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度山”一案新探
文 | 叶永烈
林彪、叶群、刘少奇、王光美、彭真、陆定一……40多封匿名信将这些政坛人物卷入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而写信的竟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陆定一知不知情？案件是如何侦破的？作者在此作了最新解密——
“基度山”匿名信使林彪坐立不安
从1960年3月起至1966年1月，严慰冰以“基度山”等化名（取义于法国作家大仲马《基度山恩仇记》），给林彪、叶群写了40封如投枪、似匕首的信。这些信，在林彪所住的毛家湾引起了八、九级强震。林彪气急败坏，叶群惶惶不可终日。林彪到上海开会，“基度山”的信便寄到了上海；他和叶群在苏州“休养”，那信又从北京直接寄往苏州……
林彪暴跳如雷，急令公安部作为“要案”追查“基度山”。林彪说，“抓住这‘基度山’，我要把此人剁成肉酱！”……为了保密，公安部把这一“要案”称为“502案”。
严慰冰乃陆定一夫人。陆定一当时身兼如下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严慰冰在1966年4月28日被捕，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人称“文革第一案”。
我着手采访“文革第一案”，是因为严慰冰的胞妹严昭是我多年的朋友。
我结识严昭，是在1979年11月。当时我正在北京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忽然有一位老大姐来找我，说是全国政协工作人员，约我为刚刚去世的傅鹰教授写报告文学。傅鹰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于1979年9月7日病逝。这位老大姐就是严昭。她事先了解我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是我的老师，所以约我写傅鹰的报告文学。严昭还从全国政协为我开了给北京大学的采访介绍信。
严昭的热情、真诚，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身世，更不知道她是严慰冰的妹妹。
郑公盾先生是资深老干部，曾任《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有一次，他跟我谈及严昭曾经是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是严慰冰的妹妹。正在致力于写作“文革”纪实长篇的我，便打算采访严昭，并通过严昭采访严慰冰。
1986年7月10日，严昭给我写了一信。信中说：
我接到郑公盾同志电话，说您要知道我的住址。
多年未见您了，我衷心感激您不忘故旧。我遭到了最大的不幸，家姐严慰冰不幸于今年3月15日凌晨去世了！我五内摧裂！她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她一生坎坷。
听说您有她“文革”中的材料，如有可能我想看看，因为友人均促我为家姐写一传记。我正苦材料不够。
来信请寄北京××××××（在东单）。如您有便来京开会，亦请屈降玉趾！这是慰冰的家（亦即陆定一家——笔者注），因我现在为她办善后事及整理遗稿。
很遗憾，我晚了一步，严慰冰在4个月前去世，无法采访她本人。好在跟严昭联系上了。在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中，严昭是最了解严慰冰的，因为她曾长期住在中南海增福堂——陆定一、严慰冰家中，跟严慰冰有着深厚的感情。就这样，我与严昭重新取得联系。
她读了我的新著《傅雷一家》，于1988年9月26日给我来信，建议我写《严朴一家》：
我因写家姐小传，于今年春、夏两季均在南京，失去相晤机会良可惜也。
您现在在创作什么？乞告。如有暇，我极希望借您如椽之笔写一本书《严朴一家》（或其他名字均可）。现无锡将出版一本《无锡名人辞典》，其中收集了古、今无锡名流。我家得幸被收集了四个人在内。即：父亲严朴，母亲过瑛，大姐严慰冰，姐丈陆定一。这本书可以写成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背景的一大画卷，特别是写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经历坎坷的一幅画卷。记得苏联有本小说：《茹尔宾一家》是写造船工人的；您写的“傅雷一家”是写知识分子的，这一本“严朴一家”可以写革命志士的一家！
如果幸蒙允诺，我将提供您三十万字的文字资料。
您尽可以放开手，大展宏图的。
我在仔细阅读了严昭寄来的一批文字资料之后，最感兴趣的依然是严慰冰。我决定先写严慰冰，再写及她的父母以及严慰冰的丈夫陆定一。
1988年10月5日，严昭给我来信：
我10月下旬在京。请先打电话×××××，届时当倒屣相迎。
在这期间，我将为您准备一些必要的资料。现手头只收集到一部分。
这样，我在1988年10月30日、31日得以在北京陆定一家中，与严昭长谈，进行录音采访。她还交给我一批资料，内中特别是她记述严慰冰病重至去世的日记的手稿《慰冰病中仲昭手记》，极其珍贵。我回沪后写好《“基度山”案件始末》，即把手稿寄严昭审阅（那时候我尚未用电脑写作）。她阅毕之后，1988年12月9日给我来信：
我含着泪读完了它。泪水湿透了我的棉袄前襟！我再一次为过去的种种苦难，为我失去的大姐而流泪！
经严昭审定之后，我把《“基度山”案件始末》给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发表于1989年第5期。我收到杂志后，当即寄给严昭。她1989年10月2日又一次给我写来热情鼓励的信——
