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八国联军在北京
文 | 金满楼
1900年8月12日，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后进抵通州，清军宋庆等部再次战败溃散。此时，北京已是门户洞开，城中隐隐听到炮声。次日，董福祥率甘军迎战联军于广渠门，大败后军纪失控，竟至纵兵大掠，城内未战先乱。当晚，北京上空电闪雷鸣，风雨骤至，各国军队到达京城外围时，整个城里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由于天气缘故，联军暂时停止了进攻。短暂休战的北京城，安静得让人害怕。
报信的传教士半路被杀
到达北京城外后，日军东直门外五里驻营；俄军东便门外三里驻营；法军东城十里外扎营；英美联军驻扎在通州河南岸。当天深夜，急于抢功的俄军逼近城下，首先同清军交火。其他联军得知后也急忙赶来，但让侵略者有些意外的是，北京城墙高大坚固，攻取不易，尽管他们不断用大炮轰击城门、城楼，但清军抵抗坚决，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
直到8月14日清晨，俄军率先攻破东便门冲进城内；日军也随后从东直门入城；法军听说北京城破，也急忙赶来匆匆入城；英军则从广渠门进入北京城。令人心酸的是，京城中人看见英国雇佣兵（印度兵），还有人以为是甘肃回部救兵来了（因其缠头习俗）。是日，百官无入朝者。新任工部尚书徐会澧前去宫中谢恩，到神武门时听到哭声一片，宫中人纷纷逃出，这才知道北京城破。
据记载，美军指挥官查飞将军率部来到使馆区，令他们惊讶的是，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衫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经死亡了”，但实际上，当他们进入使馆区时，“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窦纳乐、萨瓦戈和康格（分别为英、意、美公使）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
相比之下，反倒是联军自己寒酸多了，他们大都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泥土和汗水，皱巴巴地挂在身上。
西什库教堂（北堂）是一个例外。尽管被围攻前得到30名法国水兵和11名意大利水兵的支援，但一直被义和拳包围。当时在北堂避难的人数近3500人，其中包括主教樊国梁和一些外国传教士及修女，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中国教民。近两个月时间里，这里几乎每天都遭到攻击，每天都有人死去，所幸的是，没有清朝正规军前来攻打。最困难时，北堂开始断粮，饥饿的人们哀求着，樊国梁痛哭流涕，束手无策。8月12日，一颗地雷爆炸导致200多人被炸死，其中包括6名意大利水兵。使馆解围后，神父达道西瓯迫不及待地骑了头驴子前去北堂报信，结果半路上被义和拳杀害——这大概是庚子年最后一个被杀的传教士。16日，法国公使毕盛与樊主教相见，“互庆余生，拥抱为礼”，真是恍若隔世。
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性杀戮
8月16日，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三天，一位名叫麦美德的美国人登上前门城楼，他看到了如下凄惨的场景：“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下午，我现在明白战争会使人间变成地狱……城墙下横七竖八地躺着清兵和义和拳民的尸体，使馆区附近的建筑物都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看到一群一群的难民，男女老少都有，正在逃离这个死寂的城市。我们看到几个城门的门楼在燃烧，还看到城中很多地方有大火。”
两个月前（6月16日），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被焚，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在义和拳最盛时，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均深恶痛绝。
义和拳“反洋”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洋人是大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和洋人有关系者均冠之以三毛子、四毛子，依此类推，凡属毛子者，杀无赦。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这场浩劫中的外国遇难者为231人，而被杀的中国教民和无辜百姓则是洋人的百倍甚至千倍不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残酷。入城后，八国联军到处搜寻射杀拳民，北京城顿时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与义和拳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一样，联军也任意指认无辜者为拳民，手段方法几乎如出一辙——同样野蛮。用一位美国指挥官的话来说就是，“我敢说，从占领北京以来，每杀死一个义和拳，就有50个无辜的苦力或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传教士明恩傅也记述说，“许多士兵以射杀外表看上去像一名‘异教中国人’的路人为乐，结果闹得通州附近的广大地区几乎不见人影！”
