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毅然
【留美初兴】
我国留美始于1840年代，起初纯属民间行为。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三位——容闳、黄胜、黄宽，均为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的学生。1847年1月5日，校长布朗博士因病归国，希望能带3至5名中国学生留美。此举得到香港基督教会教友的资助，向每位留美生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与赡家费用。当布朗校长宣布此事，40余名中国学生均默然无声，只有贫家子弟容闳等三人起立。当时国人对海外几无所知，只听说到了海外，美国野人会剥掉人皮换上狗皮，弄成“四不像”，再送去展览。容闳等三人亦非大智大勇，他们怀揣疑虑踏上征途，只希望学点西方的技能，好赚钱养家。
1870年，曾国藩被从美国归来的容闳说动，由容闳具体落实选派学童留美。洋务派之所以决定派童留美而非留欧，乃当时朝野认为美国对中国最友好，而且美国的学问比欧洲更实用，其工业化发展迅速。1871年9月3日，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幼童留美，从海关收入中拨留专款。9月9日即获旨批准，决定挑选120名少年，分四批留美。此为清政府首批派出留学生，最小者10岁，最大者16岁，平均年龄才12岁。之所以将年龄定于12到16岁，乃因计划留学时间为15年，“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被选幼童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广东84名（占70％）、江苏22名（占18％）、浙江8名、安徽3名、福建两名、山东一名。（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转引自2004年5月1日《文汇报》）之所以多为粤籍，半因容闳老家是香山籍（今珠海）——并非容闳刻意“泽被乡梓”，实为无法完成名额，容闳只得动员亲朋好友。
尽管留美免除一切费用，毕业后再提供游学欧美两年的经费，归国后还得经总理衙门衡量后方能录用。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年在美国出版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招生实况：“几乎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120名留美幼童中，无一名八旗子弟，亦无一位汉人高官之后。
留美幼童分四批渡洋，在旧金山登岸，再用7天乘火车横穿美国大陆，先后抵达新英格兰，入住40余户美国家庭。他们目标远大，学习刻苦，部分学生用10年就完成了15年的课程。《纽约时报》评曰：“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我们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
此时，清政府对留美幼童提出契约：你们对中国政府负有责任，留学期间不准加入美国国籍、不准加入外国宗教、不准为个人利益终止学业，留美期间每天必须学习中文与儒经，学成后务必回国服务。同时规定不得学医学、传教等科，只能学实业。甚至连地理、钢琴、诗歌也认为不必学。
1881年，留美幼童返沪，没有迎接的笑脸和鲜花，被称为“番书仔”，由水兵押往上海道衙，审查后被分派各地充任翻译，月银仅四两。其中41人分配到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等海军系统。1884年8月23日的中法“马尾海战”中，留美生6人参战，4人牺牲。1888年成立北洋水师，一批留美生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留美生或死或伤，或俘或黜，李鸿章数十年心血组建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
【“北大的五大臣”】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官费及私人资助的增加，留美生名额有所递增。工商业家穆藕初，在一战中办纺织业发了大财，捐了一笔款给北京大学，指定送五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段锡朋、周炳琳留美。这笔私人捐助高于一般官费，其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则是每人每月120美元。清末时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有人便戏称这五位留美生为“北大的五大臣”。
遴选时，还有一名备选生孟寿椿，囿于名额无法成行。为此，“五大臣”自愿每月减至100美元，省下的钱凑成一个名额给孟寿椿，成了“六大臣”。六人中，段锡朋、周炳琳上了纽约的哥伦比亚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1919年，冯友兰作为河南唯一留美补缺名额得到官费，也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当时美国大学上本科很难，上研究院反而容易，毋需任何考试；北大乃美国承认的大学，持北大文凭就能入学全美各大学研究院。