我再次为您的撰文感动得热泪盈眶！谢谢您的生花妙笔，尤其是文章的布局十分引人入胜。我去邮局买了10本，已分送亲友。
2008年5月，严昭不幸去世。
近日，我重阅严昭给我的信件、资料，重听当年的采访录音，对《“基度山”案件始末》做了大量修改、补充。考虑到严昭、陆定一都已经故世，在这里，我可以透露严昭当年谈话的一些内容，并就严慰冰案件进行新的探讨——
关于破案的种种“据说”
严慰冰的这些信，常被人称之为“匿名信”。笔者请教了公安部门的朋友，他们说由于这些信都是署名的——虽然署化名，所以不属于“匿名信”，而应称为“化名信”。
不过，严慰冰案件多年来说惯了是“匿名信案件”，因此本文中涉及诸多当事人原话中所称“匿名信”，悉照原文，保持历史原貌，不予更改。
关于严慰冰案件如何侦破，近年来有种种富有故事性的“据说”。
200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先生在《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中，有这么一段“据说”：
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镜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这个故事显得离奇：严慰冰跟叶群同时出现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而且严慰冰踩了叶群一脚？这样的“概率”实在小之又小。正因为这样，黄峥先生用了“据说”。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把事情的起因说成严慰冰被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荒坪著《我的外公陆定一》一书这么写道：
一天，严慰冰去王府井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小偷掏去。她找到大楼的经理，经理得知她是陆定一夫人，便告诉她，对面98号设有一个出国人员和首长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
严慰冰进到98号门市部，由于视力不清，与迎面走来的一个人相撞。这个人便立即尖着嗓子气汹汹地叫了起来：“你没有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叶群！
自林彪取代彭德怀以后，叶群更是气焰日盛。此时，她一副贵夫人派头，盛气凌人地说：“有什么了不起！”
严慰冰却不吃她那一套，回敬道：“你有什么了不起？谁还不知道谁！”
叶群受到顶撞，便口出恶言，大骂起来。
事后，严慰冰找到叶群的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的言行。她所找的总政这位领导人是江西人，严慰冰讲的是上海话，双方都不太懂对方的话，只好笔谈。严慰冰在纸上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联想到那些匿名信……
公安部在林彪的指示下，派了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最终断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之手。
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清泉著《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也采用了这一故事：
1966年初的某一天，严慰冰与叶群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发生争吵，严慰冰状告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的领导人拿着严慰冰写的情况向林彪反映问题，林彪看到这些字迹眼熟，因此想到了匿名信，于是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由此确定这些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
严慰冰案的破案时间
其实，严慰冰案的破案时间，并非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据严昭告诉笔者，早在1963年3月，公安部六局已经侦破此案，知道“基度山”即严慰冰。
自从1960年3月林彪接到严慰冰的化名信之后，便指令公安部侦查“基度山”。公安部六局承办这一任务。他们对“基度山”进行了分析：
第一，知道叶群的丑史，这表明此人乃政界高层人士。
第二，林彪到哪里，匿名信便跟到哪里，更表明此人出在中央。
第三，写信人显然对林彪和叶群充满刻骨仇恨。
林彪和叶群暗暗扳着手指头，历数自己政敌、仇人的名字。毕竟他们积怨太多，“基度山”的嫌疑名单竟是长长的一串……
叶群的心眼最多。她最初怀疑的对象是王光美。
叶群振振有词，因为其中一封信署名“黄玫”，信封上标明此信发自“北京按院胡同”——这“黄玫”与“王光美”音近，何况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托儿所正是在北京按院胡同。王光美家原本在北京旧刑部街32号的三进四合院。王光美母亲董洁如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看到解放初中共特别是解放军许多女干部的孩子无可靠的地方寄养，而她家又很大，可以办个托儿所，解决这一困难。这个托儿所就叫洁如托儿所。后来王光美母亲为了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捐献了旧刑部街32号四合院，迁往北京按院胡同。