曾经杀人无数的庄亲王府，在联军入城后再次成为生灵的屠宰场。为实施报复，联军将庄亲王府放火烧光的同时，上千名被指认为拳民的人在此被处死。法军在王府井大街抓获了20个中国人，由于他们拒不提供任何消息而被残忍杀害，一个下士“用刺刀一口气刺杀了14个人”。 一个行抵北京的英国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有几次，我看到美国人埋伏在街口，向出现在面前的每一个中国人开枪射击。”看来，英国记者辛普森关于法军用机枪把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掺杂”的中国人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以至不留一人的记叙，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联军入城后，麦美德在日记中记道：“俄军行为极其残暴，法军也好不了多少，日军在残酷地烧杀抢掠……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女孩自杀而死，以免落入俄军和日本兽军之手，遭受污辱和折磨……通州的一个井里有12个姑娘，在一个大水塘里，有位母亲正在把她的两个小孩往死里淹。”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说，联军攻占北京后，总理衙门的一位下级官员来到使馆，告诉他们发生在哈德门大街西边令人发指的暴行，后来萨瓦戈亲自去了那里，看到小孩被劈开脑袋，妇女被脱光了衣服、被残杀，还可能先是被强奸了。萨瓦戈痛苦地说，“我真希望我能够否认这一切，但我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事实”。
此时的北京，如同地狱。义和拳的纷乱、残败清军的抢掠、八国联军的屠杀，北京的街道上满是尸体，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如山，惨不忍睹。当时正是酷暑时节，尸体一旦腐烂，不仅臭不可闻，还很容易引起瘟疫。洋兵们到大街上强行抓人背尸出城埋掉，不管达官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只要抓住，就强迫背尸，稍有不顺，就用皮鞭猛抽。
因战乱引发的灾难远不止屠杀。日人植松良三在《北京战后记》中说：“北京城内外惨状，颇有可记者……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渗澹，财货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更可恨者，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
罗惇曧在《拳变余闻》中记载，城内外被焚者十之三四，联军大掠，鲜有免者。珍玩器物皆掠尽，不便匣藏者皆贱值出售。一些官吏和家属身穿朝衣凤冠自杀，尸体无人看管，竟至首颈断裂，惨状可知。至于洋兵闯入民居抢劫时，遇到井里填满死人乃常有之事。
无差别、无底线的疯狂抢掠
八国联军入城后曾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但直到侵略军撤离之日，抢劫也不曾停止。洋兵通常以捕拿拳民、搜查军械为名，“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
英国记者辛普森对这些抢掠行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在他的笔下，野蛮的印度兵“于昏夜中走入教民妇女所居之屋，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矜持的德国人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凶猛的俄国人在满载颐和园中掳掠来的珍宝后，还将那些不便带走的珍贵物品施以破坏，“于是有三个美丽无价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数件，雕刻奇巧，亦同时粉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此，就连同样参与劫掠活动的辛普森也有些看不下去，称各国军队虽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其所为之事无异，皆杀人耳，抢劫耳”。
暴行之下，城内百姓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他们挂出白旗或匆忙间制作的各国旗帜，或请洋人写些字条，大意是他们家已被掠夺或标明此处财产已被某个欧洲人保护, 希望能以此避难。但是，“嘲笑着的抢劫者们”仍将它们扯下，毫不手软地进行劫掠。
康格夫人在《美国信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有一天，两个俄国士兵闯入一个中国人家中抢劫，还要侮辱那家的女人和孩子。作为丈夫和父亲，那人反抗了，但没有用。最后他拿出短笛，开始吹奏俄国国歌。俄兵放下抢来的东西，站得笔直，安静地听着乐曲，最后一个乐符结束时，他们向乐手致敬，然后空手走到了街上。故事很有些《读者》的风格，但真实的历史往往很残酷，即使真有其事，恐怕也是偶然（也许仅仅是个故事）——据说这位乐手是赫德乐队的成员之一。
德军统帅瓦德西向德皇报告说，“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的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瓦德西只说对了一半，民间抢掠固然无法算清，但以下数据已足够惊人：据内务府报告，皇宫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四库藏书47506本；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还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联军洗劫了三海、颐和园等地，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器4300余件等；法军从礼王府抢走银子200余万两和大量古玩珍宝，又从立山家里抢走365串朝珠和约值300万两白银的古玩。事实上，在如今欧美各国博物馆中看到任何一件中华国宝奇珍时，人们都有理由联想到1900年的北京劫掠，正如时人记载，洋兵们撤退时，“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捆载而往。”
