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锡刚
【齐白石“不值得崇拜”】
康生书画才艺兼具，在中共高层可称首屈一指。1975年12月，康生去世不数日，文物出版社异乎寻常地迅即编辑出版了一期《文物》特刊，其中康生所作书画的图片占了大半。
这期《文物》特刊选编了一幅康生仿齐白石笔意的水墨画，画作上题有“破除迷信”四个字，以“张三洗画”落款，并钤有朱地白文两方，一方为“三洗老人”，一方为“三洗堂”。康生本名张宗可，所谓三洗者，即洗笔、洗砚、洗思想。
此画作于何时尚难确定，估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画幅中一朵硕大的墨莲伴以一株莲蓬，以“破除迷信”命题，委实令人莫名其妙。也许为让观赏者解读“破除迷信”的妙谛，康生于1966年在画幅的左下端“补记”题跋如下：
所谓破除迷信者有二：一不要听画家种种神秘的说教，二不要相信文艺批评家根据一张画，一首诗去断定作者的思想。前者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后者是形而上学主观主义。
倘若不结合具体所指，对康生所言“破除迷信者有二”，很难评判是非。这位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政要，曾针对“文学艺术家是改造人们思想灵魂的工程师”一说，以十分不屑的口吻回应：我不承认我的灵魂需要这些文学艺术家来改造。其所指“画家种种神秘的说教”与“文艺批评家的断定”，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正是这样的不屑。谓予不信，让笔者征引一位康生道及的画家来参证。
1962年10月，康生致信魏文伯：
十月七日来函收到。过奖了，当之有愧，我不会作画，更不能作诗，但常常好与画家诗人开玩笑。墨荷花原是对崇拜齐白石的人的讽刺，不意被陈叔通拿去，据说已送到上海朵云轩去复制。同时《光明日报》又登了画照，邓拓同志又在《北京晚报》上作文介绍，结果走向反面，讽刺了自己。当我读了邓拓同志文章后，曾作自嘲对联一副，现在抄寄如下[原画我怕传出去遗（贻）笑大方，故写上曹轶欧的款，但陈叔通硬拿去了，无法要回，故难应命]：弄假成真庸人自扰，无中生有太阿倒持。
康生以自绘墨荷来表示“对崇拜齐白石的人的讽刺”，而落款为“鲁赤水”，恰好字字与“齐白石”作对（既是对联之对，亦有抗衡之意），这不正是对这位艺术大师的“破除迷信”吗？此意只要比对“邓拓同志又在《北京晚报》上作文介绍”的具体内容，即可明了。邓拓在这篇题为《一幅墨荷》的“燕山夜话”中说：“鲁赤水同志用泼墨的画法，生动地描写了荷花的高尚性格。笔墨浓淡相间，仿佛有五彩之分。从画面上看，这个写意的荷花，与寻常所见的嫩绿新荷不同，与衰败破碎的残荷也不同。这一丛荷花生气勃勃，正在发展旺盛的时候。荷梗的画法也特别表现出一种挺拔俊秀之气，没有折断和弯曲的。这些很细微的地方，似乎是出于无意，其实我们完全能够觉察到作者的深意所在。”（这样的“断定”，不晓得是否属于“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因着与康生的过从，邓拓自然明白“鲁赤水”的寓意，故特意在篇末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曾见齐白石在解放前画的一幅荷花，他自题一诗曰：‘板桥辛苦木鱼声，是否南无念不平？料得如来修已到，莲花心地藕聪明。’现在比较看来，真是两个时代、两种社会、两位作者、两样思想，在艺术作品上表现的意境也大不相同了。”
在康生看来，齐白石不值得崇拜，其在现代美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一种“迷信”。故与其说“庸人自扰”为自嘲，不如说“弄假成真”乃自负，看来他是高估了自己的画艺。陈叔通激赏康生的“墨荷花图”，那是他的审美眼光和情趣，但要称可乱齐白石之真，似乎还缺乏权威鉴定家的评骘。
【兰亭序帖“姿媚而已”】
也是陈叔通，称康生堪与郭沫若、沈尹默、齐燕铭并称“当代书法四大家”。这自然也仅是个人的喜好，并非公论。康生篆隶真草皆备，尤擅章草，但他的恃才傲物也令人瞠目。某位擅写纪实作品的军旅作家，在一篇记述胡昭衡与陈伯达、周扬交往的文字中称，康生对郭沫若的书法根本瞧不上眼，说是“我拿脚趾夹根木棍，写出的字都要比他强”。以康生与郭沫若的过从，此说未必确凿。但以康生的自负，睥睨名家的“破除迷信”，似不独针对齐白石。足可为证的是他的另一封直陈心事的书信。
1965年11月7日，康生致函古文字学家唐兰，就正在展开的“兰亭论辩”发表意见，其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根本问题在于兰亭书法解读之优劣。王书兰亭到底如何，无人见过。以现有各种兰亭本子而论，我说本世纪以来对之评价甚低，即使能证明临本尚存王书轮廓，这也只能反映兰亭书法之姿媚而已。
今岁已发表之兰亭文章，我读得不多，就我所见，除郭老外大多只论兰亭之真伪，不谈书法之优劣。也许论者以为兰亭书法，已有千古定论，毋庸涉及，其实真伪问题归根到底是从评价高低而来的，避谈书法高低，只论兰亭真伪，即使引尽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兰亭书法评价，据我看，并不复杂，其所以弄得神妙莫测，这恐与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大有关系。