叶群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理由没有说出口：林彪正在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因此，王光美成为“基度山”，是有“阶级根源”的。
无奈，一核对笔迹，毫无共同之处。
突然，毛泽东的儿媳妇邵华竟又成了嫌疑对象！为什么呢？叶群指着一封化名“张少华”的信说：“这‘少华’与‘邵华’同音！”
可是，邵华又会有什么“阶级根源”呢？秘密调来邵华的手迹核对，又被公安人员否定了。如此这般，“基度山”竟成了难以求解的“Ｘ”。
叶群细细重读那些化名信，内中有一句指责叶群为“贵妇人”，蓦地，叶群记起了延安的中央医院，记起了严慰冰。
那是在1943年，当严慰冰生病住进中央医院时，叶群也在那里住院。一场狂风暴雨进袭陕北。洪流滔滔，树倒屋坍。林彪住在河对岸，竟下了命令，叫警卫员在惊涛骇浪中泅渡延河。警卫员头上顶着罐子，罐里盛着鸡汤。当浑身水湿的警卫员出现在中央医院，把那罐子端到叶群床前，医院里的护士们、病号们为之震惊，严慰冰为之震怒！“成了‘贵妇人’啦！” 严慰冰对叶群嗤之以鼻……
据严昭说，1963年3月，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来到严慰冰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通过赵进、刘敏调取严慰冰档案。一看笔迹，马上便判定“基度山”即严慰冰。
当时，公安部让赵进、刘敏向中宣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张子意汇报了此案，但是瞒过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林彪咬牙切齿道：“不要惊动陆定一！他老婆肯定是在他的指使下干的。要端，就要来个一窝端。现在干掉陆定一，还不是时候……我们后发制人，要发，就置人于死地！”
在林彪看来，除掉严慰冰易如反掌，而陆定一却是他的重要政敌，欲除之正缺把柄。
陆定一当时是中国舆论界最高领导。自从林彪在1959年9月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大搞“四个第一”、“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那一套。陆定一这位“老宣传”不以为然，斥之为“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林彪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提出“顶峰论”。陆定一则说，如果到了顶峰，马列主义就不发展了，就死了，应该讲“高峰”，高峰上面还有峰嘛。林彪恨不得一口吞下陆定一那“阎王殿”（中宣部的贬称）。当林彪 得知“基度山”原来是严慰冰以后，他由怒转喜了：“哈哈，天赐良机，这下子陆定一非倒台不可！”
林彪强忍着心头的怒火，等待着兴风作浪的时机。
1966年2月初，知道林彪要发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彭真找陆定一谈话。陆定一应约来到彭真家中，彭真把公安部印制的严慰冰化名信的照片给陆定一过目。陆定一明确表态：“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写这样的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字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彭真也明确地表态：“中央知道你不会搞这种事。严慰冰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陆定一说：“这事出在我家里，我应当引咎辞职，听候处分。”
彭真则说︰“你知道，中央对老干部是十分照顾的，你不要引咎辞职。我们相信你，才把这件事告诉你，把信也让你看，如果不相信你，就不这样做了。你去外面转一转吧，不必有任何负担。”
林彪得知之后，冷笑了：“你彭真保护陆定一，我正想把你连同陆定一一起端掉！”
于是，林彪和叶群一口咬定陆定一是严慰冰的后台，化名信是“夫妻老婆店”的“产品”。
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叶群指使手下炮制了一份“文件”，题为《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信件幕后主使人的八大证据》。这么一来，林彪和叶群死死缠住陆定一。乌云翻滚如墨，眼看着炸雷飞雨无处避……
这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却要保护陆定一。在刘少奇主持下，在京的中央常委经过讨论，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为了保护陆定一，要陆定一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严慰冰案由中央处理。
这样，彭真于1966年2月4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钱信忠，说严慰冰和陆定一“吵架”，陆定一没法工作，要他安排陆定一住院。于是，陆定一住进了医院。后来，陆定一又开始出差外地……
“故事”的真实情况