在毫无节制、持续了许多天的抢劫中，各国参与者们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鲜明特点，譬如俄国人的粗野、法国人的凶蛮；相对而言，美国人要稍讲纪律，但美国官兵大都是冒险家，他们“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瓦德西语）。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抢劫同样无节制，但抢劫活动组织得最好。日军抢劫多为集体行动，据称每次行动前，指挥官怀里都揣着北京的藏宝图，按图索骥，收获最丰；而且，日本人抢得的财物全部归公，并不分给士兵个人。英国人稍有区别，他们的抢劫是自发行动，抢后由指挥官组织拍卖，拍卖所得作为“奖赏金”在军队内部分配。
美国随军记者贾铂说，“北京的抢劫是与义和团有关的最使人惊奇的最无耻行为。这一行为不限于个人或国籍，也不限于男人们。我被最权威的人士告知，抢劫是由女人们发起的。在英国公使馆大门被冲开以迎接联军才五分钟，两名在英国公使馆避难的法国妇女就冲出大门，相互比赛着跑到公使馆大街的某家商店，这是一家和平时期她们经常去的（商店），而且她们知道商店已经没有人了。十分钟后她们回来了，抱着满满的丝绸、刺绣、皮货和宝石，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目睹各种丑剧后，贾铂认为，“抢劫”是“一种疾病”，“我相信所有通过该城市的人无一例外都抢劫了。那些后到的人，他们到达当天最卖力地谴责这一行为，不久就不能抵御他们的朋友们每天外出带回来无价之宝甚至是更有趣的宝贝的诱惑。他们给出的借口是：‘如果我不拿，别人也会拿’。”后来，就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某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
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曾提及，李鸿章谈判时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费解，据他说，李鸿章在翻阅了“摩西十诫”后，建议“把第八条诫律（‘不可偷窃’）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无力阻止联军暴行的李鸿章，也只能以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讽刺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
皇宫的保护与偷窃
8月15日清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及皇后等从西华门逃出，此时联军仍在继续进攻紫禁城，并遭到残余清军的顽强抵抗。由于屡攻不下，美军试图用大炮轰击，但遭到其他联军指挥官的反对——他们可能意识到，这样野蛮进攻的结果将在中国人心中造成无可愈合的伤口。
8月16日，在慈禧太后已经逃走的消息传开后，护城清军放弃抵抗陆续散去，八国联军随后占领各大宫门。之后，各国统领决定对北京城划区占领：从朝阳门到宫城间，划一直线，俄、法占领东边，英、美占领西边，日本占领北边。8月28日，为表示对清廷的轻蔑，八国联军在紫禁城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阅兵仪式，当时各国外交官和指挥官及其2300名士兵参加了阅兵，这支队伍穿过天安门、午门和太和殿，然后出德胜门向北行进。尽管阅兵的时间很短，但在这一刻，耻辱已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上。
阅兵仪式结束后，联军司令官和各国外交官决定关闭紫禁城，等待清皇室返回。事实上，仍有人主张像1860年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干的那样，掳走皇宫珍宝，并将紫禁城夷为平地以泄其愤。但是，多数人的“正确判断”在会上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任何对紫禁城的破坏和亵渎都可能导致清廷迁都别处，而要惩罚拳乱的肇事者、索取巨额赔偿等，都需要中国的“天子”返回北京，这样于人于己都算便利。
之后，联军占领紫禁城四门，其中三门由日本占据，一门由美国占据，另有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法国朱利安·韦奥上校（即后来的作家绿蒂）在其著作《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说，紫禁城两道门都严格地禁止出入，北门由日本兵把守，南门则由美国兵把守。但话虽如此，韦奥上校本人还是在日本兵的通融下进入了紫禁城，并命令太监带路参观了这个皇帝的禁地。在离开皇帝卧室时，上校的勤务兵故意迟迟落在后面，并趁机扑倒在那张挂着宝蓝色床帷的床上嬉闹了一番，其中一个人操着加斯科尼口音不无兴奋地对同伴说，“老兄，这样至少我们能说睡过中国皇帝的龙床了！”
因为是皇宫，各国碍于情面不便公开抢劫，但暗中偷窃则时时有之。在“入宫参观”的借口下，各国高级军官和公使包括其夫人们、随从们难免瓜田李下，顺手牵羊。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就说，即使在紫禁城阅兵时，“皇宫里一些小的珍品无疑是丢失了”，因为一些外交官夫人也都进来了，而她们并不仅仅是来看阅兵的；“在北京一个美国女士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一些雕刻得十分精致的玉器……那是在皇帝的客厅里陈设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文物”。
