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在册权贵”
文│郑异凡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一书中认为：“斯大林不是靠他的个人品质，而是靠无个性的机关帮忙才掌握权柄的。不是他制造了机关，而是机关制造了他。”阿夫托尔哈诺夫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正是斯大林制造了‘机关’，然后机关又制造了斯大林。在此之前，斯大林已把列宁的党机关和列宁的党干部消灭殆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专制。”（《苏共野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阿夫托尔哈诺夫的说法要全面一些，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列宁对新制度的设想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作了《国家与革命》，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对未来政权有很好的设想，这就是建立廉价政府，所有官员经过选举产生，可以随时罢免，各级官员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等等。
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方面大体是坚持了巴黎公社原则的，在党内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九大“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把享受特权提高到有“瓦解党”的危险的高度，可见当时对廉政的重视。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中译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和俄国出版物经常出现一个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用以表示苏联社会的一个特殊官僚阶层或等级以至个人。这个词我国曾有不同的译法，但都不怎么理想。
在苏联，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有两义：其一指制度，俄共中央编制的“职务名册”，或叫“官名录”，俄共据此配备和任命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译作“职务名册”。另一个含义是指人或群体，即担任“职务名册”中规定职务的官员，可以意译为“在册权贵”。这些人是官僚，不过不是一般的官僚，而是按照“职务名册”任命，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官僚。
“在册权贵”的形成
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旋即制定一系列新的干部制度。
1923年11月8日，俄共中央通过决定，确定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重要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共有三个：1号名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编制的，包含约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包括人民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和部务委员成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合作社机关的领导，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总管理局局长，托拉斯、辛迪加、大工业企业的领导人。2号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分配部批准的，包括总管理局、管理局副局长以及其它职务。未进入1号和2号名册的职务，由各国家机关编制，并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形成3号名册，或部门职务名册。列入1号和2号名册干部的调动和任命，必须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报请中央批准，党的地方机关不能自行调动。按“职务名册”任命的官员，就是后来被称为“在册权贵”的核心。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还算不上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他从1919年起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还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和其他领袖人物不同，他不讨厌书记秘书的工作，不厌烦组织工作，反而热衷于行政手段，为此还受到过列宁的批评。斯大林领导了党的机关，实际上是“在册权贵”的缔造者。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谈到必须让共产党人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全部工业的领导，党借此掌握机关和实现自己的领导。“在册权贵”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
在“在册权贵”体制形成中，“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的运动”起了重大作用，其间俄共突击征收了约25万人入党。1923年俄共十二大有党员38.6万，到1924年5月俄共十三大，人数剧增至73.5万人，突击入党的新党员占1/3。十四大为108.9万，十五大为120万党员。1924年，最高领导集团92%的人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到1939年，1924年选出的中央委员有94%被清洗出统治集团，取而代之以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入党的人。在1920年代，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看任何文件，到1980年代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1920年代存在两个倾向：扩大职务清单，即增加官位；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这导致1928年底决定，每3个月修改一次“在册权贵”名单。从1932年起，“在册权贵”的名单作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中央档案室。
“在册权贵”靠提拔和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起初，优先考虑的是拥有革命前党龄的，但这样的人很少，不超过1万。俄共的基本党员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及以后入党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他们逐步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党内受过教育的干部非常少，多数专家都在党外。据当时党员登记统计，90%以上的党员即使受过什么教育，也不超过初小的水平。早在内战年代，已经出现对政委和登记分配部特派员瞎指挥的异议。对“在册权贵”的不满最早最强烈表现出来的是那些需要专业知识的部门，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1920年代下半期，曾采取措施来加速对“在册权贵”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为此动员了全部党校系统、工农预科和短期训练班，党员大学生被分配到党的系统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在册权贵”的再生产机制。1920年代中期，国家管理系统的工作人员数量比革命前增加2倍，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增加了9倍以上。
确定“在册权贵”的方式，主要是填写和审查各种各样的表格，同时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其忠诚和信奉党的路线情况的审查。这种方式是违背党内民主原则的，所以对一般党员保密。党的机关制定决定过程也是秘密的，并不经过党内讨论和交换意见。“在册权贵”实质上是党和苏维埃官僚的上层，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只有展示自己对“党的总路线”的绝对忠诚才有可能留在“神圣的”队伍中。不听话的人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丢失原先的地位和特权。