此时的清华学生赴美前也有“恐洋症”。1922年，闻一多赴美前与梁实秋讨论，像他们这样的人，到了有“汽车王国”之称的美国，会不会被汽车撞死？后来，闻一多从美国寄回的第一封信，头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接着劝梁实秋出来开开眼界。早在1915年，梁实秋报考清华学校时，就曾被家里人百般阻挠，梁父梁咸熙还是前清秀才、同文馆英文班首届生，祖母得知孙子要考清华，急得大哭——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待满8年后，还要漂洋过海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象的事。
1917年，哈佛大学文理科的学费标准为每年250美元，商科400美元一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40美元一年。清华留美生不论何地何校，一律缴纳生活费60美元/月（后增至80美元）。实际伙食费的开销，即便三餐均去校园周边的中等餐馆，每月30美元足矣。《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4）》，三联书店1995年版]
【留美男生的三个等级】
在当时的留美生中，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北大生为典型，一派以清华生为典型。清华生专业知识扎实，英语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对政治不感兴趣；另有一小部分属于“生活享乐型”：泡吧喝酒、学跳交际舞、追求异性谈恋爱。相较起来，北大生的优势更明显一点，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较多，关心世界政局，而缺点是英文底子差，社交不行，穿戴落伍。
留美生的性别比率较为悬殊，女生的人数不足总人数的1/10，“资源”有限，导致追求者之间竞争激烈。留美生中流传一则笑话：谈一次恋爱一年睡不着觉。因为看中一位满意的对象，先是闹单相思，三个月辗转反复睡不着觉；接着展开追求，三个月忙得睡不着觉；终于有点成功的希望，三个月喜欢得睡不着觉；最后恋情告吹，前功尽弃，三个月气得睡不着觉。冯友兰说：“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是搞恋爱确实是极其麻烦的事。”（《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再据吴宓留美时的日记，1919年第一批留美女生为留美男生划了三个等级：
其人物漂亮，才貌双全，衣饰华丽，名誉远播，善交际、工应酬，多自命政治家，奔走活泼，而尤喜与女学生周旋者，为上等。
其学问渊博，成绩优美，然衣饰朴素，相貌丑老，不事修饰，亦不善交际，安静自守，终日苦读，终其身只可为学者为文士；然喜言道德，性情兀傲，见女学生尤冷如冰雪，不假词色，如是者为下等。
而其介于二者之间，学问、相貌、交际、能力、仪容、举止，均非甚优，亦非甚劣，一切皆在平均之数，谓之庸庸碌碌固可，谓之行事适中，合乎人情，亦可。其于女学生则不即不离，虽不常往来，而间亦同跳舞看戏，和蔼可亲，此则为中等。
三者之中，上等为“得意人”，女学生虽爱之悦之而甚畏之。畏之者，以其飞扬跋扈，用情不专，又胆大能有为。若女学生与之交际过密，恐有堕其术中者；及既失足之后，或则得新而弃旧，转眼若无所顾恋，或其家有糟糠，而又骗得美妻，徒贻后悔而误终身，故女学生不敢嫁之也。下等为“可怜虫”，女学生鄙弃不屑，亦不愿嫁之。惟中等则女学生所最赏识者，既悦其和易近人，又不疑其有他，可托终身，故皆乐嫁之，云云。[《吴宓日记》第四册（1928～1929）]
吴宓好友，同为清华留美生的朱君毅，曾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教育统计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留美学生成功要素研究》相当有趣，他利用吴宓提供的《游美回国同学录》，记载了1917年前中国留美学成回国的学生之详细资料，多达278人。朱君毅利用这些资料，第一步先估算每人成功的事实，将留美回国分布在政界、军界、工商界、学界、艺术界等各方人士划定等级，制定分数。以政界为例，国务总理最高，为90分，科员最低，为50分。第二步，把成功的因素划分为五类，即家世（家庭出身）、财产状况、身体状况、办事能力和交际才能。第三步，把278人的五类成功因素与成功的事实联系起来，制订统计表，再各项加分，判定这些因素在一个人的成功中各占多高的比例。此项研究，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研究方法，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处于前沿的。
1921年，很有交际能力的留美生蔡竞平（1915年清华毕业生，后为清华校友会总干事），亦根据朱君毅的统计法，就男女之恋爱与婚姻，以及如何取悦对方等列出五种条件，并根据经验打出各项条件所占百分比，也制成表格《爱情衡》，并附上详细说明，刊载于《留美学生季报》。陈寅恪阅后，戏诗一首：“文豪新制《爱情衡》，公式方程大发明；始悟同乡女医士，挺生不救救苍生。”
“挺生不救救苍生”一句，说的是1911年的清华留美生卫挺生，湖北枣阳人，曾获哈佛商业管理、文学双硕士。学成后不愿回国，入美银行任微职维持生计，同时追求哈佛医学院江西籍女学生邹邦梁。邹邦梁的姐姐邹邦元早年亦留美习医，回国后立志不嫁，并于九江开设医院多年。邹邦梁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任美国医院的助理医生，受姐姐影响，也作了终身不嫁的打算。卫挺生苦爱邹邦梁，殷勤追逐，却数年未果。因为他身长瘦削，又一脸麻子，没有什么钱，好交际，却爱炫耀，“终不能为女子所喜也”。陈寅恪写的那句诗，便意在讥讽卫挺生。据吴宓言：“其后卫君回国，至北京，则职业婚姻两皆易得，并甚满意。”卫挺生回国后，娶了一留日女生，于南京高师任教，并参与筹办国立东南大学。
