦》《冥判》《拾画》《圆嫁》这几出戏，毕竟写得十分传神，词曲都非常优美，所以即使在宫廷，那些帝王将相还是会看的。统治者不让老百姓看，他们自己却在看。
所以，《牡丹亭》自诞生以后是常演不衰的。民间折子戏和各地戏曲中，《牡丹亭》一直是热门剧目。到了今天，它的排场、演出技巧等，经过几百年的锤炼，已经是相当细腻了。特别是昆曲和京剧，都做得非常好。
《同舟共进》：汤显祖的作品从诞生到现在就经历不断的改编和演绎，近年来还有白先勇先生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等。您是怎样看待这些改编作品的？
黄天骥：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两岸艺术家共同合作，改编出青春版《牡丹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对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确起到很大作用。
我很欣赏白先勇先生的做法，他坚持“只删不改、文辞不改”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既吸收了传统，又增加了现代艺术的元素，适度地进行改革。青春版《牡丹亭》一般分三晚演出，第一晚是讲人鬼情，第二晚是讲友情，第三晚是讲亲情，都是围绕“情”字去演。它尽可能忠实地诠释了原著的精粹，尽可能把原著的东方之美充分表现出来，同时又让原著隐藏较深的意蕴更鲜明地呈现出来，让青年观众易于理解。我觉得，要超越这个青春版《牡丹亭》，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的戏曲艺术就应该这样发展下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不能死搬过去。今天我们把《牡丹亭》改编演出，能够再现死人复生的奇特情节，表现对爱情的追求。但是，真正要将这个戏的本质表现出来还是不容易的。怎样才能表达追求人性的进步思想，这在舞台上是难以施展的。要表达深刻的思想，又不能够很教条、很生硬地去表达，这是难说、难演的。
《同舟共进》：对汤显祖的作品重新演绎，在国内乃至海外的舞台上演出，有怎样的意义？
黄天骥：我们今天不断地去理解和探讨汤显祖的戏曲，有几个意义。首先，其本身的价值需要挖掘。在汤显祖所处的明朝晚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一些异端思想，这些思想包含了对人性的探究。汤显祖的戏剧表达了这种思想，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汤显祖杰出的作品，了解中国美学体系的独特性。通过《牡丹亭》，应该看到中国戏曲在唱、念、做、打方面都是非常完美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文艺创作方法，是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方的美学体系是各具特色、各有意义的，不能说孰高孰低。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树立起自己的话语权。
至于海外方面，《牡丹亭》近年来在国外的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外国人通过看《牡丹亭》，才知道中国有如此高深的艺术，有和莎士比亚比肩的剧作家。所以，在2008年，美国文艺评论家丹尼尔?布尔特博士出版的《100部剧本：世界最著名剧本排行榜》一书，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剧本，排名第32位。
一些外国人认为，《牡丹亭》是观察中国人性格的一个窗口。因为中国戏曲的特点是娱乐性强，有许多插科打诨的东西，从中可以透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既有很严肃的一面，又有幽默诙谐的一面。从杜丽娘身上，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委婉、内敛的性格。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英国访问时，提出同时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就是因为汤显祖在海外的影响很大，是中国戏曲史上最著名的剧作家。
（本文由本刊记者周泽铭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