斯大林建立的“在册权贵”体制消灭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坚持的各级官员一律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向选民报告工作，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巴黎公社原则，也就是说，消灭了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的原则。除中央外，各级地方党政组织相应地也有自己这一级别的“职务名册”。这样就构成一个庞大的全国规模的“在册权贵”金字塔，从而形成一个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在册权贵”是斯大林权力机制的基础，斯大林控制着1、2号名册的官员，往往还有3号。
“在册权贵”的物质待遇
与“职务名册”制度相配套的是提高干部的物质待遇。1922年7月，俄共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3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加50%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645卢布起征。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1922年夏每月获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4.6公斤肉或鱼、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烟、3盒火柴等。
这是一个刚刚走出1921~1922年饥荒的国家，这些措施大大拉开了官员同群众的距离。
苏联长期存在供应短缺现象，为解决领导干部的生活需要，各地开设了特供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
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1至3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保健医生，费用均由国库开支。根据1922年5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100金卢布作为去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100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100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一金卢布含纯金7.774235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
1932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会引发群众不满，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高工资和特权特供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斯大林的特权
斯大林本人的工资不断上涨，起初是有关部门确定的，斯大林主政以后，就由他本人规定了。
斯大林本人的月工资如下（卢布的币值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的数字大概是折算过的）：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1935年500卢布。1936年翻一番多，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为2000卢布。二战结束后，就在需要重整家园，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斯大林给官员们大幅度提高工资。1947年底，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
对斯大林来说，从1930年代起工资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的工资袋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卢布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
据统计，斯大林在全国各地有20多处别墅。有的别墅是专门为斯大林建造的，但他一次也没有住过。有的别墅他自己不住，就用来送人，例如送给伏罗希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等。
我们讲斯大林的特权，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标杆。斯大林工资10000卢布，他的手下就可以拿9000或者8000卢布的工资，斯大林有20处别墅，他的手下就可以有多处，至少一处别墅。
举莫洛托夫为例，其职位最高时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同丘耶夫谈话时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领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
直到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知道他起初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要求别墅，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别墅里的餐具打碎后，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费换新的。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保姆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
让这些根本不知道卢布实际价值的“在册权贵”来领导国家，怎么会去关心民生，关心群众的疾苦呢？特权、特供、高工资、红包等制度使各级官员依附于上级官员，他们的升迁、生活福利以至生命安全，全都依靠上级领导，而最后的决定权则掌握在斯大林手中。
赫鲁晓夫破除终身制的失败
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最著名的当然是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党内仍然有斗争，但已经不是以肉体消灭为结局。这是干部政策上的一大进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失败后，莫洛托夫曾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希望保住性命。莫洛托夫等人只是降级使用，并没有丢脑袋。
赫鲁晓夫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取消干部的某些特权，废除了斯大林的“红包制”，降低工资，他本人的月工资从任中央书记时起至下台一直是800卢布（币制改革前为8000卢布），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收入。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坚持800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三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实际上是由他人捉刀的）就获得巨额稿费和列宁奖金。据统计，他执政18年共获得50万卢布的收入，相当于一个乡村教师500年的工资。
在干部制度上，赫鲁晓夫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对各级干部任期制和每次选举的淘汰比例作了规定：每次例行选举，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即政治局委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至多连任三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每次选举至少更换1/3，再下一级至少更换一半。这些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些措施废除了苏联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赫鲁晓夫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后门：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某些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政治、组织等品质的领导人，可以在更长时间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不过赫鲁晓夫本人还没有享受这一特殊规定就被赶下台了。