严慰冰案在1963年3月就已由公安部六局侦破，这是确实无疑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会出现种种关于1966年3月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相撞”以至“踩了一脚”的故事呢？
严昭说，1966年3月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相遇，倒是确有其事。
我在1988年10月30日采访严昭的时候，以上记载各种版本“故事”的书尚未出版，我也未曾听说这个故事，是严昭主动向我说起的。那天严慰冰去王府井百货大楼，是严昭陪同的，所以严昭作为亲历者，她的回忆富有权威性。
严昭说，那天她陪严慰冰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二楼购物之后，姐妹俩去附近喝啤酒。在付钱时，严慰冰找不到钱包，这才发觉钱包丢了。于是，严昭陪同严慰冰去98号内部门市部找经理反映钱包遭窃。没有想到，在98号看见叶群也在那里（两人没有“相撞”，更没有“踩”了“脚”）。严昭回忆，叶群见到严慰冰，说了句：“你也来了？”严慰冰一见叶群就来气，说道，“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两人竟然你一言，我一语，在那里吵了起来。严昭记得，叶群在争吵中，骂了严慰冰一句“神经病”，这句话深深地激怒了严慰冰。得知两位高干夫人的争吵，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支部书记刘敏急忙赶来相劝，再三讲“有话好好说”，从中劝开了。
严昭的回忆，并没有说及严慰冰为此写下笔录以及化名信案件因此告破之类“故事”。叶群骂严慰冰“神经病”，这清楚表明，叶群当时不仅知道那些化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而且知道陆定一请医生为严慰冰诊治“神经病”。
严慰冰化名信的内容
严慰冰的这些化名信，总共有40封之多，先是保存在公安部档案室。我与公安部熟悉，曾在公安部档案室查阅过关于马思聪的“002档案”（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在“文革”中从广州偷渡香港的档案），于是1988年11月1日下午前往查阅关于严慰冰的“502档案”。公安部档案室王涛先生接待我，只查到严慰冰履历表一份，当即抄录。据告，关于严慰冰的“502档案”后来作为“林彪、江青集团”案卷之一，保存于中央档案馆。严慰冰的40封化名信，都保存于“502档案”之中。
40封化名信从未公布过，却是严慰冰案件的焦点之一。我问严昭，您看过没有？她摇头，因为严慰冰写的这些化名信，当时从未给她看过，而严慰冰又没有留底稿，或者事后销毁了底稿。信寄出去之后，就被林彪、叶群转给“502专案组”，后来进了公安部档案室。
严昭细细一想，她告诉我，严慰冰曾经对她说起，在化名信中写过一首打油诗。严昭对着我的采访录音机说了一遍。我回上海之后，生怕在整理时出错，又请严昭写给我。她亲笔回复，把严慰冰的这首打油诗写下来——这成为如今唯一得以公布的严慰冰的化名信。
毕竟是多年之后的回忆，严昭写下来的文字与她的口述录音略有不同。以下是根据口述录音整理的严慰冰的打油诗：
搂了一个臭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仔，
封官进爵跳三级，（这是严昭口述时的记录，严昭文字稿为“封官进爵三许愿”——笔者注）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窍生烟抽鸦片，（严昭文字稿只写“七窍生烟”——笔者注）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王把魂招！（严昭文字稿为“十殿阎王把贴招”——笔者注）
严昭回忆的严慰冰化名信内容
这里的“封官进爵跳三级”，指的是林彪利用手中权力，给叶群连升三级。
严慰冰巧妙地利用一、二、三……十这样的数字给林彪、叶群“画像”。在诗的末尾，严慰冰签上了触目惊心的“基度山”三个字。
我在报告文学《“基度山”案件始末》中写及这首打油诗。后来所有关于严慰冰案件的文章、书籍，都是从《“基度山”案件始末》中引述这首打油诗。
严昭在给我写下这首严慰冰的打油诗时，还写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这是慰冰亲口给我们说的，“八”字想不出来，只好用了谐音“拔”字。为了这一句，她不知挨了多少毒打！因为专案组逼供说是：“要打倒头上的毛主席。”以后事实不幸而言中，其实慰冰只是骂林秃子。
严慰冰本人后来则这么说：
在监狱中，专案组硬逼着我承认“拔光了头上毛”是指要打倒顶头上司毛主席。为了此句，我不知挨了多少次毒打。当时我只是要说林彪是个秃驴，确实没有旁的意思，却横遭了无数苦难。谁知道历史偏爱和人开玩笑，我写的数字游戏竟一一得到了验证。
这封化名“基度山”的信，是1966年1月26日严慰冰从北京寄出的。严慰冰知道当时林彪、叶群在上海，可寄给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让他转给林彪。林彪、叶群已经知道寄信者是谁，对严慰冰愈发恨之入骨。
严慰冰的“作案动机”
严昭说：“严慰冰是一个受不得委曲的人，我平时都对她让三分。她的性格是有话不能留，非要说出去。她从来是有理不让人的硬脾气。”对于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严昭是这样说的：
严慰冰信中揭发林彪、叶群的恶行不是捏造而是事实，她揭发林彪为叶群开脱严重的历史问题；揭发他为叶群连升三级；揭发林彪有个人野心；揭发林彪抽鸦片；揭发叶群生活混乱。现在这些事都已为历史所证实。至于严慰冰直接写信给林彪的目的，她在信中也讲得很清楚，是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人们不知，有人知你们的阴谋”，不要有恃无恐！她的缺点是未用真名实姓向党揭发林彪的阴谋。