【老生如何欢迎新生】
“拖尸”（英文“toss”，抛掷、扰乱之意）乃美国大学校园的保留节目之一，是老生对新生表示欢迎的特殊方式。拖尸”即新生入校后不久，老生深夜入室，将熟睡中的新生连人带被卷起，左右晃动几次，然后抛空落地，一般被“拖”的新生直到跌仰在地，才从梦中惊醒。新生被戏弄，只能相对苦笑，尴尬自嘲。因为这是老生表达热情的方式，新生无法也不能发作。
“拖尸”作为“引进项目”，也被留美生带回了中国。清华老生对新生亦采用这一习俗，但似乎有所改进。1934年，姚依林入学清华，在体育馆报到后，被带入高班生围成的圆圈内，必须完成各种动作才予放行，如不服从，即被高高架起抛入游泳池。姚依林得到的指令是用鼻顶球，必须趴在地上才能完成，惹得一群高班生大笑。其他几位不情愿的新生，最后都被一一架起抛入泳池。“拖尸”之风之所以得到延续，一则老生在新生面前可以显摆一把，也让新生明白在老生面前必须“长幼有序”。而且，等新生熬成老生，可去“拖”后面新生的“尸”，从下届新生那儿找回点补偿。
民国初年的留美生，对学位绝不像今天那么看重，不少人顺着兴趣随便选课，拿到硕士学位就够了，有的人甚至连硕士都不要。至于博士学位，一般都不怎么向往，因为难度较大。如要获得博士学位，必须完成一些并无多少实用价值的规定课程。例如外语，英文在美国不算外语，想拿博士学位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对于中国学生而言，便是在学习英语之外还要再学习两种外语。有些学校还承认中文算外语的其中一门，有些学校则不承认。
冯友兰之所以攻读哲学博士，是因为他有一个指导思想：“我的想法是，学校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个学习方案，它所以那样规定，总有一个道理。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随便乱抓，要好一点。”（《三松堂自序》）可见，对少不更事的学生来说，尊重前人经验，按着教学计划去学，循径而入，拾级而上，可避免抓瞎走弯路。尤其对讲究整体基础性的人文学科，“师傅领进门”的方式事实上最快最短，效果也最好。冯友兰这一求学心得，核心即在于尊重前人经验。
1904年，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顾维钧，主修国际政治。他发现课程表里有一门必修的矿物学，大惑不解，便跑去问教务长：“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回答：“没排错。”顾维钧更疑惑了，再问：“我们学政治的为什么要修矿物学，既没用又枯燥。”教务长回答：“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问，用耐心将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教育心理学认为：从小培养孩童的耐心乃教育目标之一。有了耐心才可能拴系毅力，若是心浮气躁，何谈能有其它作为？可见，欧美教育界很早就注意到耐心对求学与人生的重要性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9年前的中国留洋生，根本不用担心“一江春水向西流”，一个个都倦鸟思归，异国再大的诱惑都留不住他们。据1937年的“清华留美同学录”所载1152人中，学成回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哈佛哲学博士李济即言：
一般说来，做留学生的人都想学点什么，以备回国服务，很少（我不能说没有）预备在美国居住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留学生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美国学一点新东西，预备回国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我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度过了我的留学生生活。（《李济文集》第５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1940年，留英6年的杨宪益拿到牛津荣誉学士后，接到两份聘书：一为哈佛大学中文助教、二为西南联大拉丁文教席。但杨宪益还是想回国，便带着英籍姑娘戴乃迭回来了。1948年初，冯友兰回国，在夏威夷过海关，美方验关员见他的签证为“永久居留”，便善意地提醒道：“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答：“不用了。”遂将签证交还验关员。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美国签证，冯友兰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那时的留学生之所以学成必归，除了思乡爱国，经济基础亦是一大原因。1999年季羡林接受杨澜采访，说：“他们（留洋归来者）回来后在国内的生活水平是高级的，所拿的工资300块‘大头’、400块‘大头’，那是很高级了。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1980年代的留学生就没了这份经济基础，回国工作经济损失很大。季羡林说：“我们现在教授工资只等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个月工资的1%。”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