赫鲁晓夫的这一干部体制的改革——干部任期制、轮换制、取消终身制等，触犯了大批“在册权贵”的切身利益，成了他被赶下台的重要导因。1964年10月，“在册权贵”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发动“宫廷政变”，解除了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参与密谋的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有“灰衣主教”之称的苏斯洛夫等。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推翻赫鲁晓夫，中断改革进程。由此可见，这时候“在册权贵”已经成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其能量之大足以左右政局，甚至通过阴谋手段打倒党的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的倒行逆施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稳定干部队伍，不轻易更换干部，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干部。结果勃列日涅夫统治的18年间，出现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可悲局面。
在赫鲁晓夫时期，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占49.6%。勃列日涅夫取消定期轮换制后，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时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比率为83.4%，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更上升到90%以上。政治局、书记处成员的变动更小，几乎都是连选连任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是举世闻名的老人政权。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书记处书记超过68岁，最核心的成员超过75岁。勃列日涅夫本人到执政后期年老多病，曾有退休的打算，但他周围的亲信不允许他退休，这些“在册权贵”需要这位病夫支撑门面，维持领导层的稳定，保住自己的职位。大家抱成一团，过着太平稳定的天堂般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去世，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于一年后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去世，其继任者契尔年科又在一年后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去世，三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终身制的样板。安德罗波夫虽然想改变现状，但有心无力，而契尔年科则病病歪歪、浑浑噩噩地混过一年，毫无建树可言。
对“在册权贵”来说，他们不需要好折腾的赫鲁晓夫，而需要无为而治的勃列日涅夫，至于国家的停滞、国计民生的恶化，统统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错过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好时机，错过了改革斯大林模式以挽救苏联和苏共的最好时机，使苏联陷入走向衰亡的绝境。
戈尔巴乔夫再遇“在册权贵”的政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想改变现状，所以有改革之举。他面临大量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有些改革措施是他设计的，有些措施是被迫的，实际上他的改革多半并没有预定的路线图。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在册权贵”集团，戈氏改革遭遇的最大一次反抗就是“8·19政变”。
“8·19政变”是一帮“在册权贵”策动的反改革政变。如同当年反赫鲁晓夫的政变，出头露面的都是“在册权贵”的头面人物，国家的重量级人物，其中有副总统、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当然也有所不同，反赫鲁晓夫政变用的是阴谋手段，是上层的“宫廷政变”，而这一次政变是公开向改革叫板。但时代不同了，这一次他们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起而抵抗的有他们手下的武装力量，更有莫斯科的广大市民，还有借助群众力量的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苏联人民已经不再是沉默的羔羊，他们按照自己多年的经验教训，采取自主的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反观那个政变集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搞了一场不像政变的政变闹剧。首先他们没有制定出一个有号召力的纲领，师出无名。第二，这些人纯属乌合之众，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战斗司令部，在政变过程中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有人临阵脱逃，他们唯一的目的是阻止改革的进程。但是改革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政变的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
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两次不成功的政变。一次是1917年下半年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的政变，试图阻止革命的进程，复辟王朝，结果被布尔什维克利用，在粉碎科尔尼洛夫政变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后推翻了临时政府，夺权执政。第二次是“8·19政变”，它没有能够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却给激进派叶利钦提供了壮大力量，推翻苏共，解体苏联的机会，这是那些“在册权贵”始料不及的。
苏联解体后的“在册权贵”
苏联解体并没有给“在册权贵”带来灾难，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化国有资产为私有资产的大好机会。叶利钦本人就是“在册权贵”出身，他上台后使用的大部分人员仍然是原先的那些“在册权贵”。许多“在册权贵”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不允许改革打乱自己的生活，损害自己的权益，而最后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恰恰是叶利钦的“改革”，这样，原先由他们掌管的国有财产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合法地”转化为他们的个人私产。俄国的寡头多数都是由原共产党的“在册权贵”演变而成的。据俄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在叶利钦时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界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来自“在册权贵”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在政府中占74.3％，在政党领袖中占57.1％。这些数字是颇能说明“在册权贵”在剧变中以及剧变后的作用的。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时的情景与斯大林病危时的情景极为相似。1953年3月初，斯大林病危，对斯大林的死亡原因有各种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时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人希望斯大林活下来，因而面对濒死的领袖，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面对苏共垮台，同样没有人希望它复活，因而人民群众也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袖手旁观，甚至叫好，实际上这是最大的作为。此情此景相当可悲，却是实情。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