为了此事，在她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曾问过她：“为何不向党揭发？”严慰冰的回答是，“林彪正红得发紫，揭发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又问：“为什么不用真名写信？”她答道：“怕的是会牵连到陆定一。”我又问：“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干这件事？”她说：“我不愿牵连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发了，也应由我一人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严慰冰本人则是这样说的：
我明明知道老虎是要吃人的。我们乡间有句土谚，谁敢到老虎头上去拍苍蝇？我现在不是去拍苍蝇，而是去打老虎﹗当然，我也犹豫过。写信上告中央吧，谁来听我这个中层小干部的话呢？显然是没有效果的。如果怀疑是我丈夫主使的，则将祸及陆定一和我的家庭﹔忍下去吧，可我又咽不下这口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不足取的办法︰写匿名信。而且这信是直接寄给林彪的。这既可免去有意诬陷的罪名，又可以使林彪、叶群得知，要想一手遮天是办不到的。至少有人知道他俩的阴谋，给他们一个警告﹗即便查出来，我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别人﹗
严慰冰精神病之谜
严慰冰案的另一个焦点，即严慰冰是否患有精神病。众所周知，倘若断定严慰冰患有精神病，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罪行”要轻得多。
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曾这样回忆：
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找谢富治、刘复之和我去，谈的是关于陆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从1960年起已经延续了一个时期了，是针对叶群并直接寄给叶群和叶的女儿的。只要与严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写信人是谁。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当时徐子荣、我和海宇都认为是病态，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头报告彭真，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就把此事放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版）
然而，在我与严昭的长谈中，严昭只说严慰冰极其精明、极其敏感，并举了三个例子：
一是1971年“9·13”事件爆发之后的第十天，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严慰冰便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断定林彪“出了大事”。
二是严慰冰在秦城监狱浴室门口看见一双拖鞋就断定严昭也关押在秦城监狱。
三是出狱之后守在公安部门前达半个月，终于以敏锐的目光从众多进出的工作人员中抓住当年在狱中恶狠狠打她的打手邵名正。
严昭说，她远不及姐姐精明，她排行老二，外号“二木头”。
严昭从未说及严慰冰患有精神病。然而，严慰冰有无精神病，对案件却至关重要。因为一旦证明严慰冰患有精神病，那么那40封化名信都出自精神病人之手，不仅严慰冰“无罪”，陆定一也免受牵连。
陆定一坚持说严慰冰有精神病，他曾这么说及：
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丁凯文先生依据1967年6月13日《卫生战报》第三、四期合刊所载《严慰冰“会诊”案件内幕》一文，指出自1961年至1966年，陆定一曾为严慰冰组织过六次专家会诊，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诊：1961年3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粟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广州（当时，陆定一和严慰冰住在广州）。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第二次会诊：1963年夏，公安部门已经查明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严慰冰。这年11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五十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还向薛透露了严慰冰攻击林彪一家的行为。