至于那些无资格入内参观的下级官兵，其中的胆大者也有趁黑夜入内盗窃之事。英国陆军中尉勃纳德私下里承认：“我们自己也抢了一点儿，我得到了一些最珍贵的鞑靼丝绸衣服，如有可能我会把它们寄回家。还得到了一些古玩，但是最大的困难是运输问题。我们来这里时总共只能带四十磅的个人装具，不能带帐篷。”
“入宫参观”和“入宫窃取”，名称不同，实质无异。德军统帅瓦德西抵达北京后，他看到的皇宫情形是，宫中可移动的贵重物件多被窃去，只有难以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故宫三殿前所陈设的八大金缸，因为形巨体重，联军无法窃走，竟将外部之金刮去，刮痕宛然，今犹可见。
瓦德西认为，在慈禧太后逃出而联军未占领的空隙，或许有太监偷取宫中宝物，但为数应该不多。其他各国军队，确实未尝进据宫内。不过，俄国却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但随时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所有宫中曾贴有印签封锁的建筑物，每值参观，则暂行撕去。瓦德西说的“未尝进据宫内”，指的是三大殿之外的后宫，在慈禧太后逃走后，这里由瑜、瑨二妃（原同治妃子）暂时掌管。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这里虽然相对平安无事，但也难免有一些不请自来的参观者不时前来骚扰。
相对而言，美、日两军在联军中还算好的，如时人记载：俄军界内，存者唯狗；法意军界，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日军的表现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原因是日本人在甲午年后初登国际舞台，急于展现它所谓的“文明国家”形象。因此，除盗走户部近三百万两存银等大宗抢劫外，其士兵对占领区的骚扰不算突出。清末新政时以日本为模仿对象（如军事及警察制度），和当时日军的表现或许有一定关系。
德军的特别报复
北京被占领期间，德国人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
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德皇怒不可遏，立刻派瓦德西点兵七千，杀气腾腾赶往中国。为首批德军送行时，威廉二世咆哮道：“你们应对不公正进行报复……你们如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像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麾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直至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德军登陆后，瓦德西将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旅队驻北京，第二旅队驻保定，第三旅队驻天津。在其他联军也参与的捣毁“义和团据点”的行动中，德军承揽了最主要也是最血腥的行动，它在北京的劫掠及随后的远征活动中堪称肆无忌惮。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就记载说，瓦德西特别醉心于死刑，要尽可能多地抓获拳民，处死他们，并当众砍下他们的头，然后把他们的头颅挂在城墙上——而很多时候城墙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据杨柳青某士绅记载，德军每经一地，“如疾风暴雨之骤至”，所到之处，无论官绅百姓，都不乏被抢被杀被伤者。位处京郊的永清县令高绍祥记载了德军的如下暴行：1000多德军来到永清县西门，未加警告便开枪打死清军和百姓200余人。他和某游击出城说理，被德军士兵用枪托打倒在地，并将两人辫子结在一起，长时间逼跪在雪地里。随后，德军又将城内来不及逃走的400多人困在城中，直到勒索了一大笔银子后，德军才打鼓吹号、摇着旗子回去了。文末，高县令不无沉痛地写道：“余回城内，见死尸狼藉，恻裂心肝。”
最令人震惊的是，联军攻占保定后，竟将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等人径直处死。庚子年义和拳鼎盛之时，保定城内教堂悉遭焚毁，“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当时的按察使廷雍站在义和拳一边，因此被联军指为罪魁祸首。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联军分别由京津两处前往保定，当时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原总督裕禄已自杀）亲率僚属开城迎接。联军入城后，次日即将廷雍等四名官员以“纵匪仇教”的罪名处死。荒诞的是，联军审判这些清朝大员时，引用的法律依据竟然是《大清律例》。
德军这种“惩罚性”的远征进行了很多次，每次远征前，德军总以“剿除拳匪、解救传教士和教民”为由，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打听到某处有财宝才采取行动。这些纯粹的抢劫行为，却被冠以军事行动的名义并称之为“惩罚野餐”。对此，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评论说，德军所谓的“讨伐”不过是对北京周围地区的掳掠，“杀了许多他们认为是义和团团民的人”，“而在官方文件中，这些纯粹为了抢劫而进行的搜捕，却被描绘成军事行动。”
