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笔
文 | 阎长贵
我不是好流泪和好哭的人。当我接到王海光转来的他和李春生的十几封通信后，内容还未来得及看，首先看了他们最后通信的时间。当看到最后的日期“2013年6月16日”，我再也忍不住了，当即流下泪来，大哭一场，久久不能平静。
李春生与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我是1961年，他是1962年）。毕业后，我分配到红旗杂志社，跟着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1966年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后来又当了江青的第一任秘书。李春生则到了军队，1964年到了林办，当了林彪的学习秘书。我们虽然都知道对方，但“各为其主”，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1968年1月，我被江青抓了起来，关在秦城，一直到1975年才释放，又被下放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在那里劳动和工作5年。李春生在林彪身边一直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前后工作了7年。林彪出逃的那天晚上，李春生就在北戴河值班，当夜和其他同志乘车一直追到了山海关机场。事件发生后，李春生也被软禁起来，集中审查了好几年，后来分配回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2013年3月，我专程去上海访友，与李春生又联系上了，送给他再版的《问史求信集》。行前，研究“文革史”的王海光教授要我向他请教几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问题，我转达给了他，还说：“把我们在‘文革’中经历和知道的事情都写出来吧，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这是借用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陆小宝先生的名言——笔者按）了。”李春生很同意我的意见。
此后，李春生和王海光建立了联系。仅仅三个月时间，他们来往通信十几封，有些通信也转发给了我。我认为这是历史学家与历史当事人的对话，很有意义的事情，有存史的价值，澄清了许多不实的传言，对他们的通信联系很感欣慰，还去信鼓励他们。
2013年9月13日，我到上海，一心想再见见李春生，下榻后马上往他家挂了电话，他夫人接的。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叫阎长贵，春生在吧？”
“他走了！”他夫人沉重而又缓慢地说。
什么？我一下子懵了！不知再说什么，半天才缓过劲来，又怯生生地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
“刚走不久。心脏病。”他夫人哽咽着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讷讷地说：“您节哀顺变吧！多多保重！”就挂上了电话。
李春生才76岁，只比我稍长几个月，怎么就走了？好长时间，我木木愣愣，不知再干什么好。
我算了算，从我2013年3月8日到上海，3月10日李春生到我下榻的宾馆去看我并一起进餐，到9月13日的这次通话，仅仅半年零三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谁能不悲痛？怎能不悲痛？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6月16日，李春生躺在医院里还在给王海光写信，讨论“文革史”的问题。正如王海光同日回信中所说：“您在住院治疗期间，还抽空给我发信说明情况，太让我感佩了！您的身体为重，学问的事情可以长远计议。您们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健康长寿，本身也就是传承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学人可以触摸历史的一种福分。”
抓住现在，以我们夕阳的余晖，给后来人留下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这是我因李春生突然过世产生的第一个想法。
李春生突然过世，使我又想到抢救“文革”历史资料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
四年前，我和王广宇合出《问史求信集》的时候，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半”，“一个”指戚本禹，“半个”指穆欣，三年前穆欣已经作古，现在只剩下一个戚本禹了，“硕果仅存”。戚本禹也已八十有三。俗话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最近，戚本禹写了一篇回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文章，很多人认为他这篇文章对了解“文革”、对认识毛为什么发动“文革”很有价值。而戚本禹仅仅了解这一件事情吗？当然决不是这样的。他亲历了“文革”准备、发动和进行的前两年，他不仅和最高层零距离接触，而且他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尽管他作为“文革”的负面人物，被判了18年徒刑。如果不让他如实地写出来，这对历史、对社会，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吗？而需要这样对待和需要这样做的，并不止戚本禹一个，还有不少人，如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谢静宜等，都是熟悉不少情况的“活史料”。
古话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欲兴其国呢，要不要先知史、治史？无数事实已经表明，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应该说，让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文革”历史的人开口说话——说真话、说实话，恐怕这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一招。衷心希望当政者留意，所有经历过“文革”的当事人留心，把这段痛心、曲折的历史记忆保留下来，给后人以镜鉴，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按——笔者把戚本禹的文章发给了学界几位朋友，他们看后都有诚恳的评价。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谢谢，看了，我相信，可信。”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王海光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东西，可以当史料用的。”求是杂志社科教部主任姚眉平说：“戚本禹的这段回忆很珍贵！算是关于‘五七指示’的第一手资料吧？‘五七指示’可说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精华’。如果能找到陈伯达、杨成武的相关回忆，就更好了，那样可以加以佐证。”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郑文林说：“这篇东西对研究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文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等，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材料。如果能找到戚本禹被汪东兴没收的原件，则价值更大。”
开诚布公地切磋和商榷之风，也是心平气和即真正地贯彻百家争鸣。兹将戚本禹的修改稿以附录方式发表于此，以飨广大读者。）
附 录：
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文 | 戚本禹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要召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并要我通知陈伯达，要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为《红旗》杂志编发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组稿的。完成组稿后，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叫我继续留在上海，参加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和尹达、张春桥、关锋、我等人一起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这一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接着，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红旗》杂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中央办公厅就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同时，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业夫电话后，我就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上了飞机，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给了我们。在车上，我们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信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三人沙发，他自己坐三人沙发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自己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我被调去《红旗》后，就没有再见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平日常骑自行车经过主席居室后门出海办事。偶尔会遇上主席在散步，我远远看见都会立即下车，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主席如看到我，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陈伯达叫吴江、邵铁真去了，没叫我去。
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在单人沙发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在他的边上。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嗳，这杯麦片马奶和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马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殊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之前对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就抄过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就从引述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儿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接着，我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那天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的记忆力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一定要亲笔写，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总理和我们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的东西交给主席。总理还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笑了笑，谈了几句闲话，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对李秀成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当时，我很感动，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并被全党习称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这么紧急召我们去上海，可能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许主席想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一下？后来，我只看到主席批示的文件被印成中央红头文件下发。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海清、国治整理）
（戚本禹注：华东师范大学韩钢教授看到此文，查对了《人民日报》“五七指示”社论，文中有“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提法，未见“共产主义蓝图”的提法。后敖本立发来了韩钢教授对我这篇文章的修改意见，我又多次回想，仍清晰记得当时陈伯达确实向我说过“共产主义蓝图”这句话，为什么正式发表的社论中没了这句话，我也想不清楚，只能存疑。韩钢教授还根据档案，纠正了原文中几处时间、地点的误记，此次发表，均按韩钢教授的指正改过了。谨对韩钢教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