第三次会诊：1966年2月18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第四次会诊：1966年2月21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月22日和23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第五次会诊：1966年3月4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会诊：根据第三、四次会诊，医生建让严慰冰服用药物斯特拉金。由于药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医生们再次给严慰冰做了会诊，询问了病情，并为严慰冰作了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据当时病历记录），但没有对前几次会诊的诊断提出异议和疑问，仍按原治疗计划给以药物斯特拉金服用。
前文提及，据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曾经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自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
严慰冰本来是个正常人，在延安时候并没有精神病。家族中也没有精神病史。严慰冰在1952年去医院检查精神病，是由于当时她极度烦躁，在家中与丈夫陆定一无端吵架。
陆定一曾经这么说及：
严慰冰是个好人、好同志。她本来没有神经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的副部长)的儿媳妇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俩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在大会上宣读，要她们交代问题，一直搞了三年，不给她们一次发言的机会。迫害他们的人心虚理亏，不敢让群众听到她们的答辩。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神经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由于蒙受不白之冤，严慰冰一度患上了失眠症、烦躁症。医生认为这是在政治运动中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所致，并未认为她患精神病。随着时光的流逝，失眠症、烦躁症离严慰冰而去，严慰冰的情绪也就恢复正常。
陆定一一再申辩：“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不言而喻，陆定一是借严慰冰“患有精神病”减轻案情。
陆定一是否知情
严慰冰写化名信，陆定一是否知情？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陆定一始终坚持说自己不知情。笔者向严昭提出这一问题时，严昭没有明确予以答复，说她不清楚。
陆定一强调严慰冰患了精神病，那是在1960年3月她写了化名信之后。从1967年6月13日《卫生战报》所透露的1961年至1966年陆定一为严慰冰组织的6次专家会诊，可以看出，正好与严慰冰“作案”的时间相吻合。尤其是后面的4次会诊，密集地安排在1966年2月中旬至4月初，而这段时间风狂雨猛，正是陆定一将倒而未倒的时候。
在笔者看来，陆定一一次次请医生为严慰冰会诊精神病，越是临近倒台，越是会诊频密，毋庸讳言，这反而证明陆定一是知情的。
陆定一未曾参与或者鼓励严慰冰写化名信，这是无疑的。在一开始，陆定一未必知道。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8号〕，指出：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这份中共中央文件是在林彪当权时印发的，其内容是否真实，有待查对。
陆定一当时反复强调两点：一是严慰冰患有精神病，二是他不知情。这两点正是在那样特殊的岁月，面对林彪的强势攻击，陆定一不得不采取的自我保护的策略，可以理解。
陆定一当年斩钉截铁地宣称自己不知情，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历史终于翻过那苦涩的一页。今日重新审视严慰冰案件，陆定一当时是否知情这一问题，可以重新探讨。
关于严慰冰的缺点
严慰冰为人正直，敢怒敢言，这是可贵的。但是严慰冰也存在缺点，尤其是她曾化名“黄玫”，影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所为。
王光美是怎样看待严慰冰案件的呢？
王光美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的访问时，谈及了严慰冰案件。在黄峥著《王光美访谈录》中，记录了王光美以及刘少奇之子刘源对于严慰冰案件的谈话——
黄峥：光美同志，能不能请您顺便说一下您所知道的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如前所述，应为化名信，不是匿名信——笔者注）的情况。
王光美：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刘源：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写匿名信、化名信是不足取的。对于胞姐严慰冰的缺点，严昭也说了实事求是的话：
严慰冰已为这个缺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关了13年，揪去了头发，打聋了耳朵，敲掉了牙齿，在狱中时，九死一生，出狱时体无完肤，还得了致命的疾病……
严慰冰的这个缺点，还导致她的多位亲属、医生及相关人员蒙受牢狱之灾，一度使王光美成为嫌疑对象。
2014年1月7日