德国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2月。瓦德西还企图仿造“天津临时政府”（又称都统衙门，联军在天津建立的临时统治机构），策划一个“统一的中央机关”于北京，即所谓“管理北京委员会”。但瓦德西希望由德国人控制这一机构的企图很快被其他列强看穿，提议无疾而终。
在北京期间，法军和德军还抢去了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这些康熙年间监造的天文台仪器，瓦德西认为其“在科学上固已无甚价值，而在美术上具有极大价值”。后来法国人以“天文仪器有一部分是法国制造”为由要求运回巴黎，瓦德西则认为，这些仪器既在德军占领区，那就应该作为德军战时捕获品看待。最后，法德两国不顾中方抗议而将此瓜分（德多法少），德军抢走了诸如天体仪、浑仪等文物，并将它们运到柏林（一战后才归还中国）。这次的抢劫事件引起了各国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致批评，传教士明恩傅也颇有微词：“这是欧洲大陆军队强盗行径的体现，他们得到最高长官的授权，他们的行为比董福祥手下野蛮人的攻击更不可原谅……”
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的清兵小队长恩海，最后也落到了德军手中。恩海之所以被发现，原因是他拿走了克林德身上的银质怀表，在当铺里当掉时，不巧被日本记者发现表上有个“K”字，结果日本武官很快顺藤摸瓜抓到了恩海。随后，恩海被转到德国人的手中。恩海被德军处死的那一天，也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他的头颅，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后来通过“土库曼”号轮船送到了德国。
历史的反思
经过长时间的骚乱、动荡和杀戮后，京津一带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据他所说，在当时天津的白河上，每天都要派人用长木杆到特定河段去“疏散拥堵的尸体，使之顺流而下”，“在这些漂流物中看到了不少人头和许多无头的尸身”。在沿运河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另一外国人埃玛·马丁也作了以下描述：“沿途有许多被枪打死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在阳光下腐烂发臭，任凭狗咬蛆吃。许多尸体漂浮在水中，发出阵阵恶臭。”类似记载，还有很多。
《庚子国变记》中说，“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韦奥上校也在日记中描述说：“遍地尸骸和瓦砾，除了出没的狼群，还看到被人肉喂饱的凶残的野狗在游荡，自今年夏天以来，它们已不满足于只吃死人了。”这篇日记记于10月20日，他描述的是早已成为废墟的皇城一带。
目睹了这些劫难后，美国人麦美德曾这样反思，“人们会说中国是自取其祸——这不是战争，而是惩罚。但是，当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时，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使欧洲文明史蒙羞的残暴行为，在19世纪的最后几页留下污点呢？”
在华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其毕生积蓄被义和团洗劫一空，但他仍这样警告自己的同胞：军事示威能把现有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斩尽杀绝吗？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吗？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
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说，“事实仍未改变，中国属于中国人，她从来就不希望外国人站在她的土地上。外国人来华后会把他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让他们的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的嵌齿……在最后一搏中，她积聚了不当的力量，试图把外国人和他们造成的影响从她的土地上清除出去……然而……所采用的方式却是极为可悲的。”
历史，就这样残酷得让人扼腕叹息。经历庚子之乱后，京城中很多繁华之地已成一片废墟，有的地方甚至白天都可以看见狐狸出没。糊涂的决策和各种暴行，竟把偌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而最终遭难的多是无辜百姓。
陈独秀曾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从某种程度上说，义和拳的排外主义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在如今的网络语境里，义和拳已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义和拳，义和拳，一言不合便打拳”，这种浮躁、愤懑甚至绝望的气息，和一百多年前何其相似。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非理性的狂躁情绪，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如果任其蔓延，在一个非暴力不足以警醒的社会里，有可能在各种机缘巧合的作用下得到爆炸性的宣泄，其危害不容小觑。笔者记述这些，并非要激起人们的仇恨，而是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无谓的灾难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