在“兰亭论辩”中，唐兰持中间立场，既不赞成郭沫若判“兰亭序帖”为伪的观点，也不同意书法家高二适驳郭沫若，坚持此帖为王羲之所书的观点，认为双方的持论依据均不充分，故康生信中有“即使引尽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之说。据现已披露的不充分的材料，似可证实“兰亭论辩”系由康生和郭沫若联手发起。郭沫若所写的三万言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所要论证的，其实就是康生的观点。不过郭沫若尚不敢公然否定“兰亭序帖”在书法史上已有定评的地位，只是认为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决定了王不可能有“兰亭序帖”的笔意。康生在这封信中所表明的观点更进一层，认为传世的兰亭序帖即使“尚存王书轮廓，这也只能反映兰亭书法之姿媚而已”。康生说得透底，之所以有真伪之辩，根本问题在于对这“姿媚”的法帖评价太高。康生的观点是：即使兰亭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也只是姿媚而已，如何得享书法史上“第一行书”之美誉。
康生要破除尊王羲之为“书圣”的迷信，认为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如果说“真伪之辩”只是学术之争，甚至“优劣之争”也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艺术欣赏见仁见智的范畴，那么“迷信”云云则另当别论，这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期出版《兰亭论辩》一书的出版说明中所称“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挂钩了。“兰亭论辩”之初，章士钊以毛泽东老朋友自居，上书力荐高二适驳郭沫若之文，后来多少获知论辩另有非学术因素，“深悔一下子又卷入政治漩涡”。这并非章士钊的过敏反应。这年8月，毛泽东读郭沫若驳高二适的文章之后，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三个月后，在致唐兰的信中，康生敢于直言“历代皇帝的提倡与长期的迷信宣扬”，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观点。
如果只是出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康生尽可以对王羲之、齐白石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如果另有隐衷，则当别论。文章写到此处，似乎可以终结了。只是，笔者对康生在睥睨王羲之（自然还当包括“迷信”王羲之的唐太宗）书法的同时，对领袖的书法则推崇至极，恐非巧合，两者似有内在的联系。
1959年10月下旬，康生去毛泽东寝室开会，见案头叠有刚刚书就的三首词稿，索而得之，当天写了一则题记，内有“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等语。自1964年春节始，康生将这些诗词墨迹逐年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并配有郭沫若撰写的诠释文字。1965年2月，正当康生与郭沫若酝酿发起“兰亭论辩”之际，郭沫若在诠释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文字中，以这幅康生提供的墨迹为据，称颂此墨迹“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郭沫若作如此离奇的谀辞，不能不联系到康生。这期间郭沫若与康生在书法上交往频繁。郭沫若写赠康生夫人曹轶欧的毛泽东诗词长卷，特以并不擅长的带有章草笔法的字体书录；更有意味的是，还临写康生以章草书就的联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落款是“鼎堂学”。“鼎堂”乃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学所取的名号，与王国维（观堂）、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并称“四堂”，是为现代古文字学四大家。于立群在此长卷的题跋中引称“沫若同志于主席诗词及墨迹倾倒备至，谓为诗法与书法之革命化已由必然王国跃入自然王国”。这应当是康生与郭沫若的共识吧。
回到“破除迷信”的话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先后四次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题就是“破除迷信”。他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第一行就是“题：破除迷信”，紧接着就是“破除迷信，无法无天”。康生一面以其独特的方式“破除迷信”，一面不失时机地鼓吹个人崇拜。可见，郭沫若“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之称颂，其来有自啊。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